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
为了留住你
我将献上
我所拥有的一切
一个没有珠宝穿孔——
少女贫乏的耳洞
1
二楼与三楼的落地窗上，有一条用黑色的白板笔画的物理抛物线。走过裸露的水泥楼梯，每次我都会踮起脚，减少鞋底叩击地面的声音。只有踏上楼层通道里的地毯，我才会完全放松下来。
我的电子邮箱里，只保留了他发给我的邮件，学习上的、私人生活上的，甚至包括我的写作，我能背出大多数他写的内容。
他的办公室往左面绕半个圆，在校长办公室旁边，门的侧面贴了一块方形的软木板，上面的透明工字钉是他的，彩色的工字钉是别人给他留言时按进去的。最上面写着：扎克·斯图尔特，人文系教授。
我更喜欢他的姓氏。他的生日比我早一周，这个让我想到了神示。去年他过四十八岁生日时，我给他写过贺卡。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写诗或是小说，他说他在等一个缪斯。我告诉他里尔克说不要写爱情诗。第二天他在教室门口叫住我，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稿说，里尔克当然写爱情诗。
我接过他递来的纸稿晃了一眼里尔克的名字，转身快速地下楼，然后朝教学楼的侧面走去。那儿有一大片树林，雨后的阳光照进树林，苔藓上蠕动的虫蚁和空气里植物的气味，让我的心情松弛下来，我放慢了走路的速度。
“如何举起灵魂伸向你”，我不能确定这是里尔克的诗。我翻遍了里尔克的所有选集，也没有找到这句诗。
他的门打开了四分之三，下面用一个塑料塞子卡住门缝，不让它关紧。室内有五个书柜，上面放的全是精装本，统一的冷色调，跟他家里的一样。我能看到的有莎士比亚全集、麦克·尤恩全集。
要看着他的眼睛。我总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少次可以望着他的眼睛。
他喜欢穿蓝格子的衬衣，外面套一件V字领的毛衣，从不打领带。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咖啡色皮革商务公文包，可以手提或者斜挎，他从来都是手提。我知道公文包的牌子是Kattee牌的，我上网查过。
要看着他的眼睛。
他在对我微笑。我将脸转向窗外，光总是被几棵高大的花旗松树挡住，即使有阳光也只能透过枝丫照射过来。
“这些天没有下雨，听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斯阔米什了，是不是？”
他拿了一支黑色的钢笔。他用手撑住两端，让笔横在中间，又迅速地竖了起来。
“出太阳很好，下午可以去镇上买一束波斯菊。”
我的心跳在加速，每一个单词从嘴里吐出时，都像棱角分明的石头。
“也许你已经适应了上海的气候，”他将那支钢笔斜成了三十五度，钢笔折射出白色的光，“从温哥华到上海需要多少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如果风向好的话，有时九个半小时就能到，我也不太清楚。”
我注意到了他無名指上圆环状的金色戒指。
他戴在了左手的无名指上。我先前一直以为他离了婚。如果是在右手的手指就有别的含义。可是我并不介意，如果他不爱她。我希望是这样的。就像我并不介意他的女儿对我充满着莫名的敌意。
他的女儿在镇上读初中，短发，不是金黄色的那种，瘦弱，喜欢绿色。对人不太友善，可能是因为牙齿刚箍上了钢圈套。总之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她喜欢吃我做的沙拉。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他女儿也在。我给他女儿做沙拉，里面放了花叶生菜、紫甘蓝、小西红柿、玉米粒、洋葱圈，她从不放千岛酱。我把沙拉递给她，她看我一眼，坐在了壁炉前面的那块毛石上，不愿跟我们待在一起。
我和他在圆形大吊灯下坐着，他点好了蜡烛。他在腿上铺了擦嘴用的花手巾，用法语对我说，Bon appetite。
他的女儿望了我一眼，透出一种蔑视。她端着盘子去了地下室。我知道她不喜欢我。她爸爸让我别在意。
“我要和我的妻子去巴黎了，去看我们的女儿。”
“她不是在你身边？”
“我说的是另一个。”
2
教学楼过道上铺的灰色地毯，总是让我有某种说不清的感觉，或者它能盖住一些外部的声音，让一个人走在上面时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同学在大声地叫我。他在二楼的教室里，他走了出来，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跟着同学一起抱着厚厚的几本书，走过他的身旁，想象他望我背影的情景，有一股暖流涌进身体里。
如何举起灵魂伸向你。
真的是里尔克的诗吗？是他的表白？抑或只是证明里尔克是写过爱情诗的？那么有必要打印出来证明吗？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不经意间的讨论，或者只是随口一说。里尔克的诗不是我必修的课，我只是那么一说。或者是想在他面前显示我的阅读能力。我不知道，我当时只是那么一说。
娅姆正在往房间的门上拼贴东西，她叫我把屋子里的几个啤酒瓶扔出去。我顺着楼道后面的小路往下走，前面有个废物堆放箱，同学们喜欢把不要的可利用的东西堆放在那里，也有同学会从那儿拣回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床头柜、比如衣服。我也在那儿拣回过东西。
不远处就是停车场，暑假就要到了，停车场里面的车挪动很频繁。车的种类很多，车牌上的归属地也变得更远，有的甚至是从纽约开过来的。学校里有一半的学生都从美国来。每当放假，同学的父母会戴着墨镜，穿着露出肩膀的T恤，打开车的后备厢往里面装行李。女人们肩膀上的金色绒毛闪闪发亮，而吸收了光线的雀斑却变得更加黯淡。另外的一半学生基本上是加拿大人，国际学生只占了全校的百分之五，且那些所谓的国际学生大多从欧洲来。所以私下里我们都说这所大学是全加拿大最“白”的学校，因为不光学生，就连老师也差不多全是白人。
在北美洲，所有的白人与生俱来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但在这所大学大多数人都是白人，那种优越感并不是十分明显。他们并不喜欢人人平等，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类似于精英的团伙。拉帮结伙这种现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根据身高、种族、口音、头发的颜色、冰上曲棍球，形成不同的小团伙，这个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们学校就有因为文学和艺术，形成的一个奇特的圈子，他们与众不同显得超凡脱俗。
他们是学校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比我从前遇见的更特别。他们的出现像是一道光，给学校着了色。无论他们在学校的哪个角落出现，都会形成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形。或者他们的贵族气派，像巨幅画卷摆在客厅的壁炉之上；像那幅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骑的那匹白马发光的黄金鬃毛。
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常常和娅姆从后门绕出去，经过雪地去到围着栅栏的抽烟区。厨师也会从那儿出来，掐灭学生刚刚扔掉的一个烟头，扔进垃圾桶，从工具室里拿着铲子铲雪，将雪堆积起来。第二天黎明，我们会发现雪堆上的人面雕塑，那么生动的痛苦表情，总会让人感受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某种涌动。
学校停车库里的每一辆旧车上，都留下了他们的杰作。那些车子玻璃上的灰尘都是陈年的难以清理，经过他们的手再经过别人的拍摄，传到学校的社交网站上，让全校的人惊异他们生活的空间，竟然有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在不经意间猜测着画画人的名字，他们有悲观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人生的虚无之中，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唯有艺术永恒。这样的讨论使我们的生活，多了许多艺术的色彩和氛围。
他们画美国知更鸟，加拿大黑雁。黑雁的翅膀，鸟羽的茎，中空且透明。仿佛只有高贵的风能够触碰他们的脖颈，他们的手指是那么的纤弱修长，虽然戴着手套但是抓东西仿佛很紧。他们开着奥兹莫比尔442，在学校休课的时间里飞奔在去美国加州的公路上。有时候，他们会把车停放在离教学楼不远的地方，几个人斜靠在车上，点烟时微微低下头，响亮的音乐从打开的车门冲出来。
他们神秘又不神秘，他们不参与时政，永远只谈论过去。他们也没有建立一些让其他人感到晦涩难以理解的“密码”，只为了和成员沟通。没有像美国大学那些所谓的兄弟会，或是姐妹会有一些自己的勋章，以此来辨别成员。他们更希望没有人认识他们。
走进这个精英团体之前，一切是那样的让我感觉到望尘莫及。他们高冷排外不拘泥世俗中的种种行为。因兴趣爱好聚齐一帮人在一起的现象并不少见，而更加特别的是，他们不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才聚集在了一起，而是经过斯图尔特教授精心挑选的，正好他们大多数都是同一届的学生，他们很快就要毕业了。每一年斯图尔特教授，都要在全校范围内选拔和培养这么一帮学生，大约十个人左右，他们不仅要对艺术有敏感的嗅觉，且无论男女都要有脱俗漂亮的外表。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斯图尔特教授的。我和他们不同，我之所以能够融进这样的小团体，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多人对这个团体的排外性进行攻击，我的出现恰好体现了他们的包容性，也堵住了其他人的嘴。另外，由于他们浪漫主义表达的本性，对神秘且遥远的土地有一种渴求性的探索，为了便于他们艺术的创作，我代表了他们还不曾到过，也不曾写过和表达过的东方。
3
我知道他会在楼上看我。
从他办公室的后窗那儿，可以看到我回家经过的小路。这是他告诉我的。
下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现在在办公室，你想在暑假前跟我交流一下吗？我一下乱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該换衣服吗？化妆？我抹了嘴唇，发现颜色太过于显眼，又擦掉了。我围着教学楼转，心脏跳动的声音竟然那么明晰，想着每一步都在走向他，脚下的每一颗石头都在震动。它们都知道我在朝着他去。
我们坐下来聊天，聊我夏天的计划，聊他夏天的计划。我能感觉到他对他培养的那一批精英毕业的离去的不舍。他一直在谈论他和他们的过去，他们是多么的优秀，以及谁谁谁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过什么文章讲了什么内容。他还给我看了上个假期他和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妻子并不美丽。讲到这儿，我觉得我该走了。我无法接受他毫不避讳地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妻子。
“你不一定要走的。我只是不知道我的工作能不能做完。或者，你想一起吃晚饭吗？”
我并没有即刻回答，他看出了我的动摇，继续说道：“我不太喜欢食堂的饭菜，我们可以去家里吃，这样可以吗？”
“那行，我们去你家吃吧。”
“你想现在走吗？”
“我可以等你做完手里的事，没有必要急的。我半小时后再回来。”
离开他的办公室，我快速地跑下楼梯，朝着操场对面铺满鹅卵石的小路走去。我该怎么做？之前我答应娅姆一起吃晚饭。我只好利用这半小时的时间去找娅姆，告诉她我不能跟她一起做饭了。
娅姆听到我改变了计划变得很伤心，但如果我告诉她我和斯图尔特教授吃饭，她会更伤心。教授的精英小团体是她一直想靠近的，常常得来的却是那些人，藏在礼貌之中的冷漠和嘲弄。他们不选娅姆而选了我，原因是娅姆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印度人，在他们眼里她就是一个加拿大人，甚至她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即使如此，她说她在这个国家依然找不到归属感。或许是因为她父母的牵制，并且将她恋爱的自由范围，圈定在印度人之中。在这样的自由之地，她的父母和其他的亚洲父母没有什么两样。周末不允许外出，不允许随便带朋友回家，连自己学什么专业都不能擅自选择。他们设定她必须成为一个医生，对于医学并无兴趣的她，有痛不欲生的感觉。她对于我对于选择我的学业有无限的自由感到荒唐，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常常使她惊讶地问一句：“你爸妈不管的？”
我回去找他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暮色笼罩下的教学楼，是那样的静穆。我的脚步声也沾上了暮色，它沉静孤冷地叩在地面上，与我的心情形成对照。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他笑着起身朝我走来，他像是早已准备好了。
学生来他家吃饭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每周聚集他培养的那群精英。我们以举办图书俱乐部为借口，每周日七点，带上一本名著。有时去早一些还能吃上下午饭。我们买一些廉价的食品和蔬菜，去到他家喝名贵的红酒。有时他还会给我们提供经费，我们就会开车到另一家更远的超市里去拿两只烤鸡。他一点儿也不介意同学们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发出邀请。
冬天围在灶炉边上，我们读《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为了体现俄罗斯贵族的日常生活，常常在对话中写法语。这并不能对教授或是这群精英造成困难，他们读到法语部分时，从不停顿，以纯正的巴黎口音，而非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口音，大段大段地读下去。我很少出声，如果我说我完全听不懂，就会扫了大家的兴致。当读完一个章节，出于礼貌，教授会找人给我翻译成英文。这样的方式虽然是出于关心，但常常让我十分尴尬，仿佛所有的缓慢都是为了我一个人。甚至让我觉得，他们没有读俄文是出于对我的照顾，否则他们就能完整地体验到原文的优美。
他对我额外的关心，并没有让我误会他对我有什么暗示，或是对我有任何非分之想，而是为他良好的教养而深受感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那么一定是高贵，是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妄想靠近的高贵和优雅。他投足举手之间透出一种欧洲皇室贵族的气质，让人想起玉帛或华丽丝织品上的光泽。即使落寞了黯淡了，也依然保持着高贵和尊严。
我们每读一本书，就会在书中尝试寻找出一种关于自己的定位。教授是我们的核心，是图书俱乐部的发起人，我们仰仗他，所以他总是无可避免地幻变成书中的主角。主角的美德与吸引人的魅力，在无形中增添到了他的身上，渐渐地这虚拟的形象，不可磨灭地塑造在我的心里，连现实生活中他偶尔所表现的不一致，都被我内心的想象抵制和否认了。
冬天的黄昏，雪覆盖了停车场，初秋就一直停在那里的雅马哈摩托，头盔里歪歪斜斜地装满了雪。红色的消防栓光秃秃地露了半截，门前用砖块隔出的花圃范围早已被雪淡去。只剩下一棵光秃秃的树，单看树干很难分辨出那究竟是一棵香柏，还是花旗松，树干像拆掉了一半的拱门。他们带着俄国人的仿兔毛帽子，边缘及其里料用的棉纺与平绒，像鸵鸟的背部后面的鸟毛高高向上拱起，身影从一排排的树后渐渐显现。那个样子像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里刚走出来，刚下火车的梅什金公爵——过膝大衣里，还透着隔壁旅人潮湿的汗气，汇合着火车喷出的蒸汽，走到车站的角落，将红木质地旅行箱放在脚边，为了摸出左边衣服口袋的烟斗，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手上的酒。
他们常常拿着半瓶威士忌酒进门，在晚饭前喝上两杯，说那才是真正的烈酒。喝得半醉半醒之后，在午夜开车回家。路上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他们在转盘处急转弯，即使碰撞，抛锚，或即刻死去都是值得的。
“猫呢？”进屋后我故作镇静地说。
“在那里等着你呢。”他指向沙发的一角，那只黑白相间的猫，在沙发的靠背上静静地坐着。
我们都笑起来。他递给我一条围裙，给了我四个苹果，六个红萝卜，让我切开。
他给我开了一瓶红酒。他问我：“你母亲漂亮吗？”
我笑着点头。
“比你还漂亮吗？”
“当然。”
他举起酒杯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杯子，只是象征性地碰了一下，然后说：“这一定会很难。”
我微微偏了一下头，为了掩饰心里的慌乱，我没有朝他举起杯子，而是歪过头自己啜了一口酒。口红印留在了杯子上，我想用手去抹掉它，却又畏怯地将杯子放到桌上。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他一定是知道的。为了掩饰心里的慌乱，我故作镇静地取出两张餐巾纸，一张放在手里，一张递到他面前的桌上。
接着他问我是否去过欧洲，问我在巴黎有谈过恋爱吗，在意大利遇见什么人了吗？我没有回答他。我想问他，难道你不明白吗。我看着留在杯子上的口红印，心里酸酸的始终没有开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开口，我就会哭出来。
他点上蜡烛，我请他为我弹钢琴。他最喜欢的是肖邦，为此我将所有肖邦的曲目背了下来。不仅如此，我还訓练自己的耳朵，分辨圆舞曲、序曲，还有夜曲，当我听上一小段，基本控制在前十秒之内，我就能够准确地说出是肖邦的哪一首曲目。我对自己的耳朵很满意。
“你想听什么？”他说。
我尽量显示出不经意的样子，略加思考后说：“肖邦降B小调夜曲一号，第九卷一。”
他在钢琴前坐下来，在回过头来看我时，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然后他的手开始在琴键上寻找、起落，哗啦啦如疾风划过水面波光的漾动。我发现我的手心出了汗，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上来了。我试着让自己松弛下来，在他的手慢下来轻柔地落在琴键上时，音符开始融化转而又升温，冰溶于水，清幽且明亮。
我看着他挺直的脊背。流动的音符成为时间的缝隙，而此刻的他是嵌进夜曲里闪动的灵光。我的心融进冰里，化成水在月光下浮动。我知道那一刻，是他怂恿了乐曲朝着幽冥的夜色中潜行。
我看着他，突然间我想到了他的死亡。如果有一天我连他的墓地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有多么悲伤孤绝。我的手又出汗了，握着的纸巾变得潮湿。我发现他的头发在慢慢变白，虽然他已将两鬓剃短，遮住了将要满头白发的迹象。但他的嘴唇却失去血色，在喝了几口红酒后，才又显示出几分活力。
我不停地想象着他死去的情形。想着他的手变得惨白，再也握不住一支笔了，合不上一个信封，写不下我的名字了。想着面对他的死，我手足无措，想着他墓碑上的字迹，无法更改的年月……
我甚至想到了我该用母语还是用英语，伫立他的墓前哭泣。
请你再慢一点
如果你已慢了下来
我的心，我的意志
是什么使你恐惧
你说的哪一句话，哪一个字
或者哪一个动作
让我感觉到
你升腾中的销蚀
在此之前
为了留住你
我将献上
我所拥有的一切
一个没有珠宝穿孔——
少女贫乏的耳洞
4
放完暑假回来，夏天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却已经有了秋天的景象。学校周围的荒草因为没有人修剪长得很茂盛。到了晚上十点，天仍然微微亮着，打开屋内的灯，外面的蚊虫看见亮光，不停地撞在窗玻璃上。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开课前见到教授，可是却找不到任何理由和借口，我只能希望在外散步时能够偶遇到他。但这样的可能常常是微乎其微，但我还是每天在黄昏来临的时候，独自走在通往树林的小路上，听各种各样的鸟叫，看它们飞过蓝天和树梢，在昏暗的天光下往回走。
鸟的叫声越来越黯然，像是要镂空夜色来临前的寂静，镂空他们离开后的学校。他们毕业了，学校对于我来说像是突然空了似的，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是有缺口，虚空了一个人生命似的缺口，是不是也在消融着时间，这个是我惧怕的。所以我盼望着能早一点回到教授的小团体中。我幻想着新的团员，能够像从前的他们那样，能够真正地理解我对艺术的表达，能够像他们那样让我感觉到生命理想的恰切和交错。我可以跟他们谈论我们都能理解的人生、文学和艺术，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只有他们会懂我在说什么。而不像在寝室里面对娅姆和艾玛，她们对我说的文学艺术没有兴趣，即便在我与她们偶尔的交谈中，虽然也显示认真听和表示出赞扬，我知道那只是出于礼貌，她们很快会找到合适的时机打岔或转移话题。
大四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年之后，我跟他们一样，将永久地离开这里。这个令人伤感的时间和感觉，似乎是突然显现出来的，让人产生无能为力的挫败而深感沮丧。这个新的学期我和娅姆、艾玛还有波特，搬进了比去年更好的独栋别墅。每个人新配了两把钥匙，我把它们挂在脖子上，生怕出门时忘记，而将自己锁在屋外。一把是寝室的大门钥匙，另一把是我卧室柜子的钥匙。钥匙的挂串是PU人造革，我把它拉起来的时候，它从我后面的帽衫滑进了脖子里，冰冰凉凉的一条线，紧贴着皮肤。
两把钥匙长得一样，我没有给它们做任何标记来区别。我试了第一把。大多数时候，第一把总是错的，钥匙进了锁孔无法转动，我很少有第一次就能打开门的。这一次也一样。我试着敲了敲门，没有人在家，我换了第二把钥匙。门边有一个鞋盒，像猫砂盆，不过是浅口的。所以我们鞋底的泥沙，免不了还是会落在地板上。
这一周不是我负责清洁房间。
我平时喜欢一个人在家将音乐开到最大声，并且会跟着唱，我听不出来自己唱得是好是坏，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不能在她们面前听英文歌，她们会在背后议论说我被西化。她们不知道亚洲人也懂流行。特别是娅姆，她挑剔地对待亚洲人，可能是为了报复她父母对她的那分严厉。
我把书包放在书桌上。这是我固定的书桌。客厅里有两个书桌，另外三个人共享一个。因为娅姆说我是国际学生，东西很多，几个收纳箱里放不下，可以腾到桌子上。娅姆决定着我们这个家大大小小的事务，洗洁精的牌子，拖布的颜色，而我们就只负责去买。
我们两个人一个卧室。和我一个房间的室友也是国际生，是一个泰国人，叫波特。娅姆和艾玛并不喜欢她。波特是个自然主义者，不喜欢冲马桶，也不喜欢洗衣服，换下来的衣服挂一段时间又拿出来穿。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才发现彼此并不真正了解对方。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特也一直都对我没有什么好感。
波特也是图书俱乐部中的一员，她原先高我们一届，由于她中途休学了半年，不得不降级到和我一届，这样虽然我们成为同一届，但她又会早半学期比我们毕业。
波特出现在图书俱乐部的原因，想来和我也差不多——为了体现那群人的包容性，甚至为了迎合那些非营利组织机构，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救援。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本应该互相排斥，为此我们心照不宣，互不排斥和伤害。后来因为我对艺术的见解，以及他们对我的接纳，还有他们对我艺术观的赞同和欣赏，在图书俱乐部偶尔作为“中心”的原因，她也只好用亲近我的态度来跟我交往。不然，我们俩怎么也不可能成为朋友。虽然我向往着与她和解，即使我们之间并无矛盾。
我们成为室友的原因来自于，她当时同届学生毕业之后，她的孤立无援。她的交友并不广泛，比她小一届的学生中，她认识的除了我没有别人。所以当学校让每个人上报寝室室友时，她来问了我。向往和她和谐交往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心，我立刻就答应跟她做室友。毕竟我俩将是图书俱乐部老成员中最后剩下的在校生。今年还会招新人，我和她在俱乐部的时间待得长了，以前那些需要被他人照拂的关系，也许就摆脱了。我不仅答应了她，并在心里奇怪地萌生出一种期盼——我们会和睦相处。
我从中国回来的那几天，她给我画过两幅画，一张贴在厕所，另一张贴在卧室门上，下面用中文写着“欢迎回家”。即使这样，我们友善的关系也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的刷牙时间，洗衣服的次数，晚上上床的时间都不一样，更加实际地恶化了我们本来就不友好的关系。以前的恶意、不相容我以为都是靠假想出来的，而如今想象也变成了现实，甚至更糟。她将所有脏衣服塞在床底，她的床离暖气很近，衣服烘烤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让人睡不着。我起身拿自己装衣服的篮子，将她的衣服全部拉出来，放在卧室门口。她回来之后，我假装在卧室看书，心思却全不在书上。她把衣服抱了进来，放回了原来的位置。把篮子放在了我的床边，始终没有抬头看我，出去时将灯关上了。
我和她之间近距离相處的彼此不适，给我们整个寝室造成了一种冷战的气氛。娅姆和艾玛走过我们房间，会用非常警觉的眼神朝我们看一眼，像是看一个爆炸物，生怕不慎祸及自身那样。我始终觉得委屈，当着娅姆的面哭过，这个时候只有她会迎合我，她喜欢倾听别人的争执，从中寻找到一种，她自身不敢去尝试的战斗式的快感。 我还没有讲到她将脏衣服又放回卧室的事，娅姆转动着眼珠子朝我使眼色，示意我波特已经回来，我坐在客厅背对着她，听到了她在掏钥匙换鞋。
我没有回过头去。我心里有怨气，更不想她看见我哭过，为了避开她我朝厨房走去，装作清理水池，我本想回房间，如果那样我跟她之间的一切就过于明显了。
“我刚刚已经去二手商店，买了空气清新剂，如果你觉得卧室臭，你就往我衣服上喷。”
她悄然无声地走过来站在我的身后，讲完这句话之后，看见我在哭，就进了房间，去拿环保纸巾给我擦眼泪。这种纸是灰茶色的，造纸粗糙，只有食堂才有，是她去食堂偷来的。她递给我纸巾，将进门时还没来得及放下的不锈钢水杯，放在厨房的水池边上，我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
看来娅姆之前就把我出卖了，我这样想着心里有些羞愧。她坐了下来，摸着我的背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此时她像一个圣徒，而我们只是一群，为了使她的圣洁凸显出来的凡夫俗子。我并没有意识到她对我的同情，是出于她觉得我可怜，是个处处不如她的弱者。我反而觉得内疚，为我所做过抱怨过的一切。
我把身子向后挪，为了看得到她的眼睛：“真的吗？”我的意思是你会离开我们，搬到别处去住吗？如果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的矛盾，被留下的那个人总是被动的，大家会对我做人的方式产生怀疑。
纸巾被我紧紧地攥在手里，我感觉到擦过眼泪之后，纸屑粘在了眼角下面。
5
开学一个月之后，我也没见过教授，他既没有在我们集会时出现，也没有发任何一封邮件，暗示他要为他的小团体选出一些新的成员。这让我每天都感觉到空洞，他们的离开使得学校失去了那种特有的生趣，再没有了往日在某一处惊喜地发现，一个奇特的图案上印着的飞鸟，人类变了形的身躯，一个附着了时间和记忆表情，我甚至连他们中的一个名字都不知道。
我望着窗外，树叶开始飘落，秋天的小雨打在玻璃上。艾玛推开我的门，只探一个头进来，她小心谨慎地叫了我一声。我放下手中的书回过头看着她，她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到客厅去。我正在为完成论文而焦头烂额，我不知道艾玛怎么会找我。她是一个从不说长道短的人，加拿大人的和平主义在她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随时随地都会说对不起，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有人来了，就会为别人拉着门。当然这在我们之中成了她的弱点，我们常常对她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怪罪于她，比如洗洁剂用完了，我们说她为什么不早点提醒大家。她会说对不起，下次一定留意。虽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她的错，却忍不住要这样说。
她的礼貌并没有为她带来相应的尊重，人们反而将此看作她的软弱。艾玛礼貌又害羞，抬起头来才看见她湖泊般蔚蓝的眼睛，在金发的映衬下变得更为深邃。她的五官与白皙的皮肤无时无刻不透出一种柔和来。唯一不相称的是，她金黄色的眉毛中间夹杂着一些棕色。金发在北美洲无时无处不受到一些优待，因为那闪闪发亮的颜色，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特征，多少带着些许远逝的贵族血统。但因为艾玛软弱的性格，让很多人无视了她金发所该有的特权。
我合上书，将电脑上没有完成的论文，重新保存了一遍走出去。艾玛在客厅背靠着墙等我，她的一只脚不安地来回画着。在这个房间里紧张的，不仅仅只有艾玛还有波特。洗手间的门半开着，可以清楚地看到波特在洗手间对着镜子化妆。艾玛靠近我还没说话，就先紧张地吸气，我的注意力在波特身上，波特的举动一反常态。
艾玛看着我有些急促，这是她的常态。她的善良本应凸显出我们邪恶，爱说人坏话的恶习，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毫无意义却不思悔改。但她爱给别人制造紧张消极的气氛，与她那良好的品性正好相抵了。她像是一个不停制造压力和释放压力的黑洞那样，让我们沉浸于她制造出来的无穷无尽的压力之中，弄得我们也都要患焦虑症了。
她会为了证件照照片尺寸不符合旅游申请表格，而打断我和娅姆的学习，让我们想办法。却不会想到，她只要用剪刀将照片四周裁剪一下，就能符合标准。她时常徘徊，伴着阴雨，为了三四个月以后的事显得忧心忡忡。刚刚开学就会想到期末考试自己没有精力应付，每天对着我们忧心不安。简直让人受不了，尤其是娅姆受不了在家时要承受父母的压力，到了学校还要忍受艾玛。
波特出来了，空气中有一股香味。她从我的身边绕过，她在身体或者衣服上喷了香薰精油，那是一种薰衣草的提取液，和她房间里的熏衣草枕头一个味道。艾玛期盼地望着我，她在等我把目光从波特那里收回来。我心神未定地看着艾玛，她难为情地笑了笑说：“我该怎么办？你说。”
她露出一脸羞怯，就像平时我们当着她说别人的坏话一样紧张。我一直在等她诉说，她是为了何事而如此慌张。但她迟迟不肯开口。我移动了一下身子，做出准备离开的样子，她用手轻轻拍了我一下说：“教授约我们去他家吃晚饭。”
我像是遭遇了击打一般，头皮发麻。我怕艾玛看出我的不适，努力镇静下来。教授邀请聚会，我怎么一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叫我？
“我该穿什么衣服？”
艾玛问我。
我心意迷乱，人像是坠入云雾中，身体正在往下沉。艾玛像是觉察到我的慌乱，问我怎么了？
我说：“教授只邀请你一个人吗？”
艾玛笑起来说：“怎么可能！上过他课的人他都邀请了，他说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朋友去，你一起去吗？”艾玛平时对于人际关系不关心，她根本不知道从前的图书俱乐部，不知道已经毕业了的精英团体，更不知道我曾是教授家的常客。
我帮着艾玛挑选好衣服，波特在我和艾玛对着镜子抹口红的时候开门出去了。
“难怪她打扮得像要去约会一样。”
说这样的话时，我有点气急败坏。波特意识到这是第一天的聚会，会有一些新的學生将来被挑选进图书俱乐部。今日的打扮和姿态，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将来新的社员对她的第一印象，以及将来在俱乐部中的地位。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被一股燃烧起来的火焰灼烧，它朝着心脏以外蔓延，我的整个身体陷了进去，我努力控制着自己。艾玛羞怯地低下头，从卷筒纸上扯下一节，去捡掉到地上的头发。
去往教授家的路上，我没有跟艾玛说话。波特身体上的味道，以及她的举动一直在我心里回旋。踏上通往他家的草坪时，我的心开始激烈地跳起来，我想到了离开，想到我毕竟是不请自来，脸一阵阵发烫。可是想见到教授的念头，使我并没有停下脚步转身回去。我深吸几口气，我发现艾玛也在吸气，她甚至还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旁若无我地拿出手机，停下来查看自己的样子。
我们按响了教授家的门铃。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开的门，跳过她的肩膀，我看到教授拿着红酒绕过餐桌。波特正在做沙拉，她倒千岛酱的时候，抬起头冲进门来的我们礼貌地笑了一下。
同学们将做好的东西摆上桌子，圆顶吊灯从铺满木料的屋顶垂直下来，我们按照顺序坐了下来，将盘子旁边的刀叉从手帕中拿了出来，把手帕搭在腿上。我环视一周坐着的人，除了波特和艾玛我都不认识。这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是美国人，全世界只有他们会左手拿叉子，然后将刀放下，又将叉子换到右手边。
教授举起酒杯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碰在了一起。他的眼睛永远是那么和善深邃，隐藏着探之不尽的东西，让人怦然心动。我突然就忘却了，他没有邀请我的羞恼。
饭后，教授为我们弹琴，他弹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成名曲《水边的阿狄丽娜》。我坐在离钢琴稍远一点的地方，波特站在教授的后面，她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我甚至怀疑她是否听到了琴的声音。
我在想到底是众神赐给了雕塑生命，还是孤独的塞浦路斯国王？抑或是塞纳河流淌的速度和晚风，成就了理查德·克莱德曼。艾玛移动身体，我们的距离更近了一些，以至于我在琴声缓慢的隙缝里，能感觉到她在紧张地吸气。
这不是大家熟悉的曲子，教授弹完几个小节后停下来，给我们讲在古希腊神话中，阿佛洛狄忒出生的时候，是站在贝壳上从海边慢慢被海风吹过来的。
有人推开了窗户，外面的草坪刚刚修理过，风将草茎裸露的香味吹进了屋子里。大家离开桌子坐到地板上继续喝酒，我坐在靠壁炉的台子上，静静端着酒杯。
那个夜晚，《水边的阿狄丽娜》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萦绕。我甚至认为那是教授专门为我弹奏的。
6
斯阔米什迎来了雨季，七天中有五天都在下雨。从窗外向外望去时大雾挡住了视线。我和娅姆在艾玛的精神萎靡催化下，像感染了病毒一般，心情抑郁。
她们俩总是在一些小事情上针锋相对，虽然艾玛用了极度温和的方式，也让娅姆感觉难以控制情绪。娅姆的父亲对娅姆的期望很高，希望她学有所成，每一次都能拿到好成绩，为了将来的研究生做充足的准备。艾玛弄得她心神难宁，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显得萎靡不振。
受天气的影响我也很忧郁，我知道我心里装着教授，情绪在这样的雨天里淤滞，像天空中化解不开的雾霾。自从上次聚会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听说教授对上次前来聚会的新同学并不感到满意，十分怀念那已经毕业了，也就等于永远消逝的小团体。他们再也不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教授家门口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毕业之后去了哪里。为此他还在前不久请了两天病假。这不是唯一让教授黯然神伤的原因，谁都知道如果新选的这些成员候选人并没有之前的优秀，就无法真正支撑得了这个小团体的灵魂，那他苦心孤诣延续下来的传统就自我瓦解了。因为文学哲学甚至历史学科在大学里逐渐边缘化，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存在，甚至有一些教授嘲笑这些专研文科的教授是“无用的自恋”。
娅姆坐了下来，拿起手机预约心理医生。我们一年中所交的七百块医疗保險，有两次看心理医生的免费机会。为了不让我们交的医疗保险白白浪费，我还忍痛去拔了四颗根本不需要拔的智齿。
心理医生的预约最早只能排在下周五。
“等到那时，我都早郁结而死了。”娅姆放下手机，把腿跷到右边。
艾玛走过来告诉我们，图书馆里放了一种探照灯，像一个小的暖风机那么大。探照灯照射出来的是白炽灯光的颜色，据说是学校为了缓解学生压力治疗忧郁症所购入的仪器。图书馆里一层楼就只有三个。我们听到这，仿佛抓住了未来的救命稻草。
我们搜罗了整层楼，将三个探照灯插上插头，放在桌上对准我们的脸，在那里看书学习。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成了三个忧郁病患者，没有人靠近我们的桌子，这让我和娅姆感觉很不愉快，因为他们都把我们当成病患。娅姆总是在家里将所有的不快发泄出来，艾玛总是退让，她将回屋的时间一推再推，目的是让娅姆看不到自己。
但只有我知道娅姆的不安并不完全出于艾玛。
从她不再像过去一样对教授的精英团体饶有兴趣，对我问东问西，我就察觉到了她的改变。
她恋爱了，而且还是一个她不该爱上的人。那个人不是印度人，还是一个从埃及来的穆斯林。他有没有真正爱过娅姆，我并不知道，我只见他对娅姆和其他女孩微笑的方式一样。也许是因为他想在公共场合隐藏他和娅姆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对娅姆一切亲密的举动我都是从娅姆处得知的。他什么时候说想她了，什么时候关心她每天的日常生活，甚至什么时候说来我们房间里和她看一场电影的日期，娅姆都一一告诉我了。尽管我从来没有在我们屋里见过他的影子，我也不信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娅姆自己编造出来的。
以前他没有公开和娅姆之间的关系时，娅姆也从未显得如此在意而变得闷闷不乐。因为她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免得让她的父母知晓。然而他今年退学离去，给了娅姆重重的一击。
他并不是从此消失了，相反他常出现在新闻和电视上。他善于制造时事，利用自己是穆斯林的身份，先是在巴黎的袭击过后，去到巴黎地铁站，找到自己的几个不同种族的好友，手拉着手，分别在脖子上挂着自己的来历，他的脖子上挂着的白板写着，我是穆斯林，来自埃及，你愿意给我一个拥抱吗？他左手还拉着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人在穆斯林恐怖袭击自己的城市过后，竟然选择继续信任他们，还牵着他们的手！这件事被人拍成视频发到社交网上，笼络了早已经疲惫甚至伤痕累累的法国人的心。无数人为此感动地上前拥抱他，并为此落下了两行热泪。
他之后被采访，当他说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时，许多加拿大人都为他感到自豪。而在巴黎的举动只是一个开始。不久他飞回加拿大，去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议政厅外面等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接见。
在巴黎和渥太华的风头并没有让他浅尝了名誉的甜头后而就此罢休，他有更大的野心。他接着又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回到了家乡埃及。向政府提交诉求特别许可他攀登埃及的金字塔。如果埃及政府同意，他将会是首位官方许可攀爬金字塔的人。
他的行为震惊了学校的同学，当初流传的关于他各种各样的绯闻又再一次出现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和娅姆之间的事。这其实令娅姆感到沮丧。她也就再不信守当初要保密他们之间关系的承诺，她告诉每一个她认识的人，给他们看他们以前互相发送的短信，在一起的合照，但没有人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每个人都在竭力回忆每一个曾与他交往的细节。他负面的绯闻渐渐不再有人谈论，只剩下那些关于他的零星小事中所体现出的伟大，那些早就被学校同学发现的品质，以此来证实他如今的成就他们早就预料到了。连最初有人说他是被学校资助的贫困生的谣言也不攻而破，如果他家毫无背景，他怎么可能与政府扯上关系。起初，他的事迹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学校教授和学生之间谈论的光荣的事，但后来他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好像与我们这个学校，这个镇脱离了关系，我们容纳不下他，他就再也与我们无关了，与娅姆也无关了。我们就渐渐淡忘了他，但娅姆却永远也忘不了，甚至奢望有一天他会因为她放弃一切，回来找她，向其他人证实她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7
这是一个清朗明净的早晨，学校周末放假，娅姆和艾玛都回家去了，屋子里很安静。长期的阴雨之后，太阳终于出来了。
我是在一缕阳光中醒来的，那缕阳光射在玻璃上，刺得我睁不开眼睛。
通向阳台的门敞开着，波特迎着从树梢倾泻下来的光芒，她静静地站在那缕光中，赤裸着身体。我像是被天外飞来的物体击中头部那样，有些眩晕。她裸体透明，肌雪如冰。我甚至相信是她肌肤上放出来的光芒让我睁不开眼睛的。
我不敢发出一点声响，闭上眼睛佯装睡觉。我担心任何的打扰，都会使她以及那个光芒四射的早晨化为乌有。她像古典主义时期画中成熟的女神，头轻轻侧起，她的目光不在自己暴露的乳房上，而是将注意力放在站在自己身旁同样裸露的爱神丘比特手中拿着的箭上，透露出了一种怜悯。
这一幕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甚至于娅姆。任何事情到了娅姆那儿，都会变成另外的样子和目的，她才是真正的我所了解的亚洲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所看见的波特透出的光是一种女性之光。因为我之后有一次在我们卧室自带的厕所垃圾筒里，发现了一个撕开了的避孕套包装袋。
她是在什么时候带男人进来的呢？她为什么没有事先问问我的意见，擅自将男人带进了我们的房间？衣柜她关好了吗？我的内衣是不是敞在了外面？敞开的那一件是什么颜色的？他知不知道她的室友是谁？
我感到被轻视被侮辱。那个早晨她留在我脑子里所有关于美的记忆消失一空，我又羞又恼，就连上一次在她的面前哭，都变得不值得，剩下的只有怨愤。
我不愿再多和她说一句话，我的冷漠她第一天就发现了。但她并不介意，我行我素地将脏衣服放到床下，翻找出另一件并未洗过的衣服。我以为她又要将脏衣服穿上。可是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将手里的脏衣服拿到洗手间去洗。
波特变了。至少她洗衣服的次数比先前多了。
我又開始责怪起自己，因为波特似乎是在为了我而改变，愿意洗那些从来不愿洗的衣服，为整个卧室的环境做出贡献，似乎她是在为她上次私自带男人回来对我造成的冒犯在尽力补偿，她为我做出的努力让我感动。作为交换，我想告诉波特她有美丽的肌肤，甚至告诉她，在她那样美丽的肢体面前，我感到自己羞怯又抬不起头来。我想试着跟她谈起我爱的他，这是女人之间最能够拉近彼此距离的话题。可她总是沉默，不经意地看着灯投在墙上的光影，风掠过窗户时，能听到树叶摇动的沙沙声。
我在她的沉默里，回想着一切，想着他看着我从房子背面的小路上走过来，轻轻将头抬起。想着从他的手指上流出来的一个个音符，想着《水边的阿狄丽娜》，想着我水中孤独的国王。他的手怎么可以起落得那样华丽？我想这首曲子一定是为我而弹的，我想他也一定有着跟我同样的心情。波特当时也在场，她肯定也知道，只有她可以向我证明他是否爱我，可是她也许不会明白什么。这样的想法很快又被打消，让我倍感煎熬。
波特坐在我身边，她的心思不在屋子里，更不会在我的身上。她有心事，她一定会对我说的话毫无兴趣。我们坐在一起，就像两列开向不同地点平行的火车。现时的陪伴是出于无奈。
波特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几乎看不到她。她再也不会在意这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我甚至怀念起我们俩的争吵或是钩心斗角，我意识到她并不是为我而做出了任何改变，她现在对我的态度只是视而不见。其实我多希望她能够将之前对我的不满爆发出来，可是她没有给我那样的机会。波特跟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她的存在如同一个影子那样在我的心里，无法把握。
波特抱着书从走廊那面走过来，她把头发盘了起来，显出了她的清瘦。她瘦了。我正在往瓶子里面插我在外面花圃里摘的花，她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她身上散出来的植物味，有一股枯竭之气。
“你究竟怎么了？”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了她。
“没事。”
她不会在我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病痛可以掩饰，她定会那样做。可是她病了，她掩饰不住，她面色如土，并且开始呕吐。
晚上波特回来时，我还没有睡，她会先打开厕所黄色的那盏灯，再关上门。蛋黄色的灯光从门缝那儿透出来，在地板上形成一个立体压瘪了的长方体。我听见她呕吐的声音，接着是盖下马桶的盖子，按下马桶边上的冲水阀的。
她出来的时候，总是先打开门再关上灯。灯照着我，我总睡不好。我突然想到了怀孕，我想娅姆和艾玛也一定听到了，她们会怎么想？
白天我们已经看不到波特的影子，她再也没有提起图书俱乐部的事，像是就此永远忘却了。夜晚入睡后隐约能听见窗户外，她打开外面大门的声音。她会先进卧室，换上睡衣再去厕所洗澡。有时候太晚，她洗澡掉在卫生间的头发，就不会及时清理，总要等到她第二天起床后。
偶尔我在厕所刷牙赶去上早课，她会直接推门进来，把厕纸叠成两层，蹲在地上从左边擦到右边，她会说抬起脚，然后把头发卷成一个圈，扔进垃圾筒。她以前总是丢进马桶用水冲走，后来马桶堵过一次。她就再也没那样做了。
她拿出钥匙，发现大门没有锁，拧了门把手进来。我听见她把脱下的鞋放在了地板上，而不是浅口的猫砂盒里，估计是因为鞋已经放满了。
我从床上起来，踮起脚尖，把卧室的门轻轻地扣上。不一会儿，她打开了卧室的门。
她发现我没有睡就问我能不能把灯打开。
“可以。”我坐了起来。用被子遮住身体，我已经脱光了衣服。
我看着她。她拉开了衣柜的门，把衣架上的衣服卸了下来，扔在了床上。又背对着我，蹲在床头柜前把里面的信件拿了出来。接着又拉开了第二层抽屉。
她并没有在意我。
“我们聊聊。”
我把身体向前倾了倾。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发现我是认真的。她站了起来，坐到她自己床上。
“聊什么？”
我拉了拉被子，将两只胳膊放在了外面，坐直了身子。
母亲说通过一个女人的身体信息，可以判定她生的孩子是男是女。我看着她的脸，想象着将来站在她身边的孩子的模样，我想她一定会生一个女孩。
可是她家的女孩已经够多了。
她母亲和三个不同的男人生了三个女儿。
说起来她的母亲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十九岁的时候从云南去了曼谷。谈了一场恋爱，结果男方家里觉得她是从云南来走私白粉的，便切断了他们之间的往来。她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后来，她母亲带着第一个女儿嫁了人，生了第二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室友，在她四岁的时候，她父亲死了。直到二零零四年，她母亲嫁了一个台湾的商人，又生了第三个女儿。
她母亲爱喝日本清酒，很少有清醒的时候。到现在这个年龄，已经表现出了对两性关系的淡漠。
她母亲让她和我多练习中文，说我是她的同胞。她从前问我中国国旗上是几颗星星。我觉得她不够真诚，转过脸去说了别的。
她说：“你不想说国旗的事情？”
“我想问问你关于斯图尔特教授的妻子，你上次提到，他们去泰国时你接待过。”
我看了她一眼，将脸转向暖气片的那一面墙。
“那个犹太女人？为什么？”
她皱起了眉头。
“好奇，就仅仅是好奇而已。”
“一个优雅的犹太女人。”
她拿起桌上的杯子，从抽屉柜里拿出一袋速溶咖啡。从卧室里走了出去。她的声音并没有停止。
“扎克的妻子是不可替代的。她目光犀利，头脑冷静，世上好像没有能让她开心起来的事情，她头发很短。”
她又走了进来，将咖啡杯放在床头柜上，大概比画一下扎克妻子头发的长度。我把眼光落在她的肚子上。
我们一起陷入沉默之中。
“他们会离婚吗？”
说出这句话我就后悔了。
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觉背脊起了一股寒气。我抱緊双膝将头歪斜在上面，等她回答。
“哈，好像他的学生对他总是有好感。你不是第一个和我说这个的人。总之他对每一个人都那样，让人容易误会，尤其是你这样的。”
“我是什么样的？”
我对她即将要对我发表的判断和看法有一种抵触。
“你还是处女吗？”
“为什么要这样问？”
我感到不适。处女一词从她嘴里说出来，便带上了一股泥腥味。让我感到人们说起雏鸟时，就知道它飞行的速度或者高度，远不及一只成年鸟那样。
“我上大学前也是处女。”
她的嘴角挂着一丝轻松的自嘲似的笑。
我想说，我知道，因为你怀了孕。但我没说话。她嘴角向上，稍稍笑了一下。
“我以前和你一样，喜欢上了一个教授。”
她在两个句子间有三秒的停顿。
“哪一个？”
“你没有必要知道哪一个。”
“我都告诉你了。你如果相信我……”
“教物理的那个教授你认识吗？”
“做物理实验的那一个？很高的？鬈发？夏洛克？”
教授的名字并不是夏洛克，只是他长得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英国电视剧《神探夏洛克》里饰演的角色。大家都这么叫他。
“对。他就像是我的亲人。”
她躺了下去，不再看我。
“所以你知道我的感受？”
“他不一样。他在这个学校很孤独。没有朋友，他身边只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他看重这份教职，以至于……”
“以至于什么？”
“我不能说。这牵扯到学校内部。他会被开除。”
物理教授在她口中，是一个完全可以想象触手可及的男人，而非只是一个教授。我能够从她的描述里感知到，那些雄性轮廓清晰的线条在黑暗里上下颤动。
我甚至能感觉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那个物理教授的，而不是什么同学的。这也许就是她不再出现在图书俱乐部的原因。
我上过物理教授的课，大一的时候，基础物理学是必修。他每天早上会拿着几个黑色文件夹，还有一个手工的咖啡杯进来。他有时会忘记事先通知去物理实验室上课而非教室。上课十分钟后，他才匆匆忙忙地出现在门边喊道：“我忘了说，去实验室。”
我无法想象谁会爱上这样一个邋遢且生活没有规律的人。
她歪过头对着我，但她却看着别处说：“所以，你想让扎克离开他的妻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像他们这样二十五年的婚姻，永远不可能。更何况你没有这样的本事。”
“你怎么这样说话？我什么时候这样告诉过你？”
“你知道我说的全是实话。”
她依然不看我，站了起来，抱着她的衣服去了客厅，把卧室的灯关上了。
教授精英小团体的聚会不再像过去那么频繁了。波特因为怀孕的原因也没有再出现过。我成了唯一见证了两届成员差别的学生。这群人的确如同谣传所言，显得木讷又不机警，他们害怕教授，常常只是听教授说，唯一的回复就是感叹与赞同。连声附和让我都察觉到了教授对他们毫无个人思想可言的反感。他们还有一个令人厌恶的共同特点，贪吃。教授家里从不吃剩菜，每次吃不完的都会倒掉。当他们知道这个习惯后每一次都将教授聚会时的食物通通吃完，如果没有吃完就会从包里拿出一个饭盒打包带走，做第二天的午餐。虽然他们也问过教授他们是否可以把他要倒掉的东西带走，教授出于礼貌说当然可以。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真的这么做。 在这一点上，完全地破坏了教授家里的餐桌礼仪，教授的高贵受到了侮辱。他们吃完后起身站起，将菜盘端起，也不管那时教授是不是在讲话途中，用刀叉把盘子边缘的汤菜小心翼翼地刮到自己的饭盒中，他们在还没有结束餐宴前就用眼睛留意住了自己想要哪盘菜，只等随时起身。从前教授家里的餐桌边坐的是一群高傲的狮子，每吃一口都会用大腿上铺好的餐巾擦一下嘴，生怕粘在嘴上的污渍在和别人说话时令人不适。而现在坐着的是一群饥饿没有礼数在荒野里分享猎物的豺狼。
8
我意外地发现我和波特之间不能言说的相似之处竟让我感觉和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亲近。只有她才能理解我对爱情痛苦的煎熬，我不再对她充满怨气，反而对她有一种怜悯，但我也说不上喜欢她。她刻意保持的距离与冷漠让人望而却步。
那天下课回来，我和娅姆发现外面的大门没有锁。娅姆皱着眉头转过来看我，示意我可能屋里会有异样，因为我们离开时艾玛还在图书馆学习，她不可能回来得比我们还快。
我们加快速度，几乎是同时推开门的。屋子里兵荒马乱的情景，顿时就让我们瞠目结舌。这是我们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波特的家人果然从泰国来了，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波特由于当时只休了半年的学，比我们都要早半年毕业。
但我们没想到她家里竟然来了这么多人，像是占满了整个屋子。我记得波特之前向我们轻描淡写地提过，说她的家人会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但没想到她们会住进我们家里。
她们没有将鞋扔进鞋盒，全东倒西歪地散在地板上。除了地上的行李箱，还有几个打开了的编织口袋，我不知道泰国也卖这种东西。她们把我们的餐桌移开，让厨房空出了更大的位置。房间变得陌生起来，像是进错了门。
波特的母亲和妹妹在厨房做午饭，刚插上电子灶炉煮上面条。用的还是娅姆柜子里的锅。
她们的妈妈跟我们打招呼，她的姐姐打量着我们不说话，之后又埋下头看着她最新版的《Vogue》杂志，这一期的封面是安妮·海瑟薇。海瑟薇在电影《一天》里，故弄玄虚的蹩脚英式发音，让娅姆很反感，但我却听不出来。
她们三姐妹都有自己的长相。她姐姐化了浓妆，不用凑近就能看到，她的发质不是很好，发根毛糙还分叉。只有妹妹长得最像她母亲，虽然显得稚嫩，但是能看出贫穷中的几分倔强。
娅姆看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的姐姐，敷衍地笑了笑，直接走进卧室，夸张地跨过她们才打开还来不及收拾的行李箱，摔上了她卧室的房门。
我和娅姆一样生气。我不知道她母亲，还有她的姐姐妹妹会来。但因为她母亲和妹妹会说中文，我却显得不好意思在她们面前发脾气。她们也许并不知道我和波特的关系紧张。
波特的母亲看着我笑。
“吃点面条哦？”
她的发音带着泰国人的腔调，最后一个音调提了上去，软绵绵的。
我只好暂时背叛了娅姆，礼貌地站在那儿。
她妹妹从锅里挑出面条，又打开娅姆的柜子拿了一个方形的白碗。她母亲蹲在行李箱前面，拿出了两盒蛋卷。上面写的是中文，下面有一行小字写着泰文。
“你选一盒，另一盒给她。”
她母亲指了指娅姆关上的房门，走到她小女儿身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碗。
我留下了芝麻蛋卷，敲了两下娅姆的门，径自推开了，给了她肉松海苔蛋卷。
“给你的。”
她躺在床上玩电脑。她看见我进来合上了电脑，站了起来，把我拉到她卫生间里去。
“她怎么可以这样做？都没有事先问过我们。如果她事先问过我们，我或许还会说可以，但现在他们在厨房用我的锅！她穷也不至于这样！你给她说，不行，不能在这里住。”
娅姆总是把我当作她和波特之间的传话筒，好像波特听不懂英语。说的是中文，真的成了我的同胞。完全忘记了我和波特关系也不好。
“我会告诉她的。”
我并没有开口。我不知道怎么给波特说。将她母亲撵出去？那么她母亲会怎么想那一盒芝麻蛋卷？
娅姆中午在食堂碰见我时拉着我的手臂问：“你到底说了没有？她们到底还要在这里住多久？！”
我只好对她说今天找个机会说。就连艾玛表现的焦虑也让我感觉到咄咄逼人，尽管艾玛始终沉默。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娅姆和艾玛她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而我和波特，才是真正要跟她们区分开的。我不禁想到我父母来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
波特的家人来后，她和她姐姐睡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她母亲和妹妹和我一个房间睡她的床。早上醒来，一睁眼不用看，我就能感知到她的妹妹正睁着大眼睛看我，像是看穿了我全部的秘密，怀疑我究竟能不能做出那些事来。
她的母亲也醒了，走过来摸了一下她女儿的头。
她们发现我也醒了，为了避免尴尬我说早上好。
“早上好。”
她妹妹的眼睛依然没有离开我，这让我感觉到不适。她母亲弯下身去捡起她妹妹头天夜里踢到地上的衣服。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参观校园，我睡不着。”她妹妹用中文对我说。
我迟疑了一下，站起身来走到外面的房间对波特说出了那句在我心里憋了很久的话：“你妈她们在这里还要住多久？”我想起她曾经对我的伤害，所以说这些话的时候比我想象中容易。
波特站在厨房里，没抬头看我，只是把洗碗海绵挤出水，丢在一旁，两只手在衣服上擦了几下，转身进了卧室。
“我会让她们搬到我朋友的公寓里去的。”
我无话可说地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有些尴尬。
第二天下课回来，客厅里的行李箱搬走了。浅口猫砂盘边上的沙土没了，她们走之前打扫过。扫把靠在冰箱旁边，卧室里连她的衣服和床铺都没了。白色的单人床垫上留下了一个睡袋。
她的睡袋皱巴巴的。
晚上，波特拿着两个60cm×120cm大小的亚麻布画框回来了，那是她的毕业作品。我们正在客厅里写作业，娅姆握着一个水杯，她要去取水，看到波特便停了下来。娅姆喊了一声艾玛，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喊艾玛，艾玛没有在屋子里。
波特把两个画框放在门边，脱了鞋，把袜子塞进了鞋里，直接进了卧室，将门关上。
她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埋着头。娅姆盯着她，一直到她进屋。才又走到水池边接水。
波特擺在最上面的那个画框里，画了一个坚着中指，白人的手。她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指的骨头和肉看得一清二楚。
我举起那个画框，对着娅姆笑：
“娅姆，给你的。”
娅姆把椅子上的脚放了下去，她也笑着反问我：
“你为什么要一直举着一个镜子？”
娅姆的幽默让房间里的气氛稍有改善，我们俩人尽量忘记伤害她还有她家人的事。
9
雨点从厚重的树丫上持续不间断地掉进泥土。一些矮小的蕨类植物躲在高大的树下，被完整地遮蔽起来。但也会突如其来地被一两滴雨将它们打落，迅急地没了踪迹。
下个月他又要去法国看他的女儿了，和他的妻子，幸福的一家人。这一点谁也不能改变。我仰着头看他，他问我有什么不适。没有不适。我只能将对他的那份爱藏在心里，在当他问起我为什么哭时，我永远不会对他说出心里的感受。
我把我写好准备给他的诗捏在手里，希望一切都会过去。他不过是划过我生命表面的一道痕迹，我是如此的年轻。两年，还用不了两年，只要我毕业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将不再重要。我反复对自己说。
四月底的天开始黑得很晚，到了夏令时，过了八点之后，天空才变成暗蓝色。乳白色的天空中飞来鸟群，它们的队形，形成一块竖起的画板。很快，天空中的断层消失了。灯在窗户上被映照得更加明显。时而又会造成一种错觉，让我感觉到飞鸟快要撞上了玻璃。它们接近玻璃的时候，迅速地向上抬起身子，以一种极其平稳的方式滑过屋顶。
娅姆在自动售卖机旁边取了一杯咖啡。
晚上风变大了，家门口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了蜂巢的残片，被娅姆一脚踢开了。
夜色的暗蓝从天空透过来，似乎再也无法抵挡。
我们晚饭回来，房间里没有开灯，我们都以为波特已经走了。
我推开卧室的门，她发烧了。我看见摆放在床头柜上的温度计，显示出三十九度二。
我愧疚地靠近她，卧室里除了床头柜上放着一瓶常用的抗生素，床的周围收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从前她用来挂相片的麻绳，从窗户的一头系到另一头的窗帘杆上。以前她还在床头挂了一个，她从不丹带回来写着藏语念作“玛尼玛尼哄”的彩色经幡。她说这个经幡能够帮助人清除一切欲望，堵塞六道之门，超脱六道轮回。如今她也把它取了下来。好像宗教，轮回这样的概念对她早已不重要了。
她蜷缩在睡袋里，身体扁平，像突然间缩了水。我无法想象她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在蠕动。
如果不是看见她稍稍显露的头部，没有人会知道她在睡袋中。
我拉开衣柜，她醒了过来。
“我想喝水。”她并不是要我去给她倒水，她要我去买一种叫作“能量”的饮料。我知道那种饮料，每次看学校里的运动员，打完球总拿着那种瓶身。我不相信那种东西，况且液体还是蓝色的。
“要两瓶。”她翻了一个身，头又多露出来了一些。
“你吃晚饭了吗？”
“现在这个时间还有吃的吗？”
我们回来的时候，食堂已经关上了门。
“柜子里还有你妈妈给我的芝麻蛋卷。”
“我想喝水。”
如果我们没有赶走她妈妈，或许照顾她的就不应该是我。我出了卧室，去了娅姆房间，她躺在床上吃冰激凌。星期五是我们的冰激凌日，无论春夏秋冬。
“你能不能去帮她买两瓶‘能量？她在发烧。”
“凭什么我去买给她？”娅姆没有好气地说。
“看在她怀孕的分上！”
“他妈的，这事又不是我搞出来的。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她站了起来，身体离开了床。
我们心照不宣，我知道娅姆跟我一样心怀不安。娅姆用力合上电脑，把冰激凌丢进了垃圾筒。走到衣帽架边上，从包里翻出了车钥匙，套了一件大号的帽衫，那是她爸爸的衣服。
“真是狗屎！”娅姆把我留在了她房间里，关上了灯。
波特一直睡在黑暗里。夜色的暗蓝透过卧室百叶窗的叶片落在窗台板上。我给她烧了一壶热水，放了姜汤速溶剂。虽然她不吃姜，但现在这样的情况，她应该什么都会接受，为了她和她的孩子好。
我扶住她的肩膀，使她能撑住身体喝下姜汤。她的身体很烫，而且在颤抖。我的心也开始哆嗦起来。我怕她今晚就要死去。她还没有原谅我对她的伤害，怎么就能先死了呢？
娅姆推门进来，递给她两瓶“能量”水。外面投进来的灯源一下子让我们的卧室缩小了。波特缓慢地坐起了身，从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翻出了几个两元硬币。在手掌心上数了数，又从床边捡起她脱下的裤子，从裤子口袋里翻出了几个一元的硬币，放在手里伸向了娅姆，苍白地说：“谢谢你。”
娅姆和我给她留了一盏微弱的台灯，关上大灯，轻轻地带上了门。
娅姆问我：“她是不是快死了？”
我无言以对。
夜晚，窗外蝉鸣的聒噪离我们越来越近，像是它们飞进了屋内，藏在了隐蔽的地方。阳台外的探照灯上方有飞来飞去的小虫。它们的生命就是如此，夏天之后，就要注定灰飞烟灭。
10
飞往曼谷的航班在二十九号下午。她和她的家人一起就要永远地离开这里。
飞往巴黎的航班在三十号早上，AC846。他每年都要和他的妻子，乘这个航班去与他的女儿相见。
二十九号早上，雾气笼罩着校园后面的森林，看不见山后面的道路有多远。我曾经无数次从那条路上走下来，他站在教学楼通道的拐角处看着我，我迎着一缕阳光走着。我假装没有看见他，而他一定是知道我其实能看见他。
九点半时，天开始下雨。
我走出门，雨下得不大，但也不小，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我又折回去，跑向阳台把我的帆布折叠椅收起来，怕把它淋坏了。
二楼与三楼之间的那条物理抛物线，被人抹去了X轴和Y轴，没有用白板擦，不然不会遗留模糊的痕迹。
有人走在水泥地上，磕托磕托地响，像是在空谷里摇晃的马铃碰到了金属缰绳的声音，清脆而尖锐。电梯的开门声响了。楼道里没有人，电梯里面的人等了一下，身体向前倾按了关闭，电梯上的显示器变成了数字四。
波特和她母亲拉着行李箱向我走来。由于是地毯，行李箱的万向轮在上面滚得并不顺畅，她们拖得有一些吃力。
她母亲抬起头来看到了我，冲着我笑了。波特比昨天看起来有了一些血色。她也在对我礼貌的微笑，似乎昨天我对她的照顾，又让我们和解了。或者她意识到她就要走了，从此她再也不用见到我，这不免让我们彼此有些感伤，还有对彼此的歉意。所以她也在尽力对我表示友好。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停住了，等她们靠近。
“是的。我们刚刚和他见了面。”
她用了指示代词，不用说名字，我知道她在说那个物理教授。
“你妈妈喜欢他吗？”
她母亲听到了“妈妈”这个英文单词，知道我们在谈论她。她朝我笑笑，把头转向她的女儿，等着她翻译我们在说什么。
“有什么不喜欢的？你知道人们都喜欢谈论自己，他一直在问我妈妈在泰国的工作和生活。”
她伸手摸了摸她母亲左边的肩膀，示意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话题，她不用等着她用泰语说一遍。她母亲将头转向我。
“所以他知道了吗？”
波特摇摇头。
“你妈知道吗？”
“知道。”
“你妈知道他不知道吗？”
“知道。”
她母亲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把行李箱平放在地上，拨弄侧边的密码锁，拉开拉链，拿出了三盒圆形罐头。
“吞拿鱼哦，你拿去吃。我们带不走了。太重了。”她母亲把东西递给我，又退回去把行李箱关好。
她的手从身后的行李拉杆上滑了下来，左脚向前迈了一步。
“那么，就再见了。”
波特抱住了我，像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哭的时候那样。我们终于又回到了从前，但是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我感觉有一个生命，正透过她的肚脐眼儿在看着我。
我向左走，绕着楼层走了半个圆。在地毯上走路没有声音。他办公室侧面贴的方形软木板上有新的留言，彩色的工字釘下面还附上了一张今天早上的《城市报》。他的门开了四分之三，塑料塞子不见了，他用椅子顶住了门。
他的咖啡色皮革商务公文包，放在了写字台的旁边。办公桌上放了三个水杯，他正在收拾，将杯子里的茶包扔进了垃圾桶。
他要走了，我只是想来和他告别。
写字台再往左一些，上面放着叠起来的彩色经幡。
我朝门边后退了半步。
我的身体开始颤抖，我感到我咬痛了自己的指头。
我的眼泪就快要流出来了，转身快步跑下楼梯。
我打开一扇窗户，看见了一只蜂鸟。
责任编辑 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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