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举

　　第一节奏鸣曲式坚定自豪的情绪

　　深圳发展银行大厦出自建筑设计大师陈世民之手，这栋高为182.8米、总面积72334平方米的银行办公大厦，以步步向上的阶梯体块造型，辅以倾斜向上的巨大构架，就像为城市安装了一个天梯。设计风格充分体现了“高技术”审美趣味，准确诠释了“发展”的寓意。这不仅取自深圳“发展”银行之意，也是整个城市发展的意义所在，因而，成为深圳最具特色的建筑。曾荣获1999年广东省第九次优秀工程设计奖二等奖、中建总公司优秀工程奖一等奖。

　　谈到这个作品的构思，陈世民是这样说的：“我历来认为建筑创作过程并非仅仅是建筑师的个人构思过程，业主的参与，将建筑师的构想加以发展和提高，亦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在邀请我做方案的多次接触过程中，我发现发展银行的一些领导和负责人员，除了照例要求这座大楼‘别具特色之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还提出‘不吝啬花钱，希望有座类似香港汇丰银行建筑特色的大厦。”

　　香港汇丰银行建筑特色是什么?是高科技风格的建筑。这栋由福斯特设计的钢架饰面大厦，是继巴黎蓬皮杜中心之后，又冒出来的一座具有工业建筑面貌的民用建筑。袒露结构、显示技术、带有工业建筑的形象特征，说明了现代人对于科学技术的向往与崇尚。

　　建筑学虽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容和艺术创造成分，但一栋好的现代建筑，首先是其科学技术的含量。从这个意义而言，建筑师首先应是科技工作者，要懂得建筑力学、结构学、数学，还要懂得各种新式材料，这些材料是为了新建筑而研发的服饰。我们传统的木结构体系是无法满足多层、大跨度、防火、耐震要求的。新功能需要新建筑，新建筑需要新材料、新结构、新技术、新设计。过去盖房子是工匠，进入19世纪后，力学、数学和多种自然科学的进展，为建筑的结构分析提供了条件，提高了建筑工程的科学技术性。

　　在当今世界，科学性体现的建筑物越来越多，如悉尼歌剧院、艾菲尔铁塔、英国水晶宫、蓬皮杜文化中心、世贸大厦等。这些著名的“高技派”的建筑物，是设计者、业主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士对于传统的叛逆，也是技术崇拜倾向之外化。蓬皮杜文化中心非常另类，像个炼油厂，肚子肠子都翻卷到了外面，堂而皇之地晾晒。这样的建筑物每年吸引来可观的游客。科学技术带领着建筑昂然跨入了新时代!

　　将现代科学引入建筑，还要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说起。5年前我站在圣·彼得广场时阳光刺眼，比阳光更具亮度的是大教堂的那个拜占庭式大圆顶。这是出自米开朗琪罗之手。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大圆顶落成不久便出现了裂缝，引起一片惊恐。于是，就往上面加铁箍，补锅一样，加了一道又一道，1744年时，已经加了5道铁箍。后来，由于数学家的计算，工程师的检验，使得建筑不再单纯依赖经验和感觉办事，而是要运用数学和力学进行具体的分析及计算。人们从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宏观经验阶段，进入了科学的分析阶段。这种科学的分析和实验，能够把隐藏在材料和结构内的力显示出来，预先掌握结构工作的大致情况，计算出构件截面中将会发生的应力，从而能够在施工之前，做出合理的、经济的、坚固的工程设计。

　　陈世民大师设计建造深圳赛格大厦，也是一次“高科技”的成功。这个建筑在2001年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赛格形体挺拔，在楼群中高出一大截，如飘在半空的行囊。72层，全高度(天线钢针端高)345.80米。采用钢管混凝土结构。这种钢管混凝土结构有着很高的科技含量，也是当时国内最早采用的高科技技术。这使得大厦柱子变得苗条起来，地面空间也省出来了。我曾问过陈大师，赛格与地王大厦哪个更高，他说，计算楼高有两种算法，一个是楼体本身的高度，另一个是加上楼顶的塔座和天线金属杆高。从天线金属杆标高看，还是地王大厦更高。陈大师说到赛格楼顶上的那个金属架子安装时，还有一个惊险的故事。

　　楼建好以后，楼顶安装铁架子，要用焊接技术。铁架子的高度要与楼体本身高度成比例，这需要科学计算。当时，铁架子过高了，耸立起来时，突然出现了晃动，越晃越厉害，把在场的人吓坏了。他们赶紧打电话将他这位设计大师请到现场。他赶过来一看，那铁架子确实晃得可怕，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情况十分紧急。赛格是在市中心的华强北，那里人烟密集，一旦掉下来，其后果不堪设想。谁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谁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陈大师果断地决定将铁架子割掉一截。由于割掉了一大截，钢架高度吻合了楼体结构的需要，才保证了安全。

　　由此看来，科学进入建筑，对于保证建筑物体的质量十分重要。

　　陈世民大师设计每一个作品时，都要先在纸上勾勒草图，这一点与许多建筑大师的做法一致。柯布西埃就是这样，在构思作品时。先用铅笔在纸上画着，而最初的建筑造型就是这样勾画出来的。看陈世民的这些草图，确实很有味道。“建立分层组合的共同空间，将是本方案的特点。”这是在他最初画出的发展银行草图上面留下的文字，正好这行字写在天梯式的斜坡旁边，作为说明。他还在草图空白处写出：“做个深圳特别的建筑!”而这排字与三角形的“天梯”建筑顶部正好在一个纬度上。

　　说清楚发展银行这个建筑比较简单容易。但要讲清楚一个建筑大师的经历，则是曲折复杂的。

　　陈世民是深圳第一个获得国家建设部颁发的“设计大师”荣誉称号的建筑师。他为深圳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笔触。如果将深南大道当做一个五线谱的话，那么，他在这条大道上的建筑作品，就如同排列开来的音符，按节拍摆放。诸如国际科技大厦、赛格大厦、和邦大酒店、金融中心、蔡屋围商住酒店、深圳发展银行大厦、对外经济贸易中心、艺丰广场、金田大厦、海丰苑、天安国际大厦、商隆大厦等等。如果加上深圳火车站，差不多等于说，他一个建筑师擎起了深圳的半个天空。可以说，他是当代中国的高层建筑之巨擘。陈世民在全国也是设计100米以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建筑师。这源于他赶上了深圳高速发展这样一个阶段。时势造英雄，城市大发展为建筑师提供了用武之地。

　　深圳的建筑在这30年间，陈世民不仅是主要建筑设计者，他还是见证者。他成全了深圳，深圳也成全了他。建筑师与城市的关系就是这样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不在深圳，陈世民即使再有才华，也不可能做出这样令人惊叹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看到他如此雄心勃勃地奔波在建筑第一线，不断地从他的手里绘出深圳一栋栋大楼的形象，谁会想到，他曾经差点儿放弃了做建筑这一行。回首往事时，他不禁慨叹道：错过了黄金年龄。

　　陈世民是四川雅安人，从小生活在农村。种田人的勤劳与朴实，是他的主要秉性，而家乡的山清水秀，又使他具有了诗意的灵性。他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面不宽却总是处于安静状态。这种自然与平静，可能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温文尔雅，内心深处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他的人生曲线，犹如他家门前那条小河，曲折是

　　以柔顺的方式表述，但认准的方向却不曾改变，一味地前行。少年时代，美术老师教他画一条鱼，一条很有灵性的鱼，线条简单却并不容易画好。尤其静中的动势，这不是美术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他当时虽然学会了画鱼，但对于其中的哲学认知还是经过了漫长的人生体味才得到。不知他当时在画小鱼时是不是意识到，他就像这条小鱼在家门前的小河里游动，一直游向了大海一样，他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或许正是这个诗意的画作，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填报志愿时，由于喜欢美术而报考了建筑系。

　　那是全国第一批高考考生。他们考试的结果要在《人民日报》上发榜。密密的名单中，他居然一眼找到了“陈世民”的名字，他考取了重庆工程建筑学院。

　　他的机遇不错。一毕业，就赶上了新中国的大建设时期。那时候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理想的时代，而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建筑师，也被理想烘烤着。尤其因为他被分配到了北京。一张娃娃脸，质朴憨实，言语不多，每天埋头工作、学习。他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方案是设计中国使馆区。当时，他是跟着林乐义老师学习建筑设计的。每到星期天，人家都休息了，他却将林乐义设计好的图纸偷偷带回宿舍，一遍遍研究，还照着一笔一画地描下来。建筑设计又不是绘画，还像当年跟美术老师学习画鱼一样认真而专注。他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大量读书，看到喜欢的书就想买，可是囊中羞涩，令他犹豫不决。有一本关于波兰重建的书，摆在别人的案头让他看到了，十分喜欢。他一次次翻开来，爱不释手，却又因是人家的书而不好意思总看，便放下了。可是，放下了却舍不得走开。他极想买，但看到定价：3元钱，便嫌太贵了。掂量来掂量去，用他的话说：“想啊，想了半天，才最后下决心，买它一本!”

　　从1954年毕业到1959年的5年间，是他在北京经受锻炼，丰富自己的最佳5年，他成为设计院的骨干。可就在他感觉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灾难来临了。3年自然灾害，“文革”灾难，他成为反动权威培养的骨干，显然要受到冲击的。他先是被下放到山东最贫穷地区接受改造，像牲口一样拉犁耕地，吃尽苦头，然后，又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插队，从北京离开时，最难受的事情是不让带书下放。那么多书都是他的命根子，那是他用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买下的，要拿去当废纸卖掉?!可是，不卖怎么办?带走，又断然是不可能的，这真是让他左右为难，痛苦万分。

　　他到河南的日子，是他一生当中最灰暗的阶段。一家人被赶到穷乡僻壤不说，还要再度拆散，分到三个地方，无法相见。他在新乡，交通极不方便。要想与妻子见上一面，他需要一大早5点起来骑自行车，一直骑到下午3点，才能翻山越岭，来到妻子所在的村子里，找到“家”了。这是怎样的“家”呀!屋里没有床可躺，地上铺一层稻草，就当床了。他睡在上面。墙是泥土的，黑糊糊的，地面也是坑洼不平，灶坑冷冷的，像好久不曾冒出烟火了。一个建筑了那么多楼房的建筑师，走进这个穷乡僻壤的家，如果不是从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这是荒诞派戏剧情节。孩子那时还小，在另外一个地方寄托，他想见妻子就无法去见孩子。那时候，他的最大奢望就是一家人能够团聚，能够住到一起。

　　他的女儿陈亭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声音是颇的。他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在荥阳相聚了。在她幼小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很小的火车站，月台上人很少，冷冷清清。火车头进站时喷着很浓的烟气，他们一家就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小站下车了。她强烈感觉到有种被抛弃之感。“一下火车，我爸就哭了。”女儿说到这里，眼睛已经湿润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正值中年的建筑师，他遇到那么多的坷坎都不曾流泪，他很坚强，他也一直鼓励妻子要坚强地活着。然而，当他们一家人在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站相聚时，父亲却忍不住流泪了，还是当着女儿的面流的。

　　一家人住进了一间小房子。屋子里有股发霉的味儿，肯定好久没有住过人了。哪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能算是有个窝吧。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一家之主的建筑师要学会拉板车，去很远的地方拉回蜂窝煤。还要一块块卸下来，摆好，还要点燃炉火。

　　盖高楼大厦的人，却蜗居在这样狭窄的小房子里，这种反差的巨大与强烈。也是“卧薪尝胆”啊。他们一家度日如年。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又冷得受不了。不知道这种刻骨的苦难空间感受对于他日后设计出那么优美的住宅建筑是否有其必然的联系。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往事不堪回首。好在，那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苦难，那是属于整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

　　陈世民说，那时候他完全没有了希望。他想。看来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农民了。他哪里还敢去想什么建筑设计。他经常坐在田埂上发呆。不时会有一只鸟从面前掠过，如同一块石头飞来，时常会吓他一跳。突然之间，一封信函就像飞鸟一样落在他的手中，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他意识到了什么，手抖动着拆开来：通知他回北京，马上动身，越快越好，去参加钓鱼台国宾馆的工程设计。他捧着这封信，良久呆立着。他不敢相信。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让妻子看，以求印证。

　　这封信使他眼前的乌云一下子驱散开来，让他看清了身后那个小茅屋是如何越来越小，越来越与他无关了，还有那个小火车站，是如何在他视线纠缠中迅速地隐退，以至最终消失。

　　那是1971年，他回到了久别的北京。几进几出的北京城，天空蒙着一层灰雾，街道与天空差不多一样陈旧。他走在街头，走得很快。跟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时的感觉相比，显然有着诸多不同。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

　　见到林乐义先生感到无比温暖。重逢的感觉，让他们发出人生的强烈感慨。他们又在一起合作了，搞钓鱼台国宾馆方案。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而更大的转折还在后边。

　　回到国家建设部的建筑设计院，他有种劫后余生、失而复得的兴奋。还是那个熟悉的大门，跨进去，感慨万千。当年他从重庆来到北京，一脚迈进这个大门时，那是跨进了中国建筑界的大门，也是他的人生希望与理想的大门。而此番再度进入这个大门，青春已经倏然逝去，他体会到了生命的沉重。

　　他参与北京的一些重要项目建筑。比如国家图书馆等。他是作为建筑工程师，负责规划这一块的。又是五年工程，让他重拾旧河山，为后来他在南中国那片土地上的纵横捭阖，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转眼到了1980年。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需要到海外建立公司，以求更大规模的发展。那时候，有条件的机构部门都希望尽快走出国门，春风浩荡地到海外去搞公司，比如中建总公司就在美国建了“跨国”公司。第一任公司经理乘飞机在美国上空无比得意地飞翔，且随心所欲地一跺脚，天空下的那个地方便诞生出一块开发地投资下去，如同空投炸弹。结果，战线拉得太长，全凭性情去投资而非科学严谨，结果赔了很多钱，令继任者在收拾残局时吃尽苦头。那是建筑师曹万华先生。他在美国当了三年经理，打了三年经济官司，苦不堪言。我曾详

　　并肩漫步时，陈世民感觉到了有那么多异性的目光在身前身后扫来。一股从内心深处唤醒的幸福感让他热血沸腾。只不过，那时候的学生还是以学业为重，即使心里有了激动，表面上也不会轻意表露出来。他说，他在大学时，患了肺病，但从未因病而影响学习，作业总是第一个交上去，不仅做得快，而且也做得好，每当他第一个将作业交上去时，最令他幸福的目光便是来自这位校花那里。就像阳光每天从窗棂处最先照到了他的书桌前，让他面前一片光亮一样。郎才女貌，就是这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建筑师伉俪的模式。陈世民先生在讲述这段经历时，那种回忆往事的幸福感令人感动。

　　他们确实颇有共同语言，既是同行，又是同乡，因而他们的结合，有着更多的默契。然而，命运却将他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颠来倒去的，从城里一次次贬到了乡下，又从北方到了南方，多年来真是离多聚少。

　　“我当时特别难过。分居、孤独、怨气，太不容易了!我在香港用足了每一分钟!华森成立了，却没有项目可做。打不开局面，一筹莫展。香港建筑界有圈子，你进不了人家的圈子。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机会来了。我们掘到的第一桶金是在深圳。”

　　1983年初，经徐光国先生推荐，他认识了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先生，并得到了设计蛇口南海酒店的项目。于是，他从香港走向深圳蛇口，让他和他的华森公司在一片困境时，终于见到了曙光。

　　许多年之后，他回忆当初从香港来深圳时的情景，感慨地说：“没来深圳前，在香港是处在逆境中，是人生的低潮，有了改革开放的深圳，我才得到机会，才能破土成长。”深圳是鹏城，他在这里如同大鹏展开翅膀。

　　数年后，北京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田，上海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田，而深圳与前两个城市相比，则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师的实验田。尤其是80年代。这就为中国建筑师留下了成功与成长的空间和机会。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深圳的中国建筑师，算是赶上了建筑盛世。不过，外国建筑师之所以能够大面积登陆中国各大城市，始作俑者还是深圳。深圳是全国第一个开始搞建筑项目招投标的。那是梁湘的时代。而陈世民就是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

　　80年代初的蛇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被称作“试管婴儿”。当时，为了满足南海油田的开发，香港招商局打算在这里建一个豪华的酒店。这个构想，是袁庚先生最早提出的。为实现这一构想，他多次与香港商会人士霍英东先生商谈，约请投资。袁庚先生还将陈世民设计的方案给霍英东讲解，但霍英东的儿子却主张由美国建筑师波特曼来设计。于是，陈世民为了适应双方合作，便来到波特曼在香港的公司工作了一个多月。却不想霍英东后来并不看好这个项目，未能投资。

　　据我所知，霍英东先生在广州投资了白天鹅宾馆，那是中国内地的第一个高档宾馆，五星级。但是，它是宾馆，而不是酒店。“酒店”这个名词在大陆出现的第一家，就是“南海酒店”。宾馆与酒店现在看来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是，在那个年代却异常敏感。酒店是香港那边的资本主义称呼，而我们这边的社会主义叫法儿是宾馆，即使白天鹅这样的资本家投资建的高档五星级，也叫宾馆而没有叫大酒店。真正的第一个大酒店，只能出现在蛇口，这个后来起了“姓资姓社”的风波之地，俗称“蛇口风波”。中国的特殊国情，“宾馆”与“酒店”虽然两字之差，却可以上升到“大是大非”。

　　我曾问过陈世民，是南海酒店在先呢还是白天鹅在先?他说是白天鹅。有人称白天鹅是第一个来广东试水的海外来客。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建筑。这个造型简洁，如两片白净羽翼对称的立面，占尽了白鹅潭的美妙风光，几十年后走过那里，依然风光无限，令人流连忘返。霍英东能够投资这栋著名建筑，离不开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的大力支持。于是，“共产党怎么可以跟资本家签约呢”这样敏感的问题引发热议。这个由著名建筑师余俊南设计的四十多层建筑物，成了广州城之最，也成了最招风的大树。1982年试营业时才热闹呢!一位建筑师跟我说，霍英东按照香港方式经营宾馆，开业时，让美女穿着露大腿的旗袍在宾馆门口站一溜儿，那裸露的大腿像一道鲜嫩的光线，有着足够的杀伤力。还有门童穿着斑马裤，这都是一些新鲜风景突然出现在广州街头，令人驻足瞠目。五星级宾馆里的饭店尽显豪华气派，各种银制餐具、牙签、带套的筷子、餐巾等西洋玩意儿，令从未见识过资本主义餐桌文明的广州人大开眼界，也让这些贪心人暴涨了人性的弱点及丑陋性：顺手牵羊。当时，人们还很不适应文明规范，穿着带铁钉的皮鞋堂而皇之地在“白天鹅”身上走动踢踏，将高档的大理石地面踢出了伤疤，难以修补。这一下子可让宾馆管理者大动肝火，于是，规定了几不准张贴出去：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带钉者禁止入内。禁令大伤了中国人的自尊，这在当时的广州掀起了轩然大波。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霍英东放弃了投资南海酒店?也未可知。但蛇口没有放弃。袁庚经过努力，组织了四家投资组合：香港汇丰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香港美丽华酒店集团和招商局，四个股东，各占25％股权。这其间，汇丰银行股东也坚持用外国建筑师波特曼来搞设计，而袁庚还是坚持让陈世民设计。直到他将模型做好，努力争取到了在股东大会上介绍南海酒店的方案。

　　波特曼应该算最早在香港登陆的西方建筑师。我在上海看到了波特曼做的商城。波特曼的建筑风格最著名的是“共享空间”，而共享空间又大多出现在酒店或大商场的内天井处，在国外最早出现的那种商业与休闲于一体的建筑模式中。所以，他对于建造酒店或商业建筑，有着相当大的竞争力。

　　相形之下，陈世民和他的华森倒是默默无闻。尽管陈世民在北京参与过许多重要建筑的设计，但是，他在香港一年来，并没有什么作品。而且，当时他作为国内的建筑师，从一个很封闭的状态下走出来，受到的束缚也是多方面的，何况，从技术层面而言，也是比较低的，无法与西方著名建筑大师抗衡。然而，由于招商局方面袁庚的坚持，陈世民才获得了机遇，同时，他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袁庚对南海酒店的要求：“一定要有特色。既不要照搬香港的，又要摆脱国内千篇一律的模式。”

　　陈世民琢磨着这个要求，开始了构思。他要拿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方案，否则，这块“肥肉”就不可能掉到他们公司的口袋里。

　　让一位毕业后就一直受到正统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建筑师去设计一座豪华的“资本主义”的大酒店，这肯定是件反差极大的事情。社会主义需要的是朴素，而一向被批评的东西，恰恰是南海酒店最需要的东西。不同意中国建筑师的人认为，大陆的建筑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尤其在外国建筑师的眼里，全中国只有一个建筑师在搞设计，因为所有的建筑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子。

　　对于中国建筑师而言，能否设计好南海酒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陈世民深感压力之大。但也为机会终于向他招手而欣慰。这是发轫之作。那一条从雅安的家门前小河游出

　　去，几经旋涡不曾沉没，终获破浪远行的“小鱼”，终于成长壮大，已到了真正飞翔的时候啦!

　　他到蛇口码头进行现场考察时，像个诗人，还有妻子相陪。他们坐在山头上观望海面，尽管当时推土机正在轰隆隆填海，破坏着海面的宁静，但他好像从中看到了一叶属于他们的圣洁帆船，正缓缓驶来。他的眼前猛地一亮，一个灵感火花让他捕捉到了酒店的构思。他给妻子讲灵感带来的建筑形象，讲得滔滔不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同时出现在眼前，这样的环境，怎能不让他亢奋!

　　与久别重逢的爱人在山坡上观海。闪出灵感，是浪漫的灵感。建筑师面对大海，出现帆船。帆船的联想，凝固了这片最初的空间，从而形成了对酒店两端山墙的设计构想。通过此联想而演绎出南海酒店的标志：海面上有一座带风帆的建筑。风帆下面的四个波浪，分别代表投资南海酒店的四家出资股东。

　　看陈世民的草图，是一种享受。速描风格，很有章法，标出的眉批，也颇具味道，画龙点睛。诸如：“对帆船的联想，值得抓住!”“利用色彩造型、新与古”等，言简意赅。

　　一个建筑的构思形成，如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构思。不仅需要艺术家的生活阅历与文化底蕴，还需要有灵感。陈世民是个细心的人，也是个有阅历的人。他在香港虽然没有做什么像样的作品，但是，他对香港的建筑却有了真切感受。陈世民说，当时香港在盖高楼，国内在搞度假村，我要搞国内没有，香港也没有的。

　　南海酒店是有景观的，人山海三者的关系在他的笔下灵动起来。酒店大门不靠海，而是放到了后边，靠在山坡处，而酒店的窗户一律面朝大海，让人们感觉自己是在海上。人活动朝海，而不是汽车驶进酒店大门时朝海。这就是观念，是对环境理解的观念。

　　他认为深圳最需要的是空间，是透气。这是深圳学香港的结果，而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因为他非常熟悉香港的结果。假如，他不是在香港居住那么长一段时间呢?假如他不将香港与深圳作对比呢?所以，人的经历决定人的意识。这很重要。

　　他的方案不仅有侧面山墙的船帆，在正面还有更精彩的笔触。那是五组客房，单元呈弧形排列，圆弧碗状阳台是最出色的建筑语言，像音符一样排列有序，谱写出这个海上大酒店的曼妙韵律。这种外形与海面映衬，既是诗，也是音乐。尤其阳台造型，陈世民自己说，那是借鉴了新加坡当年的香格里拉酒店的碗状，而我却感觉不像碗的造型，倒是颇像珍珠形状。记忆中那是80年代中期，我头一次来深圳就有幸去了蛇口，就参观了这个建筑。那时的海水与酒店距离非常之近，从海这边看去，酒店的阳台呈弧状排列，充满韵律感的阳台，在阳光下像饱满而闪亮的珍珠，半隐半露，印象极深。

　　若乘船在海上远望，整个南海酒店的外景观十分漂亮。这五组挂满“珍珠”的建筑立面，可以说像一个展开来的华贵屏风，但我更想形容成一个乐曲的数个乐章。这是一首奏鸣曲，一首关于海与陆之梦的奏鸣曲，从容地按照呈示部、展延部、再现部等方式进行着演奏。

　　这样的方案，前后经过半年多时间，方才通过。

　　南海酒店的特色以及这些特色产生的根源，在于建筑与环境配合融洽的关系。建筑依附环境构成，环境因建筑而增色；建筑充分利用环境条件，环境补充丰富建筑空间，这便是南海酒店建筑特色的主要由来。

　　如果说方案设计使他付出了辛苦，那么，他担任项目经理，负责酒店建造全过程，就更是历尽艰辛。中国建筑师都是只管设计而不管施工的，也不可能去管施工。施工有专门的队伍。而陈世民则不同。他不仅要设计出方案，还要负责将自己的方案变成真正的建筑物。这个任务对于他而言是全然陌生、充满挑战的。他从未有过将方案变成真正建筑物的经历与经验。从设计图纸开始，一直到交钥匙进驻，这是全过程体验。多少工种，多少道程序啊。28家公司要归他管。一个建筑师，在国内是“知识分子”，书生型的，只管埋头设计，怎么管得了28家公司?那是需要负责工程的经理去管的。经理与建筑师完全是另外一套系统和方式。这种工程总承包形式，在当时的国内是没有的。

　　国家计委发文推广工程总承包也是在其后。陈世民是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了做好这个项目，他去美国波特曼总部参观，总部设在亚特兰大。流动空间理念，对他很受用。他等于将东西方的好东西融进了自己的构思与创作之中。他和波特曼合作，波特曼做顾问建筑师，他做建筑师。

　　前后经历了3年的施工期。从未有过的责任与压力。他的身影在工地上随处可见，总是那么精神百倍，那么不知疲倦。他还像年轻时一样，工作起来不要命，没黑没白。走路还是那副架势，笔挺着腰杆，步履矫健如飞，机敏神速，说话也还是那么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但是，与他在一起的人却突然发现了他的变化之处——开工时，他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却在这3年间，不知不觉脱落了，稀疏得像一层烛光映透的纸张，透出了头皮的暗红。等到建筑物竣工之时，他已经谢顶了，额头光秃得像个沧桑老人。

　　他的画册上有一张照片，是在刚刚落成的南海酒店工地上拍的。照片上的他不像一个建筑师，倒像个工段长，或者材料工程师。因为他站在一堆乱石间，一脚高一脚低，而他的两手则放在踩踏高处的那条腿膝部，身体也顺势寻找到一种不平衡中的平衡。照片上的他很清瘦，面色黝黑，一副苦相。照片下边标的字是：“作为项目经理，我还负责施工进度和质量，随工程进展在地盘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他记忆最深的还是南海酒店的装修。当时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完成装修。即使在香港，这样的建筑完工后，也要交给外国人去装修的。外国人见多识广，做这种高档的室内装修相当有经验。而陈世民却从未搞过。股东不相信他。争执结果，先拿出八个房间做样板，外国人做四间样板房，陈世民他们华森公司做四间，然后。进行比较。评委组成相当严谨，不是从国内找，而是在国外找。陈世民说，他当时找了两个学工艺美术的学生来帮着他做。陈世民感激香港美丽华大酒店的支持，陪同他到世界各地参观高级宾馆，以开眼界。他看到了好多高档次的五星级酒店的内部装修，他结合着东方的特点，做起来得心应手。他的装饰理念是室内装修与室外主题的大海相呼应，做成夏威夷热带酒店风格特色，格调清新典雅，赏心悦目。他还大胆将中国古典太师椅改制为沙发，充分体现了“中西合璧”。

　　等到中外各自的四个样板间分别做好了，开始PK时，外国评委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欣赏陈世民做的样板间。有的评委感到十分惊喜。其中一位英国评委对陈世民装修的样板问，当即拍板盛赞，并鼎力推举。他说，他还以为这是外国人装修的呢。当陈世民送他回香港，一直送到蛇口码头时，他对陈世民十分感慨地说：“看来，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呀!”

　　他这话的意思是：中国人厉害呀!因为他知道中国人从来没有装修过这么高档的酒店，甚至连见都很少见过，怎么会做得这么好。这让我想到东莞一位个体老板说过的话：“中国人

　　厉害呀!原来我给香港老板打工，现在他给我打工!我现在在美国也有公司!”他给我讲，中国人看到什么就能够学会什么，速度之快，让外国人惊叹!

　　“南海酒店的创作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磨炼与痛苦，铺垫起我设计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陈世民数年后如此感慨，“它使我获得了从建筑设计到交付使用的全部知识，获得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学会了如何去管理一个大型工程项目，体验到作为总建筑师如何去面对困难和挑战。”

　　南海酒店开业的时候，场面隆重而豪华，群贤毕至。高朋满座。谷牧副总理也到场了。他盛赞南海酒店建得好。他为此热情接见了陈世民。装饰一新的酒店大厅，高敞的有层次的空间，在开业典礼的时候显得格外亮眼。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了陈世民的汗水与心血。

　　南海酒店是中国第一家叫做“大酒店”的五星级空间，而陈世民也由此将自己打造成了中国建筑师的“三项全能”第一人——设计、建造和装修一条龙。

　　当庆功宴席开始，来宾喜笑颜开纷纷举杯庆贺时，有人却突然发现不见了陈世民。他是功臣，是酒宴的主要角色啊，四个股东方面的代表，都希望此时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而偏偏这时候找不见他了。他到哪里去了呢?

　　谁也想不到他此时已经无法承受庆功的气氛了，一个人悄悄躲在大酒店的一个角落里。他在捂着脸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但男儿真的有了装不下的泪水，不弹怎么办?统统吞进肚子里行吗?三年间，陈世民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辛酸!这个硬汉，早就想哭一回的，没哭的原因只是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哭。

　　那副重担，压得他难以喘息。无穷无尽的事情等着他处理，从早忙到晚，什么时候才能竣工才能结束这种忙碌。他天天盼着结束的日子。现在他对自己说，总算熬到头儿了!他终于有了空隙，有了哭的机会。

　　这个从无到有，从里到外，从始到终都与他相伴的大酒店，从此改变了l陈世民，近乎残酷地让他完成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建筑师到市场经济建筑师的真正蜕变。

　　这个侧面具有帆船特点的海边建筑，成了公认的里程碑式作品，这不仅是陈世民个人设计生涯的里程碑，也不仅是中国建筑师的里程碑，它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酒店业的里程碑。它像一盏造型新颖的灯塔，屹立在南中国的海面上。姓资姓社，这是当时中国最敏感的话题，白天鹅虽然在它之前建成，但那还是叫做宾馆，可它一建成就叫做“酒店”了。酒店与宾馆的差异在我的理解中，就是姓资姓社的差异。因此说，南海酒店意义非凡。

　　二十多年后，全国建筑界搞了个中国一百年一百个建筑作品评选，南海酒店榜上有名。全国那么多城市，那么多建筑，有很多城市没有作品入选，而深圳建了那么多楼群，也仅此一个“南海酒店”获此殊荣。这既是对陈大师的肯定，也是对深圳的肯定。

　　为了南海酒店，我再一次去了蛇口。地图上看，蛇口在深圳西南方向，就那么小的一个尖尖，像蛇头的形状。昨夜台风经过深圳，据说只是擦了个边儿经过，就将整个深圳狂洗一番，树木有刮歪刮倒的，广告牌有刮坏的，建筑物玻璃有刮碎的。从早上开始，雨就一直在下，风雨飘摇中，车挡风玻璃不断遭雨袭击。早年对深圳不熟悉，感觉哪里都接近香港，无论蛇口还是沙头角，有一网之隔的界地，网这边是我们的人，网那边是香港的警察，警察都是外国人，高个子、高鼻梁、蓝眼睛。因为头一次来深圳，去哪里都没有方位感，加上哪里都有新奇感，便将去过的地方混淆了。

　　到了南海酒店时，暴雨似乎更加浓烈。好在车停在酒店大门的门亭里。一进大厅，感觉很像进了一艘船里，尤其内天井四周的层楼，房间门也让人想到是在船上，倾斜的几道房梁，更与船上的构造相似。我与老诗人晓凡一道参观，不久前，他刚刚上了一艘豪华游艇，去国外旅游观光，他说那条船比泰坦尼克号大几倍也豪华几倍。因而，他感觉这个酒店其面积比那艘大游艇要小得多，也简陋得多。

　　走进海南酒店，有种恍若隔世之感。对我而言，就像曾经有一件让我十分喜欢左看右看都喜欢的西服，我想用手摸一下，却因为放在柜橱里有玻璃挡着摸不到。只能隔着玻璃看，却越看越喜欢。无论款式还是质地都喜欢。可是，事隔十多年，我又见到了这件曾经让我喜欢得不得了的西装，突然就展示在面前了，不仅可触可摸，还可以试穿，然而，它的款式已经时过境迁。它的存在对我已无意义。我的喜欢只能属于曾经的记忆。这让我真是沮丧而又无奈!

　　中餐厅与西餐厅均与以前大不同了，重新装修了。尤其餐厅改变得与当初面目全非。这种改变令陈大师无法容忍。他爱着他的作品，一如爱着他的孩子。

　　在四层走廊处碰到了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看上去像酒店的经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当年刚建好时我就来过这个酒店，现在我是专门过来看看的。他说，他们重新装修了，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已经陈旧了。但是，他说格局大体上没有变动，不是他们不想变动，而实在是墙体太结实了，弄不动，所以，他感叹这栋楼的建筑质量之好。他甚至开玩笑说，扔个炸弹都炸不塌的。我想，尽管陈大师对于酒店乱改了他的内装修空间而惹他生气，但是，他应该为这位经理对他建筑质量的评价而高兴。因为，他当项目经理时付出了那么多，如今仍然得到了质量印证。在当今许多豆腐渣工程出现时，他亲自建起的楼房能够这样无法拆卸，可见他是多么尽职尽责地强调了质量。要是汶川的校舍都是这样的建筑，那么，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就不可能被夺去生命了。我们总在喊建筑是百年大计，从这个建筑才可以谈得上百年寿命。

　　经理很热情地让我们参观，打开了一间无人居住的客房，我们走进去。仍然感受到了落地玻璃窗直面海湾的清爽感。海面一片昏蒙。这种昏蒙让你平添了许多对于往事的回。

　　第三节回旋奏鸣曲式，不可遏制的内在力量

　　在我去过南海酒店之后，我又一次采访了陈世民大师。那一天也是下雨，他约我在银湖度假村相见。这个度假村成了会议中心，各种五花八门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每天都有。真不知道深圳怎么会有这么多会议。我也不知道陈世民是在这里开什么会议的，他只是跟我说明了相见的时间。我准时赶到了贵宾楼的正厅，却找不见他。我问服务员。服务员说这里有五个会议，她说她也无法找到陈世民先生。我只能给他打电话。可能是开会期间他无法接听电话，没有人接。等了好一会儿，我才转悠到了一个会议室，是一个评估会议，跟建大学城相关。我轻轻推门进去，果然发现陈大师在前排就座。他是作为顾问被邀请过来的。会议结束了，陈大师拉着我来到一处咖啡吧式的餐厅里，坐了下来。

　　从举止上看，动作显得有些缓慢，但精神却非常之好，有种老骥伏枥之感。想想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正是深圳特区搞大建设的最红火时代，也是他的事业最辉煌的时期。

　　他非常忙碌的样子，肤色黝黑，脸膛里里透红，尤其突出的是额头：明亮着、宽阔着、高爽着。他的眼睛很小，而且，见到这些外地来的同行们，总是以微笑相对。他的微笑当时我读来

　　无非两种内容：一则是东道主，显而易见地欢迎各路朋友；其二呢，便是他在忙碌的闪动中，那不变的微笑堆积着一个成功者的自信与得意。

　　那一年，正好是他们华艺公司成立八周年。他们在深圳科学馆举办了建筑设计作品展览。有三百多人参加了展览的剪彩。其中有建设部、中建总公司、深圳市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及港深两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还有我们这些前来参加“建筑师杯”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应祝晚会够隆重热闹了。而陈世民也大出风头，他有那么多作品参展，那些效果图陈列在大厅里，光彩夺目，像一个水彩画家的作品。许多人对这些建筑效果图流露出惊讶与惊叹之色。晚上的庆功会更热闹，刘尔立董事长在会上宣读了建设部授予陈世民的“中国建筑设计大师”称号的决定。赢得一片热烈掌声。华艺公司还依照文件精神给他颁发了奖金。我有幸出席了当时的会议，并从中得知了这个日子还有一层含义：陈世民从事建筑设计生涯40年。

　　一个人做出这么多建筑?前来观看的内行们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培养出的建筑师，他们与市场经济建筑师有着悬殊差异。他们看了后很震惊也很受触动。他们很难相信这些作品是出自陈世民一个人之手。于是，有人就议论说，会不会像有些画家那样，一旦成名后，让别人代他作画签上自己名字?在国外建筑师中，也有以建筑师名义出现却并非他亲历所为的事实，比如，波特曼在世界各地的建筑作品中，就有他的事务所是其他建筑师做的，而他只是终审时签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已。当时，我也不能不去这样揣测和怀疑陈世民。及至20年后，面对已然苍老的陈大师，我小心翼翼地道说了当年的想法，他坦承道：是的，一直有人不相信我一个人会做出这么多的建筑。这个不奇怪，他们不会知道我是怎么工作的。

　　他是在飞机上工作的。那些年，他不断地绕地球飞往世界各地，从东到西，由中国建筑市场做到了世界建筑市场。他非常会利用时间，在起飞的那一瞬，机身颠簸无法摆开纸张画图，等飞机飞到高空平稳时，他就会立刻睁开眼睛，放下小桌板，开始工作。有时候他去国外，在飞机上要飞十几个小时，正好是他安心工作的时间。等到飞机降落时，他的方案已经做好了。出了机场，到异国时，他就将做好的方案寄回国内。这种方式的邮寄，他已经习以为常。那时还没有电脑制图。

　　他是个工作狂，拼命三郎。他接下来的项目从深圳辐射到上海、南京、广州、大连、哈尔滨、长沙、天津、北海等地。其中属于他直接设计草图和主持设计的就有十多个作品，就是说，又将有一批巨人从他的手中诞生：深圳宝发大厦、深圳蔡屋围商住酒店、深圳和邦大酒店、南京千帆大厦、广州国际大酒店商贸广场等。十个大作品等待着他去完成，这就相当于一个作家，已经开始了十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出版人正在那里急等着下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能不玩命呢!他的速度他的干劲肯定是超常的，而评头论足的建筑师们，当时都没有陈世民这样的机会，都不会这么“火”。陈世民已经进入了他建筑创作的高峰期。他在深圳如鱼得水，甚至可以呼风唤雨。用他的话说，这一年是他：“设计事业上最为重要，思维最为敏捷，设计思想最为成熟，作品最多，也是最激动人心、实现梦想的年代。”

　　他把一个城市托在肩上，他的脚步有多快，城市长起来得就有多快。看他的走路速度，就能看出深圳的建筑成长的速度。

　　这一切辉煌的由来，便是他从香港迈向蛇口的第一步走得好，就是南海酒店的成功带来的机会。从他的南海酒店建成那一刻，他已经成了深圳建筑界的核心人物。他还在香港时，深圳主管建筑的副市长罗昌仁就赶到香港，去邀请陈世民做市政府的顾问。深圳当时的建筑市场很乱，鱼龙混杂，政府相信陈世民的水平与能力。许多难题都要靠他前来解决，许多相持不下的意见，要听他的，许多定不下来的方案，也要靠他拿主意。

　　“最早我是坐马车进深圳的。从火车站那边罗湖乡下。”陈世民回忆道：改革前的火车站通往罗湖检查站，一百余米的泥土路，人们背着袋子，挑子，像逃难，树木稀少，枝叶稀疏甚或光秃，且无精打采。1949年的罗湖旅客检查站，拉着铁丝网，旁边立一块质地粗糙的木牌子，上面写着“应税物品，请到本关内完税过口”。神圣的关内建筑，不过是一个简陋得如同蔬菜大棚的地方。渔民村的板房单薄，架在水面上，支撑的木柱杂乱而纤细，像一条条肺痨患者的马杆腿，站立在水中，形销骨立。开发前的罗湖村宅，棚户密集无序，黑瓦白墙，像一堆无法洗净的脏蘑菇。

　　“当时我们到规划局办事，是坐马车进来后，走着去规划局的。普通的四五层小房子，想不到会在这里规划出这么大的一座城市。规划局长蹲在地上，在地炉子上烧饭吃。炉子很简单，上面烧的饭也很简单。艰苦创业嘛。”

　　“局长把我安置在大酒店住下。那是一个大车店，不仅简陋而且满院子都是牲口，像在农村，牲口刨蹄，打响鼻，夜里影响睡眠。”

　　等到深圳负责建筑的副市长找到他时，他就告别了“马车时代”!

　　1983年8月5日，罗副市长为深圳金融中心这个项目前来香港找他。金融中心在大剧院对面。位置极好，当时有四个兄弟设计单位做了八个方案，而这八个方案均不够理想，因此未予采纳。副市长对他说：“我们争议了半天，也下不了决心，你来试试吧。”

　　陈世民分析了金融中心这个项目，其难点在于三个业主单位，哪一个都想以自我为中心，都想占据最重要位置。当时房子流行紧挨着马路建，三个业主都在争靠马路的位置，那么，究竟谁占据主要的临街位置呢?三家业主依次为中国工商银行、晶都大酒店、财税部门。他将这三个建筑合而为一，相当于三个背靠背组合一体，从不同方位看，每一家都居中间，都是处于主要位置，而其他两个都是配合。三个业主处在和谐一体中。这样，便调解了他们各自争锋的问题。一周后，陈世民将自己的初步方案搞成一套带有分析的概念草图。赶赴蛇口见罗副市长。罗副市长听完他的方案分析，高兴地脱口而出：“有的玩儿的!”

　　这期间，他因南海酒店装修进行考察，立即飞往美国。他在美国一边考察，一边又对金融中心的平面布置、立面造型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处理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在纽约看到了万国宝通银行，很高层，他认真观察分析，从中吸收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国庆期间，他在北京度假，却突然被深圳市领导紧急召回，当时深圳还没有机场，他飞到广州后，罗副市长派车将其接到鹏城，当晚领导们对方案及模型进行了审核。他记得市委副书记周鼎说：“这下好了，我们不用再为这个项目开会了!”

　　这个方案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尤其将临街的建筑推后，为城市让出空间，这很有城市空间理念。他说：“我发现深圳城市建设初期模仿香港，在规划中往往先将要建的高层建筑沿用地四周道路高高耸起，街区中间留下一块不明不白的‘大杂院，既浪费了空间，又对城市环境极不尊重，忽视了改善人的生活环境。分析这

　　种情况再对照国外一些城市重点建筑，大多以广场绿地环绕的空间组合方式，显然两者差距甚大，其根本问题是对环境的认识。”他将金融中心的总体布局与香港方式反其道而行之，将数栋高楼聚合在一起，放在街区中央，采用多项组合办法，突破大楼沿街站的布局，向城市让出了空间。将“大杂院”改为花坛、广场、步行街。作为建筑师，他没有把目光局限在建筑物本身，而是抓住了城市环境与城市空间去展开构思，这正是值得赞许的视野问题，也真正为深圳的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金融中心是一首协奏曲，协调了三栋楼三个单位，各自为政，三足鼎立，各自一面相当于各自演奏了一个乐章，合在一起是三个乐章，完整的协奏曲，可以叫A大调吧。

　　金融中心的三足鼎立造型扎实而不失秀美，可以从不同角度感受到造型艺术的韵致，在北京的深圳发展银行大楼，差不多也是这个建筑的翻版，至少深受其影响吧。

　　这个金融中心的“三足鼎立”平稳造型，是处在当时深圳不稳定的急速发展变化当中，这种动荡式的浮躁，被这个建筑一坐落，如同找到了安心丸，就像一把沉稳的太师椅被稳稳地钦定在那里，风吹雨打都不动。这是城市的信心。

　　他在1985年就将北京户口放弃了，迁到深圳。这一惊人举动令所有亲友费解。“别人说我是傻瓜。当时深圳这边的户口还进不来，我自己去找市委书记批的。”

　　他到深圳后又成立了一个公司，华艺公司。这是一个股份公司。与日本和香港的股东合股。他在深圳最紧张画图的时候，常常是这边正在画，那边就已经拿去施工了。边画图边盖。就像导演，剧本没写完，先开拍。城市建设快速增长，城市的激情，带来了建筑师的激情，深圳市的重要建筑项目，都得经过他。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市领导在找他：“陈世民在哪里?快叫他过来!”于是，陈世民就会应召而来，第二天要开会，头一天晚上市长就会找到陈世民，让他讲图纸，讲方案，到了第二天会上，市长就会拿着他的图纸在会上研究，敲定下来。他是深圳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和顾问。他曾感叹地说：“罗昌仁副市长给我们任务，要杀出一条血路。建筑是重要领域。作为建筑师我们怎么杀出血路?我为何感激他呢?他是我手里的一把刀，砍旧的东西，刀很锋利，很有用。”

　　如今在他的建筑师事务所里，我看到他的这间大办公室墙壁四周堆满了他设计的图纸。像砖一样码成了垛。厚厚的图纸，如岩层排布，夹着一些小黄纸标签，很是醒目。他指着这些图纸感慨地说：“深圳给了我最大的创作激情，使我的潜能得以最大的发挥。”是的，他在深圳确实将自己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创造了奇迹。

　　深圳火车站也是陈世民的杰作。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了设计方案，但是，市长不满意，找他做。他开始不想接，因为毕竟是别人做过的，如果他接了会得罪人的，何况，原设计人听到他要接手重做时，还给他发了封威胁信。但是，架不住罗副市长一再动员，他决定接手重新设计。

　　陈世民将“国际航空港”的理念引入火车站。这是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圳火车站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火车站都复杂。他说，现代建筑现代在哪里?不是金属玻璃和现代科技，而是要节省人的时间，这种节省人时间的方便空间的有机构成，便是城市的现代性。

　　“深圳是个光辉的城市，是我职业生涯的平台，让我找到了尊严，找到了自信。挖掘了我个人的潜能，好多人都来，走掉了，我留下了。”说这话时，他脸上有种自豪感。“那时候，我一天在香港，另一天在深圳，两边跑。开始是以香港为主，深圳这边为辅，很快就倒过来了，深圳这边为主，这边建筑任务量越来越大。当时深圳是全国的建筑中心，深圳辐射全国。这几年深圳淡了，我们建筑中心转移了。转到了北京、上海。北京有我们在做的二千多万平方米项目、上海有三千多万平方米开发区。有人说我是中国做得最多的，也有人说我是做得最高的。以前做公共建筑，现在做住宅。”

　　迄今为止，他一共做了150个项目。21幢100米以上的建筑。在这种超高巨人建筑领域，中国建筑师凤毛麟角。他已经不仅仅是深圳的建筑师或香港的建筑师，他已经走向了世界。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做了枫华园假日大酒店，也在日本奈良设计了传统文化味道极浓并被日本各方人士激赏的“大文化村”。他有宏大的理想，不满足做一个建筑师，他还想像波特曼那样，既做一个投资者也做一个建筑商。

　　不能说陈世民是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师，但可以说他是中国最勤奋的建筑师。“天道酬勤”这四个字，是对他的最好写照。他做住宅，很早就提出过五代：第一代是经济节约型；第二代是适用经济型；第三代是多元商品型；第四代是景观舒适型；第五代是生态文化型。由此，我想，王石的万科之所以能够在深圳这块土地上立稳，立于潮头，总能够引导全国房地产发展前景，也与陈世民这种具有前瞻性的住宅建筑师的眼光与贡献是分不开的。

　　陈世民为深圳这个城市贡献了那么多的智慧与心血，汗水与辛苦。比如，他在设计建造火车站时，他提供的方案是候车楼高度38米，因为火车站不能建得太高，建得太高是一种浪费，是没有那么多使用功能的，但是，上面主管部门要求他必须建到50米高。建不到50米，就不批准。广州火车站可以盖50米，因为广州火车站广场大，而深圳的火车站广场只有100多平方米。怎么办?他的智慧在于他采取了阶梯式方法。最前边第一层是38米，往后层递着加高。直加到50米。这样看上去，与100平方米广场就协调多了，也被上边通过了。

　　还有金融中心三组建筑摆放的智慧，当然还有南海酒店的诗意造型，也源自他的智性构思。他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他在那个特殊时代已经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自己的知识潜能，做了最大的努力与最大的成绩。他跟自己同时代的国内建筑师相比，无疑是杰出的，尤其他之于深圳这个城市。他对这个城市建筑的影响力，是其他建筑师不能比拟的。他还提出将“空间留给城市”。这对于城市的未来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他这一辈子，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到城市，拉过犁，住过土炕，睡过稻草铺，什么罪没遭过?什么绝望的境地没尝试过?他的复杂的人生经历，势必要影响到他的美学构成的复杂性，肯定也将影响到一个城市在建造时的复杂性。或许，他在深圳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复杂性。他在与官员打交道与业主打交道与市场打交道，这一系列的复杂局面，他能够从容应对，并且取得多方信任，这不能不说是与他的“特殊经历”造就的“特殊适应能力”相关。

　　一个建筑师的成长经历与一座城市的经历，肯定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或影响的。既有冥冥之中的暗示隐喻，也有现实中的巧合。

　　陈世民经历了中国建筑20世纪50年代到2l世纪的发展全过程。半个世纪的建筑，他亲身经历亲身参与，是一部建筑活词典，更是一位骁勇善战于国内外建筑市场的大将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这是他的主战场，主讲坛。回顾深圳的城市发展不能不提

　　到建筑，而提到建筑不能不提到陈世民大师。他为深圳定了建筑风格，而反过来说深圳的建筑也影响和左右了他的人生走向。

　　陈世民的建筑作品与深圳的城市理念是互相渗透的。

　　他的一生都有种匆忙上阵之感。考取大学时，他在《人民日报》密密麻麻的榜上查找到自己的名字，不禁热泪盈眶，连家都没回，就卷起行李赶到了重庆沙坪坝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报到，开始了成为一个建筑师的梦想。本来是四年的建筑学专业，却被压缩成两年，“在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建筑学的渊源历史和熟练掌握其基本专业技能的情况下，我们被送到武汉市体育场工地进行专业实习，同时就宣布了大学生毕业分配方案。气笛一声长鸣，一节车厢载着我们这些充满建筑师梦想的青年学生直奔北京。”陈世民接着叙述道，“从准备做建筑师到即刻踏上建筑师的征途，一段快速的人生节奏，跨越式地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然后，是突然间“文革”下放走“五七”，在万念俱灰时，突然间被招到北京参加重要建筑项目的设计。随后，又是突然间被空投到了香港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开始了全新的适应与经营。之后，又是在创业的一片黯然之中，发现了深圳的新大陆的曙光，又是仓促上阵，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建筑生涯!

　　陈世民每一次被委任，都有种“突然性”和“仓促性”，都是处于中国最重要的时刻，参与了最重要的建筑，他始终处于“核心建筑”方位。比如，他刚分到北京时参与的建筑，是中国十大建筑；他从“文革”乡下被招回北京，参与的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在钓鱼台南侧修建高层国宾馆。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建筑界首次开始的大型建筑创作活动；而中国的援外建筑，他也是首当其冲，比如，中国驻巴基斯坦的体育中心方案设计、几内亚大会堂设计等，还有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他都是参与者；再然后，他又是第一个被放置到了香港，成为国际建筑市场的最早实践者!这些“核心与重要”的位置与处境，构成了他建造大作品的自信与能力。

　　这一切“突然”“速成”“听凭命运”，构成了陈世民的人生方式，这样的方式令他惊人成熟，也令他超负荷运转。他是个有着顽强意志的人，肯于动脑筋，极其勤奋，是个适应性极强的人。他胃口极好，拿过来就能吃，就能消化，他是一个历经“速成式”教化与训练有素的中国建筑师，而用他来建造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速成式城市——深圳，那简直是再适合不过了。这座城市在等待他期盼他，而他更是在等待与期盼着这座城市。他们不谋而合，他们相知已久!陈世民丰富的建筑人生，既是新中国的一部建筑史，也是深圳的城市建筑史。

　　陈世民很清楚自己的作用。他不去奢望做明星建筑师，他认为明星建筑师是大家围绕他一个人转，表现他自己，更大的闪光点聚焦也是他自己。陈世民是务实的，他说：“我们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影响不了时代，可以在城市添砖加瓦，尽一份力量就不错了!”他还说，我也不追随高科技派、后现代派，我只实现一些东西，有名没名，经典不经典，那也无所谓。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势造英雄是对的。陈世民应该算中国第二代建筑师吧?算是赶上了好时代，好机会。因此，他出手的建筑设计，要远比他上一代的建筑师多得多。如此忙碌的时代，或许会有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时候。但是，陈世民以一个成熟建筑师的水平与良知。竭尽全力，精益求精，以完美主义者的标准做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有一部拍摄他建筑生涯的电视作品，拍摄者跟踪拍摄了6年，但是，他一直没有同意将其拿出来播出。他总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标准很高。他已经放大了能量与才智!他尝试过各种体制下的建筑师角色：从国营到股份制，再到纯个人的民营企业。这样跨出三大步的建筑师，就不仅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意义了，更有实干家经理人的特质。

　　有位建筑界朋友跟我谈过陈世民，他说他很佩服陈世民能够承认自己是个职业建筑师。许多人在干着职业建筑师的活儿，向市场取宠的时候，却不敢承认，摆出一副清高的知识分子的样子。而陈世民却是真实真诚的。他提倡去迎合市场。他说他更想做好职业建筑师，真正为城市解决实际问题。贡献自己。

　　如今的陈世民仍然在建筑的第一线。只不过他在事务所只管建筑设计，管理方面由女儿承担。陈世民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壮心不已。他一身殊荣：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授予他“全国十大建设科技人物”称号、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授予他“住宅领军人物”、中国设计行业颁发给他“终身成就奖”。不久前，他荣获了“住宅设计最终成就奖”。凤凰卫视一直给他打电话，希望采访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一直是拒绝的态度。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不希望炫耀自己，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目前，他希望能够集中精力著书立说。继那部《时代空间》之后，再完成《立意空间》等几部建筑书籍。他最大的欣慰就是他在异国他乡，曾看到了他的著作与西方那些建筑大师的书一同排列在书橱上。

　　责任编辑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