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事美

　　清末，上海的报纸已经非常发达，堪称全国媒体的风向标。虽然甲午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各媒体均给予了高度关注。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似刀。报人主笔多为文人，理想主义较重，以慷慨激昂的文字救亡图存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不仅敢于批评，《字林沪报》还曾大胆建言，要求光绪皇帝御驾亲征，甚至一鼓作气，直捣日本老巢。在甲午战败后，媒体更是发出了各种革新除弊，變法图强的声音。《新闻报》提出，应筑铁路、铸银钱、设邮政，并积极向日本学习，包括在体制上彻底革新，甚至为此提出了具体操作办法，可谓煞费苦心。

　　应该说，在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大部分中国媒体坚持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是值得肯定的，毕竟报纸的主笔都是中国人。但同时也暴露了媒体的一些弊病，诸如虚妄自大，盲目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甚至发布假新闻，误导舆论。

　　在甲午战争前，作为社会的精英，很多报人也同普通国人一样，根本没把日本放在眼里，认为日本只是一个“东夷小国”，而中国则是“天朝上国”。日本打中国犹如“螳臂当车”，中国打日本就是“泰山压卵”。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进步被中国人赤裸裸地忽视，国人的虚妄自大可见一斑。英国人也忽悠了中国人，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提督就在（《万国公报》的专访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

　　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激发了中国人盲目的爱国热情，各种愤青、各种“抗日”的呼声高涨，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主战言论。在当时的氛围下，似乎国人打日本真的如“手撕鬼子”一般简单，殊不知这不是在横店影视城，而是与崛起的日本真刀真枪地拼命。当时的朝廷内，只有打过仗的李鸿章知道国人有几斤几两。

　　有媒体甚至直接列出了“理想的”作战计划。《字林沪报》刊发《审机》一文，提出中国海军应将日军围困在朝鲜，然后另派一支劲旅偷袭日本；若日军回撤，则可尾随追之而歼灭——瞧见没，这是真正的“笔杆子”指挥“枪杆子”，文人好战，而武将却不想打仗。

　　由于清政府拒绝了随军记者的申请，在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各大媒体只好通过朝廷内线、特约记者、外国译电等方式获取新闻源。在新闻时效上，则落后外国媒体很多，准确性也很难保证，还出现过贻笑大方的假新闻。

　　与中国媒体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日本非常善于操控国际舆论，随军报道的日本媒体多达几十家，一百多名记者活跃在战争一线。不仅如此，日本还发动各地日本大使撰文，在世界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为宣传日本正义的国家形象展开公关，甚至不惜贿赂路透社。翻开当年世界大报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几乎全是日本的声音。

　　甲午战争后的次年，李鸿章访问纽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报纸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媒体固然有责任，但大环境使然，追溯根源，又是谁的错呢？

　　编辑/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