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周李立是一个年轻的女作家，但作品的冷静乃至肃洁，和她的名字一样，看不出多少女性色彩。就叙事的轮廓和敏感度而言，她更像前辈陈染、林白，关心女性自身的一些身边事，满含忧郁和自怜自哀。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前辈作家有些相似的路径，喜欢逃逸，或者逃逸回来之后，又继续逃避。但周李立的小说策略，却是非女性主义的叙述。

　　她的叙述语言简约，简约到不肯轻易去描绘周围的环境。她决不在小说中留下抒情的腔调。最能体现周李立逃逸女性主义写作的标志，是她小说中的自审或自省，没有一般女性作家的自怜自哀。周李立放弃或天然逃逸了女性主义的叙述蓝本。她在一篇访谈中说得很好，“更多的普通人，只是性别弱化的时代里那个面目模糊的TA——不是他，也不是她。他和她都是写字楼格子间里、电脑屏幕后面那个对话窗口，他和她都是高层公寓落地窗后面那双眼睛。他的视角与她的视角，也许都需要兼顾，也许都需要摆脱，也许那本来也没有太多不同。”2014年的《更衣》是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剩女。写剩女的故事，常见的是剩女对这个世界的哀怨，她才情出众、美丽动人，但被男性世界忽略。而《更衣》中的蒋小艾不是。被剩下的原因，她自己也没有去思考过。一个偶然的原因，她忽然开始自我审视。一次健身，她把更衣柜的钥匙锁进更衣柜里，而健身房的管理人员下班了，女主人公出去不得，赤裸的她“剩”在那里。被自我关进更衣室的女主人公，被男性世界的隔膜所阻碍，但在她的内心，却有一个自锁的结构，妨碍了她与世界的沟通。这是一篇女性自检的代表作。

　　女性的自我检视并不是对男权的无条件认同，它并没有放弃对男性话语的反思。周李立的写作有一种中性主义倾向，表现在她对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的双重逃逸。《去宽窄巷跑步》是周李立一部以短篇建制完成了一个中篇甚或长篇的容量的“冰山”之作。这篇短篇小说在及其有限的篇幅里塑造了三代女性的形象：沈媛媛、沈媛媛的母亲、小南瓜。沈媛媛和她的母亲虽然冲突，但她们对男人的标准有着惊人的相似，要求伴侣是饭碗同时是精神依靠。而那个爱幻想的懵懂少女小南瓜，她幻想中的恋人是同学的爸爸，同时是一辆路虎车的主人。这种女性的群像，经由在三代人之间产生的龃龉、不解而完成。与以前那些视男性为侏儒乃至粪土的女性话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周李立的中性主义立场鲜明而柔软。《往返》是她有意识运用中性视角叙事的一个短篇。《往返》用的是艺术家乔远的男性视角，展示他和女朋友娜娜两个人的情爱纠葛。乔远回乡参加姑父一家的葬礼，带走了十八子菩提的手串，这个手串是乔远当年送给李娜娜的。但在表姐的葬礼上，乔远将十八子菩提随葬给他爱的第一个女人表姐。乔远返回不知如何解释这个手串的下落时，发现李娜娜的手串库里多了一个不明材质的手串。小说戛然而止。这是一篇关于爱情与背叛的小说。一般来说，这一问题的写作都是痴情一方被欺骗，或者男方背叛，或者女性背叛。但在《往返》里，男女对称性地背叛，对称性地将爱的信物转移，都是为了对称——性。没有负疚感的李娜娜让乔远和读者体会到男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无力和崩塌。中性者，性不为一方所倾斜。爱的自由，也意味着背叛的自由。这不是一般的哀怨与迷离。往返似乎是一种象征，造成了周李立小说的循环圈套。

　　失败者的命运，是周李立小说不断书写的又一个强烈主题。中篇小说《另存》和《更迭》是她艺术区系列中的标志性作品，遗憾的是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在《另存》中，乔远为了参加蒋爷策划的一次国际性展览，硬着头皮去拜访了大人物蒋爷，拜访的结果是艺术区所有人都去了欧洲参展，而乔远和女友娜娜被抛弃在展览之外。展览那些日子里，艺术区空无一人，只剩下乔远这个时运不济的画家形影相吊。《更衣》里的剩女在自检，而乔远的失败原因居然无处找寻。“剩”，就是一种另存。而另存，是不入正册的。这些不入正册的被另存者，被周李立写得淡然冷静，无论男女，无论是爱情上的阴差阳错，还是事业上的挫败低落，都没有一腔怨言在小说中倾泻。《设防》是一篇关于疾病、爱情和商业的多重叙事。乔远曾经自作聪明设防了多重堡垒，但最终被吴勇等人轻轻攻破，乔远又陷入“另存”之境。

　　“另存”是一个计算机操作的术语，指把文件放在目标之外的行为。目标之外，也就是周李立小说中人物的处境，人物追求的方向和得到的处境常常是逆反的，所以只能另存。和上世纪末青年女作家的“另类”姿态不一样，另存是被动，而另类则是主动摆出与主流拉开距离的姿势。这主动和被动的差异，正是中国社会文化从70后、80后到90后迁移变化的轨迹。

　　“另存”还让人想起上世纪非常流行的存在主义。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他必须先存在，然后才创造他自己。在存在主义看来，人的本质是人自己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创造的，不是给定的。而对另存者来说，恰恰不能给自己下定义，恰恰不能“把自己造成什么样子”。乔远在北京郊区的艺术区，原以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存、可以按照存在主义的理想塑造自己的形象，而结果是蔣爷、吴勇们要塑造他的形象，女朋友娜娜也要塑造他的形象。乔远的“那个样子”和自己想象的面目全非，和女朋友想象的也面目全非，和画商想象的也面目全非。在艺术区的边缘，他不是多余，而是另存，随着时间的更迭，往往返返，不断地逃逸，又不断地另存。

　　在艺术追求上，周李立也表现出不走寻常路的另存方式。周李立的小说不太善于正面强攻，或者压根儿就没想有正面强攻的能力，这也是她写作小说多年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李立的小说带有“新写实”的余韵，就语言的克制、冷峻而言，周李立的叙述确实比一般的“新写实”更具有“零度”写作的意义。但“新写实”更多关注的是生存状态，尤其是底层人群的困惑和艰难，由人的生存状态去折射社会的生存状态；而周李立的生存困惑，更多是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生存问题，不是关于具体的衣食住行生存低层次的描写。物的困顿在“新写实”那里是个关键词，而周李立的小说中，物欲是不在场的，政治欲望也是不在场的，情欲和性欲也不会是灵与肉的纠缠甚至搏斗，个人无望的另存状态比之“新写实”，要自我得多，也更多带着后现代主义的隔膜、零散、无解。因而也有人说，周李立的小说带着先锋文学的实验性和新锐性。这是就意义层面而言的。她的小说确实是非现实主义的。因而她的写作比年轻的同代人显得老成、练达，比上一代的作家更具超前的中产阶级的焦虑和无解乃至无聊，又褪去了女性作家的性别色彩，成为一个独立性强、辨识度高的存在。我相信，这样的文本现在评价不会特别高大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李立的价值会越来越值得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