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期刊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那是作家们文学追求的自然表现和英雄壮举。他们要发表自己的创作，苦于没有平台，便聚在一起，找一位赞助单位或个人，创办一家刊物，定期发表自己的作品。其内容多是争论、纪念、评述、译介，其中甚至不乏讣告和文字游戏。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开始编织文学情节，但从不奢望载入史册。这完全是一种前途未卜的痴迷和冒险。这些期刊一般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只是偶尔给人以惊喜。它们面临诸多困难，除非领导集体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和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否则，一般都不能持久，有的只有创刊号，便无下文。
这时期文学期刊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泛泛的叙事、新书预告和文学生活。优秀的刊物向读者推介新的作者或思想家，开启新知识或新想象的大门，有自己的追求和个性。它们为读者提供信息，其语言风格适合读者口味，因而往往受到读者的青睐。不过一旦它们的风格有变，不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后者便会抛弃它们。
最典型的文学期刊一般都是年轻人的舞台。他们追求创新，或者有共同的美学、哲学或政治理念。这些刊物一般都是短暂的，传播也不稳定。随时间的推移，有的会引人关注，一般是因为刊物的作者后来成了名人。
最重要、持久的期刊一般是由成熟的文化人或文化机构编辑出版的。其内容由领导集体共同决定。有经济支撑、技术人员和发行团队，能支付并选择作者的，方能持久。
还有一类期刊，是大学、科研单位或专业协会办的刊物。这类刊物的选材有严格界限，一般限于作者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它们代表着各自国家的文化学术水准。
报纸的文学副刊是文学生产的自然延伸，它已构成文学期刊的特殊门类。有的是综合性副刊，也有的钟情于文学，尤其对文学批评、新书预告更感兴趣。
这些早期的文学期刊，都是私人创办的，有的还是单一作者，现在这样的情况已很少见，但毫无疑问，它们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期刊的源头。
自十八世纪的后三分之一至今，西班牙语美洲有一定水平的文学期刊约几百种，算上水平差一点的就更多了。这些期刊大约可分为六个时期：1.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学报和期刊；2.独立战争后的第一代（1820—1830）；3.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风俗主义时期（1830—1896）；4.现代主义（1896—1916/1920）；5.先鋒派（1920-1950）；6.当代（1950至今）。
自十八世纪初开始，在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国家推行的智力开放政策的鼓舞下，在利马、墨西哥、危地马拉、古巴（哈瓦那）和哥伦比亚（波哥大）出现了正规的期刊。这是新生事物，使西班牙语美洲开始放眼世界。刊物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西班牙王室和欧洲的信息，总督辖区的重大事件，来往船队的靠岸和离港，市政公告，寻人启事，失物招领，讣告，宗教节庆，大学生活，出版者的人生经验和品德教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十八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出现了早期的文化和文学期刊：在墨西哥有安东尼奥·阿尔萨特与何塞·伊格纳西奥·巴尔托拉切办的刊物，在利马有《秘鲁信使报》，都是信息性的，热衷于科学、艺术、建筑、医学常识的传播，巴尔托拉切的《飞行信使》倾向于向大众普及科技和农业知识，有时也刊登一些文学作品。
十九世纪初，《墨西哥日报》诞生了（1805—1817）。那是一个政治动乱的时代，不久后便爆发了独立战争。由于刊登时政文章有风险，容易被查禁，出版者卡洛斯·玛利亚·德·布斯塔曼特和哈科沃·德·维亚乌鲁蒂亚便大量刊登诗歌、戏剧评论、描述社会和风俗习惯的文章、新书信息和色彩纷呈的广告。在《墨西哥日报》发表诗作和文章有影响的作家有修士路易斯·德·纳瓦雷特、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桑切斯·德·塔格勒和阿纳斯塔西奥·德·奥丘阿·伊阿库尼亚等新古典主义作家。他们一般都用笔名或化名，要么就用词头的字母来代替自己的名字。所写内容多是关于信仰、爱情、田园牧歌、生存环境或儿时记忆。寓言诗也颇为常见。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即1823—1828年，在伦敦建立了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移民中心，那里的书店和图书馆创办了西班牙语文学刊物，发表创作和译作。最有名的是《美洲文丛》（Biblioteca Americana，1823）和《美洲汇编》（Repertorio Americano，1826—1827），出版者是大名鼎鼎的委内瑞拉人安德雷斯·贝略（Andrés Bello）和哥伦比亚人胡安·加西亚·德尔·里奥（Juan García del Río），前者是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老师，后者是哥伦比亚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其办刊宗旨在于文化创新和传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了贝略的两首长诗《致诗神》和《热带农艺颂》，被誉为“美洲的席尔瓦a”，不仅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也是美洲知识界的独立宣言。在十九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化和文学生活有了极大的拓展，文学期刊是其主要支撑之一。所有的西班牙语美洲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创办了文学刊物，水平虽参差不齐，但都是其国家文学演变的集中体现。
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刊物一般都是周刊，当时尚无广告，靠低廉的售价维持。如《墨西哥集锦》（El Album Mexicano，1849），周六出版，二十四页，一幅版画和一幅彩图，成本价两个半雷亚尔，售价三雷亚尔。随时间推移，版面也不断扩大。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刊物《新年》（El A o Nuevo， México，1837—1840）和《小姐日历》（El Calendario de las Se oritas， México， 1839—1843），不过巴掌大小，到后来的《复兴》（墨西哥，1869）和《艺术家》（墨西哥，1847—1875），版面就大得多了。
那时在刊物问世前，一般要先出简介，预告新刊物出版的时间及特点，诸如纸张、插图、周期以及文本特色之类。此外，在创刊号卷首，依惯例，出版者要写一篇导言，除了创刊宗旨，还要对国家的政治生态以及在“可怕的灾难中取得进步的可能性”做一番理性的阐述。只有在十九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文学期刊才真正是由作家群体创办的。此前，一般是由印刷者策划，有时他们同时又是期刊的领导者，邀请当时的著名作家与其合作。
刊物的内容以抒情诗、人物传记、文学评论、历史和科学随笔为主，格调要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有时会穿插一些关于卫生、温度计、蚂蚁的习性、印第安人的风俗、地理或建筑常识等大众关心的话题。有时，刊物的文本是由两三位作家撰写的，在此情况下，他们多用化名。
这些期刊，并非只为有文化或专门的读者写的；十九世纪的前三分之二，人们把文学作为和读者交流愉悦情感的手段，并以此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扩展他们的文化知识。在发表多种多样的文学创作的同时，也移植或翻译外国的出版物，时尚宣传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精美的巴黎或马德里时装经常在刊物中出现，许多知名作家也会不惜笔墨，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刊物插图多是当时的画家们绘制的城市、建筑、风景或人物。通过十九世纪的期刊，可以明显看出从取悦读者的“杂拌儿”向真正文学期刊演变的过程，欧洲历史掌故逐渐被各国自己的传记和杂文以及更广泛的科学研究所取代。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西班牙语美洲的现代主义时期。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现代主义”与文学评论界一般所说的西方现代主义不是一回事。在世界文坛，“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西班牙语美洲，但在三十年后，欧美文学界却无视这一事实，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现象仍然称作现代主义，这便导致了名称的混乱。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现代派在西班牙语美洲叫先锋派。
現代主义期刊不仅催生了本土文学创作的创新，而且在引进外国文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尤其在诗歌方面，既体现了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创作的勃勃生机，又大量翻译了法、英、葡、意、德等国诗人的作品。在此期间，《蓝》（墨西哥，1894—1896）是现代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刊物，它为鼓励西班牙语美洲诗坛向北美和欧洲开放做了卓越的贡献。在短短的三年中，发表了九十六位拉丁美洲十六国（不包括墨西哥本国）诗人的作品。在这些诗人中，鲁文·达里奥首当其冲，发表过五十四次；胡里安·德尔·卡萨尔和桑托斯·乔卡诺各十九次；何塞·马蒂十三次；发表过六十九位法国诗人的作品，超过了西班牙的三十二位，其中包括波德莱尔、巴贝尔·多尔维利、科佩、戈蒂埃、埃雷迪亚、雨果、勒孔特·德·李勒、黎施潘、苏利·普吕多姆、魏尔兰等。此外，还发表过海涅、王尔德、易卜生以及俄罗斯小说家的作品。在通信欠发达的当年，现代主义者们对世界优秀诗人和作家的传播堪称壮举。应当指出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旅行家，尤其是去当时文学创新的摇篮巴黎，还有一些去美国。何塞·马蒂流亡到欧洲、墨西哥、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纽约。达里奥自我流放到圣萨尔瓦多、智利、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西班牙、纽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最后又返回故土尼加拉瓜。
1920年至1950年，西班牙语美洲文化进入成熟期。法国人称之为“两战之间”，不过那是从1919年至1939年，西班牙语美洲称先锋派时期。无论称谓如何，都需要做些具体分析。拉丁美洲未受两次大战之苦，尽管也曾参与其中并在政治及文化方面受到战争的影响；另外，和其他诸多文学倾向一起，西班牙语美洲的“先锋派”又是自成一体。民族主义、唯美主义、革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诸多“主义”，土著主义、文化寻根，尤其是一流作家和文化先驱的出现，这一派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一直持续到1950年。
对西班牙语美洲先锋派的发展，文学期刊发挥了推波助澜乃至引领潮流的作用。在此期间，各国的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笔者难以详细介绍，在此仅点点“门牌”而已：
阿根廷：《多棱镜》（1921—1922）、《马丁·菲耶罗》（1924—1927）、《船头》（1922—1923，1924-1926）、《我们》（1907—1934，1936—1947）、《南方》（1931—1981）、《绿色记忆》（1942—1944）。
哥伦比亚：《新人》（1925）、《西印度杂志》（1936—1951）。
哥斯达黎加：《美洲汇编》（1919—1939）。
古巴：《前进杂志》（1927—1930）、《根源》（1944—1954）。
智利：《雅典娜》（1924—1964）、《巴别塔》（1939—1951）。
危地马拉：《危地马拉杂志》（1945—1948，1951—1952，1959—1960）。
墨西哥：《现代墨西哥》（1920—1923）、《尤利西斯》（1927—1928）、《当代人》（1928—1931）、《墨西哥大学》（1936—1939）、《墨西哥文学》（1937—1947）、《车间》（1938—1941）、《罗曼语》（1940—1941）、《浪子》（1943—1946）。
尼加拉瓜：《圣卢卡斯工作坊笔记》（1942—1951）。
秘鲁：《阿玛乌塔》（1926—1930）、《话语》（1936—1937，1939—1941）、《寓所》（1947—1949）。
波多黎各：《冒头》（1945—1954）。
乌拉圭：《笔杆子》（1927—1931）、《数字》（1949—1955，1963—1964）。
委内瑞拉：《星期五》（1939—1941）、《民族文化杂志》（1938—1940）。
1950年以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进入成熟期，并在“文学爆炸”期间形成了高潮，但文学期刊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依然受环境和经费的制约，在此仅以阿根廷的《金甲虫》和《船头》为例。
《金甲虫》（1961—1974），创办于1961年，主编阿贝拉尔多·卡斯蒂略。它不仅是一份文学刊物，在评论界看来，也是那个年代观察阿根廷紧张的社会形势的方向标。如1967年11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杀害（同年10月8日）以后，主编阿贝拉尔多·卡斯蒂略写下了这样的话：“你们没有杀死谁，而是使一个人永生。不仅如此，在 10月8号以前，人们还可能怀疑是否有人为他人奋斗，干革命，掌握了政权，又抛弃一切，再重新开始……选择并遵循一种宿命……”这段话已经成了阿根廷人民的集体记忆。从这段话不难看出，《金甲虫》的办刊宗旨和思想倾向。
《金甲虫》原本是美国作家爱伦·坡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名字，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它或许是阿根廷首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这不仅因为它有自己的社会承诺，更因为它突出了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
《金甲虫》的编者和作者有两个特点：一是思想坚定，超越时间的推移和政权的更替，始终坚持以文学为批判和改造社会的工具，正因为如此，他们也经常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二是他们虽然尊重自己的前辈（博尔赫斯、卡萨雷斯、奥坎波等），但他们并未遵循精英路线，而是更加接近广大群众。他们用准确无误的语言，让扭曲的社会现实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从而激起他们的愤怒（当时虽然还不是军人执政，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已在外流亡）。
这样一份有追求、有担当的刊物却未能持久，在1974年停刊了。笔者查阅了不少资料，均未说明其停刊的原因。据笔者推测，像这样批判性、革命性突出的刊物，在当时的阿根廷社会，恐怕是很难找到经济支撑的。1977年，刊物的两位创始人阿贝拉尔多·卡斯蒂略和丽丽亚娜·艾克尔又创办了视觉艺术的刊物《鸭嘴兽》。
阿根廷另一份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是《船头》，创始人是在阿根廷和在中国均颇负盛名的博尔赫斯。1921年，博尔赫斯从西班牙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将“极端主义”诗歌引入阿根廷。当时在阿根廷首都有两个文学团体：弗罗里达（Florida）和波埃多（Boedo），二者都是所在地的街名，前者更关注文学艺术，后者更关注社会政治；前者更关心知识界，后者更关心劳动大众；前者在市中心，后者在城乡接合部。二者各有自己的刊物。《船头》（Proa）即“弗罗里达”一派的文学刊物。该刊物创建于1922年，其核心人物就是博尔赫斯。编辑部就设在他家，负责装帧设计和插图的就是他的妹妹诺拉赫·博尔赫斯。办杂志的费用是合作者每人每期拿出五十比索，不足部分由慷慨大方的著名高乔小说家里卡多·吉拉尔德斯补齐。杂志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大书店免费赠送。创刊的初衷就是“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热衷于文学的人”。当时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是阿根廷国内的著名作家，还有欧洲不同流派的重要作家。他们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船头》打破了现代主义的桎梏，给文学和出版提供了新的模式。
和另一家先锋派期刊《马丁·菲耶罗》相比，《船头》的视野更开阔了，兼容并包，既有马雷恰尔的幻觉浪漫主义，也有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形而上写作；既有罗贝托·阿尔特的叙事技巧，也有吉拉尔德斯的美洲主义；既有智利的创造主义，也有法国圣琼·佩斯和苏佩维埃尔的新象征派。总之，他们的唯一追求是作品的“个性化”。
《船头》的创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然而如前所述，办好一个刊物，光凭激情和努力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经济基础。《船头》出了三期，纸张用完了，吉拉尔德斯的慷慨解囊停止了，杂志便难以为继了。
两年以后，1924年，《船头》又复刊了。博尔赫斯依然是刊物的核心，开本是19×15厘米，近乎“以书代刊”，封面是单一颜色，七十页。刊有一些广告，以补贴费用。编辑部依然设在博尔赫斯家里，装帧和插图依然由他的妹妹诺拉赫负责。这一次出了十五期，刊物中聚集了重量级的诗人、散文家和艺术家。1925年，《船头》由于经济问题又搁浅了。
热爱有时会不惜代价。1982年，阿根廷先锋派诗人布兰丹·卡拉法和博尔赫斯商量，想使《船头》重新起航。但经济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六年后，1988年，博尔赫斯已经去世，曾经给他做了八年助手的阿根廷作家、诗人罗贝托·阿利法诺使沉没了六十多年的《船头》重又浮出水面并扬帆起航。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如今它已成了阿根廷乃至美洲重要的文学刊物。
在此期间，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有帕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埃尔内斯托·萨巴托、胡安·何塞·埃尔南德斯、卡米洛·何塞·塞拉、何塞·阿雷奥拉、尼卡诺尔·帕拉、胡安·里斯卡诺、豪尔赫·爱德华兹、埃尔维奥·罗曼罗等众多闻名遐迩的作家和诗人。
《船头》曾为阿根廷当代短篇小说、民间文化，为法国、智利、意大利、德国、墨西哥和乌拉圭等国的文艺创作，为我们所熟知的加西亚·洛尔卡、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胡安·鲁尔福、奥克塔维奥·帕斯、巴勃罗·聂鲁达、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人办过纪念性专刊。
《船头》不仅是一本杂志，也是一家出版社。办公地點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乌拉圭大街1371号，这是阿根廷已故著名作家卢贡内斯的故居，也是阿根廷作家协会会址。《船头》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智利、乌拉圭、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发行。在此还要说明的是，《船头》和阿根廷作家协会在同一地点办公。阿根廷作协和我们中国作协有很好的关系，许多中国作家访问阿根廷都是他们邀请的。2010年，在笔者访问阿根廷期间，他们还出版了委内瑞拉诗人不里塞尼奥·格雷罗与笔者合译的吉狄马加诗选《时间》。
除了经济原因，政见不同也是导致刊物停办的原因。墨西哥《新闻日报》的文化副刊就是个典型事例。这家副刊题为《墨西哥文化》，创始人兼主编是费尔南多·贝尼特斯。经常在《墨西哥文化》上发表作品的均非等闲之辈，其中就包括阿丰索·雷耶斯、奥克塔维奥·帕斯、胡安·鲁尔福、卡洛斯·佩伊塞尔、艾莱娜·波尼亚托夫卡、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等著名诗人和作家。这是墨西哥当时最出色的文化刊物。但由于坚持要在副刊上发表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写的一篇关于古巴的报道，费尔南多·贝尼特斯被解除了主编职务，从而导致了刊物的消失。
无独有偶，奥克塔维奥·帕斯主编的杂志《多元》也有类似的经历。1968年，为抗议墨西哥政府在三文化广场镇压学生运动，帕斯愤然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但并未立即回国。1971年，他回到墨西哥，时任《至上日报》主编的胡里奥·斯切雷尔去拜访他，邀请他办一份属于《至上日报》的政治性刊物，帕斯接受了邀请，但他要办一份文学和思想争鸣类的刊物，取名《多元》。顾名思义，它不仅要为拉丁美洲代言，也要介绍国外的文学、艺术、哲学、政治以及知识界的情况。刊物办得风生水起，给墨西哥的文化生活和思想界带来了新的变化，俨然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多元》出了五十七期。1976年，由于不满当局的审查制度，《至上日报》主编胡里奥·斯切雷尔被解雇，帕斯和他的团队为了声援自己的朋友而抛弃了《多元》。三个月后，帕斯和原班人马创办了《回归》，并领导这份文学刊物，直至去世。
《回归》和《多元》一脉相承，依然靠官方和企业家的广告做经济支撑。至1998年4月，共出了二百六十一期，受到评论界和读者广泛的好评。1987年，《回归》又扩充为出版社，帕斯兼社长。先后出版过三套丛书：“文学坊”“反思”“想象”。“反思”丛书以杂文、文学批评和政论为主，“想象”丛书以虚构和诗歌为主。后又增加“奇异岛”丛书，出版高水平的名家名著以及杂文、评论和叙事作品。
众所周知，帕斯是一位刚直不阿的诗人、文人和哲人。在是否刊登一篇涉及瓜达卢普圣母的杂文的问题上，他和一位赞助商产生了分歧，对后者的意见置若罔闻，从而导致了后者釜底抽薪，给杂志造成了经济上的拮据。帕斯在世时，凭借他的威望和人格魅力，《回归》尚能坚持。但他去世后，就难以为继了。
总之，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期刊，色彩纷呈，争奇斗艳，难以尽述。本文挂一漏万，是名副其实的“一瞥”。
a 席尔瓦（la silva）是一种诗体，诗句由11音节和7音节构成，不限行，也不限韵，有时还可以是散体。这种诗体在17世纪的剧作中颇为常见。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