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刘宋的开国君主刘裕出身寒微，凭借军功和特殊的时代机遇在东晋末年异军突起，并最终迫使东晋皇帝“禅让”帝位，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或许一方面由于出身关系，对民间疾苦了解更多、更深入；另一方面冷眼旁观，对东晋吏治之腐朽、贪腐之误国，有较清醒的认识，即位后的刘裕不仅雷厉风行地推动廉政建设，更身体力行提倡俭朴风气。

　　史书记载，刘裕对珠玉之类的珍宝弃若敝屣，他未即位前，喜欢穿普通的木屐和妻子亲手缝制的布衣布袄，即位后则把这些旧鞋旧衣分赠给公主们，让她们用这些东西告诫骄奢不节的后代。他的宫室十分简陋，陈设、用具多为民间寻常之物。他唯一一次表现出对进贡珍宝的浓厚兴趣，是收到宁州（今属云南）送来的琥珀枕，原来有医生说“琥珀有疗伤奇效”，他收到后便下令将琥珀枕捣碎，给伤病者做药材。

　　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同样提倡节俭且以身作则。鉴于当时奢靡风气业已抬头，他刻意让宫中养蚕并诏告天下，希望引领勤俭风气。公元445年，他弟弟出任南兖州刺史，他设宴饯行，众弟都来参加，他却故意推迟上菜，让这些宗室近亲“识有疾苦，知以节俭御物”。

　　在整肃吏治方面，刘裕、刘义隆最重要的措施是强化监察机制，重用寒门官员。在中央，他们任命出身贫寒的官员担任中书监、令等职务不高、权力重要的官职，以扭转世家垄断高级官职的积弊；在地方，“典签”等富有监察职责的官员，大多由寒门庶族子弟出任，朝廷赋予他们监督皇亲国戚、世家大族主官的职责。

　　然而这种被史家称为“宋世之极盛”的清新气象，仅维持了三十多年就戛然而止，刘宋王朝再度陷入骄奢淫逸、贪腐成风的颓势，且较以往变本加厉。刘裕、刘义隆父子不仅以身作则且十分注重对子弟、官员进行“素质教育”，他们大张旗鼓掀起的“廉政风暴”究竟为何虎头蛇尾，直至不了了之？

　　首先，刘裕也好，刘义隆也罢，最终仍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窠臼。

　　刘裕很重视剔除亲属中不称职、不清廉的成员，不让他们承担重任。如他生性“庸鄙贪纵”的亲兄弟即便由母亲说情，也得不到所觊觎的扬州刺史职位，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刘裕年仅十多岁的次子。由于是其次子尚未成年，所以扬州“事无大小”实际上都会由刘裕本人亲自处理。很显然，刘裕的用人标准仍然是出于自己统治的便利。其次子在担任扬州“傀儡刺史”前，还曾被任命为留守关中的总负责，因为年幼、不懂得处理麾下将领间矛盾恩怨，最终导致诸将自相残杀，强敌乘虚而入，好不容易收复的关中就此得而复失。

　　如果说刘裕终究还能对部分不称职亲属痛下杀手，那么刘义隆就连这点也做不到。他虽谆谆嘱咐弟弟要勤俭、清廉，但他弟弟在历史上却以奢侈、好享乐、纵情声色著称。而且尽管弟弟的所作所为和刘义隆所嘱咐的背道而驰，却丝毫不妨碍他此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大将军、太宰的高位。刘义隆的太子野心勃勃，擅政揽权；另一个儿子作奸犯科，且和太子沆瀣一气，他早已察觉却一味犹豫姑息，结果贻误时机，反被两个儿子发动政变杀害。

　　刘义隆对待贪腐官员的严惩，也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贪污245万巨款的南蛮校尉张邵于公元431年事发，本已被执法机关廷尉判处死刑，但经过世家子弟、先朝旧勋说情，居然仅仅被免官，后来更重新获得重用，刘义隆甚至当着张邵的面讲述从宽发落的缘由，要张邵领情。

　　由此可见，在刘义隆心目中，皇亲国戚、世家大族、功臣勋旧享受特权是理所当然的，而节制、剥夺他们这些特权，反倒是出于各种现实需求的权宜之计。既然如此，一旦需求改变，一切自然就“恢复原状”了。

　　其次，刘裕、刘义隆父子重用、提拔寒门，强化监察机制的根本原因，是迫于东晋世家大族和方镇诸侯权势煊赫，尾大不掉，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因此才不得不通过此举钳制地方军政首长，迂回实现军政权力向皇室的集中。

　　为了减轻集权阻力，刘氏父子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皇族、士族的最根本利益——高官厚禄不变，甚至有时还要给予加强，只要这些人安于养尊处优，而不对君权有所觊觎，便可相安无事。如王、谢家族尽管厚自奉养，侵渔剥削，但除了有政治野心的个别人，其余都安享富贵。最突出的例子是王镇恶。王镇恶并非东晋世家出身，而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属于“高级政治难民”。他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又深得关中人心，谙熟当地舆情，因此被刘裕委以远征后秦的重任，并最终大功告成。刘裕对这样一个人坐镇关中自然很不放心，就暗中派人伺察，结果派去的人报告说，王镇恶贪腐成性，把缴获的后秦皇帝用车上所镶嵌的金银珠宝统统剔出私吞，却把车给扔了。刘裕听后反倒如释重负，因为在他看来，如此贪小便宜，反倒证明此人胸无大志。

　　既要保证世家大族的官位、物质利益，又要为“干实事”的官员安排新职位，所谓吏治整顿自然只能是越整越臃肿。而带有私心的“惩贪”，难以形成有效的反腐机制，人亡政息，甚至人未亡政已息，也就毫不足奇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寒门未必意味着清廉。刘裕父子所提拔、重用的寒门子弟中，固有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但更多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如侍中刘湛，一方面他对没有来头的贪腐官员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却刻意迎合当时权势滔天、年少有贪念的刘义隆的弟弟，甚至为一己私利，企图扶持刘义隆的弟弟发动政变，好让刘义隆的弟弟登上帝位，自己也成为开国元勋。他的所谓“不贪”，其实不过是不想“因小失大”而已。刘义隆在位后期，任用寒门子弟巢尚之等三人为职位低下、权势极大的中书通事合人，这三个“权重当时”的寒门人物，除巢尚之还较清廉外，另两人掌握用人大权后“大纳货贿”“门外成市”，大搞权钱交易，牟取了许多不义之财。

　　道理是明摆着的，刘宋的反腐，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斗争和权谋的需要，而非立意从制度上整顿腐败，虽然对世家用人制度的腐朽有较清醒认识，却又不肯为消除这一政治隐患，付出必然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其结果，便是既有的贪腐不能根除，新提拔起的寒门官僚，却又自然而然在权势、财富上和世家攀比、看齐，最终成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急欲权钱兑现以赶超豪门的“饿蚊子”。

　　编辑/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