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生

　　辞职两个月后，他发现生活没有本质的变化。他读了几本书，看了几部电影，数量一点也不比上班的时候多。其余的时间呢？散步、买菜、自我安慰般地去健身房打卡；去过一次美术馆，喝过一次姑且记得的午后咖啡。这有点儿像他某个晚上在备忘录中记下的那句话：我们和监狱里的犯人，真没什么区别。那时他的睡眠也出了问题，常常失眠到清晨，通体墨绿的鸟儿和长胡子山羊排着队，在一束束臆想出的金光中飞跃而过。没多久，他能睡着了，但醒来后总是头疼欲裂，像被谁一棍子打昏了过去。有一天，他忍着头疼出门透气，走进公园里时，他忽然想到身体的意义，一种断断续续却十分清晰的感受浮现出来：没有了身体，他将什么也做不了。他坐在长椅上，开始漫长的走神，想到了硕大无朋的宇宙、马里亚纳海沟、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运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陷落。这些都和他没什么关系，但每件事情都让他心慌。

　　他先后和两位朋友聊起过这种感受。大卡是出版社编辑，做文学类书籍，每天周旋于难缠的作者、越来越贵的渠道与纸张之中，耐心听完后，建议他去找一份工作。他们在复兴西路一家小咖啡店里见面，阴天，闷热、潮湿，皮肤黏糊糊的。他记得大卡说：我不喜欢夏天。不太愉快的语气，那样子好像是他引起了夏天。于是，他想起柯再，更理想的聊天对象，一个前抑郁症患者。但他直到与大卡见面的一周后，才给柯再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他这样谈到自己的状态：缺乏价值感和兴趣，注意力无法集中，所有的念头都有虚无、负面的倾向，但这并不导致他难过或者悲伤，通常只是无意识地走神。一种尽量中立、分析式的口吻。他一边说，一边想到这样表述的原因：不希望给柯再造成软弱的印象。柯再说：就像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怎么也醒不过来。他说，是的。柯再问他，有没有去看医生。他说：我不是抑郁症。说完，他又补充：也许是吧，也许是一种抑郁状态，但不是抑郁症。电话那头沉默下来，他听见开门与关门的声音。等柯再继续说起抑郁的事儿时，他觉得这话题索然无味，像是某种毫无意义的证明。他问柯再最近在忙什么（忙着开电影公司），是否还常去青海湖（每年夏天都去），有多久没有回大学看看了（毕业了就没回去过）……最后，柯再问他：跟我一块儿去青海湖玩儿吧。接着，说了一个时间。他说：我得想想。

　　那天晚上，他出门散步，比往常走得更远一些。他告诉自己：不要再把注意力放在头疼这件事情上。他不知道，是心理因素导致生理疼痛，还是反过来。他发自内心地希望是后者。

　　几天后，他上路了。他装作一副没有目的地的样子，貌似随意地买了到南京的高铁票。他去鼓楼、夫子庙、明城墙和中山陵逛了逛，天气很热，他戴一顶紧箍着脑袋的渔夫帽，到景点，匆匆看上一眼，就钻进有冷气的饮料店。第二个晚上，他有点受不了那间吵闹的临街旅馆房间，在手机上搜青海和甘肃的大环线，很多人警告旅行者：要注意包车的师傅。第三天，在去火车站之前，他到南京大学转了转。大学时，他所在的文学社曾与南大的文学社联谊，他来住过一个晚上，在某家小店中买过一柄木勺和一本废名的诗集，后来木勺意外折断，诗集被人借走，不知所踪。天快黑的时候，他坐上去太原的火车。他买了晚间的卧铺，慢、怀旧，能省下一晚的住宿费。他睡上铺，对面两个铺位，躺着一对母子，颧骨一致高耸，细长丹凤眼，看上去像蒙古人。但这趟车不到内蒙古。那位母亲神情警惕，把鼓鼓囊囊的背包递给儿子，放在上铺。天还没黑透，她打起了呼噜，像海浪般，一波波起伏。儿子侧躺着，望向窗外，眼神游离，没有具体所指。他想到一个句子：向夜晚扔一块石头/回音很轻……他记在手机备忘录上，很快意识到，这个句子的意义类似于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尽管那句子蹦出来时，他完全没有想起这位作家。上厕所时，他试图再拓展几句话，他对诗歌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认识，只要凑够四行，就可以被认为是一首诗歌作品。否则就只是句子。然而思绪难以集中，游走在下腹的坠胀、用过的卫生纸、在闷热中爆炸开的臭味以及他将如何度过这个夜晚之中。最后，他盯着脏兮兮的镜子，里面的人方脸，坚硬的短发朝四面八方生长，一副很麻木的样子。那已记下的诗句也溜走了——它存在于备忘录上，但他已经彻底忘记了那句子产生时的感受。

　　火车天亮时到太原。他拎着行李出站，见那对蒙古长相的母子，被一个手拿“住宿”字样纸板的女人拦住。母亲摆摆手，领着儿子径直走到另一个女人面前，三言两语谈妥，便跟着那女人走了。前一个女人与他对视一眼，但没有走上来。他没想好目的地，于是去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肯德基里睡了一会儿。太阳升起来，透过玻璃窗，照到靠里的点餐区，醒来的瞬间，阳光扑面而来，那一瞬间，他暂时性地失去了视觉，他忽然想到，有的盲人眼中是一片黑暗，但也可能是一片光明。他決定给柯再打一个电话。柯再在北京，正准备出门去见一个项目的投资人，约在三里屯北小街，得提前两个半小时出门。柯再说：今天准能成。他问为什么？柯再说：日子好。接着柯再就推荐了一款手机黄历。今天，他念道，宜开市、嫁娶、沐浴、立券、订盟。一时问，他无法判断柯再是不是在开玩笑。他告诉柯再，他在太原，打算去看看石窟。太原有这个？柯再问。他说：平遥有。柯再问：那你去平遥？他没说要去，也没说不去，问柯再：今年还是骑行？柯再说：是的。他又问柯再，是否还记得一句话：青海湖是玉兔精的眼睛。柯再笑了，说：青海是只兔子。于是，他知道柯再不记得了。这是大学时的一句诗，具体是谁的，已经没有印象了。但他记得，在那时，这话曾给他们带来过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仿佛这个世界可以随时折叠起来，成为一副地图，或者一本连环画。他们身处其中。有他，有柯再，以及柯再曾爱过的那位诗社女孩。

　　挂掉电话，他去售票大厅买票。去西宁的车要傍晚才发，于是他又买了当天往返平遥的车次。他先去站外吃了点东西，坐上动车，在途中磕磕绊绊地睡觉，像一次次被打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到站后，他问一个揽客的男人：到云冈石窟多少钱？男人说：石窟？什么石窟？一个脸庞黝黑的女人听见，上前告诉他：石窟在大同，她就是大同人，平遥只有古城。男人咧开嘴：那你是从石窟嫁到古城了哦。他坐的是女人的车，进古城逛了一圈。人很多，飞檐好看，整体有点无聊。他发了几张照片给柯再，说自己走错地方了。一直到他回到太原、坐上火车，才收到柯再的回复：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

　　有不少山洞，信号断断续续，聊天进展缓慢。他问了一些环湖的问题，在哪儿租自行车，怎么还，需要怎样的装备，他好提前在西宁准备起来。柯再说不用担心，一切有他。加上一枚笑脸。这让他想起柯再不得不笑时牵扯起来的嘴角——不甘愿，但不是故意的，以及他真的笑起来时露出的牙龈，一种微妙的非人类感，但也很难说清具体是哪种动物。他很快就睡着了，到后半夜，有些喘不上气，醒了。对面下铺躺着一个和衣而睡的中年男人，微微秃顶，他猜那股难闻的脚臭味，就来自于男人那双破了两个洞的袜子。他半坐起来，头快抵住车顶，没办法坐得更直。窒息感还在继续，他无法分辨是睡眠问题的延续，还是发生了高原反应。他看了一下手机，凌晨三点，他脑海中出现一幅画面，火车行驶在极高的位置，但只是一条单薄的轨道，而不是任何一片土地。手机里还有柯再的一条消息：那句话是她想出来的，借给欢欢，印在传单上。

　　柯再说的是二00八年的事情，他们毕业前，由柯再组织，制作了一批印着诗歌的宣传单，在学校里发。一共有七位诗人（印成七种颜色），其中有柯再、他、柯再的诗社女友、行政管理系的欢欢（一个抽烟很凶、成绩很好的女孩）、住在学校附近的项明（毕业五年，却总混在校园里），以及另外三位柯再的学生诗人朋友。诗歌的主题是“在场”，再具体点说，是关于那年的种种意外：二月份的南方雪灾，三月份的拉萨事件，五月份的汶川地震。无一例外，那时他们还相信着词语与意象具有某种实在的力量。后来，柯再说：这远远不够。他自掏腰包，印了更多传单，要上街去发，还要贴近人流最多的商场。他记得那种狂热——是柯再手舞足蹈的样子说服了他，而不是柯再说的话；他还记得一种整齐划一的伤感——用矫揉造作来形容就过分了，只是一种私人的移情。总之是属于青春期末尾的事物。

　　有些闷，他拉开一点窗户，好透透气，接着他欠起身体，把眼睛贴在窗缝上，好像这样就能知道现在海拔多少米。他又睡了会儿，天麻麻亮的时候，他与中年男人先后醒来。隔间里没有别人，中年男人掏出烟，丢了一支给他，问他到哪儿，他说到西宁。中年男人说，真好，睡一觉就到了。我从北京来，就觉得这趟车长了点。他问中年男人去哪儿。去青海看个朋友，然后回老家，中年男人说。他点点头。第一口烟下去的眩晕感，中和了头疼。真好。中年男人说。年纪轻轻，到处走走。说着，他从床底取出背包，掏出了泡面、火腿肠、装在塑料袋中的卤鸡爪、面包和罐装啤酒，在小桌上一字排开。饿了吧，吃。中年男人扔了一罐啤酒给他。他犹豫了一下，打开，灌了两口酒下去，伸手够吃的。中年男人说：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他说：我不小了。中年男人像没听见，说：年轻啊，真走运。我们受过的罪啊，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他琢磨着那句话，想象银河的样子——这会儿天上还挂着几颗，正在淡去。他从前一天中午开始，没吃过东西，这会儿才发现自己饿极了，抄起火腿肠，用牙齿撕开，两口就下肚，接着是面包和卤味。中年男人喝了几口啤酒，像是不过瘾，又从包里翻出一瓶二锅头，问他要不要。他摇摇头。他问：北京怎么样？我还没去过呢。中年男人说：北京啊，真大。他说：首都，当然了。中年男人说：北京的马路，真宽。北京的大楼，也真高。都是我盖的。你信不信？他咀嚼着鸡爪，说：信。中年男人不说话，就着卤味，灌了几大口二锅头。这时，火车开进山洞，车厢里倏忽黑了下来。他听见中年男人说：飞鸟尽，良弓藏——昂。声调曲折，尾音长长的，像在唱歌。等火车开出去，中年男人正看着窗户，面无表情。太阳从山谷中露出一半，猛然照亮中年男人脸上伤疤般的皱纹，大脑门，大眼袋，看上去和他父亲差不多年纪。中年男人又递过来一支烟，接着，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说：我这个朋友，小伙子，我告诉你，是个好人。还是有好人的，你说，对不对？他说：对，对。中年男人说：我这个朋友啊——他赶紧站起来，对不起，我要去上下厕所，他说。他到车厢接驳处待了一会儿。他觉得，再在隔间里待下去，他會透不过气。等他回来，中年男人把东西都收了起来，躺在床上，用手机看小说。见他进来，瞥了一眼，但没有说话。到兰州时，中年男人从床底拖出一个蛇皮袋，告诉他：我要下车了。他说：没到西宁呢。中年男人说：我得先去看看黄河。

　　隔着窗户，中年男人冲他挥挥手，摇摇晃晃地往出站口走。火车行驶了一会儿，出了兰州市区，他忽然意识到隔问里只剩他一个人，以及轰隆隆的轨道摩擦声、窗缝里窜进来的风与光线，一种久违的轻松在他心头荡开，准确来说，是一颗小小的炸弹在心里爆炸。类似于大学时的某个秋天，他走在树枝巨大的梧桐树荫里的宁静；类似于第一次独自去泰国海边旅行时提到嗓子眼儿的兴奋。这些愉快的感受伴随他穿过那些瘌痢头一般的山谷，抵达西宁、坐上进市区的出租车。他问：师傅您是回族人吧？话一出来，就意识到自己过头了。司机告诉他：我是海南人，不是那个海南，是海南藏族自治州，但确实是回人。于是他们谈到了哈里发国、ISIS在中东的一系列动作。司机说：杀人不好。他点点头，问路边种的是什么树，司机说，柳树啊，沙棘树啊，都不要水。他又问青海湖怎么样，司机说很好，要当心藏人。再追问下去，司机就不肯说了。等开完一条长长的高速，要拐弯时，司机说，藏人有好有坏，他说的是坏的那一批，好吃懒做，占着草原，爱打架。他突然说：但也有好人，对吧？司机从后视镜中瞥了他一眼——尽管他就坐在副驾驶上，说：噢，当然了。司机把他送到市中心的一家旅馆，他按计价器上的数字掏钱时，司机一把将计价器按下去，数字清零。忘了告诉你，从机场到市区，是一百二。司机说。他想了想，按这个数字付了钱。

　　他先在旅馆里睡了一觉，醒来时是下午六点。他看到柯再的消息，机票订好，第二天下午到。他走出旅馆，太阳还很刺眼，他进一家西北菜馆吃饭，食物非常糟糕，又到小摊上买了一个肉夹馍，才填饱肚子。他沿着西大街往东走，一路上经过了新华书店、义乌商贸城、几家川菜馆和购物商场，天空渐渐由蓝转粉，庞大、遥远。他回想起诗社女孩说过的话：那完全是一座废墟上的城市，噢，荒野和废墟真的很像，城市和城市也很相似。那是他们最后几次见面之一（毕业告别总是一次又一次），在一问屋顶低矮的阁楼中吃烧烤，女孩提到若干次青海湖，讲到湖中有座海心山，她搭乘给岛上送供给的船，奇迹般上了岛，待了一小时。说到这里，她就中止了，只含糊地描述为：有庙，有帐篷，有女修行者，是一次充满神性的经历。他记得，那时大家已经知道了柯再的处罚结果——只能拿到肄业证书，于是提到项明时，总有用不完的恶毒的词语（道德败坏，眼神中的卑鄙，告密者，劣等人），大家都忘了，可怜的项明是请假去商场里贴传单时被抓的。柯再似乎不太在意这些。出来，出来，去吃饭喝酒，柯再说，就当是补偿我。买单的永远是柯再。柯再领着他们，在体育馆门口的台阶上喝酒，合唱《友谊地久天长》，直到天亮才散去。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独自旅行回来的诗社女孩，已经暗中做出决定，要离开柯再。七月初，搬离寝室前，柯再和他单独喝过一次酒，给他看了分手短信。总体来说，女孩认为爱隋本质上和婚姻没什么区别，有一种显而易见的邪恶，都使人变得短小、盲目与愚蠢。当然，女孩说得比这要委婉一些。例如，最后一条短信是：美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好处在于，它伤害你时，并非狂风骤雨，而是有如慢性疾病。

　　柯再说：狗屎，都是狗屎。他没说话。他得承认，他以为柯再会更诗意一些。因此那个晚上意兴阑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不停喝酒，都急于把自己灌醉。后来，柯再说：我要去当兵。他问：为什么？柯再说：人太软弱了。柯再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好像坚信讽刺是比愤怒更高级的态度。他想，也许柯再醉了。没想到，几个月后，柯再真的去了部队。也是在当兵的时候，柯再得了抑郁症，给他打过几个电话。但这是后来的事情了。在当时，他觉得那几个月中发生的一切，都有些装腔作势。

　　他在市中心四处闲逛，乏善可陈，天空直到晚上八点半才黑下来。九点以后，他看到一家酒吧，大大的招牌钉在两根粗壮的仿木门柱上，名字叫“世界尽头”。窄门之内，是一段陡峭的阶梯，漏下一些光线。是家驴友酒吧，墙上挂着国旗，写满涂鸦，卫生间里散发着呕吐物的味道。酒吧里年轻人居多，正拉着手合唱，先是许巍的《旅行》，再是列侬的《想象》。喝上头了之后，一个穿吊带裙的女孩向他伸出手，说：一块儿呗！他注意到女孩伸出的是左手，虎口上有一个小小的文身，某种昆虫，但难以辨认。他没有拒绝。女孩问：从哪儿来？他说：太原。女孩笑着说：这儿好吧？他点点头。女孩说：再也没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他问：为什么？女孩说：这里是世界尽头。他哈哈大笑。他想到，大卡说错了，他需要的不是工作，而是激情。每个人都这样。他很快就发现，哪怕没听过那首歌，但只要盯着歌词，在人群里，就不难想象旋律的走向。

　　后来投影仪坏了，画面静止不动，音乐卡在某个节拍上，不停重复。有人尖叫一声，接着吹口哨的声音响起。他看见一个男人趁乱抓了某个屁股。更多的尖叫。女孩松开他的手，爬上桌子，大喊：都别慌！又跳下来，走到柜台后查看。等投影仪再动起来时，女孩走了回来。他说：我得走了。女孩笑笑，没说话。他一口喝空杯中的酒，准备离开。出门的刹那，他想到火车上的中年男人——我们受过的罪啊，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他下意识地抬起头，这动作里有一种意味，即，他相信天空里一定有什么在等着他，因为他在这里，在高原。但他什么也没看见。

　　他回到旅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醒来，头疼欲裂，出门吃了早饭，回来洗澡，把地址与房问号发给柯再，又沉入睡眠。他梦见一个男人（也许是火车上遇到的那位，也许不是）问他：你有没有去过北京？他说：没有。男人抡起拳头，砸扁了一个纸盒，又问一遍：你竟然没去过北京？他有些慌，那感觉就像站在烈日下，汗水流进了眼睛。他说：没有。男人问：为什么？他憋了半天，终于说：我可能有抑郁症……男人大笑起来，但并不是嘲笑，好像纯粹因为他说了一个好玩的笑话。

　　敲门声是这时响起来的，将他从羞愧中拯救出来。他开了门，见到柯再，说：我以为我醒不过来了。柯再满头大汗，把箱子拖进来，脱掉厚实的夹克，问他怎么了。他将梦讲给柯再听，柯再说：就是个梦而已。于是他又把火车上遇到中年男人的事情讲出来，他越说越清醒，另一个念头浮现出来：他迫切地希望柯再理解、并且相信他的感受，这事情里有一种不可思议、难以描绘的恐惧。柯再说：你有那人的联系方式吗？他说：没有。柯再点点头，打开箱子，把衣服拿出来挂进衣柜。有一套西服。接着，柯再有话要说，张嘴的时候，门外一声巨响打断了他们。站住！站住！有人喊道。沉重急促的脚步声。这之后，他问：你说什么？柯再说：我饿了。

　　柯再带着他，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一家做西北小吃的饭馆。时间还早，没有其他食客，一个女人坐在桌边，用手机看电视剧。见他们进来，连忙站起来，问吃点什么。柯再问：老板呢？女人说：在午睡。柯再点了拉条、大块煮羊肉、发菜蒸蛋、甜醅。柯再捏着手机，无心说话，上菜之前，叫过两次饿。于是他也不说话。吃了点东西后，柯再像从饥饿中苏醒过来，说起北京的天空会蓝到十一月，以及前一晚失眠的事情。电视剧的声音又响起来，一个女人问：梦里的事情会成真吗？男人回答：要看你相信不相信。柯再笑出声，问他是否记得大三去武汉旅游的事情，一共五个人，柯再和诗社女孩在火车上假装分手（即兴发挥，部分台词来自《英国病人》），引来乘客侧目。他点点头，说起珞珈山顶的废弃白色建筑、东湖边从堤坝上跳水的老头、弥漫着大雾的长江，以及他们为了省钱，只开一个标问的事情。他没提起的部分是：有一个晚上，他们喝了点酒，夜里他听到卫生间里有声音，于是知道柯再和诗社女孩在里面做爱。第二天早上，他看到马桶里有一枚用过的避孕套，但没有告诉任何人。

　　饭馆老板从里间出来，立刻认出了柯再。老板从冰箱里取出酸奶，坚持让他们尝尝。柯再说：今年比去年更酸，更醇厚。老板说，秘诀在于发酵的时间。老板打开音响，放了一首佛教音乐（尽管他看上去像回族人），于是，黏糊糊的声音和酸奶的气味、门外强烈的光线混合在一起。他问：青海湖的天气如何？柯再说：到了夜里会很冷。他盘算着所带的衣服够不够。老板给他们各盛了一惋羊肉汤，味道比他们点的食物都要好。老板点上烟，在他们边上的桌子坐下，说：我想起一件事，去年冬天来了一个客人，他上岛了。柯再放下筷子，问：怎么上的？老板说：我也这么问，他说从冰上过去的。柯再说：骑车？老板说：好像是。冻僵了。尼姑留他们住了一晚，第二天夜里再从冰上回来。老板说话的样子，让他觉得他们是来串门的邻居。真是天才。柯再说，好像很兴奋，对着他说：真是天才啊！是不是？

　　从饭馆出来，他问柯再是不是第二天出发。柯再说：可能要再等一等。他问：等什么？柯再说：这两天是青海电影节。柯再有些不好意思，但他无所谓。他们得决定那个下午去哪里，在路边思考这个问题时，他问柯再，和诗社女孩还有没有联系。柯再想了想，告诉他：我想等上岛之后再联系她。他问：你为什么还没有上去？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去，总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柯再一边翻着手机地图，一边说。他扭过头，盯着一个围墙上的电网，他问：我一直很好奇，这电网到底有沒有电？如果有，我去碰它，是会被电死，还是电伤？柯再沿着他的视线看了看，告诉他：我在广东当过半年狱警，过年那天，我们让犯人到广场上站好，从电网上接一根电缆下来，电死一头猪，当他们的年夜饭。柯再继续翻着地图。他看着柯再。卷发，过于浓密，脸颊上的肉比大学时多，不能算胖。神情有些陌生，正因为这个，其中熟悉的部分凸显出来：严肃，但随时准备换上一副高兴的表情。

　　在坐车去清真大寺的路上，柯再告诉他，投资人的建议是，不仅要做商业性质的电影和网剧，最好也做点艺术片，或者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他问为什么。柯再说，打造一个品牌。他想起明星的脸、头发甚至光洁的脚踝。柯再问他有没有兴趣做点什么，比如写点东西，或者策划一个纪录片。他说他得想想。参观寺庙前，他们在路边抽烟。他想起他和柯再策划的一个话剧，核心来自于加缪的《局外人》，但他们对此绝口不提。里面有个角色，在母亲病死之后，对着天空说：啊，伟大的自由来自于死亡。他问柯再：那人后来怎样了？柯再说，好像自杀了。他问：怎么死的？柯再说：割腕？他问：割腕能死吗？柯再说：我记得一个白色的浴缸。或许因为有太多的死亡，这剧的大纲没有通过团委的审查，因此剧本的事情不了了之，更谈不上在学校里公演。

　　他们踩灭烟蒂，进入清真寺。不是周日，人不多，只有零零散散几个正在叩拜的回人，以及若干拍照的游客。他从未近距离地看过清真寺，一抬头，那个圆圆的屋顶像是被硬塞进了眼睛。他想到了外星人和他们的宇宙飞船。他没和柯再说起这个。柯再问他，要不要拍张照？他摇摇头，说，算了吧。

　　那天晚上，柯再带他去看了一个演出。名字叫“走进青海”，或者“走近青海”，总之是一台大杂烩的舞剧，有唱歌、跳舞，也有部分情节。大概是讲一个牧民救过一头野生牦牛，长大后牦牛来报恩。他凑在柯再的耳边说：真的有野生牦牛吗？柯再没有回答。他发现柯再睡着了。他又盯着舞台上的牦牛，黑色的毛发拖到地板上，正哼哼着朝牧民走去。他突然很好奇，这演出是否出过意外。这头牦牛是否是固定角色。等演出完，他跟柯再说起这个，柯再说：牦牛很聪明。他不太相信。柯再说：你听过牛流泪的故事吧？很多动物都会流泪，牛是其中一种。他问：牛和牦牛一样吗？柯再说：差不多吧。他们都笑了。直到走回旅馆，他還回味着这句话。

　　第二天上午，他醒来的时候，柯再不在房间。要不是柯再的被子被叠成了豆腐块，他准以为这床没有睡人。手机上有柯再的消息：出门见人，晚点联系。头晕，一杯咖啡下去就好了。旅馆外阳光猛烈，空气清冽。他上街逛了逛，观察路人，捡垃圾的老头，带着孩子的妇女，情侣，大概想从他们的神情中找出不一样的事物。但他很快就放弃了，陷入一种被阳光暴晒的快感之中，几乎失去完整、连贯的思绪。他觉得他们会像水汽般蒸发。一切。路上的行人、他，以及所有的建筑物。他拐进书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讲的是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他做过三个月的户外类新媒体编辑（主要工作是从外国网站上偷稿子），买过一堆《国家地理》，但没翻过。另一本是《青海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集》，他翻了一下，名字都不认识，“草原”“牛”“雪山”等字眼频繁出现。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他交替着看了会儿书，在一本中走神了，就换另外一本，如此，两本都看掉了三分之一。等到下午，他想去前一天吃饭的饭馆，凭着记忆，找了好一会儿，终于从另一个方向找到那家门面。

　　饭馆里依然没什么人。他要了拉条和羊肉汤，一边抽烟，一边等食物上来。老板亲自端来了拉条，放在他面前后，问他：你朋友呢？他说：有事儿，去忙了。老板说：今年他妻子没来。那女人回头说：是女朋友吧。老板问：你怎么知道？女人说：我就是知道。几乎是一刹那，他确定了一件事情，老板和那女人不是夫妻。他含糊说：对，没来。低头吃东西。女人给他盛来了羊肉汤，他觉得没有昨天的好喝。他想，可能时间不到。老板问他，味道怎么样。他说：味道很好。老板说：我这店，改革开放前就开了，我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他问：一直在这儿？他想到的是桌面和墙壁上陈年的油垢。老板说：对，一直在这儿。

　　吃完饭，他没急着走，继续读那本《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正写到他们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那个上午，没有风暴，身体状态不错，总之一切好极了。夏尔巴向导说：有一种很好的预感。看了一会儿，他问老板，这儿能不能抽烟。那女人送来了一个装了水的小碟子，让他弹烟灰。他盯着街道对面那座被阳光一分为二的建筑，缓缓喷出烟雾。他想到童年的秋天，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但那动作仿佛是静止的，以及金黄色的阳光。他很多年没想起这个，几乎已经忘了。他想到上海、公园里的黑天鹅、他以前办公室的工位以及他在国外网站偷过的稿子。勇气，精神，探索，成为更好的自己。他问老板：青海的最高峰在哪里？老板转头看了他一眼，说：那是布喀达坂吧，在格尔木。怎么，你要去？他说：我只是在想这个事情。老板背对着他说：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他注意到老板在脏兮兮的围裙上擦了擦手。老板从台面下拖出几个塑料袋，一股脑扔进了冰柜，靠在冰柜上问他：你在看什么书？他回答，一本登山的书。老板坐到他对面，也点上了烟，他以为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抽烟。许久，老板才说：登山啊，是个好事情。他笑笑，似乎感受到什么，但也不确定。他觉得老板靠得太近了。他又走神了。他知道那本书的大致后续，自然界的残酷，死亡，永远留在山上的尸体。接近山顶的位置。他想到，登山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因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登山（以及其中进取、克服困难、自我证明的部分）。但这么想，也很奇怪。人生下来只会哭。这时，门口涌进一群小学生，有五六个，鲜艳的红领巾让他有些恍惚，好像一时问，思绪被硬生生地扯断了。一个顶着蘑菇头的小男孩说，今天放学早。老板问：有作业吧？赶紧做作业。男孩说：他们要喝羊汤。老板起身。男孩补充说：是我带他们来的。那女人揭开锅盖，一大团蒸汽喷涌而出，他闻到了与昨日相仿的气息。

　　他离开饭馆，在附近漫无目的地闲逛，进了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看到卖拨浪鼓的。想买。老板态度生硬，不想单个出售，只好作罢。在某条巷子里，他看到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藏族寺庙，门开着，他悄悄地进去看了看，一个女人正用红色大盆洗衣服，与他对视一下，但没说什么。等到晚上六点钟，他给柯再发消息，问他在哪里。柯再很快就回复了一个地址，让他过去吃饭。他按照导航，走路到饭店，远远看见柯再站在门口，张开双手，比画着什么，姿势夸张又费力。柯再对面站着一个男人，中等个子，瘦削，年纪五十岁上下。他上前，另一个男人从饭店大门内探头出来，说：还要半小时。几人一时拿不定主意。柯再说：我还知道一家。于是领着他们，去了附近一家西北菜馆。在路上，他看见那家叫“世界尽头”的酒吧，窄窄的门头，看起来毫不起眼。

　　饭馆外部看不出风格，也许有一些藏式的意思。一进门，一排宫灯亮着，大厅里放了几张八仙桌，桌与桌之间，用中式雕花屏风分隔。他们进了包厢，吊灯，大圆桌，墙壁挂着两幅油画，射灯打着，抽象派作品，颜色糊在一起。他觉得以前来过相似的地方，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落座之后，柯再介绍彼此，说他是自己大学时最好的兄弟，写东西，有才华。五十岁的男人叫老张，投资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上海。老张站起来，隔着大桌子跟他握手，坚实有力，但他没做好准备，手软绵绵的，像被使劲捏了一下。另一个年纪小些，三十岁上下，有些胖，叫小本。柯再说：他是日本NHK的合作导演。他说他去过日本，小本问：去了哪里。他想了想，说：东京，横滨，镰仓。他去的时候正在刮台风，不像中国沿海的台风，只是微风细雨，很多人不打傘，海滩荒芜。小本说，在镰仓拍的凶杀戏和爱情戏一样多，可能区别就在于阴天还是晴天。柯再点了菜，菜量远超四个人的分量。柯再还要了一瓶白酒。晚上温度会降下来。柯再说。听上去像在解释。小本和老张聊起了谋杀动机，小本说起某部电影（可能是他们刚看过的一部），认为电影没办法成立的原因，就在于杀人动机不充分。柯再说：导演想要一种形而上的效果。柯再、老张、小本立刻大笑起来。他不知道这中间是否有什么故事，只好微笑，假装对房间内的装饰很感兴趣。

　　菜上来了，味道不错。其中有一条清蒸做法的鱼，他从没见过那种鱼，通体银色，鱼鳍从鱼头延伸到鱼尾，看上去像一排尖锐的刺。鱼头正对着他的位置，眼睛还在，一颗圆圆的乳白色的小球，正盯着他。他问：这是什么鱼。没人知道。柯再说：菜单上就叫清蒸鱼。于是，他们聊起了鱼，以及海鲜。法国的生蚝，日本的海胆，挪威的三文鱼。老张很懂这个。他也知道一些——这让柯再感到惊讶。他解释，他曾有机会去一家做美食的文化公司工作，做了点案头工作。但他没有说：最终他没去，他受不了那些食材方面的文案，有点像硬在动物的尸体中寻找文化。

　　很快，他们又聊上电影。他怀疑这是酒精起了作用。王家卫、波兰斯基、安东尼奥尼、今村昌平。种种出现在大学时期的名字。导演更新换代的速度显然不够快。有一会儿，他兴致很高，倒不是因为话题——所有的话都是相似的，而是感觉回到那些在烧烤摊边度过的夜晚，柯再，以及其他人坐在他身边，年轻，狂妄，无忧无虑。老张突然说：我们国家缺少真正的创作者。接着，当然谈到了审查制度。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有害，另一种是，尽管如此，创作者还是缺乏信念。他和老张支持后一种，老张提到伊朗。但没有形成真正的争论。之后，老张好像对他产生兴趣，问他：你具体写点什么？他说：很久没写了。柯再说：他写诗和小说。他不希望柯再继续说下去。老张问：哦？有没有能看看的？从老张的眼神中，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句客套话。他说：以前有一些手稿，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柯再说：你从来没拿出来过。柯再看着他，仿佛是一种质问。老张问：为什么？他不说话。柯再说：可能是觉得写得比我们好吧。说完哈哈大笑。老张说：我以前也写过，但也放下了。他想着这些话，忽然觉得里面有一些恐吓的成分。那是一些他曾习以为常的事物，父亲的眼神，某个失望的眼神，现在，穿过时光和高原，重新逼向他。柯再和他都没再接话。又碰了一杯酒之后，小本说起他在日本的一件事，他做过一个百年老店系列的片子，拍到一家甲鱼店，开了三百多年，传了十几代，拍摄的最后一天，店主带他去了养殖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趴着一条一米长的大甲鱼，店主告诉他，这是开店时就有的甲鱼，今年三百岁。老张怪叫一声，好像觉得这事儿很可怕。柯再问：你怎么知道那店主不是诓你？小本想了一下，说：我一看那甲鱼的眼睛就知道了。柯再笑了。小本说：那是一双三百岁的眼睛。小本说得很认真。过于认真了，以至于有些不合时宜。这时，服务员进来换骨碟，打断了这个话题。

　　吃完饭，天黑了一半，他们裹着衣服，在门口抽烟。他们花了一点时间决定去哪儿，柯再想找地方继续喝。他们走进街对面的一家酒吧，还没坐下，就发现这酒吧里有一股油烟味，从桌子摆放的方式来看，很可能白天时这里是另一种用处。于是由他领着，又去了“世界尽头”。老张说：不错，不错。酒吧人比他来的那晚少一些，还没人唱歌。他们各要了一杯酒，坐在靠墙的桌子边，摇头晃脑地喝了起来。没多久，那晚的女孩出现了，叼着烟，在柜台里，神情严肃地看着某个方向。他马上就明白过来，女孩只是在发呆。过了一会儿，女孩认出了他，端来了四杯Shot，告诉他们，这是酒吧送的。女孩问他：玩儿得怎么样？他说：还不错。柯再以为是他朋友，让他介绍。没等他说话，女孩朝柯再伸出手，说：我叫戳戳。等柯再确定确实是“戳”字之后，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不知道柯再是不是喝多了，或者正在喝多的途中。

　　戳戳顺势坐在柯再身边，问柯再从哪里来。她穿着深色印花的吊带裙，很瘦，能看到骨架的形状，抽烟时，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仿佛很受用。听说他们做电影之后，戳戳说，她以前给电影做过音乐。老张问：有什么作品吗？戳戳说了几部电影的名字，但现在不做了。柯再问：为什么？戳戳说：没意思。有一个瞬间，他觉得她在说谎。要么关于那些作品，要么关于不再继续的原因。柯再问：那什么有意思？戳戳说：到处玩儿。柯再问她喜欢玩儿什么。她笑了，没回答，伸手去够骰子。他们玩了几局，柯再老是输，喝了不少酒。柯再说：你文身不错。戳戳斜着眼睛，盯着柯再：认输了？柯再说：我只是觉得你文身不错。是个什么？戳戳说：猜。柯再说：蜘蛛？蝎子？小时候文的吧。戳戳没理会，看着小本，说：咱俩玩。

　　他肚子疼，去上厕所，用光了最后一点纸。出来时，小本站在门口，等着进去。他看了看他们的座位，老张不在，但不知在哪儿。他摸出烟，靠在厕所门口点上。柯再和戳戳在说话。他发现——一旦有了距离，很容易注意到柯再说话时喜欢做手势，配合他专注的表情，有一丝令人信服的天真。那也是一种表演。他忽然想到这个。当然，他明白，任何社会性的相处都带有表演的成分。小本从厕所里出来，见到他，问：在想什么呢？他呼出一口烟，说：我只是在想，一条活了三百年的甲鱼，会不会有知觉。小本也点上了一支烟，过了一会儿，回答：不是这个词。他说：那是？小本说：某个词。不是知觉。它有类似知觉的东西。甲鱼的知觉。他说：你还挺肯定的。小本说：是。

　　他们回到座位上，柯再说：戳戳要带我们去个地方。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就下了楼，往停车场走去。他们上了一辆银色的本田，戳戳开车，柯再坐在副驾驶，其他人坐后排。车子驶上西大街时，他才反应过来，他们要去看流星雨，而且另外几人竟然相当认真。这时是晚上十点半，从时间来看，天已经黑透了，但天边有一抹微弱的色彩，介于粉与白之问。半小时以后，他们差不多出了市区，路边只剩零星几幢房子，没有灯光。他说：天上没有星星。戳戳说：你把车窗拉下来。果然看到了星星，但不算多。戳戳说：得再等等。他关上窗户，盯着被车大灯照亮的公路。有一会儿，他快睡着了。在半梦半醒问，他看到了一群在水面上跳跃着前进的海豚，每次跳跃，都保持著同样的前进距离，其中有一条，刺出水面，跳了两倍远。他想到，其他的海豚可能会生气。但生气什么？不知道。他只能想象出那种无声的尖叫（人类听不见海豚的声音）。突然，戳戳使劲地踩了刹车，他们被弹了起来，都撞到了什么。戳戳骂了一声：操！顺着车灯的方向，他看见一头动物——小小的脑袋，盘亘的犄角，棕色皮毛。现在，它定在原地，眼神中充满疑惑，好像忘了下一个动作要干什么。但它马上就想起来了，一丝惊恐从眼中闪过，前蹄一蹬，跃到公路对面，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确定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嘶鸣，尖锐，短促，有点像驴叫。车子再次启动时，他发现他们刚拐上一个小坡，他远远看到山谷中的西宁，一个强有力的黄色光点。老张和小本正争论着那到底是什么动物。柯再说：不会是藏羚羊吧？戳戳说：那得去动物园看。他问：我们到哪儿了？戳戳回答：快了。又开了十几分钟，他们在一个空地停下来，车灯扫过时，他看到那个空地在半山腰。

　　他一下车，就被头顶的群星镇住。他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那不是星空，而是天空的漏洞。天幕被扎出密密麻麻的针孔，光从里面漏了出来。戳戳从车里拿出一块防水垫，好让他们能坐在地上。他帮着戳戳，又从后备厢里拿出相机、三脚架，放在一旁做准备；接着是一箱啤酒，几包花生米，甚至还有两张厚毯子。他问：来过这儿？戳戳看了他一眼，说：来过。那语气听上去理所当然。

　　他们并排坐下，戳戳挨着柯再，他坐在最边上。一旦坐下，就没有话说了。戳戳提议，给他们拍照，接着指挥他们站起来，走到马路中间，并排站着。军训过吗？戳戳说，立正！老张大笑。但还是站直了。戳戳说：曝光时间长，都别动。他想象着那幅构图，星空，像某种兵器，弧形的山坡，四条笔直的背影。等照片拍出来，他们过去看，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身体作为前景，微微模糊，像幽灵。他没忍住，说：嘿，灵魂走神了。又拍照，换一个背景，打坐的姿势，闭上眼睛。这回，他觉得那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版本：头发长的和头发短的，胖的和瘦的，老的和年轻的。但这次他没有说。

　　他们坐下来，继续喝酒。过了一会儿，他有些累，把头枕在膝盖上，但睡不着。其他人还在说话。声音像某种模糊的背景音乐。他听到小本问：流星雨什么时候来？戳戳回答：我也不知道。说得很温柔，像母亲的安抚。接着，小本说：我们来玩游戏吧。他们玩起一个叫“我没做过”的游戏。小本说：我没去过美国。他看了一眼天空，想到，小本已经忘了流星雨的事情。但他没忘。于是轮到他时，他说：我没看过流星。除了老张，其他人都没看过。因此他输了。他开始觉得这游戏没劲。接着，轮到柯再。他好奇柯再会说什么。等了好一会儿，柯再还是没说话。他说：到你了。柯再说：我什么都干过了。他说：不行。柯再说：哦对了，我没拍过电影。我还以为我拍过了。柯再笑了。他又想到流星。天空中的漏洞突然变大了，那些光芒跌落下来，沿着某个轨迹，往地面俯冲。柯再说：我最想做的一个电影，你们知道吗？老王和小本说：不知道。柯再说得很简单，频繁使用“比如”，好像里面的情景完全是假设的。比如，“大跃进”或者“文革”，比如一个人被他最好的兄弟背叛了，因此导致他家人的死亡，但他活了下来，兄弟也活下来了，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老张说：然后呢？柯再说：我想做他们多年以后的生活。老张说：没有商业价值。柯再突然问：你被背叛过吗？老张笑了，说：谁没有过？柯再说：小本呢？小本说：有过。柯再把头扭向戳戳，问：你呢？戳戳说：你怎么定义呢？柯再又问：有过吗？戳戳想了想，说：有过吧。柯再最后转向他，问：你呢？

　　这场景似曾相识，他相信柯再曾经一定干过相同的事情，用同样的问题，一个个问过去，去求证一个答案。但这里面没有恶意，他这样告诉自己。柯再又问了一遍。这时，他听到戳戳说：我要上厕所。戳戳站起来，柯再也站起来。他们往黑暗中走去。

　　在他们消失的瞬间，他突然明白过来，流星和陨石是一回事儿。他们沉默着。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老张和小本也想到了这点。燃烧的星体，巨大的火球，黑暗的山谷终于得以被照亮。但山谷中是什么？老张说起八十年代的事儿，女诗人宿醉醒来，不认识身边的人。晚上再喝醉，第二天醒来时，就换了一个人。有时上午就喝醉了。讲到后来，老张陷入长久的沉默。他起身，往公路走去。穿过公路。他听到老张说：我现在只能认出北斗七星了。老张和小本同时叹了一口气，轻轻的，好像害怕惊扰到什么。但也可能是因为距离远了。远到彼此看不清。他继续走着，只要走到边缘，就能知道山谷里是什么。他听见笑声，不确定是老张的，还是小本的。很快，那些声音彻底消失。在黑暗中，他指挥着自己直行——然后拐弯——再直行——过了很久，他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他翻过身，仰望着天空，一片漆黑。他说：天上的星星没了，哈哈哈。接着，他想到，天上的星星在另一边落了下来。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