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红燕和韩大明坐在长椅上，正对着一个小水塘。水塘里的水黑得像墨鱼汁。从前这地方是变压器厂的浴室，韩大明最后一次在那个红砖盖的、有一长排热水龙头的浴室洗澡，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了。

　　他问红燕还记不记得那个浴室，红燕奇怪地把头扭到一边去。韩大明就不再说话了，浴室的话题确实不合适。不过二十多年前，红燕十多岁，其实也该记事了。

　　“这里地势低，就会积水。”韩大明只好冲着面前那湾黑水说。下午的太阳在水面镀上一层银色，水面沉静得像银色硬纸壳。水塘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中心处有几根水管探出头来。

　　红燕说：“不是积水。原来是喷泉，喷过一回，挺好看的，后来不喷了。”

　　“哦。”这都是在韩大明坐牢期间发生的事。他没什么好说的。

　　红燕知道自己被跟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早一次，是她从超市下班后，听超市门口自行车寄存处的老李说，有个流浪汉最近常在超市门口一坐一整天，到红燕下班的时候，流浪汉就跟在她后面一起离开。“那老头儿头发脏得就像钢丝球，你得小心点儿。”老李这么说。

　　过了几天，红燕也看见了那个流浪汉——右脚是残疾的，走路的时候，两只脚一只冲前，另一只冲着旁边，两脚始终是个直角。

　　这天，她就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家附近的胡同绕了几圈，手里一直提着超市打折卖给内部员工的一根过期的猪棒骨。

　　她有意走得很慢，看他能不能跟上。然后她发现，没用。他对这片胡同还是很熟悉。十七年了，胡同的结构发生过不少变化，有的地方被拆除，有的地方又被居民自建的廚房和卫生间堵上了，有的堵上之后又被拆掉。但他还是能找到这地盘上的规律，就像人跟人再千差万别，骨骼结构却总是一样的。

　　他在她必将出现的地方，缩着头等她。她不用刻意去看也知道，他蓬头垢面，蹲在一排自行车后面，把脸埋进衣服里，身上穿的白色老头衫有无数细小的破洞，薄得像蒸馒头用的屉布，可能那的确是屉布做的，只是颜色跟屉布不一样，汗衫是不均匀的棕黄色——是被汗渍层层叠叠长年染出的效果。

　　她从那排自行车前走过去，假装没有发现他，就像小时候在胡同里捉迷藏一样，装作没发现某个小伙伴。她不知道那时自己为什么要假装，可能只是为了在突然捉住别人的时候显得自己比较厉害？

　　她知道现在是下午三点多。她在超市上早班，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她现在还有时间，不用急着回家给彭秀丽做晚饭。而这根猪棒骨，至少可以换来彭秀丽整个晚上闭嘴不抱怨。

　　她接着走，不用回头也知道，他从藏身的那排自行车后面钻出来，贴着墙根继续跟着她。那排墙根永远有积水，因为这片胡同——现在差不多已经是棚户了——无用的地下排水设备。他踩着脏水，扑哧扑哧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胡同里格外响亮。他还是老实的，所以没法做一个高明的跟踪者，她想。

　　她在一个三岔路口左转，这与她回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如果彭秀丽和韩大明两个人，今天她必须要选一个的话，她选韩大明。

　　左转是条细长的胡同，她没有继续走，而是突然转身。

　　他被吓了一跳，马上把双手都高高举起来，应是习惯性动作，她想，又看着他慢慢把手臂放下。

　　“你为什么跟着我？”红燕问他。

　　“我，我……”他吞吞吐吐。

　　“韩大明，你出来了？”红燕高声问他，窄小的胡同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来回荡漾。在超市工作这些年，她除了增加了二十斤体重，还收获了越来越亮堂的嗓门儿。

　　韩大明点头，点到最后，就把头低在胸口再不抬起来。下巴上乱七八糟的胡子扎进锁骨里，锁骨处的凹陷仿佛深不见底。

　　“你现在住哪儿？”红燕和韩大明往变压器厂的旧址走的时候，她问他。

　　韩大明从前在变压器厂工作，当车间主任，那年受伤后还被评为劳动模范。藏蓝色的工作服永远干干净净，那枚劳动模范的奖章在重要的日子里会别在他工作服左上方口袋的位置，刚好压着他的心脏。现在变压器厂已经没有了。十年前，那些十分有韵味的苏式红砖厂房被推倒。外资公司在废墟上开建化工厂。新厂房的墙面是灰色水泥，从没启用过。窗户的玻璃还没装上的时候，外资公司那些人就卷着钱款跑了。荒废的厂房从此就是这座北方小城体内一个巨大的暗疮，被避之不提的公开秘密。

　　韩大明摇头。

　　“没地方住？”红燕问，当然没地方住，如果有，他也不会穿这样的衣服，身上还有股垃圾桶的味道。

　　“有时在马路边，有时我就住厂房。”韩大明说。

　　“化工厂？”

　　“变压器厂。”他不知道外资投资建化工厂的事。

　　“变压器厂早拆了，现在是化工厂，也不是，那个化工厂，我们都没见过，鬼知道化工厂应该长什么样儿。”

　　“不知道什么厂。我有时候就住那里。”

　　“怎么能住那里呢？”

　　“很好了，新厂房，挺敞亮，晚上还能看见天上。”他看上去真心诚意觉得自己住在一个好地方。

　　“总不是个正经住人的地方。”红燕说。她想他还不知道新厂房永远也不可能盖好了。她还想，可能因为他住了十七年的牢房是很小的，晚上应该也看不到天上。

　　“我的房子倒是正经住人的地方！”他突然吼起来。因为她说到他的痛处了吗？

　　红燕愣了愣，没跟他计较。韩大明的房子，这些年一直是红燕和彭秀丽住着。那两间棚户区的平房早破败不堪，像彭秀丽本人一样，眼下已是风光不再的老妪，被时间折磨到失去形状，随时会崩塌。屋顶漏水，电路老化，瓦数再低的灯泡也无法平稳发出光亮，总是闪闪烁烁仿佛店铺那种细小的彩灯。彭秀丽根本不在乎灯泡亮不亮，反正她多年来只是躺在床上等着两件事发生。第一件显而易见已经发生了，那就是韩大明出狱，“他出来会杀了我，我会在他出狱那天死掉。”彭秀丽总这么说。红燕认为，世界上恐怕只有彭秀丽一个人对自己的死期如此心知肚明。第二件是拆迁，彭秀丽认为如果这里拆迁了，韩大明就找不到她了，至于拆迁之后她和女儿红燕去哪里住，她倒是没有考虑过。而拆迁的事随着时间推移，也总像越来越不可能发生。

　　“你，回，家，去过吗？”红燕小心翼翼问。她犹豫了一下才终于用“家”来形容他们三人曾经住的那两间房子。如果彭秀丽知道韩大明已经出狱，会不会去死？她对这问题充满好奇。彭秀丽算计了十几年，就是没算到韩大明会提前两年出来。

　　韩大明沉默着，摇头，随后快走了几步，去变压器厂的路仿佛漫长得让他失去耐心。以前他都骑自行车上下班，下班的时候自行车把手上总是挂着一篮子蔬菜。晚上他会把自行车精心擦拭，摆在两间平房前的空地上欣赏好长时间。月光下的自行车轮毂锃亮，就像明晃晃的刀锋。

　　韩大明停下来，回头对红燕说：“我不能回去，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她！”

　　“她也知道你肯定会杀了她。”红燕笑着说，和彭秀丽一样，她这些年也一直等着彭秀丽被杀或自杀的那一天。

　　彭秀丽是红燕的妈妈，但是彭秀丽把她一生都毁了，哦，不止，彭秀丽还毁了她自己，也毁了韩大明。韩大明是彭秀丽的丈夫，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离婚——不知道他坐牢的十七年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法定夫妻关系？红燕不了解这样的事。韩大明不是她的生父，彭秀丽带着红燕嫁给韩大明的时候，红燕已经八岁了。

　　“她为什么不去死？”韩大明用手背擦着鼻涕，这让红燕觉得他可能哭出来了，但是没有，他可能早就哭干了眼泪。而且他现在那么瘦，可能都没有杀掉彭秀丽的力气了。他手臂的骨头仿佛被彭秀丽啃光的那些猪棒骨，光秃秃的，暴露着经脉血管和骨骼上密布的纹路。

　　“彭秀丽怎么会去死？她还要吃猪棒骨呢。”红燕说，“她吃掉了我多少猪棒骨，还好我在超市上班，可以買到便宜货。”她把塑料袋里的猪棒骨提到韩大明眼前，晃来晃去。白色塑料袋内侧沾着红色的血迹。

　　韩大明背过脸去，悄声骂了句什么，红燕没听清，她倒是听见，韩大明随后问她：“能不能给我买个馒头？”他饿坏了。“我本来想请你吃东西的，但是我没钱。”他说。

　　“我也没钱。”红燕说，她想起小时候韩大明给她买过的各种好吃的，比如油炸肉串和猪油包子。

　　红燕和韩大明就坐在化工厂的长椅上吃馒头。面前那弯黑水的臭味，丝毫没有败坏他们的胃口。红燕三十岁以后，胃口越来越好。她在超市的生鲜速冻部工作，负责卸货装货，体力活儿需要好胃口。卸货装货的，大多是老爷们儿。休息时他们喜欢并排蹲在库房的一溜儿纸箱前，说说笑笑。红燕肥硕的胸和屁股当然是他们百说不厌的主题。红燕无所谓，她从十五岁起就是被这些人指指戳戳地开着玩笑长大的。她有时没兴致，就假装愤怒，拿保鲜膜的圆筒挨个敲那些男人们的脑袋。他们多数都是从前变压器厂的工人，或者老工人的孩子，和红燕一样，都在这片胡同长大，度过荒唐的青春期。等变压器厂变成了化工厂，化工厂又始终没建成之后，几年前这家全城最大的超市一开张，他们都忙不迭地来应聘了。

　　红燕手里长条保鲜膜的形状，总是不合适地让他们更有兴致。“来，给红燕换个大号的！这婆娘喜欢大号的。”

　　“别逼老娘告诉你媳妇去！”红燕并不真生气。

　　“红燕就是我媳妇。”男人们嬉皮笑脸，“红燕是我们大家的媳妇。”

　　“去你妈的。”红燕骂着。她到现在都还不是任何人的媳妇，她一直没有结婚。二十五岁的时候，她比现在轻三十斤，曾有过对象，是从外地来这里卖电动车的小老板。小老板的电动车行就开在红燕住的胡同口。她很爱他，他也爱她。他们很快开始谈婚论嫁。那时她在筹建中的化工厂负责建筑材料登记，每天在一张巨大的表格上填写钢筋和水泥的重量，所以她也是坐过办公室的。对方不在意她几近瘫痪还每天要吃猪棒骨的老娘彭秀丽，也不在意她住在指甲盖大的老平房，反正那时小城里跑的电动车，全都是他卖出去的。他还一个人住在新建的楼房里，有一套水磨石地板的两室一厅，窗帘是好看的碎花布，还有自来水和燃气。那是红燕唯一一次爱情，她以为这辈子终于时来运转并安心等待幸福生活开始的时候，对方悔婚了。

　　“恶心，被继父强奸过的烂婆娘。”他倒是直言不讳。

　　“那不是真的。”她解释。

　　“全城的人都知道，你那个继父还在坐牢，你十五岁被老牲口强奸，你以为能瞒得住吗？”他就连骂韩大明是老牲口的样子，都文质彬彬。

　　“没有。”她说。十五岁的时候，她被带到医院，高高躺在一张巨大的“刑具”上，张开两腿。女医生戴着口罩和三角形的白帽子，但仍挡不住她那双表示嫌恶的眯缝眼。红燕闭着眼睛忍受，等待女医生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确实，后来的结果证明，红燕是清白的。她当然是清白的。只是，也根本没人关心红燕还是个处女，因为随后韩大明被判十七年的事情，在所有人看来都更有意思、更值得谈论：曾经的劳动模范，三级伤残的变压器厂车间主任，娶了肤白唇红的彭秀丽，还不够，他惦记的是十五岁的继女。

　　卖电动车的商人让红燕滚出他的两室一厅，从此再也不要弄脏他的水磨石地板，无论她是否刚刚把那地板擦得像镜子般闪亮。

　　红燕吃完了馒头，用装馒头的塑料袋裹着一个砖块，朝那黑水塘扔过去，水面被砸出一个个圆圈，瞬间又恢复平静，仿佛砖块被浓稠的液体消解掉了，无影无踪。只要水足够肮脏，就没人会看见水底有什么，哪怕淹没一切的那东西，只是水，而已。

　　“我在里面表现好，所以减了两年刑。”韩大明说。

　　“你在哪里都是表现好的人。你就是那种人。”

　　“其实还不如在里面呢，好歹里面有我一间房，不大，四人间，好歹有个睡觉的地方，时间到了就去吃饭，总能吃上饭的。”

　　“你现在吃不上饭？”

　　“有时候吃不上，我领低保，等着安置工作，等了好久了，年轻一点儿的好安置，我这种人，可能难些。”

　　韩大明这天一口气吃了四个馒头。他说：“彭秀丽还能老吃猪棒骨。”

　　红燕无奈地笑着：“是的，她只好这一口，她最喜欢吸里面的骨髓，她现在更好这口儿了，说骨髓补钙，她以为自己补完钙没准儿还能站起来。”

　　“这婆娘真有福气，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韩大明穿着黑布鞋的两脚，挂在长椅边上，来回踢着地面的小石子，红燕幻想他在踢彭秀丽，一下、一下，又一下。

　　不过在红燕印象中，韩大明不是会踢老婆的那种男人，就算是十七年前那个夜晚，他也顶多拖着残腿举了举菜刀，连无关紧要的东西都没有砍坏一件。倒是彭秀丽，抓住他的胳臂，哭喊着，看上去更像要砍人的样子。红燕似乎也上前了，拉着韩大明的另一只胳臂，刚好是他残腿同侧的那只胳臂。韩大明站不稳，摔在地上，彭秀丽趁机跑出去，在胡同里大嚷韩大明要强奸她女儿。

　　红燕告诉韩大明，她其实也恨彭秀丽，就因为她那天晚饭后在胡同里大声嚷的那些话，让胡同人所有人都信以为真。几家的媳妇还专门跑出来握着彭秀丽的手嘘寒问暖。她们把彭秀丽挨家挨户带到各自的家里去。她们给她洗脸、梳头，请她吃瓜子。彭秀丽吃着瓜子哭哭啼啼告诉那些媳妇们，“韩大明要拿菜刀砍我，因为他要强暴红燕，被我撞见了。”彭秀丽之后就一直不回家，在那些媳妇们轮流照顾下，她依然在胡同里生活得不错，只是她早晨穿着睡衣去买豆浆油条的时候，得小心翼翼不碰上韩大明。直到彭秀丽起诉韩大明，韩大明被抓走，彭秀丽才住回来。

　　她没脸见韩大明，那段时间才一直不回来，至少红燕是这么看的。

　　“她不在乎我的名誉，她只在乎她自己的，哪怕我是她女儿。”红燕说。

　　“她也不在乎我的名誉，我家三代都在这胡同里住着，几时做过亏心事。”韩大明也说。

　　“我真不想管她，有时就想她早点死掉算了。”

　　“等等，你刚说，她瘫了？”

　　“你不知道？你走没多久，她就遇上车祸，小汽车压了她一条腿，是左腿，跟你坏的那条刚好相反，这真有意思。刚开始本来没坏，只是骨折，接好就能长好的那种骨折。骨头长好后，她也躺在床上不起来，说是要让对方多赔点儿钱。她可真有本事，断断续续讹了人家五年。她用一条腿赚了我们五年的生活费！这种女人，太他妈有毅力了。但是，结果你知道吗？她因为躺了太久，肌肉萎缩，就再也不能下地了！”

　　“真是报应啊！”

　　“是，她真瘫了之后，我就想开了，她反正已经得到她的报应了。何况，我还是她女儿，我不管她，她怎么办？而且她躺床上不起来，要人家付生活费，说到底，不也是为了我吗？”

　　“后来呢？”

　　“后来她就真瘫了啊。”

　　“后来人家还给她付生活费吗？”

　　“不，人家再付，我也没脸要了。我不要了，丢不起那人。”

　　“唉，我现在一点儿都不相信因果报应这回事了。”韩大明的那只残腿，一直往红燕坐的方向歪过来，红燕总没法不去注意它。她想起韩大明受伤之前，骑自行车带着她和彭秀丽去胡同口的新民餐馆吃饭，自行车前后各坐着一个，车铃响了一路。夏天里，胡同总是被树荫盖出一道长长的阴凉地带，不可知的地方总有蝉声传来。胡同里总有人赞叹，“韩主任前世修了什么福，一口气得了这么漂亮的两个。”

　　韩大明不信报应这回事了。他说：“我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结果受了工伤，残了，这不算什么。但我就想不通，彭秀丽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没有对不起她。”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红燕吐了一口唾沫，很痛快，她把陈年的老痰也一块儿吐掉了。

　　“都十七年了还不到，得什么时候到？”他叹气。

　　红燕看着韩大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后只好问他要不要再吃个馒头，她可以去买。

　　他摇头，说：“我在这里最想的，就是去从前的厂浴室洗个热水澡。”

　　“受伤后你就没去那儿洗过了，我记得，你都在家里洗，打盆热水，锁上门。”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一次去开门，打不开，听见有水声，我就回自己房间了。”

　　韩大明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厂浴室洗澡。”

　　“因為你腿不好了？”

　　“不是，我腿虽然这样，但是我还能走路，走到浴室更是没问题，那阵子我还上班呢，只是从白班换成了夜班，厂里说夜班更轻松，算是照顾我。”

　　红燕当然记得，如果不是韩大明上夜班，如果韩大明没有在那个本该上夜班的晚上提前下班回家，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是另外的样子。她曾经的愿望是跳舞，当舞蹈家，但现在她只能拖着被劣质食物膨胀开的身体，在超市把所有的肉类食品码放整齐。

　　韩大明说：“我当时是被砸坏了脊柱，伤的是性能力。我，我那之后，就，起不来了。我不能去浴室洗澡，他们会笑话我，我可是车间主任、劳动模范。”

　　红燕不知道，彭秀丽从来没告诉过她，韩大明受伤后就是一个没有性能力的人。在韩大明的判决下来前后，彭秀丽一口咬定的，都是他强奸幼女未遂。所以韩大明被判了十年有期。又因为他举了菜刀，被判故意杀人未遂，又是一个十年有期。两个“未遂”合并执行，十九年。真是讽刺，十九年，却因为两个都“未遂”。

　　“真的？”红燕问。

　　“真的。”他又低头，把胡子扎进自己的锁骨。

　　“天啊，一个没性能力的强奸犯。”她忍不住大笑出来，虽然她也知道，笑声在此刻会显得很不合适，至少有些残忍。但更残忍的事情，她没有告诉他，她还不能像他那样，把不堪的真相一股脑儿说出来——“一个是没有性能力的强奸犯，另一个，是被强奸的老处女。”这真是太好笑了，老天。

　　韩大明看着几乎已经笑出眼泪的红燕。她觉得他眼珠里塞满的都是春日里漫天飘飞的杨絮。他狭窄的双眼里仿佛写着两个大大的字，麻木。

　　“那你为什么要承认？”红燕说。

　　“我承不承认都一样。”他说，“你也是，你承不承认都一样。不影响判决。”

　　突然，她说：“如果被别人看到我们见面，那真是，哈哈，那真是……”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形容，她猜胡同那些老居民，应该还是能认出韩大明的。只不过，当年那些老居民已经不剩下几个了。

　　“你看我现在这副样子，没人能认出了吧？”他低头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把一根手指插进衣服的一个破洞里，转圈，那破洞眼看着被越撑越大，露出里面黝黑松弛的皮肤。他又抬起手臂，闻了闻袖子，那气味应当不怎么好，但他也满足地微笑着。

　　“确实，不过，还是被我认出来了。”红燕说。她当然能认出他，那条永远朝一旁伸出去的腿，总是无法回到正确的方向——这是他永远的标识，一辈子也不会消除的标记，如同罪恶。

　　她说：“无所谓了，我经历的事情，比这个可糟糕多了。而且，我这样子，谁会强奸我？我倒是希望有个人来强奸我！”

　　她身上还套着超市工作的蓝背心，“福贵超市”四个巨大的字在她的前胸后背上都挂着——哪个男人会对“福贵超市”四个字有兴致呢？而且她现在胖得低头已经看不见自己的脚踝了，只看得见肚皮上背心的油渍。

　　“你胖了不少。”他说，“我就放心了。”

　　她想他完全不懂外面的世界了。他可能还以为胖就代表生活得不错。

　　“超市门口，看自行车的那个老头……”他说，那个老头今天赶他走，还叫来了两个瘦小的保安，扬言如果他再出现，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他只好躲到更远的地方去。他是刑满释放人员，正等待一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的工作安置，所以他最不能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了。

　　“是的，老李，他是个好人，他提醒我，说你跟踪我。”红燕抠着指甲缝。她从小就有这习惯，把指甲抠到只剩下细细的一根线，露出雪白的指尖的肉。“我还得谢谢你，从来没有男的跟踪过我！现在，他们得对我刮目相看了，老李肯定会让所有人知道的。”她还是笑。

　　“你没结婚吗？”他突然想起一般，问。

　　“没有。”她摇头，又低头，“谁会娶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

　　“事实不是这样。”他说。

　　“你坐了十七年牢，我没法嫁人。这不就是事实吗，你以为还有什么别的事实？”

　　“我想要事实。”他说。

　　“嗯？”她不明白，她想如果他真的要真相，他十七年前就应该为自己争取的，反正她是为他争取过的。

　　“我就想你、我，还有彭秀丽，我们三个人，当面说清楚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十七年就只想这个事。”

　　红燕说：“所以你跟踪我？”

　　他点头，然后等着几个放学回家的小男孩背着书包从他们坐的长椅前走过去。男孩们走过去了，他们并排蹲在黑水塘前，往里扔各种东西，砖块、装满沙子的可乐瓶，还有捡来的烂鞋子。他们在比试谁扔得更远，没有人能把那些东西扔到水的对岸去。

　　“我不想跟踪你，我其实，就是不敢主动跟你说话。”

　　“哦。”她想起，十七年里，她和彭秀丽都没去监狱看过他。她是受害人，而彭秀丽是原告，她们都没去看望过被告。而她们分别是他的妻子和继女。她想，那应该再没人去看过他了。

　　“我不知道你恨不恨我？我不敢跟你说话。但是，我一点儿都不怪你。”

　　“怪我？”她有点儿生气，“我没有告诉别人你并没有强奸我，所以你就要怪我？”

　　“不，我是说我一点儿都不怪你。”

　　“我都去医院做证明了，但那有什么用？”她说，说完自己先笑了。她想起自己拿到的那张处女膜完整的证明，现在那张纸还在她的抽屉里，就像一份耻辱人生的判决。她固执地保留着那张证明，但她没给电动车老板提过那张纸。

　　她还想告诉他：“罪名是未遂。未遂，就是没发生，既然没发生，我再怎么争辩，还有什么用？”但她没说。她只是停了一会儿，看男孩们兴高采烈地在不远处比试投掷砖头的游戏。小时候，韩大明受伤之前，她也喜欢来变压器厂玩。那时，她总能在厂房的墙角或草坪上发现一些形状奇怪的金属小玩意儿，她把那些小玩意儿都带回去。那其实都是生产变压器的残余废料。韩大明是个手巧的男人，他用这些捡回来的废料给她做了一个像变形金刚一样的笔筒。那时她并不喜欢那个笔筒，因为太笨重，而她的梦想是舞蹈家，舞蹈家最不應该用的就是笨重的笔筒。那个笔筒，现在还在她家，放在厨房当磨刀的器具，很好用，只是变形金刚的脑袋就这样被菜刀一点点磨掉，不过那实在是个不小的变形金刚，所以她还可以用它磨很多的刀。那是很好的时候，至少那时在变压器厂玩的男孩儿们对她都格外友好，并不在意她是一个跟着母亲嫁到这里来的外地人。直到韩大明受伤，她就不再来玩了。因为她以为，瘸了腿的韩大明不再美好，她不再喜欢跟他扯上关系。她后来猜想，彭秀丽跟自己的想法一样，瘸腿的韩大明不再是光鲜的车间主任，只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残疾的劳动模范。

　　红燕说：“我当然不恨你。”

　　韩大明却说：“我恨她，你妈妈。”

　　红燕扬着眉毛又笑：“彭秀丽？谁不恨她，我也恨她。”

　　“我就是想要个事实，就是想我们三个人，我们本来还是一家人的，对不对？我们一起过了好几个春节呢？对不对？我对她、对你都很好，对不对？现在我们能不能坐下来，把整件事说清楚。我就想这件事。反正我牢也坐完了，我不求什么，我就求事情在我们三个中间是清清楚楚的。”他越说越快。

　　“我想，我明白了。”她说。事情对她从来都是清楚的。

　　十七年前那个夜晚，她在彭秀丽和韩大明的房间看电视。一部她最喜欢看的连续剧，里面的男男女女通通爱得死去活来，那个残腿的女人总是不相信丈夫对自己的爱。片尾曲是《一帘幽梦》，好听得她全身都发软。她一点儿都不关心彭秀丽在隔壁房间做什么。隔壁房间是红燕平日住的，只有一张小床和几个大箱子，其中一个箱子装着韩大明的工具，大大小小的钢锯和锤子在箱子里排列整齐。她从不被允许碰那些工具，因为“会伤到自己的”，韩大明说。不过，自从他一年前受伤后，他自己也再没碰过那些钢锯和锤子了。

　　《一帘幽梦》片尾曲第一次播放的时候，那个杂货铺的老头送了花生和毛豆来，她一边吃毛豆一边看广告，等着下一集。

　　韩大明回来的时候，电视正演到关键的情节，残腿的女人一直犹豫要不要自杀，此刻她看上去真的要用刀片切手腕了。韩大明不喜欢这部电视剧，因为女主人公的残腿。韩大明买了猪棒骨回来，红燕本应该立刻换一个电视频道的，但她舍不得，她希望残腿女人的刀片不要割下去，就算割了，也要被及时发现，送到医院。

　　红燕以为，是她在看的电视剧惹怒了韩大明，所以他才把猪棒骨扔在他和彭秀丽的大床上，让血淋淋的骨头弄脏了床单。血水和油弄脏的床单会很难清洗。

　　韩大明去了隔壁卧室，红燕还在看电视剧。但是隔壁吵起来了。红燕听不清电视的声音，只看见里面的女人躺在浴缸里，刀片迟迟没有落下。真是紧张。

　　她跑着到隔壁，告诉他们别吵了。韩大明受伤后，总是喜怒无常。他们经常吵架。

　　杂货铺的老头居然还在。他看了红燕一眼，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但很快红燕就发现，那老头没穿裤子，两条瘦腿像烤过头的肉串，黑乎乎地从穿了太多衣服的身体里伸出来。

　　彭秀丽问韩大明：“你怎么早回来了？”

　　韩大明脸红得像那根猪棒骨上深色的血，他打开工具箱，操出一把刀。这是他受伤之后第一次打开工具箱，这次他要修理的东西，是他的家庭。

　　“厂里停电！我要杀了你。”

　　杂货铺的老头离开了，一边走一边不慌不忙穿裤子。红燕看见老头的白色内裤，松垮得像巨型尿布。

　　韩大明重复宣告自己要杀了彭秀丽，直到他的刀被彭秀丽夺走。他故意杀人未遂。

　　红燕不知道彭秀丽如何灵机一动，嚷出韩大明要强奸她女儿的话来。她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到，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讲述一件并没发生过的事，并且，令所有人都信服。

　　红燕有时猜想，彭秀丽其实早有准备，她提前想好这样一个故事，剩下的，只是等着有一天把它讲出来。但也许，这个故事永远也用不上，只要变壓器厂没有停电、韩大明没有提前回家的话。这样的猜想让红燕感到可怕。渐渐地，她就不再这么想了。

　　那几个男孩，还在水塘边，投掷比赛似乎难以为继，因为他们手边可以扔出去的东西都已经被扔出去了。这会儿，他们都弯腰埋头，可能在地上寻找一些大小合适的石块。韩大明坐在长椅上，弯腰捡了个石块，朝男孩们丢过去。他们一窝蜂过来，以为他扔了个什么宝贝。

　　只是个石块，其中一个男孩叫着，显得沮丧，其他四五个男孩莫名其妙地大笑。

　　这时，红燕告诉韩大明，那个杂货铺的老头，已经死了。原来杂货铺的地方，现在是一家沙县小吃。

　　韩大明没说话，又弯腰捡了个石块。然后他站起来，胳臂在空中抡了好几圈，才把石块扔出去。

　　扑通一声，石块没有飞到对岸。在快要越过黑水塘的地方，它几乎像突然地，就落进水里了。

　　小小的一湾污水，为什么扔了那么多东西进去，也没有填满它？红燕觉得这真是令人困扰的问题。

　　韩大明似乎在跟自己较劲，他继续捡石头，扔出去，甚至拖着残腿往更远的地方去捡更多的石头。男孩们不知是激动还是愤怒，他们雀跃着，吼着红燕不明白的话——可能那些话本来就没有意义。他们只是乐于见到这个肮脏的老头参与他们的游戏，或许他们只是不愿意这个老头捡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石头。

　　红燕一点儿也不想动，这是筋疲力尽的一天。

　　韩大明终于把石头扔到对岸去了，他冲男孩们喊：“上西天吧！该死的东西。”但他的声音沙哑而微弱，几乎一出口，就立刻凝滞在空气里。

　　男孩们望着水塘对岸，全都大张了嘴，“胜利了！扔过去了！”，他们乌拉拉叫着、喊着，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寻找或开发下一个游戏。

　　红燕这才发现，韩大明扔到对岸去的，不是石头，而是骨头，那根猪棒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