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德拉贡斯基

　　4

　　早饭过后，谢廖沙打好领带（他是从包里拽出来的，昨晚他没戴领带），然后走了，维拉待在房间里哪儿都没去。她没去吃早饭，只喝了一杯水，她也没起身穿衣服，而是把两个枕头塞在身后，裹着被子待在床上，看着窗外。能看到一片宽阔的天空和跑马场屋顶的一角。还有一座小塔楼，远处一匹青铜马若隐若现。天气暖和。八月才刚刚开始。

　　宾馆名叫“贝加”，就在她家旁边，她住在贝加林荫道，也就是说和宾馆在同一条街上，只隔了两栋楼，是的，是的，只隔了两栋楼！但她今天就想这样。谢廖沙去取离婚证了，她知道，她一直盼着这一天。这或许不过是一种形式，一张纸，一个章，但不管怎样他还是离婚了。从这一刻起，生活已经不一样了。

　　突然，一个声音不由自主地在她脑海中响起：“我们多么向往这一时刻啊！”

　　谢廖沙恐怕会立即找茬。他或许会问，这句话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她会给他读一首诗，读古米廖夫的《竞技》。她自作主张地把这首诗叫作《魔法师》。内容与名字风马牛不相及。这首诗写的是罗马人在等待各种凶猛动物在决斗场上撕扯被俘的阿拉曼人头领。阿拉曼人是谁？可能是阿列曼人，也就是德国人的祖先。这个错误可以原谅。而这个头领其实是个魔法师，所有野兽都匍匐在他脚下。“饥饿的老虎舔舐魔法师落满尘土的双脚。”根本不是写那个的！但这句诗本身很漂亮。

　　“我们多么向往这一时刻啊！”

　　谢廖沙一定会说，这首诗辞藻华丽，她引用得也不是那么恰当。他有时就会这么轻描淡写地嘲讽她一番。男人做派。没什么，能克服。顺便说说，他的诗歌品味十分奇怪。他喜欢涅克拉索夫，全情投入。不过不是涅克拉索夫的全部作品，而是他的两三句诗。他常常眉头紧锁地说：“只需要几行诗。这就够了。诗不需要太多。‘严寒，白雪覆盖的草原闪着银光，远方的森林一片漆黑。路上空无一人。多么安静。句号。”“你都搞混了！”她大笑着说，“诗里写的先是‘黑鬃马踽踽前行……”“不要黑鬃马！！！”“就这几句？”“不，还没完。你听着。”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充满感情地朗诵道：

　　黑色的乌云，浓稠密实，

　　高悬在我们村庄的上方，

　　雷电的箭头刺破乌云，

　　它想射进谁家的房？

　　“就这几句，”谢廖沙说，“后面的不用读了！还有这幾句。是这样的：‘我们贫寒的村庄迷失在高耸的山脊，苦痛在尘世漂泊，无意中把我们揽入怀抱。好了，就是这几句诗。这是伟大的诗句。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有人。”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似乎有泪水。维拉吓了一跳。读诗怎么把眼泪给读出来了？老年人的脆弱吗？从何而来？他才四十七岁。血管问题？维拉毕业于心理系，他们学过临床心理学课。不，不可能。一点都不像。她悄悄给他做过测试，那种不易察觉的测试。比如，她描述周围的楼房，她喜欢这个地方，在贝加林荫道和列宁格勒大街交叉口有一片完整的建筑保护区，她会这样说：“其实，老雅尔宾馆，也就是现在的苏维埃宾馆，起先是施特勒和洛维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持建造，后来是艾利赫松建成的，艾利赫松还建了罗麦剧院，就是旁边的那栋，紧挨着我们的楼……”她假装这是她刚从互联网上读来的。过半个小时，她又说：“哎呀，抱歉，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几个建筑师的名字吗？他们建了雅尔宾馆，也就是后来的苏维埃宾馆。”他说：“记得，记得！艾利赫松。还有施特勒和洛维可。”这说明，他的记忆，尤其短期记忆完全正常。

　　他只不过情感比较丰富而已，这也很不错。尤其在我们这个所有人都冷漠淡然的时代。他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律师，博士，一个颇有威望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给杂志写文章，网站上有专栏。她也不可能爱上一个普通人……或许他只是非常灵活而已？在诗歌方面，他在中学背了涅克拉索夫的十来句诗，现在把它们当成法宝，泪眼婆娑地朗诵。但律师就应该是灵活的！“而我，”维拉想，“我太刻薄了。但是没什么！”

　　最主要的是，他俩的一切都很好。

　　尤其今天。

　　虽然在此之前的一切也很好。他们一起睡到醒来已有半年。不是每天，但毕竟经常一起睡到醒。更早之前，他们每周在宾馆约会一两次，每次两三个小时，之后她回妈妈家，而他也回家——简直不愿意说出他回到了谁的身边。而且他总是低声嘟哝：“你是我妻子，只有你才是。”

　　为什么他们要住进她家旁边的贝加宾馆呢？因为她想就在这一天，就在这个早晨，他们能一起睡到醒来。这是他俩公开的共同生活的第一天，而非一边是尚未彻底离婚的妻子，一边是秘密幽会。妈妈问她：“当然，维拉，这是你的私事，但我还是要问一下，他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样的？”早晨他会拿到离婚证，白天他俩出发去雅罗斯拉夫尔待上一周，去找卡佳和萨沙，她的好朋友。卡佳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授，萨沙在市政府当个什么小头目。他们是地方精英，手里有一大把关系。萨沙答应了，说在雅罗斯拉夫尔，只要他打个电话，当天就能给他们办登记。哦，不。他们晚上六点才到。最好明天吧。

　　等这之后，她再把她的合法丈夫引见给妈妈。带上他那份标注有婚姻状态的护照。他们得先在妈妈家住一段时间，没关系。妈妈人很好。

　　最近半年谢廖沙住在一个朋友家，朋友去了某个地方。维拉有时去他那儿过夜。朋友家很可怕。乱七八糟，无处下脚，堆满了东西，地板一百年都没擦过，浴室镜子令人绝望地溅满水渍，厨房的水池已经黑得无法挽回。简直无法想象谢廖沙在这一团脏乱和垃圾中是如何洗熨衬衫的，他居然还能西服革履地出门——就像一个成功律师、一个富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应该表现的那样。“既然你这么成功，就不能租个像样的房子吗！”维拉心想，后来她突然想起，他其实是想租房的，是她劝他节约一点。租半年，每月三万卢布，往后还要租他们一起住的房子，再说新婚旅行，还有婚礼本身，都要花钱。所以这其实是她的错，是她的主意。那就算了吧。可是，这个朋友昨晚从天而降。维拉不记得他去的是什么地方，也不记得他叫什么，她压根就不记得他是谁。这是她特别引以为荣的——不去琢磨她生活中那些纯功能性的内容和角色。endprint

　　谢廖沙当然可以在朋友家再住一夜，她可以回妈妈那儿过夜。但她不愿意这样。她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夜我不想和你分开睡。”他说：“得想个办法。”她默不作聲。他说：“好吧，我会想出办法来的。”她心里掠过一丝不快。这有什么可想的？应该回答：“好，没问题。”或者：“不，对不起。”而这句“得想个办法”就是搪塞，是句空话，也许很快就会忘个一干二净。她觉得这些想法有些不公平，便自我克制了一下。但她还是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她说，去宾馆。哪个宾馆？贝加。为什么一定是贝加？因为离我家近。他明白了。

　　虽然他可能也有点不高兴。

　　他们晚上到宾馆的时候，房间还没准备好。一位服务员正监督两个师傅修理空调。他们说：“你们再逛个把钟头吧。”让维拉感到高兴的是，他直截了当、甚至粗暴地表示反对。她抓过他的手，紧紧握了握，对他说：“别生气。”他从她掌心抽出自己的手，几乎喊了起来：“马上给我房间，要不就退钱！”马上就给了他们另一个房间，和这个一模一样。他们和服务员一起穿过走廊，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要让他们等一等，整个楼层都是空房间啊。

　　窗外能看到跑马场。而从他们预订的那个房间，空调需要修理的那个房间，或许能看见她家。好吧，看不见也挺好的。难道还得看见妈妈、朝她挥挥手吗？他恐怕又要生气了。他说过，她跟妈妈的关系过于密切。

　　其实，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一些小小的气恼、挑剔和磨合。①“上帝啊，这些语言游戏是多么无聊……”她想。不过所有人都这样。最高尚细腻的情感与搬家、找临时住处和租房子等最平常的技术问题同在。这就是束缚我、也束缚所有人的东西，她叹了口气，耸耸肩膀。因为这听起来实在是过于旁观了。

　　其实这也没什么。一切都会有的。可能某些东西已经有了。也许，他已经拿到了印着国徽的证明，护照上面也盖了章。和女公民某某的婚姻关系于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宣告结束。他妻子的姓氏很好听。不像她的姓，她姓祖耶娃。事实如此。

　　“我值得拥有！”她闪过这个念头，笑了。这是一个化妆品的愚不可及的广告词。其实一点都不可笑。这些普普通通的女孩完全值得拥有不太贵重的面霜和香波，而我，我，我，我！我值得这样的男人拥有。值得他抛开妻子和孩子来到我身边。上帝保佑，他已经把孩子们抚养大了。有一个孩子已经过了受监护的年龄，另一个似乎还剩下一年半。没问题，我们会想办法撑过去的，她笑了一下。

　　十点半了。她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也许那里有很多人排队。也许，他的前妻，今天早晨还是“准前妻”，迟到了。没准她胡搅蛮缠了。不重要。再过一个半小时退房。没什么。至少还可以再延一天。或者跟他们商量一下延半天。没几个钱。她有银行卡。

　　跑马场的尖塔上方浮现出一朵形似尖嘴鱼的云朵。它飘到左边去了。又飘过来一朵，形状几乎一模一样。一条天上的鲟鱼。它也飘走了。

　　维拉起床了，披上睡衣走到窗前，她往下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一辆汽车飞驰而过。过了一会儿，在贝加林荫道那边，在跑马场前的小花园那边，从一栋楼里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子，她身穿短袖衫和宽松的长裤，单肩挎着一个背包，浅褐色的头发从毛线帽里钻出来，有几处挑染成亮色。从上面看，她的帽子像一顶犹太帽。这女子像是邻家的女孩。

　　维拉仔细看了看。是的，毫无疑问，确实是她。这里有一所设计学校，邻家女孩在那儿教书。维拉两三年前遇见过她两三次。虽然她，这位邻家女孩，早就搬走了。

　　她们以前住在同一个单元，甚至在同一个楼层。她叫什么名字？维拉不记得，或许是忘了？虽然她的名字很普通，很俄国，不长。但不是玛莎，不是奥莉娅，不是塔尼娅，不是卡佳，不是达莎，不是列娜……见鬼！她就是——邻家的女孩。

　　手机响了。

　　电话响个不停，可是它在哪儿？电话在哪儿？这里，这里，在包里。上帝啊，赶紧接起来，否则一会儿还得打回去。在这里。

　　“喂！”

　　“是我，”谢廖沙说，“早！”

　　“早！”维拉答道。

　　“早！我得跟你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他声音颤抖，喉咙发紧，“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重要……”

　　突然嘟地响了一声，没有声音。电话断了。

　　她的头瞬间剧痛无比，全身也疼了起来，从头到脚，但一下儿又好了。她知道他刚才要说什么。她见过他的妻子。见过两三次。为什么要对自己说谎呢，根本不是两三次。是四次！他妻子个头不高，身体结实，甚至说她有点胖也不过分，但她很端庄，打扮得漂亮入时，一下就能看得出她是个女强人。她的脸漂亮又严肃。也许她一开始也平平常常，并不起眼，而快四十岁时变漂亮了。这种情况很常见。相反的情况也有。那些年轻时漂亮的人，外形光彩夺目，长着一双大眼睛，希腊式鼻子，瘦削的脸庞，浓密的黛眉，嘴唇就像爱神的弓，天啊，美在她身上全都凑齐了！可这样的人恰好老得快，她们弯腰驼背，变成大鼻子老太太，眼睛下面挂着两个大眼袋。但关键并不在于漂不漂亮。她是个女强人，谢廖沙说过很多次，有几次甚至不无佩服之情，而更多时候则似乎把这当成了他下决心离婚的一种支撑。“你不担心她吗？”维拉有些寻衅似的问他。“不担心。她是女强人。”明白了。而这就意味着维拉是个弱女子。她又输了。她总是输成这样，不是被击昏，而是一分一分地输。不是考试拿了二分，而是没攒够分数。

　　维拉等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主动打电话过去有些丢人。

　　但五分钟过后，她还是拨了电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明白了。

　　维拉打开窗户，探出身子。邻家女孩，其实是从前的女孩，现在已是四十岁的阿姨，不紧不慢地走在贝加林荫道上。她好像故意走得很慢，好让维拉看见她并认出她来。

　　真奇怪，她这会儿想的竟然是邻家女孩，而不是……而不是什么？一个不太年轻的女人应该想些什么呢？她已经一连五年，这跟五年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最后五年！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岁！她遇到一个已婚男士，他现在终于离婚了，他们终于可以彻底在一起了，他从民政局给她打来了电话，嗓音发抖，嘟嘟囔囔地说：“维拉，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endprint

　　之后就彻底关机了。

　　他要说什么？她应该理解什么？不言自明。说他离不开妻子。说他改变主意不离婚了，在最后一刻。因为她……因为她？因为他已经和妻子过了一辈子，她是他的孩子们的母亲，反正他不爱她，是的，好吧，他不爱，他不会说这种让维拉生气的话，但是他感到有摆脱不了的责任……希望她能理解他。

　　维拉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对的。见鬼！其实她是想说，哦，上帝啊！上帝啊，这么想是多么愚蠢可笑，不值一提，多么低三下四，糾缠不休，她想起来，有个不太有文化、不过有可能特别机智的女同事说过，这是“自虐”。是的，可笑。但她确实是这么想的，甚至在脑海里说出了声：“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样一个女人，她跟我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她生下了我的儿子和女儿。”是啊，亲爱的，这说明这是你应得的结果。

　　而且她，也就是维拉自己，只比他的妻子小四岁半。维拉四十岁，而他那位合法妻子，孩子们的母亲，他们很快就要庆贺银婚了，她四十五岁。得不偿失。不值得费力。顾此失彼。他是对的。当然，他是对的，他妻子也是对的，除了她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对的，因为她是个傻瓜。“维拉头脑简单，错过了……”哦，上帝！“错过了什么呢？没什么！也许这是杯烈酒！”这句话所指的维拉是个中学生。这是外婆教给她的古老的校园幽默。是押韵陷阱。“既然英国船长撞上了三艘……三艘什么？没什么！三艘潜艇！”这是外婆的外婆给她讲的，她是明斯克瑟尔金娜女子中学的学生。上帝啊！她居然还笑嘻嘻的，还哼着一百年前中学生唱的小曲。

　　天呐，她已经无可救药了。

　　但这种嘻嘻哈哈，她明白，其实是为了抵御不期而至的恐惧，以及与之相伴的不受嘻嘻哈哈和道德判断控制的糟糕感受。感觉好像被骗了，被侮辱了，整整五年被牵着鼻子走，去很多朋友家，被带着去开会，有一次还伪装成助手和顾问，这种感觉很可怕：万一有哪个律师跟她聊起法律话题呢？被带到各种膳宿公寓，在电梯旁被紧紧地抱住……

　　话说这时，邻家女孩拐弯进了一个院子。她教书的设计学校好像就在里面。

　　维拉转头往左边看。能看见贝加林荫道靠近列宁格勒大街那栋著名大楼的一角。“蜈蚣大楼”高高耸立在水泥支柱上，正好有四十根柱子①，维拉亲自数过。这些柱子勾起脚趾，和邻家女孩一起包围了这个空间，这些柱子担心它们腿一发软，大楼就会倒塌。这栋楼建了十多年了。维拉忧心忡忡，而邻家女孩却给她以安慰。大楼的设计师是安德烈·梅耶尔松。

　　邻家女孩在克拉辛街的美术学校上过学。那儿有一位女教师名叫卡佳·梅耶尔松，也就是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就是那位设计师的女儿。她一头深色长发，容貌漂亮，浑身散发着温柔善良的气息。她再来的时候手戴结婚戒指（就是这么说的，手戴戒指），她坐在那儿，戴戒指的手就在她肤色黝黑、温柔漂亮的脸前晃动。之后她走了，据说去了美国，永久居留。

　　这是邻家女孩告诉她的，据说大家都知道。而黝黑漂亮的脸庞则是维拉自己杜撰的。是她的想象。

　　她和邻居家的女孩住同一个楼层，上同一所中学。去学校的路程很远。她们上下车的公交车站叫“苏维埃宾馆”。坐1路、12路和20路无轨电车。接下来是真理报路、第二哨兵路……如果从家去学校，往市中心走，快到第二哨兵路的地方有一栋长方形大楼，这栋楼窗户很大，入口上方有一个三角形凸起，维拉后来才知道，这栋美不胜收的建筑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构成主义杰作。这是一家研究所，之前是食品加工厂，建筑师是阿列克谢·梅什科夫。他在贝加街另一侧，也就是鲍特金胡同，建了一栋一模一样的楼，只是规模大了很多。是的，这也是维拉后来才知道的，她那时已经爱上了她这个区的建筑文物。

　　不过此刻她还是个孩子，走过第二哨兵街，穿过大桥来到站前广场，之后是特维尔大街，当时还叫高尔基大街。白俄罗斯火车站，接下来是格鲁吉亚大街、伏契克路、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眼科医院、普希金广场和苏维埃广场。一共九站。但当时汽车很少，无轨电车风驰电掣，十五分钟走完全程。最多二十分钟，如果碰上“红色人潮”的话。无轨电车的车次频繁。有时你站在车站，一辆车的车尾刚从眼前消失，20路或者1路车就从贝加林荫道的拐角开了过来。兴许，12路也会顺着少先队广场缓缓而至。

　　之后在快到莫斯科市政府的地方下车，往左边看过去，冲尤里·多尔戈鲁基的雕像挥挥手，拐过弯，往回走五步，钻进高尔基大街十五号楼的拱门。那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路，现在又重新叫回列昂季耶夫斯基胡同。再走个五分钟左右就能看到它了，著名的第三十一学校。

　　这是一所名校。演员和诗人们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部长们的孩子在第二十一学校，在弗斯波里内胡同。维拉的学校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它不光有名，还擅长文学、戏剧和绘画，这种名声可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

　　维拉和邻家女孩一样，本不应该在这个区的学校上学。以前有这种规定，也许现在也有，维拉没孩子，她无从得知。反正她们不属于这个区，但邻家女孩的妈妈设法让女儿在这里入了学。他们家姓氏显赫。邻居女孩已去世的爷爷是著名作家。他只写过一本书，但一直不断再版，还改编成电影，排演了话剧，还有各种广播剧，反正几乎每个人都听过这个姓氏。无论维拉、她妈妈、邻居们，还是全国人民，都听过他的作品。因此，邻家女孩的妈妈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去学校找校长，带着爷爷那本书的礼品版，然后一切搞定。

　　“我呢？”维拉问妈妈。

　　“你也有学上！”妈妈说。

　　她们母女已经过了很多年没有爸爸的日子。她们住的房子跟邻家女孩和她父母的一样。她俩的房子甚至还好一些，三个房间两个人住，妈妈一间，维拉一间，还有一个客厅，而邻家女孩家是一个客厅，一个卧室，一个儿童房。也不错，但稍稍拥挤一些。尽管他们家的生活毫无疑问更有意思一些。总有人来他们家做客，也是一些名人，维拉和妈妈在电视上见过他们。有时还有外国人来。有一天维拉和他们一起乘电梯上楼，邻家女孩的妈妈跟一个穿亚麻裤和凉鞋的中年女人用法语聊天。endprint

　　维拉嫉妒邻家女孩，别看她们也算得上是朋友。而现在，看来她要去名校上学，进入莫斯科最中心的第三十一学校，而维拉只能上本区的学校，进一所普通学校。

　　“那我呢？”维拉问完就哭了。

　　“你也有学上！”妈妈严厉地说。

　　她们过着没有爸爸的日子，但她有过爸爸，虽然他从未出现。他寄来过礼物，后来维拉知道他还捎来过钱。爸爸就是司机叔叔送来并砰的一声放到过道地板上的那些沉甸甸的纸盒子。这些盒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比如商店里见不到的生熏香肠。妈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已经是四月，登记入学的所有期限都过了。但是没什么。爸爸深刻意识到时机的重要性。第二天，学校院子里来了一帮手拿风镐的工人，他们把柏油路启开，停了学校的电，说是隔壁地块出了事故。校长在州政府的各个部门绝望地上下奔走一番之后，打通了维修部门副主任的电话，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主任就是维拉的爸爸。他答应加速工作，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聪明伶俐、非常优秀的女孩……当然，这一切是维拉过后才知道的，她已经上十年级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是走后门上的三十一学校？”维拉问妈妈。“是的，”妈妈答道，“她也是！”她边说边用手指了指走廊，隔着电梯间就是邻家女孩的家。维拉认可了。但她觉得邻家女孩的后门更硬，这让人有点气恼。

　　可能维拉嫉妒得太厉害了。因此中学毕业后，她立刻忘了邻家女孩叫什么名字。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她们虽然在院子里、无轨电车上也见过很多次，有一次还在一个冷餐会上遇见过。这是真正的“排除”，维拉明白，毕竟她是个懂行的心理学者，虽然她现在在美容沙龙当咨询师。确实是“排除”。邻家女孩，就这样。维拉在心里用СД①这两个字母称呼她。斯黛拉-达尼埃拉。萨沙-达莎。或者哈萨克斯坦风格的萨拉-吉里亚拉。可别跟萨拉-德沃依拉弄混了。虽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么叫的。而在她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中，维拉想尽办法不去称呼她。

　　顺便说一句，放学回家时可以不用穿过马路到对面去。当然也可以去对面，但最好还是立刻坐上无轨电车，只是别坐1路车，而是坐12路或20路。坐到马涅日广场，当时广场还一片帝国式的空旷，十分漂亮，之后拐到右边，当时那儿还是双向通行，绕过莫斯科大学老校园，拐到赫尔岑路上，再穿过奥加廖夫路，现在的报纸胡同，经过电报大楼到高尔基大街，再向左拐，往前是苏维埃广场站，在莫斯科书店旁边，当时还按照老习惯把书店叫作一百号，因为以前这是第一百号书店。

　　再往下走就快到家了，普希金广场，眼科医院，继续走，到苏维埃宾馆。从前的雅尔宾馆。艾利赫松，施特勒，洛维可，如前所述。而对面，在维拉的这一侧，是建筑师安德烈·布罗夫设计的著名的“雕花大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虽说是预制板的，但是建于反对滥加不必要建筑装饰的运动之前。冰冷寂静的水泥板上镶着花边和灰白色的花纹，而从大楼右边可以走进通向跑马场的贝加林荫道。那里曾经耸立着铁栅栏大门，维拉在老照片上见到过。但石头底座留了下来，还有底座上的日期，MDCCCXCIX，也就是一八九九年。若尔托夫斯基五十年代重建了跑马场。模仿加中庸，但依然恢宏漂亮。后来有个可怕的人，他说：“要是我知道是谁，一定亲自把他脑袋拧下来！”长大后的维拉深感不满，一个白痴加笨蛋的建筑杀手建了一栋九层大楼，恰好在柱廊后面，在它的投影范围内，于是华丽的马车，本来是以天空做背景的，结果被衬在了一栋七十年代的标准建筑上。一切都被破坏了。

　　不，也不是一切。确切地说是这样的：一切都被破坏了，但不管怎样还不是彻底的破坏。还有一线希望，说不定会重建曼塔舍夫马厩，如果背对大街，它就在雕花大楼的右边。奢华的巴洛克风格，也就是说，同样是仿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维斯宁兄弟建造，竣工于一九一六年。模仿十七世纪的风格。也许要怪罪的不是维斯宁兄弟，而是百万富翁列昂·曼塔舍夫。徽章上有他名字的首字母。谁出钱谁任性。何况远处，靠左边一些，在斯卡科夫街上坐落着骑手俱乐部，那也是维斯宁兄弟的作品，也是纯粹的模仿，但具有某种俄式地主的风格。定制人的喜好就是金科玉律。而前方，在赛马林荫道上，可别跟赛马街和贝加林荫道搞混了，是赛马协会，一九〇三年出现了若尔托夫斯基的第一个建筑作品。“确定了他的创作方法，”维拉不以为然地想，“作为原则的模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栋楼很漂亮。从老照片上看，內部装饰很出色。它似乎也是无主大楼。眼看就要塌了。

　　维拉一边给谢廖沙讲这些，一边给他看照片，她电脑里有一大堆图片，他点头称是，说：“嗯，真棒，很有意思。”但她发现，他其实一点都不觉得有意思。甚至有可能很厌烦。为什么？要知道维拉总是仔细询问他的工作，案子，客户，审判，甚至还说一些权力心理学之类的高级话题，谈大写的法律，还有权力和法律的差异等，谢廖沙很乐意回答这些问题，十分详尽，可他从来不过问她工作上的事情。无论是她的女客户，那些向往乳房高耸、皮肤光滑、鼻子秀美的女人，还是弗洛伊德或维果斯基，虽然她也有的可谈的。更不用说若尔托夫斯基和布罗夫了。恰恰相反！有一天他还发火了，说：“为什么只有看那堆死石头的时候你的眼睛才发光？”她当时正好在从“老莫斯科”网站往电脑里下载新照片。“这可不是石头，”维拉开了句玩笑，“这是赛马街上的木头房子。”“反正都一样！死气沉沉的！我有时觉得你更爱这些死气沉沉的东西。”“更爱？跟什么比？”“哎呀，好了，好了，对不起。”他抱住她，他们亲吻起来，但她记住了这件事。

　　手机响了。是谢廖沙，手机屏幕上亮起了他的名字。

　　“喂！”维拉答道，“是我。”

　　原来他失手把手机摔得粉碎。他跑到商店买了个新手机，装上SIM卡，现在打来了电话。

　　只过了十五分钟而已。简直不可思议。而她觉得过了很久。

　　维拉想：是因为手抖才摔坏了手机？有意思。

　　“我想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我希望，”他不知为何笑了起来，“你要理解我。我自由了。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endprint

　　“明白了。”维拉说。

　　“你爱我吗？”

　　“是的，”她说，“我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两点半。十四点三十五。我现在就去找你。”

　　“好的，我等你。”

　　她按下挂机键，开始穿衣服。应该再回家一趟拿箱子，箱子她前天就收拾好了。

　　他们到了雅罗斯拉夫尔。

　　卡佳和萨沙两人一起来接站。他们的房子在市中心，窗户朝着伊里亚广场，走两步就能到伏尔加河畔著名的游乐场。他们到了，安顿好之后坐下来吃晚饭。喝了点酒。谢廖沙的手机在另一个房间响了，他起身去接电话。卡佳低声问维拉：“怎么样？离了吗？”维拉点了点头。卡佳竖起大拇指，冲萨沙耳朵嘀咕了两句，可能是让他给民政局打电话，他可是答应过，说用不了一秒钟就能给他们登记。“没问题！”他说，“明天我就去跟姑娘们说。”谢廖沙回来了。他说女儿来电话了，他都告诉她了，女儿表示理解。“她是个大人了，很聪明，我相信你们能相处好。”他搂住了维拉。“她理解什么？！你们这是说什么呢？！”卡佳兴高采烈，嗓门很大地问。“我离婚了，我要和维拉结婚！”他说。“乌拉！”卡佳和萨沙齐声欢呼。

　　早晨，维拉看见窗外伊里亚教堂绿色的圆顶和两座钟楼。她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

　　谢廖沙站在窗旁。他回过头来。他小声地、近乎悄悄话般地问道：

　　“今天好像是新的一天，对吗？”

　　“嗯，”她点了点头，“当然了。”

　　看到他赤身裸体的样子，她觉得有些奇怪。他站在那里，毫无羞涩之感，但是也不会唤起你的任何想法，就那么赤裸裸地站着。她看他的时候，也是毫无羞涩之感，也没有欲望。他套着一件短T恤，不知为什么还穿着袜子。一双颜色艳丽、质地柔软的睡袜，可能是他随身带来的吧。就像前天晚上的领带。领带是为了离婚，袜子是为了和新婚妻子睡觉，可以说是新婚妻子吧。她没发现，这很奇怪。是的，当然是这样！他们没在一起睡过觉，是就“睡觉”这个词最普通的意义而言，他们没在一起睡过觉，他们在宾馆里约会过，而一起过上一整夜，一起睡到醒来，这种情况只有过几次，就在他朋友那间堆满垃圾的家里，但她不记得他们在那儿时，他睡觉前是否套上过袜子……好像没有过。最后一夜在宾馆她倒记得很清楚，他没穿袜子。因为那会儿她还是他的情人。而现在几乎是妻子了。所以他套上了袜子。这样更像过日子。为什么？难道还不明白？如果一个男人为了你离开妻子，丢下两个孩子，那么你作为一个高尚的女性，就应该嫁给他。

　　维拉觉得他穿T恤的样子很可笑。其实T恤没什么特别的，袜子也是，可这些东西看起来是那么可笑。四十七岁的半裸男人站在窗旁，穿着一件勉强能遮住屁股的T恤，脚穿一双柔软的毛巾睡袜，而窗外的伊里亚教堂若隐若现。应该在周边逛逛，进教堂里面看看。里面很棒。整面整面的墙上都是圣像画，整部《圣经》都被画在了画里。

　　“维拉，”谢廖沙说，“我昨天跟你说‘做我的妻子吧，你可一个字都没回答。”

　　“没人在电话里求婚。”维拉笑着说。

　　“好吧，”他说，“我请求你，请你做我的妻子。”

　　“没人不穿裤子求婚！”她又笑了起来。

　　“你……你怎么了？”

　　“没什么。要是严肃认真地讲，谢廖沙，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干吗着急呢？”

　　“明白了。”他说。

　　“这就好。”她说。

　　“明白了，”他又说了一遍，从枕头下面拽出短裤穿上，他从椅子上拿起裤子抖了抖，“也许我最好离开？”

　　“谢廖沙，”她用胳膊撑起身子，“谢廖沙，亲爱的，可爱的，我最爱的人，你知道吗，我非常爱你。为了你，我情愿做很多事情。但是让这种小小的讹詐变成我们生活的开始，我不愿意。我要走！你别走！呸！这不是我的风格。你愿意走就走，愿意留下就留下。决定权在你。”

　　他套上裤子，把衬衫搭在肩膀上，走出了房门。房子空空荡荡，卡佳早晨有课，萨沙去上班了。她听了半天，听见他走路，吱吱呀呀地开门，冲厕所水，洗脸，煮咖啡。他走了吗？没走？这不重要。

　　她遮住眼睛，好像打起了瞌睡。

　　她梦见自己走在贝加林荫道上，穿过有骏马雕塑的大门。迎面走来那位邻家女孩，她已经真的长大了，和维拉一样。一头金色长发，头戴一顶花边圆帽。

　　“嗨！”维拉说，“你好啊！”

　　“你好！”她回答。

　　“对不起，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① 此篇原题为《Соседская девочка》，作者德拉贡斯基（ДенисДрагунский）1950年生，俄国作家、报刊专栏作家，他的网络微型短篇在俄国很受欢迎。——译注

　　① “挑剔和磨合”（придирки и притирки）在俄语中几乎是同音字，故女主人公觉得是“文字游戏”。——译注

　　① 俄语中“蜈蚣”（сороконожка）一词有“四十只脚”之含义。——译注

　　① 俄语“邻家女孩”（Соседская Девочка）这一词组的缩写形式，下文几个称谓也与这一缩写有关。——译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