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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指

时间:2023/11/9 作者: 十月 热度: 12634
斯继东

  



  隔着道地望进去,堂前有些晦暗。近檐处,一个瘦颀的老头正身伏在几上。远远的能看见他的手上下移动着,好像在净心一顾地拨着算盘珠。

  介绍人朝我做手势,俩人就噤声立在石门槛外。

  搁在几上的是一块长条的板,乌漆墨黑,又肉沉沉泛着光亮。声音就是从板上发出来的,丁一声冬一声,无心搭脏,却每一记都不含糊。不能说不好听,却也说不上来是怎么个好听法。

  那个人就是曾先生,那块板就是曾先生的琴——晦庵。

  那时曾先生刚刚从上海越剧院退休回乡,因为需要有个人照顾起居,兜三转四的,就找到了我。在这之前,经人介绍我曾去上海做过几年保姆,城里总归不习惯,就又跑回了乡下。

  曾先生收声立起。介绍人上前招呼,又急出乎拉说了我的不少好话。曾先生问我怎么称呼。我说别人都喊我操嫂,曹操的操。曾先生连声说,这姓好这姓好。

  这姓怎么就好了呢,奥滋答味的。可姓又由不得人挑,对吧?

  总之,事情就这样三对六面定了。

  第二日天刚擦亮我便踏着小三轮去上班。我出门都踏小三轮,小三轮比脚踏车多个轮盘,骑着安心,还有个车斗,轻便些上街买点小菜,负重时下田畈搁几袋化肥,不大不小,都服帖。从桃源村到曾先生住的廿八都,大约有七八里路,一大半是机耕路,一小半是水泥马路,小三轮就一歇歇工夫。曾先生的住处也好找,后街中段拐进去,一条两边长满青苔的狭狭的弄堂,笔直踏到底就到了。曾先生祖上应该是大户人家,青石板砌的台门一门到顶,门楣上“竹苞松茂”四个砖雕大字有些年份了。给小三轮上链条锁时,我又听到了琴声。曾先生这么早已经起来了?果然,曾先生又在老地方拨他的算盘珠了。走到门槛脚跟时,我有点犯难,好比戏文里林妹妹初进大观园,不知这一步该跨不该跨。曾先生在里面喊了,进来吧操嫂。我轻手轻脚走过,他又续了一句,你忙你的,不用做忌我。说这话时,他的头还是没有抬起来,一双细细长长的手顾自拨弄着丝弦。

  我给曾先生沏了一杯茶。递过去时发现案几太小,我就搬了条骨排凳到横头。搁下茶后,我就顾自忙了。

  那天的日头很好,确实是扫扫涮涮洗洗晒晒的好时节。

  我里里外外忙碌时,曾先生坐在道地里看书。

  日头挪一挪,藤椅就跟着挪一挪。

  等壁壁角角都清理完毕,已到晏饭脚跟。我就问曾先生晏饭想吃什么,曾先生说随便,我又问那夜饭呢,曾先生又回对了句随便。没办法我只好问他早餐。这句曾先生回答得倒是细,说是六点光景去大街上吃的,一张大饼两根油条,加一碗咸豆浆。我再问:“那么曾先生,晏饭简单些,放碗麦面,夜里烧饭,一荤两素,侬看好不好?”曾先生说嗯。

  打扫灶间时,我细细察看过,煤气灶高压锅电饭煲等等大件都是预备的,但锅碗瓢盆却不齐整。十个人是吃,一个人也是吃,少了哪件灶间都不是灶间。我就扳着指头一件件跟曾先生讲。才扳到第二个指头,曾先生把我打断了:你看着买吧。

  曾先生放下书本站起来,口气更和缓一些:操嫂,以后屋里缺什么,该需该用,你都直接添置吧,不用跟我商量。

  等我七袋八袋从市场返归来,就看见曾先生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方步。像个小孩一样,曾先生显得有些兴奋。

  清爽,清爽,煞煞清爽梅兰芳。曾先生说。

  这不是大圣遗音过了管平湖先生的手吗?曾先生又讲。

  梅兰芳我知道,曾先生这是在夸赞我。但后面那句我就听不懂了。大圣遗音是啥,管平湖先生又是哪个啊?

  曾先生耐耐心心地告诉我说,大圣遗音是一床唐琴,国家一级文物,但之前因皮相破败不堪,一直被弃置在故宫的库房里,无人理睬。后来真身得以重现,靠的是王世襄的慧眼和管平湖的妙手。据说管平湖用了数十天的时间擦拭磨褪,一千多年过去,金徽与面漆居然都完好无损。看似灰白无光、漆皮尽脱的琴面,其实只是因长期水沤而凝了一层泥浆水锈。

  呵呵,原来曾先生是调笑我把他家的陈年夹垢都洗掉了。



  临近月尾,曾先生就会把工钿放到堂前的八仙桌上。

  钞票是装在信壳里的。一个右下角印着“上海越剧院”的黄色信壳。每次都介。曾先生真是不怕麻烦。曾先生确实不怕麻烦。每次弹完琴,他都会把琴装入那只茄皮色的锦囊,小心翼翼放到搁庋上,然后再在下一遍弹的时候取出来。有一次,曾先生笑眯眯地指着锦囊问我,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我当然不晓得。曾先生又笑眯眯地跟我说,人都得穿衣服是不是?琴也一样。所以这个就叫琴衣。这名称取得确实稀刁,我就顺嘴回对了一句,既然是衣裳,那曾先生为什么冬冷夏热的都给它穿同一件啊?曾先生呆了呆,然后哈哈大笑,连连夸我驳得好。接着正色讲道,礼只是一种仪式,心里有、意思到便好。比如节头年尾我们拜天地祭祖宗,也只是一份心意,还能当真计较下饭够不够丰盛,祖宗大人老酒有没有管饱?

  曾先生每月发我工资,我每天做三件事。烧饭,洗衣裳,打扫卫生。

  说打扫卫生,其实并没有多少卫生可让我打扫。曾先生每天一杯茶一本书一张琴,他不抽烟不吃零嘴水果也很少碰。灶间没事是从来不进的,卫生间用过后总是归置得齐齐整整,连牙杯里牙刷牙膏的朝向也是定煞数的。寝室兼书房的书桌,堂前的桌几和琴案,我每天用热毛巾过一遍,面盆里汰出来的水总是清水一样。

  衣裳倒是日日要洗。曾先生不管冬夏每日早起都冲澡,替里布衫隔手便换。热天是一条内裤一双袜,冷天再加一套棉毛衫。对了,曾先生穿白袜,一目光的白色棉质运动袜。运动鞋白袜,皮鞋白袜,落雪天公穿暖鞋,還是白袜。我一直想问问曾先生,总归问勿出口。现在做人爽快,洗衣裳有洗衣机,放放进去,再拿拿出来。不光衣裳服脚,床单被套一塌括子都是洗衣机。也有洗衣机勿会洗的,像换季时脱下的厚衣裳,我都拿去干洗店。

  要花点心思的是一日三餐。早餐我都是大街上去买归来。曾先生点什么我就买什么。大街上哪样没有啊只要你想得出来。冰清水冷的店我不去,我是宁可排队,买归来的早点曾先生总说落胃。中午为得省点时间我不烧米饭。我是榨面年糕麦面日日换,今日放明朝炒后日拌,番茄红番茄团笋嫩团笋草籽出市草籽丝瓜上架丝瓜。偷懒也要会偷,就像曾先生说的,哪怕一碗汤面,心意总归要到。夜饭是正餐,一荤两素,色香味,偷不得懒。曾先生吃硬饭,饭前照例要呷大半汤碗黄酒。曾先生总是夸我手艺好。油盐酱醋的事其实也没那么难,眼睛生了好看,嘴巴生了好问,说到底也还是看你用不用心。

  起首的那段日子,我一直是这样踩着小三轮来来回回地跑。早上去一趟,顺道带上早点,然后买菜洗衣裳打扫卫生,晏快去一趟,吃完晏饭匆匆回家,夜发脚跟再去一趟,安顿好曾先生的夜饭,再回家。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曾先生这头顾到,家里的生活又不塌落。小三轮在我脚底越踩越轻。冬天日短,晚上回家天已经墨黑,好在路熟,闭着眼睛也踩不到溪坑里。

  我在天井里择菜,曾先生没事会端着茶杯走过来跟我闲聊两句。

  有一次他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我就据实告诉他,男人早没了,有个儿子,成家了,但没在身边。我儿子做小笼包生意,蜒蚰螺一样浪过很多地方,后来在云南昆明落了脚,隔两年老婆孩子都带过去了。生意很忙,过年也很少回家,平时每两月打归来一只电话。曾先生知道小笼包。说是在上海的时候常去光顾,都是夫妻店,打着“杭州小笼”的招牌,进去听听口音熟,问哪里人,说是会稽,问会稽哪里,说是瞻县,问瞻县哪里,剡源长桥堰底马仁八郑棠头溪廿八都什么地方都有。

  “原来你也是独个人啊,”曾先生颇有点意外,“看你每天急出乎拉地往回赶,我还以为——”

  “田稻是老早判给邻舍隔壁了,还留有一块地,种点瓜果蔬菜,地里也不是日日有生活做,倒是屋里的鸡啊鸭啊,早晚都要有人饲。”

  “一年到头,有多少收入啊?”曾先生问。

  “算钞票的话,倒也没多少。”我说,“可人活着,总得弄点事情忙忙,是不是?”

  “操嫂啊,要我看,你就安安心心一门心思在我这里做吧——”曾先生说。

  “房间现成有,吃饭添条筷,你呢省得起早落夜来来回回跑,我呢也多个闲讲闲话的人。”曾先生讲。

  看我不响,曾先生又说:“地里的收成我每月贴给你,好不好?讲句实话,我的退休工资多落来,也带不到棺材里去。”

  我说:“让我想想吧。”

  “嗯,跟儿子商量商量看。”曾先生说。

  “这倒勿用。”我说。

  我自己的事从来都是自抲主意。那年去上海做保姆,事先我也没跟儿子商量。



  曾先生里间,我外间。这样夜里有事,随时喊得应。

  不过曾先生倒是从来无事。

  晚上困觉前,我照例要看两集连续剧。搬被铺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电视机也搬来了。机子搬来,却没地方搁。曾先生家没电视,自然也没电视机柜。曾先生搔搔头从里间移出来一只矮柜,电视机搁上去倒也落位。在自家屋里,我没事也会把电视机开着,有戏文咸咸淡淡听两句戏文,没戏文声音响着也闹热。曾先生喜欢安静,所以我平时不开电视,夜饭吃过后看连续集也会把声音拧得很小。曾先生在里间看书,我在外间看电视。曾先生三勿知头喊一句:“操嫂,你把电视开响些,勿可做忌!”我连声说好的好的,当然声音并没有拧大。曾先生这是客气,我不能当福气。

  曾先生每日弹琴,但也有定规。一般都是早饭前弹一阵,夜饭后弹一阵。听得多,我也能辨出来了。今日空腹弹的是《平沙落雁》《渔樵问答》和《阳关三叠》,昨日夜里奏的是《渔歌》《忆故人》,还有《普庵咒》。曾先生心耐,我问一句,他会答我五句十句。《平沙落雁》是他跟张先生学的第一支曲,《渔樵问答》是吴先生教的,《阳关三叠》《普庵咒》是卫先生教的,《渔歌》是跟刘先生学的。我说《普庵咒》好听,曾先生说,那我再弹给你听。他就调调息又从头开始弹了。曾先生有心,我这样讲过后,每日夜头就都能听到《普庵咒》了。听曾先生讲解,《普庵咒》是一首佛教题材的琴曲,《神奇秘谱》上有记载,在佛教里“普庵咒”是禅门日诵的科目,相传为南宋临济宗普庵大师所创,念此咒可消灾解厄,令蛇虫百脚远离,凶神恶煞走避。曾先生每夜弹《普庵咒》,屋里的蚊虫果然就少了不少。

  有时候曾先生白天也抚琴,只是声音时有反复,疙里疙瘩不成调。那是曾先生在打谱。什么叫打谱?曾先生顺手拿几上的一本古书给我看,上面印的字稀奇八古,像是字又不是字,反正我一个也看勿懂。曾先生讲,以前没有简谱五线谱,老祖宗聪明,所以发明了这种以字记谱的方法,叫减字谱。“喏,这就是减字谱的曲谱。”曾先生随意挑了一句,用指头一个字一个字掐到弦上。这谱不是直接能弹吗,为啥还要“打”呢?曾先生又耐耐心心讲给我听,所谓打谱,就是按照琴谱还原出琴曲的过程。琴人需要反复弹奏,揣摩曲情,直至句读清晰,音乐流畅,结构完整,力求再现原曲的本来面貌。打谱时最需琢磨和费时费力的是琴曲的节奏安排。因为减字谱记录的弦位和指法一清二楚,但节奏却是粗疏的,大模光景的,有很大的伸缩空间。那么标准的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没人知道,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这是减字谱的缺陷,也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嗯,确实,我一个外行人听听也蛮有趣的。

  除了弹琴和看书,曾先生还写字。用毛边纸对着一本法帖一笔一画地写。第一遍写小字,第二遍再在小字上写大字。曾先生写字不用墨汁,都是现磨。先在砚盘里注些清水,再用墨碇一圈一圈地磨。曾先生讲,墨水新鲜,写出来的字才鲜洁。每次砚盘里的墨写完,曾先生就收手。毛边纸不还空着大半张吗?急什么,还有第二日啊,墨会干掉,纸又跑不掉!毛边纸写過曾先生会把它收起来,四角齐齐整整地摞在桌脚边。

  日子悠悠长长,桌脚边的墨纸越摞越高。

  早上去菜市场前,我都会讲一声,曾先生我买菜去了,曾先生会答一声好。那天曾先生答完好后,我多加了一句,你去不去啊?曾先生呆了呆,说,你等歇。曾先生早琴弹过后刚吃完早饭。

  曾先生问天热不热,我说勿热。

  我把小三轮拉出来,让曾先生坐车斗。曾先生坐上去又下来了。怎么了?有点滑稽,曾先生说。我忍不住笑了。倒也是,小三轮太小,曾先生生得长大,苍蝇套豆壳——不相称。那要不走着去?嗯,大不了归来坐黄包车。

  曾先生走路泰悠悠,我得步子放慢些他才跟得上。两个人并排走着,出弄堂过后街再走大街,菜市场买了菜,再原路返回来。这一路上得讲好多话。

  曾先生在上海待了四十年,从来没上街买过菜。问他吃什么,他说食堂。一直吃食堂?一直吃食堂。休息日起得晚会上街吃个早点,偶尔也会跟同事下次馆子,但这样的事一年到头也没几回。我上海做保姆那几年,曾先生也还在上海。曾先生笑说,不定在大街上碰见过呢。额角头撞着也不认识啊!这倒也是。曾先生一直在越剧院做伴奏。越剧是从我们瞻县沿剡溪曹娥江唱到黄浦江去的,本地人从小看到老,曾先生说的伴奏,我们叫后场头。早些年的草台班子,前台后场并不隔开,那些伴奏的乐器大多也认识,锣啊鼓啊,笛啊箫啊,二胡啊琵琶啊,但不记得有曾先生在抚的乌漆墨黑的古琴啊?曾先生跟我讲,他在团里奏的就是琵琶。曾先生讲,琴只是个人喜好,琵琶才是他的吃饭家生。怎么从没见你弹琵琶啊?我都退休了,还抱着那吃饭家生做啥?

  曾先生说,改变他命运的就是一把琵琶。

  曾先生的琵琶最早是跟父亲学的。曾家在当地也算大户,不忧衣食的父亲喜好丝乐,尤其是琵琶。耳濡目染,十几岁时曾先生已将琵琶弹得非常娴熟。忽一日,有人捎来口信,说是青溪的张先生想见见这位琵琶童子。张先生在当地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三考出身,科举废除后就读上海震旦大学,肄业后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任教,后来退休于商务印书馆。张先生擅弹琵琶和古琴,被马一浮认为是那个年代数一数二的“善工琴者”。本地玩丝竹的都知道,张先生家里藏有一把前明陈圆圆的琵琶。“当天晚上,张先生真的就登门了,灯烛之下,他让我弹,我就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讲实话,在他面前我不大放得开。听完后,张先生问我学过《十面埋伏》没,我就放胆又弹了一曲《十面埋伏》。两曲下来,张先生只说了句‘不错不错,略坐一坐就回去了。张先生非等闲之辈,眼法自然高,我也就死了心。谁知一周后,又来了个口信,这回是张先生主动问,愿不愿意跟他学琵琶。这还用问吗?自此,我就成了张先生的徒弟。那年我14岁,张先生65岁。开始是每天都去,后来变成每周一次,再后来是一月一次。每次学完,张先生都会亲自把我送到村口。张先生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张先生曾经吐过口,想收我为义子。但我母亲板,勿肯答应,张先生只好罢了念头。”

  那后来曾先生怎么又去了上海呢?我听得性急。那已经是菜买归来的路上了,我们没坐黄包车,挈了菜继续一路走。

  “后来就是解放了,琵琶童子也成了琵琶后生。我21岁那年,张先生应马一浮先生之邀离开瞻县去了杭州文史馆。此前为谋生,我已做了几年小学教师。正当我苦闷之际,半空掉落来一只绣花鞋。由傅全香带队的华东戏曲研究院(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越剧院)考察队忽然来了瞻县,当时是周总理提出越剧要‘男女合演,考察队就是专程到越剧故乡来招男演员的。其中金采凤带队的一支驻在廿八都。考察队原本没有演出计划,但老乡们的盛情拒绝不得。队里只来了一位鼓板师傅,于是会弹琵琶的我便被荐了去,给金采凤配《楼台会》。结果金采凤对我很满意,就又把我介绍给了傅全香。这真介叫拔萝卜带出泥,就因为这一次非正式的演出,半年后我便来到上海,做起了剧团的琵琶伴奏。剧团先后来瞻县招过两批男演员,因为变声、合腔和观众口味等原因,几年后一个不剩全都改行转业,反倒我这个救急的却被留了下来。”

  “谁想得到呢,阴差阳错的,这一留便是四十年。”曾先生叹了口气,把菜袋子从顺手换到了借手。



  之后,上街买菜便成了俩人的事情。

  菜市场里,摊贩们把菜蔬都码得崭齐,萝卜白,茄子紫,红的是番茄,黄的是菜心,茭白雪白蕈嫩,芹菜梗青滴绿,水产区鱼活虾鲜,熟食摊鸡糟鸭酱。曾先生这个看看,那个问问,欢喜勿煞像个蒙童。

  菜市场每日走,一日三餐一荤两素之外,岁时节令也跟着讲究起来。元宵节烧亮眼汤,清明节包青饺,立夏吃健脚笋,端午插菖艾吃五黄,重阳做重阳糕,腊八喝腊八粥,大年初一搓汤团。吃食归吃食,曾先生倒是照旧不祭祖不敬神。

  曾先生日日陪我买菜,我也隔三岔五陪他出门。去药店配药,去书店看书,去剃头店理发,去商场添置换季的衣裳服脚。

  有时无事也出门看闹热。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

  每日同进同出,一路有讲有话,曾先生的肤色越发红润起来。

  曾先生不大提父母,倒是常常讲起张先生。

  在张先生家,曾先生看到了神秘兮兮的前明陈圆圆的琵琶。琵琶还是琵琶,一式斯样,看不出有什么稀奇。吸引曾先生的是另一樣东西——琴。

  张先生有两床琴,一床唤“晦庵”,另一床称“虎啸龙吟”,都是宋琴。

  教徒弟弹琵琶间歇,张先生自己操琴。

  曾先生头次听就着了迷。

  “琵琶的好只在皮肉间,琴的声音却入骨沁心。”

  曾先生提出要改学琴。张先生很生气,“学一样,像一样。我最讨厌的,就是朝三暮四之辈。”

  张先生不肯教琴,曾先生只好继续学琵琶,却于张先生抚琴时,刻刻心记手摹。这样过了大半年。有一次曾先生去得早,张先生出外未归。看见几上那床琴,曾先生手痒难忍,便私自除去琴衣拨弄起来。也不知过了多少光景,等曾先生惊觉,张先生早已立于身边。“我以为铁定要吃先生的栗凿了,居然没有。有了第一次,我的胆子就大了。每次琵琶学完后,我就磨蹭着不走。张先生忙别的去了,我就坐下弹他的琴。张先生屋里坛场小,张先生‘剁剁剁在灶间切菜我能听到,我‘丁冬丁冬在堂前弹琴张先生也能听到。张先生到底听不下去了,攥着薄刀走出来,跟我说,这里这里指法错了,那里那里节奏快了。就这样,死皮赖脸的,我跟张先生学起了琴。”

  后来便是师徒分隔沪杭,但关系并没有断。曾先生随剧团赴杭演出,不愿出门的张先生也会兴致勃勃前去观看。剧团在杭州停留,张先生就会带着曾先生逛西湖,访名胜。晚上又会支开师母,师徒促膝讲大半夜的话。“那时,张先生已经弹不动琴了,他就听我弹,听完了还是初见时那句话:‘不错不错。史家一向称张先生为‘新浙派,但张先生说自己没派,有派也是‘山林一派。张先生一生狷介,如闲云野鹤。陈果夫请为幕僚,他说自己只会教书。赵观涛请他为其父写墓志铭,他直接回绝说:马屁文章我勿会写。北京大学音乐会邀他,礼堂门口看见‘一张票时价两毛,张先生抱着‘晦庵返头就回来了,说是‘我的琴不卖票。张先生有些老派,瞧不入眼白话文,反对简化字,又说西医是石板医驼背。”

  曾先生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邮票大小的黑白照片上,曾先生正在抚琴,面容清秀,一身中山装笔挺,笔袋里插了支钢笔。照片背后用蓝墨水记着:1967年3月摄于上海。曾先生说,张先生就是这一年在杭州去世的,享年八十六岁。令人遗憾的是,曾先生没能见张先生最后一面,他见到的是一纸遗嘱——张先生把“晦庵”留给了曾先生。

  曾先生总跟我讲张先生的旧事,我其实更想听他自己的故事。曾先生人生得长长大大,貌相好,又有才学,怎么年轻时就没婚配呢?俩人谈天时我有意扯起话头,曾先生总是轻描淡写三话两句答对。说是没碰上对眼的人。说是人跟琴一样,有缘分才能走到一起。说是早些年也有同事做介绍,总是琴弹着弹着就忘了约会时间,热心人也就一个个冷了。

  有一年落雪天公,我陪曾先生游大佛寺。山脚碰到一对高鼻子蓝眼睛的游客问路。不晓得是不是触景生情,曾先生主动讲了一桩事体。

  曾先生说他在上海时,曾经碰上过一个丹麦女孩。由人陪着找到越剧院来,说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想跟他学琴。“我没有直口答应,让她先来听听。那时我的单身宿舍里每天都有人跑来听琴,有时椅子不够,地上、床上甚至书桌底下也坐人。她会说中文,除去一些专业术语,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女学生来听了几次后,越剧团的领导被惊动了。他们专门派了一个人到我宿舍,告诉我跟外国友人接触要注意分寸,不该讲的话千万不可讲,临走时还说‘你宿舍里的卫生要好好搞搞了,意思大概是我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女孩来我宿舍听琴的时间不长。当时国内正搞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大街上不时有游街之类的事发生,我们越剧团原来自发跳交谊舞的人都不敢再跳了。她可能是担心出事情吧,就回丹麦去了。”

  那后来呢?我问。

  哪里还会有后来啊?!曾先生说。

  大佛寺的老蜡梅开得很旺,鼻头都要烂掉了。

  也不晓得曾先生为啥要跟我讲这个。



  开春时,曾先生生了一场病。

  一开始是感冒,我去药店给他配了些药。吃一段时间,喉咙不痛了,鼻头清水也没了,却干咳起来。到后来整半夜腾腾腾地咳。我起来摸伊额头,滚烫。

  曾先生也顾不得体面,虾米一样坐我小三轮去了镇卫生院。

  片子出来,急性肺炎。

  住院手续各种碎烦,柜窗里面的人都像吃了生米似的。没办法,只能热面孔贴冷屁股,“侬个同志侬个师傅”客客气气地问,然后一趟一趟跑脚头。照顾病人,在我是明份。看我上上落落跑,曾先生却过意不去了。一遍遍讲:“亏得侬,亏得侬。”

  病房是三人间。病友都把我们错成了夫妻。护士进来查房不见人,也问我,你老头子呢?头一次忙乱中迟得一迟疑,之后就没有了辩解的机会。有家属揶揄曾先生老婆讨得嫩相,曾先生被弄成红脸关公。我坦坦荡荡替他回了句:“是啊,他做人做得好,前世修来的。”

  每天下午打完吊滴,我都会陪曾先生在院内走两圈,再在花坛的紫藤架下坐一歇。

  有一天曾先生问起了我的丈夫,问年纪轻轻得的什么病。

  我男人的事,我从来不跟人讲,自己也尽量不去想。一提起来,我的胸口就会发堵,一口气悬着半天咽不下去。当着曾先生的面,我忽然就想讲了。

  “哪是什么病,我男人壮得像头牯牛,连个头痛发热都从来没有。他是被人活结结害死的。”才开个头我的眼泪水就不争气地氽了出来。

  “你要不想讲,我们就不讲。”曾先生有些着慌,他是只见过我开开心心的样子。

  我说我想讲。

  曾先生给我递餐巾纸:“那你慢慢讲。”

  我就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跟曾先生讲。

  那天我男人半早上出门,等他吃晏饭等到晏过不现身,我便让儿子出门去寻。不多久,儿子妈啊妈啊声音异样地喊着跑回来。

  一走出屋门,抬眼望见村口大晒场乌泱泱的人头,我的脚就先软了。

  晒场数丈高的坎下是整畈整畈的香草地,我男人的尸首仰天躺着,像只翻背的乌龟。

  操场边有条毛狗路,我跌跌撞撞地跑下去。香草腥烈的气味野狗样扑过来,一浪头高过一浪头。就像梦魘似的,在我眼前,香草开始拔节生长,密密匝匝,无边无际。香草越长越高,男人的尸首被吞噬了。我厥倒在田坎边。

  后来公安入村调查,我直指吕家。

  吕姓在我们村是大姓,那吕家有五兄弟。老村长去世后,吕家老大做了村长,吕家五兄弟在村里越发横强。我男人看不入眼,仗着从部队带归来的一身腱子肉,事事做出头椽子,于是自然而然就成了吕家的眼中钉。

  公安的人说,想当然没用,要有证据。我说我有证据。我男人那天半早上出门,跟我提过一句,说是吕家老大找他谈事情。公安就找到了吕家。吕家老五站出来挡事。最后的调查结论是,我男人与吕老五因言谈不合起争执,不小心失足坠崖。卵话三千,我头皮割掉都不信。找我男人的明明是吕老大,谈事情也不会到大晒场去谈,个对个动手,掉崖的更不会是我男人。

  结果呢?结果是吕老五因过失杀人被判了十多年的刑。七八年后,长一身膘归来了。邻舍隔壁都说吕家县里省里都有人。

  你儿子就是因为这个才出远门的吧?嗯,村里的路狭,抬头不见低头见。

  人在做,天在看。嗯,后来吕老大被村里人举报,因为贪污问题,头发花白也进了牢房。

  放下吧,事情过去这么多年,饶得别人饶得自。我也不是想翻案。人都死了,翻了案又怎样?我就是想知道我男人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对,人都要死,可死也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啊?

  这倒也是。可真相只有吕家五兄弟晓得,如果他们烂在肚皮里,那就真当只有天晓得了。

  曾先生不再言语。风吹过来,不时有紫藤花瓣掉落到脚跟。

少宫



  梅雨季节,曾先生的屋顶漏雨了。

  开始只是外间有一处,后来出现了好多处,外间有里间有,家里的坛坛罐罐都对付不过来了。

  等天放晴后,我去找了个泥作师傅。泥作架梯上墙,折腾半天,下来说,可能还得找木作。我又去找了个木作师傅。木作上去折腾半天,下来说,屋顶年久失修,好多椽子都烂了,要长久打算的话,得把所有瓦片揭去,重新钉椽子,而且梁有没有坏还是个未知数,总之是个大工程。

  曾先生未置可否。我做不了主,木作就先回去了。

  晴天筑漏,越筑越漏。

  于是,樓上雨滴丁丁冬冬,楼下曾先生的琴丁丁冬冬。

  曾先生无事一样。

  可总不是一个事吧?

  有一日,曾先生开口了:“秀琴,要不,我们搬你家去住吧?”

  曾先生起初叫我操嫂,不知哪天起,突然改口叫我秀琴了,我还是曾先生曾先生的叫他。曾先生也不用信壳了。有一天堂前八仙桌上放信壳的地方多了张银行卡。我有点着慌。曾先生还是那句话:我多落来的钞票带不到棺材里去。曾先生又说,以后你自己支用吧,密码我改过了,你的生日。

  我家的屋倒是空着。可曾先生也真想得出来。

  曾先生曾经去过我家。我去收地里的庄稼,曾先生没事跟了去。桃源村在半山脚,我家的屋地势更高。曾先生回来连连称许,说我家的房子轩舒,开门见山又朝南晒阳,不像他的老宅压闷压气。

  “曾先生就不怕别人讲闲话?”

  “有什么闲话好讲?”

  我一时舌短。

  曾先生又说:“各做各的人,别人的闲话哪听得过来啊?”

  看来曾先生也不是随口出。既然曾先生不在乎,那我还有什么好讲究的呢?

  怕我反悔似的,曾先生说,择日不如撞日,干脆明朝搬。

  后街的墙弄角落有许多搬家公司的红戳子。一个电话打过去,一架中型卡车一早便准点停在了弄堂口,车上下来两个厚皮厚肉的后生哥。

  就这样,半日工夫,我和曾先生干手燥脚地挪了窝。

  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

  我继续打算我的一日三餐。曾先生照旧丁丁冬冬弹他的琴。

  搬家后,还是曾先生里间,我外间。

  曾先生夜里从来无事。有一夜却喊脚冷。我说我给你冲个热水袋吧。曾先生说要不侬帮我焐焐。我就帮曾先生焐脚。之后,我和曾先生就在一起了。

  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

  我继续打算我的一日三餐。曾先生照旧丁丁冬冬弹他的琴。

  曾先生的琴案还是摆在堂前的近檐处。我家是三间两层楼房,没有围墙和院门。天高地旷,声音便传得远。村里人都被琴声吸引过来。秉堂老汉有几个字眼,懂一点三脚猫的星相,评论说,曾先生抚琴的样子,颇像戏文里演空城计的诸葛孔明,就是少了把鹅毛扇。猪革也好牛革也罢,看过一遍西洋镜,村里人也便各忙各的田畈生活去了。

  唯有孩子们,却像蚂蚁见了出土的蛐蟮,日日一下学便聚拢到我家堂前。

  曾先生面相和善,没大没细,有时还散零嘴,孩子们都欢喜他。

  有一个孩子也来,只是每次都不近身,站得远远的,像落单的雁。

  曾先生注意到了,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是吕家老五的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吕家五兄弟生了大大小小一堆囡,就老五这一个是麻吊拖门槛的。吕家老五出来扛事时,并不知道他媳妇怀了孩子。否则,出来扛事的估计也不会是他。

  曾先生噢了一声。

  隔两日,我无意间发现,那孩子也夹杂在小孩堆里听琴了。吃夜饭时,我就问曾先生,你主动招呼过来的?曾先生笑笑,这事你别管。

  虽然看着碍眼,可大人是大人小人是小人,这个道理我还是晓得的。

  曾先生抚琴时,螺丝屁股们都嘻嘻哈哈,有时还相互打闹。吕家那孩子却听得入神,痴痴呆呆的,零嘴抓手里也顾不上吃。

  有天傍晚,等别的孩子散去,曾先生把那孩子单独留下了。

  我正把灶间的菜朝外端,就留意看着。

  曾先生把那孩子招到身边,指着琴问:想不想拨一拨啊?

  孩子看一眼曾先生,伸出食指拨了一拨,又烫着似的缩回手。

  曾先生说,没事,你胆大一些。

  孩子这回把两只手都伸到了琴面上,声音零零落落。

  “你想不想学啊?”曾先生又问。

  孩子答得很轻,但我看见他的头像鸡啄米。

  曾先生又耐妥妥加了一句:“学琴这件事情,得你屋里大人来讲,才好算数。”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格顿了一下。赶紧放下手上的菜碗进了灶间。

  夜里,曾先生呷酒,我吃饭。曾先生没说什么,我也没有问什么。

  接下来的几日,那孩子没再现身。曾先生问起,有孩子答说,那谁谁谁已经好几天没去上学了。

  又过了三天,曾先生等的蛇出洞了。

  但那日夜里上门的不是孩子爹,而是他的大伯——吕老大。斩头胚的头发全白了,一张脸干姜瘪枣皱皮打裥,再也没了往日的威势。他要找的人是曾先生,我正好避进灶间,眼不见为净。

  曾先生客客气气请他坐,问他何事登门。

  “曾先生侬晓得我为何事来。”吕老大说。

  曾先生笑笑,侬不讲我哪会晓得。

  “我也晓得我没脸皮来求恳,但是为了孩子,死马活马我都得来试试。”

  “孩子怎么了?”

  “不肯去上学,爹做规矩,干脆勿吃勿喝了。”

  “那孩子是想学琴吧?”曾先生不再绕弯子了,“我确实不带学生。但这事——也不是不可商量——”

  “曾先生,只要能学,条件侬开——”

  “那我直讲了——我就想晓得操嫂的丈夫是怎么死的。这事你跟公安讲过,但我想听的是另一个版本。”曾先生说。

  于是。

  斩头胚在堂前一句一句地讲,我在灶间一句一句地听。

  我才晓得,这么些年过去,我眼眶里蓄的眼泪水,竟然一滴也没有少去。

  “秀琴,你出来。”曾先生喊我。

  我收声走到堂前。

  “你都听到了吧?”曾先生问我。

  没等我答对,旁边的斩头胚忽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对不住啊操嫂,对不住你操嫂,是我们兄弟寻事作孽——”老头嘴里念叨着。

  “其实我们只想让他服个软,可他就是不松口,一步逼一步,死活不松口——”老头边哭边念叨着。

  “事情做了我也懊悔啊,越老越懊越老越悔——”老头哭着念叨着连连以头磕地。

  后来,老头终于像个女娘一样哭哭啼啼走了,似乎连替小孩求托的前事都忘记了。

  “晓得真相有什么好啊?”曾先生说,“旧事重提,反倒害你难过一场。”

  “哭一哭,我爽快多了。”我跟曾先生说。

  事实也是,经这一哭,我心里头的那个结似乎就此化解开了。

  “那,我弹琴给你听吧。”曾先生说。

  弦声切切如流水。曾先生弹的是我欢喜听的《普庵咒》。

少商



  好像是北京奥运会之后吧,来看曾先生的人忽然多了起来。除了弹琴的弄音乐的,还有搞书画的,自称作家的,报社电视台的,后来甚至还来了当官做生意的。

  各种回绝。曾先生有点烦。

  我宽解他,别人欢喜琴,你应该高兴啊?

  你看他们是真心喜欢琴吗?一个个穿戴得今不今古不古,三不像六样生,架子十像淘镬冰冷。曾先生说。

  还有,我什么时候变成大师了?一夜之间我怎么就生出这么多的徒子徒孙啊?还不是拉虎皮扯大旗,行坑蒙拐骗之实?曾先生说。

  一只手明明有五个指头,为什么要立一个禁指,他们知道吗?曾先生说。

  为什么啊?我问,我也好奇。我只知道禁指就是小手指,曾先生从来不让它碰琴弦。

  《说文》上讲,琴者,禁也。立一禁指,就是告诫世人,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曾先生说。

  生气归生气,人来了,曾先生照例还是客客气气。

  这其中,小余于曾先生是个例外。曾先生在上海时,读大学的小余是琴听得最多的一个。曾先生一人一琴回乡后,俩人便断了音讯。某一天,小余忽然寻到了桃源村,问他说是辞掉银行工作回会稽开了家琴行。之后小余就成了常客。每年中秋过年两节必到,平时来也从不空手。小余来曾先生都留饭,我得加一荤一素,曾先生也会多喝一汤碗黄酒。一老一小端着酒碗,不聊别的,就聊琴。

  讲得最多的是“文王操”。

  曾先生这些年翻来覆去在打的古谱就是“文王操”。据曾先生讲,古籍中就有周文王渭水之滨访吕尚而作《文王操》和孔子向师襄学弹此曲的记载,之后历朝历代文士琴人的诗作琴论中每有提及。重奏此三百多年前的绝响,一直是近世琴人的梦想。但《文王操》有据可考的曲谱有十多种,各种版本曲名不一、段数不同、曲调相异,或有辞或无辞。这中间的甄别、择选和糅合,远非简单的打谱所能一言道尽。面对这块无处下嘴的硬骨头,诸多琴人不是望而却步便是半道折返。这抱憾的琴人中,就有曾先生时時念叨的张先生。曾先生总说自己是在混吃等死,要说有什么心事未了,那大概就是“文王操”了。

  小余每次来都会带一些空白的五线谱。喝完酒听完琴,临走的时候,两个人总要抱一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礼数。曾先生跟我说,他去杭州看张先生,每次分开也会抱一抱。曾先生又说,七老八十的人了,谁知道下次还能不能见面啊?曾先生这话让我难过了好几日。

  西哈努克去世后的某一日,曾先生终于把“文王操”打好了。

  我所以能记得,是因为那个奇出古怪的名字。电视里在播新闻,我带眼看到,嗳,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后来想起来,是曾先生闲谈时提起过。八十年代时这个叫西哈努克的国王曾经看过曾先生他们的戏,谢幕时还上台跟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呢。

  曾先生呷好夜酒,我收碗盏。曾先生做手势让我等等。说是要给我听一首曲。

  曾先生从楼上拿下来一叠谱,我就放下碗盏净了手坐下来听。

  曾先生抚的就是“文王操”。

  收声后曾先生问我好听不好听,我说好听。

  可我说好听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弹琴?

  曾先生笑笑,说,会弹勿会弹不要紧,琴是弹给会听的人听的。

  道理我是掰摘不过曾先生的。反正看见伊高兴,我也便开心。

  过几天,小余来把那叠谱拿走了。

  同一年的秋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体。

  我陪曾先生去体检,曾先生说一带两便,让我也做做。曾先生执意,做做就做做。过几天去拿体检结论,曾先生没事,倒是我查出了问题。曾先生拿了我的化验单去问主任医生,问了很长时间。出来曾先生只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

  小医院靠不住,我们去上海看看。曾先生说。

  我会吃会睏上好贴通一个人,空劳劳去什么上海啊?我不答应了。

  我带你去嬉嬉外滩,看看东方明珠塔,曾先生说,顺便查一查,放心些。

  曾先生平时不太用手机。这次找出电话本打了不少电话。

  小余开的车。对了,吕家孩子后来曾先生托的就是小余。

  送到医院,一切就都由不得我了。曾先生托了熟人,住院部住下来后,胸透CT核磁共振生化全套胃镜切片一样一样做。我虽然字眼少,阵势还是看得出。是癌吧,我问曾先生。曾先生倒也不瞒我:问题出在胃里,好在发现得早。我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侬勿要怕,胃跟韭菜差不多,割了就长。临了大事,曾先生照旧泰悠悠,不慌不张。我要给我儿子打电话,曾先生拦我,忙就让他忙着吧。手术前后,曾先生一步勿脱守在床边,怕不周到,还请了个陪护。虽然请了陪护,事情曾先生还是抢着做。

  原来曾先生也不是只会弹弹琴。

  “这倒好,变成你服侍我了。”我对曾先生说。

  曾先生把手上的书放下来,笑眯眯回对我:“不着慌不着慌,等你病好了,还让你原模斯样服侍我。”

  “这么久没摸琴,你郁屈煞了吧?”我问曾先生。

  曾先生呆得呆,说,还好还好。

  手术很成功,院前前后后住了一个多月。曾先生没食言,出院后真当带我去嬉了外滩,爬了东方明珠塔。在塔前,我俩还合了个影,是曾先生提议的。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曾先生也是第一次爬东方明珠塔。

  归到家的那个晚上,曾先生破例没有弹琴。

  第二日一早掸尘时我才发现,搁庋上的琴——不见了。

  我慌急慌忙喊曾先生。曾先生关了门在卫生间冲澡。

  洗得干干净净出来,曾先生无事似的答了句:“你住院期间,我托小余把‘晦庵卖了。”

  什么???我杵在那里。

  “秀琴啊,”曾先生喊我一声,“人也好,琴也好,总有一天是要脱手的。”

  我的眼泪水又一次不挣气地汆了出来。

  那天早晨,曾先生又跟我提起了张先生。他说张先生惜物却又不恋物,文革初期,前明陈圆圆的琵琶被砸,“虎啸龙吟”被盗。别人问起来,张先生淡然一笑:“世间都今天你明天我的,一张琵琶一床琴又算什么?”曾先生说,张先生的书房里挂有马一浮先生持赠的一幅字,其中有两句他近年总会时不时想起。

  我问哪两句。曾先生破例用普通话吟了出来——

  他日移居山溪里,取琴为我召阳春。

  之后,一直到过背,曾先生的手指再也没有碰过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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