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列维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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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兰芳是一位伟大演员。玛尔戈莎是一位伟大女性。梅兰芳在舞台上男扮女装技惊四座，而玛尔戈莎只是他扮演的众多女性之一。我要讲一讲玛尔戈莎和梅兰芳的交往，尽管我对细节所知不多。

　　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有一栋大楼，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对面，那是演员之家。在万恶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尔基大街上一直属于我们的那栋大楼被匪徒烧毁，玛尔戈莎费尽周折让我们住进阿尔巴特街的这栋楼。这栋楼和之前的那栋相比，毫无疑问，并无共同之处，但不管怎么样也还算体面，最主要的是，这是玛尔戈莎的大楼。

　　时光流逝，大楼和玛尔戈莎的外表变得相似，庄严而又漂亮。也许是大楼变得像她，也许相反。

　　我们唯一敢肯定的是，她稳坐经理的宝座，这栋雄踞阿尔巴特大街核心位置的大楼坚不可摧。

　　楼房就等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打量房屋的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建设者的面孔，而是过去或现在生活在其中的人的面孔。

　　“来吧，猜一猜，猜一猜吧！说说我是谁。”

　　于是我说出了她的名字。玛尔戈莎。玛格丽特②·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是她的大楼，我们所有人都是她的人。她爱所有人，爱得十分公平，满怀幸福，我问她这是怎么做到的，她回答说：“这做不到，但我不会把实话全都告诉你。”

　　她并没有虚张声势，她爱我们，爱得毫无保留，她化身為我们中的每个人，而化身为演员并不简单，演员自己也幻想化身成什么人，要和自己尽量拉开距离。可玛尔戈莎做到了。所有人都愿意属于她，虽然我并不认识一位真正属于她的男人。我只能做一番猜测，但并不想去羡慕这样一位男人。毫无疑问，她很擅长，甚至十分擅长去爱别人，但她更加擅长那种近乎友谊的爱。她愿意认为她属于所有人，属于我们这些莫斯科的波西米亚人，这群随性而为、不太可靠的演员和导演，她觉得我们永远需要她的友谊和爱，因为她迎面朝你走来，保准穿着长裙，高耸着匀称丰满的乳房，微笑着亲吻你，此时，她确实属于每个人。

　　有人计算过这数不胜数的吻有多少吗？有谁没向往过她的亲吻吗？

　　只不过我不知道，她在哪儿遇到了男扮女装的杰出演员、伟大的中国人梅兰芳。她可是梅兰芳死后很多年才出生的。

　　“哎呀，不要夸大其词，”她或许会这样说，“并没有那么多年！也就四十来年！”

　　她是在梅兰芳去世四十年后出生的，不过依然遇到了他。梅兰芳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奔向她的爱，他听从了玛尔戈莎的召唤。

　　于是，他们就在阿尔巴特街的演员之家相遇了，在当年最受欢迎的大楼里，在与玛尔戈莎面貌相似的大楼里。

　　说他俩没见过面，也永远不可能见面，这一点我不能认同。我不知道梅兰芳如何看待遗忘，在中国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存在着遗忘爱人的习惯呢？总的说来，人都是遗忘的大师。

　　“你想演谁？”她问道，“布莱希特、泰罗夫还是爱森斯坦？哦，不行，我已经答应维克丘克演泰罗夫了，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泰罗夫，梅耶荷德让尤尔斯基去演吧，你看看，这再合适不过了！叶夫列莫夫应该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而塔巴科夫，为了不让他委屈，就让他演涅米罗维奇，好吧，你就演爱森斯坦吧，你知道吗，这也很不错！”

　　梅兰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确来到莫斯科，但与梅兰芳的这次并不存在的会见却全是丹麦戏剧家拉尔斯·克莱堡的杜撰①，而建议梅兰芳在演员之家登台演出的则是另一位戏剧家，我们自己的戏剧家维佳·斯拉夫金。

　　有这么多人物，这么多奠基石，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值得展开叙述，而整幅镶嵌画只能取其中一些人物来拼成，让人惋惜的是，这些是我们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若想让他们对于中国也举足轻重，则需要花费一番力气。玛尔戈莎费了一番力气。二十年代没有举办这样的见面，或是因为谁的疏忽大意，或是出于谁的命令，我们只能猜测是谁的命令。形式主义者梅兰芳也可能没见过那些新的革命艺术的代表，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视梅兰芳为导师。他在公开的见面会上又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说上流社会的太太或高级妓女如何轻握裙裾？说如何用化妆来掩饰疲惫不堪的面孔，让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的脸变成姣好的女人面孔？

　　但这些事即便他不讲，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做，或者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会做。

　　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奥列格·塔巴科夫，他为自己选定扮演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一角，我见过他扮演的女性角色，我可以对您说，他演女角时和梅兰芳一模一样！当然，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苏联人，但他多么开心啊！

　　我扮演的谢尔盖·爱森斯坦很了解中国戏剧、中国语言和象形文字的形象实质，胜过许多中国人。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的艺术，他学会了汉语。汉语是他掌握的十六种语言之一。爱森斯坦是从梅耶荷德手中接过的梅兰芳学说。

　　实际上，在演员之家存放着丹麦人拉尔斯·克莱堡精心撰写的文字。我们经常用一些很学术的话来讨论梅兰芳的艺术，赞颂他本人。

　　我们每个演员都在演员之家的大厅中分得一把椅子，每把椅子上都写有一个角色的名字，我的椅子上写的是“爱森斯坦”，我端坐其中。

　　舞台上还设有主席台和发言席，这样才能举办那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由于不明原因而没有举办的见面会，当年的莫斯科有在革命洪流中形成的新戏剧，真正的新艺术，那种艺术如今大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

　　新来自旧，来自永恒，这就是他们需要梅兰芳的原因，因为他擅长在舞台上表现热恋女子或失恋女子的步态，表现她们如何哭泣，如何拥抱，如何告别生命。

　　二十年代所有人都看过这些演出，但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真正地与梅兰芳交谈，虽然那天晚上梅兰芳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大厅里。

　　奥列格·叶夫列莫夫态度坚决，虽然他自己也没弄明白他为什么在这里，却深信莫斯科模范剧院奠基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角色非他莫属，他是那家剧院的总导演；塔巴科夫是个淘气包，也是个伟大演员，他坐在主席台上，手持一只很大的黑皮包，包里装着什么我们过一会才能知道，这会儿他还时不时偷偷往里瞧上一眼。他旁边是阿尔门·日加尔哈良，也是一个伟大演员，他同意扮演一个无耻之徒，二十年代伟大艺术的掘墓人之一普拉东·克尔任采夫。他坐立不安，因为玛尔戈莎很晚才把这个角色给他。endprint

　　在我前面的座位上坐着谢廖沙·尤尔斯基，热情似火的伏谢沃罗德·梅耶荷德，他是玛尔戈莎身边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只有他才能出演剧院的上帝。维克丘克胸前垂着一副夹鼻眼镜，泰罗夫和他想象中的自己一个样。费里边科演皮斯卡托，阿尔志跋绥夫演人群中的布莱希特，我演爱森斯坦，我把事先准备好的道具藏在西服口袋里，那是一副每个指头上都缝着迷你京剧脸谱的编织手套，我打算等我扮演的爱森斯坦一登上讲台就戴上它，一边介绍中国戏剧，一边舞动手上的脸谱。

　　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玛尔戈莎，都是为了她，她想用一个晚上就把我们变成伟人，而她自己一无所求，除了激动的喜悦和含泪的祝愿，她只求正中靶心。

　　有人问她：请您解释一下，这是在做什么？目的何在呢？

　　而她无法做出解释，只是笑个不停，她喜欢我们终于聚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起，谁都无法将我们分开。

　　惊讶不已的观众什么都不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本来就已把尤尔斯基当作梅耶荷德，把叶夫列莫夫当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只是梅兰芳演不出来，那生动温暖、早已离开我们的梅兰芳演不出来。但观众们对我说，大厅里气氛特别紧张，似有一个身着戏服的窈窕女子在观众席中时隐时现。

　　一些伟大演员和另一些伟大演员的会面开始了，应该说，我们尽力了。当然，每个人的责任感强弱不等。叶夫列莫夫扮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疲惫，到了讲台上才第一次琢磨文本，直到最后也没明白玛尔戈莎想让他干什么；谢尔盖·尤尔斯基无可挑剔，他穿一件绣有蝴蝶的衬衫，他本来就与梅耶荷德十分相像，他说出的每个词都饱含他的理解。我觉得，他赋予了整场演出以逼真的幻觉，一切始于他的表演。之后再不好好表现就是耻辱了，于是我蹲在讲台后面，就像木偶演员躲在屏风后面那样给观众展示中国脸谱，之后又以爱森斯坦的名义大声说了一些自认为令人信服的艺术观点，不时向梅兰芳表示欢迎。我似乎把观众逗笑了。

　　这时，我们当中最机智的奥列格·塔巴科夫意识到，他没有及时地从他的皮包掏出惊喜，我抢在他之前展示了中国脸谱，他应该掏出来的是梅兰芳最常用的道具——一把古老的中国扇子，不过塔巴科夫还是掏出扇子舞动起来，其妩媚的姿势并不亚于“梨园之王”，这是中国人对伟大演员的别称。

　　扮演泰罗夫的维克丘克沿着过道从高处走来，观众大笑，他们为兴高采烈的玛尔戈莎的魔幻世界而着迷，她总是兴高采烈的，即便我们演得不太成功，她坚信我们一定能行，一定能演好，因为我们是机智灵活的厚脸皮。似乎梅兰芳也很满意，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七十年后陌生而又令人费解的莫斯科被人们想起，在世界的另一端从事另外一种艺术的精英们也不会为每个人都奉獻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那时莫斯科因为演员之家的各种演出和娱乐而声名远扬，莫斯科与玛尔戈莎一同揉着酸痛的腰身，她毫无疑问是上帝派到这栋楼里来的人。

　　第二天，报纸挑剔地表达了惊讶之情。他们把尤尔斯基写得很好，有些夸大其词地说我演得也还可以，至于其他人，我不记得是谁受到了指责，说他的台词读得语无伦次，其实他们根本不懂，这是当天的即兴创作，开场前二十分钟才拿到台词的日加尔哈良小声诵读每一个词语，想弄懂它们的意思，让他扮演的坏人克尔任采夫能给观众留下逼真印象，这个坏人对全场观众说明，梅兰芳的资产阶级艺术坏在什么地方。

　　我们既没让玛尔戈莎难堪，也没让伟大的演员梅兰芳难堪。掌声之后，确实有掌声，玛尔戈莎送给我们每人一套中国茶具，一把漂亮的长柄伞，没的挑选。

　　之后，她温柔地露出笑脸，宣布说带我们所有人去北京，两个月后，我们飞到了那儿。

　　何以报答如此厚爱，或许我们配得上它，或许配不上，但毫无疑问她爱我们。

　　我们给梅兰芳深鞠一躬，亲吻了玛尔戈莎，然后四散而去。

　　北京我在这里就不写了。我会单独写，也可能永远不写。

　　莫斯科我则可以通过玛尔戈莎来写，但在北京我却没有像她一样的人，我没来得及碰上一个能向我敞开心扉的人。

　　若不是我的儿子，我恐怕会像陌生人一样离开这个不同寻常的城市。

　　玛尔戈莎准许我带上我八岁的儿子。不久前我和他妈妈不再是一家人了，可儿子想和我待在一起，哪怕一小段时间，最好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玛尔戈莎明白这一点，我们把米沙带上了。在这群梅兰芳的崇拜者和同行中，他是唯一的孩子。

　　他和我们一起游逛，一起吃饭，听我们醉意蒙眬地聊天，半夜我在宾馆醒来，想下楼到大堂买一块蛋糕直接送到他床边，那是他白天看中的，伴着很棒的中国乐队演奏的音乐我买上蛋糕，那几个演奏者穿着笔挺的燕尾服，彻夜为意兴阑珊的旅行者们演奏柴可夫斯基。

　　后来发生了一个奇迹，和当时演员之家大厅里发生的事情一样不同寻常。我送给儿子一顶帽子，上面有一根长长的狐狸尾巴，他特别喜欢，一直不舍得摘下来。我们一起去公园，我秃顶的头上戴着棒球帽，他依然戴着那顶帽子，之后在公园里发生的事情让人匪夷所思，很有中国风格，很多人走过来，朝我微微鞠躬，让我允许他们和我儿子拍照。每一家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而公园里一家人连着一家人。他们给米沙拍照时，我站在一旁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是的，我的儿子很漂亮，但其他孩子也都很漂亮！是的，他和很多俄国人一样，长着一双亚洲人的眼睛，眼梢上扬，但其他所有人也都……”

　　这如何解释，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我只确信一点，即戴着狐尾帽的我儿子在北京公园里留下的照片，从此便保存在很多中国家庭的相册里。

　　“爸爸，你别胡思乱想了，”几年之后，我已经长大的儿子笑着对我说，“我戴着这顶狐狸尾巴帽子，白白胖胖的，他们不过是觉得我像菩萨。”

　　作者附注：

　　奥列格·叶夫列莫夫，著名演员、导演，彼时领导传奇的艺术剧院。

　　奥列格·塔巴科夫，现代人剧院的创始人之一，一直担任演员。

　　谢尔盖·尤尔斯基，几代人的偶像，演员、导演、朗诵者。

　　阿尔门·日加尔哈良，驰名世界的话剧和电影演员。

　　罗曼·维克丘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喜剧导演之一，领导着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剧院。

　　亚历山大·费里边科，著名演员。

　　谢尔盖·阿尔志跋绥夫，当时是波克罗夫卡剧院负责人。

　　本人，即米哈伊尔·列维津，艾尔米塔日剧院负责人，作家、制作人、演员……

　　① 此篇原题为《Маргоша и Мэй Ланьфан》，作者列维津（Михаил Левитин）1945年生，俄国作家、导演、人民演员，莫斯科艾尔米塔日剧院艺术总监，2010年获莫斯科文学奖。——译注

　　② 玛尔戈莎是玛格丽特的爱称。——译注

　　① 梅兰芳访苏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克莱堡实为瑞典人，他在《仙子的学生们》一剧中虚构了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等人的会面。——译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