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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盘古开天走来的人们,对“天”的膜拜、仰望经历了多少个千年呢?即使今天,不再混沌地认为“地方天圆”且不断登入宇宙其他星球的现代人,什么时候停止过对河外天体资料的追求和向往呢?在探索宇宙星空的漫漫长路上,生活在地球星体上的科学巨匠们一代又一代地诞生了。
从母亲牵拉着我们稚嫩的小手开始数星星的年代始,到我们开始懂得日出日落、四季轮回乃星体自转和公转的最初秘密止,在我们对浩瀚的星空千百次的张望里,我们一天天、一年年地了解到了告诉我们时光和星空秘密的那些人的名字。我们知道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
可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中国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呢?即使知道了又了解他多少呢?
公元1281年,当集郭守敬、王恂等人的天文学之大成的《授时历》在东方一个强大的马背帝国开始颁行时。世界还处在“天地一体”、“地为中心”的一片昧蒙与沉睡之中。此后的二百年开始孕育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的欧洲大地,在数百年地仰望星空后才有了隐隐的躁动与苏醒。郭守敬工作在哥白尼之前二百年。工作在第谷之前三百年,工作在牛顿之前四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里,世界不知道郭守敬。中国人也不知道郭守敬。某一天,当西方人将郭守敬誉为“中国的第谷”并为此一片惊叹和哗然时,丹麦的第谷刚刚离开人世二十六年,而中国的郭守敬已长眠大地三百。六年!然而。我们依然感念那位在西学东渐史上影响堪与利玛窦相比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是他在了解了郭守敬伟大的天文成就之后,给予了“中国的第谷”这样至美的赞誉。这赞誉后来响彻了欧洲,也响彻了世界。
遗憾的是在郭守敬修制天文历法七百年之后,在汤若望赞誉“中国的第谷”三百六十年之后,中国人自己才隐隐感到了一份骄傲。即便是这份迟到的骄傲也是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启迪:1970年该联合会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为“郭守敬”,又过了八年,还是这个联合会又将中国天文台在1964年发现的第2012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郭守敬”。也许,中国人此时有了一些震惊——原来,我们也有一位世界级的天文学家?!两年后的1981年,中国的部分科学人才在北京召开大会,纪念郭守敬诞生七百五十周年和《授时历》颁行七百年,又过了三年即1984年,郭守敬的故乡河北邢台人决定为他们骄傲的先驱塑造铜像和建造纪念馆。
也就在这时,中国科学人开始痛心疾首:郭守敬研制的近20种天文仪器已所剩无几,除了河南登封县告城镇的四丈观星台还依然散发着七百年前这位科学巨匠的生命信息外,就只有“简仪”、“圭表”等几件明代仿制品在向后人诉说着东方科学的不幸;郭守敬晚年曾用二十年的时间,总结撰写的一百多卷天文、数学著作,已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大火中荡然无存,唯有元史《授时历》中记载的那一部分,才使现代科学打开了一个“天文之父”生命不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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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1年,郭守敬诞生在华北大平原南部的邢台,此时,成吉思汗虽已离世四年,但蒙古人的铁骑已踏遍了欧亚大陆,且已经踏进了原为金人统领的邢州,并在一路踏向南宋的都城。无数的战乱、蒙古人的血腥“屠城”都未能泯灭这个出生在“通术数、精水利”之家的少年科学的天性——16岁的郭守敬便能根据一张幸存的图纸独立制成一种工艺失传的计时仪器“莲花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钟”了吧;21岁的郭守敬已能率众在家乡邢台修复战乱毁损之河桥;31岁时郭守敬经在忽必烈大汗帐下做幕僚的邢州学者张文谦引荐,觐见忽必烈并上陈华北水利六事。如果说郭守敬最终是以水利学、天文学之成就完成了他对人类的贡献,那么,这位马背帝国的世祖委任其整治华北水道便是郭守敬跻身科学人生的发端。在对华北、西夏、大都的水利治理和建设上。现代人至今都受惠于这位七百年前的水利局长、水利部长(都水少监、都水监-)。
公元1276年,忽必烈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后,居然在军事倥偬、政事紊乱中下令要做的要事之一便是建立太史局,后改太史院(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天文台),命邢州另一重要学者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在这两位类似今天中央天文台台长、副台长的邢州学者的具体主持下,在张文谦、张易、许衡等邢州学人的统领下,开始了一个象征新王朝建立的重大工作——改历。是时,郭守敬45岁。
也许是这个“以天为神”的马背帝国在辽阔的征战中,不断碰撞“十五月亮十八圆”的恼火,也许是这个决定以“仁贤治天下”的帝国元勋始终记着他引为知己的先生刘秉忠(邢州学派首领)劝其改历的进谏,在刘秉忠已卒两年的情况下,一个荟萃了天文、地理、律数人才的太史院成立了,一座宏大的大都司天台(天文台)建成了。
郭守敬的“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论断是他摆脱“占星术”、从而坚守科学精神的最好见证,仅此,同样以研制天文仪器著称于世的第谷就逊色了,因为在郭守敬之后三百年,第谷依然相信唯心主义的占星术。郭守敬在世界的东方默默独行,他借助于一个新帝国强大的生命张力上路了。在研制了近20种天文测量的仪器、仪表之后,郭守敬们昼夜兼程,在辽阔的帝国疆域设立了27个天文观测站,“东至高丽(今朝鲜),西极滇池(今云南),南逾朱崖(今西沙群岛),北尽铁勒(今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开始了中世纪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大范围的地理纬度测量,在此基础上,王恂、郭守敬又进行了精密的计算,最终用近四年时间制定了在世界遥遥领先、在中国施行了三百六十四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一部优秀历法《授时历》。
郭守敬研制的天文仪器精密巧妙,大大超越前人,现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逊评论:元代的天文仪器比希腊、伊斯兰地区的做法要优越得多。
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说:对于非常广泛地应用于现代望远镜的赤道装置而言,郭守敬的装置(即简仪装置)乃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郭守敬对28宿星辰格局内的近一千五百多枚星体(包括中国古代已测星数)进行测定后编制的星表数百年无人超越,但这些曾深藏于皇宫的对宇宙星空的最珍贵的原始记录,却也最终遗失殆尽。
《授时历》确定一回归年的平均长度为365.2425天,比现在所测的地球公转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过三千三百二十年后才相差一天。这是郭守敬们在取得全国27个天文观测站数以万计的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又取公元462年至公元1278年、共计八百一十六年的历法资料,综合分析、精密计算的结果。三百0--年后的罗马教皇格里高利改革历法采用的回归年长度与《授时历》分毫不差,但《格里历》最终成为世界公历而沿用至今。应该说,当世界最终从《元史》里读到《授时历》时,只能是惊叹不已。
郭守敬、王恂在编制《授时历》时创造的“弧矢割圆术”相当于西方的“球面三角学”,而他们在利用中国古代数学解高次方程和求高次幂方法的同时发现的“三次内插法”,四百年后的欧洲把
类似的数学方法命名为“牛顿内插法”。
郭守敬晚年制作的自动报时报刻的机械钟“七宝灯漏”装有相当先进的传动装置,走在了十四世纪诞生的欧洲机械钟之前。
就中国广大农村而言,《授时历》中准确无误的冬至、夏至、立春、秋分、寒暑……24节气的划分,七百年至今使中国农人尽享不误农时的成果……
还可以举一些。
我们之所以追溯十三世纪中国天文工作者的无与伦比的成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们的工作应该有可能提前数百年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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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文学家的郭守敬在他创造天文学成就七百年后,已广为世界称誉。而作为水利专家的郭守敬,至今受惠于他的水利事业的现代人,未必知晓那些来自于遥远时空的永远的恩泽。
史籍上有关郭守敬的水利著述寥寥无几,我们只能从《元史·郭守敬传》和郭守敬弟子齐履谦的《郭公行状》上窥见一斑,然而,这“一斑”已不能不使现代人对七百多年前的一位科学巨人以“水利”开发西部、以“水利”解救京都水危机而肃然起敬。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西部的干旱,二十一世纪最浩大的工程之一是“南水北调”以解救中原、华北、北京水危机,就其精神内质而言,七百年前的郭守敬和今天的我们是可以同日而语的。
综观郭守敬八十六年(1231-1316)生涯,前后三十余年都献身于水利事业。从21岁在家乡治理战乱毁损河桥始,就开始了他遍及北方水利事业的步履匆匆。1261年郭守敬随中书左丞张文谦考察河北水利,次年,也即忽必烈继蒙古大汗位的第二年,张文谦即向忽必烈推荐“习知水利”的郭守敬,在郭守敬面呈“水利六事”之后,忽必烈喜赞:“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意思是说,担任公职的人若都能这样思考问题。就不算白吃饭了。当即授予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使”。后又加授“银符副河渠使”的职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利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吧。授衔两年后,即1264年郭守敬即奉命同元朝另一名臣董文用一起,赴西夏襄助张文谦治理西夏,修复水利。
西夏是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个民族党项族于1038年建立的政权,国号大夏,因位于宋王朝西,故史称西夏。这个西部王朝曾与宋、辽(金)三足鼎立达一百九十年之久。西夏国能够称雄一百九十年,其重要原因是有赖于首都兴庆府(也称中兴府,即今银川市)一带广阔的农业富庶。处于黄河冲积平原的兴庆府自汉武帝时起,就不断开凿河渠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终于使处在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西鄂尔多斯荒愿以及贺兰山、牛首山、六盘山重重包围的干旱的西部黄土高原上,出现了一片广阔的绿洲。
崛起于十三世纪初叶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前后用二十二年时间六次强攻西夏,终于1227年灭夏。连年战争和蒙古人的大屠杀政策,使富庶的西夏成为一片废墟,昔日的“塞北江南”变得满目疮痍。
1260年继汗位的忽必烈,在一批汉儒贤士的协助下,决心效汉法治国,废黜把所取地域变为蒙人牧场的掠夺屠杀政策而全力复兴农业,“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一个世代以游牧为生的民族之领袖,有了带有世界观性质的根本转变,于是,他首创在朝廷设司农司,命张文谦为首任大司农卿,作为百万铁骑军饷理想的供给地之一,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西夏沃野。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264年走向了战争的废墟西夏。
已有十余年治水经验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黄河两岸数百里区域内勘察、绘图,决定“以旧谋新”,用一年数月的时间,垒堰筑坝,建桥浚渠,指挥修复了已淤塞数十年的唐渠、汉渠和近百条古渠、支渠,使一片荒原重披万顷生机。
西夏黄河灌区的恢复,使其膏腴四野乡民,很快成为元王朝产粮、储粮、赈灾中心,并成为收容战争流散人口和迁徙蒙元占领区降服军民的安置基地。据《元史》记载:至元八年(1271),由湖北随州和鄂州(今武昌)移民一千一百多户到此地屯田;至元十二年,安置南方迁来新民四千八百户屯田;至元十九年,调来新附军一千三百八十一户屯田;至元二十一年,从蒙古塔里迁来九百五十八户屯田;至元二十三年,迁甘州(今甘肃张掖)新附军一千人到中兴屯田。以上移民迁军都发生在郭守敬西夏治水之后的二十年间,足见修复西夏水利对蒙元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郭守敬们到达西夏时,西夏国已灭国三十七年。但人们仍习惯沿用旧名“西夏”。郭守敬修复水利十八年后(1282),一个富庶、安宁、建立了新秩序的西夏出现了,于是人们终于抛弃了灭国后仍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名字“西夏”而改用“宁夏”。1288年,元朝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于是,宁夏这一新地名从此七百多年未变,一直沿用至今。而我们今天熟知的“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也是始于此时。
《嘉靖宁夏新志·名宦郭守敬》里记载,宁夏各族人民念其功德,在渠上建生祠以祀守敬。
今天依然长达154公里的唐渠灌溉着宁夏平原110万亩土地,被誉为“塞上乳管”;今天的汉渠仍长88,6公里,灌溉着54万亩土地,而其他百余条元时古渠也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它们如母亲的乳腺,向宁夏腹地输送着不竭的乳汁。濡养着今天数百万宁夏人民。
今日宁夏人是否知晓一个曾经在风沙弥漫的荒原大漠披荆斩棘、修复宁夏水利的古时中原人郭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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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水利专家的郭守敬,一生修浚的河渠泊堰,大小达数百余处。而他的主要贡献除宁夏治水外。就数开凿大都通惠河了。
古城北京,自公元1165年金王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宣武区西部)后的八百余年里,始终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惟其中心,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为这个没有大河流经的古城的水源而困扰。即使八百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已发展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依然在为引汉江、长江水进京而奋斗着。仅此意义上,我们对始于1292年郭守敬开浚通惠河,有效解决元大都水源而生发着深深的敬意。
北京这座世界闻名的古都,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三千年。但真正感到这座没有河流的城市水源不足始于金代,定北京为中都的金王朝每年需漕运数百万石粮食入京,这是最早的“南粮北调”吧。但“不能胜舟”的金口河、北运河使漕运任务屡屡失败。元王朝灭金后在金中都北郊建元大都,此为今日北京城基础。这时,为解决江南漕粮北运任务,曾先后用十几年时间开通了南北大运河,使江南漕粮可水运抵通州。而通州至大都五六十里旱路的转运任务十分艰巨,陆运耗资巨大,据郭守敬说每年需六万缗,而且一到夏秋季节,阴雨连绵,道路泞泥,“驴畜死者不可胜计”。为将已运抵通州的大批南粮顺利运至大都城,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古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修浚运河。走水运。但大都地势较通州高,要修运河关键问题是在大都寻找足够的水资源,引大都水至通州与白河汇合。
在郭守敬61岁的高龄、遍踏京周山地之后,他发现了离大都城60余里的昌平神山有一水清量大
山皈依全真道,后又应邢州天宁寺虚照禅师召返,于天宁寺剃度为僧。1242年26岁时随海云禅师抵忽必烈幕府至1274年“无疾而终”,这三十二年里有二十二年刘秉忠均是僧衣袈裟伴随忽必烈前后,“参帷幄与密谋,定社稷之大计”。释儒兼备的刘秉忠一面以僧人的立场接近蒙古统治者,以佛门教义影响他们,一面又以僧人的身份推行儒家的治国安邦之道,最终成为蒙古人建立元朝的开国元勋——
刘秉忠曾上书忽必烈治国抚民的“万言策”:谓“天下可以马上得不可以马上治”,“应以典章、礼乐、法度治之”,“应立相,省徭役,布政令,减赋敛,定章服,劝农桑,建学校,设科举,择县令,招开垦,减课税,养儒士,开言路,修新历,撰金史,禁私刑,禁妄杀……”。
刘秉忠援引入幕的儒学之士大都成为推动元王朝文明进程的栋梁:刘秉忠紫金山同学张文谦被荐入府,先后被任中书省左丞、大司农卿、昭文馆大学士和枢密副使,官级一品,他一生为元初水利、农业的恢复,历法和军队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又是这位张文谦向忽必烈举荐了刘秉忠紫金山时的学生郭守敬,致使一代科学天才横空出世。刘秉忠紫金山的另一同学张易先后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枢密副使兼领秘书监、太史院、司天台,掌控元初军队建设、天文历法修定之大权,后因兵助王著诛杀奸臣阿合马而被杀,但当忽必烈悉知阿合马罪行后,即剖棺戮尸,为张易平反。王恂和郭守敬同为刘秉忠紫金山的学生,王恂13岁己精算数,刘秉忠将其荐于忽必烈,为太子伴读,后为太史令,和郭守敬一同修改天文历法。遗憾的是在《授时历》颁行的第二年,47岁的王恂即病逝。刘秉忠所荐邢州儒士马亨,后成为元王朝理财大臣,官至尚书。传王恂、郭守敬历算之学者齐履谦后成为元朝大科学家,博通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
刘秉忠始终秉承“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大策并以其影响着忽必烈,他对忽必烈说,作为天子应该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家,应该视民众为自己的儿子一样。百姓是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忽必烈的确这样做了,他在率兵出征云南大理国和宋地鄂州(今武昌)、襄阳等地时。下令不许妄杀一人,致使南方的农业与经济也少遭战争伤害。
倘若刘秉忠“民为邦本”的思想没能深刻地影响忽必烈。后来的马可·波罗就不会看到富庶的南方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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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僧俗学者生活在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时代。“在中华古国,正是稚气的野蛮征服了衰朽的文明转而以粗犷的气魄和纯真的自信‘大手大脚地拥抱文明的时期。”这个时期,博大精深的佛学成为向蒙古统治者传递中原文明的重要渠道。也成为阻止大规模屠杀、保护汉地民众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在这个新兴的王朝“铁腕的空隙里悬浮着宽容和大度”的世境下,中国古代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大踏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在我结束本文写作时,中国的宇宙飞船“神州”、“嫦娥”已经数次进入太空并顺利返航,实现了人类数百年来探索浩瀚星空的梦想。我想此刻,在我们仰望星空时,应该看到了来自月球和2012号星体上那双古老而锐慧的目光,在我们与那双目光对接的瞬间,我们的心灵肯定一颤:紫金之光,竟如此灿烂;而紫金之魂,竟如此空漠、遥远……
责任编辑伊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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