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国

　　我们是湘潭大学中文系第一批学生，也是“文革”期间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这样，我们的身份就有点儿滑稽，有点儿特殊。本来我们在1976年秋季就应该入学的。可是那段时间发生了几件大事，所有的事情都只能往后拖了。于是我们到第二年春天才到湘大报到。

　　湘大有个很奇怪的地名：羊牯塘。我们在湘大生活三年，看到过牛，看到过马，看到过骡子，看到过鸡猪狗，就是没有看到过羊。湘大四周，多是黄土荒坡，少有草地，绝对不适宜羊群生长的。这地名给了我们很大一个疑惑。

　　我们进校的时候，湘大刚完成第一期工程。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一条土路从湘潭市郊区的柏油公路上接引过来，曲里拐弯，灰尘漫漫，路的尽头竖了块木牌，上书：湘潭大学。字是毛泽东主席手写体。站在校牌旁边，视野十分开阔，看得到几十栋建筑散布在前边和右边。没有树。学生宿舍后面的黄土坡也是光秃秃的，显得苍凉、荒疏。

　　因为学校建在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定位是国家的重点大学。但我没有想到校舍如此简陋——简直是简陋至极。

　　我们那一级中文系一共37名学员，分做两个班。一为创作班，一为新闻班。新闻班的同学比较名实相副，入学前就都写过通讯报道，有的还在当地小有名气，创作班的情况差一点，好多人不知文学创作为何物。有一位同学给亲戚朋友写信，落款是：湘潭大学中文系创造班。半个学期后，才改过来。我们这班学生被安排在第一栋宿舍的二楼，我住1号。紧邻右手边是洗漱房，洗漱房通着厕所。常常半夜了，还有人哗哗地放水洗衣服。或是洗澡，一边洗一边大声地嚎歌。宿舍是直通间，两边靠墙各摆了三张双人床。一间宿舍，应该可以住12个人的，我们只住了11个人。靠门的下铺没有睡人，供大家摆放箱子杂物。宿舍中间，并排摆了12张课桌。每人的课桌下面，都挂了一把小锁。宿舍前面，是一片空旷地。空旷地上，有一个篮球场。篮球架子很高档，可是场地很简陋。底下垫一层炉渣，再铺以黄土，夯实了的。炉渣很坚硬，有的地方黄土铺得不厚，炉渣顶出地面，穿胶底球鞋跑在上面，感到硌脚。每过两天，体育老师就要推着石灰磙子在上面画线。可是就在这样的地方拉出来的湘大篮球队，那一年在湖南省高校联赛中，抢下了第二名。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我都会在宿舍门口手扶水泥栏杆站一站，凝一凝神，看看近处和远处。我看到有老师夹着书本在路上缓缓踱步。我看到两个同学光着上身在操场上跑步。两个人并排一起，大步跑着，甩着双手，挺着胸，很轻捷、很抖擞的样子。我常常看到有农民牵着牛(是大水牛哎)，从校牌处走上来，右拐，慢慢横过操场，转过教工宿舍区，不见了。

　　每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把全班同学带到宿舍下面的空坪里(我那时当着班长)，整队做广播体操。我站在队前大声领喊：“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第一节，肩上运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我们常常搬个凳子，围坐在宿舍下面的空坪上开班会。

　　我们进校的时候，教学楼刚刚竣工。还没有启用。在校牌的路边，有一排简易平房，就做了我们的教室。红砖，青瓦，泥地。地面坑坑洼洼，极不平整。开课前夕，我们搬去一堆纸板和瓦片，费好大的劲才把几十张课桌摆平稳了。当年建房子的工人大约想着这些房子是临时用一用的，有点儿随意。做工粗糙，极不认真。顶上的屋瓦，很不严实。晴天时，从瓦缝里漏下的阳光，东一条西一条。我有时会看着阳光中浮游的灰尘，发一阵呆。如果天降大雨，麻烦就多了。漏雨是肯定的。这里滴一滴，那里滴一滴，滴答之声不绝于耳。有一次雨下大了，突然“哗”的一声从讲台的顶上泻下一注雨水，浇了老师一头一脸。满座哗然。我们的老师真是让人可敬。完全处变不惊，只是掏出一方手绢，四指压着，在左边脸上摁一摁，在右边脸上摁一摁。再在头发上摁一摁。摁干了水渍，走到座位中间来，继续讲他的《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竟是更加抑扬顿挫。

　　从宿舍到教室。将近有一里路。路是土路。湖南的春天雨多。所以路上总是泥泞不堪的。我在工厂上班时，作为劳保用品发过长统套鞋，从没穿过，以为会一直闲置了，谁知上大学了却能有了用场。我专门回了趟长沙，把套鞋带到学校。

　　教室下面，校牌旁边，有一块空坪。从湘潭市开来的公共汽车，到这里是终点站。终点站也是起点站。空坪里常常集合了一堆一堆候车的人。空坪里侧，有几个小妹子卖零食。倒扣的箩筐上，覆一只团箕，摆着瓜子、花生、板栗、甘蔗。我们在教室上课，常常听到外面汽车喇叭响，很多人大呼小叫，夹杂着小妹子的叫卖声：“炒瓜子，炒瓜子。又香又甜又燥的瓜子，不香不要钱!”

　　在学生宿舍左侧下去一点，是学生食堂。食堂也是大会堂。学校每年都有几次大的集会。开学典礼，纪念“五四”，庆“七一”，传达最新中央文件……在食堂里侧挂一条横幅，摆一排桌子，蒙上红布，就是主席台。地上用白线画了长框，依次标写着：政治系、历史系、哲学系、物理系、化机系、中文系……每逢大会，我们都是以系为单位，排着队，扛着椅子。唱着歌走进会场的。我们规规矩矩地坐着，闻着淡淡的饭菜香味，听着校长(或是书记)慷慨激昂的讲话，气氛很肃穆。有时下雨，我们的体育课也会搬到食堂里去上。我们在里面做操、打拳、运球、玩双杠。有一次跳木马。我起跑，跑得飞快。忽然，脚下一滑——我踩着了一块白菜帮子。我摔出去好远，“砰”的一声，重重地绊在地上。老师和同学们都吓坏了，发出大声的尖叫，以为我肯定会摔坏了。还好，没事。

　　学生食堂再下去一点儿，是两排十几栋教工宿舍。建学之初，师资匮乏，老师们是从全国各地的大学抽调来的，这些老师来自北京、上海、吉林、武汉、长沙，真是群贤荟萃，四方雅集。给我们授过课，或是接触过的老师，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认真、宽容，宅心仁厚。老师们大多住在宿舍区，也有些后来的安置不下，暂时租住在周边的农民家里。我们也去租住在农民家的老师那里看过。那情景是很不堪的。通常是，一家人挤住在一间屋子里，横、直各摆一张床，就占掉了大部分的空间。行李大多都没有打开，堆放在墙角落里，上面拉一根铁丝，挂一块塑料布遮着。农村经常停电。用水则要到井里去挑，这让他们生活很不方便。甚至很不习惯。可是，没有听到他们有过怨言。租住在农民屋里的老师，离学校都有一段路程。近的一两里，远的三四里，可是我们每天去教室里时。老师已经先到了。静静地站在讲台边，跟我们微笑点头。不论寒暑，无有例外。老师们知道我们这批学员底子差，求学欲望却很强，对我们很关心，很关照，很体贴，真可谓恩爱有加。受到时代和条件的限制，学校发给我们的课本很少。课本基本用的是外校教材。古典文学和现代汉语教材来自湖南省师范学院。《古代汉语》用的是四川师范学院的版本。《现代文学》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另外，如外国文学、俄苏文学、文学概论、小说创作技巧等等。干脆就是中文系自己出的刻印本。老师们为了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备课时尽量详尽，授课时尽量周详，课外阅读书目也布置得尽

　　可能多。并宣称：找不到的书，可以跟他们借。“借书给人是一痴”，他们都是读书人，当然明白这句古训。可是为了让我们尽快进步，只好有悖常理了。有了这个承诺，同学们也就无所顾忌，常常去老师家敲门借书。有一天晚上，一位女同学去找老师借书。老师住在乡下。她有这本书，可是书在行李包里，没有打开。几十件行李，怎么知道书在哪件包裹里呢?老师没作解释，只说：“书有，我找给你。”叫上丈夫帮忙，扯开塑料布，搬下一件行李，打开，没有；再搬一件，打开，没有。一连打开七八件行李，终于找到那本书了。女同学感到过意不去。老师说：“来之不易，你就知道须下工夫去读它啊!”借了书，又聊一会儿天，不觉夜已深沉。老师同丈夫一起，打着手电筒把女同学送回学校。春风化雨，大地师恩。这种事让人难以忘怀。

　　中文系有两位从上海复旦大学借调来的老师。翁老师教现代文学，张老师教新闻。两位老师都治学严谨，为人也很严肃，不苟言笑。翁老师还教过我们写作课，开课之前，他让每人写了一篇文章。讲评时，翁老师对我的习作给了很高的评价，极口称赞。但是他随后指出了一处硬伤：对“首当其冲”这个成语运用不当，意思反了。翁老师建议：自己去查一查成语词典。翁老师让我明白了，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对文字一定要严谨。翁老师身材颀长，脸很光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走路喜欢把双手背于身后，上身微倾，脚步匆匆，形态威严。我以为这是位严肃得近乎苛刻的老先生。可是后来改变了这个看法。有一天傍晚，我在教工宿舍区的横路上正走着，忽然听到身后一阵哈哈的大笑声。回头看时，却是翁老师右手搭在张老师肩膀上，一同散步，大概刚刚说了件好笑的事，俩人大笑起来。翁老师笑得还弯下了腰。翁老师没有想到会碰上我这个学生，怔了一下，即刻敛声，同时拉下手来，背于身后，又恢复了平时在公开场合的形态。我顿时也不好意思起来，赶紧走开了。后来却想，其实翁老师无须如此。老师也是人，也有人的情感和表达情感的方式。我觉得大笑中的翁老师离我更近。

　　我们宿舍下面的一楼，是中文系办公室。办公室有一个资料室，里面堆了很多图书。系资料室规定，图书只对老师开放。一些老师悄悄告诉我们，需要借阅什么资料，可以把书目开列出来，由他们出面办理。老师们每次借得了书，双手在胸前棒着，出门，转身就上了二楼。

　　中文系的老师对我们，真好!

　　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值得老师们如此关心和帮助?

　　不算新闻班，创作班只有18名同学。工人、农民、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公社干部，各色人等都有。还有四个是剧团演员。文化程度差不多，年龄悬殊却大，小的只有18岁，大的却30出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无论年纪大年纪小，同学们都很珍惜读书的机会，都非常用功。那时候有一句口号：“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青春抢回来!”这句话真是很贴切。同学们都暗暗使着劲儿，到处找书来读，详尽地做笔记，追着老师问问题。有一位同学很迷恋古典文学，立志毕业后要考研究生(后来果然考取研究生了)。老师告诉他，古典文学一定要熟读能背。起码背诵一百篇以上。这位同学每天晚上都捧本书出去，很晚才回宿舍(我那时从厂里带了个手电筒到学校，晚上熄灯以后，就躲在蚊帐里头看书，通宵达旦。因此，宿舍里同学的动静都知道)。睡下不一会儿。这位同学就开始说梦话，梦里还在背诵古文。叽里咕噜，似清晰不清晰。再过一会儿，另一位睡在上铺的同学起床了。这位同学在练硬气功。他的练功方法与众不同，得在露天地里练，叫露水功。表现气功功力的方法也与众不同。蹲在地上，任你用布底鞋使劲往他身上拍打，打得叭叭叭地响。所以，他的背上、手臂上、大腿上，常有红红的印子。那位同学教我练过一招硬气功。他告诉我，练好了这一招，任何击打都不怕了。但有一点。这个功会稍微影响性功能。我起早床练过一段时间，可是没有能够坚持下来。现在想起来，有点儿遗憾。

　　在校三年，我应该是个很用功的学生。我读了很多的文学名著。读了契诃夫，读了屠格涅夫，读了高尔基，读了茅盾，读了老舍，通读了《三言二拍》。我做了很多读书笔记。这些书都不是在学校借的。曾经有朋友介绍，认识了学校图书馆馆长，这位馆长很仗义，打开锁，让我在书库里浏览了一圈。书库里有很多书，堆积如山，是全国一些高校捐献来的。但是我很失望，里面大多是理工科和政治类图书。文学名著也有，不多。我只好不再麻烦馆长。转而到长沙找朋友借书。每个星期往返一次。星期六下午去，星期天下午返回。我挎一个黄书包，走到湘潭市雨湖公园门口等候开往长沙的公共汽车。去时一包书，回时也一包书。我跟朋友们承诺：按时归还，按时借。我把书锁在床头的课桌里，晚上熄灯以后才拿出来，躲在蚊帐里面看。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跟我转借，我拒绝了。我的担心很显然，怕出现意外影响了以后继续借书。我可以给同学借钱，可以借饭票，可以送鞋子，送笔记本，送钢笔，但是这书不能借。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候，人都会变得很自私。呜呼!但愿那样的时候不要再有。

　　我们入学一年以后，七七级的同学进校了；那年秋季，七八级也涌进来了。这是恢复高考以后头两批考取大学的学子，积聚了12年的精华。这些同学，年龄、经历跟我们都差不多，可是基础比我们好(好得多)。这批人将来都会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是希望之所在，湘潭大学一下子变得喧腾起来。早晨、傍晚。一些僻静的地方都游走着背课文、背英语单词的学子。图书馆的位置，变得总是满满的。饭堂里买饭的长龙。一直拉到门口的洗碗槽边上了，筷子敲击饭盆的声音，乒乒乓乓，响彻云霄。舞会也兴起来了。礼堂不够用，就搬到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嘭嚓嚓，嘭嚓嚓，录音机的音乐撩人地吼着。花裙子和白衬衫晃得人眼花。

　　我们班的同学都没有学会跳舞(我们那一届的同学似乎都不谙此道。跳舞的人群中，很少看到熟悉的面孔)。我们照常去听课(那时候我们已经搬进了新教室)，只是再没有迟到早退的同学。我们总是会挨到很迟很迟，饭堂里都没有多少人了，才去打饭。课余时间，我们都待在宿舍里，静静地看书。走廊里有人走来走去。大声地唱着歌。远处有隐隐约约的喧闹声透进来。一浪一浪地。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张张床铺的蚊帐里头都亮起了小电灯。小电灯静静地、一直亮着。

　　同学中好多人都瘦了。

　　系里的老师还是常常来我们宿舍串门，似乎比以前来得更勤了。今天张老师，明天刘老师，天天都有老师来。吃过晚饭，过一阵，就来了。坐一坐，聊一会儿天，就起身到隔壁宿舍去了。他们只在我们这几间宿舍转。

　　我常常会无端地想起那句老话：娘痛背时崽。

　　来年春天，一场春雨过后，校门旁边、人行道两侧、宿舍楼前、图书馆周围，新栽的小树一齐暴出了绿叶，学校背后的黄土坡上，也钻出了星星点点的草芽，一眼望去，一片生机盎然。那天早起，我一个人在走廊上静静地张望了一会儿。那时候天还没有太亮。还没有人起床晨跑。一片新绿，万籁俱寂。我有点且惊且喜，又有点感伤。再过一段日子，我们就要毕业离开湘大了。

　　责任编辑杨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