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1 桃花扇底看前朝

　　明朝初期的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这定都开国，当了三十一年皇帝，他儿子明成祖永乐大帝继往开来，又接着干十八年。应天府因此成为户籍人口最多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朱元璋初入南京，人口只有九万五千人。到洪武四年，精确统计应天府户口，全城“军民官吏人户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九”。

　　过去更在乎的是户口，是看有多少户人家，通常是按户口收人头税，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以人口为统计单位。按照专家的推算，洪武四年，南京城中各色人等，已接近三十九万人，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很说得过去的大城市。然而朱元璋还不是很满意，他老人家苦孩子出生，好不容易当了皇帝，一心要成为中华历史上最大的土豪。

　　对于城市管理，朱元璋喜欢大换血，喜欢玩人口大挪移。喜欢换来换去，这种近乎极端的做法，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个人意志，给南京原住民带来灭顶之灾，留下了一道道难以磨灭的创伤，让南京在短时期内，成为一个全新的移民城市。万历年间的南京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便写道：

　　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曰“坊厢”。

　　明朝人眼里的“苏、浙”是苏州和杭州的意思，当时还没有江苏这个词，江苏省还没有诞生，坊厢的具体解释就是，安置在城里的居民为坊，弄到城郭之外去住的是厢。中国古代城市区划，城中曰坊，近城曰厢，随着城市扩大，“坊厢”又往往可以泛指市街。当时大规模人口“填实京师”，据《上元县志》记载有两次，一是洪武十三年，徙五千三百户富民于京师，一是洪武二十八年，移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进京。在朱元璋的进京指标中，既有全国的富人，也有穷人，即所谓为富人配套服务的低端人口。

　　到洪武末年，南京人口大约是七十万人，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大都市，不折不扣的首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因为有太多移民，这时候的南京话已不纯粹，不纯粹就变成了国语，就是通行的普通话。永乐大帝迁都后，南京人口立刻走入低谷，将近一半的人去了北京，当官的走了，工匠们走了，许多从事三产的服务人员，也浩浩荡荡地跟着走了。

　　当然，说当官的都走了并不完全准确，南京仍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官场。物无两大，权以一尊，虽然南吏部不与铨选，南礼部不知贡举，南户部无敛散之实，南兵部无调遣之行，可是南都的六大部名義还在，级别仍然。毕竟此次迁都与以往南京历史上的亡国不一样，应天府不再是首都，仍然还是留都，大明王朝的太祖坟在这，祖宗在这。江南经济地位已无可动摇，这里的财政收入是中央政府的经济支柱，首都可以北迁，必须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这帮着看家护院，帮着收租子。

　　粗略地估算，永乐大帝迁都，南京人口急遽下降到三十万人，然后又慢慢增加，到明朝末年，应天府常住人口，至少有五十万人。总体而言，明朝时期的南京，生活水平相对还是好的，还是安定的，富庶的，社会风气呢，却有点越来越不像话，《客座赘语》对此就有记录：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卖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再解释一下，正德和嘉靖之前，也就是1505年明武宗当皇帝前，南京民风还是十分醇厚。推荐人才，讲究以德服众，讲究真才实学，那时候的读书人很有些读书人样子。所谓“逢掖”，是古代读书人穿的服装，引申为读书人，“呫哔帖括”这词早已不用，前面两字是朗读，后面两字是经卷，抱着书死读的意思。渐渐开始不像话了，读书人再也不像读书人，老百姓呢，也越来越不像老百姓，越来越不循规蹈矩，越来越不靠谱。

　　仍然是以服饰为例，明朝初年穿衣服有严格规定，绝不允许乱来。正德和嘉靖之后，天高皇帝远，规矩不再是规矩，穿红戴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头上帽子千奇百怪，脚上鞋子也是五花八门：

　　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

　　必须交代清楚，这些五花八门的鞋，不是穿在女人的三寸金莲上，是蹬在大老爷们的脚上。因此在明朝的中后期，你若在南京大街上行走，看见一位男同志趿着一双大红绣花鞋，千万不要吃惊。

　　明朝初年，严格规定老百姓的服饰，庶民只能是“服浅色”，不得穿金戴银，首饰也不允许用金玉珠翠。到明朝中期，特别是到了晚明，经济发达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国家律令开始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上上下下都不讲规矩，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越是不允许，大家越是想试试。按照规矩，教坊司乐工，也就是在妓院打工的老少爷们，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禣，常服则绿头巾，所谓的绿帽子，以不同于士庶。然而在明朝后期却坏了规矩，已经“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

　　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竞相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突然引领时装潮流。“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既然良家妇女不再“耻类娼妓”，结果便是“女装皆踵娼妓”，“奴隶争尚华丽”，大红礼服竟然可以作为“常服”，“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早已非常普遍，封建的等级制度，朝廷制定的各种规矩，各种条条框框，说打乱就打乱了。

　　古代妇女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多，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最不容易奏效，“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女人的事有时候比男人还难办，晚明时的很多南京妇女竟尚虚荣，在服饰上争奇斗妍，往往不顾经济实力。“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遯者，比比是也”。

　　最过分的是南京某些尼姑，虽然遁身空门，却仍然心系红尘，“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淫秽之声，尤腥人耳”。看过《金瓶梅》的人常会怀疑，当年的社会风气怎么可以是那样，怎么可以，答案是当时确实就那样。还是拿读书人来说事，往好里说，是解放思想，打破了等级制度，已经有一点点资本主义萌芽。往不好里说，整个社会风气相当堕落，人心不古，读书人带了一个非常坏的头。

　　晚明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两种混乱，都是不可收拾，都是亡国之兆。在北方，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最后把崇祯皇帝活生生地给逼死了。在南方，则是社会风气的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下流，“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百毒俱发，势在必亡，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以往。考察当时的南京，形象地说，就是娼盛和文盛。娼盛用不着过多解释，余怀《板桥杂记》描述当时的妓院，有一段文字非常精彩：

　　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猧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环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眺心挑，绸缪婉转。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雌风矣。

　　所谓文盛，并不是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文化人闹得太欢，折腾起来没完没了。快到乡试之年，各地读书人都跑南京来准备高考，借着“文战”之名，想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能如何快活，便如何快活。“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南都名妓的价格可不便宜，鸨儿爱钞姐儿爱俏，男人要有钱，还得有才，还得长得好看，否则人家根本就看不上。譬如当时的名妓王月，字微波，《板桥杂记》中说她“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又说她面色“如建兰初开”，“如出水红菱”，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能画兰竹水仙，能唱吴歌。

　　关键是人家架子还大，“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可是一旦她看中了谁，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金钱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王月看中了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妹夫孙临，便与孙“拥致栖霞山下雪洞中，经月不出”。大姑娘可以倒贴，只图个快活，这位叫孙临的帅哥，与王月的结局始乱终弃，他后来娶了另一位名妓葛嫩娘为妾，葛并没有名列秦淮八艳，身份也远低于王月，因为不止一次出现在电影银幕上，后来名气甚至比王月还大。

　　至于《桃花扇》中的男主角侯方域，也是个既有钱又有才的帅哥，不仅名列“明末四公子”，而且排名还在方以智前面。他云游金陵，就住在桃叶渡，“日夜招故人善酒者，挟妓弹琵琶终饮，所治盘馔甚盛，所费不赀”。公子哥只会乱花钱，随身所带的银子很快用完了，便大大咧咧地赊账。因为赊账，引起口角发生冲突，于是酒后无德，竟然“急叱出挝杀之，投其尸秦淮水中”，其行为与流氓恶霸并无两样。那时候，“侯氏势方张，见者皆咋舌不敢问”，也就是大家都装着没看见。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南京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正好是乡试之年，众多东林党的后人到南都参加科举。说起东林党，大家会想起魏忠贤，想起阉党，到崇祯年间，阉党已经失势。东林党人的继承者扬眉吐气，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叫“复社”，一时间，凡是东林的后裔都依附复社，这个小团体风头很健，很能来事。这一年的南闱乡试，年轻的王谢子弟和东林孤儿，联翩入场，气焰虽然很盛，可惜战绩并不理想，明末四公子中的侯方域，陈贞慧，冒辟疆，纷纷落榜下第。

　　当时有个叫阮大铖的文化人，在南京也是大出风头。阮颇有才华，最初同样是个东林党，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没遮拦”，名列二十四位，比黑旋风李逵只差了两名。后来投靠了阉党，为士林所不齿。魏忠贤被清算，他也跟着身败名裂，两头都不讨好，便逃回老家隐居。偏偏家乡又来了农民军，不得不到南都避乱，在南京买房置地。阮大铖是个颇有心计的人，喜欢拉帮结派，与流寓于南都的安徽绅士结合，发起组织了一个“群社”，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说：

　　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

　　所谓边才，是专指治理边疆的才能。阮大铖野心不小，与复社的年轻人相比，他应该属于文坛前辈。晚明时期，南京人特别爱看戏，那时候最红火的剧作家是阮大铖。大家一边欣赏他的戏，一边愤愤不平骂娘，骂阮大铖，骂他曾经附逆阉党。南京人的戏曲欣赏水平很高，政治正确的觉悟更高，当时阉党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攻击阉党便成为一种时髦。因此一方面，阮大铖的戏在南京很叫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梨园弟子罢演《燕子笺》的一幕，這可是阮大铖最有名的代表作。

　　阮大铖的戏当时真的很火，不仅老百姓喜欢看，很多复社名人也忍不住一次次去观摩。大家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怎么能够为这么一个逆贼捧场呢。于是便有了《留都防乱公揭》，也就是一张要驱逐阮大铖出南京的大字报。当时在这个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侯方域，有冒辟疆，还有黄宗羲，共计一百四十多名，都是有头有脸的文化名人。阮大铖立刻声名狼藉，灰头土脸，再也没办法在南京城混下去。

　　发生在南京的《留都防乱公揭》，成了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一个重要情节。说起当时南京，没有一本书能比《桃花扇》更合适，更形象，更传神。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桃花扇》中大唱了正气歌，而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其实就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南京人必须要感谢《桃花扇》，这本书虽然在北京完成，首演也在北京，描写的却是货真价实的南京，说的也是地道南京故事。大家都知道清朝文字狱厉害，能出现《桃花扇》这样一本爱憎分明的书真是奇迹。桃花扇底看前朝，阮大铖的戏曲虽然曾在南京叫好叫座，还是很容易地便被大家唾弃和遗忘，毕竟政治正确最容易深入民心。在《桃花扇》中，阮大铖属于不折不扣的反派，是坏人，侯方域与李香君则是正面形象，是好人。复社同人都是正能量，与阮大铖一正一邪，黑白分明。

　　阮大铖在南京当过南明的兵部尚书，他这样劣迹斑斑的还能重用，也可以看出南明小朝廷的不堪。清军来了，阮又很快投降，非常无耻地带领清军攻打福建，心里一心惦记着想当满人的福建巡抚。他这样的汉奸败类，如此结局意料之中，让人不太能接受的是侯方域，这位《桃花扇》中的正人君子，曾经在南京大出风头的第一号男神，当年的学生领袖，最后也落水成了汉奸。

　　文学中的正面形象常常可以蒙人，南京人可能还不知道，与阮大铖相比，深得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喜爱的侯方域，所作所为，并不比阮大铖好到哪里。他降清之后，曾为清军统帅张存仁出谋划策，献计掘开荆隆口黄河大堤，为清廷剿灭令其头疼的反清武装，坐稳中原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史稿·张存仁传》便有记录：

　　六年八月，起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盗发榆园，为大名诸县害。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

　　中原许多地区一度曾因此变为无人区，死伤以百万计。大家或许都知道侯方域参加了清廷的科举，对于明遗民来说，这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因此，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并没有应试科举这一幕，而是虚拟了他与李香君双双出家入道。后人在改编《桃花扇》时，增加了这个情节。很显然，并不是孔尚任不知道应试这事，显然是知道了不愿意写。然而助纣为虐，与清政府合作，为张存仁献计出点子，让张十分精准地扒开黄河大堤，孔尚任肯定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大约也就不会再写《桃花扇》了。

　　青楼皆为义气妓，英雄尽是屠狗辈，这件事，在南京的李香君肯定也不知道。秦淮八艳的意义，就是她们都懂得人生的“大义”。李香君要是知道了，一定会为自己当初爱上这样一个男人痛悔不已，肚肠子都会悔青。

2 杀了金圣叹

　　自古以来，南京人一向喜欢看热闹，尤其喜欢看杀人。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了南京，这个城市看似风平浪静，没有什么特别波澜，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说起来是亡国，大明朝这一次是真的没了，南明小朝廷在南京闹腾没几天，终于完蛋。一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一般老百姓心目中，早已没什么改朝换代意识。老百姓永远老百姓，满人要说了算，就让满人说了算。让大家剃头，留发不留头，南京人一开始都觉得挺别扭，这事非同小可，“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也曾想抵抗，最后剃了也就剃了。

　　1661年的秋天，金圣叹在南京三山街被杀了头。他好歹也算是位历史文化名人，评点《水浒》，评点《西厢记》，编《唐才子书》，基本上可以算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了，不过当时看热闹的南京老百姓，未必真知道他是谁。事实上，与金圣叹一起被砍脑袋，还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大堆人：

　　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尔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这样的杀人看着有些轰轰烈烈，南京历史上屡遭屠杀，老百姓无数次经历了自己的被杀，能在街头热热闹闹看杀别人，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要杀那些有名望有来头的角色。一千多年前，曾有两位被捕获的皇帝，在南京街头被砍掉脑袋，他们是后秦的姚泓和南燕的慕容超。除了这个遥远的历史记忆，著名的砍头示众，还有朱雀桥边砍杀张丽华，倾国倾城佳人貌，原来红颜是祸水，张美人从胭脂井里与陈后主一起被拉上来，成了亡国的替罪羊。

　　满人逼着汉人剃发，剃了也就剃了，杀文人金圣叹也一样，杀了也就杀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金圣叹因为“哭庙案”被砍了脑袋，很少有人去认真计较这是为什么。很显然，案子并不简单，同案在南京三山街一起被批发砍头的多达十八人。关于金圣叹被杀，民间更多的只是看热闹，只是讲段子，是说他临死前怎么样，怎样表演，如何幽默，说了什么，捉弄了什么人。版本太多，都煞有介事，都很好玩，真假难辨：

　　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

　　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民间议论金圣叹的被杀，向来以戏说为主，都是不靠谱的八卦传闻，禁不起推敲。譬如他临死前，曾告诉儿子，说花生米与豆腐干一起搁在嘴里咀嚼，有火腿味。又说毛豆放在锅里水煮，“啖之以醋，当有蟹味”。砍头不要紧，只要玩得爽，金圣叹留给民间的形象，才华横溢能文善诗，落拓不羁放浪形骸，仍然还是晚明名士风范。

　　事实真相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作家孙犁先生在“文革”前，买得一部商务印书馆辛亥革命那年排印的《痛史》，两函共二十册。这本书最初价格四元七角，孙犁购书时，经过多次转手，定價已涨到十五元，当时应该是很贵的一套古旧书。在《痛史》中，有本小册子叫《哭庙纪略》，孙犁读完，写了一个读书后记，对“哭庙案”的分析非常到位。

　　哭庙案来龙去脉并不复杂，顺治十八年，皇上驾崩，哀诏下达到苏州吴县，府衙设灵举哀痛哭三日。这时候，新任县令任维初，严刑催缴赋税，杖毙一人，又大举盗卖官米，中饱私囊。吴中百姓不堪其苦，以金圣叹为首的几个秀才，便把文庙大门打开，在庙里痛哭，义愤填膺地写了“揭帖”，公然要求驱逐县令。

　　“哭庙”是苏州一带的习俗，文化人经常玩的把戏，官府有什么不法之事或不当之举，士子们便聚集在文庙，作《卷堂文》向孔夫子哭诉，然后再召集民众，向更上一级官府申告。所谓“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孚号”是现在已不用的古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君王的号令或诏命，还有一个就是呼吁，这里应该是前一个解释。明万历四十四年，松江府的学子一齐发讨伐檄，飞章投揭，讨伐董其昌，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到处张贴声讨的大字报和漫画，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在辗转相传，结果董的住宅被抢被焚，连城外白龙潭的书园楼居也被焚毁。

　　人多势众的“哭庙”，往往能让官府不敢轻视，但是进入清朝后的这次哭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已经改朝换代，老皇历撞上了坚硬的南墙。哭庙的目的是向上峰告状，要求罢免县令，而县令所作所为，恰恰又是上峰的意思，告县令就等于是告上峰，于是上峰十分恼火，在心里盘算了一番，便让手下写了一个很恶毒的奏折，向朝廷解释：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这个奏折真的很恶毒，结局便有了南京三山街杀人一幕，南京老百姓只知道看热闹，根本没意识到哭庙案已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在明朝，特别是晚明，官方对文人通常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名士风度往往会得到追捧。大家似乎都忘了，如今已经是大清，是人家满清在当家做主，满清统治者不喜欢文化人没规矩。规矩从来都是人定的，不能说明朝没规矩，明朝只是有规矩而不执行。譬如同样是学规，明朝就有严格规定，在明太祖颁布的《禁例八条》卧碑中明确写道：

　　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可进言。

　　清朝有同样规定：

　　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同样的照抄规定之外，满人郑重其事地加了一条：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与明朝当权者相比，清朝政府显然更害怕士子捣乱，无论哪朝哪代，官员都不会喜欢学生运动。满人做事，远比汉人认真，明人是不讲规矩，有法不依，清人讲规矩，定了法就要执行。文化人千万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杀个把文人，本来跟杀鸡一样，金圣叹有点小名气，有名气又怎么样，照样杀，杀了再说。杀金圣叹，江南的士子都觉得挺过分，这很让读书人寒心，然而说杀就杀，“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还真把文化人给吓住了。

　　清廷知道汉人内心不满其统治，不狠狠收拾一下，不知道朝廷厉害。哭庙案是清廷给江南士子们看的一个脸色，所谓恩威并重宽猛相济，不给点厉害看看，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把子捏在别人手上，清兵以一种和平方式，进入了南京城，没怎么杀人，没怎么杀南京人，并不意味着人家就好说话，就傻，就讲道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淋淋的教训都放在眼前。

　　1645年端午节过后的第十天，清军进入了南京城，也就是在同一年秋天，江南乡试便继续举行。对于中国南方的读书人来说，科考一刻都不曾被耽误。科举在，孔孟之道就在，孔孟之道在，中国就在。满人在降清的汉人帮助下，很会对症下药。继续举行乡试的举措非常重要，它足以磨灭明朝遗民的亡国伤痛。事实上，只要科举还在，读书人机会还在，江南的人心就可以保持稳定。

　　哭庙案收拾的是文人试图干政，清朝政府的意思很简单，读书人嘛，犯不着胡思乱想，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读几本书，继续孔孟之道，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用未来可以当官，可以荣华富贵做诱饵，把读书人像驱赶羊群一样，都撵到了科考这条逼仄的小道上。然而科场也有科场的邪门歪道，康熙皇帝第一次下江南，回銮之际驻跸南京，对江南的民风并不满意：

　　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民风土俗，通衢市镇似觉充盈，至于乡村之饶、民情之朴，不及北方 ，皆因粉饰奢华所致。

　　尽管给康熙爷看的都是光鲜一面，他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江南的真相。这地方有些富裕是真，说白了，所谓富裕，也不过是表面，无非财税缴得多，GDP高，老百姓看上去阔气，并不比北方人更有钱。“粉饰奢华”是前朝留下来的坏毛病，而且社会风气也不理想，大家竞相虚荣，“民情”不够质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读书人风气很坏，很恶劣，最具體的表现就是科场舞弊。

　　事实上，早在哭庙案之前，在南京的三山街砍杀金圣叹之前，清廷已借江南乡试科场案，收拾过一回江南的文化人。乡试每三年进行一次，江南乡试从1645年开始，这一年是乙酉年，十二年过后的丁酉年，以南京为考场的江南科场舞弊案事发，后果相当严重。本来作为明朝遗民，去参加清廷的乡试，在江南文人心目中，就已经是个羞于言说的伤痛，就已经掉了身价，毕竟这件事很不光彩。后人改编《桃花扇》，写到了侯方域失节，最具有代表性一幕，便是他竟然参加了清廷乡试。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京人忘不了不久前的《留都防乱公谒》，当年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满清的科考指挥棒下，怎么会突然那么没有骨气，突然就都丧失了民族自尊。身上安排新顶戴，胸中整顿旧文章，当时人的心目中，去参加满人的乡试属于失节，参加了还要作弊，作弊了又让人抓住把柄，实在是太狼狈不堪。丁酉科场案起于顺天，延至江南河南山东山西，许多考场均受到波及，这说明虽然已经到了清朝，考场的风气还和晚明一样。然而说起风气不正，也不是南京一处，最后予以惩处的力度，则是江南科场的舞弊案为最重，影响也最大最深远。

　　丁酉科江南乡试发榜，舆情大哗，落榜的士子多怒其不公，于是又开始哭文庙，辱考官，疑神疑鬼，物议沸腾。万般皆下品，唯有诗书高，清廷早知汉人有各种考场恶习，当时的国史侍讲方猷，弘文检讨钱开宗，被任命为江南乡试主考官，临去南京前，顺治皇帝曾当面告诫，让他们必须秉公行事。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舞弊案被揭发出来，顺治很生气，龙颜大怒，立即下旨：

　　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着郎廷佐速行严査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着明白回奏。

　　作为江南乡试的主考官方猷和钱开宗被正法，妻子和家产籍没入官。同考官十八人，除已死的卢铸鼎外，全部处绞。被认定参与作弊的中式举人方章钺等八人，各责四十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以及妻子流徙宁古塔。审理此案的刑部官员，也因“谳狱疏忽”，分别受到处分。

　　江南乡试科场案要点，并不是谁在舞弊，而是借题发挥。与后来的哭庙案一样，它的重判和严判，只是代表着清廷要展示的威严。杀头也罢，籍没充军也罢，科场既然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可能完全根除。中国人的恶习向来难改，明朝是这样，清朝后来也是这样，好坏不过五十步笑一百步。事实上，很快清廷对于此中奥妙，也开始渐渐睁眼闭眼，该抓的抓，该放的则放。

　　清代中叶以后，每到各省该放考官时，皇上会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去主持考试。被点到名的大臣要“陛辞谢恩”，当京官清苦，这是皇帝一种特殊恩典，故意叫他们去外地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离京去，一路遇见风景名胜，又吟诗又作赋，等任务完成了，满载而归，还可以刻一本诗集。

　　丁酉江南科场案与哭庙案的共同点，都是突然放出大招，狠狠地杀了一下文化人的傲慢。为什么要杀一杀文化人的傲慢，因为当时的江南初定，安稳还只是表面现象，江南并没有真正驯服，反清情绪还在蔓延，抗清义士还在活动。南京人不太会去想金圣叹该不该杀，皇上肯定是金口玉言，他说要杀，必死无疑，老百姓很少会有这样那样的觉悟，在他们心目中，只能选择盲从，朝廷永远是对的，被杀的人永远是应该被杀。

　　南京人也不太会去进一步琢磨，在他们城市中进行的丁酉江南乡试，究竟有没有舞弊。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考官已斩首，不舞弊又怎么会杀头呢。那些金榜题名的举子，大多已经返乡，也统统抓起来。“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就数千里外锒铛提锁”。逮捕入狱，再押到北京，举行当廷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有必要解释一下，江南乡试科场案中的江南，并不是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江南地区。这个江南其实是明朝的南直隶，具体范围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再加上后来从江苏分割出去的上海市。明亡于清，清朝就给南直隶改了名字，改为江南省，事实上，江南省的大块面积，并不在长江之南，苏南皖南之外，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都属于江南省。最后为什么不选择在南京复试，倒不是说怕在这里再次舞弊，而是这么大张声势地拉到北京，动静和影响都可以放大许多，能起到更好的震慑作用。

　　当时的江南省中，有两个地方专出文化人才，一是江苏苏州，一是安徽桐城。乡试科场中被认定舞弊的方拱乾和方章钺父子，北京参加复试时被认定不及格的吴兆骞，就分别来自这两个地方。前者是安徽桐城人，后者是苏州吴江人，他们都很有才华。以他们的锦绣文章，中举很正常，没中举才是怪事，然而腹有诗书也没用，没地方去说理，说你舞弊就舞弊，统统流放宁古塔。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章钺与考官方猷都姓方，都姓方便是一家人，便有嫌疑，其实这个方，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从未同宗。吴兆骞成名很早，“松林吴兆骞，才若去锦翔”，当时“诸前辈巨公，恨不识吴生”。因为少年得志，难免恃才傲物，吴兆骞曾对当时极有文名的汪琬说：“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就是这么一个名士，在北京复试时，都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还要玩名士气，竟然当堂缴了白卷，理由是让他这样的大才子补考，怀疑他会作弊，实在是污辱他的人格，是可忍，孰不可忍。

　　结果当然非常可悲，与金圣叹相比，方章钺和吴兆骞没被砍去脑袋，只是流放宁古塔，已属非常幸运。对于清廷来说，用意很简单，就是要收拾收拾心高气傲的江南文人，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清初的哭庙案，科场案，以及后来更加令人惊悚的文字狱，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就是要严厉惩治，惩前毖后，要把南方士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跟明朝相比，跟晚明的自由开放相比，江南文人的名士气从此大大收敛，清朝皇帝眼里的“粉饰奢华”，也立刻大打折扣。

　　南京人开始像北方人一样，变得越来越“质朴”，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没有情调。换句话说，清朝时期的南京，再也不会有秦淮八艳，再也不会有《板桥杂记》，更不会有学生运动，唐伯虎点不了秋香，李香君也不会遇到貌似一身正气的侯公子。改朝换代就是改朝换代，改朝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换代让南京人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潇洒。明朝的南京是浪漫的，生機勃勃，活色生香，起码大多数时间是这样，清朝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呆滞刻板，暮气沉沉。

　　清朝的南京变得不太可爱，变得老实本分，变得木讷无趣。清朝的南京，开始让人感到有一种别样的伤痛。

3 南京城里的柏林墙

　　南京人都习惯偷懒，不太会去想“南京”这两个字怎么来的，清军进入南京城，就仿佛历史简单重复，赶紧要做的一件事，先给南京这个城市改名换姓。于是在北京开会，满汉大臣召集到一起议论，拿主意说观点。大伙七嘴八舌，小心翼翼地揣摩圣上意思。其实这时候的顺治，还是个小皇帝，只有七八岁，根本不明白事，当家做主的是摄政王多尔衮。

　　很快，过了两个月，顺治二年的闰六月十八日，方案终于有了，清廷正式下令，将南京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原设的府尹改为知府。紧接着，多尔衮又给在前线督战的多铎下指示：

　　南京着改为江南省，应天府着改为江宁府，设知府不设府尹。掌印指挥、管屯指挥暂留，余指挥俱裁去。其卫所改为州县，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

　　好一个“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胜利者的口气，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就是牛。这指示有两层意思：其一，多尔衮说的南京，是指南直隶，也就是大南京的意思。这个大南京的范围，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钦定，前面已经解释过，包含江苏安徽和上海，现在改名为江南省。其二，应天府才是地道的南京城，江宁也不算什么新名称，一千多年前，东吴亡国，南京就叫过“江宁”。当时是晋武帝南巡，慨叹“外江无事，宁静于此”，因此只是给南京恢复了这么个名字。

　　江宁这名字显然复古，出主意的肯定是汉人大臣，满人刚入关不久，哪会有这脑子。与元朝的蒙古人一样，满人根本不把南京这座城市可能会有的反叛放在心上。北方的汉人王朝特别忌讳南京的王气，因为所谓的金陵王气，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隋朝统一中国，立刻毫不含糊地将南京这个城市给灭了，把六朝的痕迹烧得一干二净。满人跟蒙古人都是少数民族，他们知道广大的汉人地区，都可能生出一份反叛之心，在哪都差不多，都一样，犯不着要特别防范南京这一个城市。

　　满人很善于用兵，八旗铁骑指向哪，打到哪。自从入关以后，基本上逢战必胜。南京只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据点，在前期，它是进一步南下西征的中转站。天下大定之前，一方面，在级别上，南京的政治地位先要降下来，再也不允许称什么“京”，再也不是“留都”。对于发迹于东北的满人来说，北京才是他们不折不扣的南京。另一方面，改名江宁后的南京，仍然“为江南根本之地，绾毂十省”，仍然还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不可小觑。也就是说，清政府要凭借这个地方，控制南方。

　　满人在数量上是很少的，汉人可以不服气，不服气也没用，谁厉害谁狠，谁厉害谁就是精英，谁厉害谁就是狼。汉人只是羊群，清朝的天下事实上也是汉人帮着打下来，当时进入南京的清军，有很多都是投降的明军。大家都知道史可法没投降，英勇就义，然而大多数晚明的军事将领，都十分狼狈地投降了，都成为满人的爪牙。多铎给朝廷的奏报便称，先后投降的总兵有二十三人，监军有两人，副将有四十七人，骑兵和步兵二十三万八千人。

　　当兵的都投降了，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只能看热闹。南京的城市级别降低，降低就降低吧，这样的历史，过去也曾经历过。当时南京最大的汉官是洪承畴，洪是明朝重臣，降清以后，又得到了满人重用，官做得比在明朝时还大。洪承畴到南京来坐镇，主要是起到一个安抚作用，他是汉人，又是前朝的大官，有他在场面上支撑，南京人的亡国情绪会少许多。

　　要控制和管理南京这座城市，也不是什么难事。根据记载，当年在南京的清军，真正属于八旗军的数量，少得让人不敢相信。实际兵力仅仅为“左翼四旗满洲、蒙古二千名，弓匠五十六名，铁匠五十六名”。这个数字并不是想当然，还是有出处的，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里有确切记录。

　　此外，维护南京安全的还有绿营兵力四千人，原来是明朝江南提督曹存性的部下，降清后被编入了绿营。这个比例很有意思，计算起来，绿营的人数比八旗军多了将近一倍，可是这些“南兵”基本上就是做做样子，完全没什么战斗力，管管南京城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可以，指望他们缅怀旧主，能够揭竿而起，起义造反，根本不可行。

　　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反抗，起码在南京的外围，在东南沿海，反清复明的战斗还在进行，还在继续。南京人心里显然也还不服气，可是满人不跟你们讲道理，他们来到这个城市，作威作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先开始感受到这份委屈，是生活在南京的贵族，在过去，这个城市属于他们，吃香喝辣为所欲为，偏偏人家满洲人是提着一把屠刀来管理南京，才不会把这个城市中的什么贵族和世家放在眼里。

　　一大批原明朝的勋贵高官，被削爵免职，被抄没家产。中山王徐达的后裔魏国公徐文爵，被除去封号。徐文爵有个弟弟徐青君更惨，被“籍没田产，遂无立锥”，最后不得不“与佣、丐为伍，乃为人代杖”。勋戚贵族如此，一般士绅的境况，显然会更糟糕。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不亡国不知亡国恨，真亡了国，再抱恨也来不及了。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有点文化的文人，只能靠书写诗歌来言志抒怀。

　　1645年的5月，明朝的南京官员们出城投降，迎接清军。这个场面很戏剧性，清军大队人马开了过来，耀武扬威进城。清军和平进入了南京，立刻将城市的东北部划为八旗军营地，原来的老百姓呢，对不起，该去哪去哪，统统驱逐：

　　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西为民舍，通济、洪武、朝阳、太平、神策、金川凡六门，居大清兵。

　　军令如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南京城立刻大乱，原来住在这里的南京原住民，不得不“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号满路”，众多居民不得不移家城西和城南，造成“西南民房一椽，日值一金”。官兵军爷免不了要趁乱抢劫，趁机捞一把，清军统帅多铎为严肃军纪，“斩兵抢物者八人”，效果如何，也只有天知道。老百姓都害怕兵荒马乱，都担心家破人亡，没想到这个灾难说来就来：

　　百姓俱狼狈走，稍迟则刀棍交下，立毙。什物悉为兵有，百姓止走空身而已。

　　南京城东北部，就这么眼睁睁地成了八旗军的地盘，满人反客为主，鹊巢于是鸠占。很快，到顺治六年，为确保满汉分居，互不干涉影响，干脆在南京城东部修筑“满城”，专供旗人居住。自南京城有史以来，这状况是第一次出现，竟然出现了“城中城”，在城市内部又加修了一道城墙。仿佛过生日切蛋糕，活生生地切了一刀，硬是生造出了一个满城，与旧城以一道高高的新城墙为界限：

　　起太平门，沿旧皇城墙基，至通济门止

　　不熟悉南京城市格局的读者，对这道区分满汉的古代柏林墙，不会有什么感觉，也绕不太明白。清朝当局曾先后两次修建南京城中的满城，具体方位是以原明皇宫为基础，将皇宫的东墙和南墙拆掉，利用南京城的东南城垣。满城西侧，从太平门内皇宫角竺桥至通济门，沿用旧宫城西墙，添造城垣，南接通济门东侧。满城的西侧城墙上开设两道城门，以便与汉人居住的区域相互往来。北侧城墙是将原明皇宫北墙进一步延伸，整个满城“长九百三十丈，连女墙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围三千四百十二丈五尺”，是清代直省各驻防城中面积最大的。

　　满城中修筑了箭亭和校场等军事设施，当然还有八旗营房，满汉分居是清朝的一大特色，国内其他城市中也有满城，大多按八旗方位进行布局，红黄蓝白，各有各的位置。南京城内的这个满城如何布局，在清代方志以及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后人因此也很难弄明白。清道光年间，江宁将军祥厚曾奏称：

　　奴才闻得有人在朝阳门迤南并正阳门之东、西倒塌裹披城墙土坡上种地……查验得镶黄、正白、正蓝等三旗界之裹披城墙均于早年坍塌，砖块无存。

　　根据此段文字，可以认定到了清道光年间，南京城里这道柏林墙已名存实亡，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同时也可以认定，位于朝阳门，也就是后来改名的中山门以南，正阳门也就是后来的光华门两侧城墙，属于镶黄正白正蓝三旗的辖境。这与八旗方位中通常镶黄旗位于东北，正白旗位于正东偏北，正蓝旗位于东南的规定相吻合，说明清代南京满城的内部格局，非常可能也是遵照了传统的八旗方位。

　　这道区分满汉的柏林墙，足以造成一个城市的两种不同文化。南京城里的满城，就好像一个巨大兵营，行政上不受地方府县管理，江寧将军是南京八旗驻防的最高长官，其职责为“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军事事务是驻防将军的首要职掌，不过驻防旗人的日常生活， 譬如婚丧嫁娶，譬如养赡救济，必须也得过问，别人想管都管不了。

　　满城也因此自成体系，成为南京享有特权的城中之城，《钦定八旗通志》上便有明确记载：

　　江宁驻防旗员给园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

　　换算一下，每个旗员可分得六十亩至一百八十亩土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人人都大地主。八旗官兵的主要收入，按说是清廷发给的粮饷，将军每年俸银为一百八十两，俸米九十石，佐领俸银一百零五两，俸米五十石五斗，骁骑校俸银六十两，米三十石。自雍正朝起，对将军和副都统等高级官员，另增给养廉银，数额是正常薪俸的数倍甚至十几倍。大家都知道满人马上得天下，不擅耕种，有了土地也只能收地租，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当时旗田地租年收入总数为三千九百九十两，根据《佚名奏报江宁驻防八旗每年盐菜及地租项下用银数目事》记载，乾隆年间的具体分配情况为：

　　江宁将军一员，每年银八百三十两；江宁副都统二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二十两；左翼协领四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两；左翼佐领二十四员，每员每年银八十两。

　　由此可见，当时旗人在南京的日子十分快活，可以充分享受打下江山的种种好处。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当然应该是老子和老子的后人来享受。清代设立理事同知一职，专门负责审理旗人与南京原住民的诉讼。理事同知在官制上为地方属员，不隶属于八旗驻防。自康熙朝起，清廷将理事同知定为旗缺，只有旗人才能出任此职。因此，虽然名为地方官员，其职责只是保护驻防南京的旗人权益，在处理各种纠纷时往往袒护旗人。

　　在南京的江南贡院，存有一块《韩绍文等立颂德碑》，为雍正年间的理事同知赫胜额歌功颂德，说他“仪型虽往，恩德犹存”，“自莅任以来，旗民安堵，强梁敛迹，宵小潜踪”，说他“片言折狱，秉正持平，哀矜勿违，小大以情”，说他“无偏无袒，至公至明”。“安堵”是安居乐业的意思，“强梁”和“宵小”都是属于坏蛋，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秉正持平是对断案的最基本要求，却还要专门拿出来歌颂，足见当时秉公执法，不偏袒旗人，实属非常难得。

　　在八旗制度下，朝廷会按月发给粮饷，驻防兵丁不允许从事农工商等产业，过着不劳而获的快乐生活。南京城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满汉矛盾，譬如满汉不通婚，禁止旗女嫁与汉人，旗人男子则可以娶汉人民女为妻。又譬如旗人有很好的福利待遇，拥有政治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不受地方法规约束，旗人的不法行径便在所难免。特权很容易产生腐败，更容易造成罪恶，江宁驻防官兵“日就纵驰，至不堪言，更且习气大坏，多有窝盗包娼、行窃诈民，甚之重利盘债、骂官闹衙，无不任为”，而“该管之官反行百计袒护”，地方官府虽受其扰，亦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当时在南京，出现过一种让市民哭笑不得的盗匪，俗称“旗盗”。一度十分猖獗，没办法收拾。不是旗人直接参与了偷盗，而是一些投靠旗人的本地刁民，在为非作歹干坏事：

　　昼则倚势行凶，夜则纠众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即仍窜归旗，无从究诘。

　　所谓投靠旗人，又叫“投充”，其实就是投入到旗人名下，打着旗人招牌，狐假虎威伤天害理。顺治和康熙年间，八旗官兵买卖人口之风，曾经非常厉害，一般老百姓自然不愿意卖身为奴，可是到了后来，风气开始转变，汉人百姓竟然会主动投入旗下为奴。 投充者既有孤身前来，亦有干脆携家带口，包括自家的田地投靠。一旦投入旗下，挂名旗奴，其田地即可免除官府赋役。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南京人不惜投充为奴，更有奸恶之徒，借投充之机，仰仗旗人的特权威势，在地方上横行无忌：

　　投充名色不一，率皆无赖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

　　根据嘉庆年间的《新修江宁府志》记载，江南地区原住民投充旗奴所带来的骚扰，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南京。所谓“南民投充，惟江宁为多”。这是让傲慢的南京人感到很不光彩的一段历史，因为当时的投充，“非尽艰窘而然也”，并不是迫不得已，并不是走投无路，不得不这么做，而是“半属作奸恶棍，半属逋罪强徒，急欲逞凶，遂尔走险”，结果就是“一经收录，大肆猖狂，或伙赴市廛以陵商，或横行村镇以诈懦。有司惮其恶而不敢制，小民畏其威而不敢言”。

　　没有人说得清楚，隔绝南京市民与旗人的柏林墙，什么时候被拆除。跟北方的万里长城一样，南京城里这道满城城墙，更多的只是一种摆设，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它提供的是一种心理上安慰。因为年久失修，更重要还是因为没什么实用性，很多地段都坍塌了，坍塌也就随它坍塌。一段接着一段毁坏，坏了也没人去修缮，满城的旗人不会去修，南京的原住民也不会去修，跌落在地上的旧墙砖，正好被贪小便宜的人拿回家派上用场。

　　从清朝中期，到太平天国，到晚清，到民国，到国民政府，到汪伪时期，都会有一些南京老百姓浑水摸鱼，偷偷地将旧城砖挪为家用。甚至官家也参与过盗拆明城墙这些事，民国初年，大清没了，南京城内“手不任执殳，肩不能荷锄”的旗民，由于生计问题，一度在地方政府默许下，靠拆旧城砖卖钱度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黄埔军校也迁到昔日的满城，蒋委员长曾作过批示，同意军校拆些城墙砖建校舍，因为有关人士反对，遂告停止。

　　横贯在南京城内的这道柏林墙，最后是不是就这样茫然无存，不得而知。遗忘总是很容易，今天大多数南京人的记忆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道城墙。晚清时期的鲁迅曾经在南京读中学，当时南京人心目中，顯然还留有一道柏林墙。再过不了几年，就辛亥革命了，汉人和满人的对立情绪，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鲁迅先生喜欢骑马，在满城区域里骑马，会招到清兵呵斥，不止呵斥，还会向学生娃子扔石头。鲁迅他们也不甘示弱，也会用石头进行还击，结果当然是谁伤害不到谁，大家都只是扔着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