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他看什么呢？

　　看天塌。

　　看罢了杜牧、马远、文征明；看一只鸟站树梢，回头望上方一方朱印，顺着鸟的目光，辨认了印文。他也累了，山阴道上闲看花，有一眼没一眼地走，猛然间看见了那棵树。

　　那棵树，竟是红的，如铜铸。九千九百九十九吨暹罗红铜，在风霜雨雪中炼，在烈日骄阳下炼，炼成了硬骨头，炼成铮铮金石之声。

　　树无叶。叶凋尽了，只余干干净净的树干和虬枝。那是雄浑挺立的树干，自在安稳，无可置疑。而那些枝丫，是挣扎的手，是痛极的呼号，是怒气勃发的肌腱。

　　绝对的静封固着狂风、封固着翻腾的海。

　　他呆住了。他不曾被一幅画如此压倒。他也曾在殿堂上仰望大画，真大呀，那些画的好处就在于大，大到了不讲理。而这棵树，这幅画，他想，可悬于逼仄的书房，但这幅画是真正的大，大到擎天拄地。

　　然后，他才注意到树下立着一个人，长袍，背对着他，一支短杖，举头望着远处，远处是苍茫的山。

　　这是谁？他看什么呢？

　　夜寒如水。坐在院子里，听台上唱《武家坡》。薛平贵是唱得好的，但王宝钏据说妈妈病了，回了家，换一个王宝钏却和薛平贵不般配。薛平贵的老生并不真老，顧盼自喜间，有一种天朗气清的贵气，而这王宝钏呢，竟是一味地寒酸了。

　　看着夫妻见面不相认，他想，这故事其实也难成立。就算是征战十八载，风刀霜剑，容颜大改，且古时又没有相机没有微信发不得自拍，但心心念念，万种相思，何至于对面不相识呢？

　　也许是想不到吧。想不到就今日和那狠心的贼陌路相逢。

　　但也许古人真的不斟酌此事。古人讲这个故事，要害不在容貌，薛平贵和王宝钏，陌上重逢，所认的不过是心。

　　试一试心还在否。

　　试过了，在着。然后便是花好月圆，恩深情重。薛平贵和王宝钏从此度日，他们近视老花散光，竟始终没看见白发、皱纹、眼袋。

　　他想，这如今已是不可信的故事，拍成电影不可信，拍成120帧更不可信。但戏里戏外的古人，却都是信着。因为心中先存大信，信这世上终究是有情有义。

　　《武家坡》之前，听教授讲《会饮》。

　　当初在杂志上开了个专栏，编辑说，要起个栏名。

　　这却比文章还难。想来想去，走投无路，被编辑逼得急了，想着也不过是茶余酒后的闲话，阿猫阿狗随便叫个什么便好，那就叫《会饮》吧。

　　编辑是有学问的博士：好啊好啊，柏拉图就有《会饮》！

　　哦，老司机哪走得出什么新路，原来心里早有了柏拉图的《会饮》。

　　——多年前，在雅典，车在公路上开得风快，朋友忽然一指窗外：

　　看！那块石头！

　　哪还来得及，石头不等人，早过去了。

　　那块石头，就是苏格拉底进城时歇脚的那块。据说，苏格拉底就坐在那上面，和那什么什么洛斯谈论真理。

　　他笑了，你大概是想起了安哲罗普洛斯，那是个希腊人，但和苏格拉底无关。《对话录》里的名字都是要人命的，我是横竖记不住。

　　忽然又想，其实他恰好记住了一个，阿波罗多洛斯。那是《会饮》的讲述者。

　　他醒了。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他站在奥林匹亚的剧场里，与一群穿着希腊式长袍的人争辩。人都是熟人，他滔滔不绝，一边还为对面的李洱担忧，他想他太瘦了，而这身长袍太宽太长，一阵风来他会被吹走，然后，在地中海的海边，人们打开一个从天而降的口袋，惊见李洱在焉。

　　他永远只做一种梦。和各种各样的人争辩。有一次，他和一个戴着白围裙的人辩了一夜，眼看着那人油尽灯干没了话，大爽；但同时疑惑着，他是谁？他为什么戴着白围裙？晨起，走在街上，站下买一套煎饼馃子，猛然认出，原来是他，昨夜的对手就是这位开煎饼摊儿的兄弟。

　　多少年了，羞与人言。他竟从未做过超现实的梦，从未进入异度空间，他从未飞翔过，梦里只有他的话在飞，在课堂上、办公室里，会场上或者酒桌上与人争辩。

　　予岂好辩乎？非也。醒着的时候，他是一个话少的人，越来越少。也许是夜里听得太多，说得太多，他累了。即使面对最好的朋友，他也常常苦于无话可说，好吧，天气很好，身体也很好，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别为说什么发愁，就这么坐着便是好的。

　　但只要躺下，睡了，他却变成了一个喧嚣的剧场或会场。他是演员又是观众，他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喝彩：说得太好了！无坚不摧的逻辑，像推土机！多么锐利！他由衷地赞叹：除了鲁迅，我就没再见过这么快的刀！他听着剧场或会场中人们的赞成与反对、惊叹或哄笑，像海浪一样翻腾起伏，他如同冲浪，在那亢奋的、恐惧、紧缩的顶端，他忽然意识到他即将醒来，他拼命叮嘱自己：要记住，千万要记住，醒来后，要记住自己说了什么。

　　就在这时，他醒了，他静静地躺着，他沮丧地眼看着他说的话在大脑沟回中正像海水退潮一样退去。

　　沙滩上平滑如镜。

　　然后，他隐隐听到一阵阵的海浪。是海浪，这是海边吗？

　　不，他终于想起来，这是雅典。

　　他起身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

　　天还黑着，但是星星点点，灯火闪烁。他看了看手机，夜里三点多了，这个城市还醒着，那不是什么海浪，那只是喧嚣嘈杂的人声，近处的一座楼上，音乐如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人们在跳舞，哄笑和尖利的口哨。楼下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一群人正在激烈地争辩。希腊语，他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

　　有一瞬间，他想，那其中有没有苏格拉底的声音？

　　后来很多年，他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国家正被沉重的债务压垮，他想，这可能不像中国人所想的那样严重，债务不能拖住他们的舞步，他们将在通宵达旦的会饮中将债务讨论到无限接近于无。

　　教授端坐在宝座上。这里据说曾是宫廷饮宴的场所，但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不知羞耻地暴露它不过是粗糙的赝品。

　　他想，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同时想象中国和希腊的会饮，我们把真的变成了假的，在皇帝的宝座上谈论苏格拉底。

　　教授在介绍《会饮》的由来。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圖记述了祭神的狂欢大醉之后，雅典的一群诗人、政治家、戏剧家，当然还有哲人苏格拉底关于EROS（爱欲）的讨论。时在公元前416年，孔子死后六十二年，苏格拉底大约五十二岁。据说，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对爱欲展开系统的形而上学思辨，而在施特劳斯和刘晓枫看来，事情还不止于此，鉴于这是一群人依据商定的论题和规则进行辩论，所以，这也是雅典民主政治语境的一次再现。

　　好吧，他想，这也是一次酒后长谈，酒与爱欲的关系不言而喻，其实我们还可以谈谈酒与民主的关系。除了苏格拉底，那群人都喝醉了，他们在说醉话。而孔子，他想不起来，孔子是否喝酒？他会喝一点的吧。在祭礼中，当古酒缓缓地从一束茅草中流下，浑浊的酒液被茅草过滤而清澈澄明，这也即是神明降临。

　　但孔子不说醉话。他也不像苏格拉底这样饶舌，尽管没有喝醉，但苏格拉底在《会饮》中说的话已经够得上一本《论语》。

　　而教授已经由《会饮》的思想史意义，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弯”和“直”的问题。显然他认为他应该为苏格拉底辩护，他断言苏格拉底实际上反对同性恋。于是，话题又转向了政治正确，以及希拉里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的判决，以及这个判决实际上是年高德劭的大法官们受了他们身边那些哈佛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助手们的影响，这些孩子，他们是同性恋，可他们都是好孩子呀……

　　坐在他旁边的袁小姐听得兴起，拉上她爸爸做注脚：是啊，老爷子学好也好不到哪去了，学坏可快呢。自从开了微博，现在说话完全像个00后，最近还居然迷上了全姐！

　　谁是全姐？

　　他有点兴趣了，他以为那是老爷子家里的保姆。袁小姐的父亲在他那个领域里也差不多算个大法官了。

　　全智贤啊！

　　哦。他笑了，这可不是00后的品味。难得有件事，你和老爷子意见一致。

　　袁小姐一撇嘴：被他一喜欢，我都有点不太喜欢了。

　　站在廊下抽烟。他们各点了一根烟，风很大。袁小姐接着说：

　　我觉得吧，至少比他迷上广场舞好些。

　　广场舞也没什么不好啊。我的理想就是，退休后，再不理什么苏格拉底，天天在花园里和一班阿姨大妈跳舞。

　　他指了指院子：

　　这个院子，我看就也很合适。

　　她笑了：我也觉得合适。你想想，皇上当年就在这儿，带着一群老嫔妃跳起来，好看。

　　然后，说到了前几天的一顿饭：怎么没吃完就走了？

　　他想了想说：

　　那几位站得高，想得远，我干坐着也搭不上话。

　　她说：后来，老路和老刘差点吵起来。

　　他笑：就这么说吧，让他们五位去办一件事，没过三天就会分成至少四派，然后呢，事儿是不了了之，话倒说了一地。所谓天下，对他们来说，也不过就是那张酒桌。

　　这么说，你还是赞成里边这位——

　　她下巴指了指会场。教授和施特劳斯都认为，城邦注定被无穷无尽的“意见”所毁坏。

　　他想了想：在下山沟里人，岂敢言必称希腊。

　　他被这树镇住了。

　　这棵树浑不似明清之树。它和这厅堂里的烟波渔舟、春花秋月、松竹鸥鸟全不相干，它孤零零地挺立在这儿。这厅堂中，一切都在相互阐释相互说明，一切都是上文和下文，唯有此树无来由、不可说。

　　他仰着头，张望右上方的题跋，行书五行：

　　风号大树中天立，

　　日落西山四海孤。

　　短策且随时旦莫，

　　不堪回首望菰蒲。

　　项圣谟诗画。

　　项圣谟。他知道此人。他是明代项元汴的孙子，而项元汴是艺术史上不世出的藏家，当日嘉兴天籁阁所藏书画，据说抵得上故宫一半。

　　他的孙子，竟是一个伟大的画家。

　　《大树风号图》，2016年的秋天，挂在武英殿里。

　　这是武英殿啊，狂风本由此起。1644年4月29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次日发兵山海关，一片石一战大溃。5月2日，清兵占领北京，席卷而下，明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嘉兴陷落，项氏家藏“半为践踏、半为灰烬”。项元汴携母亲、妻子远窜江湖，从此落叶飘零。他画下了这幅《大树风号图》，活到了顺治十三年，1658年。至死，他是大明遗民。

　　然后，不知何时，这幅画竟流入清宫。

　　他想，真是有意思啊。这殿堂，烧了塌了，又立起来，原是为了今日立此一棵树。

　　给我讲讲《大树风号图》吧。

　　他和她本不相识，通过一个画家朋友的介绍约到了她。

　　她笑了：你不是说那是最好的画吗？

　　是，那是最好的。我知道它的好。有眼睛都会看出它的好来，它就挂那儿，不是什么显眼的地方，但是你一眼看见它，你就一定知道它的好！你再回头看看，那些画，包括八大的白眼鸟儿，就挂在它斜对面，你一下子就知道，那鸟小了。你知道八大的身世，所以那是亡国的牢骚，要不知道呢，还以为这鸟在单位受了什么鸟气。

　　她笑了：我可不敢在我们行里这么说，人家会说我疯了。

　　他也笑了：当然，我这个行里也是一样，每个封圣的大师都是势家豪门，门下走狗一群，忠心护主。所以，死人也不能得罪。画，我不懂，就是想听你说说，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好？

　　她想了想：我也觉得好。鲁迅也觉得好。这件事上，你和鲁迅意见一致。

　　但鲁迅一直不曾想起这画的作者是谁。

　　据鲁迅日记，1913年2月12日购得《神州大观》第一集，中有《大树风号图》。

　　二十一年后，1934年4月10日，他将此画题诗写成条幅寄赠南宁博物馆，跋云：“偶忆此诗而忘其作者。”

　　1935年12月5日，他又把这首诗抄赠杨霁云：“此题画诗忘其为何人作，亥年之冬，录应，霁云先生教”。

　　第二年，鲁迅就死了。

　　黄昏落日里，先生反复记起这首诗，他也一定反复想起那棵树。

　　雅典的夜晚，睡不着了。便在隐隐的喧闹中读完了《会饮》。

　　柏拉图是一位伟大的、具有绝对原创性的小说家。是的，他是小说家。看看他是怎么干的吧。《会饮》开头，阿波罗多洛斯上来就是一句：“我觉得吧，你们打听的事情，我并非没琢磨过。”

　　——“你们”是谁，却不曾说。“你们”就是我们，我们这些读者、听众、看客。然后，阿波罗多洛斯告诉我们，格劳孔向他打听那天晚上会饮的事，而阿波罗多洛斯其实也不在场，他所知的都是从参加了会饮的阿里斯托得莫斯那里听来。所以，整个《会饮》，是转述的转述的转述。阿波罗多洛斯向我们转述他向格劳孔转述的阿里斯托得莫斯对会饮过程的讲述。但同时，这个大喇叭阿里斯托得莫斯另外还告诉了弗依尼科斯，弗依尼科斯又告诉了“有人”，这不知名的“有人”又告诉了格劳孔，格劳孔从郊区进城，路上碰见阿波罗多洛斯，一把揪住：快说说，那天晚上都说了些啥？

　　这真是个绕口令般的迷宫。现在，捧着这本书，你会觉得你已经要晕掉了，你已深中怀疑之毒，你不仅听到了各种各样听上去很是有理而又南辕北辙相互辩驳的“意见”，而且你还得知对这些“意见”只能信不信由你，反正它们都是经过层层转述才抵达你这可怜的格劳孔的耳朵。

　　柏拉图意识到，面对世界的任何讲述在根本上必是相对和有限的，它出于特定的名字，出于特定的声音，它介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它是个人“意见”，它必是“小说”。

　　他想，这即使在21世纪依然是小说的根本命题。

　　但为什么要读这样的“小说”？永不承诺什么，公然不可信，把不可信作为美德，呈现的永远是被意见割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自作聪明的家伙都在挖空心思地炮制知识发明真理，他们在喋喋不休地说啊说写啊写，即使是苏格拉底，他真的相信人们能够并且愿意穿过这无边的沼泽？

　　所以，希腊世界终于沉沦。在沉船上他们还在争辩，但是已经无人听。所有的耳朵朝向一个超越的、整全的、不可争辩和不证自明的声音，奥林匹亚聒噪的诸神退位，上帝来了。

　　世界归于绝对的大信，归于圣言。

　　她吃惊地看着他：你该不是说，项圣谟的那棵树就是大信之树，是圣言之树？

　　他笑了：我疯了吗？我跟他根本不熟，查了百度才知道他爺爷喜欢在画上盖章，盖章之多都快赶上乾隆了。后来他们家的画被清兵烧了，被马踏了，还有一部分被一个叫汪六水的清兵千夫长抢了。这个王八蛋，我们还得谢谢他，他要不抢去，可能就全被八旗大爷们烧了火了。然后，我就刚刚听你说，他好像是个近视眼？

　　是啊，不过那时候已经有眼镜了。

　　我知道。他喝了一口茶。说：

　　鲁迅忘了他的名字，这真是好。你想想，真正站在那儿，站在鲁迅记忆里的只是那棵树，树下那个人也只是人，没有名字。

　　你想想吧。那真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天塌了、地陷了，华夏文明之浩劫，那个晚明，他们可真是说够了，他们可真能说啊，上下五千年，晚明之人最能吵架，他们意见纷纷，他们有东林复社，他们的会饮无止无休，可是终有一日，千里搭长棚，筵席散了——

　　什么都没了。马踏过、火烧过，抢过，杀过，叶落了，风吹过，然后，你就看见了那棵树。

　　那是劫火之后依然挺立的，再无可疑之后的大树。天地茫茫，唯这树在、人在。你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是你知道，那必是绝对的信，是最后的信。

　　它竟然在那儿，所以你必须想，那是什么。

　　2016年12月15日0时于仰山堂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