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

　　盛夏的俄国五彩缤纷，乘飞机自高空俯瞰，绿色的森林漫无边际，其间点缀着淡蓝的湖泊和泛着银光的河流，以及大片大片已经成熟的金色麦田；漫步城市的街心花园和林荫道，各色花草竞相绽放，星罗棋布；在各处景点，导游们手举五颜六色的旅行团小旗帜，他们后面紧跟着身着五花八门夏装的各国游客；各种交通工具上的广告画花里胡哨，教堂的金色穹顶与建筑物的彩色立面交相辉映，就连空中飘忽不定的云朵也会随时辰和阴晴的变化而现出或明或暗、或浅或深、或黑白或彩色的微妙色调。

　　2016年盛夏，我们一家旅俄近一月。我们夫妇做与俄语和俄国文化相关的工作，近些年每年均数度访俄，但我们已十多岁的儿子却未曾一睹俄国真容，于是我们便决心陪犬子一游，在盛夏来到俄国。我们在俄行程万里，分别到了俄国欧洲地区的东南西北，造访多座大小城镇，在数位友人处做客，留下一组斑斓缤纷的印象。

　　莫斯科的大装修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我的一位校友诗人曾写有一首诗，题目叫“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而这个盛夏的莫斯科，却像是“躺在杂乱的铺路石中”。听说我们要来莫斯科，我的朋友、俄国《十月》杂志主编伊琳娜·巴尔梅托娃（Ирина Барметова）就在电邮中提醒我：“莫斯科到处都在翻修街道路面，这也许会影响到你儿子对莫斯科的第一印象。”

　　我们入住的普希金酒店（Отель Пушкин）地处莫斯科最中心，离著名的普希金广场仅一箭之遥，但见酒店四周果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来接我们的轿车也很难开到酒店近旁，酒店门前摆着一块大木板充当临时过道。在我们住店的那一周，莫斯科市中心区域始终尘土飞扬，机器轰鸣，深夜也不曾停歇。对于善于慢工出细活的俄国人而言，这场景倒是有些罕见[当然，我们在莫斯科的司机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告诉我们，干装修工程的无一例外全都是亚美尼亚人]。从路旁堆放的砖石质量看，从已经装修好的路面看，莫斯科的此番装修是下了大本钱的，其实际效果也很好。电视台多次播放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视察建筑工地的新闻画面，各建筑工地也在围栏挡板上张贴设计效果图和相关说明。然而，关于莫斯科市这次大规模的兴师动众，我看到、听到的却大多是抱怨和指责。我的几位莫斯科朋友异口同声地说，这次装修如同之前的每一次工程一样，都是“钱袋子工程”，即让莫斯科的官僚们得以发大财的举措。我半信半疑，并称实际效果其实也不错，这毕竟有利于市民和城市自身，他们便信誓旦旦地说，你几年后一定会看到又一次装修，这样的工程每隔几年就要再来一次，卢日科夫时期如此，索比亚宁时期同样如此。我又问他们如此猜测根据何在，他们说这不是猜测，每一位莫斯科人都心知肚明。对于工程的实施方式，他们更是怨声载道，比如将传统的沥青路面换成花岗岩，他们认为这在冬季会使道路变得更滑，会摔伤更多的人；对于动辄封路、不分昼夜施工，他们更认为这简直是不人道的行为。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上拓宽人行道，却在人行道上筑起巨大的石头花坛（据说以后要在其中栽种椴树），我的诗人朋友马克西姆·阿梅林（Максим Амелин）就此嘲笑道，这是在用僵死的花岗岩挤占宝贵的活人空间。

　　我在报上也读到几篇对此次装修持反对态度的文章，不过其出发点却有所不同：或呼吁保持城市的建筑原貌，因为大兴土木会削弱、甚至抹去莫斯科的历史感；或从考古保护的角度出发，呼吁对翻修道路时发现的历史建筑遗迹进行保护；或建议今后的此类项目应在充分征询民意、甚至举行全市市民公决之后再开工建设。

　　相信在这个盛夏过后，莫斯科，至少是莫斯科的中心区域，将焕然一新。但是，莫斯科此番装修所引发的质疑和争论，却使我意识到俄国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个症结问题，即官方意志和民间态度的不合拍，甚至对峙。对于官方的措施，俄国民众似乎总是惯于发出牢骚，表达不满，这或许是从苏联时期留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许是历史更为悠久的普遍奴性心理之变形或变态的反应，19世纪著名的俄国批评现实主义文学其实也是这种心态的艺术显现；反过来，俄国虽然借助痛苦的“改革”实现了社会体制的民主化，总统和议会均是宪法框架下直接选举的结果，但自沙皇统治初年便开始固化的官僚体制却始终挥之不去，直至今日，有个一官半职的俄国人仍然会得意扬扬，而底层百姓也不齿于仰人鼻息，在各种场合，甚至不难依据面部神情看出某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莫斯科市长这一父母官的位置，居然仍由总统直接任命。官与民之间的这种隔阂或曰敌对，严重地影响到各种民生事业的发展和推进，官员很少从百姓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百姓则冷眼旁观者众，愤世嫉俗者众，而少有设身处地、匹夫有责的现代公民意识。莫斯科的大装修，把“城市建设与市民责任”的话题凸显出来，同时也令我隐约意识到，已初步建成民主制度的今日俄国，离健全的公民社会似尚有一段距离。

　　佩列捷尔基诺

　　7月23日一早，司机弗拉基米尔送我们去莫斯科西南郊的佩列捷尔基诺村（Переделкино，又译佩列捷尔金诺）。这座村庄在苏联时期名扬天下，因为它是当时众多著名作家的居住地。

　　1934年，高尔基向斯大林建议在莫斯科郊外为作家们专门建设一片别墅区，以利他们更好地生活和写作，斯大林接受建议，距莫斯科市中心约30公里的这座小村落被选中，在茂密的松树林中迅速建起50余幢两层木屋，每座木屋四周均留有数百乃至上千平方米的原始林地，形成一座座童话般的林中别墅。在20世纪30—90年代，近百名著名作家先后迁居此地，如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柯切托夫、列昂诺夫、巴别尔、爱伦堡、西蒙诺夫、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皮里尼亚克、费定、卡塔耶夫、帕乌斯托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卡维林、阿尔谢尼·塔尔可夫斯基、雷巴科夫、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奥库扎瓦、卡扎科娃、艾特马托夫、阿克肖诺夫、伊斯康德尔等等。名作家聚居于此，俄语文学中的诸多著名事件自然也会发生在这里。1939年5月15日，巴别尔在他位于佩列捷尔基诺的别墅被秘密警察带走，在他前后，还有多位作家在此被捕；1956年5月13日，被称为“作家部长”的苏联作协负责人法捷耶夫在这里饮弹自尽，留下一封被保密了很久的遗书，他并不是在佩列捷爾基诺自杀的唯一作家；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这里获悉自己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并出门接受记者们采访，数日之后，他又从这里向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去拒绝受奖的声明；如今被辟为楚科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的科尔涅依·楚科夫斯基的家，是全村孩子最爱去的地方，楚科夫斯基经常为孩子们燃起篝火，用食物和童话款待他们，这些出身书香门第的孩子们后来多有文学从业者，他们常在回忆文字中再现楚科夫斯基的音容笑貌，而在楚科夫斯基去世后，他的女儿莉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又常将这里当作作家们的秘密聚会地……关于这座村庄的一份介绍材料中这样写道：“20世纪30—90年代的全部俄语文学历史均与这座村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88年，佩列捷尔基诺作家村被辟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早9点，我们一家和莫大的中国留学生刘娜一同乘车出发，这天是周六，莫斯科没有了往日的堵车，我们不到一小时便驶入佩列捷尔基诺。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观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我们到得太早，离开馆还有一小时，博物馆的值班保安善意地让我们在院子里随意转转，或在小楼的露台上坐坐，这使我们获得了更多与帕斯捷尔纳克相处的时间，但反过来也强化了我的这样一种感受，即我们是在做客一幢没有主人的空房子。

　　这幢木屋及其四周的林地与二十多年前相比似乎没有任何变化。1990年在莫斯科出席纪念帕斯捷尔纳克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曾造访此地，而且参加的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故居博物馆的揭幕仪式，当时的苏联文化部部长杜边科、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等人轮番走上这个露台热情发言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只是如今，满园的碧绿替换了当年遍地的白雪。在帕斯捷尔纳克故居里，十分专业的年轻讲解员阿妮娅（Аня）先后请我们关注帕斯捷尔纳克夫人位于一楼的卧室兼琴房和帕斯捷尔纳克位于二楼的卧室兼书房，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原为著名钢琴家奈豪斯之妻，在与帕斯捷尔纳克相爱后，两人颇费一番周折才走到一起，但在济娜伊达的长子阿德里安于1945年病逝后，她开始对生活感到失望。她床头悬挂着的长子的大幅照片，或许就是她与之进行交流的主要对象；二楼的帕斯捷尔纳克卧室兼书房简洁之极，几乎没有任何摆设和装饰，但帕斯捷尔纳克父亲的一幅自画像却被悬挂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正对着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桌，阿妮娅意味深长地说：“帕斯捷尔纳克希望父亲仅与他一人独处。”正是在这幢别墅中，帕斯捷尔纳克遭遇了那场轰动世界的诺贝尔奖风波，演绎出与伊文斯卡娅的悲剧爱情。如今，一片浓密的绿荫将帕斯捷尔纳克书桌前的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可阿妮娅说这些树是后来长大的，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可以从这扇窗户看到很远，看到一片开阔原野之后的那座教堂。几十年的岁月长成了这片掩映的绿意。那座教堂叫救主变容节教堂（Церковь Преображения Господня），教堂旁的那片墓地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等许多著名作家的长眠之地，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墓地，因为二十余年间新添的坟墓打乱了墓地的格局，让我失去了当年的位置记忆。

　　在驶入佩列捷尔基诺村口时，我们的司机曾停车向一位当地人打听帕斯捷尔纳克故居何在，对方却摆摆手表示不清楚；但如今提起佩列捷尔基诺，莫斯科人的第一反应则是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的府邸所在地。即便在佩列捷尔基诺，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和墓地竟然都开始变得有些难寻了，而牧首驻地及其近旁的救主变容节教堂却被修葺一新，光彩夺目。这使我隐隐感觉到，在如今的俄国，东正教似已取代文学成为当今俄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范畴和思想工具。

　　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

　　我在年初完成了《未封圣的圣徒》（Несвятые святые）一书的翻译，此书作者是俄国东正教会大司祭、莫斯科奉迎节修道院院长吉洪神父（архимандрит Тихон），他在书中描写的多为他在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Псково-Пече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行生活和心路历程，因此，他建议我前往位于俄国西北边陲的这家修道院“实地考察”。行前，吉洪神父的教子马尔金（Евгений Маркин）领我去莫斯科奉迎节修道院拜见吉洪神父。马尔金先领我参观修道院，教堂里正在做早祷，马尔金指了指合唱队前指挥合唱的一位身材高大的修士，说这位修士名叫谢拉菲姆（отец Серафим），他将陪同我们前往普斯科夫，只见谢拉菲姆神父一边指挥合唱，一边朝我们这边微笑着点头示意。走进修道院中的神学院，其富丽堂皇的建筑、窗明几净的教室、现代化程度極高的图书馆以及教室里身着便装研习的学生，没有让我生出任何拘谨、森严的感觉，因为这与任何一所大学的氛围都毫无二致。在吉洪神父的书房与神父共进早餐，他宫殿般的居所以及由一位修士一盘又一盘端上的奢侈早餐，也在颠覆我关于修士们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主观前见。充满善意的神父又当着我的面，通过电话给谢拉菲姆交代了普斯科夫之行的相关细节。

　　7月24日晚，我们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登上开往普斯科夫的09次列车。次日清晨在包厢中醒来，但见车窗外白茫茫一片，列车在浓雾中穿行。渐渐地，雾变得稀薄了，路边一成不变的森林开始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绿色，只是雾中的树叶显得有些泛黄，而白雾则仿佛被染上了几抹绿意。谢拉菲姆神父在被朝霞染红的普斯科夫车站站台上迎接我们，我们此时才获知，他昨日驾驶自己的福特牌轿车用八小时走完近千公里路程，提前一天赶到这里等候我们，怕忙不过来，他把哥哥德米特里（Дмитрий）也同车拉了过来。在顺路参观了普斯科夫克里姆林宫（Псковский Кремль）和俄国北方最古老的城市伊兹博尔斯克（Изборск）遗址后，我们沿着笔直的公路驶向洞穴修道院。

　　因为翻译吉洪神父的书而对这座修道院了然于胸的我，还是被修道院的美景所惊倒。修道院比我想象的要小，但由于坐落在山谷里，各幢建筑错落有致，显得既静雅又神秘。穿过作为修道院正门的白色的圣尼古拉堂（Надвратный храм св. Николая），眼前忽然开朗，用石子铺成的长长“血路”（Кровавый путь）向下探入谷底，一直通向圣母安息节教堂，教堂顶部五座布满金色星星的蓝色穹顶像仪仗队一样送来注目礼，一座座教堂或奶黄或赭红的立面相互映衬，一个个教堂金顶在绿色的树冠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修道院四周绵延八百余米的白色院墙，像是给这幅多彩的图画镶了一个画框。

　　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的历史长达五百余年，相传在基辅洞穴修道院遭鞑靼人攻击后，一些修士一路向北，终于寻见此处洞穴，见洞口上方书字一行，即“神赐洞穴”（Богом зданныя пещеры），于是便在此潜心修行。据修道院所藏编年史记载，1473年，一位来自塔尔图的修士约翰在妻子玛丽娅的帮助下在“神赐洞穴”旁另凿一洞，建起圣母安息节教堂（Успенский собор），这被视为修道院历史的起点。之后，玛丽娅剃度为僧，僧名瓦萨（Васса），成为修道院第一位僧人；瓦萨死后，约翰也剃度为僧，僧名约恩（Ион）。这一对修道院奠基者夫妇的遗体，如今就安放在“神赐洞穴”的入口处。由于地处俄国西北边陲，这座修道院的位置和作用备受历代俄国君主重视，这使它逐渐发展成一座集宗教、文化和军事功能于一身的坚固要塞，在立窝尼亚战争和北方战争期间发挥重要作用。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都曾亲临此地，伊凡雷帝、鲍里斯·戈都诺夫和彼得大帝所赐大钟至今仍悬挂在修道院的钟楼上，钟声长鸣。在20世纪，洞穴修道院因一度被划入爱沙尼亚而幸免于难，躲过苏联自20世纪20—30年代掀起的捣毁教堂、关闭修道院的无神论运动，成为俄国境内在20世纪唯一不曾中止宗教活动的修道院。苏联解体以后，著名的基辅洞穴修道院脱离俄国东正教会，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的地位因而更显重要，与莫斯科近郊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并列为俄国东正教会最重要的修道院。

　　领我们参观修道院的是拉扎尔神父（отец Лазарь），他的身份是洞穴守护人。他给我们每人一支蜡烛，领我们深入洞穴，洞中有教堂，但更多的是棺木，拉扎尔介绍说，这座山洞共有七条街巷，总长数公里，里面究竟葬有多少人已不得而知，但至少上万。他突然打开一幅圣像画后暗藏的洞口，用手电筒照亮洞穴深处，只见一具具棺木层层垒放，有的棺木已经腐朽坍塌。拉扎尔神父说：“你们闻不到丝毫的腐烂味吧？这座神赐洞穴能让尸体永远不腐。”拉扎尔用手电筒照亮洞壁上镶嵌的一块古老石碑，让我辨认出上面的姓氏：“普希金。”他介绍说，普希金、库图佐夫、穆索尔斯基等人的祖先都葬于此洞穴。走出冰冷的洞穴，拉扎尔神父又领我们参观了圣母安息节教堂、西梅翁长老和约翰长老的修室，然后领我们登上圣山。圣山上有一座可俯瞰整座修道院的凉亭，名叫“彼得凉亭”（Беседка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据说是当年彼得视察时歇息过的地方，拉扎尔神父指着凉亭木桌上摆放的一只篮子说：“看看彼得大帝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篮子里是他事先备好的面包和克瓦斯，我们一边欣赏修道院的美景，一边就着面包喝着克瓦斯。面包和克瓦斯都是修士们自己烤制和酿造的，在俄国生活过数年的妻子说，这是她喝到的最美味的克瓦斯。

　　面包由麦子制成，克瓦斯又由面包制成，两者其实是同一种东西的两种不同呈现形式。这构成一个隐喻，使我意识到，宗教性和世俗性或许也是俄国宗教生活的两个侧面。无论是普斯科夫克里姆林宫还是伊兹博尔斯克古城，当初都曾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但其中最核心的主体建筑却总为教堂，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更在俄国北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从历史上看，俄国东正教会可能是与世俗政权合作最为紧密的宗教之一。我所接触的教会人士，从吉洪大司祭到谢拉菲姆修士，在教堂之外和修行生活之余均表现出了十分世俗的一面，他们驾车旅行，喝酒吃肉，谈笑风生，熟悉国际政治、国民经济和世界文化，对于日常生活也表现出很高的兴致。东正教会及其信众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东正教会神学家们历代珍视并宣扬的弥赛亚意识，反而或许正是俄国教会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愿望之显现，是其世俗化实质的外在形式之一。

　　米哈伊洛夫斯科耶

　　次日早晨，谢拉菲姆神父继续履行吉洪大司祭布置给他的任务，驱车百余公里送我们去普希金故居博物馆米哈伊洛夫斯科耶（Михайловское）。

　　作为一位普希金作品的翻译者和普希金创作的研究者，我到过莫斯科、彼得堡、扎哈罗沃等地的多处普希金故居，却一直未能造访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于是便想趁此次普斯科夫之行一了夙愿。不承想，车开到游客接待中心前，却发现这家博物馆今日闭馆。俄国的博物馆一般都是周一休息，可这家博物馆却每周连歇两天，连周二也不开门。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去看一看庄园的“外景”。从停车场到普希金故居有一条数公里长的林间马路，却不让行车，似乎有意要让每一位来访者摆出朝觐的姿态和心境来。走到半途，突然大雨滂沱，我们四人撑起两把小伞，很快便湿了半边身子。我们冲到一幢小木屋前，在屋前狭小的台阶上避雨，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突然意识到，这大约就是普希金在作品中多次提及的“奶娘小屋”（домикняны）。“我们衰败的小屋，/阴暗而又凄凉。/我的老妈妈啊，/你为何靠在窗旁？/我的朋友，你是/听累了风雪的呼号，/还是伴着纺锤的响声，/在浅浅地睡觉？//我们喝一杯吧，/我可怜青春的好伙伴，/喝杯苦酒；酒杯在哪儿？/酒后才能心欢。”普希金在他写给奶娘的《冬天的晚上》一诗中这样写道。

　　待雨点变小，我打着伞绕着庄园的主要建筑——一幢两层木屋走了一圈。这当然就是普希金曾经生活和写作的地方。1820年，普希金因写作“自由诗作”被沙皇流放至南俄，在那里，普希金又得罪了负责监视他的上司沃隆佐夫将军，后者向沙皇告状，普希金因此被转而流放至他母亲位于普斯科夫的世袭庄园米哈伊洛夫斯科耶。1824年8月，普希金被押送到這里，从此开始他的“北方流放”（северная ссылка），直到两年多之后的1826年9月才获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特赦”返回都市。起初，普希金的父母和家人与他一同住在这里，但当普希金获悉其父其实肩负暗中“监视”自己的使命后，父子间爆发激烈争吵，随后家人离开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把普希金一人扔在这里。普希金的传记作者在写到普希金生活的这一阶段时，大多会强调他的孤苦伶仃，寂寞愁苦，往往称其为“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隐士”、“北方的被逐诗人”、“失宠的十等文官”或“自家庄园的囚徒”。米哈伊洛夫斯基时期无疑是普希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然而他在这里的生活却未必如后人想象的那般悲哀。首先，他在这里活得并不孤单。他在来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后不久写给弟弟列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知道我忙些什么吗？午餐前写些笔记，午餐很晚，餐后去骑马，晚上听童话，以此来补偿我那可恶教育所造成的缺憾。这些童话真美啊！每一篇都是一部长诗。”给他讲这些童话的就是他少时的奶娘阿丽娜·罗吉昂诺夫娜（Арина Рудионовна），奶娘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普希金的起居。此外，普希金还与农奴管家的女儿奥尔迦（Ольга）同居，后者为他生下一个孩子。普希金与毗邻庄园三山村（Тригорское）姑娘们的“爱的游戏”，更是让他少了很多孤苦的闲暇，列昂尼德·格罗斯曼（Леонид Гроссман）所著《普希金传》（Пушки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山村的女主人奥西波娃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安娜，一个叫叶芙普拉克西亚；还有个前夫的女儿叫亚历山德拉·奥西波娃，是一个有才华的钢琴手；另外还有个侄女，叫涅蒂·武尔弗。这四位少女，再加上她们的女友，就构成了失宠诗人的社交场所。她们为他演奏根据罗西尼的歌剧改编的钢琴曲，为他唱流行的浪漫曲，朗诵诗歌，煮甜酒，说笑争论。她们纷纷爱上了他，彼此之间不免有些忌妒。这个由‘乡村小姐组成的小圈子，为普希金流放北方的艰难岁月带来了欢乐、青春和生活的纯真的诗意。”（王士燮译文）我们稍后去三山村，开车开了十多分钟，当年普希金几乎每日骑马往返，想必也耗费了不少时光。其次，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收获了他创作中的又一个金秋。翻看普希金诗集，可以发现他的许多名诗都写于这两年间，如《书商和诗人的交谈》《致大海》《致恰达耶夫》《冬天的晚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克恩》等。1826年夏，奥西波娃家的亲戚安娜·克恩来三山村做客，普希金数年前在彼得堡见过克恩，此时更为这位彼得堡美人以及她所象征的都市生活所倾倒，他邀克恩来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做客，两人一同在林中小道散步交谈，在克恩数天后离开三山村时，普希金赶去送行，并将《致克恩》一诗夹在一本书中送给了她，由此诞生出世界诗歌史中最著名的情诗之一：“我记得那神奇的瞬间：/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就像昙花一现的幻象，/就像纯洁之美的精灵……”来故居的路上，我看到一个标有“克恩小道”（Аллея Керн）的绿色路牌，可大雨却使我们无法去重走普希金和克恩漫步过的小径。除诗歌外，普希金还在这里完成了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四至第五章，以及著名的诗体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据统计，他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写作的各类作品有百余种。更为重要的是，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两年，使得普希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俄国的农民生活和乡村习俗，这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出大量新的主题和形象，还在一定程度促成了其创作风格和手法的转变。普希金毕竟是普希金，任何时空都会成为他的创作契机，任何遭际都会赋予他诗的灵感。

　　1837年1月29日，在与丹特斯决斗中身负重伤的普希金在彼得堡去世，2月4日，他的遗体被送到离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数公里远的圣山修道院（Святого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这里有普希金家族的祖传墓园。两天后，普希金被葬于这家修道院。我们拜谒了普希金墓，大理石的墓室十分庄严，墓上摆满鲜花，四周有铸铁栅栏，高高耸立的方尖墓碑上端有个金色的十字架，旁边是普希金几位长辈的低矮坟墓，看上去倒像是“陪葬”。看着这得到精心保护的普希金墓，很难想象，当初普希金的遗体被“偷运”至此后，因为明令禁止地方当局和教会出面接待，最后为普希金送葬的只有他的老仆人尼基塔、老朋友屠格涅夫和三山村的两位姑娘，当时正值寒冬，人们难以刨开冻土，只挖了一个浅坑，匆匆用积雪覆盖普希金的棺木，留待来春再重新掩埋……

　　早在1899年，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就被政府收购，成为国家财产；1922年，这里被辟为博物馆。如今，包括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三山村和圣山修道院等在内的这片近百平方公里的區域均被划为保护区，并有一个冗长的名称“国立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普希金历史文学和自然景观纪念博物馆保护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емориальный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природно-ландшафтный музей-заповедник А. С. Пушкина ?Михайловское?）。这里的一村一屋，一草一木，都被烙上了深刻的普希金印记。普希金故居矗立在一座高岸上，背后就是闪烁着银光的索罗契河（Сороть），河的两端是一大一小两个湖泊，左手的小湖叫马列涅茨（Маленец），右边的大湖是库恰涅湖（Кучане），自高处俯瞰，湖光与天色交相辉映，还不时有闪电在湖面上掠过，既壮观又抒情。视线所及处不见高楼大厦，也没有烟囱和输电线，这应该就是180年前普希金观赏过的风景。在路边一家用普希金奶娘的名字命名的餐厅午餐，品尝几道用普希金作品题目命名的菜肴，心想它们也有可能是普希金尝过的滋味。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之于普希金，一如普希金之于这片土地。没有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就没有普希金生活和创作中的“北方流放期”，就没有那一百余种作品，就没有完整的普希金；反过来，没有普希金也就没有这片保护区，普希金是这片土地的守护神，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纯洁与美丽。

　　在陶里亚蒂

　　陶里亚蒂（Тольятти），坐落在伏尔加河中游的这座俄国城市却有着一个十分欧化的名称。陶里亚蒂原名斯塔夫罗波尔，这是个希腊词，意为“十字城”。考古学家在此地找到了石器时代原始人的生活痕迹，后来，这里成为游牧民族的定居点。18世纪，大肆扩张的俄国将触角伸到这里，由历史学家瓦西里·塔吉舍夫（Василлий Татищев）率领的武装科考队来到此处，并于1737年设立军事要塞，将它当作俄国东南部用于抵抗游牧民族的一个军事前哨，这一年如今被视为陶里亚蒂的历史元年。俄语中有一句谚语：“俄国土地广袤，从莫斯科直至斯塔夫罗波尔。”（Россиявелика，отМосвыдоСтаврополя.）这表明，这座城市当年曾是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天涯海角。1964年，为纪念在克里米亚疗养时突然去世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斯塔夫罗波尔更名为陶里亚蒂。苏联解体后的1996年，此城居民曾就是否恢复城市原名举行公决，结果竟然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不同意改名。我问来机场接我们的司机谢尔盖（Сергей），人们为何不愿恢复具有历史感的城市旧称，他淡淡地答道：“我们已经习惯现在这个名称了。”一座城市的居民何以对自己城市的历史如此淡漠，我猜想，除了普遍存在的厌烦多变的民众心态、或多或少的崇欧意识之外，这座城市自身历史的断裂以及该城居民独特的成分构成或许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中期，在苏联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中，这座城市迎来了两次在如今看来不知是福还是祸的“历史机遇”。1950年，苏联政府决定在伏尔加河上修建大型水电站，陶里亚蒂所在的位置因其优越的地质地貌条件被选中，数万建设大军拥向这里，壮观的日古利大坝将伏尔加河拦腰斩断，壮阔的古比雪夫水库将斯塔夫罗波尔旧城彻底淹没，一座新城在左岸的高地上迅速建成，且取名“共青城”，似在有意嘲弄斯塔夫罗波尔那永远沉入水底的历史。1957年，苏联政府决定创办一家大型汽车厂，这里再次被选中，成千上万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居此地，全苏乃至东欧最大的伏尔加汽车厂（ВАЗ）迅速建成，年产轿车数十万辆，所产“日古利”（Жигули）、“拉达”（Лада）等品牌的轿车在苏联时期家喻户晓，畅销不衰。在陶里亚蒂地方志博物馆（Тольяттинский краеведческий музей），我的车迷儿子就注意到了那辆由伏尔加汽车厂赠送给博物馆的由该厂生产的第200万辆日古利轿车。然而，在苏联解体后，伏尔加汽车厂却遭遇困境，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使国有汽车厂的财产被既得利益者瓜分一空，进口轿车和二手走私轿车的大量涌入，技术、设计和营销手段的全面落后，使得这座工厂的生产难以为继。数年前，伏尔加汽车厂与雷诺-尼桑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车厂高官均由外籍人士担任，工厂大幅裁员，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这并未有效改善车厂面貌，2015年，伏尔加汽车厂的亏损仍高达760亿卢布。工厂的不景气严重拖累了这座汽车城的发展，我们看到，城区的道路年久失修，建筑物的立面比起莫斯科和彼得堡来也显得破旧许多。据说，陶里亚蒂已被俄联邦政府列入需要重点扶持以强化经济结构改革的所谓“单一结构城市”（моногород）目录。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位当地政治家的巨幅竞选广告，上面有这样一行文字：“我们拯救了工厂，也就拯救了城市。”（Спасем завод，спасем город.）。我们也注意到，在陶里亚蒂这座汽车城，如同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道路上行驶的大多是外国品牌汽车，这两天驾车送我们四处游览的谢尔盖，开的就是一辆奥迪Q5轿车；我们听他说起，他在改行做公司老板的私人司机之前曾在伏尔加汽车厂工作十几年，是专职的试车员。

　　我们此行陶里亚蒂是应鲍里索夫一家之邀。尼古拉·鲍里索夫（Николай Борисов）是一位童话作家，俄联邦国家杜马议员，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在功成名就之后躲进乡间别墅，专心写作“家庭童话”（семейная сказка），如今已写成十几部，其中的《中国童话》（Поднебесная сказка）描写俄、中两位古代武士的友谊，情节简洁生动，语言细腻优美。他不仅写作“家庭童话”，而且也与老伴莉季娅（Лидия）一起把他们的家营造成了一个童话王国：两层小楼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大花园，其中种植着数不清的果树、瓜果和花草，凉亭、温室、喷泉、篝火池等点缀其间，甚至还有小型的足球场和游泳池，园子的尽头就是伏尔加河的一条支流。老两口骄傲地说，这院子里的每一项设施、每一棵草木均由他俩亲手操持，没请任何人帮忙。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鲍里索夫（АлексейБорисов）也同样拥有一个“童话般的”家庭，他子承父业，是一位成功商人，但他也是陶里亚蒂城的一位社会活动家，他与友人一同编写了一部题为《斯塔夫罗波尔——陶里亚蒂前史》（Ставрополь-Тольятти. Предыстория）的著作，他是陶里亞蒂地方志博物馆的主要赞助人之一，还是当地武术组织“无敌强国”（Непобедимая Держава）的负责人，他的大儿子伊利亚（Илья）曾获世界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冠军。我们在他家做客，好客的女主人伊琳娜（Ирина）端上一大盘烤鱼，阿列克谢则端出了同样装在一个大盘子里的他大儿子在各种比赛中所获的数十枚奖牌，他8岁的小儿子马克斯（Мах）则在一旁迫不及待地说，他已是空手道蓝带选手，很快就能击败他哥哥了。鲍里索夫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富裕，其乐融融，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他们所居住城市的整体面貌和经济状况构成强烈对比。

　　一个午后，阿列克谢的朋友、陶里亚蒂的房地产商安东（Антон）开着游艇领我们游伏尔加河。游艇以四五十公里的时速驶出港口，像一个白色的箭头在平静的水面上划过，飞向对岸高耸的日古利山。伏尔加河在此撞上日古利山，只好绕一个圆圈，形成所谓“萨马拉河湾”（Самарская Лука），当初挑中此处修建水电站，大约也与这里的特殊地势有关。我们突然发现，游艇后面腾起了绿色的波浪，状若抹茶，却散发出浓烈的腥味，安东见状安慰我们说，河水还是很干净的，只是夏季因为水温太高，藻类繁殖旺盛，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伏尔加河的污染情况一直不容乐观，上世纪50年代陆续修建的多座水电站严重破坏了该流域的生态环境，有人称伏尔加河已变成一连串的大沼泽，而在陶里亚蒂，除了庞大的汽车厂外还有几家大型化工企业，它们对河水的污染可想而知。对面高耸的日古利高地郁郁葱葱，其顶端却裸露着巨大的一片黄土，安东说那里是一处矿山，不过已停止开采。奔驰在宽广的水面上，安东说此处最深处达100多米，我问从前的斯塔夫罗波尔的具体位置，安东显然也不确知，只是用手泛泛地指了指一片水面。人类的存在依赖自然，但我们又始终在不断地侵蚀自然，破坏自然，在生态意识已深入人心的当今，“战胜自然”“人定胜天”的口号固然已不得人心，但即便当代人所谓的生态意识，其出发点和目的说到底仍是人类的自私自利之心，只不过改换了头面而已。

　　我们在日落时分驶回港口，长河落日，满江流火，夕阳下的宽广河面像一幅不停变幻色彩的巨大画布，从金黄到粉红再到深紫，我们的游艇在多彩的河面疾行，尾部掀起长长的波浪，像一枚犁铧翻开鲜花盛开的原野，像在平铺的彩纸上连续书写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彼得堡三日

　　7月30日晚乘SU6232航班自萨马拉抵达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住进位于市中心加列尔街（Галернаяулица，意为“战船街”）11号的乔治·尼瓦教授的家。乔治·尼瓦（Georges Nivat）是法国人，曾长期执教于日内瓦大学斯拉夫系，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斯拉夫学家和俄国文学研究家之一，现为欧洲科学院院士，他主编了五卷本的法语版《俄国文学史》。尼瓦教授数年前在彼得堡购得此处房产，但他与夫人定居巴黎，仅时常来此小住，于是他这套彼得堡住宅便成了他世界各地的同行友人在彼得堡的落脚处。尼瓦曾悄悄告诉我，俄国诗人丘特切夫曾在此居住。

　　次日清晨一出门，便在门口遇见尼瓦的邻居和好友鲁斯兰和阿霞夫妇（РусланиАся），他俩告诉我们，今天是俄联邦海军节（День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Флота）。我们发现，街道上挤满了人，热闹非凡。我们随人群走向英国滨河街，立即看到停泊在涅瓦河中央的一艘潜艇和两艘军舰，潜艇是“克拉斯诺达尔号”（Краснодар），两艘护卫舰分别为“埃森海军上将号”（АдмиралЭссен）和“果敢号”（Бойкий），都是俄海军的现役舰艇。对岸的施密特中尉桥旁，还停泊着数艘灰色的军舰。舰艇上彩旗飘扬，水兵们列队站在船舷旁，威风凛凛。两岸的花岗岩河堤旁挤满喜气洋洋的民众，他们或身着海魂衫，头戴海军帽，或手持国旗和彩色气球，营造出一派浓郁的节日气氛。在一个小时的等待之后，阅兵式正式开始，普京总统乘坐阅兵快艇绕海军战舰往返一圈，不时向舰艇上的官兵发出节日问候，而官兵们则报以此起彼伏的“乌拉！”“乌拉！”欢呼声。岸边的观众更是群情激昂，爆发出一阵又一阵喝彩。当白色的总统快艇驶近我们，我听见身边一位母亲弯腰贴近孩子的耳朵，声音激动地说道：“快看，你们的总统来了！”阅兵之后的圣彼得堡城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涅瓦大街上游人如织，冬宫广场上的露天音乐会持续一整天，据说在彼得堡远郊的喀琅施塔得（Кронштадт）等军港也举行了阅兵和军演，作为水上博物馆的著名的“阿芙乐尔号”（Аврора）巡洋舰完成长达两年的检修，也被拖回其位于涅瓦河上的永久停泊地。这盛大的海军节庆典表明，俄国依然保持着一个海军大国的传统，俄罗斯人善于在任何一个合适的场合毫无保留地表现其尚武精神。

　　在次日早晨俄国国家电视台的早间新闻中，我却意外地看到，普京海军节阅兵的新闻被挤到次席，头条新闻是著名作家伊斯康德尔（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的去世。伊斯康德尔1929年生于黑海畔的苏呼米城，是阿布哈兹人，但用俄语写作，他在苏联时期就是享誉全国的作家。上世纪50年代完成在高尔基文学院的学业后，他在故乡做过编辑，自1962年起定居莫斯科，专事文学写作。他先作诗，后写小说，1966年发表的小说《山羊星座》（Созвездие Козлотура）让他一举成名，而在苏联长期被禁、1979年在美国率先出版的长篇史诗《来自切格姆的桑德罗》（СандроизЧегема）则使他成为一位世界级作家。他的小说名作还有《性欲旺盛的小巨人》（Маленькийгигантбо льшогосекса，1979）、《家兔与蟒蛇》（Кролики

　　и удавы，1982）和《不速之客》（Незваныйгость，1999）等。伊斯康德尔的创作被批评家们归结为“神秘现实主义”，他多用第一人称进行碎片化叙事，其情节和风格充满民间调性，具有幽默嘲讽意味，其作品的许多句子都成了流传甚广的民间“警句”。作为20世纪阿布哈兹民族最杰出的作家，伊斯康德尔尽管未对阿布哈兹的现状公开发表任何意见，却一直被已宣布独立的阿布哈兹共和国视为其文化名片，伊斯康德尔去世后，阿布哈兹共和国宣布全国下半旗志哀。也许同样出于他的这一微妙身份，他的去世也在俄国得到了官方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普京总统发出唁电。在2011年自己的82岁生日上，伊斯康德尔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无疑是一位对阿布哈兹歌唱甚多的俄语作家。”在两天后从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飞机上，我看到一幅伊斯康德尔遗体告别仪式上的照片，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Евтушенко）从美国赶回来送别老友，他拄着一根拐杖站在伊斯康德尔灵柩旁，倾斜着身体，臉上流露出深深的忧伤。数月前叶夫图申科曾在北京做客我们家，我发现与那时相比，照片上的叶夫图申科更显衰老和憔悴——以伊斯康德尔、叶夫图申科为最后代表的苏联时期的俄语文学，无疑已经很接近其历史终点了。我还从报上读到，伊斯康德尔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佩列捷尔基诺去世的，也就是我们一周前到过的那个作家村。

　　我们的住处离著名的彼得大帝青铜骑士雕像不过一两百米，而雕像的正前方就是前往彼得宫（Петергоф）的游船码头。我们登上一艘状若透明大鲶鱼的高速水翼船，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彼得宫，这里几乎是每位圣彼得堡夏季游客的必到之处，故人满为患，在那组以力士参孙为核心的壮观喷泉前，甚至连一个拍照的空隙都很难找到。自在的是下花园中的鸟类和松鼠，游客的好奇和款待早已培养起它们的坦然和自信，甚至连这里的蚊蝇都是幸福的，它们竟敢于在光天化日下发起攻击，给大多数游客留下红色的小肿包作为短暂的纪念。

　　我的朋友弗谢沃洛德·巴格诺（Всеволод Багно）是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俄国科学院通信院士，他所领导的单位还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别称，即“普希金之家”（Пушкинский Дом）。正在度假的他特意从别墅赶回，要给我的妻儿展示一下他的“豪宅”（我则早已数次到过这里）。他先领我们看了设在这家研究所中的文学博物馆（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узей），这是俄国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家文学博物馆，藏有900多位俄国作家的手稿，仅普希金手稿就达1200页，至于俄国名作家们留下的书籍、笔记本、用具、肖像、纪念品等实物，更是多达数十万件。巴格诺向我们抱怨：“好东西太多了，就是没地方展出。”文学博物馆内设“普希金厅”、“莱蒙托夫厅”、“托尔斯泰厅”、“19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厅”和“白银时代厅”等专展，托尔斯泰的手稿、屠格涅夫的头发、莱蒙托夫决斗时使用的手枪、叶赛宁写下绝命诗的鹅毛笔、安德列耶夫亲手做的家具等，历历在目。巴格诺指了指过道里的一间办公室，我们看看门上的纪念牌，知道这是20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Лихачев）工作过的地方；巴格诺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让我们坐在一个绿色大沙发上，他说：“这就是比托夫描写过的大沙发。”比托夫（АндрейБитов）是俄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普希金之家》（Пушкинскийдом，1978）开创了俄国后现代派文学的先河。巴格诺再把我们领到主楼楼顶，来到环形观景平台上。这座楼原为俄国海关所在地，地处大小涅瓦河交汇处的瓦西里岛前岬，左右两侧分别面对圣彼得保罗要塞和冬宫博物馆，从此处远眺圣彼得堡全貌，景色壮美之极。巴格诺本人显然也因为这熟悉的美景而有些陶醉，口若悬河起来，不过这一次他不知为何却没有说他此时此地常说的那句话：“这里是彼得堡的最佳观景点，因为在公认最佳的以撒教堂顶部的观景平台上是看不到以撒教堂的。”走出普希金之家，巴格诺又通过“工作人员通道”把我们送进了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

　　看完巨大的冬宫后已是傍晚，回到住处稍事休息，我和儿子又走上夜色中的涅瓦大街，我想领他去看看圣彼得堡几座最著名的教堂。我们走过以撒大教堂（Исаакиевский собор），我们到达圣彼得堡的第一天就参观了这座教堂。我们接着往喀山教堂（Казанскийсобор）走去，这时，圣彼得堡夏季几乎每天都会有的雨又下起来。我们冒雨走进喀山教堂，里面正在做晚祷，布道之声庄严浑厚，合唱队的歌声如同天籁。我们在教堂内的库图佐夫墓前稍作停留，便向滴血教堂（СпаснаКрови）走去。雨越下越大，透过雨幕望去，彩色的滴血教堂幻化出梦一般的色彩，如同一幅水彩还没干透的水粉画。大雨中，我们父子同撑一把小伞往回走，个头已齐我肩头高的儿子挤在我身边，突然，他在雨声中轻轻地问我：“爸爸，我们明年还能再来俄罗斯吗？”

　　登上自莫斯科飞往北京的SU202航班，两三小时后，舷窗外已是一片漆黑，放低座椅靠背，在视听设备中选定俄国钢琴家马祖耶夫（Денис Мацуев）的一盘CD，喝了几口身着鲜红制服的俄航空姐递上的红茶，闭上眼睛听起音乐。在狂放、现代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Петрушка）选段之后，耳机里响起优雅、古典的柴可夫斯基的《四季》（Временагода），欢快兴奋的《七月·收割者之歌》（Июль.Песнякосаря）和悠远舒缓的《八月·收获》（Август. Жатва）似乎在我眼前又铺展开了盛夏俄国的金色画卷。我把音量调得很大，试图盖过飞机引擎的轰鸣。马祖耶夫是俄国当今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曾在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演奏，他出生在俄国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而我在听他的演奏录音时，我们的飞机大约恰好飞翔在伊尔库茨克上空。在俄国钢琴家演奏的俄国作曲家的音乐声中，我带着满满的“收获”，在渐渐飞离盛夏中多姿多彩的俄国。

　　（作者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首都师大北京斯拉夫中心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