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一

　　黑压压的人群，一进屋就变脸，拿出严酷的想象来。这个与我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庞大之物，如果离得太近，会在哪里忽然伸出一只脚，不动声色地踏灭我。我远远地望着，找不到连成一体的黑色背部上任何一条缝隙。窗口又是那样小，从一开始就断绝了任何希望。

　　那些挤到窗口近旁的大人，机会也如此渺茫，说不定根本没有票。肩背有力的他们，面孔在窗口面前却是完全被动的，几个人只能同时挤下半张脸，随着里面的声音应和。他们脸上现出的神情，如同孩子在父亲面前一样。窗口穿过厚厚的墙壁，是一个通道，从通道的那头，一种不可知的命运操纵着这边，除了那些走关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穿过墙洞，触到那边毋庸置疑的权威。售票室里的世界似乎和这边永无关联。

　　在这里，我第一次领会到人生的绝望。

　　屋子外面停着不少车，但哪一辆也与我无关。一切只能看父亲的，他带着我们在县旅社大楼住了两天，参加完了中考，现在正在屋里的人群中，我已经无法在一片黑色肩背里找出他，只能老实地等待。只要走开几步，我会就此和父亲相失，失掉和世界联系的线索，我出生后的一切都变为未曾发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性命攸关的时刻。

　　父亲不知怎么弄到了票，院子里来了一辆卡车，大家拼命挤着爬上去，就像根本没有票。因为是拉人的车，两边的车板加高了，大人们可以爬上去，对我却高不可及，以往坐车是站在车门踏板上，第二步踏上水箱的台阶，攀到车斗里去。这时只能从车后面，由父亲在上面扯着，用尽了力气从人流中挣出来，混入车斗里的世界。

　　车上挤得比候车室里更实在，那间房子里还能挪动，这里却连一只脚也放不下来，我只能搁下一只脚，另一只脚含含糊糊蹭在别人脚踝上，似乎刚才候车室所有的人都爬入了这个车斗。

　　车开动了，院子里地面不平，车上的人立刻偏倒起来，开始向左倒，紧接又向右倒，中间的人都没有地方扶，像头重脚轻的芦苇一样毫无依靠地倒过来又倒过去，只是比芦苇重得多。两边的人，像笋子一样别在车厢板上，承受着整车人反复倒过来的压力。

　　幸亏爸爸留心让我挤在当中，要是挤在车板边，一定会被压死的。我担心车厢板会被压破，这样的话半车人会飞出去。但是大人们却毫不担心，从进入候车室里开始，他们就变得无所畏惧。

　　院子里的坑洼是各种车碾压出来的，似乎那时没有客货运的分别，所有的车又都一样沉重。人车互相穿梭，除了上车下车，很多人是去厕所，这似乎是每个进站的人应尽的义务。

　　厕所在院子靠里的一排，里面气氛和候车室一样严肃却更沉默，一排大人面朝尿槽站着，背后一排人等候他们让位，个子低矮的我，也夹杂在候补的人群里，轮到位置，认认真真地对着尿槽尿完，一點也不像在家里大池塘岸上，伙伴们站成一排比赛谁尿得高那样随意。我第一次领会到，尿尿有时也会是一件庄重严肃的事。奇怪的是完全回忆不起尿槽里的骚味，似乎那种严肃的气质，压倒了其他可能的气息。

　　院子旁边有座招待所，墙壁是淡黄色的，似乎带有格子纹。朝着院子有三层走廊，每层走廊和楼梯拐角有路灯，不是普通的电灯。因为这些灯，我一直以为这里是为司机提供的。司机是和我们身份不同的一类人，在乡下的煤矿，每当他们一只脚踩在车头上，显得非常随意地就站得很稳，接过下面的人递上去的镔铁桶，熟练地给车厢两肩的水箱注水的时候，显得那么高，像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够到。

　　他们总是故意注满了水箱，让最后一些水倾泻下来，这样他们就显得像是在高处浇灌仰视的人群，包括我们出了神的姐姐们。直到后来卡车的肩式水箱改到了肚子下面，这个场景才渐渐消失。

　　有时候，在车站一直排队到傍晚，走廊灯亮起来，给石灰墙壁添上了柔和的黄色，楼门口光影落到院子里，像是一张看不出的床单。我曾几次站在这张床单上，望着宽大的楼梯口，想着走上去会是什么样，和院子全然不同的生活，我只想得出来一只漆着花的热水瓶，一股洗澡后的香皂味儿，是在一个偶然上楼的旅客身上闻到的。这和我们处身的院子多么不同。

　　那些年，车站是县城最重要的地点，此外有印象的只是县旅社大楼。我记得中考那三天床铺上方低垂的帐子，每个床位一个，比乡下的小很多，像网兜一样挂起来。走廊穿透整个大楼，从这里一直走到那头，有很多弯头岔路，走失了就回不来。

　　旅社大楼砖墙背后带着很多管道，有些地方能听到呼呼冒气的声音，像是一半化为了活物，让人莫名畏惧。还听说有个大锅炉，似乎一场爆炸的灾祸已在眼前，人们为什么把这么危险的东西安在楼房后面呢，似乎有种我不知道的必须，又含有吸引，踮着脚远远观看，不能看进黑暗里。这幢我们住进去的大楼，和平利运输公司院子里的招待所，完全没有相像处。

二

　　多年后，我和母亲站在岚皋车站里，找不到下脚处。院子里全是墨水，人群熟若无视地来往，不顾及头顶和鞋袜被打湿，只是偶尔躲避车轮。墨水是他们与车轮一起亲脚踩出的，消灭了一切成形的东西，连一团污泥也不能幸免。我从来没见过一块地方被践踏得这样彻底。像是在一场葬礼上，所有的人身着黑色，无人出声，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雨水，消除了一切声息。

　　母亲说不行，这样不行，她必须吃点什么，不然肯定会在车上呕吐。我们踩着墨水穿过院子，买了两个饼子，不是烧饼也不是煎饼，像这个车站里其他事情一样，分不出质地，也分辨不出味道。我和母亲坐上了车，一人一个慢慢地吃着，我发现我和母亲的习惯是一样的，上车前一定要吃饱，这使人安心，又似乎有些抑郁。雨水隔着脏玻璃流下，旧的水流痕迹粘在了玻璃上，新的水流洗不掉。

　　这个院子里也有一个厕所，厕所里较为宁静，我注意到附近院子里的一个水龙头，水龙头地下裂陷的石板长了苔藓。不知为什么，在车上我感到特别难过，似乎是诀别。我开学从八仙下安康，母亲与我同行。我其实有些不习惯，却不能表示出什么，似乎隐隐感到这是最后的一次。

　　从安康回县之前，她提出去看火车。

　　我并不情愿。此前她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替我洗衣服，已经使我有些难为情，那个院子正对着女生宿舍的后窗。为了拆洗被褥，她似乎还去找了伙房借东西，洗衣台人来人往，我所有的同学都会看见。那时候，有个母亲来看望似乎总有点丢面子，何况母亲来自乡下，连县城都不是。

　　这也是她要去看火车的原因。我也没有看见过火车，虽然在城里偶尔能听见汉江对面的汽笛声，拉长的尾子到这里还剩下一点。母亲的提议使我的好奇心受到减弱，但她微笑着，似乎很坚持，我很少在母亲脸上看到这种神情。

　　我们走上了去火车站的路。从兴安门出城经过汉江大桥，顺着去西安的公路，一直走到一处大斜坡下面。我穿着布鞋，不适合这种水泥路，脚趾有些酸了。这是父母没给我买球鞋的结果。他们只知道布鞋或者解放鞋，父亲认为穿球鞋就是为了踢足球，实际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是他不赞成的运动。我想买的却是网球鞋，这更说不出理由，学校里根本没有网球。

　　斜坡上头似乎有些建筑，有些人往上走。母亲说，是这上面吧。我却坚决认为不是。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坚决地认为不是。我也许看起来并没有生气，只是有一点严肃。母亲却带一丝微笑，这微笑显示出母亲知道我的心理，我感到了这一点就更严肃。我的理由是火车站会建在江边，铁路从坡上往下走，离江岸越来越近，到了距离消失就是火车站了。没有把车站建在高坡的道理。

　　我的这个理由不知从何而来，当时却似乎有确凿的根据。我带着母亲往前走，一直走了好几个路口，母亲似乎认同着我的权威。看到了坡上植物缺口处的铁路，甚至驶过的火车，铁路似乎确实离江边越来越近，期间母亲似乎也提过一两次小小的质疑，我自顾往前走，她也就跟着我。可是忽然我明白没有希望了，火车站不在前方。

　　脚酸变成了崴痛，我停了下来，我想到母亲的脚也同样，她也穿着布鞋。这个想法更让我生气。我知道自己真的生气了。并不是为着洗衣服，穿布鞋，或者刚才的错误，只是这同样让我生气。母亲仍旧温和地笑着，看着我，虽然以往她并不是个一直沉默的人。我知道我没法发出火来。我们又往回走，一直走过了汉江回来，到学校时双脚失掉了感觉。

　　以后想起来，那天我们走了二十里路，却没有走到火车站。但在一处山坡缺口下，我们看到过桥梁上的火车。在几株植物的掩映下，火车一节节的身体奔驰而过，看上去是严肃的铁灰色。在看不见的地段，火车发出像动物的鸣叫，却又不是任何一种家养的牲口。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看到火车。这大约也是她微笑的原因。

　　母亲那一辈人中，没有人看到过火车，连同修三线的幺舅和舅娘，他们卖劳力打好了路基，连铺铁轨都没有看到就回来了。母亲去世多年以后，幺舅和舅娘被表弟接到深圳，坐了火车，还乘了飞机。舅娘重复地说，坐飞机感觉好，像在地上一样平。

　　那时我知道，母亲说的是对的，斜坡上头正是火车站。只不过那天往回走的途中，我们没有去证实。这架斜坡实在太长了，跑车站的三轮只送到一半，到车站要多加三块钱。不管带着多少东西，我们通常是慢慢走上去，一直到看见迎面的安康两个行书大字，镌在候车室的正面，车站似乎是和洪灾后的汉江大堤同时修的，显得很气派，实际上是把一座黄土的山头削平了。

　　有几次，我站在安康城亲戚家一处屋顶上，隐约看见火车从对岸山坡驶过，拖着长长的车厢进入隧道之前鸣笛，像是虫子入土，发出一种远大于体格的尖锐的声音。高中期间，我没有再去过那里，听起来那是一个凶险之处，发生着宰割、抢劫和火拼的故事。从城中心到车站，无法开设公交线路，长年被三轮车把持，说不清那些司机的来源和身份。他们就像是从脊背上控制着这个城市的一帮。

　　暑期回家，哥哥讲了他一个同学的事。这个同学叫辣子瓣，在“斧头帮”老大“和尚”犯轮奸案坐牢之后，就成了县城第一高手，曾经拿一条桌子腿单挑“高氏三雄”。一次他路过安康火车站，在候车室等车，遇到几个地痞调戏一个姑娘，追到辣子瓣面前。辣子瓣起身干预，还没怎么动手，对方手指缝里藏着刮胡刀片，冷不防捎了辣子瓣脸腮一下，辣子瓣脸一冷，手一摸已是一条鲜血，不由大怒，放开拳脚，不一会儿几个地痞都前仰后倒，警察赶到，辣子瓣捂着脸申明情由，不料姑娘已杳无踪迹，幸亏周围人做证，警察平时大概治不了这帮小流氓，乐得顺水推舟一并押送到派出所，还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称辣子瓣为“有正义感的好青年”。

　　辣子瓣回到学校，还受到了表彰，当年高中毕业招兵，辣子瓣虽然脸上破了相，仍旧挂红花入伍，风风光光地离校了，成了“斧头帮”高手中修成正果的一位。这个故事，却更使我对于火车站心怀敬畏，以为非辣子瓣那样的高手，是不能稍有言语举动的。

　　直到考上了大学，第一次经过候车室。最清晰的印象，是厕所小便池壁铺着瓷砖，一排细长的水柱下流，永远在无声冲走人的混浊，瓷砖却依旧洁净。厕所屋顶是斜的山墙，有处墙体似乎受潮了，年代一久，透出青苔的底色，使我感觉离开了车站，回到记忆中的某个地带。

　　这和汽车站的厕所不一样，那里的厕所挡板上总是和生殖器有关的涂鸦，又在敏感点添上烟头的烧灼，似乎是在实行着某种私刑。后来变成黑乎乎的一串传呼机号码，再后来是手机号，前面提示着迷药、枪支或者同性交友。我后来知道，火车站的厕所挡板内容也一样，但却总去不掉那种印象。

　　候车室的屋顶很高，挂着的吊灯似乎从没有亮过，但室内依旧敞亮。座椅上各样的人，衣服大抵是不起眼的青蓝，整个像是一块打着各色补丁的大布。说话带着各县的口音，有着大致相同又区别于安康城内的音调，倒使我有同类的安心。似乎安康本城的人多数不活动，倒是我们这些外县的人围绕着来往。有次听着一家口音熟悉的人，看上去是一個知识分子家庭，要走到极远的地方，有种奇异的亲切，似乎预支了他方偶遇的乡愁。

　　严峻的记忆来自候车室之外。第一年寒假收假，大雪封住秦岭，我提前一天到安康买票，售票厅的人头攒动让我又想起了县城的候车室，这里虽然叫厅，其时也是一间大房子，比县城的候车室大上两倍，却容纳不下全地区的出门人。人一直在广场上排成了扭曲的长队，最后收成几束进入挤爆的大厅。人群太挤，广场上也感觉不出寒冷。等我终于排到了售票厅里，还没有进入象征着购票保障的单行铁栏，售票窗口出现了拥挤。

　　这时我看见几个警察蹲踞在铁栏上，手里拿着类似短棒的东西，后来我想大约是警棍，但当时感觉起来更像是类似洗衣棒的棒子，向着忽然骚动起来的人群头顶打下去。我心中强烈地震了一下，似乎售票厅里马上会一片骚乱，浪头会扑灭那几个蹲在高处的警察，与其说我是为人群不平，不如说是担心他们。但是情形相反，涌动的人头顺从地被几根棒子打下去了，像是在一个正常孩子身上突然发作的羊角风被大人强力压下去，人群继续安静地买票，刚才的骚动无影无踪了。我得以继续排队接近售票口，心里却想，要是刚才我在人群里，棒子是否也会落到我的身上？虽然我是一个大学生，看起来不是扰乱秩序之辈。刚才那股涌动起来的人头里面有些什么人，或许并不只是背上扛着蛇皮袋铺盖卷的民工。但他们此时也全归于无声。

　　我排到了窗口，警察们继续蹲在我头顶监督着，又变成了最可靠的保护者。我注意着自己的举止最合乎规矩，掏出学生证，让他们在心里肯定地说：嗯，这是一个大学生，他不会做任何不规矩的事。

　　但第二年暑假，我仍旧领略了人生中初次严重的屈辱。我在城中心汽车站搭三轮车，刚站到路边便被一半强行地拉上了一辆，看到这辆上只有我一个人，相邻的一辆上已经有三个，于是心意一动，下车到另一辆上，这引起了先前车主的愤怒，立刻来拉我下车，虽然被这辆车的车主挡住了，却站在车头蛮横地骂着“碎怂，你下来，我锤死你”之类的话，总之是安康口音的骂人话中最毒的那种，高中三年中，我一听到这种骂声，就头皮发麻，现在他把安康话中最恶毒的话都扔出来了，一边又往车上扑，要来打我，被这辆车主挡开，他就把嘴里在嚼了半截的甘蔗扔过来，甘蔗和碎渣子扔到了我的脸上，我似乎像被定住了一样，一声不响，心里的惊涛骇浪像售票窗口的人群，瞬间涌起又凝固，就是无法迈出跳下车，和他拼命的那一步，其间只隔着一条线，却永远也迈不出去。

　　我的脸像安康郊外随常可见的石炭窑子，烧得要燃起来，却终究在心里闷熄了。这就像一个比死亡还要残忍的过程，只有这辆三轮的车主是唯一的保护者。总算开车走了，车主开着车转头对我说，刚才要不是我挡住，你今天就着了。又说，往后上了谁的车，不要随便下。我心里这会愿意相信他说的对，虽然我上那辆车是差不多被强拉的。刚才的灾祸，不管如何是过去了。

　　车走到火车站广场斜坡的脚下，有两个人却下车走了，他们并不是到火车站。三轮车轰轰地又把我拉了半路，到了平时停车的地方，我掏出三块钱车费，车主并不接，看着我说，刚才这趟上坡只拉了你一个人，你要多给五块钱。我说车上还有一个人啊，车主却说，他是跟车的。那人也看着我，他虽然是外县人的面貌，却不出声。他脚下还放了一个黑色编织袋，但并没有提袋子下车的意思。我才明白他是车主专门找的外县人，平时就坐在车上招揽生意的。

　　我问能不能少点，车主短促地说不行。我掏出了八块钱给他，下了车，一个人爬着斜坡，脚步无比沉重，像是走不上去。心里充满了被骗和自责的难堪，似乎刚才的多付钱，比上车时的情形更屈辱。脸却再也烧不起来，只剩下完全的灰暗和沉重，像是人生中所有的自尊被从此摧毁了。

　　汽车可以留下来等人，人也可以爬到它的顶上去绑东西，它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火车却是一种不等人的东西，我从来都不能想象它在途中刹车，小学课本上学到的火车刹车的情节都和人命及英雄行为连在一起，是一种让人无比崇敬又胆战心惊的事。但最严厉之处仍旧在站上，在检票口，比起进站，出站的时刻更严峻。

　　有一次在重庆菜园坝，送完人我有些心慌，因为站台票一时找不到了，担心自己出不去而被扣起来。出站时候被查扣，是火车站带来的另一重畏惧，自从进站上车，一次次地被查票，在车上还可以罚款补票，只要不是罪犯或者带有危险品，都有弥补和含混过去的机会。出站这次却似乎是性命攸关的。整趟路线都走完头了，还有什么补救的余地？拿什么证明你的动机？

　　面对查票的出口，像是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没有票证，就是罪犯。我曾见过在出站口被扣下来的人，他们似乎还在跟穿制服的人交涉，但我不敢去想他们的后果是什么，从此或将完全不同，走上一条不归路。

　　站在菜园坝的铁轨中间，我想到如何逃出这个车站，从里侧的陡坡爬上去，坡顶就是两路口的马路。但这根本不可能，边坡覆盖了光滑的水泥，顶上垂下来几条植物细弱的蔓须，只能供一只蚂蚁，或者顶多一只松鼠攀缘，铁路外边是江，还有围墙，江岸只有极狭窄的缝隙，根本不可能往那个方向去想。我听过有些人说的，顺着铁轨一直往前走，不要泄气，不被铁轨的长度吓倒，最终是能走出去的。

　　可是那样也很危险，有人站在铁轨尽头检查，那时又怎么说呢？比在这里的时候更加无助。那意味着加入另一群人，决心逃脱，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你是丢了票。轨道两旁延伸的围墙，有些连接处比较矮，在这样危险的时刻，似乎可以攀爬出去。西安火車站的进口跟这特别像，轨道在一个凹槽里穿行，冗长得像没有到达的时候，两边是高出围墙的土垣，似乎围墙不过是向上攀越的借力。可是那样的情形，里面实在含有一种惊心的决绝，我从来没有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宁肯束手就擒。

　　幸好，我的手指在裤兜底部触到了站台票。那些年中丢票的恐惧，一次也没有成为现实，却保留在我头皮下的某个地方，缓慢地消逝，直到被在安检口查身份证代替。我发现，我总是那个容易被从人流中挑出来的人，还好我的信息里暂时没有犯罪记录。但或许有了呢？一次不经意的聚会，网上出格的发言，打了某个电话。怎么知道哪一刻，是不是暗中丢了身世清白的凭证呢？

三

　　售票厅门口总是贴着几张寻人启事，黑乎乎的字体，带着一张无人能够辨认的头像，指示一个在人流中就此消失的人。

　　在车站，一个人的消失是容易的。这些人大多是外地的，从四川过来，到某一站下了车，从此丢失了。他们总是有某种疾病，长期或者偶然的，和我们不完全一样。但似乎也有一张，写的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到这里下车后就再无音信了，没有原因，他的亲人似乎也因此惆怅。我看着那些印刷粗糙的传单上黑乎乎的照片，常会想到那次在县城的候车室，我如果和父亲走散，会出现在这样的传单上，而我一无所知。似乎有一种东西，在阻碍失踪者和寻找他们的人，把到处电线杆子上的传单变成无力的安慰，被风揭下。

　　去年，我参加一个智障人士权益保护座谈会，见到一个被人贩到黑砖窑当奴工的智障人士。其实他并非智障只是内向寡言，记忆力却极好。他的嘴上有一个缺，我以为是兔唇，后来知道是不顺从被铁棍打的，脑袋边上也有块地方凹进去。他起初在三原砖窑里，后来因为风声紧，老板是安康人，将他带到安康田坝乡，伐木烧炭窑，采药。一块有几个伙伴，都是智障，只有他一个其实是正常人。

　　一个伙伴因为总是干不好活儿，不听话，被老板一家人动手打死了，埋在一处坡上。是他和老板的儿子一起去埋的，坡上都是沙土，很容易挖坑。埋了人之后他就又跑了。以前他跑了两次，每次捉住就拿铁棍打一顿，嘴上和脑袋上的凹缺就是打出来的。这次他趁在工地上帮人盖屋，翻院墙跑了出来，钻树林子走小路，问路到了安康火车站。在火车站候车室外边乞讨了十天，攒下了二十块钱，才买票坐火车回了关中。

　　这次开会之前，他带保护组织的人去田坝找那个小伙计的坟。老板一家人已经跑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明明记得埋人的地方，在一棵长瘤节的拐子树下面。这种树关中没有，他问过，所以记得清楚。但挖出来只有沙土，颜色浅于周围的，应该是听风声转移走了。跟他一块去挖坟的老爹，寻找了两年多失踪的孩子，不知道被埋的是不是，只能在安康火车站张贴了寻人启事。

　　所有的启事总是印刷粗劣，留着一个有姓无名的传呼或手机号码，注明必有酬谢，令人怀疑的千篇一律。我疑心在亲人心里，启事上的失踪者已经预先死去了。

　　我有个本家叔叔，原来是个能人，因为砸人家的电站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精神时好时坏，后来和几个乡亲赶季去新疆摘棉花。走了几个月，家里忽然接到一个甘肃地方火车站的电话，忘了是敦煌还是武威的，说是死在他们站上了，根据遗体的身份证查过来的。婶娘本来和他没感情，家里人也没去领。

　　多年以后，我听到一个同行回来的老婆子说，当时他中途非要下车买东西，旁边人劝不住，人很挤，下去就没上来。从下车到被发现死亡，中间隔了半个月，他应该一直留在车站，没有人注意。别的人去了新疆后，被当地的老板扣起来，用大狼狗和打手看着，强迫摘棉花，一天只给两顿饭，还说工资不够抵饭钱。他们都欠了老板不少钱。等到棉花摘完了，老板再把人扣起来无用，才放了他们，说是免了他们的债。

　　他们都是靠去时身上剩的一点钱，加上逃票说好话回来的。要是列车员狠心赶她下车，她也要像本家叔叔一样留在站台上，变成遗体后才被人发现了。

　　我在这条铁路线上平安来往，只因为和舅舅叔叔们不一样，我识字，是大学生。但是在每次上车的时候，我的心像战斗片中握在英雄手中的酒盅子被压榨了，从未复原。火车的身影在窗外驰过到站，检票员放人，拿着一张票使劲地奔跑，那时的票也没有后来大，好像命就这么攥在手里，一不留神就被身边的人撞掉了。有次在西安上车，我的一个包被人从肩上生生挤断，掉到路轨下去了，我不知哪里来的劲，拼命似的大吼了一声，身边疯了一样往上挤的人发了一下怔，在这一怔的间隔中，我佝下身把包从车肚子下扯起来，如果他们这时仍旧往上挤，我也会被他们挤到车肚子下去。

　　好多时候，只有这个一怔的时间，我从别人手里抢到了。可是难道我会永不失手吗？

　　有两次我在安康火车站站台上，看到人跳下站台，很快地从停靠的火车肚子底下钻过去。我从来不敢尝试这样做，从一个这样庞大的随时会动的肚子下面钻过去。有一次，一个人从我面前的火车肚子底下钻了出来，他刚出来，火车就启动了。这个人回头和我一起看着火车启动。他忽然对我笑了笑，像是不好意思。

　　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在那个世界里尽量往前走。火车什么地方扑扑地冒气，长叹一声后停下来了，不知道打算停多久。有时又听到不知远近的汽笛。一列车启动了，我的心总是跟着这列车走一走，到了什么地方再回来，又跟着下一列走，最后再回到自己车上。

　　我不知道跟着一列我没有搭乘的车，会走到什么地方。那些在火车站工作的人，有时提着钉锤和扳子敲敲铁轨，听听声音。有的只是坐在调度室里控制信号，调动进出站的车。他们的心如果随着车辆走动，会经历多少次出发又折回。

　　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没有变化，心里却装下了太多的到达和分离，是所有来去的旅客相加在一起的。我想到一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钢琴师被小流氓打坏了脸，又被女人的手抚慰。在其他地方，他们无法相遇，只有在人群不停来去的车站上，他们停下来相守在一起。

　　有一晚上回安康太晚，住在车站宾馆，窗下就是排了好宽的铁轨，火车来去的汽笛，短促得像动物的吼声。望着那些延伸出去的铁轨的微光，不知道自己的心到了哪里，也许是未来，却是永远不会真实达到。想象总是走在前头，改变了未知的轨迹。只有永不出发才会留住真实，就像那一对男女主人公做的。

　　几年之后，我在安康师专教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车站的派出所所长，他每周从那个小站来看妻子，我和他下几盘象棋。据说他在站上是高手，却总是输给我。我想到那个小站的情形，像我在火车上看见的，一排白色和底部漆成绿色的平房，也许前面有菜园的篱笆，爬上瓜豆的藤蔓。一个穿制服的人立正站在空空的站台上，目送火车经过，似乎这是他人生的全部职责。

　　我想起《日瓦戈医生》的一句话：火车站是记忆最可靠的保险柜。

　　在菜园坝火车站的柜子里，保存着我记忆的另一张底片。它的茶座候车室里有很多塑料大树，还挂着真的鸟笼子，里面的画眉对着翠绿的塑料树叶鸣叫。这里的人平时要少一些，今天却也多起来。我们站在一棵树下，听着画眉叫，没有说话。检票时间到了，妻子赵玲和姨妹向着检票口走去。姨妹是听说我们的关系出了问题，从陕西赶过来的。

　　人流缓缓又急切地蠕动，我站在两个检票口的中间，跟着她们往前走，从家里开始的沉默延伸到这里，像是那个早上经过空荡荡的车站，完成一种沉闷的义务。

　　到了检票口，检票员接过了赵玲和姨妹的票剪掉了，她忽然回过来望了我一眼，眼睛里的泪水闪着光。我不知候车室里是哪里来的光线，把她的泪水照亮了，这一刻她像是放下了以前的争执和沉默，表明她的留恋。这只有一瞬，姨妹催着她走，身后的人群往前涌，我默默地看着她。眼光的交换中，却像是有什么改变了，一个约定暗中保留了下来，示意不是生死诀别。

　　有什么比检票口最后的一瞥更短促又长久的呢。轮轨的坚实，意味着铁一样难以改变的道路。只有晶亮的眼神和信号灯保留希望。菜园坝的铁轨依山而铺设，在狭窄的地带，延伸出去很远。像是肉联厂前面的车站一样，所有的车次到了这里都调头回返，它的最后几节铁轨长期闲置，浸染了青苔，一格一格地长出野草花朵。

　　我在一首告别的诗里写道：我们在铁轨间采撷，双手提满信号灯，每一次的挥手和垂下，都可让火车开，或停。

　　妻子的火车走出去一段，要拐弯进入隧洞，穿过重庆城区下面的山体，到达下一站沙坪坝，也就是火车北站。那里是她离开之前教书的学校，来重庆一年多的奔波后，通过一个丈夫在北站当领导的阿姨，好容易找了这么个代课职位，每天乘車往返，我们的生活看似渐渐安定下来。

　　回想起来，那是我们十几年婚姻中真正安稳的一段日子。如果这段时光延长下去，似乎也可以接受。可是它忽然间就结束了，从此一切无可收场，像那两条分别通往大渡口和沙坪坝的铁轨，在出站不久分了岔，开始还看不出来，却从此越来越远，无人可以让这趋势停止。

　　多年后我想到，她在沙坪坝教书的日子，我从来没去看过。我熟悉那个车站，在沙坪坝步行街的坎下。每次经过步行街，几排有些寥落的铁轨一览无余。却不知道何处是她的课堂。我从来没有熟悉过她的课堂，只听过一两次她的课。这么多年来，对于她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没有真正去了解。

　　在检票口，我看见了她眼睛里充盈的泪水，却来不及去懂得。那些年，我心中充满了汹涌的冲动，难以静下心来体会什么。那一刻眼光的约定，它的质地或者比一切水泥和铁轨的铸造更坚实，或者仅仅含有泪水的脆弱。

四

　　在安康站候车室里，一个女孩走到我面前。她穿着紫色衣服，肩上挎着一个书包，着意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她早就认识我，眼神中有一种特别的说服力，却又包含着胆怯，似乎这胆怯和诚恳不能分开。

　　她的身形也有个地方很特别，似乎是在已有的纤瘦上，又减去了一分，即使是在当时喜欢纤细女孩的我的眼里。她看我没有反应，就转过了身去，面向我旁边的一个。这时我忽然明白，她是在要钱，同时脑子里嗡了一下，想到她显得纤细过了一分的原因，是没有双臂。

　　她的书包带子很长，顺从地贴在身上，露着一个不显眼的口。不出声求讨，只是用沉默的眼神看过去，几乎看不出地微微鞠一下躬。我一时不知如何举动，似乎她刚才眼神里的深切阻挡了我，和我之间不是一个真正的乞讨和施舍的关系。我只是看着她一路沉默地走过去，每次只是看人一下，连头也不点，似乎少去了双臂的同时，她的眼睛里因此多了一些什么，只此已够了。

　　以后我在安康火车站，总会时常想起她，却再未见过。我一定是欠了她一点什么，为了当初的那一眼。也许再一次见到她，我仍然不知道怎么办。但我再没有见过她。似乎她决心只出现一次就失踪，把一份欠缺永远留在那些没伸手的人心里。

　　直到去年的一天，我想写一篇候车室的文章，想起在网上搜索那个无臂女孩的信息，竟然找到了网友多年前拍下的照片，照片上女孩穿着紫衣服，正是我在车站遇见的。

　　只是这张没有平静示意的眼神，倒是湿润闪光，眼泪马上要坠下来，或许由于面对镜头的效果。我知道那次的遇见，并不是她在火车站的唯一一次。

　　索性又用心搜索了一回，发现去年有人在北京一家书店拍下了一张无臂少女的侧面照片，穿着黄色短衫，露着一丝微笑，除了缺少双臂，应是一个漂亮大方的姑娘，一时无法和候车室里那个紫色少女联系起来。但文中标明了来自陕西省平利县，显然是同一个人。

　　她怎么由安康来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只碰见过一次平利人，是在地铁13号线上。当时听见两个年轻的打工仔说话，是家乡口音。家乡的八大县口音是近似的，凑上去一问，竟然是平利人，一个是县城，一个是冲河口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平利人，他们并无表示。我的八仙口音和他们的也不完全一样。她是西河人，网文还写了她的名字。我想到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朋友，他有一个习惯，经常中午骑摩托车出去遛一趟，我设想他一直骑到西河，找到她家的门户。

　　他听了很热切，说先打电话问问。第二天他的消息过来了。说她是十岁那年，因为爬上台子去摸变压器，两条手臂都切掉了。她们家在当地很出名，听说并不穷，还起了房子，大人带着她长年在外乞讨。并且，听说她还出嫁了。

　　我想到她在书店的照片，秀美的脸庞，微笑，全然褪去少年的苦涩，依旧清亮却少了潮润的眼睛，胸前柔美的隆起。虽然缺了双臂，或许仍有人愿意爱她。

　　候车室目光的相遇，是埋在年代深处的一抹紫色，苦涩中尚含亲切，却难于轻易取出了。我没有想到在北京去找她和她家人。在过于宽广的北京，她不需要再待在车站候车室，我在各条地铁上也从来没见过她。那么她究竟是在哪里？在做什么？也许，我们会在过年回乡的时候，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室里碰见？

　　有一年，在北京西站旁边一处站牌下，赵玲的二叔接我们去良乡玩。二叔是当年上工农兵地质大学走的，单位在周口店，在良乡安家十几年了。家乡的头一门离了，现在的二婶是良乡本地人。二叔有好多年没有回乡了，听说是二婶怕他回去花钱。

　　奶奶过世那年二叔回去，给幺姑家两千块钱。那年岳母正好搬回八仙，知道以后心里不平，叫岳父写信给二叔，说家里开店亏了本，两个娃子上学经济困难，要支援一下。二叔就又给岳父寄了两千块钱。谁知道岳父收到钱并没有带回八仙，自己买了一件带羊毛里子的大衣，别的钱打麻将输掉了。岳母还以为二叔没寄钱，说他偏心，岳父才承认了，岳母气得了不得。那次之后，二叔就再也没回过乡。

　　二婶也不喜欢家乡的人到二叔这来。饭桌上，二婶提起张家勇儿的事。张勇儿本姓侯，母亲早年听信了人口贩子，被拐卖到河南，后来逃回八仙，带着勇儿嫁到张家，勇儿也改了姓。张家头一门两个孩子，勇儿自小喜欢在岳母家玩，有时晚上给岳母打伴。他十五岁就出门打工了，人聪明，在加油站里当过保安，在北京开过蒸面馆子，有一阵在良乡一个餐馆里做，常常到二叔家来，一来就喊叔叔婶子，经常带些凉菜，说是馆子里剩下的。二叔退了休没事情，身体也不好，勇儿还能陪他下下象棋。

　　二婶见他嘴巴甜，又总带东西，也不好说什么，还给他介绍了对象，是二婶一个远方的侄女海霞，海霞有些老实，是独生女，家里要招女婿。结婚的时候，二叔还当了证婚人，当时照了一些在餐馆办婚礼的照片，寄到岳母的店里，勇儿穿着西装打领带，胸前戴红花，脸上有些玻璃的反光。

　　可是勇儿忽然被餐馆开掉了，二婶打听到人家说他偷东西。勇儿对二叔解释说，海霞喜欢吃包子，老是要他从餐馆带，带多了就发现了。勇儿说自己打算继续开蒸面店，夏天来了不愁销。有天勇儿带海霞来玩，骑了一辆新自行车，二婶就怀疑了，说他哪里来的这样的自行车，一定是偷来的，可要小心连带上我们。问海霞，也问不出什么。二婶就硬要二叔去派出所反映，說他要真没事，你反映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