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

　　祠 堂

　　我家在翁村晒场边上，而晒场的北端，便是祠堂，翁氏宗祠。

　　我家是翁家村的外来户。原来是河对面方家人，祖父祖母生养了五儿一女，家境还算殷实，好几间楼房，其中一部分还租给人家。租房的那家做棉花生意，不小心油灯火星溅到了棉花上，一场大火将整排房子烧成了废墟。那时祖母的两个兄弟谋生上海，他们在翁村的几间房子闲着，全家就借住在这里了。久了，也成了翁村人了。房屋过火烧了，一场大台风过后，在海边的田亩也被大水冲得稀里哗啦的，还算富裕的家庭一下成了赤贫。历史性的1949年前后，国家大变革，我们方家也发生了大变故，原本可能是富农家庭，幸运地被划成了贫农。几十年后，年逾古稀的父亲说到这些，只是笑笑。就这样，方家，一个小姓，融合在了遍地翁姓的村庄里。

　　我小时候常在晒场玩，对翁家祠堂最熟悉不过了。印象里，祠堂一直是一副破落相。老辈人说起祠堂，流露出百感交集的情愫。祠堂是清乾隆年间建起来的，原挂有祖上莆田翁姓大宗祠赐来的唐太宗御笔“东南钜宗”匾，两边楹联“六桂家声，百梅世宅”。老者越说声量越大，那时祭祖可是头等大事。春夏秋冬四时大祭，还有清明、上元、中元、重阳、除夕等节祭。祭前沐浴、斋戒，禁房事，全族梳洗整齐，齐集祠堂大厅。祭祀后分年糕，十六岁及以上谓大丁，分正股；十六岁以下谓小丁，分一半；六十岁退丁，年糕加一寿，以后加十岁即增一寿。我听他们讲着，心里想，要是后来还兴这个，我家是分不到年糕的。祖父祖母领着五六个孩子来到翁家村的时候，翁氏宗祠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祠堂了，原本有的祭祖等各项礼仪也被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打得落花流水，不知所终了，再后来，连屋顶的瓦片都缺了不少，许多横条、椽子也被蛀得不成样了。我只记得在里面偶尔有过几场说书，说书人在台子上坐着，旁边一个拉胡琴的瞎子，天窗漏下的光落在稀稀拉拉的听众的头上或肩上，间或有灰尘随着胡琴声落下，蜘蛛在空中荡来荡去也来凑热闹。祠堂前面靠东的厢房给了一户无房户，一个儿子在部队当兵的。

　　祠堂早已名不副实，祠堂门口却值得一书。这儿差不多就是村庄的一个中心，只要天不落雨雪，祠堂门口的长条石凳，横的两条依墙排开，再一条依着祠堂面前一排屋的西山墙，三条长石凳上天天有人坐在上面，聊天聊地，大事小情在这里发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三条长石凳，看它的厚度，不知道人们当年是怎么把它弄到这儿的。不像现在有些公园的凳子，不管是木头的还是石头的，总有人会损坏它。这三条长凳，想毁坏也有点难，实在太重了。许多人天天来这里，成了一个习惯。女人是不来凑热闹的，都是男人。一些人自然是主角。比如阿船，人长得白皙，不同于大多数做农活的，虽然一条腿残了，丝毫不影响嘴上的功夫。女人男人间的事情是永恒的话题，常说着说着爆出一阵哄笑。有几个嗓门特别大，比如杀猪的阿祥，胆大，人称“祥戆大”，一里路外都听得见他的声音，不带脏字不开口，却是个大好人，心肠热，一口气生了三个光头，负担有点重。村里人的绰号估计多数是从这里诞生的，互相取笑着，抓住特点，给你安上一个，在场的不在场的第二天见了你都叫，这个绰号便传开了。有的人是专门来做听众的，几乎不出声，坐着，或倚墙站在长石条上，可笑处随着笑几聲，笑起来也几乎不出声。这里还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据于村庄路口，进出村子的人都要经过这儿。谁家来了客人，谁家买了什么，谁家新女婿今儿上门，谁家夫妻吵嘴妻子一气之下回娘家了，谁家进了几把新的铁耙刮子，都在人们的视线里。前面的晒场，则是孩子们的乐园，男孩子在那里玩“抓强盗”，跑得满脸通红，汗爬如淋。女孩们玩橡皮筋，清脆地喊着“玫瑰，香蕉，老牌针线雪花膏，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也不知道是谁编的。许多人来这里，就像一日三餐，必需的，来过了，坐过了，看过了，听过了，笑过了，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便四散回巢了。

　　最热闹的是晒场成了篮球场的日子。晒场四围，太阳老高时，便排满了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木凳子竹椅子。灯光点得赛过白天，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看球的人。说起篮球，当年村里的篮球队可谓威风，都打到县城了。父亲那时是篮球队的小头目，常忙着到别地比赛，祖母埋怨他，打篮球，打篮球，米吃光，鞋跑破。祖母性子急，说一不二，不给你鞋穿，看你怎么打篮球。听父亲说，有几场他是赤着脚上场的。祠堂门口有时候还是“政治中心”，某日广播里冷不丁喊话说，“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到祠堂门口集中，一歇歇工夫，便见几个瑟瑟哆嗦的人整齐地站在了祠堂门前，等待着造反派训话，或是等待分配劳动改造的“任务”。

　　年前一次回老屋，祠堂门口三三两两坐着几个老人，见了我一脸漠然。等我介绍了好一阵儿，才长“哦”了一声。祠堂大门口多了一块石碑，以前或许被遮蔽了。石碑上篆有“勒石永遵”四字，小字斑驳不清，依稀有“清乾隆十七年”字样。老人说，刻的是族规。他指着上面的字读给我听：“少有所育，老有赡养，敬老爱幼，勤耕苦读”，“官者奉公守法，民者安分守己”，如此等等。一旁另一位老人正闭目养神，日头照着他脸上深深浅浅的沟坎。

　　杀人犯阿通

　　说起阿通，就想到“杀人犯”三个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通”，或许是“统”。

　　村庄里就出过这么一个杀人犯。至今也没有第二个。他的事情我都是听说的。父亲说起过。母亲说起过。别的大人也说起过。

　　阿通犯事的时候，我只有五六岁。后来知道他杀了人。杀的是个老太婆。老太婆家的钥匙被他丢在了一座桥下。他家就在我家后面的一长排楼屋里，一个生产队的。他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很老了，母亲虽说不上悲苦，却没见她笑过。倒是他妹妹，总是大声说笑，泼泼辣辣的。村里人关注最多的还是阿通的老婆，阿通坐牢之后，他老婆改嫁了。改嫁的人家离原来的婆家不到一纤绳路，这给村里人增添了一个长长的话题。后来的老公，是村庄里穷得出名的，爹没了，娘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两兄弟，弟弟当兵去了，大队里照顾军属，让他们住进了祠堂前面的东厢房。阿通老婆改嫁后，女儿留在婆家，阿通老婆与后来的丈夫又生了个儿子。

　　杀人犯的事情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具体也说不清楚。但长大后的不同年龄段，这个记不清面孔的杀人犯会时常走进我的梦里，梦里的场景有时很清晰，被杀的老太婆的家在一条河的旁边，阿通杀人后将老太婆安顿在床上，放下蚊帐，将钥匙扔在了桥下的河水里，桥上刻有“化仁桥”三个字。梦总是错乱的，“化仁桥”的实际位置在观城，而阿通杀人的地方却是在裘市。

　　父亲说，阿通本来是要被枪毙的，之所以留了条性命，判了死缓，是因为他杀死的老太婆也不是好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老太婆比阿通还坏。阿通嗜赌，常到老太婆家搓麻将。阿通输多赢少，老太婆却不管谁输谁赢，永远是赢的，当地人称之“拾头钱的”。阿通又一次输了，输得精光，又不甘心，试着向老太婆借钱。借了几回，还是输。老太婆不肯借了。一个输急了想翻本的人，你却不借给他本钱，这结果大家都知道的。阿通把老太婆掐死了。现在看，阿通真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犯了命案，居然不逃，还把老太婆放到床上，摆出熟睡的样子，还放下蚊帐，然后把桌上的饭菜吃完，抹抹嘴，锁上门，过一座石桥，顺手将钥匙扔到了河里。

　　父親讲起这个案子，记忆犹新。那时父亲是大队支书。有一日，半夜里，突然有人敲门，好像是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开门一看，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是县公安局的。也没说什么事，就问阿通家在哪里，陪他们去一下。父亲也不知道阿通出了什么事，穿了衣服，敲开后排楼屋阿通家的门。阿通在家。公安给他上了手铐。还在阿通家窗户凹槽里提取了一个香烟屁股，与案发现场丢的烟屁股做了比对。不知那时有没有DNA检测。两个同牌子的烟屁股能说明什么呢？当然不只是这样一个证据。那时也有那时的办法，那时的套路。

　　父亲讲起这些，没有惧怕。可母亲有点儿怕。出了这事以后，母亲一直有些怕。阿通在牢里表现不错，几次减刑，由死缓改无期，无期又减到了有期，二十年后出来了。他出来那年，我已在县城工作了。一次回家，看到一个剃着光头的人，别人告诉我，他就是阿通。我脑子里马上出现一张很凶的脸。可是，看了眼前的人，我怎么也不相信他是杀人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我梦里见到的杀人犯也完全对不上。村里的女人们又关心起他已经改嫁的老婆了。我母亲不关心这个。母亲担心的是阿通会不会对我家怀恨在心，起了报复心。

　　母亲的担心也不无来由。阿通被抓，是父亲陪去敲门的。这完全可以让一个坐了二十年牢的人记恨一辈子。况且，父亲还有比这更让阿通尊严扫地的行为。那时，县里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犯罪分子的面目，在把杀人犯投入大牢前，还在县城召开了万人大会，控诉杀人犯的罪恶。这样的事情本来不一定由大队支部书记来做。可上级领导一定要我父亲上台揭发、控诉这个万恶的杀人犯。他忘了是怎么控诉的，没有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但一定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父亲后来从来不碰麻将，也不要我们弟兄碰，不知与此事有没有关系。母亲说，你把公安领到他家，还在台上当着上万人批斗他，他心里不知多恨你。后来母亲每次碰到阿通，就觉得他的眼睛里露着凶光。母亲为此提心吊胆了好些年。

　　阿通回来好多年，阿通老婆做了别人老婆也好多年了。开始还有人议论，后来不再有人提起了。阿通也没再娶。母亲后来也不觉得怕了。母亲说，最近几次路上遇见了，阿通好像还跟自己笑了一下。

　　泽山庵

　　泽山庵不是一座尼姑庵。它是村里人生活的味道。

　　小时候不知道“庵”是什么。母亲说，到泽山庵去一趟，是让我买酱油或盐。从我记事起，泽山庵就是个小店。村里一前一后有两家小店，北面的叫“后头商店”，南面的就是这个“泽山庵”。

　　泽山是一座很小的山。称之为山，有点儿抬举它了。实际就是个隆起的土丘。村里人从未将它与南宋大儒黄震联系起来，在观海卫旧志里读到“旧传黄文洁公读书处，后人感其德泽，故名曰泽山”的文字，我已过“不惑”了。但在幼时的我看来，它是一座不小的山。从后山的一条小路上去，站在山脊，可以看到全村的房子，一排连着一排。我家的房子被遮住了，旁边的晒场变小了，人也变小了。往北，望得见不远处观海卫城外的银山。往东看，一眼望不到头的海地，有小树林遮着的一排草屋，村人称之“海地屋”，是白沙人的居住地，屋子旁边有属于他们的地。再往东是啥呢？大孩子说，是大海。望不到。只见天地一片茫茫，一片虚空。这泽山也是让我害怕的地方，黑夜里是绝对不敢上去的。村里的人死后，几乎都葬在上面。一个个圆顶的坟头，曾让上海来的小客人生出疑惑：这都是啥？还没等我回答，他自己猜着说：是粮仓吗？因为坟的缘故，这座山在童年的我心里，成了让人惧怕的神秘的所在。每家都有先人住在上面，想了，或根本不想，抬头都看得到他们的“房子”。这样也挺好。清明节，天未大亮，山上便有哭声飘下来，是哪个守寡的妇人在哭死去的丈夫。也哭自己。

　　泽山庵就依着泽山的西南山脚。从我家过去，走过一个小池塘，再走过一片矮房子。山脚下，有一个砖砌的门头。门头里面，右手边是一排小屋。左手边的房子开间很大，有几级台阶，都用很长的石条砌成，有很高的木门槛，已经很旧了。小店的柜台有点高，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一个老年店员，很和蔼的一老头儿，终日穿着起亮的蓝布工作服，戴着袖罩。当时物资紧缺，店里也只有几样必需的生活用品而已。酱油装在圆口的瓮里，一个竹制的量具，好像叫“提子”。轻轻提上一提子，顺着一个铁皮漏斗灌入瓶内。总要等到提子里的沥尽，才开始第二提。我去店里，基本是买酱油和盐，极少买酒。唯一的一次是在过年前，白亮的带鱼在门前的石台阶上排着，于是我家的竹篮里便有了两条带鱼。老人每次会与我说话。有时在路上遇见，也会热情地招呼。听他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当时是怎么称呼他的，我现在忘了。但他走路的样子，至今还记得，两手撒开，腆着圆肚子。他如果在世的话，有九十多岁了吧。

　　刚才说了，门头进去右手边是排小屋，头一间小屋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两人都很胖，走起路来也有点像企鹅。是专做“酒酿”的，男的人称“酒酿大毛”，女的就是“大毛嫂”。做酒酿跟自酿米酒的工序差不多，也是让米饭发酵，只是“酒药”放得少，酒劲很小，味甜，不善饮酒的人喝多了也会醉。我现在还觉得奇怪，在物质如此匮乏的年代，怎么就出现了一家专卖酒酿的奢侈品店呢？会有那么多人家去买酒酿吗？它也不是必需品，但确是稀有的美味，让整个村子的人多了一个念想。在我心里，它的味道比现在的意大利比萨日本料理不知美多少倍呢。哪位母亲要表示对孩子的奖励，哪个坐月子的妇女想解解馋，去泽山庵酒酿大毛家买一碗甜酒酿，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一碗甜酒酿，与面粉搓成的小丸子做成一锅“酒酿滴溜溜”，那甜味，是可以回味很久的。

　　村志记载，泽山庵在清光绪年间由翁姓捐款建造，翁氏宗祠还拨地二十亩给泽山庵。后来泽山庵在一次次“运动”中受冲击，再后来成了卖盐卖酱油的小店。泽山庵回归尼姑庵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记得庵里一直有一个尼姑住着，做了小店以后，尼姑住在了后面的小屋里。有时会看到尼姑从石阶上走下来，悄无声息的。光头，一身灰色袍服，圆口布鞋。村庄里很多老妇人跟尼姑很熟，到后来政策放宽了，也常去那儿念佛。平时也有不少在家念佛的，或约了到某家念，要自带椅子的。一个伯母，与我家有点沾亲，不太识字，常拿着经书来问我字。好多字我也不认识。有些字，老师教我们这么念，但佛经里有另外的读音，我那时并不知道。老伯母非常善良，耳朵有点儿背，两个儿媳妇对婆婆却没好脸色，觉得婆婆偏袒了另一户，让我领教了农村婆媳妯娌间的某些真相。

　　泽山庵围墙外的山脚下有一口井。井水是山泉水流下来形成的，四季不涸，味道有点儿甜。遇大旱天，家家水缸都朝天了，村人们便到这里来挑几桶水回家。我家也曾问邻居借了水桶，兄弟俩担水回家，靠这井水度过旱日。不知这口井的水，如今还甜否？

　　如今的泽山庵已经人去屋空。几年前，在山的东面，一座颇具规模的寺院建起来了，名“泽山禅寺”。从村子里望向山，可以看到禅寺金光闪闪的屋顶和飞扬的翘檐。

　　翁山麓大屋

　　大屋是名副其实的。幼时我的眼里，翁山麓大屋的山墙，跟真的山差不多，高大，威严，神秘。

　　都说大屋是地主翁山麓留下来的。简直是一座城堡，里面有多少间房，没数清过。房子中间是很大的天井，常有小孩跑来跑去玩。记得大屋是两层楼房，上楼有两部楼梯，楼梯很宽大，扶手是上好的木扶手。楼上的走廊是光滑的磨石子地面。进出大屋，有好几个大门，南门上有精美的砖雕石雕，东门和西门也有着精美的雕饰。进东门，有一段长长的屋面，据说原是下人们住的。出西门，就可见河埠头，河水与外面的大河连着的，可能是专为翁山麓大屋建的码头，村人称“山麓漕头”。试想，当年翁山麓造大屋的时候，需要多少木材，石材，砖瓦，做一个专用的码头也在情理之中。父亲说，大屋原来还要大，大屋前面原有围墙，还包括东面后来做了生产队仓库的两排房子。站在大屋宽大的石板地面，可以感覺到大屋的地基明显比旁边的高出许多。新中国成立之初，泽山乡乡公所就设在翁山麓大屋里。

　　一日，堂兄来坐，聊起大屋。他比我有发言权，他的童年便是在大屋里度过的。他说天井中央有口井，他六七岁时夏日晚上乘凉，曾迷糊中掉入井里，幸好及时被发现救了上来。我问：这也能掉进去？他说井没盖，又没砌石栏。堂兄奇怪我怎么对这些陈年往事有兴趣，都过去四十多年了。可还是不停地跟我叙说，说小时候还听说翁山麓有好多小老婆。

　　大屋与翁山麓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翁山麓”是村人常挂在嘴边的词。说到大屋，就要说到这个词。小时候不知是人名，觉得就是大屋的代名词，后来才知道是翁村曾经最富有的人的名字。都说他是地主。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地主是最可恨的人。这个名字也便成了罪恶的代名词。没见过其人，却想当然地认为一定是个大腹便便的坏人。多少次从大屋东门走向西门，从西门走向河埠头，总觉得会有个身穿绸衫的胖子摇着蒲扇自远处走来。不过，让我纳闷的是，听村人们说起翁山麓，总感觉混杂着某种复杂的情感。表面上恨他。他是敌人，阶级敌人。但时不时竟有某种敬意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说他如何能干，如何仗义。有时，在祠堂门口的海聊中露出些关于他的零碎信息。有说他是在香港发的财，先是开饭店，三北一带出去吃轮船饭的人大多吃住在他的饭店里。有说他是靠鸦片暴富的。当时香港贩运鸦片需通过轮船运往大陆，翁山麓开的饭店一度成了鸦片走私的窝点，翁山麓也大发横财。有说他与上海滩大亨关系很近，通过三北同乡虞洽卿介绍，认识了杜月笙，鸦片生意越做越大，竟然发展到挂有“翁山麓”名号竹签的行李，警方一律免检。也有说他乐善好施，为人大方，在香港解决过一些“三北帮”的困难，介绍职业，发给回大陆的盘缠，留贫苦人免费吃住，等等。翁家村通往观城的那座石桥“化仁桥”，也是他募捐建造的。后来我查村志，确有翁山麓发起造“化仁桥”的记录，时间在民国22年（1933年）。“化仁桥”的名字用翁村方言念起来很好听，也写作“花仁桥”。翁家村相邻的“花桥村”或因这座桥而得名也未可知。坊间的描述，部分改变了幼小的我对于这个“老地主”的印象，但阶级敌人的概念却一直无法抹去。这些概念早以某种说不清的方式融在我们的血液里了。

　　新近收到爱好搜罗旧碑的朋友发来一张翁山麓的墓志铭。此铭写于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墓志铭对于墓主往往多有溢美，但读此铭，还是觉得有不少可信之处。比如上面记述翁君讳恩尧字山麓，二十四岁只身走港。有原配，还有多房庶室，子女多。比如说他“善货殖”，“天性豪侠”，“能散能聚”，“尤以福利桑梓为己怀”，与坊间的传说也大体相吻合。说到善商贾，确是翁村一大传统。翁村先祖乃福建莆田谪戍观海卫一带煮盐的“灶民”，后海水北退，盐灶渐废，上迁泽山，亦农亦商。村民观念中经商成功者有所谓“出山”之说。能否“出山”，这就与各人的秉性有关了。而翁山麓的“出山”也许就与他的天性禀赋有关。他的嗓门一定很大，走路生风，心肠热，发起脾气来也一定很吓人。忽然想：他的后人为什么杳无音信呢？

　　翁山麓造的大屋给我们村许多人家解决了住房困难。我记事时，这里已经成了一大杂院，里里外外住了十多户人家。那时候，我对于住在大屋里的人家是有些羡慕的。能住到里面去，也是光荣的，因为贫穷。贫穷，在政治上是先进的，越穷越先进。大屋里有三家姓方的，都与我家有关系。一家就是我堂兄。另两家，是一对兄弟，新中国成立前都是地主家（未考证是哪家地主）的雇工，当地称“长年”，属于赤贫阶层。新中国成立后，兄弟俩都成了村里的干部，弟弟还是村小学“贫管会”的负责人。对于他们兄弟的称呼有点儿乱，父亲喊他们“哥”，他们中的老大，我喊“伯伯”，而老二，我却喊“爷爷”，因为我幼时爸妈把我托给他家照管过。他们家帮手多，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模样都俊朗干净。据说我小时候长得圆头圆脸，有几分可爱，他们家人都很喜欢我。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两家的“成分”都是贫农，所以走得近。我读小学时，“爷爷”到我们学校做过“忆苦思甜”报告。但说句没良心的话，要我回忆幼小时他们照管的情景，却一点也想不起来。现在他们家老一辈的人已经故去，我也很久没有踏入他们家门了。大屋里住的还有两个“光棍”，都上了年纪。一个高个子，退伍军人，耳聋，说是炮弹震聋的，路上遇见，他和别人都得喊着说话，像吵架。还有一个矮个子，敦实，黝黑，人称“黄鳝阿康”，虽独居，却乐观幽默，喜欢逗小孩玩。

　　听说现在翁山麓大屋里一副破败相。好多人家都在别处造了新房子，搬出去住了。又听说镇里修路，大屋也在拆迁范围。看来以后只有去记忆深处翻检这曾经神秘、曾经高大的翁山麓大屋了。

　　记忆死亡

　　对于生命的逝去，我最初的印象是模糊的，甚至有一种不确定，觉得还会回来。生死平常，并不锥心刺骨。那时，村里还有一种说法，叫“喜丧”，那时八十来岁或更老，寿终正寝，邻居之间传播这个消息的时候，语调是平静的，轻松的，甚至带了点喜气，还都要问丧家讨一碗“老年羹饭”，是另一种讨吉利。但许多人的死，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过很浓重的阴影。大多是突遭厄运，意外而亡的，且带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比如在河水里淹死的。或是大雷雨天被雷暴劈死的。河水淹死小孩的事，基本是听说的。人们说起来都是带着畏惧和神秘感的。邻居家的一个好伙伴，哥哥很小的时候被“河扫鬼”拖去了。跟平常玩水一样的，却突然不见了，后来在对岸的水面上浮了起来，全身鼓胀。都说是“河扫鬼”缠了身体，而且还有人说得出“鬼”的样子，矮矮的，全身光滑，在岸上没什么力气，在水里力大无比，一旦谁被缠上了，就只有被拖去了。听这样的说法，小时候对河水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在河边走夜路，听到水的声音便起鸡皮疙瘩，怕得很。那时似乎河面很大，村河水下似乎是一个无底的世界，通着外面的大河，与更遥远的海也是连着的。待长大后，觉得村河变得这么窄、这么浅，似乎一脚跨得过对岸去。雷雨天被雷公劈死的话更让人恐惧，每逢雷雨天气，会想到六塘头那条无尽头的泥路，一个霹雳，天穹和海地被照得雪亮，茫茫雨幕下，一个身体倒下，再没能起来。于是，有时父母不在家，下起大雷雨来，两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也变得十分安静，脑子里又会出现天幕下那条无尽头的泥路。

　　小时候也实实地感到了生命的无常。村里一个青年逝去，村里人见面都有种异样，脚步匆匆，神色紧张。一个说，昨天还见他上谁家装电灯呢。一个说，前天一起到哪里运电杆呢。一个说，那么壮实的身体，怎么说走就走。并非事故，第二天一大早发现时，他已僵硬。后来医生说是心肌梗死。他是村里大大小小都很欢迎的人，因为他是电工，还因为他很和气。他长得很高，走路身体微倾，但并不影响他的形象。他称得上英俊，肤色也好。他弟弟就黑一些。他是刚结的婚，新娘长得虽算不上特别漂亮，却十分端正，娇小而不瘦弱。看上去是一个十分贤惠的女人，性情温和。梳着短而粗的辫子，衣服也得体，走起路来看不出她在扭腰或者扭脖子，但又感觉有些扭动的。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样一个高大的身躯就这样没来由地倒下了。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平和的人，他母亲一脸清瘦，在她那个年龄的女人中算是高挑的。母亲将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活生生的大儿子，家里的顶梁柱，刚给他娶了妻，本该好好过日子，来年给小儿子也娶上，日子有些紧巴却也平和，老太婆也算心满意足了，老天怎么这样对待这个与世无争普通的家庭？这个青年电工跟我家也不是走得特别近，只是路上遇见了打个招呼，但他的死，还是让幼小的我感到了生命的脆弱，人生的诡异。我一直无法相信一个高大的身躯就这样倒下而不再醒来，无法想象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会突然死去。难以接受，难以相信。我还想着，那个娇小的新娘如何接受如此严酷的事实？她会哭得死去活来，或者根本哭不动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以前没有走进过他们的家，这一回也没有想着要去他们家。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样的场景：门板上躺着一个巨大的身躯，旁边是哭昏了过去的女子。别人家的痛苦，再痛再苦终究是别人家的。过些日子在村人们中间也就渐渐淡去了。后来的事情比一个生命的突然离去更具爆炸性。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村里人又见到了更加清瘦的婆婆，也见到了一身素衣的新寡的女子。人们的目光是充满了同情的。可是，突然有一天，不知是谁先得知了消息，新寡的女子将要与死去的丈夫的弟弟成婚，也就是要做小叔子的媳妇了。人们并不相信这样的消息。但时间长了，说的人多了，又不能不信，但还是难以接受——怎么可以这样呢？这……这不是……我毕竟还小，不会参与这样的讨论。不过，我小小的心里觉得，这倒是一件好事。青年电工死后，以后那个娇小的新媳妇很快就会在翁村消失，真的成为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的人，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继续生活。现在，她不走了，还在我们翁村，我还可以经常见到她，不特别漂亮，却端正，温和的眼神，微微有些扭动的身材。她或者也喜欢这个平和的家。或者婆婆舍不得她走，这样好的儿媳妇难找。或者就是婆婆在某一日握着儿媳妇的小手，要她不再哭了，用手绢擦去她凌乱头发下没有血色的脸上的泪水，轻轻问了句：继续做我的儿媳妇，好吗？如果她觉得这家人不错，如果她觉得小叔子人也实诚，为何一定要顾忌旁人的眼光？人生无常，很多时候还是要自己把握的。

　　回到老家，餐桌上常会有村里谁又“走了”的消息。管治保的“老牌”， 后排楼里的“老顽固”，打篮球的“草鞋袜”，或生病，或經不住大的变故，走了。生命因为各种原因而谢幕，如一阵风，喧哗地来，无声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