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温州金乡镇为样本，见中国近四十年巨变。
——题记
前言 我为什么写《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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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意外之书，可细想起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现在想来，当初答应写金乡，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意思，属于不冷静行为。但是，我要说明的一点是，自始至终，我没有后悔过，哪怕一刹那的念头都没有。如果有的话，大约是担心我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这本书的书写，不能将那片神奇土地和那群性格各异的金乡人有效地表达出来，有愧于他们对我的信任。是的，这是我唯一担心的事。
此事得从头讲起。2017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三傍晚，我和朋友吴家悻在茶室闲坐，偶遇苍南县委宣传部部长林森森。闲聊之间，他谈起想找人写一本关于金乡的书。他为何会有此念？说起来有一段因缘。大概5年前，他看了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萌生找人写一写金乡的念头。他当时的想法是：梁鸿写出一个真实的梁庄和梁庄人的生存状况，可是，梁庄或许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缩影。他觉得，应该有人来写一写中国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图像。他敏感地认为，金乡是个值得写的地方。金乡为什么值得写？他有他的理由和情怀：第一，金乡建制于明洪武二十年，是当时朝廷派信国公汤和筹建的全国59座抗倭卫城之一，与天津卫、威海卫并立，至今已600多年，是座有历史沉淀的古镇；第二，金乡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第一个年生产总值超亿的乡镇，是以商品经济发达闻名的乡镇，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回望与反思金乡的人和事，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回望和梳理中国这四十年来的得与失。
林森森告诉我，为了写金乡，他找过苍南籍的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黄传会之前写过《中国一个县》，写的便是苍南县。可他觉得再写金乡，难以写出新意。林森森后来又找苍南县作协主席陈革新，陈革新觉得不好写，他身在其中，左右为难，更担心迷失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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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和黄传会、陈革新都有过交流，他们没有接手最大的原因，是认为金乡不好写，分寸难拿捏。
当然，我答应写金乡也有我的想法。我太知道这样的活不好干，这几乎算是一个半官方任务，而且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写这本书，束手束脚是肯定的，吃力不讨好是肯定的，干得不好，将自己这些年来苦心积攒的一点微薄声誉也赔进去，这点几乎也是肯定的。这不是自寻死路嘛。从这一点来讲，我几乎是知难而上了。
所以，我当时便对林森森说，写金乡可以，但得答应我两个条件：一，你不能干涉我的写作，不能要求我写什么以及怎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我的事，写成什么样也是我的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我的作品，我负全责。而且，我还要求，作品出版之前不让他看，除非是我主动提供。二，这不是一本歌功颂德的书，肯定也不会是一本图谋不轨的书。我会以经济的视角写金乡，尽量不带偏见地书写金乡的人物与风物。我会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给金乡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这本书里，体现的是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的是我对金乡这四十年来人事变迁的思考和判断。这些判断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你不能干涉甚至企图改变我的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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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写金乡，还有一个原因。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书写和建造一个叫“信河街”的地方，我关注和研究“信河街”上的富人，他们是中国富人，往小了讲是东部沿海城市的富人，如果直接一点，甚至可以将他们看作温州富人。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他们生活的变迁和精神裂变，我一直在分析他们和这个时代的隐秘关系。我关注和研究他们，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群被称为时代英雄的人，表面上是他们创造了财富，可实际上他们被财富吞噬了。表面上是他们推动了时代发展，实际上他们是被时代绑架前行。这是英雄们的悲哀？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老实讲，我对这个“发现”信心不足，我犹豫，我怀疑，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希望这个“发现”是错的，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希望改变我的悲观主义。正是抱着这个目的，我答应写金乡，我想以金乡为样本，分析中国近四十年之变。也希望以金乡的实例来击碎我的“幻想”。
我没有想到的是，林森森居然同意了我的“任性”要求，用他的话讲是，“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
两周之后，也就是2017年2月13日，林森森带我去了趟金乡，和当时的镇委书记谢磊开了一个碰头会（三个多月后，谢调任，宜山镇委书记李传力转任金乡书记）。我的朋友吴家悻也在场，他是苍南县民政局副局长，那天正好在金乡调研。会上指定金乡宣传委员林华礼（后由宣传委员黄通帅负责）协调采写事宜，宣传办主任董能为联络人。林森森在碰头会上把话讲得很明白，金乡镇不能干涉我的采写，更不能对我的采写提任何要求。类似的话，他此后在金乡的不同场合多次提起，他甚至对被我采写的对象说，只有将一个人的优缺点都写出来，这个人才是立体的，才是丰满的，才是真实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我知道，作为一个宣传部部长，他这么说有点不得体了，他讲的话应该是高大上的，是正面的，是积极向上的，是完美无瑕的。我当然知道，他场面话讲得很好，滴水不漏，他这样讲是在为我开路，为我“排雷”，为我“扫清障碍”，为我写金乡提供尽可能大的空间。他和我是“同伙”。
我從林森森多次在金乡为我“排雷”的行为看出了两点：第一，他对我写的金乡充满期待，虽然他从来没有问过我采写进度，我觉得，正因为他从来没问，这种期待才可能更迫切；第二，他对金乡充满信心，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他对金乡的历史文化有信心，对金乡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样“信心爆棚”。他没有回避金乡的不足，以及金乡在发展过程中滋生的问题。不回避正说明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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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便是材料收集阶段。也就是“摸情况”。在这之前，我对金乡多少还是有点了解的。知道金乡是抗倭古城，知道金乡包装印刷企业多，知道金乡人很早去上海办企业，知道金乡有一种城外人听不懂的城内话，知道金乡城内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或者叫骄傲。但是，我知道，这些认识都是一鳞半爪的，是一知半解的，是浮光掠影的，是不成体系的。我的前期任务便是将这些杂乱无章的认识理顺，将这些认识有机地串联起来。坏了，这里又碰到问题了。在“理顺”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体系的构建过程。也就是讲，我会将这些认识纳入我已经构建的“小宇宙”来，金乡便成了我的金乡。这是最可怕的事了。如果金乡成为我的金乡，那将是一座有序却单一的城邦，是一座只有我的标签和气息的城邦。我不要这样的金乡。那不是我理想中的金乡。我理想中的金乡是混乱而有序的，是庞杂而单一的，是人声鼎沸而又静水流深的，是风狂雨暴而又风和日丽的，是深藏不露而又生机勃勃的，是混沌而又清晰的。
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将我僵硬而狭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加于金乡，我要做的只是发现和挖掘金乡，理解和呈现金乡。无论是金乡人物还是金乡事物。当然，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在于，如果这本书里缺少了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呈现出来的金乡将是混乱无序的，将是面目模糊的，没有精神高度和气质的。可是，如果将我的判断过多地体现在这本书中，又可能有失于对金乡整体性的认识，那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当然，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我将以何种形式来表现金乡。黄传会多次来电，詢问采写进展。每一次，他都会谈到书写的结构问题。他甚至说，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书写金乡的成败。黄传会是前辈作家，他的善意提醒，是建议，也是担忧。我认为他的担忧切中要害，非常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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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讲过，我将以经济视角来了解金乡，深入金乡，挖掘金乡，剖析金乡。一方面，经济视角和经济领域是我这些年的研究切入点和关注方向，是我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视角和经济发展是深入了解和剖析近四十年中国进程的一把钥匙。我对此深信不疑。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在选择人物之时，首先想到的便是经济人物。我想到了研制电动汽车的叶文贵，想到了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想到了徽章大王陈加枢。他们属于成功人物，功成名就，被誉为时代英雄。他们是金乡人，更是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在走进并逐渐进入他们的人生时，是将他们放在当下中国的整体环境来考量的，而金乡只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他们成功或者失败的根源之一。譬如叶文贵，我在描写他前期的创业时，无论是场景还是数字，都是客观的，是坚实的。那是一段已成定论的历史，我不做妄评。我将描写叶文贵这个人物的重心放在研制电动汽车上，因为我坚定地认为，这是叶文贵对当下中国最大的贡献，无论是科技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叶文贵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凭一己之力，将中国研制、生产电动汽车的历史整整提前了二十八年。这是叶文贵的成功之处，是他六十八年人生最为闪亮的一笔。我认为，有了这一笔，叶文贵便足以载入史册。可是，我同时也发现，叶文贵的悲剧也正来源于此，他的悲剧也正是“整整提前了二十八年”。如果叶文贵是在二十八年后的今天研制出电动汽车，因为国家政策的支持，因为市场的巨大需求，几乎可以肯定，叶文贵将会成为一个中国经济巨人，一个新时代的明星，享受他应该享受的光荣和荣誉。可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打量，成为经济巨人的叶文贵，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动物，或者说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将中国研制、生产电动汽车的历史整整提前二十八年”的叶文贵，却成了一个倾家荡产的人，成了一个落寞者和失败者。而我恰恰认为，这正是叶文贵的可贵之处，也是叶文贵留给这段历史的价值和警示。再譬如王均瑶，这个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承包飞机和航班的农村青年，他从湖南长沙承包飞抵温州航班的那一年，才二十五岁。在这里请允许我套用一句老话：他的一小步，是历史的一大步。没错，这句话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讲的，那一年，王均瑶才三岁。二十二年后，王均瑶用他的行动证明，他的一小步，也是历史的一大步。他成了中国包机第一人，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人，他因此举而载入史册，更因此进入民营航空领域。要知道，在他之前，在中国，这个领域一直操控在国有机构手中。这是王均瑶的历史意义，更是现实意义。遗憾的是，王均瑶38岁英年早逝，令人神伤。可是，我在书写王均瑶的时候，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正是：一个人创造的历史和他寿命关系之有无。再譬如陈加枢，这个徽章大王，他并不是金乡最早做徽章的人，最早做徽章的人叫林永志。可是，陈加枢用近四十年的不懈坚持，从一个退伍文艺兵演变成中国徽章大王。在陈加枢身上，我看到了坚持的力量，看到了文艺无穷的作用，看到了精益求精的意义，看到了特立独行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一枚徽章何其微小，相反，世界何其庞大。在走近和深入观察陈加枢之时，我有力而又辩证地看到小与大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和谐统一，神奇美妙。
叶、王、陈是金乡名人，他们大都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从某个方面来讲，他们代表金乡，从更大的方面来讲，他们代表某个时期的中国。
当然，我清晰地知道，他们只是金乡的一部分，他们只是金乡的某一个层次。金乡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各个层次的人物是组成金乡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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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方面来分，我所写的金乡人主要由两类人物组成：一类是在外的金乡人；另一类是在内的金乡人。
在外的金乡人还有武者白植富、金乡第一美女邓美玉、教授夏敏、上市公司老总苏维锋、“易经大师”顾金勇等人。在内的金乡人有：金乡活字典金钦治、金乡名人胡长润、小镇歌唱家史秀敏、“70后”税务官陈彦柏、京剧盔头制作者夏法允、市井奇人沈宝春等人。
必须说一说缪存钿，他曾经是金乡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个慈善家。现在是个破产者，身负巨债，寄身养老院。我觉得他是金乡的一面镜子，是金乡的历史和现实，是金乡硬币的另一面，是金乡组成的重要部分，是必须正视和反思的重要内容。在金乡近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像缪存钿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曾经辉煌过，失落过，崛起又跌落。正是因为有他们，才组成一个完整的金乡。
我还写了缪存良和缪新颖父子，缪存良和缪存钿是堂兄弟。缪存良从十三岁开始当学徒，学习发业务信和印刷技术。他从“信”起家，以“纸”打天下，通过四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将企业做到全国龙头。更为难得的是，缪存良无论在业界还是社会都拥有良好口碑。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缪新颖，他是个“80后”，留学归来，满怀理想，锋芒毕露。缪新颖的人生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个比普通人高的起点，能做成普通人做不成的事。可是，他也有他命中注定的责任和义务，他必须接手父亲创办的企业。更主要的是，他必须在父亲的基础上，做出属于他的景象和格局。一对父子，两个时代。其实，他们面对的问题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将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世界，完成一个大写的人。对缪存良来讲，他已经书写了过去和现在的传奇，而留给缪新颖的，是一个坚实的现在和未知的未来，这个未来将取决于缪新颖对未来世界的判断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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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请允许我表扬一下我的朋友吴家悻，每次去金乡蹲点，他总会想方设法跑去陪我喝一次酒，有时不止一次。他还多次陪我去上海和杭州，多次帮我搜寻有代表性的金乡人，甚至动用私人关系让金乡人接受我的采访。如果从更早的源头算起，也可以这么讲，写金乡是因他而起，他是云朵，如果没有他，雨是下不起来的。我第一次和林森森去金乡开碰头会时就说过，写《金乡》这本书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金乡人，包括金乡镇委镇政府的人。现在看来，更包括林森森和吴家悻。他们俩和我一样，都是原始作者。
我写的在外金乡人中，大多是商人，绝大部分是成功商人。我知道，他们不能完全代表金乡，他们只是金乡的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正是我想表达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四十年金乡的成就，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四十年中国的成就。话也可以反过来讲，金乡或者中国的不足之处也在他们身上展露无遗。
这两年里，我接触了近百位金乡人，有的写进书中，有的还没来得及写。譬如种田能人杨鲁维。在小商品经济还没有席卷金乡之前，农业是这里的主业，解决温饱是金乡人遇到的最大问题。1940年出生的杨鲁维是个种田能手，后来在老城公社农科站当农技员，指导农民种田。杨鲁维一辈子与农田打交道，退休以后依然在家卖种子、化肥和农药。他这辈子最担心的事是粮食不够吃。他看到日渐荒废的农田，忧心忡忡。或许有人会觉得杨鲁维的担忧是杞人忧天，可我觉得他的担心正是他存在的独特理由。还有将企业搬迁到上海的史训国、同春酒厂的张春、面包车主陈法庆、包装厂厂长刘维钢、阿程排档的老板娘、殷家后裔殷春微、退休教师林华忠等等。他们身上无不烙着近四十年中国发展的历史印记，他们是组成金乡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是这部《金乡》的主要人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和他们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甚至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种影响将让我此生受益。
我写《金乡》的缘起和理由大致如此。
第一章 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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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贵死了。
2017年3月13日，凌晨五点，叶文贵走完传奇一生。享年六十八岁。讣告和相关报道都提到，叶文贵曾经被誉为“温州第一能人”，他代表一个时代。时代造就了他，他也推动了时代发展。所以，他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者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叶文贵的表弟薛成平后来告诉我，叶文贵十二日下午还在绘制叶家祠堂图纸，画完后，他觉得不舒服，在床上躺了一下，下午送到温州附一医已不能开口讲话，医院诊断后，说他身体里的器官都不行了，属于“机器老化”，转不动了。凌晨3点，家里人将叶文贵运回金乡，五点去世。
我见到薛成平的时间是2017年8月4日下午，地點在金乡南门外红膜厂。红膜厂是金乡人对它的简称，全称为金乡包装材料厂。你如果坐上三轮车，对司机说去叶文贵的工厂，司机立即会问：是南门外的红膜厂？是的，厂址位于南门外金亭路8号，占地十八亩，共八幢厂房（对外号称九幢），厂房一层高七米，异常空阔。是叶文贵在1983年斥资建成的。在1983年，七米的高度，至少可以建两层楼。
薛成平的妈妈和叶文贵的妈妈是亲姐妹。他十六岁开始跟随叶文贵，一跟便是三十九年，可以讲是跟随叶文贵时间最长的人。1995年之后，叶文贵基本将工厂事务交给他打理。薛成平身材壮实，脸相憨厚，他告诉我，叶文贵喜欢喝酒，喝多了喜欢骂人。但叶文贵从来没有骂过他，因为他从不跟叶文贵顶嘴，叶文贵说什么他听什么。我问薛成平，你和叶文贵喝酒机会多吗？薛成平说，不多。叶文贵喜欢一个人喝慢酒，一边喝一边想心事。谁也猜不透他心里想什么。
薛成平带我参观厂房，叶文贵生前住在最南面一幢，他和老婆陈星初住二楼。薛成平带我上二楼，门锁着，他摸了摸平时放钥匙的地方，空的。他告诉我，陈星初平时都在温州照顾儿子，很少回来。回到一楼，他打开仓库，仓库里停着一辆牌号为“浙江03试0062”的小轿车，车身橘红色，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车门朝上打开，如后备厢的盖子。我以前多次在报纸和电视上见过叶文贵设计和生产的电动车，这是第一次见到实物，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脑子里恍恍惚惚：这便是叶文贵的电动车？这便是叶文贵的“滑铁卢”？这便是系叶文贵荣辱一生的电动车？这便是真正体现叶文贵超前意识的电动车？
墙角停着几辆废弃电动车，轮胎瘪气，车身到处是窟窿，白色的外壳被雨水和灰尘侵蚀成斑驳的黑色，更显得厂房的破败和萧条。边上有一个人工池塘，用丝网围起来，里面有几只黑天鹅，发出呱呱呱的叫声。薛成平告诉我，叶文贵喜欢养天鹅，一共养了六只，为了养天鹅，他让人专门挖了这个池塘，他没事便在池塘边喂天鹅。我和薛成平走近池塘，六只黑白相间的天鹅见我们靠近，发出更响亮的呱呱声。听见天鹅的鸣叫声，让我突然有物是人非的感伤。
八幢厂房，大多租出去，一幢住家，正门进去左边第一幢自己生产。薛成平带我进去参观，里面只有一台机器。薛成平告诉我，这台机器也是叶文贵二十年前设计的，现在还能用，但也只有薛成平一个人会用这台机器了，因为它已经成了古董。我问薛成平，包装材料厂现在主要生产什么产品？薛成平笑了笑说，客户需要什么我们便生产什么。我又问，这么一台老机器，生产得出客户满意的产品吗？薛成平指着机器说，别看它又大又旧又笨重，速度可一点不比新机器慢。我们参观时，机器静卧，厂房里也没有工人。薛成平解释说，白天的用电比晚上贵，工厂都是晚上开工，白天休息。
我想和薛成平深入聊一聊，他跟随叶文贵多年，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和细节，所以，提出去他办公室坐坐。薛成平说，我没有办公室。这出乎我的意料，问他，你从来没有办公室？他回答，从来没有办公室。我说，既然如此，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聊聊。薛成平见我这么说后，带我进了大门左边的一个厂房（也是租用叶文贵的厂房），这个小工厂主要生产汽车内部装饰品，我看到地上堆放一排排玩具小汽车，薛成平告诉我，这不是玩具小汽车，而是汽车里的香水瓶。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我妻子车里便有一个小汽车造型的香水瓶，形状跟这里的产品一模一样，说不定便是这里生产的。
薛成平带我进了隔间，是用磨砂玻璃隔出来的一个办公室，里面开着空调，有一套茶具。小工厂的老板正在泡茶，得知我是来写叶文贵的，显得很热情，又是敬烟又是泡茶。他说，叶文贵是他的偶像，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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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贵1950年生于金乡鲤河菜场边上的渔行巷。他祖父叶王增是银器老司，是金乡城有名的善人，传说他每年除夕傍晚都会登上狮山，察看哪家没有亮灯，或者哪家烟囱没动静，他默默记下来，下山后，悄悄将钱塞进他们家门底下。叶文贵父亲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当工人，直到退休才回金乡。叶文贵一直和母亲生活在金乡，1969年10月10日，他作为金乡最后一批知青支边黑龙江，金乡知青主要落户两个地方，一为华南，一为七台河。号称当时金乡第一美女的邓美玉是同一批赴黑龙江的金乡知青，她后来告诉我，她落户在华南，叶文贵自己选择去七台河，因为七台河有他比较讲得来话的朋友。
在七台河一个只有五十来户人家的山村落户一年后，叶文贵首先发现了赚钱商机，他得知七台河矿务局需要很多铁锹柄，铁锹柄是松木做的，而他们所在的村庄边上便是林场，松木多的是。叶文贵牵头与八位金乡知青合伙，每人出资两元，从温州买来木旋床和锯子，办起了锹柄厂。他们和七台河生产资料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对方表示“做多少要多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叶文贵根据铅笔刨原理，自画草图，自制了加工铁锹柄的机器。办了铁锹柄厂后，他们九个知青原本每天只有三元工资，一下子增加到了四十三元。
为了方便铁锹柄厂运货，也为了村民出行便利，叶文贵牵头，出资建设了一条村庄通往七台河市的绕山公路，他在公路尽头的杨树上挂了一个“小金乡站”木牌。有了这条公路，吸引了很多周边的村民迁居到“小金乡站”附近，不久以后便形成了一个集聚区。1993年，七台河市正式命名此地为金乡村。
1980年，叶文贵怀揣八万多元巨款，从黑龙江返回金乡。这在当年的知青中应该绝无仅有吧。
返乡后，叶文贵曾到文成县民政局所属的五金厂上班。他只在五金厂上了一年多班。至于离职的原因，叶文贵曾经对外说，他为了能够每天喝一瓶當时售价11元的茅台酒。言下之意是，五金厂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应付他当时的开支。但是，我认为叶文贵的离职必定有更为充足的理由：他当时怀揣八万存款，已经尝到了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甜头，绝对不甘为了一个铁饭碗而苦守山城文成；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他敏锐地捕捉到当时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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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黑龙江返回金乡之时，金乡的包装印刷行业已经起步，比他大两岁，后来创办温州金乡永丰公司的同乡陈逢友已经办过三十岁寿宴，自称“富人”了。整座金乡城弥漫着商机，叶文贵不会感觉不到。
所以，他经过观察发现，金乡人搞家庭工业需要一种原材料——铝板，当时是一种紧缺材料，金乡交通不便，为什么不直接生产铝板呢？叶文贵便将十七个无业的亲友组织起来，各投资四百元，合办了一家轧铝板厂。
四个月后，不但收回成本，还有近二十万利润。冲突出现了。绝大部分股东想分掉利润，而叶文贵想利用利润扩大生产规模。
在冲突面前，叶文贵选择了退出。这也是他后来被引为传奇的经历之一。他一手创办了轧铝板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却隐身而退。非一般人所能为也。
叶文贵从轧铝板厂拿走了属于自己股份的7万元，开始了另一段创业。他发现，金乡当时最火的两个产品是铭牌和饭菜票，几乎垄断全国市场。但是，他发现，金乡生产这两个产品的外包装——塑料证件外套和资料夹，所用的机器都是小功率的高频热合器。因为机器功率小，压合不了大尺寸的产品。叶文贵萌生了研制大功率高频热合机的想法。叶文贵自小便有这个爱好，他在黑龙江七台河自制加工铁锹柄的机器，便是此爱好的体现。他自画设计图纸，购买配件，和工人一起装搭、调试，居然很快研制成功。他拿出所有资金，成立了一家完全由自己控股的高频热合机厂。
机器研制成功了，工厂也成立了，产品也生产出来了。但叶文贵不卖。他一点不傻。他深知，这种机器短时间内没人可以复制，他这是奇货可居啊。为此，他在金乡开了四间大功率高频热合机加工店，承接来料加工。直到这四间店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时，他才开始出售大功率高频热合机，每台售价四千八百元，净利润两千八百元。
出售大功率高频热合机还有一个原因，叶文贵此时发现了另一个商机，他发现，金乡生产饭菜票所用的原料是PVC薄膜，而这个原材料必须从外地购进，货紧价高。叶文贵便想：为什么自己不能办一家PVC塑料薄膜厂呢？
一年之后，叶文贵的金乡压延薄膜厂投产了。他为金乡的包装印刷企业解决了原材料问题，货源充足，价格便宜。价格为什么便宜？因为中间少了运输环节，最重要的是，叶文贵所使用的原料主要是从本地企业回收的边角料，极其廉价，因此，即使价格比外地便宜，依然有极高利润。
叶文贵的金乡压延薄膜厂投产两年，产值达四百万，纳税十八万。超过绝大部分国企。一时间，叶文贵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从1980年到1983年，叶文贵根据金乡的产业特点，先后办了轧铝板厂、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包装材料厂、蓄电池厂、微机仪器厂。这六家工厂，他办一家火一家。他每办一家新工厂，便有一批人学样追随。
那段时间，用叶文贵自己的话说：挣钱就像印钞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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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特殊时期。叶文贵是那个特殊时期的英雄，是一颗闪闪发亮的明星。
2017年2月22日，我到上海闵行区浦江镇百发制衣有限公司总部拜访白植富。白植富是当年金乡著名拳派——“四十二豹”“第一号人物”，人称“豹头”，一身硬功，得自南少林真传，是当年金乡社会上响当当的人物。白植富告诉我，叶文贵也是“四十二豹”中的一员，但他不以功夫见长，不过白植富和他关系密切，甚至专门为他打了一架。白植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去上海发展，开始做印刷包装，后来做服装辅料，20世纪90年代自创服装品牌，如今是上海滩知名企业家。为人低调，深藏不露。他对我说，叶文贵太聪明了，他的脑袋瓜子转得比谁都快，谁也跟不上他。
短短四年时间，积累了上千万财产。被誉为“温州第一能人”。1983年，胡万里到任苍南县委书记，在他的提议下，破格提拔叶文贵为金乡区副区长，想通过叶文贵带动发展乡村经济。后来有人做了横向比较，叶文贵被誉为“温州首富”“温州第一能人”称号时，“后来生产娃哈哈的宗庆后还在乡下种茶，正泰电器的南存辉还在街头补鞋，而阿里巴巴的马云当时正创造了一个奇迹——高考数学只得1分”。
叶文贵一时风光无两。他的许多生活怪癖也开始在坊间流传。有人说他每天喝一斤白酒，而且只喝茅台。有人说他晚上不睡觉，一边喝酒一边想事情，要不就是在画图纸，各种机器的图纸。有人说他喜欢现金，不喜欢支票，每次去银行，都是拎着个大麻袋，从银行出来，大麻袋又鼓又重，只能放肩头扛。
薛成平告诉我，叶文贵喜欢喝茅台酒是真的，年轻时喝一斤白酒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年纪大了，喝一斤就醉了。但叶文贵平时喝得最多的还是金乡同春酒厂生产的同春酒，偶尔也喝竹叶青，茅台酒只有高兴的时候，或者好朋友来的时候才喝。薛成平经常去他家汇报工作，叶文贵也拉他一起喝酒。薛成平说叶文贵可以喝一个晚上，第二天蒙头大睡。所以，叶文贵不大喜欢参加亲戚朋友的宴席，他还没有喝到兴头上呢，散席了。多么无趣。薛成平说叶文贵喜欢画图纸是真的，他画各种机器图纸，也画鱼行街老房子改建后的图纸，包括后期他画叶氏祠堂的建筑图纸。这方面他无师自通，是奇才。
叶文贵成功了。
葉文贵的成功有时代原因，更有他自身因素，他的胆魄、意识、技术及实干都是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成功使他有了自信心，让他觉得自己能干事，能干成事。自信心又使他对自己有了更大的要求和抱负，对时代及世界有了更开阔更大胆的想法。有一点叶文贵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也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或者说不想干什么。他当上副区长后，虚荣心的满足很快便过去了，接踵而至的是各种会议，他觉得开会是浪费生命，便找各种借口逃避会议。这哪里行呢？一个副区长怎么可以不参加会议呢？最后，叶文贵向当时苍南县领导委婉提出去意，领导大概也觉得叶文贵不太适合“当官”，他的长项是办工厂，那么，还是让他好好发挥长项，为当地创造更多财富吧。于是，悄悄下了一个文件，免了叶文贵的“官职”，这和他轰轰烈烈上任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让叶文贵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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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当了，叶文贵的辉煌还在继续。
1985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到金乡，闻名到他工厂参观，听完叶文贵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见解后，评价叶文贵是“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1986年10月28日，《温州日报》在头版头条为他刊发题为《农民企业家的气魄》，盛赞叶文贵。更绝的是，同期《温州日报》，还刊发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撰写的近两千字评论，标题为《希望涌现更多的叶文贵式人物》。1987年3月，德国《明镜周刊》记者专程来金乡采访叶文贵。同年，浙江省召开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是唯一的会长候选人，但他坚决不干。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浪费时间。1987年，全国评选出百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九十九名去北京领奖，唯独叶文贵缺席，他的理由也只有一个：浪费时间。
时间不够用，这大概是每一个创业者的最真实状态。
对于这段时间的叶文贵来讲，坊间还流传着一段传说，他和他的女秘书冯兰英（音）好上了，据说冯兰英是乐清人。当然，只是坊间传说，所有的报道里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是，我觉得从这件事可以探测到叶文贵的人性深度以及他作为一个男人的真实性。在传说中，叶文贵已近乎神，近乎传奇。那是因为叶文贵的思想和行为超越了一般人的界限，所以被神化。而作为一个个体的叶文贵来讲，他当然是个真实的人，是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是个对“食色”有着正常需求的男人。金乡第一美女邓美玉曾经对我说过，叶文贵曾经“追求”过她，这点我相信，他们还是一起远赴黑龙江支边的“战友”呢。邓美玉告诉我，她后来和叶文贵成了好朋友，和叶文贵老婆陈星初关系也很不错，陈星初也是一起赴黑龙江支边的“战友”。邓美玉对叶文贵不吝赞美之词，认为他是个能人，是个奇人。我理解邓美玉的意思，能人也罢，奇人也好，她欣赏，可以成为朋友，但是，接纳成为婚姻对象，可能又是另一个命题。
2017年7月8日下午，我去金乡第五巷拜访金乡原镇委书记金钦治先生，金先生已是八十七岁高龄。我们先在他家客厅聊他的人生往事，以及他的人生感想。他见证了金乡发展，也参与了金乡建设。他是一个受金乡人尊重的老人，大家称他“金老师”。后来，金钦治先生带我去了一趟狮山公园，看他八十周岁时和家人一起种下的一百零八棵桂花树。从狮山公园下来，在半山腰，我们谈起了叶文贵，叶文贵比他小十九岁，但他们是好朋友，叶文贵听他的话。金先生对叶文贵突然离世感到无限惋惜，谈到了叶文贵的家庭，谈到他的妻子陈星初，谈到他的儿子叶茂光，以及两个女儿叶秀秀和叶小晔，最后谈到了他女秘书的事。金先生告诉我，陈星初知道叶文贵和女秘书的事后，也没有闹，只是跑回娘家了。以前的妇女都是这样，在夫家受了委屈，唯一的出路是跑回娘家。金钦治先生知道此事后，去找叶文贵，叶文贵还在床上蒙头大睡，他做叶文贵的思想工作，让叶文贵去将陈星初接回来，他告诉叶文贵，因为你的身份特殊，是公众人物，所以，你的事情不仅仅是你的家事，而是社会的事，甚至是政府的事。
我能理解金钦治先生为什么会对叶文贵讲这样的话。金先生是1931年生人，他那个年代的人，家庭婚姻观念坚固。这是传统美德。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叶文贵是名人，是企业家，是金乡甚至温州的标杆人物，他如果和原配离婚而娶了女秘书，不单单有损于叶文贵个人的声誉和形象，也有损于金乡和温州的声誉和形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大大的不妥啊。
我曾经做过想象，如果叶文贵跟妻子离婚，娶了女秘书，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想，如果叶文贵真的跨出这一步，那肯定是另一个叶文贵。当然，对于处在当时环境下的叶文贵，他注定是不会跨出这一步的，这大概便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
事情发展的结果是，叶文贵接回陈星初。他回到了原来的轨道，选择最坚硬最有把握的事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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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叶文贵造车和女秘书的离去有关。
有一种说法，叶文贵的造车梦始于他在黑龙江知青时代；另一种说法是，某一天，叶文贵在电视中得知台湾和大陆一共十六家汽车厂商，却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品牌，于是，他决定争这口气。
这两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都有道理。真实不真实？我觉得都真实，都是叶文贵最后付诸行动的源头动力所在。但是，我觉得还缺少一个导致叶文贵造车的直接理由，或者说是契机。
我分析，叶文贵造车的直接理由至少有三个：一，他对小打小闹已经没有兴趣，对他来讲，多办一个工厂，无非多赚一笔钱而已。这多么缺少挑战性啊。二，他想干一票大的，能够引起轰动的，一票对于当时中国来讲绝无仅有的大事。他有这个胸襟和抱负。当然，你也可以说叶文贵有点异想天开。是的，胸襟抱负和异想天开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是孪生兄弟。三，叶文贵充满了自信，从黑龙江七台河农场开始，他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和把握，对技术的改造和运用，从来没有失败过。他相信自己能造出汽车来，能成为中国私人制造汽车第一人。
叶文贵跨出了这一步，而且跨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他要造的不是一般的汽车，而是节能环保的电动汽车。
叶文贵在金亭路8号的厂房里重新出发了。用的依然是以前办工厂的套路，查资料，画图纸，能买到配件便买，市场上买不到的配件便自己做。
这是叶文贵的过人之处，他充满自信。不就是造辆汽车吗？如果下定决心，火箭飞船他也照样造得出来，并且是凭他的脑子和双手便能完成。可以想象，当时叶文贵内心肯定有一个高耸而闪耀着光芒的目标，那个目标像珠穆朗玛峰一样耀眼。可以肯定，那不是一座雪山，而是一座火山。一座燃烧得滚烫的火山。他肯定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夜不能寐，肯定为这个想法喝了一瓶又一瓶茅台酒，肯定一通宵一通宵地喝酒，肯定画了无数张图纸——有些图纸他画出来了，有些图纸留在脑海里。
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叶文贵这个决定过于突兀了，甚至是异想天开了。很多工人便是在此时离开了叶文贵。道理很简单，叶文贵如果继续办工厂，等于工厂的门一打开，钱便像潮水一样涌进来。这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造汽车呢？鬼知道能不能造出来，即使是已经成了半个神仙的叶文贵，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半仙突然发了“癫”。汽车是高科技，是四个轮子在路上飞奔的怪物，是领导干部才能坐的，是电影上才有的新奇货，叶文贵突发奇想要造汽车，完全是不靠谱的事嘛。明摆着有钱不赚，却花钱花精力去造看不见摸不着的汽车，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当然，没有人明显站出来反对，谁也没有。因为要做这件事的人是叶文贵，是办一家工厂火一家工厂的叶文贵，是个能自画图纸自制机器的叶文贵，是拥有千万身家的叶文贵，是个被传奇化了的人。像叶文贵这样的人，他如果开口说要造原子弹，谁敢肯定地说他造不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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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次，叶文贵感到难度了。他买来所有能找到的与汽车相关的书籍，研究汽车的各个配件和模型。他发现，造汽车与研制铁锹柄加工机和大功率高频热合机不同，这个要复杂很多。那些机器再复杂，也只是在厂房里原地劳动，而汽车是要在路上奔跑的，而且是载着人奔跑。我的天，这跟造飞机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叶文贵知道自己力不能逮，他意识到，这是真正的高科技，必须向高科技人才求助。他去了上海、西安、北京等地，慕名去汽車厂和研究所找专家。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来金乡。
当时温州不通飞机，连火车也没开通，出门只有一条104国道，从金乡到杭州，路途顺利的话，也得二十四小时，如果遇上道路塌方（常有的事），在路上一停便是一天。那时候的金乡，无异于是一个荒蛮之地，大城市的汽车研究专家凭什么到这个天涯海角来？但是，叶文贵是有魅力的，他的魅力是要凭个人力量造汽车，而且是电动汽车。这对于研究汽车的专家来讲，不能不讲是个巨大诱惑。可是，现实的情况是，没有一个专家愿意为了这个诱惑而抛弃大城市的工作。诱惑再大，也只是一个泡影，现实才是最坚硬的。
面对这种情况，叶文贵提出了“星期六工程师”方案。那些专家既可以继续在大城市工作，也可以抽空来金乡帮叶文贵攻克造车难关。
六个月后，叶文贵造出了第一辆电动汽车。大部分配件是自己造的，这中间包括大功率的蓄电瓶，当然，包括汽车外壳，也是叶文贵和工人用榔头敲出来的。那是一个线条坚硬的汽车外壳，有点像叶文贵棱角分明的脸形。
叶文贵将这辆车命名为“叶丰”牌。“叶”是他的姓，“丰”大概是丰收的意思吧。
1990年，“叶丰1号”拿到了国家级新产品证书。也就是说，叶文贵制造的汽车拿到了身份证。不过，叶文贵很快便发现“叶丰1号”的致命伤，不是外观，不是舒适度，不是发动机，而是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这对电动汽车来讲是相当致命的。1990年10月，混合动力汽车“叶丰2号”诞生了，叶文贵将“叶丰2号”的成果在中国电动汽车研讨会上做了交流，引来了不少专家和厂家的关注。
1992年初，深圳一个厂家找到叶文贵，愿意出资五千万元人民币，要求只有一个：和叶文贵共同开发电动汽车项目。
绣球抛过来了，叶文贵接不接？如果在以前，叶文贵肯定不接，他辛辛苦苦造出来的汽车，为什么要和他人共享成果？这不是他的性格。但他这时想接，而且是很想接，因为他需要钱。三年多来，为了造车，叶文贵投入了上千万。也就是说，他前八年积攒下来的千万身家已全部花光，花钱的速度之快如烧钱。更可怕的是，叶文贵发现，钱还得继续烧下去。可问题是，他已经无钱可烧。所以，他对深圳抛来的五千万动心了。他知道，有了这五千万，他就能让自己造的汽车轻松地跑起来，他的汽车梦便能实现。可是，他碰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当时温州市一位领导不同意这个合作，理由很简单：叶文贵造的电动汽车，是温州几十年来最重大的科技项目，不能随便给了别人。作为一个地方来讲，这话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只是多少有点狭隘。叶文贵可以一意孤行造汽车，但他不敢对抗领导。这点意识他有。可是，对于他来讲，如果想继续造车，钱便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坎。他比任何时刻都需要钱。他找人向市领导转达了自己的想法，得到的答复是，钱的事政府会帮忙想办法。与深圳方面的合作泡汤了，最终，政府方面也没有帮忙解决钱的问题。叶文贵没有责怪政府的意思，造车是他个人选择，这本来就是他一个人的战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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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叶文贵的人生词典中没有失败这两个字，更不会被钱困住手脚。他有的是办法啊。他是金乡第一个以企业发行股份的人，一股一千元。他这行为估计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他还有占地十八亩的厂房，可以卖，也可用厂房抵押借钱。他确实这么做了，将厂房一座一座抵押出去，将抵押来的资金继续投入造车试验之中。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么做，谁也不能，因为叶文贵心中的造车梦还没有完成。有梦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梦有一种魔力，会将现实和理想有选择性地隔离开来，无视现实的残酷，而沉浸在理想的幻影之中。对于叶文贵来讲，他的理想幻影是真实的，是触手可及的，那就是他的电动汽车。这点多么重要。
1994年秋天，“叶丰3号”诞生。这是叶文贵理想中的电动汽车，最高时速一百零九公里，充电三小时，可续航二百公里。红色的车身，外壳线条流畅，像美女的身材玲珑有致。车门不是侧拉，而是像螳螂手臂向上翻开，新颖而优美。浑身散发出时尚感。叶文贵对“叶丰3号”很满意，内饰和外观都符合他对汽车的要求。
车是造出来了，摆在叶文贵面前的问题变得无比复杂。造车之前，叶文贵遇到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如何造出汽车；另一个是如何造出更好的汽车。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问题。就像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要解决的只是学会走路的问题。可是，当他学会走路后，前方便出现无数条路。
现在叶文贵的面前便摆着无数条道路，这不是路，而是坎，一道道必须跨越的坎。而且，这些坎他绕不过去，他必须一道道去面对，一个个解决。第一个问题，他造出来的电动汽车卖给谁？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有多少人能买得起他的电动汽车？第二个问题，买了他的电动汽车怎么充电？在哪里充电？谁出资出力安装充电桩？第三个问题，即使解决了前面两个问题，他如何解决整车批量生产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他如何解决后续资金跟进？第五个问题……问题几乎无穷无尽了。
叶文贵不怕问题。怕问题有什么用？如果害怕一个问题，问题会成为永远的问题。问题是用来解决的，解决完问题，问题便不成为问题了。
解决问题的机会来了。叶文贵不缺机会。所有的机会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从这点讲，他是一个创造机会的专家。美国加州的电动汽车专家罗耶·凯勒，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到金乡，他想见见叶文贵这个“奇人”，更想见见“叶丰3号”。
没问题，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且来的是电动汽车专家，当然得好生招待。叶文贵开着“叶丰3号”，带罗耶·凯勒先生兜风去了。他们从温州一路“兜”到海口（金乡下辖一个小镇）。对于叶文贵来讲，当然不仅仅是兜风，他这是在向凯勒先生展示他的“叶丰3号”，也不仅仅是展示，几乎就是炫耀了。对于凯勒先生，当然也不仅仅是兜风，他更多的是在考察，检验“叶丰3号”的性能。
海口回來后，凯勒先生立即提出和叶文贵“联姻”的要求。叶文贵当然乐意，他早就等着凯勒先生这句话了，而且，他一开始便知道凯勒先生会主动发起“进攻”。这就叫你情我愿，这就叫天作之合。千里姻缘一线牵啊。可是，凯勒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放弃“叶丰”牌。他的理由很合理，挂“叶丰”牌进不了美国市场。
这就欺负人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了。什么意思嘛，我千辛万苦生了个儿子，你居然告诉我，不能跟我的姓。真是岂有此理。
叶文贵举双手双脚愿意合作，他对凯勒先生也是十二分尊重。可是，他也有一个要求：合作只有一个前提，必须挂“叶丰”牌。
这是个没有商量的前提。
于是，这一次合作也“黄”了。
从表面逻辑来看，叶文贵的“要求”也有点岂有此理。他要的是资金，他现在最需要的也是资金。有人送钱上门，是雪中送炭啊。笑纳便是。至于挂不挂“叶丰”牌，或者挂什么牌，有何关系呢？只要这车是你造的，核心技术是你开发的。就像你的儿子不跟你姓，可他无论改姓什么，也改变不了是你儿子的事实，因为他身体里流的是你的血，他遗传的是你的基因。所以，即使“叶丰”牌换成“凯勒”牌，换的只是一个名称嘛，实质还是“叶丰”。想一想啊，如果合作成功，不但拿到资金，他制造的电动汽车跑到了地球另一端，美国人坐的居然是他造的车，这是多么自豪而且神奇的事情啊。为什么非图那一点名声呢。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虚荣？嗯？
但是，我能理解叶文贵的坚持。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个理想化的人，他为理想而来，也为理想而活。他的理想是，这车是我造出来的，名字也必须是我的，名字和车是一个整体，差一点也不行。绝对不行。为此，他将不惜任何代价。对，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碰上这么个倔人，罗耶·凯勒先生只能表示“很遗憾”了。
1995年5月，叶文贵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他将造出来的汽车锁进车库，将造车资料存在两台笔记本电脑里。过上了半隐居生活。
1997年，日本丰田研发出第一款混合动力车，轰动世界，当年销售一万八千辆。此时，“叶丰3号”已经在叶文贵的仓库里油漆脱落，车身发出点点锈斑。葉文贵和他的汽车一样，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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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俗的目光看，叶文贵最辉煌的时间大致是两个八年。1980年至1988年是前段，他办工厂赚大钱，办一个火一个，成为让人膜拜的英雄人物。是传奇。1988年至1996年是后段，他专心造车，一意孤行，为理想而活，败而无悔，成为一个精神象征，是符号。
当然，前后两段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前一个八年，在世人眼中，叶文贵是个战无不胜的英雄，攻城略地，无往而不胜。事业、财富、名誉，甚至包括美女，只要他想要，一切应声而来。他是个战场上无所不能的战士，功成名就的英雄。是个人人敬仰的神。到了后一段，他更像一个悲壮的英雄，像斗风车的堂吉诃德先生。说得通俗一些，他像一个和全世界赌气的任性孩子。一个要用云朵打造宫殿的梦想家。这就显得悲情了。最后的结果是云朵散去，天地茫然。他从神还原成一个人，是一个失败了的人。他被自己设置的战争打败了。是的，这场战争是他为自己设置的，是他一个人的战争，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在陈彦柏眼里，叶文贵一直是一个成功者。他曾经的辉煌可以忽略不计，造车失败后的人生依然值得称道。他慢慢还清了欠款，将大部分厂房出租，每年至少有50万元租金，他将红膜厂交给表弟薛成平管理，一年也有几十万收入。这不是一个成功者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他选择了面对失败，而不是怨天尤人。多么诚实的态度。失败就是失败，寻找任何理由和借口都是可笑的。叶文贵大概深知这个道理。他知道此生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但对造车依然心怀梦想。他不再与外人谈造车的事，只在酒至微醺时，打开电脑，独自研究汽车图纸。他做了另一件事，是将儿子叶茂光送去清华大学，读的是汽车专业。
在陈彦柏的眼里，叶文贵是金乡最成功的人。没有之一。他经历过大风大浪，享受过大红大紫，最后归于淡然平静。还有什么样的人生比这更成功？没有了嘛。
陈彦柏是土生土长的金乡人，是个税务官，比叶文贵小二十岁，叶文贵的名字如雷贯耳，是他小时候的偶像。陈彦柏当税务专管员时，叶文贵的红膜厂属他管辖范畴，他与叶文贵也就有了几次接触。陈彦柏接触叶文贵，已是1996年之后，那时，叶文贵已将红膜厂交给表弟薛成平打理，他家就在南面厂房二楼，但他平时很少下楼，也很少出现在工厂，只有碰到重大事情他才出面。陈彦柏说，有一天中午，叶文贵提着两瓶茅台，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叶文贵满脸通红，满嘴酒气，一定要将两瓶酒送给他。陈彦柏知道，红膜厂纳税正常，叶文贵给他送酒，并没有要他高抬贵手的意思。像叶文贵这样心高气傲的人，他根本不会因为一点税额出面求人，他送酒给人喝只有一个原因：他喜欢这个人，觉得这个人跟自己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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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叶文贵的人都知道，他对人的判断和取舍全凭感觉，觉得对路，他请你喝家里珍藏的茅台酒，你需要什么，他给什么。有求必应。如果他认为不对路，你别想喝他家一杯水，连进他家门都难。
薛成平对他的性格深有了解，可他又始终摸不透叶文贵的内心。叶文贵对有些人的好是没有原则的，没有理由的，是那种随心所欲的好。因为对一个人有好感，请对方喝茅台，出手给钱便是10万。而他对身边人，包括像薛成平这样跟随他多年的亲戚，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叶文贵经常对身边人讲的一句话是：因为你们是我的亲戚，我不会给你们一分钱。
薛成平告诉我，叶文贵有一次叫他一起喝酒，酒至微醺时，叶文贵说，他母亲活到八十八岁，父亲活到六十八岁。他自信地说，自己活到母亲那个岁数是有的。然而，事实证明，他只活到父亲的岁数。这当然是个莫大的遗憾。
在薛成平看来，叶文贵晚年是落寞的，他不缺钱，但已无再起的雄心。他养了六只黑天鹅，还学会了锡器制作，还有一件事必须提一下，他晚年很多精力放到叶氏宗祠的建设上，宗祠的图纸也是他亲手画出来的。可惜的是，宗祠还未建成，叶文贵却走了。谁也意想不到的是，叶文贵走后，他妻子陈星初主动承担起建设叶氏祠堂的重任，每天一大早就去工地。薛成平告诉我，有人劝陈星初慢慢来，叶氏祠堂可以大家一起出力一起建。陈星初说，这是叶文贵未了的心愿，她得赶快帮他完成。
从薛成平的描述，还有其他人的闪烁言语中，我感觉到叶文贵晚年的颓唐。这颓唐有英雄老去的无奈，更主要的是来自儿子叶茂光的打击。毋庸置疑，他对儿子是寄予厚望的，而且，儿子也确实继承了他的优良基因，聪明，自我，喜欢钻牛角尖。据说叶茂光是个电脑编程高手，没有他编不出来的程序。叶茂光大学毕业后，在温州开了一家公司，结婚，育儿，一切可算顺遂。可是，随着年龄增大，叶茂光越来越孤僻，只愿意宅在家里，不愿意与外人接触，每天在家里弄电脑。薛成平说，对叶文贵来讲，叶茂光可能才是最大的打击，是致命的打击。
叶文贵出殡时，儿子叶茂光没有出现。薛成平说，有人将叶文贵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他说：你骗人，我爸刚和我通过电话，怎么可能死了？不可能嘛。
2018年5月4日下午，我开车经过红膜厂，拐进厂去，刚好碰见薛成平。他说最近陈星初和叶茂光都在金乡，住在后面房子里。我请薛成平带我去和他们母子打个招呼，我们到了后面房子，薛成平去敲门，门锁着。往回走的路上，薛成平告诉我，叶茂光现在情况很好，早起早睡，还经常和朋友出去吃饭。这就好。
补记
叶文贵去世当年，中国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扶持电动汽车，规定公共停车场必须有专门的充电桩，购买电动汽车有一定比例补助。一年之后，温州瓯江口新区生产出第一辆威马电动汽车。此时，距离叶文贵造出第一辆电动汽车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了。时间可以掩盖一切，却无法抹去这段距离。这或许便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更是这个时代与叶文贵之间的距离。
第二章 金乡第一美女邓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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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张流传颇广的照片。照片左边是“叶丰3号”红色汽车，叶文贵坐在驾驶室，发动着汽车，开着车灯。汽车右边的车门向上俏皮地打开，再右边是一棵两个枝丫的樟树。在樟树和汽车之间，站着一位美人，短发，身材玲珑，面容甜美，穿一身紧身黑衣，围一条红色围巾，右手挂在樟树上，身体朝汽车倾斜。据说，这是一张叶文贵最为满意的汽车广告照，边上那位模特儿便是人称金乡第一美女的邓美玉。社会上传言，叶文贵研制出“葉丰3号”后，专门邀请邓美玉拍了这张广告照，以兹留念。
多年以后，邓美玉告诉我，她从来没有为叶文贵的汽车拍过这张广告照，而且，叶文贵也从来没有向她说过此事。真是见了鬼了，那么，这张神奇的照片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流传到网上的？
此事说来话长。2018年1月5日中午12点30分，我和邓美玉约好在温州云天楼·米兰国际大酒店大堂见面，她前一天从杭州赶回温州，参加一个老师的画展，结束后，准备赶回龙港。我赶到酒店大堂时，邓美玉已等候多时。我们便在她之前预订好的包厢坐下来，进行了近两个半小时的沟通谈话。
在见邓美玉之前，我早听过她的大名。她是金乡的风云人物，用照相机见证和参与了金乡的辉煌。搬家到龙港之后，她不但用照相机见证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蓬勃生机，更是“飞身入阵”，成为一个美的发现和创造者，蝶化成为一名摄影艺术家。她的性格和经历，近于传奇，近于神奇。当然，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为了这次见面，我们互相加了微信，我翻看了她的朋友圈，看了她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我一直警告自己，不要相信朋友圈发的照片，手机有美颜功能，哪个不在朋友圈美化自己？待到真正见面，我还是惊叹岁月确有偏心之嫌，对有些人心存温柔，特意呵护。你不得不感叹，邓美玉根本不像一个六十六岁的人，她的身材依然玲珑，面容依然甜美，便是站立的姿势，也是“亭亭玉立”的。在与我的交谈中，谈到激动处，邓美玉嘴唇会轻微颤抖。这很难得，到了她这个年纪，世事阅遍，有什么事不能淡然面对呢？但是，邓美玉激动了，激动显示出她的年轻，不仅仅是身体的年轻，更是内心的年轻。当然，你也可以说她简单，城府不深。可我不相信邓美玉城府不深，她是个有经历有一定成就的女人，心中自有高山沟壑，绝峰深渊，对世事对人性自有一番体察与认证。她的激动，她的简单，我更愿意认为，是繁华之后的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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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美玉生于1952年，家住西门大街杨广园。她从小爱美，喜欢自己做衣服穿。当然，前提是她从小便长得漂亮，否则便是臭美了。初中时，便被称为金乡中学校花。用邓美玉自己的话说，“已经长得很成熟了”。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狂风刮到邓家。金乡知青点是黑龙江，一为七台河，一为华南。对于地处东海边的金乡来讲，无论是华南还是七台河，都是遥远的北国，冰天雪地，狼群出没。一去无归期啊。邓美玉父母不想让她去，她也不想去。路途遥远是一个原因，邓美玉的漂亮是另一个原因，按照南方的计岁方法，她已经十八岁了，是个真正的姑娘啦。十八岁的年纪，对有的姑娘来说，身体才刚刚发芽，像干瘪的谷粒。而邓美玉的身体是饱满的，是含苞待放的，是生机勃勃的，是喷薄欲出的，是充满诱惑的。父母不放心她去那么远的地方，她自己也不放心。此事该当如何是好？她家有个亲戚是做医生的，出了一个主意，让她吃“果导”。“果导”者，泻药也。就是让邓美玉不停拉肚子，把身体拉干瘪了，拉出毛病来。当然还不够，身体有毛病也不保险。最后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逃到钱库一个乡下亲戚家躲起来。
邓美玉说，她在乡下“避难”那段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安心，每天担心政府的人来抓，所以，除了不停地吃“果导”，便是时时观察通往外面世界的一条乡村小道。她经常在傍晚时分，看见父亲手里拎着她喜欢吃的食物，匆匆赶来。这是多么荒谬的现实。父亲一边让她吃“果导”败坏身体，一边又担心她身体支撑不住，给她“补料”。有一天，父亲在夜里赶来，神色仓皇，无奈地对邓美玉说，政府到他们家下了最后通牒，她如果不主动回去，便来抓人。邓美玉听了之后，立即收拾衣物跟父亲回金乡了。这样鬼鬼祟祟的日子她早就过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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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10日，邓美玉启程去黑龙江，她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是一个起点，是一去遥遥无期的起点。从此人生苍茫，归期未卜。与她同一批赴黑龙江的便有后来被誉为“温州第一能人”的叶文贵。历史有时不可捉摸，邓美玉是最后一批知青，如果她不去黑龙江，人生肯定是另一番模样。当然，历史更是不可假设和想象。想多了只有伤心。
邓美玉到了黑龙江合江地区，被分到华南灰石矿，因为人长得漂亮，分在文宣队。1972年，她与同是知青的魏中柱结婚，魏中柱是医院的骨科医生，云岩人，云岩在当时是公社，离金乡不远。可以想象，当年有多少男青年在追求邓美玉，有多少人蠢蠢欲动，白天黑夜心怀鬼胎，想象以及试探着接近邓美玉，将她饱含春意而活泼生动的身体抱在怀里。至于当年为什么选择和魏中柱结婚，邓美玉没有特意提起，我也没有见到魏中柱本人。但我见过魏中柱的至亲晚辈，可以遥想当年的魏中柱定是一个英俊青年，性格活泼，能说会道，活泼幽默，极讨女性喜欢。当然，他的职业想必也帮了大忙，无论在哪个时代，在什么地方，医生总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甚至带有一点点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或许正是邓美玉所向往的。
1974年，女儿魏晓书出生，邓美玉调到后勤，先做出纳，后当仓库管理员。领导找她谈话，让她当管理员，是因为她的性格，她做事直爽，不贪小便宜。这点对仓库管理员很重要，否则，再大的仓库，再多的资料也经不住“蚂蚁搬家”。家贼难防啊。
1978年，已有知青返城。那年冬天，邓美玉带着女儿魏晓书回到金乡。世事沧桑。出去是个少女，回来已为人妇，还带着一个“油瓶”。次年，儿子魏晓生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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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美玉“返城”后，因为是矿厂职工，组织上原本安排她去医院上班，可是，邓美玉不干了。不干的理由很简单，她不喜欢。
这便是邓美玉。她的个性就像硬币的两面：花和字——喜欢和不喜欢。她喜欢的事，不管有多难，更不管结果如何，她一定会去做，谁也拉不住。不喜欢的事，她掉头便走，毫不犹豫。没有中间地带。问题是，不去医院上班，组织便不再安排她工作。安排了你也不去嘛！邓美玉的回答是：组织不安排我自己安排，我自己找出路，我开照相馆。
我问过邓美玉，在这之前，她接触过照相机吗？邓美玉回答说，她接触过。时间大约在1968年春天，也就是她去黑龙江的前一年，她去瑞安一个朋友家玩，发现了一个胶卷。她和朋友拿着这个胶卷，去了温州城，租了一架照相机，在中山公园拍了一组照片。此后再未摸过相机。
这叫什么“接触过”？
但是，邓美玉给出的理由非常充足：我喜欢。
说干就干，她联系了八个“返城”知青，一起申报照相馆。因为那时还不允许私人开照相馆，必须是集体单位。还因为当时金乡已有一家集体照相馆，他们申报的名称为金乡照相二馆。
当然，在申报过程中，邓美玉也没闲着。她二哥邓伦澄有个朋友叫金安启，原来在温州公安局负责摄影，后来受伤，离职在市区纱帽河1号开了一家照相馆。她通过二哥关系，1980年春天，去温州跟金老师学摄影。大概学了两个月，金乡照相二馆批下来了，她单方面宣布“满师”了，立即赶回金乡。此时，八个合伙人只剩下两个了：一是大家对摄影没有兴趣；二是不知照相馆能不能赚钱。前途未卜的事，纷纷离去实属正常，好在证件已经批下来，两个合伙人照样能办。
1980年8月1日，邓美玉的金乡照相二馆开业。地点设在卫前大街袁台庙，金乡城中心位置。
邓美玉的照相馆开得正是时候，1980年，正是金乡印刷包装业迅速崛起时期，全国各类学校里的饭菜票、学生毕业证书、各种奖励证书大都是金乡做的。政府部门发放的户口簿、结婚证、驾驶证、土地证也大多出自金乡人之手。都是小件，利润微薄，可数量巨大，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啊，金乡人懂这个道理。
5
邓美玉大概没有想到，她的照相馆会成为金乡印刷包装产业链中的一环。因为金乡这些印刷包装业务，全是金乡人在全国各地跑业务跑回来的。他们出去跑业务，需随身携带样品和产品图册，为了让客户一看便爱不释手，业务员便不惜花上一笔费用，请邓美玉将图册拍得更加美观。
因为图片美观与否直接影响业务能否成交，所以，客户对图片要求越来越高，有的还要求将图片放大。邓美玉当时刚接触摄影，她解决不了图片放大和后期制作问题。于是，她通过大哥邓伦枢和二哥邓伦澄的关系，到福鼎照相馆学习了三天，“解决了”用铅笔修底片的技术问题——她能将图片拍得又大又漂亮了。
邓美玉说，1982年以后，是照相馆生意最好的一段时期，每天要做几万张图片。邓美玉说，她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天一亮，又有客户上门拍照。她说，那时女儿魏晓书还小，不敢一个人在家睡，只好跟她去照相馆。有一次，魏晓书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摔了下来。从那以后，魏晓书晚上便不来照相馆了。
那些年，是金乡发展最辉煌的日子，一个有着沉重而悠久历史的古镇，在新的历史时期，长出了一朵朵奇异的花。一个因兵戎而设的古镇，却在六百多年后，以经济的形式闻名于世。实在是沧海桑田。
那时的金乡城，便是一座充满经济气味的城堡。为了赚钱，什么疯狂的事都能做出来。邓美玉说，鲤河便是在1984年被填成马路的，马路两边盖上房子，做成了商铺和工厂。鲤河是金乡城的内河，以前金乡人出城，先从家门口的鲤河乘小船，然后到护城河，再去城外。鲤河是金乡城的毛细血管，鲤河水是金乡城的血液。不幸的是，鲤河被填，血管被埋。金乡城成了一座坚硬的城池，被冻结住了，不再水声潺潺，不再灵光闪耀。
对于当时的邓美玉来讲，她并没有意识到鲤河对于金乡城的意义，更没有使命意识，她只是觉得可惜，自然而然拿起手中的照相机，为被填埋前的鲤河留下珍贵的“遗像”。她当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对于她来讲，一是手中有相机，二是觉得鲤河是那么美。她得为美做点什么。
6
1998年，邓美玉一家搬迁到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魏中柱也已从黑龙江调回，依然在医院系统工作。算是一家团聚了。
搬家到龙港后，邓美玉到土管局档案室当了一段时间临时工。她家在环河路，就在土管局隔壁。邓美玉对我讲，当时龙港建设刚刚起步，连一个正式的照相馆也没有，有人听说她会拍照片，主动找上门来。魏中柱的意思是，既然已在土管局工作，虽然只是临时工，好好做几年，以后可以转成正式工，让她安心工作，别再接拍照的活。邓美玉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可是，她一听见有人喊她拍照片，立即心痒，跟同事交代好手头工作，偷偷从档案室溜出去了。
溜多了之后，邓美玉的心就“野”了。她本来对档案室工作没有激情，每天面对的是一堆又一堆材料，完全没有美感可言嘛。在邓美玉心中，只有摄影才是美的，只有摄影才能体现她的人生价值，只有摄影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相对于摄影来讲，档案室与囚笼无异。所以，她毅然辞掉工作，在环河路48号自己家里重起炉灶，成立了美光摄影图片社。
我听魏中柱的晚辈亲戚说，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是一个“玩家”。可惜我无缘拜见。
从我与邓美玉的接触和观察来看，她性格里有很明显的反差。一方面，她是温顺体贴的，是善解人意的。在生活上，无论对什么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她的态度是谦和的，姿态是平等的，什么事都是可以商量的。她是一个会替对方着想的人。另一方面，她是一意孤行的，是蛮不讲理的。这指的是她选择的摄影。从某种程度来讲，她觉得摄影才是真正的生活，才是她一生最应该做的事，是她生活和灵魂得以和谐统一的唯一事业。所以，当年她从黑龙江回来之后，义无反顾地办起了照相馆，为了照相馆，为了拍出好照片，她什么苦都能吃。因为，她在拍照过程中，感受到一种美的创造，那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释放。当她看到自己拍出的照片，那是一种美的呈现，是一种美的创造，呈现和创造的不仅仅是照片，更包括邓美玉自己。作品便是她的化身。那是一种美的化身。她沉醉在这种美里。因此，一旦触及摄影，她性格里固执偏激的一面便被激发出来，对于常人来讲，变得“不可理喻”了。但对邓美玉而言，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7
邓美玉说，在龙港开图片社那段时间，她像着了魔一样，什么活都接，什么照片都拍。1993年，李家垟发生一起命案，一个十八岁男孩被杀，公安局没有专职摄影师，公安局局长开车到她家门口，问她敢不敢拍死人，她二话没说，抓起相机便钻进汽车。到了现场才知道，她要拍的不单单是尸体，而是尸体解剖。可是，邓美玉几乎没有犹豫，便将镜头对准上去。
从那之后，邓美玉当了很长一段时间公安局的“专职摄影师”，什么血腥的场面都见过。见多也就习惯了。
什么活都接，并不仅仅是为了钱。对于邓美玉来讲钱从来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她当年在金乡开照相馆，完全是出于对摄影的热爱，她觉得摄影本身是一项美丽的事业，而通过摄影，可以将美传递出去，甚至是创造美。她觉得这才是最吸引自己的。如果没有美，任何事情都失去了意义。
龙港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集资造城，对当时的中国有特殊意义。那些年，“城市化”的口号还没有喊出来，更没有相关政策出台。龙港从一个小渔村演变成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是一件新兴事物，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是真正的“改革试点”，这也正是龙港的机会。所以，那段时期，整座农民城热气腾腾，昼夜不息，日新月异，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龙港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信号，是南中国即将沸腾的端倪，是整个中国即将翻开新页的潮汛。邓美玉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她拍摄了许多关于龙港建设和风貌的照片。她参与其中，见证并记录了这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1992年，邓美玉在北京办了一次展览，将关于龙港的摄影作品做了一次展示。同时，她为苍南民族中学义务带学生，教他们摄影技术，指导他们就业、创业。她每天生活在摄影中，摄影成了她生活的全部。这正是她想要的。可是，她突然又不满足了。她对摄影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对自己的摄影有了不同要求。她想让自己的摄影作品透透气，想让自己的摄影作品飞腾起来。于是，她不顾魏中柱“反对”，带着学生，怀揣5000元人民币，去福建惠安体验生活了。
1995年她在福建惠安创作的作品《艳丽人生》获得中华各族妇女风情大奖赛一等奖，随后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同年，她受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邓美玉觉得，她所有获得的荣誉都与摄影有关，而她所拍摄的照片，主题便是美，她用摄影的方式发现美，并且创造美。她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
8
2000年，邓美玉与魏中柱离婚。
对于此事，邓美玉只是在我的询问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似有往事不愿再提之意。但是，以我對邓美玉的分析，离婚大致会是她提出来的，原因想必也不会离开摄影。2000年之后，邓美玉又获得很多摄影方面的荣誉，如温州市十大人像摄影名师等。我听说魏中柱是个洒脱之人，对他来讲，离婚未必不是一种妥善的处理方式。我估计，他早就被邓美玉的一意孤行搞得焦头烂额，纵使心中有万般不舍，既然邓美玉已经提出来，那么好吧，以后各自珍重喽。
2005年，邓美玉迁居杭州。2007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华志刚。华志刚是美籍华人，香港出生，台湾长大，长期生活在美国洛杉矶。1986年离异后，没有再婚。2006年来大陆探亲。2007年，经朋友牵线认识了邓美玉，他们开始了“电话聊天”，这一聊便是三个月，然后才见面，正所谓“见面已是老朋友”了。2008年，他们确定了关系，邓美玉随华志刚去了一趟美国。
去美国之前，邓美玉和华志刚“约法两章”：一，华志刚不能干涉她的摄影；二，她每年最多在美国住两个月，其他时间得住中国。华志刚表示接受。
邓美玉和我在温州云天楼·米兰国际大酒店聊天时，有一男子一直陪伴左右，他身材高大，面相宽厚，声音温和。他给邓美玉挪椅子，给她添茶，给她拿零食，每做一件事之前，都会用眼睛看着邓美玉，像凝视，又像征询。给我的感觉，他像大哥哥护着小妹妹。这个男子便是华志刚。
华志刚对我讲，邓美玉不会英语，可她在美国喜欢背着相机到处跑，不知路之远近，也不知日已西沉。她只要拿起相机，脑子里便只剩下镜头里的世界。
邓美玉还不喜欢带手机，一出家门，便与这个世界失去联系。所以，邓美玉在美国，华志刚都要在家里守着她，不敢打瞌睡，担心一眨眼之间，邓美玉便不翼而飞了。
邓美玉刚到洛杉矶时，听说他们家附近有个孔雀园，有天一早，她背着相机出去了，到傍晚还没有回来（手机又忘带了），华志刚开着车满世界找，找到她时，她正全神贯注地对着孔雀咔咔咔呢。
还有一次，邓美玉在家里搬花盆时伤了腰，“卧病在床”时，抬头看见外面突然下起雪来，她不顾腰伤，立即从床上跳起来，抓起相机冲出去，拦也拦不住。
华志刚对我说这些事时，用的全是心疼的口气，连眼神也变得疼爱起来。邓美玉就在边上听着，小女孩一样抿着嘴笑。
邓美玉好几次对我说，到杭州一定去他们家做客，他们家现在就是一个大花园，她现在是个“花匠”。我知道他们在杭州买了一幢别墅，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邓美玉现在关心的是三件事：摄影、种花、旗袍队。她和一班朋友组建了一支旗袍队，经常训练。
这三件事都与美有关，都是创造美，展示美。
邓美玉的女儿魏晓书现在生活在龙港，在一家医院上班，儿子魏晓生在杭州一所大学工作。而她，从金乡出发，先是龙港，然后杭州，后来是美国，但我觉得，不管她走多远，见到多大世界，她的初衷不会变，她的美不会变。这就是邓美玉。
第三章 武者白植富
1
在金乡，白植富是个传奇人物。他以武闻名。
金乡当年流行拳派，是个大江湖。拳派性质类似帮派，只不过规模略小。在当年的金乡行走，没有加入一个拳派，便像没有庙宇收留的孤魂野鬼，是没有地位可言的。加入拳派便不一样了，是“有组织的人”了，有了靠山，大家同仇敌忾，如果一个受了欺负，便是整个拳派受了欺负。打架便是免不了的，简单点的，两个人约起来“单挑”，如果有一方不服，只能找“组织”出面。于是，两个拳派的头头先坐下来“协商”，先礼后兵嘛。如果道理讲不拢，那么好吧，拳脚上见高低。这是最硬马的。约好时间地点，双方人马汇集，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打在了一起。一般情况，还是拳脚见输赢。可是，输的一方当然不甘心，那么，大家抄家伙喽，枪棒刀剑齐上阵。这还不过瘾？那便来一个大家伙，有一年城内的陈氏宗族和倒桥村的人打起来，陈氏宗族擂响了祠堂鼓，抬出大炮，推到狮山上，炮弹上膛，炮口对准倒桥村。这真是惊心动魄的时刻。当然，炮弹后来没有发射，因为倒桥村的人都看见了那门大炮，大难临头了，村里族头领着一群人，跪在桥头，免去一场血光之灾。这事是我的朋友陈彦柏亲口告诉我的，他说擂祠堂鼓的人便是他爷爷。
现在已经很难统计金乡当年有多少拳派，但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两个拳派是“四十二豹”和“三十六虎”，人多，势众，能打架，两个派别经常举拳相见，当然也用腿。拳打脚踢嘛。白植富是“四十二豹”豹头，是金乡最能打的人。其实，在社会上，真正身怀武艺的人毕竟是少数。一般而言，只要凶与狠，便是江湖上惹不起的狠角色了。当然，那样的人不能碰到白植富这样的人，一旦碰上，便成了《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刀下的泼皮牛二了。
1948年，白植富出生在金乡城外湖里公社。机缘巧合，他十多岁时，跟一个和尚习武。这和尚来自福建莆田南少林，不知何故，选择在白植富家边一座山上修行，守一座破旧寺院，种几亩薄田。附近村人都知和尚身怀绝技，有心请教，但和尚置若罔闻。少年白植富去寺院玩耍，和尚见了白植富，心生欢喜，传他刚柔拳法。这种习武机缘，使白植富的功夫蒙上了神秘色彩，更为神秘的是，和尚师父身怀点穴绝技，他将这身绝技如数传授给白植富。所以，和白植富打架的人，根本没看清楚白植富是怎么出手，只觉得眼前一黑，身体已躺地上。
2017年12月22日，我在上海闵行区浦江镇见到白植富，他年近七十，豪情不减，那天晚上，他请我喝专享的葡萄酒（他去阿拉伯出差也带这种葡萄酒），两瓶葡萄酒喝光，他依然思维清晰，语气平稳。他的第二个儿子白伟作陪，我问白伟，平时控制老人喝酒吗？白伟摇头说，父亲好酒，从来不醉。第二天，他的秘书强子也对我说，他无论喝多少酒，第二天都能将每一句话复述出来。那天中午，白植富先生又请我喝酒，酒到兴头上，我问他点穴的事，他笑着点点头，并且，伸出手指，在我后颈“示范”了一下，我立即一阵麻木，全身无力。我注意到，他的手掌比常人宽三分之一左右，也比常人厚三分之一左右，手指也比常人粗三分之一左右，青筋暴起，一看便不是正常的手掌嘛。一問，原来是常年练铁砂掌所致。他举着手掌翻了一下，摇着头说，在家里，我是不抱小孩的，担心一下抱得太重了，伤了他们的身。他的话让我震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一个武者不能拥抱自己年幼的子女。
2
社会上流传，白植富从来没有吃过败仗。这与他身怀绝技有关，也与他为人谨慎有关。身怀绝技就不讲了，就拿他的谨慎来讲，他喜欢喝酒，但从来适可而止，时刻保持清醒，因为他知道，暗地里不知有多少眼睛盯着自己，等待的便是他一时疏忽，然后乘虚而入，打破他不败的“神话”。
白植富在金乡是吃过一次败仗的，而这一次败仗与叶文贵有关。叶文贵那时已是著名企业家，却吃了“三十六虎”的亏。这种事，可以找政府出面解决，但叶文贵是“四十二豹”的人，也就是讲，叶文贵是拳派中人，他以后要在江湖立足，只能按照拳派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叶文贵找到了白植富，白植富当然得为叶文贵主持公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两种版本流传于世：一种是白植富带着叶文贵等人去找“三十六虎”，“三十六虎”请他们喝酒，对方趁白植富喝酒时突施袭击，将白植富打倒在地；另一种是对方在半路实施伏击，几个人一拥而上，将白植富按倒。
这两种传言，我向白植富当面求证过，他没否认，也没承认。面浮微笑，一副往事不想再提的表情。
还有一种传言，因为这次败仗，白植富觉得颜面尽失，将几百个徒弟转让给另一个师父，离开金乡，只身闯荡上海滩。
我觉得，那一次败仗，肯定是白植富人生中的一个大坎，至少是心理上的一个大坎。对于一个真正的武者，他绝对不允许“职业生涯”里有此败笔，这是奇耻大辱。对于白植富来讲，这个伤疤会一直留在内心，因为他是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他不允许自己被打败，一次也不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说白植富无颜再面对金乡拳派也不过分。但是，这里还有两个前提：一，白植富到上海并非教拳为生；二，在金乡期间，他已办过平阳白云工艺品厂。所以，以我的分析，白植富离开金乡，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是意外吃了“三十六虎”的亏，内因是发展经济。
白植富去上海跑业务是1980年，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金乡人做的事。白植富在上海没有任何基础，去的时候，住上海老北站新民旅馆，睡地下大通铺。他记得非常清楚，边上便是泰山电影院。白植富当然没有心思去看电影，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上海拉到印刷包装订单。
白植富自有他的办法，他的办法便是武术。从寄住的旅馆出去不远，便是人民广场，他有天早上在人民广场闲逛，看见一帮上海老精武会的青年人在练武，有练套路，也有对练推手。白植富站在边上观看良久，直到他们散场离去。自此之后，他经常去“观摩”，直到有一次，他步入场子，对其中最厉害的人说，咱们推一下手如何？
那个“最厉害的人”的名字叫程留忠，当时是上海公安局的民警，后来成为上海市公安局总教官。白植富和程留忠的友谊便是从那次“推手”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白植富的二儿子白伟自上海体院毕业后，进入公安系统，在程留忠身边待了很长时间。
在上海老精武会那帮朋友的牵线搭桥下，白植富的“业务”打开了一个个突破口。次年，他在上海长安路成立了白云工艺品厂，当然，只是一个空壳，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话机，接来的订单，还是需要在金乡做。
3
在我接触的成功商人中，都有一个原始积累时期，在这个从无到有的关键阶段，“第一桶金”非常重要。“第一桶金”是基石，更是“飞翔”的翅膀。
白植富的“第一桶金”也与武术有关。那是1982年，他在上海有了相对固定的业务后，慢慢将“触角”伸向山东。他发现一个规律，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当地武术爱好者的集聚地。他到了山东济南后，发现济南白马山是当地武人的集聚地，他每次去济南，每天一大早便去“拜山”，和当地的武人“切磋武艺”。在白马山，他认识了一个名叫王思义的朋友，他哥哥是当时山东省国土厅厅长。
有一天，白植富接到王思义电话，说山东省的土地证将要统一更换，让他赶快去一趟山东。当时，白植富人在金乡，母亲病危，他如何能够离开？可他知道，这是一笔大业务。他举棋不定，左右为难。最后，还是母亲发话，让他去山东。母亲让他放心，一定会“等他回来”。得到母亲的指令，白植富连夜出发，赶到山东，当天晚上，由王思义出面，请相关的人吃了一顿饭。白植富说，母亲病危，他不能恋战；而且，王思义告诉他，盯着这笔业务的人排起了长队，他更要速战速决。所以，那晚在酒桌上他频频出击，来者不拒，足足喝了两斤白酒，依然稳如泰山。他要表现出最大的豪迈和情义，更要表现出他的底气，他有能力承接这笔业务，他能做好。第二天一早，他依然去了白马山，和当地朋友“切磋武艺”，然后，赶回金乡。
白植富没有明确告诉我这一笔业务赚了多少钱，我试探地问他，至少三百万以上吧？他咧嘴而笑，不答。不答就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肯定的态度。我的天哪，这是在1982年啊，几百万是什么概念？我问他，这笔业务对你意味着什么？在当时算不算成功？他咧嘴一笑，说，当然算不上真正成功，但是，做成这笔业务，无疑有了一定资本，允许失败的资本，在这之前，是输不起的。
1983年，白植富尝试一种新业务——在乌龟壳上刻甲骨文——一种新的工艺品，赚了一点点。
1984年做牛皮生意，亏了不是一点点。
1985年，转行做辅料，为上海当时九大服装公司提供原材料。白植富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转行，才是他创业的真正开始，他有了商业方向。白植富未必明白，有了商业方向对于一个商人是多么重要，有些商人做了一辈子生意，还没弄明白自己正在干什么，更不明白自己想干什么。
1988年，白植富将全家迁往上海。他后来对我讲，很满意当年这个举措。他满意的不是全家人成了上海人，而是满意三个儿子有了良好的读书环境和机会。他几乎是用骄傲的口气告诉我，老大白敏考上了上海财大，老二白伟是上海体院，老三白君是上海理工。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白植富完全有理由骄傲，他做得太好了，如果他讓三个儿子留在金乡，能考上大学吗？当然能。但是，三个人都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白植富在上海打过一架，效果相当惊人，惊动了特警。那是一次生死搏斗，对方几十人，我方只有他和老三白君。起因还是生意，白植富承接了上海九家服装公司辅料的业务，有人想从中分走一部分，对方是有背景的人，通过中间人传话，让白植富主动放手。白植富当然不会放手，辛辛苦苦闯下来的“地盘”，哪能拱手送人？再说，白植富还怕被人威胁吗？他没有理睬对方。有一天，白植富和老三白君去一家服装公司办完事情，出来已是天黑，他和白君走进一条巷弄时，前面来了一帮人，白植富转头一看，后面也来了一帮人。白植富和老三站住了，两帮人越来越近，估计有四十来号。白植富这时转头问老三怕不怕？老三说不怕。白植富问他，接下来怎么办？老三只说了一个字：打。白植富也说了一个字：好。两人背靠背，拉开架势，静等两帮人靠近。
白君从小跟随白植富练拳，这是白植富的要求，他要求三个儿子从小习武，每个人都有一身武艺，一般人是近不了身的。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包括白植富。正因为这样，他们下手特别狠，一旦有人靠近，便出重手，不给对方任何机会。所以，对方虽然人多，却没有占到一丝便宜。直到路人报警，特警赶到。
白植富跟我谈起那次打架，内心是满意的：一是满意老三白君的表现，虎父无犬子啊；二是满意自己的表现，勇猛不减当年。白植富开玩笑说，那段时间上海在“严打”，那次打架，被上海的警方怀疑是“黑社会”，差一点被“打掉”。
打架赢了，另一个收获是，白植富想通了一个问题：他将服装辅料的生意做得再大，只是人家的下游，还得仰人鼻息，给不给做，做多少，别人说了算。也就是说，命运掐在别人手里。如果想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唯一的办法是创办自己的服装公司，创立自己的品牌。白植富这么想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创办自己的服装公司和品牌的条件已经成熟，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资金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白植富一直认为自己是比较务实的人，他认为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冒一定风险，没有风险的事能叫什么事？但是，在冒风险之前，一定要将所有事情做扎实，做得让人挑不出任何瑕疵。
2000年，白植富在上海注册成立了百发制衣有限公司。当时，刚好闵行区在招商引资，白植富去闵行区考察后，在浦江镇购买五十亩工业用地，当时每亩价格是十五万元人民币，现在起码翻几十倍。
2017年12月22日，我去百发制衣有限公司参观，进入样品室，第一个反应是：白植富这下子将命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了。
我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慨？去见白植富之前，我和老二白伟聊天，知道他们的产品主要出口中东。这不奇怪，温州人善做天下生意，伊拉克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商人的第一反应是逃离战场，保命最要紧，只有温州人拼命往里冲，因为温州人嗅到战争带来的商机。这倒也符合被奉为中国商业鼻祖范蠡提出的商业规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不仅要有预见性，更要有逆向思维。我不知道白植富是否读过《史记》里的这句话，令我惊讶的是，他在实践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他做的中东服装不是西装，更不是休闲装，而是中东的袍子，男女老少，正装休闲，各种颜色，各类款式的袍子。这是我第一次见一家服装企业做这么“单一”的产品。可是，我却为这个“单一”拍案叫绝，因为白植富选择了一条僻径，一条别人不敢走的路。我听白伟介绍，他们公司的袍子，几乎覆盖整个中东市场，销量每年都在上升。最主要的是，他们已在这个行业做到最大，没人能跟他们竞争。也就是说，他们的命运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5
老二白伟2006年从上海特警离职，用白植富的话说是“回归公司”。白伟当时已是中队长，程留忠舍不得白伟离职，但白植富说公司需要白伟回来，白伟也愿意回来。
这一年，白植富正在筹备鑫富红木有限公司，涉足红木家具领域。
这一年，上海的用工成本飞升，工资增加，五险一金绝大部分转移到企业身上。刚好，这段时间，江苏、河南等地政府来上海招商引资，白植富和陈逢友等七个从金乡出去的企业家商量后，一路驱车，前往河南方向实地考察。2007年7月，他们联合在南通海安买地。2011年，他们又在河南汝阳圈下一块土地。
在江苏和河南买地后，成立了分公司或者成立新的公司，成为生产基地，上海则成为研发和销售总部。
三个儿子，白植富做了分工，老大白敏负责江苏和河南两个工厂，老二白伟负责中东的销售和市场拓展，老三白君负责鑫富红木。白植富自己呢？用他的话说是：我老了，该退休了。老二白伟私下里跟我说，虽然三兄弟各管一块，但碰到大事，还得跟老爷子商量，得依靠他的人生智慧和商业经验。停了一下，白伟又补充一句，老爷子每做一件事，都要求做得完美，这种工匠精神，年轻一代很稀少了。
我完全同意白伟的话，并且，完全相信白伟的话出于真心。
从我与白植富的接触和观察来看，无论他从事何种工作，無论他身家如何，有一点是不会变的，他首先是个武者，这是他的根本，也是他赖以从僻远金乡走进上海滩、走向世界的原始力量。最主要的是，他一直以一个武者自居，并以武者要求自己。他的思维是武者思维，行为也是武者行为。这也是他与其他人最为不同的地方。白植富不会主动出手伤人，这点我完全相信。但是他说，如果真要出手，他不会让别人看出来。他说自己跟人动手前，一直是笑嘻嘻的，一点征兆没有，等对手意识到危险，已经迟了。
在我看来，白植富也是一个对人性和人生极富洞察力的人。举一个他生活中的例子：他当年在静安区购房时，一次买了四套，他和老伴住一套，三个儿子各一套。一般老人给孩子买房子，喜欢买在一个小区，这样多热闹啊，照应起来也方便。可白植富不这么干，他要求每套房子的距离起码一千米以上。他一般不去儿子家，一年一趟，基本上在农历正月初十以前，如果去了老大家，必定也会去老二、老三家。绝不厚此薄彼。
白植富的生活很有规律，周一到周五，他住闵行区工厂，周末回静安区家里和老伴会合。每晚睡前练气半小时，早上天不亮起来打拳，然后去食堂喝粥，他笑着对我说：喝粥好，舒服。
白植富很早养成喝咖啡的习惯，他现在喝的是阿拉伯咖啡，黄色，味道有点涩。当然，喝咖啡的同时，他也喝中国绿茶。两种饮料轮流喝，在他这里达到和谐和统一。
白植富看起来像个邻居老头，让人根本意识不到他是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第四章 董事长陈逢友
1
陈逢友虽然在上海办了企业，也和白植富等朋友去南通、汝阳买了地，但他大部分时间在金乡。他是金乡永丰公司的董事长，是为数不多依然留在金乡的企业家，上海的企业基本交给三个儿子打理。这一点，他与白植富类似，两人都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在上海打理他们创下的企业。他和白植富是朋友，他们的友谊也传承给了下一代。
在金乡，我去见陈逢友之前，有人告诉我，陈逢友脾气大，难沟通。
其实，脾气大和难沟通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一个见面三分笑的人，貌似好沟通，但沟通得深入不深入、能不能真正达到共鸣，难说。一个人脾气大，肯定不好沟通，会让人不适，但是，如果有机会坐下来，对上话，或许很快能聊到人生深处，或许能够成为至交。脾气大的人往往朋友不多，因为他们对朋友要求严格，可是，一旦交上朋友，便生死相托。
我更愿意和有脾气的人打交道，有脾气的人有真性情。
每个人的脾气性格，和遗传基因有关，也和个人经历有关。一个内因，一个外因，互为作用。
我觉得，陈逢友的性格和脾气的生成，外因占的比重更多。
陈逢友年轻时扛过木材，做过私酒，贩卖过私货，扛过死人。他说，为了生存，只要能赚钱的活，没有不干的。
现在来看，可以说陈逢友的人生阅历丰富，可是，作为当时的他来说，几乎就是穷凶极恶。陈逢友说，他一生行为磊落，一不偷二不抢，做生意只是为了养家糊口，难道有错吗？
当然没有错。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做生意是违法的，抓住是要坐牢的，甚至枪毙。
1978年的一天，陈逢友正在田里锄草，挂在电线杆上的广播哇啦哇啦叫起来，说村集体可以办工厂。他听得入神，脚下的水稻被铲倒一片。他这时哪里顾得上水稻死活？立即飞奔去找村里头头，申请办厂。头头问他要办什么厂，他哪里知道要办什么厂？他最迫切的是要办一个厂，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正式名分，一个不用再偷偷摸摸和提心吊胆的名分。做贼一样的日子他过够了，他要堂堂正正做回一个人。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便能打出一片天地来。办什么厂他不怕，怎么办他也不怕，他唯一担心的是不让他办，将他活活困死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囚城，那是无边无际无形无状的地下囚城。他急于逃离那座囚城。
于是，他创办了人生第一个能够拿出来见人的工厂——金乡文具厂，当然，法人代表不是他，他没资格。
这一年他三十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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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逢友的原始学历是小学。英雄不问出处，但他还是觉得遗憾，遗憾导致谦逊。至少他在口头表达时是这么认为的。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看，他在这样表达时，有意无意走向了谦逊的另一面——自豪，蔑视一切的自豪。
但是，陈逢友已经不是1978年的陈逢友了，四十年过去了，他现在是温州金乡永丰公司董事长，是金乡最出名的企业家之一，甚至在温州和上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他的谦逊和自豪是隐蔽的，是不易察觉的。我甚至觉得连他本人也是无意识的。
他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金乡口音了，特别是刚开始交谈时，语速有意放慢，说到“是”字时，翘舌音分外清楚。讲话时面带微笑，高抬着头颅，眼睛微微俯视对方。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姿态，或者是一种多年来有意无意保持的姿态，更是他这些年来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他总是高昂着头，腰板挺得笔直，像一支引弓待发的利箭。
没错，我觉得陈逢友不但外形如一支随时引弓待发的利箭，这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七十岁了，依然没有放松对这个世界的锐意进取，这从他的谈话可以感受到，更可以从他企业的实际发展得到印证——他将企业的研发和营销平台转移到了上海，和世界第一流的团队合作，用最新的手段提升不干胶的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他做得很好，成为金乡企业走向世界的成功代表之一。可是，我也在揣测，他的这种决不退缩的精神，可能也正是内心不安的具体体现。老实说，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有一座巩固的地下囚城，他虽然拿到了办厂的许可证，可这张许可证并没有缓解内心的不安和恐惧，甚至于，这种不安和恐惧，随着他企业的发展而增加，更随着他年岁的增长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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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年轻时走私货、扛死人是为生活所迫，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早就解决了生活问题。有一个例子，三十岁那年他摆酒给自己祝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已经发财了。”
是的，“发财”来得如此之快，这个“快”至少有三个意思：一是得风气之先，在全国范围内先行一步；二是赚钱相对容易，市场刚打开，无限可能；三是同行跟风快，金乡大批农民摇身一变，一夜之间成了厂长或者供销科长，冒出一大批生产文具和印刷包装的工厂。金乡呈现一派繁忙景象，当然，这种景象背后隐藏着巨大危机。可是，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表象之下，在历史车轮欢腾地向前碾轧过去时，有谁会注意并思考流水在悄悄改变方向？有谁会注意并提醒人们脚下的土地正在改变颜色？有谁会注意并呼吁人们天空在变灰、空气在变沉重？我估计没有人想过这些问题，陈逢友当然也不会有这个认识。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当环保部门强势介入企业的生产甚至是资金运转时，陈逢友愤怒了，他声调提高了，并且使用了国骂“他妈的”，这种情况在他来说是很少了，他不会轻易将内心的情绪暴露出来，年龄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修养，他的经历成就了他的修养，让他对人生、社会、历史有一个相对比较清醒的判断，也有了一个相对从容和宽容的心态。但是，一谈到环保问题，他立即显出内心的原形：一方面他认为环保部门行为失当，超出了职能范畴；另一方面他明白，环境问题是当今金乡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说，近四十年来，或者在更长一段时期以来，被中国人长期忽略了的那个巨大危机展现出它毁灭性的杀伤力，到了谁也不能漠视、谁也不能幸免的程度。于是，另一种极端的手段出现了。
谁都知道，没有环境，我们就没有未来。
我现在感兴趣的问题是，对于环境的问题，陈逢友有没有，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上进行了自我反思，并付诸行动？
我没有专门问过陈逢友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他早就在有意无意间偿还当年“欠下的债”，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做慈善，为环境建设做，更为改善人心而做。他是金乡有名的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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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逢友脸色微黑，少笑容，戴无框眼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
看起来显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精神气质，无论是站是坐，他都是腰板笔直，一副随时可以进入战斗状态的样子；另一方面是他的身材，他保养得很好，没有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啤酒肚，这很难得。他原来喜欢喝点酒，近来肠胃不好，喝得少了。
他是个自我克制能力很强的人，有天中午，他带我去兄弟排档吃饭，点了很多海鲜，有小黄鱼、龟脚、蟹脚、赤虾、海蜇花等，主食是水潺烧粉干。他吃了小黄鱼，也吃了两只蟹脚，吃完三小碗水潺烧粉干后，便放下了筷子，直至饭局结束，他没有再动筷子。
这种克制也体现在他的坐骑上，他开的是雷克萨斯，黑色。这完全符合我对他的想象，我觉得他应该开黑色的奥迪A6或者雷克萨斯。在我的个人认知里，这两款车代表着低调和克制。
但陈逢友又是张扬的，主要体现在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事物的判断上。我曾经问他，同样属于温州的两个镇，金乡和柳市，都是经济先发地区，一个产业是印刷包装，一个是低压电器，为什么差距越拉越大？原因在哪里？他说了两个原因：一是金乡的历史文化因素，六百三十年前，金乡建制，成立金乡卫，成为明朝抗倭重镇之一，按照军事布局筑城。城有两个功能，一攻一守。攻与守的功能现在成为金乡人的精神思维和日常行为，一部分金乡人跳出卫城，拆除心中围墙，与世界为伍；另一部分金乡人退守城内，与自己的灵魂为伴，小富即安；第二个原因是金乡人和柳市人当年选择的不同，柳市人选择了低压电器，而金乡人选择了印刷包装，产品不同，造成了发展差异。
他的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他是改革开放以后金乡第一代企业家，对金乡的未来当有深思。让我略感意外的是他对金乡历史的思考，也就是金乡人之所以成为金乡人，以及金乡人的何去何从。这样的思考，已超出他作为企业家的范畴。
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从他的角度，对金乡错失历史发展机会表现出的痛惜。他觉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乡曾经有转型做录音机和电视机的机会，如果当时转入这个行业，后来有可能做电话机和手机，甚至更加高端和更高产值的产品，那么，金乡便可能是另一种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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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逢友身上有一股狠劲，体面的说法叫精神。我还是喜欢用“狠劲”这个词，因为更具体，更有力。这个词里包含着偏激、执着、一根筋和认死理，它代表一种品质，一种不屈不挠的追求。大凡成大事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么一股劲，区别只是有的外露有的内敛而已。
陈逢友在1978年之前偷偷办过几个工厂，都以失败告终。失败是可以预料的，冰山里怎么可能取出火种来？可陈逢友屡败屡战。1978年以后，社会环境有了极大改观，陈逢友的办厂经历依然不顺，他前后办了四五个工厂，最后在八十年代末创办了温州永丰自粘材料有限公司，他任董事长。自那以后，他一直是永丰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他的职务，也是他的身份，更是他的责任。当然，他的身份还是父亲，还有家庭、公司和社会的责任。如果他思考得更深入一些，当然还有历史责任。
陈逢友不仅对自己狠，他对儿子也狠。
他二儿子留学回来后，上海的公司已开始运作，他要求儿子必须去别人的公司打三年工，去什么公司、从事什么行业，他不管，他要管的是，儿子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家在上海有自己的公司，家里所有情况都不能透露。这还不算，当三年期满后，儿子进了上海公司，他们家此时已在上海购买了别墅，他却规定儿子必须住在公司地下室，每天晚上与老鼠为伍。
行为能理解，却不是每一个父母都能这么做。我当然能体会陈逢友的苦心，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同时，他也看到自己身上的局限性，以及歷史捆绑在他身上的局限性，那么，他对儿子便有了更多的期许。言谈之中，他对儿子是满意的，对公司的发展和走向也是满意的。那么，对于他来说，便是身在城内，心在世界。这估计是他们这代企业家最理想的选择和愿意看到的图景了。
第五章 苏维锋的大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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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锋的内心诉求一直是清晰的，虽然多次创业失败，但他的每一次商业行为都是自觉的，甚至是深思熟虑的。他也对时代的发展和经济脉动有着清晰的判断和精确的把握，如果讲得玄乎一点，他天生是个做生意的料。这一点，我估计苏维锋也不会否认，从他坚定的创业决心和行动可以得到印证。
苏维锋的创业起点并不高，从某种角度讲，苏维锋的商业思维和商业梦想来自他的母亲，他父亲是中学教师，家里四个姐弟，他是男孩子中的老大，母亲没有工作，做各种小生意补贴家用。金乡街坊对苏维锋母亲做小生意有一个很神奇的传说，他母亲没有上过学，没有学过医，却能开中药店，抓的药分毫不差。更神奇的是，他母亲什么店都能开，什么生意都能做，开得像模像样，做的生意都能赚钱。苏维锋从小便在这种环境中生长，更多时候，他是母亲的帮手，是生意的参与者，耳濡目染，按照苏维锋的话说，他从小“立志”要走这条路。也就是讲，从事经济活动，在商业上有所作为，是苏维锋从小确立的“梦想”。苏维锋自小学习成绩好，他未必是最认真的学生，可脑子灵活，学习效率高，1985年初中毕业，他以温州市第二名的成绩被浙江邮电学校录取。那一年，他十九岁。
对于上不上这所学校，苏维锋是犹豫的，按他的成绩，以后考大学肯定没问题，问题是，如果选择考大学，他必须经过高中三年学习，他“等不起”。最终选择了浙江邮电学校，这种选择并非他预见了以后创业的方向，他绝对想象不到，十多年后，通信网络会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这一点，从他第一次失败的创业可以得到印证。他当初选择去这所学校读书，仅仅是因为可以早点走上工作岗位，能有一个铁饭碗。或者说，他想尽可能早地走向社会，尽可能早地走向他“立志”要走的那条路。
在杭州读书三年，苏维锋没有向家里要一分钱，他那时便开始承接饭菜票业务。这是金乡的起家业务，他利用学生身份，将浙江邮电学校的饭菜票业务拉到手。同时，通过同学关系，拉到杭州其他学校的饭菜票业务。完满地解决了他在杭州三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严格讲来，这不算苏维锋人生的“第一桶金”，那只是他对这个经济社会的试探，一次考验。这次考验增强了他的信心，更坚定了他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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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锋在苍南县邮电局工作了八年。那是邮电系统的黄金时期，家里装个电机，得找熟人，买个BP机得找熟人，买个大哥大更要找熟人。也是收入最高的单位之一。苏维锋说自己在单位属于不听话的人，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由散漫，喜欢睡懒觉。但他业务能力强，办事有效率，领导不但容忍他的“缺点”，还提拔他当了小头目。其实，这八年他也没有闲着，工作之余，他依然没有忘记当初的“志向”，私下里，寻找各种机会，和朋友搭伙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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