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人生中的重要日子。尽管每过一次生日，人生的旅程就缩短了一年。人生是用时间来计算的，而时间对谁都不讲情面，不发慈悲。既不停留，也不回头。人生是一条与烦恼为伴的征途，有喜就有愁，有走运就会有倒霉。过生日，既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同时也会对走过的坎坷之路进行反省，并且还会感叹时间的匆忙，生命的短暂。许多人童年时期的生日是快乐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日是充满希望的，成年以后的生日是辉煌的。而老年时。生日就像一首夕阳下的牧歌，从容淡定，韵味悠长。
我也常参加一些朋友的生日聚会，呼朋唤友吃大餐，手举钝刀切蛋糕，闭目祈求吹蜡烛，齐声合唱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许多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个乃至几个难忘的生日。那是他生命中的几个人生亮点，让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怀想。
一、佛门生日
世界各民族的人们，都有各自过生日的习俗，这也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和色彩斑斓的民风民俗。我们会在这些特色中，看到民族风情、民族特性，乃至时代特征。
我如今已过耳顺之年，闲暇之余回顾以往的人生历程，有三次生日让我今生没齿难忘。每一次生日，都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都印上了那个年代的鲜明时代特征。
我们藏族人过生日和其他民族有所不同，而且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痕迹。解放前，由于制度落后、生活贫穷，一般人是不知道自己生日的。人们大体知道自己出生时的气候季节，是下雪天，抑或是涨水季节，是绿草如茵的夏季，还是天凉草黄的秋季；若要论及具体时间地点，则可能被告知：哦呀，你是收青稞时生的；噢，你妈上山割草时，就生下你了。从佛教的文化观说，生命不过是一次一次的轮回，来来去去，就像日起日落。不是藏族人不看重一个生命的诞生，他们是看重生命的延续、生命的转换和生命自身的价值。
在西藏，佛门弟子是社会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居于寺院之中，终生不娶，整日学经，生活俭朴，起居有序，把一生交给佛教，终日诵经祈祷。祈愿佛祖保佑、普度众生。他们中具备了一定生活条件和相当学位的，通常会在一生中过几个重要的生日，比如5岁、18岁、60岁和80岁。解放前藏区生活条件差，文明程度低，从婴儿呱呱坠地到5岁以前，一般认为这时的生命就像花儿还没有开放一样，是否可以存活，听天由命。只有到了5岁时，满地活蹦乱跳的孩子才会让大人看到这个生命的活力，看到一个人的佛缘和慧根，也能看出他未来的命运与期盼。到这时，就应该过人生的第一个生日了。18岁是一个僧人学业有成、学位升迁、自立自为的标志，僧侣可授比丘戒，历世达赖喇嘛则在这个年龄时正式执掌政教合一的大权。而60岁在藏族人看来，已是生命的终结阶段，人一生该享的福和该受的苦，皆已完成，人生已无怨无求，到了安享晚年、潜心礼佛的时光了。因此，60岁的生日是要过得隆重且吉祥。至于80岁生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活到这个岁数的人是很少的，称之为“白寿”，寿星要穿一套专门缝制的崭新的白色氆氇寿衣，庄重地接受人们的祝贺。寺庙终身修行的高僧活到这个岁数，其威望不亚于活佛，人们称这些老寿星为“加群果嘎”，即80岁的白发老人之意。而俗人中能做“白寿”的，若是家奴可自动成为自由民，若是囚犯则无条件释放。这可能是在一个普遍短寿时代对生命的珍惜和长寿的仰慕吧。
这就是从前我家乡过生日的习俗，它与佛教信仰有关，与文化传承相连。尽管并不是每年都过生日，但记住了人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一生的时光就历历在目了。
1946年12月26日，我出生在藏北草原的比如县。现在年纪稍大一些的人都不会忘记，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我能荣幸地与他老人家同月同日生，只能算是一个巧合。这一巧合给我的生日带来一些麻烦和烦恼，同样也带来了一些荣耀与幸福。
我的第一个生日是在1951年过的，虽然尚是黄口小儿，髫发蒙童，但因为这个生日被家人寄予了强烈的宗教意义，所以它给我留下的是苦涩中的一丝甘甜。痛苦中的一些慰藉。
那时，新中国成立已经两年多了，西藏也已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拉萨，进驻到西藏各地，我们县也成立了解放委员会。但全西藏还没有实行民主改革，我的家乡山河依旧，头人还是头人，寺庙还是寺庙。我出生在一个很复杂的家庭里，家父曾做过官，后来弃官修佛。我没有考证过父亲弃官的原因，我估计大抵是因为官场争斗伤了元气，看破红尘转而求神拜佛。其实，确切地说，我家是书香世家，祖辈中曾出了三个画家和三个雕塑家。他们画的五彩缤纷的佛教唐卡画，栩栩如生的佛像雕塑，至今在一些古寺中仍然能找到先辈的遗迹，西藏著名的桑耶寺中供奉的千手千眼观音。就是我父亲塑的。
我虽然自小受父母溺爱。但由于家父潜心礼佛，对我寄希望于传承佛祖的衣钵。我3岁时就被削发剃度，送入佛门。因此，我5岁的生日在那时就显得不同凡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孩子生命的开始，而是一个佛门弟子从这一天起，就该正式继承前世修来的佛缘，奠定寻求人生旅途的起点。这起点必须立得庄严、神圣，刻上一个终身难忘的深刻记忆。从此，我要背负起祖辈的期望，开始学佛念经、参禅打坐、遵循戒规。在藏族人看来，入佛门，是为着履行佛的旨意、修炼佛的意志、实践佛的理论。既被视为前世修来的功德，也被看做祖上无上的荣耀。因此，与其说这是在为一个孩子过生日，还不如说是一次宗教的仪式、民俗的表演、文化的传承。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是要借助一个生日，把一个单纯的儿童转交成一个虔诚的佛童。让他与虚幻的神灵越来越近，与人闻的亲情则越来越远。
这对一个童心未泯的5岁孩子来说，未免太难了。
但我生于这个家庭，属于这个民族，就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一棵小苗，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环境，决定了我成长的历程。尽管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我的命运从此会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我的第一个生日是在怒江边上的一座千年古庙里度过的。这座庙宇叫“麦巴朱普”，意即“火焰修行洞”，是我们家的家庙，也是离我家不远的两座寺庙贡萨寺和羌日寺的护法殿。这座修行庙宇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称当年莲花生大师在此地打坐念咒七天七夜，莲花生大师用法杖一戳，地上就涌出了一眼山泉。这山泉因之而具备了神性，老人们能够通过泉水颜色的交化而卜凶吉、算农桑、看气象，人们甚至传说在我出生时，这泉水变成了奶白色。藏族人是个相信神迹的民族，是个与大自然相依相亲，并敬畏自然的民族。世俗万物，皆具神性，自然界中的一些奇异变化，常常被当做神的恩赐。祖辈依泉建庙，整个建筑沿着山坡上的岩石高低错落而建，远远看去像在燃烧的火焰。“麦巴”在藏语里就是火焰的意思。寺庙包括经堂、僧舍、修行洞等，经堂里供奉的是一座高大的莲花生法师的塑像，还有一尊鹿头人身的护法神像。关于这尊护法神，也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一个游方僧人在森林里迷了路，一
头漂亮的鹿出现在僧人前方，并为他带路，引导他走出了森林。僧人在一个山洞里闭关修行了三年三个月零三天，已修得正果，出来后发现那鹿仍在外面等待。这个传说寓意鹿为藏族人的学佛引路人，因此，家乡的人们视鹿为吉祥的动物，并加以崇拜。
这里海拔4200多米高。庙的四周是遮天蔽日的原始密林，高大挺拔的松柏，四季不凋地装点着苍茫山岭。林中的野羊、马鹿在房前屋后追逐嬉戏。各类不同色彩、大小不等的鸟类在林中飞舞。布谷鸟、杜鹃鸟的叫声，似悠扬的歌声悦耳动听。从古庙中传来的击鼓、摇铃、吹号、敲钹的佛乐声划破宁静的林间传向天际。庙前的草坝宽阔平坦，夏天远看绿草成荫一片青绿，近观白色的格桑花、紫色的杜鹃花、黄色的醉羊花竞相怒放，芳香扑鼻，像大地上的彩色星星。一条蜿蜒的小河从坝中由东向西轻轻流淌，河水清澈见底，河底圆润美丽的鹅卵石舒展地躺着，像山上的动物们遗失在大地上永不孵化的蛋。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草坝枯黄，各种野花已经凋谢。小河结上了坚硬的厚冰，像一条白色的腰带把草坝捆紧。那天，我的生日在一股浓郁的煨松柏干粉的香烟中开始了，它在凌晨五点时起就弥漫在我的卧室，随即，我就被我的老师占堆活佛的诵经声吵醒。他是我父亲请来的老师，年纪50岁开外，秃顶、矮胖。他学识渊博，道行高深，但总是严肃刻板，让我望而生畏。他那天早晨念的据说是《宝瓶甘露经》，是一部祈诵吉祥的经文。睡眼朦胧中，我才想起今天是个吉祥神圣的日子，是我的生日。但瞌睡使我无法睁开眼睛，我多想再睡一会儿啊!
我的侍读喇嚓阿旺丹增此刻穿着整洁的袈裟，蹲坐在地板上撅着嘴、鼓着腮帮子，正不停地吹着香炉中的炭火，让烟一阵阵生起，弥漫整个屋子。尽管煨松柏的青烟很清香，但熏得我的嗓子极不舒服，感到呛、感到烦躁，以至于眼泪都被熏出来了。家里的大人小孩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把我今天要穿的衣服拿到香炉上熏了再熏。新衣是父亲专门请裁缝为我量身订做的僧服便装。里子是羊羔皮，外衬是黄缎子；还有僧侣穿的翘鼻僧靴，整个是软牛皮做的，靴头呈弯钩状，看上去很漂亮。
我父亲短暂的官场生活中，曾有一些随从管家。父亲卸任后，随员不仅失散，而且失业。整日鞍前马后跑腿的人，总是习惯看着主子脸色办事，一旦离开了主子，也就无事可做了。父亲有慈悲心，以友情为重，将一个无家可归的随从带到家里，派个跑龙套的活儿给他干。他的习惯动作是整天弯着腰，垂着手，走路很快，双臂摇摆。只要有人在他面前，他总是仰起头，满脸堆笑，细小的眼睛盯着你。听到别人说话，管它对否，他都像捣蒜般频频点头。母亲并不喜欢他，但一个家庭总需要这样的帮手。这天父亲派他帮我穿衣服。尽管量过身，但那套僧装对我来说还是又肥又大。靴子像个彩色的牛皮船，脚伸进去一走路，靴子都在旋转。我像包裹在一个华丽僧袍里的玩偶，被人们摆布来摆布去，我用目光寻找着我的母亲。我想蜷缩在她温暖的怀里，甜甜地吸吮着母亲的乳汁。但围着我团团转的人群中哪里有母亲的身影?我想，她一定是在厨房忙碌着吧。
太阳刚刚升起第一道金光，透过藏纸糊着的百叶窗，洒进了我的卧室里。父亲进来了，穿着自己那件半新半旧的官服。尽管从衣服上看不出任何官阶，但只要一有喜事，父亲总要把这件官服穿上，再套一件马褂。父亲那时刚满50岁，宽阔的前额中间长着一颗黑痣，浓眉下的眼睛圆润闪亮，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下巴上有几绺白须，飘拂在胸前。他进来时满面春风，白须因激动而抖动着。他怀里总是揣着一块马帮从印度买来的英式怀表，镀了金的表壳，已经退色得斑斑点点，可金灿灿的表链依然耀眼夺目。父亲擅长书画、雕塑、藏医，他的雕刻技艺远近闻名，还经常被人请去雕塑佛像。父亲是红教的虔诚信徒，红教是西藏佛教四大教派之一，早在唐朝时期就由印度的莲花生大师入藏传播。红教不仅建寺布道，还可以居家修行。每修行一年，头上的发髻就盘一圈。我记得那时父亲的发髻已经盘了九圈了，下大上小，看上去就像一个顶在头上的宝塔。
父亲在我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断把怀表掏出来看，然后庄重地告诉我说：“孩子，时辰到了，我们走吧。”
我被父亲牵着手走进家中的经堂。经堂足有两层楼高，宽敞明亮，中问那尊莲花生大师的法像，有五米多高。这尊佛像是父亲自己设计、自己雕塑的，上面镶嵌着各种珠宝，可以说，我们家的大部分财富，都贴在这尊佛像上了，连母亲陪嫁的首饰都供奉在上面。这座佛像的里层是木架结构，外层是黏泥雕塑，上面涂着厚厚的金粉，看上去庄严巍峨；莲花生大师面色安详淡定，目光深奥慈祥，仿佛能包容世间万象。佛身靠北面南，端庄地坐在莲花宝座上，右腿微微敞开，左腿钩紧。一般来讲，莲花生大师不同的坐姿，代表不同的佛教含义，或悲天悯人，或威压仇敌。我家经堂里的这尊莲花生佛像的坐姿，具有护佑众生平安吉祥的意蕴。
莲花生大师的法像前供奉着一百盏酥油灯，一百个圣水碗，一百枝干花等五种供品，俗称“百供”，是在吉祥的节日里才会有的场面。佛堂里闪耀着灯火的光芒，弥漫着浓郁的果香。父亲让我给莲花生大师的法像磕十个头，我年幼体小，匍匐下去，半天爬不起来，但还是双手撑地，硬撑着爬起来再磕。那时我望着佛像想：他真高大威严啊，不磕头要受到严惩哦。在我磕头的时候，旁边的人神情肃穆，只有老师和喇嘛们开始齐声念诵祈祷经，那浑厚低沉的诵经声在佛堂里回荡，好像怒江江水在峡谷里激荡奔流。这样大的阵势和场面，不要说对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大人，也会心生畏惧。
如果说一个人的宗教情感来自于环境和家族传承的话，那么，对神灵的敬畏感就是培养这种感情的第一步；而宗教仪规则是培养敬畏感的重要程式。这些复杂烦琐的程式对于一个孩子的心灵来说，就是一种熏陶和训练，就是让他进入佛门的第一步台阶，它即便不能立即让你产生皈依之情，至少也让你的心灵被引诱到某个既定的模式和轨道，让你相信，这就是你将来的生活，这就是你必须服从的命运。
但在当时，我哪里想得到这些呢?我既不觉得自豪，更不感到好玩儿，尽管人们用恭敬的目光看着我，可我巴不得尽快结束这场乏味的游戏。父亲把我引到宽大的客厅，中央有一个“寿座”，是一把没有靠背的方木椅。两边坐的是老师和父亲，客厅两边摆满了藏式卡垫，左边是喇嘛，右边是亲朋好友。我忽然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高大了。
九个喇嘛列队向前，手持法鼓、法铃、经书、宝瓶、供果和法器。齐声念诵“祝寿经”，经文大意是：
明亮的太阳照耀着美丽的花朵。
雪山峡谷沐浴着太阳的温暖；
草原上开满灿烂的鲜花，
经堂里飘散着神灵的祝福。
今天是个祝寿的日子，
给我们的未来带来的是美好的运气。
接下来，让我起身向占堆活佛磕头，这算是正式拜师了，5岁的生日，就是我这个佛子学佛的学龄，拜师就是正式学业的开始。我给占堆活佛磕
了16个响头，意味着16个圆满的佛缘，也希望老师将把16部佛经传承给我，更标志着我已经把老师视为自己的又一个父亲。藏族人经常说：“如果你视自己的上师如佛，你将争得佛果；如果你视上师如菩萨，你将成为菩萨；如果你视上师为凡夫，你将永远停留在凡夫之地。”因此，在出家人的戒律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违背师命。我那时虽然懵懂无知，但也知道，从今以后，我要接受这位老师的管教了，可我并不喜欢他。虽然也说不上憎恨他，但一见他的面，我的腿就开始发软。
磕完头，占堆活佛赐我祝福的经文，那九个喇嘛再次出场，这次他们伴着法鼓、法号，跳着神灵的舞步，口诵经文，依次来到我的面前，占堆活佛先是将一部经书放在我的头顶，这意味着加持佛法，这叫“语”加持；然后又把一尊佛像触到我的额头，这意味着加持佛身，叫“身”加持；最后又捧一尊宝塔，放在我的胸前，口里念念有词，这便是“意”加持了。“语、身、意”三加持，象征着我从5岁起将继承佛的衣钵，行佛所行，说佛所说，想佛所想。我不再是个人的我，我是佛的传承，从此和佛生死与共。
这个生日，既是进入佛门的仪式，也是祖辈嘱我立德、立言的仪式，所以繁杂、漫长。拜师后人们又把四周的坐垫撤掉，客人们站立在宽大的客厅里看僧侣们的跳神表演。高僧们的舞步和着鼓点和法号，凌空蹈虚，诡异飘逸，像个隆重的晚会。人们看得津津有味，而“寿座”上的我却心神不定，我并没有领会“语、身、意”对我这个生日有什么意义，这些舞蹈是跳给我看的，还是跳给神灵看的?好像这些都是大人们的事情，他们似乎并不是在为我过生日，只是自己在搞化装舞会。记得我从马帮带来的一张印度画报上，看到一张拆成四页的照片：一群身材高大的男女，穿着肥大的衣服和宽厚的袍子，戴上动物头饰的面具，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不知疲倦地旋转着。有位大人告诉我，这是洋人的化装舞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既枯燥乏味，又烦琐冗长的生日仪式还在继续。占堆活佛手捧一个宝瓶出场了，编制成扇形的孔雀羽毛插在瓶盖上。在场的每个人都低着头，伸出手接过占堆活佛从宝瓶里滴出的几滴圣水，然后恭敬而如饥似渴地喝下，并且用手心在自己的头顶上拍一拍。据说，宝瓶里面装有江水、河水、湖水、泉水四种圣水。最后，占堆活佛来到我的面前，将宝瓶中的甘露圣水用孔雀羽毛扇洒在我的身上，说这是为我洗罪，我从前做过的坏事都将被圣水洗干净，我将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我就想：我从前干过的那些调皮捣蛋的事，诸如追打野鸡，上树掏小鸟，在神圣的经堂里和弟妹们玩捉迷藏，闹得鸡飞狗跳的，都是罪过吗?能洗得掉吗?难道以后再不能玩儿这些游戏了吗?
我肚皮早就贴到脊梁骨，饿极了，只盼望早点端上奶茶、酸奶。可在这种场合，连吃也是一种仪式。吃之前还要先敬神、敬佛，让神、佛先请，人们才可以吃。尽管食物并不丰盛，不过是酥油、红糖拌人参果，但算是那个时代最美味最好吃的。人参果在藏语里叫“措玛”，与藏语的“顺利”发音相近，因此吃人参果就意味着“一帆风顺”，这东西也只有在过年和喜庆的日子才吃。
那天，最叫人淌口水的食物，不是牛羊肉，而是大米饭。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便在富裕的家庭，一年能吃上几次大米饭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西藏不产大米，又交通闭塞，大米都是由马帮从遥远的汉地驮运而来，吃大米饭就像过新年一样，隆重而珍贵。当那碗红糖、酥油、葡萄干拌的大米饭摆在我面前时，我迫不及待地伸手抓了一把塞进嘴里。这时，坐在我身边的老师占堆活佛一巴掌打在我的手上，威严地低声说：“先敬神!”
我把被打得火辣辣的手缩进袖里，嘴里塞满米饭，眼里含着泪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打过，就是有人对我说几句批评的话，我的父母也总是对我呵护有加。这一刻，我终于有些明白了，我无拘无束的童年，就此结束了。
生日仪式终于收场了。人们纷纷退出客厅，将我一个人留在“寿座”上。只有一个老僧威严地站在我身旁，就像是我的侍卫官。
按照家乡的规矩，喜庆之余总是要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当然不外乎是献哈达、送礼物。说几句祝福的话。首先是家庭成员向我祝福生日。第一个上来的是父亲，他给我献了一条黄色的哈达，送我的礼物是他的坐骑“黑玉”母马产的一匹白驹。因为我从家里到寺庙有半天的路程，以后我每个月都要来回一两趟。父亲的祝福语是：知识要在年轻的时候求，良田要在春天的时候耕。你现在已是学佛的年岁了，已经登上了巍峨的雪山，就不要再留恋脚底下的草原了；山上滚下的石头滚不回去，已经开弓的箭不能回头射；师恩大于父恩，一切听从师教；你是有佛缘的，要坚持走下去，定能成就。
在这个隆重而烦琐的生日中，记忆最深刻的是母亲对我的祝福。当母亲拉着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进来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跳下“寿座”，大喊一声“阿妈”，然后扑向母亲，搂住她的脖子，可我身边的老师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让我动弹不得。
母亲今天虽然一身盛装，但穿着并不算华贵。我母亲从来不佩戴珠宝玉器，更不穿珍贵皮毛的衣裳。尽管她也出身于大户人家。并且是方圆几十公里内有名的美人。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天下最美丽最善良的阿妈。我的父母都乐善好施，凡是有亲戚来，无论贫富，母亲都不会让他们空着手回去，不是一只羊腿，就是一口袋糌粑或是几坨酥油。一些生活困难的亲戚来时只牵一匹马，上面搭两个空口袋，走时母亲一定会让他们把口袋装得满满的。母亲常说：“不应该装糌粑的口袋是缎子做的，里面装的却是豌豆磨的豆面。虎显示的是虎纹，人显示的是学问，虎纹在外，学问在内。做人要做一个品德高尚、信仰虔诚、施舍大方的善良人。”
母亲走到我的跟前，满眼泪水，眼神呆板，神情卑微。她躬身向我献上一条哈达，然后跪在地板上，工工正正地向我磕了三个头。
不要磕!在母亲刚一跪地的时候，我差点儿要哭喊出来。
过去，我常看见别人给父亲磕头，自己也给活佛磕过头，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今天，竟然是母亲给我磕头，让我感到意外、惊讶，似乎一下子进入一个紧张、恐惧、迷惘、虚幻的梦境中。她是最疼爱我的阿妈。是我最亲爱的母亲啊!
望着母亲躬身在地的背影，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了。我不愿因为做了一个佛子，就离开母亲的爱，拉开母子间的距离。我想下去搀扶她，但我的身子刚一动，身旁的老僧就用他有力刚硬的手掌按住我的肩膀。我抬头仰望，他的目光像鹰一般锋利，我害怕了。
母亲的最后一磕，长时间地匍匐在地上，似乎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她缓慢地站起来，垂手弯腰，退出了房门，到了门口，母亲回头望了我一眼，那目光炽热而痴迷，自豪而哀伤。我那时看不懂这目光。多年以后我时常在回味中，才慢慢领悟到其中的内容。
我恍惚感觉到，从这个生日起，仿佛这家中的人，都离我远去了，所有的亲情都对我严肃起来。我成了一个僧童，成了一个与神更近，与人更远的
人。欢乐的童年，纯洁的童心，无拘无束地奔跑、无牵无挂地玩耍，就这样被这个生日终结了吗?
冗长的仪式终于结束了，我被送回卧室。卧室也是教室，今后我的老师将在此授课，他将永久住在我的卧室隔壁。占堆老师已经威严地坐在我床头边的坐垫上了。他让我盘腿坐在床上。然后宣布了几条戒规：以后没有许可不准出门玩耍，除定时的两餐外不许随便吃零食，出家人过午不食，你年岁小，允许每晚喝一杯牛奶；早晨天不亮即按时起床。先是诵经，后是习字。他指着卧室沿墙落地的藏武经书架上摆满的经卷典籍说：“你的这一生，从藏族古典诗词，萨迦格言，再到各类经典，藏医藏药，都要学，要把这些书念完，才算初懂佛学。”
我看着那些沉重的大部头经典，傻眼了。
夜幕笼罩着古庙，四周一片静悄悄的，唯有一闪一闪的酥油灯，像是一个微弱的生命在颤动。我睡在这间堆满经卷、墙上挂满唐卡画的房子里，看着唐卡画上那些栩栩如生的度母像，想起了慈祥的母亲。就在昨天，我还睡在母亲带着羊奶味的藏被里。可现在，她的怀抱、她的双手、她的眼神、她的体温，已是可望而不可即了，陪伴我的只有这些让人生畏的经书和唐卡画。院子外的羊圈里，羊羔“咩……咩……”的叫声在寂静的夜里悠扬绵长，牛犊吸吮母奶的声音也不时传来。牛羊都可以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而我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摆放在案头佛龛里的护佛神面目狰狞，怒目而视，就像要扑下来吞噬我，使我感到更加孤独无助、恐惧万分。
这叫什么生日啊?简直将我的童年一刀斩断，把我从阳光明媚的天空里，投入到黑暗阴森的禅室里。以后我还可以去夏季的高山牧场，躺在青青的草地上，仰望碧蓝的天空吗?还能在静静的夜晚，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听她讲神话传说吗?在我三岁时，母亲常在夜晚的炉火边，夏日的星月下，给我讲格萨尔王的故事，讲部落兴衰的传说。她的故事语言生动，比喻贴切，人物活灵活现，情节感人动听。母亲还有一副优美的歌喉，能唱几百首草原上的民歌。有些歌词在草原上、峡谷中传唱了千百年，有些歌词是她自编自唱的。我听着母亲的歌声，常常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看来，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了，我终于放声大哭。
我的哭声惊醒了占堆老师。他披着晚上打坐时穿的法衣，赤着脚板来到我的房间，表情依然刻板。除了重复那套生日对我的祝词，还告诫我说：“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总要相逢。我们结为师徒，是前世的因缘。你要做一条游进大海的鱼，跑进草原的马，飞进云层的鹰，就得有学问。我教过的学生，比你妈会唱的民歌还多，我不相信金刚磨不出针尖，何况你是一个聪慧过人、灵智超前的孩子。”说完转身就走了。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如此威严、冷酷。而所说的那些大道理又如此沉重、冰凉，吓得我的心一直怦怦乱跳。
我在泪眼婆娑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梦见唐卡画上的那些护法神都从画中跳下来捉拿我，他们肩上扛着骷髅，手里拿着铁链，双脚踩着人头。追赶得我到处乱窜。藏传佛教的护法神有各种不同的化身，有善相和怒相。扮愤怒状的护法神一般都显得狰狞恐怖，以威吓佛法的敌人、神界的魔鬼。我被噩梦惊醒了，看看香案上的燃香，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睡多久。
我爬起来，钻出被窝，站在窗前，拉开窗帘，窗户被一层粗糙的藏纸蒙着。我用手指蘸上口水，浸润了藏纸，划破一个小洞，往外一看，先是看到伙房里的煤气灯仍在闪烁，那里的人还在忙碌。伙房旁边是母亲的房间，那就是我的目光要找的地方。
母亲的房间竟然还亮着烛光，这让我欣喜若狂。我在喉咙深处喊了一声：阿妈……
泪水模糊了视线，我要去告诉母亲，我不当喇嘛了，我也不想学佛了。我只想随时见到阿妈，随时都在阿妈的身边，随时听到阿妈的声音，哪怕是骂我的声音。我离不开阿妈的温暖和呵护。
隔壁占堆老师的鼾声此起彼伏地传来，我确信他已经睡熟，就披了件藏袍，蹑手蹑脚地悄悄打开门，在黑暗中飞奔到母亲的房门前。我从门缝中看到母亲坐在床头，手里抚摸着一个黄布包裹，目光发亮，神情慈祥而专注。灯光下的母亲显得那样恬静、温柔、美丽，就像唐卡画上的绿度母。母亲那时的神态，一辈子都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猛然推开门，低声叫了声“阿妈”，便扔掉披着的藏袍，光着身子钻进母亲的被窝里。她先是惊讶片刻，接着紧紧地一把搂住了我。母亲的力量好大呀，这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爱，最有力量的温柔。这就是一个母亲宽广温暖的怀抱。
我哭，母亲也哭。我双臂钩着母亲的脖子，拼命地亲她。母亲抱着我的头，把她的前额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母子的泪水交融在一起，我再次嗅到了母亲身上熟悉的体味，感受到了母亲大海般的温情。我就像一条自由的鱼儿，漫游在母爱的江河中，白天那些繁琐的仪轨，虚荣的祝词。都比不上母亲给我的一个吻啊!
母亲想把我推开，仿佛又舍不得；不推吧，我跟母亲的怀抱已经粘连在一起了。母亲推我一下，我在她的怀里钻得更深，母亲就搂得更紧；然后她又推，又搂……反反复复，难舍难分。
而屋外占堆活佛的鼾声隐约传来——那是世界上我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我相信母亲此刻也有这种感受。
母亲怕我冷着，就找来一块黄色的氆氇被，把我裹起来。我说：“阿妈，我要在你的房间睡，再不离开你。”
母亲犹豫了一下问：“儿子，今天占堆活佛打你的手。痛吗?”
我来不及想这个问题，只说：“忘记了。”
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在我的耳边低声说：“儿子，阿妈的好宝贝，你听妈讲。你父亲继承了家族的荣耀，他现在像一座古老的房子，不知哪天歪斜。你是支撑着他的唯一的柱子，是他唯一的安慰和希望。你不知道家史，祖辈开头兴旺得快如骏马，现在不能衰落得矮如草原。你是佛家的后代，已经染上了红色的氆氇，就不能说我喜欢白色。经商聚财不是家传，学佛积德才是家规。这些道理你现在不懂。你5岁的生日为什么耀眼光彩，是为了让人记住，‘麦巴有了后人。要听话，妈送你回去。”
我不明白为什么阿妈说的话也跟其他人一样。我心里在想，我只要阿妈，不要当佛子，不要学那些搞不懂的经文。这时，我把阿妈的被子一把拉过来，将我们两个盖住，然后再往母亲怀里钻。我认为，只要我钻进母亲的被窝里，她就不能赶我走。一个小孩子在母亲面前能撒的娇，会耍的赖。我都使出来了。
母亲只好从床上起来，点燃房间里的香炉。撒上香粉，让青烟再次冒起，然后将刚才裹我的氆氇举在香烟上熏。这不仅仅是一种来自神的祝福和母亲的呵护，而是母亲认为：刚才这块氆氇沾了她的身子，对一个佛子所用的东西来说，已经不洁了。她要用香烟熏走氆氇上的凡人之气。
母亲用熏好的氆氇再次裹紧了我，将我从床上拉出来。我看见了母亲眼睛里的泪花。也看见了母亲脸上哀婉的表情，但母亲的行动却很坚决。她紧紧地搂抱着我往屋外走，我不断地挣扎。不断哀求，“要和阿妈睡，要和阿妈睡……”以至于有一次差点儿从母亲的手臂中掉下去了。
母亲吓坏了，再次搂紧我，说：“儿子，你要听话。阿妈可从来没有打过你。求求你别闹啦，占堆活佛会听见的。要是他知道你来我这里，你会挨打的，你阿爸也会骂我的，听话呀儿子。”
我终于被母亲抱回我的房间，占堆活佛还在隔壁熟睡。母亲把我放在床上，用一条毛氇氇的红色氆氇把我裹好，又说了很多鼓励我好好儿学经的话，不断地哄我。亲我。母亲说：“阿妈可以爱你、想你，但阿妈不能将你育成古柏、做成栋梁。你要听占堆活佛的话，他的名声大如雷鸣，他的知识多如林涛，是你父亲以建一座小庙的功德请来教你的。你要珍惜啊!”
我再一次把手伸进母亲的怀里时，无意间碰到一件东西，我把它拿出来，原来是白天母亲给我献的那条哈达!这条哈达不是很新，上面甚至还有酥油的痕迹。既然我不能留住母亲，就留下母亲的这条哈达吧。因为那上面有母亲怀里的香味。
我对母亲说：“我要这条哈达。”
但是母亲把哈达拿回去了，她说：“儿子，哈达不能给你。以君再给你讲这条哈达的故事。你要早早地睡，明天还要一大早起来念经呢。阿妈每天早晚都会在佛、法、僧三宝面前为你祈祷的。”
一条哈达背后会有什么故事呢?那时我还不明白。白天母亲在向我献完哈达后，就将它取回去了。我没有想到母亲会一直将它揣在怀里。
母亲终于要走了，她狠狠地亲了我两口，她眼里的泪花再次洇湿了我的脸。我感到伤心的是：她竟然一点也不顾惜我此刻依恋她的心情!在母亲跨出门槛儿时，她仿佛是做了件什么错事，还不断扭过头来望着我，我还能清晰地看见母亲眼眶里的泪水。可是母亲却忘记了门槛儿的存在，她绊了一下，差一点儿跌倒。我大叫一声“阿妈”!但我的呼喊只让母亲更慌张、狼狈，她的背影倏然消失在黑暗中。
是泪水迷糊了母亲的眼，让她看不见地上的路?还是门槛儿有心，不让我的母亲就这样离去?
我人生的第一个生日，就是这样，既让我伤心，又令我怀想。生日对其他的孩子来说，是快乐无比的，而对一个佛门弟子，则是进入佛门的第一扇门。今天我回忆起五十多年前这个佛门生日，只是想再现当时西藏历史背景之下的一种民风民情，以及它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色。其实，不同民族间的区别，根本上在于文化的不同，迥异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之间的沟壑，实质就是文化认同上的沟壑，而民族之间的团结融合。是建立在对彼此文化的尊重理解基础之上的。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孩子的生日，看出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过去。
二、革命化生日
我第二次过生日是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如果说我第一次过生日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的话，那么，我第二次过生日则是带有某种滑稽和荒唐的成分。
早在1960年，我为了追求山外世界的新知识，在热心进藏干部的动员鼓励下，从藏北草原深处的古寺，脱掉了袈裟，然后先走路，后骑马，再坐车，又乘火车，行程3000多公里，来到位于陕西成阳的西藏公学学习汉语。在这个现代文明的学府完成了初等双语的学习，在西藏民族学院攻读了师范专科后，被保送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新闻专业。
没想到我在这风华正茂的年岁，刚进入全国最高的民族学府学习，却赶上风云突变、黑云压城，造反狂潮席卷大江南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六次红卫兵大检阅后，学校停课了。大字报势如破竹、铺天盖地，围墙、院墙、门窗、黑板全部挂满大标语；批斗会汹涌澎湃、劈头盖脸；教室、食堂、操场、球场，愤怒的声讨声震耳欲聋。“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等新名词、新举动层出不穷。在北京各高校还兴起一个时髦的行动，就叫“打回老家闹革命”。我们一群来自雪域高原的学生，积极响应这个行动，“打回老家去”。
当我回到西藏，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革命景象”。西藏也跟全国各地一样，惨遭“文革”浩劫。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解放西藏的革命功臣，与曾欺压百姓、坐享其成的贵族头人同台挨斗。当年那些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大政方略，与封建领主、噶厦政府统治百姓的刑法行规同时被批判。一些大字不识一个，成天游手好闲的人，却成了造反派，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我年轻的心中开始迷惘了。
我到拉萨之前先抽空回了一趟老家。当年，因为怕父母阻拦，我是私自出走的。这给父母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让他们流淌了多少牵挂思念的泪水，已难以用语言表述。而六年之后和家人团聚，又更是一番悲喜交加、相见无语的凄凉境况。
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也让我这样的家庭在劫难逃。来自内地和拉萨的造反消息，添油加醋地传到这穷乡僻壤。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中，一群藏族造反派带领一批年轻的革命群众来到我家，掀屋顶、拆院墙，足足干了近一个月才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家被荡平了，曾经香火旺盛的“麦巴朱普”被捣毁了。我的父亲被揪斗、关押，而我母亲则每天为来拆我家房子的人们烧水煮茶，脸上还总是笑呵呵的。母亲的豁达与慈悲，连那些革命群众也感到不可思议。尽管一家老小四口从高堂大屋驱赶到没有门窗的羊圈里，几块石头垒起炉灶，用一口裂了缝的陶罐煮水熬粥。父亲被冠以“山谷里的反动文人”、“农奴主的代言人”、“地下寺庙的总店老板”，父亲还有一顶随时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钢铁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戴着纸糊的帽子游街，坐“喷气式”，挨批斗，似乎成了父亲的家常便饭。而赤着脚板在铺满荆棘的打麦场上跑，光着屁股端坐在河水的冰层上，以此来检验一个修行者是否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些“法力”，则是造反派们的独特发明。
更有甚者，造反派听说我回来了，还要动员我去批判自己的父亲，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我告诉他们说，“虎群中的老虎还不吃自己的伴呢。如果需要，我可以和我的父亲一起陪斗。”大约是念及我回家一趟不容易，造反派也动了恻隐之心，我在家的那几天，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天天揪斗父亲。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说，人死大概会很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死。活着受折磨，那才是几百次的死，还不如一次性了断算了。
在那短暂而显得漫长的日子里，我上山拾柴、下河背水，夜晚伴着父亲睡，给父母说一些安慰的话，伤心的眼泪往肚里流，脸上还要挂上一丝笑容。我能做到的，也只如此而已。
我不能为我的父母分担更多的痛苦。便匆匆告别家人，继续我的学业，在混乱的年代中努力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1968年，我很幸运地分到西藏的一家报社，做了一名见习记者。就在这年冬天，母亲穿着皮袄、踏着冰雪，从老家看我来了。
母亲住在一个亲戚家，我下了班便急忙赶过去。一进门，发现母亲比三年前相见时，已更显得苍老、憔悴，头发竟然全白了。她才五十多岁啊。不过想来也是，尽管母亲没有受到冲击，但经历和目睹了这样悲惨的家境，难道还会不老得快吗?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都是在夸我、赞
我。我在想，这雪封山、冰冻路的寒冬腊月，母亲穿着单薄的衣裳翻山越岭来看，是有什么要事吗?那时，我的故乡比如县到那曲地区还不通汽车，先骑马要走四天，还需要从那曲到拉萨，坐两天的汽车。
我问母亲，弟妹他们好吗?你一路辛劳，多待几天再走。母亲定了定神说：“这年月，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反正大家都一样。妈这次来，只是想陪你过个生日，就回去。”
我这才想起，没有几天就是我22岁的生日了。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外地读书，从来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包括按家乡规矩18岁那个重要的成人生日。
那时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在那个什么都怀疑、什么都只能往坏处想，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的年代，夜不归宿是一个很大的罪名。所以那晚我只能告别好几年不见的母亲，赶回宿舍。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生日啊生日，该怎么过?这革命的年代，婚丧嫁娶都有一种别样的搞法，这生日总得突出一点儿什么才是。
第二天，我的一位朋友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既然有“革命化的婚礼”、“革命化的节日”，那就过一个“革命化的生日”吧。这是一个大题目。可要别出心裁。我俩正在商量过生日的方式，另一位朋友又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这个名字带有封建色彩，丹增不就是捍卫佛世吗?你要以改名字的实际行动，过一个革命化的生日。去年，工厂的丹增便在40岁生日时改了名字，现在人家都当上了不小的头头儿了。”
我的邻居毛红武，也曾名叫丹增，他出身贫寒，年轻时曾赶着马帮去过印度，受尽苦难。解放后被报社招来当工人。他曾对我形容过他的家境，“家里没有牛鼻孔大的房子，没有巴掌大的土地。抓头上一把乱发，抓身上一片氆氇，带走的是自己的影子，留下的是自己的脚印。”“文革”刚开始时，他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诉说了血泪斑斑的家史，声讨了封建农奴主的罪行。一腔怒火。满腹心酸，讲得声泪俱下，打动了很多人的心。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紧跟全国性的改名热潮，把自己的藏族名字改成了“毛红武”，意思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武装战士，还把自己一双儿女的名字分别改为“听毛话”和“照毛办”，还把妻子的名字改为“学毛著”。他妻子是一个厚道正直的藏族妇女，坚决反对丈夫给她改的名字，谁叫她“学毛著”，她就装着没听见。你逗着多喊她几声，她就烦了，骂你“神经病”。她曾呵斥丈夫：“我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学毛著?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从此后，再也没有人叫她“学毛著”了。
其实，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被改名的不仅仅是人名，连地名也改了，拉萨郊区的纳舍坝改为向阳坝；山名改了，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改为胜利峰；街名改了，全国闻名的拉萨八角街改为立新大街。不光是西藏改，全国到处都在改，著名学府复旦大学改名为东方红大学。为了体现反帝防修，北京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光华路改为反修路，曾是美国人建的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哈尔滨的桃花巷解放前是妓院集中的街道，后改名为“欢乐巷”，红卫兵认为不妥，干脆叫“兴无灭资巷”。更可笑的是，食品、药品、玩物什么的都改了名，什么“丰收饼”、“斗私糕”、“红卫膏药”等等。这种庸俗化、简单化，甚至荒唐的改名热潮，也有其理论依据，即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展开猛烈地进攻。这样的结果，也闹出很多尴尬来，西藏一所中学的一个班，老师点名，“卫东同学到了没有?”全班1/3的学生齐声喊“到”。我熟悉的一位内地朋友，“文革”初期改名为卫东彪。林彪事件发生后改名为卫东恩，“批林批孔批周”时改名为卫东青，“四人帮”垮台江青被捕后又要改名。这种人如果不是政治投机分子，起码也是太紧跟形势了。
我想，我的名字是父亲请一位活佛取的，师道尊严，不能随意改动。我辩解说，革命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何必只盯着改名字呢?另一个朋友提议，你的生日，要穿着像个造反派，仪式像个革命者。吃喝像个无产者，这就算对路了。
生日那天，同宿舍的同事东拼西凑，让我穿着打扮。上身着黄军装，头戴黄军帽，腰间还扎了一条朱红色的武装带，有人说太像一个红卫兵领袖了。另一个则说，你要手握一个钢钎，就太像一个砸烂旧世界、横扫地富反坏右的革命者了。在那个年代，这身打扮是最时髦的。头头儿出席会议是这身装束。演员台上表演也不外乎这身打扮。我对着镜子看了看，感觉挺精神的。
宿舍东墙上恭恭敬敬挂着一幅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大幅照片，这是每个人凑了10天的工资购买的。
我装扮完毕，大家就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先背诵几段语录，然后齐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歌曲。那天因为是我的生日，大家还跳了一曲忠字舞。舞步缓慢，表情严肃，动作虔诚，全神贯注。那时忠字舞已经从单家独户、室内院中，跳到了马路、广场，成百上千人。甚至多达一万多人齐跳忠字舞的壮观场面，随处可见。
我们语录背得流畅，歌唱得深情，舞跳得投入。因为这些都是革命行动，也都是日常的行为。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它荒诞滑稽，流于形式，反而感到无比自豪。
他们祝福我生日，也别有花样。要是在今天，藏族人会说：“扎西德勒!”汉族人会说：“生日快乐!”可那时。这些祝贺词会显得低级，甚至反动。无论父子、夫妻、朋友、同学一相见，首先就是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而对方要立即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不少人随时将一本印有毛主席相片的红皮语录揣在怀里，无论问话，还是回答，都拿在手上，既显得自己革命、庄重，又防别人的语录劈头盖脸喊过来时，自己措手不及。
因此。在我过生日时，当他们齐声高喊：“最高指示……”而手持《毛主席语录》的我则应声答道：“要斗私批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然，这两段语录也不是我随口面出，而是深思熟虑之后针对我存在的问题念的。比如，我们宿舍睡上下铺，我争着睡下铺，这是私字在作怪；再比如，我偷偷从图书馆拿了一本《红楼梦》，越看越入迷，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这些都曾受到工宣队的批评，还有我那复杂的家庭背景，也要说清其阶级根源。
那天我收到了不少的生日礼物，主要是《毛主席语录》和各种大小不等的像章。有个同学送了一尊毛主席的半身塑像，是塑料做的，底部有个气嘴，像身用手一捏就“吱吱”响。一个室友觉得好玩几，就反复捏了几下，发出“吱吱”乏声。他当场就遭到大家的围攻批判，吓得他又是检讨，又是认错，差点儿把我的生日搞成一个批判会。
我当时也偶尔想到，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过去我在寺庙的岁月里，每当喇嘛们要举办隆重的法会，吟诵的经文和我们背诵的主席语录，吟唱的祈祷词和我们高歌的革命歌曲，神灵的舞蹈和我们跳的忠字舞，都是一样的虔诚和狂热。但是我那时不敢将两者对照起来审视，只是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绝对的忠诚和过好这个革命化生日不折不扣的新鲜感、使命感。如果说我的第一个生日，
人们虔诚地对我膜拜，要把我塑造为一个佛门弟子的话，现在我的第二个生日，我和我的室友们和全中国人一道，正在以相同的方式，去膜拜另一个神，并且心甘情愿、争先恐后。
时辰到了中午，大家敲着碗筷去食堂吃饭。那时，单位每天开两餐，菜要菜票，饭要粮票。人们说肚子是国家称过的，大人每月28斤，小孩儿每月15斤，婴儿每月6斤，肉每人每月2斤，还分牛肉票和猪肉票。所有粮油副食品都是定量供应，你到黑市上去卖，叫做投机倒把。查出来，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劳改劳教。个人只要有出售粮、油、肉、菜的，罪名就是黑市交易，轻则取缔，重则拘留、逮捕。当时机关工作基本瘫痪了，要说活动，无非是批判会、声讨会，再就是学习最高指示，进行忆苦思甜。有人说，我们吃食堂的饭还不足以体现革命化的生日，晚上该吃忆苦饭。那时的标准是，如果有人比你更革命一点儿，你一定就得听他的。大伙儿告诉食堂，有人要过革命化的生日。我们要吃忆苦饭。食堂的炊事员真是求之不得，因为食堂常常断粮缺油。
下午我们到郊外挖了一堆荨麻、野葱之类的垮台菜，请炊事员煮了一大锅忆苦饭，每人都盛了满满一大碗端回来。闻起来还有一些香味，一口嚼下去，我的妈呀，难吃死了。舌头发麻、喉咙寡辣不说，连耳朵都吃得嗡嗡直响。碍于革命的情面，谁也不敢说不好吃，更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倒掉。宿舍里鸦雀无声，只见一会儿出去一个人，再不回来；一会儿又出去一个人，也不见了踪影。我硬着头皮吃下半碗，就再也吞咽不下去了。看看大家都走光了，我也就悄悄地跑出去倒在厕所里。第二天有人悄悄告诉我，这顿忆苦饭当时吃得艰苦，夜里肚子胀痛，早上去上厕所，连肛门都火辣辣地痛。
傍晚了，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为我过生日的室友。我说报社外面有家铺子卖酸奶，我请你们吃酸奶吧。可是我们去后被告之，酸奶铺已经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那个卖酸奶的藏族大妈还对我们一肚子的气。回来的路上，路过一片萝卜地，大家实在忍不住饿，便找了个理由，说这是人民公社的萝卜，吃这个也是很革命的吧。就这样，我的这个在单位上过的革命化生日，以背诵毛主席语录开始，偷人民公社萝卜结束。
回到宿舍，我才猛然想起，母亲还在等着我过生日呢。
母亲专门从老家来给我过生日，我却只想到自己要过一个革命化的生日，竟然把母亲也忘了，心里顿时惭愧不已。
那时借个自行车骑，比今天借个汽车还难。我只好撒开双腿往亲戚家跑。大约跑了四十来分钟，总算赶到亲戚家。母亲和亲戚一家人都还在等我。我连忙给大家解释说，我在单位已经过了一个革命化的生日了。怕他们不明白，我又把过程给大家说了一遍。大家听了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母亲缓缓地说：“今天一早我就去你们单位了。门口有带枪的人站岗，话说不通进不去。等到中午，我就回来了。儿子，阿妈不懂你革命化的生日是什么，现在这年头儿食物短缺，怕你饿肚子，想送点儿吃的来呀。”我惭愧、内疚，又有一些感动、激动，真是百感交集。看着母亲沉静、和善。鬓丝如银、饱经风霜的面容。我默默无语。上午寒风呼啸，漫天下着茫茫白雪，在那个破旧阴森的大门口，连一棵遮风避雨的树都没有，她是怎么裹着这身单薄的羊皮袄，蜷缩着身子，眼巴巴地在等我的呢?
我看着母亲很伤感的样子，为了让她老人家高兴，我“刷”的一下站起身，端个姿势，抖擞精神问她：“阿妈，你看我这身衣服，生日打扮。”同时还做了一个舞台演员登台亮相的动作。
母亲哭丧着脸，摇摇头。“去年我路过县城，看见球场上围了很多人，以为在处理商品，挤进去一看，是县委王书记被一伙人在批斗。斗他的人都是你这身打扮，听说还是从内地来的。王书记是多好的一个人哪，带着我们修水渠，雪灾的时候给牧场上的人送粮食，救过好多人的命。你知道吗?那些拆寺庙，批斗你父亲的人，领头的也是这一身穿戴。村里的老百姓见到他们，就像看见魔鬼，走路都躲得远远的。唉，儿子，你长这么大了，要懂事啊!”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她这一声叹息，让我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赶快钻进去。
母亲让亲戚们先去休息，说她单独有话要说。她轻轻地拉上门，坐在我旁边，摸索着从家乡背来的那个牛皮包袱，摸出一个油津津的牛皮纸包来，递到我的手上。“上午就想给你送去的。听说你们吃个肉都要票，吃不饱吧?”母亲说。
纸包里是几块肥厚的风干牦牛肉，黑黢黢的看上去有些时间了。一股日晒风干的肉香味顿时扑鼻而来，这是我已久违了的香味。我抓过一块啃了起来。
母亲幸福地看着我吃。我想，以我们家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可能有风干牦牛肉之类的，那可是“高档”食品，不知她为我爱吃的这块风干牦牛肉花费了多少心血。我问：“阿妈，你从哪里找来的?”
母亲没有回答，只说：“你多多地吃，饱饱地吃。”
我心里酸酸的，吃不下去了，递一块牛肉给母亲，母亲推回来，我再递，母亲再推。唉。我实在不忍心吃这饱含母爱的牛肉啦!这世界上有很多爱，母爱是最纯洁的。这世界上有许多宝，母爱是最宝贵的。我们母子之间的爱，早已用语言无法描述了。
我心里涌起了无限的忧愁。母亲把我当做命根子，而我能给她带来什么幸福、分担什么忧愁、承担什么责任呢?
母亲轻声细语地说：“现在这样的日子，可能长不了。过去贵族头人做的事情，老百姓不喜欢，所以解放了。现在做的事，老百姓也不喜欢，肯定也长不了。”母亲顿了顿，接着说，“家里没有留下什么财富让你继承。不过呢，用珠宝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丰富自己。虎的纹路在外，人的学问在内。财产可以被劫去，权利可以被夺去，而知识是外人偷不去夺不走的。这都是你阿爸近来常唠叨的话。要好好儿学习知识，将来做个文化人也就够了。看到了吧，做官，好像是地换了一层草，羊换一身毛，要想占有神一样的高位，就要有鬼一样的计谋。这是你做不到的。”母亲小时候学过藏文，算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她对我的教诲，总是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质朴和智慧。
母亲又从牛皮包袱里拿出一个油迹斑斑的黄布小包，解开包抽出一条陈旧的哈达。她把房门关严，拉上窗帘，双手捧起哈达说：“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阿妈没有更好的祝福了，给你献一条哈达吧。”母亲把哈达端端正正地挂在我脖子上。在那个年月，献哈达也被认为是旧习俗，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给人献哈达。
母亲双手合十，仰着头虔诚地说：“儿子啊，我要替你感谢解放军。要不是他们来了，你走不出大山，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出息。”
母亲又抚摸着我脖子上的哈达说：“儿子。你还记得吗?这条哈达是你5岁生日时我献给你的。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天天把它揣在怀里，晚上常常翻出来看一看。看到哈达，我就想起你……”
我脑子里倏然想起我5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我跑去母亲房间撒娇的情景，母亲端坐床头，抚摸哈达；我也可以想象我不在她身边的那些漫长岁月里，那一个个孤独的夜晚，母亲是如何思念着不
辞而别、远离家乡的爱子……多么美丽的母亲!多么慈祥的母亲!多么苦命的母亲!你那能穿透灵魂的眼神，你那度母求雨般的坐姿，仿佛已经用血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灵里了。
过去我们藏族人献哈达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给父辈献哈达，双手捧上，父辈接下后，放在一边；下属给上司献哈达，上司接了挂在手臂上；上司给下属献哈达，属于赐哈达，下属接了要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同辈同级的人互献哈达，也可以挂在脖子上；而俗人给活佛献哈达，活佛祝福后要返回给敬献者；哈达也分不同的档次，有棉的、丝绸的；也分长哈达、短哈达。那时献哈达不像现在这样随意，哈达也很珍贵，尤其是那些丝绸质地的哈达，都来自汉地雅安。一般人一年中能得到两条哈达，已属不易。穷苦人家一生中可能只在婚嫁、丧礼这种红白事中才能有幸得到别人献的哈达。像我母亲献给我的这条哈达，是丝绸的，属于最高档次的，我们叫“阿西哈达”。
我真想把自己的年龄退回到5岁，变成一个孩子，重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听她讲这条哈达的故事。这条哈达是从前一位有名的活佛赐给我奶奶的。因为奶奶心地善良，终身敬佛，收养了一批孤儿。作为对佛祖慈悲的供奉。据说奶奶活了一百岁。她去世前将这条哈达献给了我的老师八世占堆活佛。在一次敬神放生的佛教仪式上，我母亲把家里的六头奶牛给放生了，占堆活佛又把这条哈达赐给了我母亲，希望她像我奶奶那样慈悲、善良、虔诚。而母亲则在我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把它献给了我。我走后，母亲把它作为思念的寄托、精神的支撑，从不离身。儿行千里路，母子都被这条哈达紧紧连着啊!
母亲拉开窗帘，打开窗子，太阳已快要落山，晚霞映照着群峰山巅。母亲收拾好那个牛皮包袱，告诉我她已经买好了明天早晨七点的车票，今晚得到车站住下。
母亲走了，我待在房间。她留给我的那些宽慰的话语，关切我的嘱咐，鼓励我的言辞，一直在我的耳旁萦绕。我把哈达从脖子上取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久久端详。哈达摸在手中情愫柔软，一股暖流从我的手心传遍全身。童年的记忆如开了闸的渠水，源源不断地流淌到脑海里。我无忧无虑地成长在母亲的怀抱里，懵里懵懂地被送进了古寺，又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山。我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民族历史文化的烙印。我的每一次成长，都有母亲牵挂的祝福。母亲是用这条哈达始终寄托她对儿子的爱啊。
哈达上印着活灵活现的八宝吉祥图案，两头穗子顶端横绣着一行祝福的祈祷语——
年年吉祥，天天吉祥，白天吉祥，夜里吉祥，时时吉祥。
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藏族人那样时刻企盼吉祥。我们用献哈达来表示吉祥的祝福，哈达在藏语里被称为“央”，是福气的意思。我们把哈达挂在脖子上，挂在家中的梁柱上；我们还把哈达献给菩萨神灵，献给雪山森林，献给江河草原，我们希望众生吉祥、大地吉祥、民族吉祥、国家吉祥。
我忽然在哈达上发现一个快要退色的红印记，仔细一看，竟然是占堆活佛的印章。
这条哈达积淀了几代人的慈悲人生，还混杂着一个民族文化的不懈传承，象征着人神共处的吉祥祝福。哈达上，不仅有酥油味、红花味，还有藏香味、圣水味等各种吉祥供品的味道交织在一起，我甚至还嗅出了草原的味道、雪山的味道、故乡的味道。沉香剁百块，其香依旧在。最重要的是，这条哈达上，有我母亲温暖香甜的味道。
回过头来看看我今天的这身装扮，真是羞愧难当。就像我们藏族谚语说的那样：山羊披上狮子皮，也成不了雪山的主人。害人的虚荣心，分不清美与丑，我感到难堪、别扭、遗憾、困窘，就像乱箭穿心般地难受。
我把哈达铺平叠好，揣在怀里，飞一般跑回单位。一进宿舍就把帽子扔了，把上衣脱了，皮带解了。室友们不解地看着我，有人还说：“这么难得的衣服，你要穿着它睡，肯定能做个好梦。”
熄灯的号子吹响了，我把叠好的哈达，用一块白布包好，塞进我的枕头里。从那以后，天天枕着它睡，就好像枕着我的往昔岁月，更像枕着对母亲的思念。
作为这次生日的一次小注脚，发生在一个月以后。那天上午，单位的军宣队通知我，要我下午去张政委的办公室。在那个年代，谁接到通知被叫到工宣队、军宣队，那首先要安顿好家人，做好有去无回的准备。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张政委。掀开门帘，顾副政委板着面孔端坐在一张破旧的牛皮沙发上，旁边的木头椅上坐着红卫兵分队的孔副队长。我二十多岁了，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惶恐过，这气氛让我透不过气来，领导还没有开口，我的内衣就都湿透了。
顾副政委有点儿像怒目圆睁的阎王，劈头就问我：“你最近搞什么样喜庆的活动没有?”我想糟了，肯定是过那个革命化的生日出什么事了。但已经裂了缝的石头，再怎么往中间填土，都不可能合拢了。我就连忙解释说：“过了一个革命化的生日。”顾副政委又问：“你生日是哪一天?”我回答说：“12月26日。”
他勃然大怒，一拍茶几吼道：“你太不像话!”
我的心怦怦直跳，衬衣已贴在后背上了，不明白不像话在哪里。真是秀才有理说不清，人急喉咙不出声，我呆呆地无言以对。
顾副政委怒气冲冲，那严厉的目光盯住我：“你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他问完话，站起身来，走到我的面前。我又重复了一遍。这下，把他的肺给气炸了，在房间里暴跳如雷，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的鼻尖，不停地抖动着，从鼻腔里发出“你……你……”的声音。
我更蒙了，嗫嚅道：“这一天过生日……怎么了?”
这时，孔副队长插话了：“怎么啦?我告诉你，这一天是‘东方红，太阳升的日子。”
我这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这一天过生日。那时不要说我，全中国能知道毛主席生日的人也没有几个。我急忙辩解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我错了。可我的户口本、档案袋、工作证上都是这么填的啊。”
孔副队长呸了我一口，训斥道：“你不可能这一天出生!”
我连忙点头：“是是是，我不应该在这一天过生日，我错了。”
我口头上虽然认错，内心里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罪。但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放进茶水里的盐，今天是自己惹的祸，恰好又撞在枪口上了。错已铸成，爱怎么批怎么斗，我不为自己辩解了，任他去吧。
不知是处于对我的宽容，还是他们欺软怕硬，没想到顾副政委的态度却缓和了下来：“去吧，选一个革命的日子做你的生日。深刻检讨自己，加强思想改造。”说完了摆摆手，让我出去。
我想，道路可以选择，出生却不能选择；思想可以改造，生日却无法改交。更何况，要改出生日期。还得找派出所改户口本，找组织部改档案袋，找政工组改工作证，这能说得清楚吗?更重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母亲解释得清?我心里暗暗想，我不改生日。但一定不再过这无趣的生日了。以后如果有人再问我的生日，我就语义含糊地说，是最吉祥的那天出生的。
后来，我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了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译文》杂志，上面刊登的一篇散记中描
述到：非洲南部散居着一个不足十万人的部落群，被称之为“莫瓦”人。他们世代相传着一个更改生日的习俗。在族群中，谁偷盗了他人财物，就会被流放他乡；谁打伤了他人，就被投入牢狱；谁与别人之妻通奸。就终身不能另娶。所有犯下罪行的人都要附加一条惩罚：更改出生日期。部落长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最大的权力便是确定那些罪犯的出生日期。在“莫瓦”人看来，被更改出生日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也是对其最严厉的惩罚。“莫瓦”人正是以这种形式来维系他们的道德准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日对人的神圣，以及人们对生日的敬重。
只是在那个疯狂的混乱年代，凡是被敬畏的。被尊崇的。都在被打倒、被羞辱之列。我在这个时候的生日演出这样的闹剧，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三、在莫斯科过生日
又一个12月26日到了。其时，已经是2004年。时光荏苒，人生如梦，世事沧桑。人生就像一叶在时间的长河里溧流的扁舟，时而随波逐流，时而逆水行舟，时而又奋勇争先、迎风破浪，两岸景色无限，变化无穷。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阳光大道，也有独木小桥。还有崎岖山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天道是公平的，决不会把所有的灾难、痛苦都加到一个人头上。也决不会把所有的荣华富贵全都留给哪一个人。关键是自己要做一个仰不愧对天，俯不疚对地的人。
这一年冬天，我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因此，我在莫斯科又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
把自己当做作家来谈，要说名副其实，尚觉得有点儿愧对于这一光荣的称号。我以为。作家是一个高贵的称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的责任，要昭示至高无上的人类良知的黎明，对人类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家既是现实社会的探索者，又是人民疾苦声音的代言人。作家最大的良心应该是善良，当然，善良并不等于做一个好好先生。对黑暗的抗争，对邪恶的揭露，对弱者的同情，对真理的坚守，对正义的维护，都是善良之举。拥有了善良，就能够战胜一切。如果胜利不能站到善良这一边，人类就不可能不断繁衍生息。也许，一些平庸的作家，一时能得到很多五彩光环，而一些伟大的作家，有时也会遭遇悲惨的命运。但人民是文学的唯一评判者，只有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伟大的作家，哪怕他的作品很少。
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喝着俄罗斯文学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文学大师，曾感动了世界文坛。他们的作品曾哺育了一批又一批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文学大家。他们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就似一盏照亮五洲的明灯。一批批作家冲破心灵的樊篱，跨出安乐的家园，砸碎思想的禁锢，去追求平等、正义、自由、博爱和良知，去点燃自己的创作火焰。
我至今还记得，在“文革”那动荡不安、是非不分、混乱不堪的年代，我牢记母亲好好学习的嘱咐，远离了那些空洞的革命口号和纷乱的派别组织，躲进自己的宿舍，苦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我的大学》等俄罗斯和苏联名著。是这些经典著作孕育了我的文学情结，滋养了我的文学情感，帮助我树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陪伴我度过了那些令人胆战心惊的岁月。
这次到俄罗斯出访，我特意带了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我在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火车上，重读了这部经典作品，感受书中描写安娜和沃伦斯基、卡列宁在这段路途中交往的情节。火车在摇晃，景色在闪过，托翁所描写的场景，如同电影般一幕幕在我眼前上演。我深深地感谢俄罗斯的文学大师们，给人类留下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也给我这个懵懂从文、不揣冒昧的文学工作者增添了力量、丰富了人生。
借助这次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化交流访问，我们如愿以偿地游览了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的名胜古迹，尤其是拜谒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泰斗的故居和墓地。更使我感慨良多的是：俄罗斯能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雄踞于世界大国之列，争霸于超级大国之间，跟这批星光灿烂、智慧超群的作家们的文化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从官方角度讲，我们享受到的是高规格的接待。全俄作协副主席专程到机场迎接我们，礼仪小姐手捧鲜花在贵宾休息室举行了欢迎仪式。我们住的是俄罗斯国防部的招待所，过去是苏共中央的招待所。据说，这里曾接待过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有趣的是，我住的房间是个大套间，卧室里的那张木床却长不过1.7米，宽不过1.2米。床上的褥子上打了三处补丁，厚重的被子里发出一股霉味。晚上躺在床上，身子一动。床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一翻身，差一点儿掉到地上，我只好整夜仰卧着不敢动身。客厅里的那条丝质地毯，底色是什么已经无法辨认。现在看来是一条油津津、黑黢黢的旧地毯。中间几处似乎是被火烧过，有一些斑斑点点的小窟窿，又像是被老鼠啃过的。卧室里有一张红木桌子。有三个抽屉。我想把一些日用品放进去，一拉开那个生了锈的铜把手，整个抽屉“哗”的一声便掉到地上。无论我费多大的劲儿，再也无法把这个散了架的抽屉重新装回去。客厅里的电视机大而笨重，电源通着，电视开着，却经常没有信号。过了几天后，我慢慢有点儿习惯了。只要电视机没了信号，就上前拍打几下电视机身，嘿，还真灵，电视画面又回来了。
就是在俄罗斯这种精神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存在巨大反差的情况下，我的生日再次被人提起。代表团成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先生曾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在一次聚会中提议说：“丹增书记是和毛主席同月同日出生的。毛主席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第一次出访苏联时，就在莫斯科过了生日，我们提议丹增也在莫斯科过个生日。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呀!”
此言一出，作家们纷纷上来祝贺，并说一定要在莫斯科给我过一次生日。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毛主席曾经在莫斯科过了生日。现在无巧不成书。我也第一次来到莫斯科，竟然碰巧有机会在同一个地方，与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生日。这个与伟人同生日的巧合，在今天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耀和自豪。毛主席曾经被人们推上了神坛，如今，尽管他老人家已不在神位上。但人们对他的爱戴、尊敬，来得更加真实，更加朴素。
我给同行们大体讲了我记忆深刻的前两次过生日的情景。对于第一次过生日，由于文化环境的迥异，大家感到特别新鲜，难以想象。而第二次过生日，由于多数人已年过半百，大都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有着共同的记忆。有一位老作家也曾过了一次类似的生日，结果被戴了一顶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被批判了三天半。他们只是没有想到，我母亲竟然那么的善良、坚韧、达观，我们母子之情竟然那样深厚、浪漫、优美。他们鼓励我要把对母亲的思念从心头移到纸上，将这个藏族母亲伟大的爱写出来。
出访回国后，我查阅了有关史料，毛主席是在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到苏联访
问的。他老人家此番来苏，主要是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庆祝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都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过生日，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日。而五天后毛主席就在莫斯科过了生日。至于毛主席在莫斯科过生日的细节，史料竟然都没有记载，我相信这里面一定会有许多精彩的故事。
我们的翻译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转了半个城，竟然没能买到一个生日蛋糕。无酒不成席，没有生日蛋糕的生日也是不完美的。无奈之下只好将就买了一块俄式豆腐糕，论形状、论颜色、论造型，都很像高档的生日蛋糕。但没有生日蜡烛是许不成愿的，好在作家们都是形象思维极其发达的人，一位作家跑到餐厅对面的教堂里，放了几枚硬币，请来了几支供奉用的蜡烛。
生日聚餐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古老饭店里。俄罗斯作家协会副主席加尼切夫先生闻讯主动赶来光顾。他是一个小说家，还是政治学博士，憨厚的面容，满头的银发，渊博的学识，令人肃然起敬。
当加尼切夫副主席得知这个晚宴是为庆贺我的生日而举行时。惊讶地大叫起来：“毛主席在莫斯科过生日的地点，就在前面另一条街上!”那里曾是苏共中央的交际处，不过现在成了石油大王们的俱乐部了。据加尼切夫介绍，他的一位朋友曾是莫斯科《红星日报》的记者，不但见过毛主席，而且是为数不多的采访过毛主席的苏联记者之一。这个朋友曾写过一本俄文报道文选集，其中两篇是专门介绍毛主席在莫斯科过生日的札记。加尼切夫幽默地说，无论从图书馆偷，还是在旧书摊上买，或是从朋友处借，他都要想法弄到一本送给我做生日礼物。他说，毛主席是中苏友谊的缔结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谁和毛主席同一天生。一定会沾到毛主席的许多福气，希望他参加我的生日也能带给他一份福气。
加尼切夫的回忆更加活跃了我这个生目的气氛，也让我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流连忘返。大家将蜡烛插在那块豆腐糕上，点燃了指头般大小的六支蜡烛。在吹熄这独特的生日蜡烛之前，我心里默默搜索着那些美好的祝词，但隐约可见的却是母亲的身影。就像那首我很喜欢听的藏族歌曲《慈祥的母亲》所描绘的那样，我在遥远的俄罗斯的烛光中，仿佛看见了母亲的音容笑貌。
现在，我唯有在摇曳的烛光中祈愿我的母亲吉祥安康，祈愿她老人家在清静的生活中永远快乐、安详。阿妈，你陪儿子度过的两次生日，儿子永生难忘；你的祝福，你的期盼，你的教诲，永远都在儿子心上；阿妈，儿子在遥远的莫斯科给你跪拜了……
蜡烛吹灭，众人齐声祝福生日。我用西餐刀切开那块当做生日蛋糕的豆腐糕，他们让我先吃。我把一块豆腐糕放进嘴里，又酸又苦又涩，不知是个什么味道，几乎可以跟我当年过“革命化生日”的那顿忆苦饭“媲美”了。我不声张，看其他人作何反应。等他们东西入口后，全都哇哇喊叫，摇头叫苦。
今昔对比，中外参照，总能催人奋进。敝帚自珍，珍惜现在，才能展望未来。生日宴会收场了，我们一行人信步来到莫斯科的红场，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刻。闻名世界的红场银装素裹、灯火通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合影留念，红场对面一排排商店，各种旅游商品琳琅满目。我随意走进一家商店，柜台里阵列着苏联时期的许多纪念品，军帽、军徽、军章、像章，还有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四巨头的画像、照片，更多的是普京总统的生活照片和艺术画像。购买苏联时期商品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买普京总统纪念品的则多为年轻人。一个正在买印有普京头像衬衫的年轻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年轻人友好地说：“你们中国有邓小平，干得很棒!我们现在有普京，也会干得很棒的。我们要做普京那样的硬汉。”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先后出访过五十多个国家。1984年第一次去意大利时，陪同人员告诉我，罗马小偷很多，但不会袭击你们中国人，他们知道中国人没有钱。就怕被误认为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有钱。时隔20年后，我又一次出访意大利，还是陪同左叮咛右嘱咐，罗马小偷很多，专偷中国人，你们千万要小心。我随口就问，不是说小偷专偷日本人吗?陪同说，哪里哟。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钱多。是啊。连外国小偷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了。
我忽然在另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张毛主席和斯大林、贝利亚三人合影的巨幅照片，图片说明是俄文。翻译过来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毛主席在莫斯科过生日时留下的照片。我喜出望外，店老板要五美元一张，我连价都没还就买下来了。这是我此番去莫斯科买的纪念品中最为珍贵的一件了。
当晚回到房间，我从箱子中取出那条母亲献的哈达，回味着、思念着，端端正正地把哈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四、永远的哈达
多年来，每次远行，我总要带几件从不离身的物品，这条哈达便是其中之一。而每到生日这一天，我都要看一看这条哈达，自己给自己挂一次哈达，以此作为对母亲的怀念，对母亲的感恩，对自己的激励。这条吉祥的哈达与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密不可分。过生日时，我可以不要美酒佳肴，可以不要鲜花簇拥，可以不要歌舞升平，甚至不一定要有显赫的场面、隆重的仪式，但我一定要有这条哈达陪伴。哈达上的祝福之词、哈达上的八宝图案、哈达上的历史故事，陪伴我走南闯北，引领我披荆斩棘，鼓励我开创事业。哈达蕴涵着母亲的期望，寄托着家乡的嘱托，也见证着儿子的孝心。
我5岁的时候想当神，但好景不长；十多岁的时候求学立业，总算看到了人生的光芒与灿烂，还是好景不长；二十多岁的时候，学业有成、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可以放胆闯荡，著书立说，又遇到“文革”的风刀霜剑，再次好景不长；三十多岁时，进了报社，当了记者，做了文人；改革开放，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时来运转，我从一个文化人，逐步走上为政之路。现在已是58岁的生日，我已接近耳顺之年、还乡之年。追昔抚今，人生既有挫折、失误和遗憾，也有成就、幸福和欢乐。我想，应该可以告慰母亲期盼的心了。
我远在故乡的母亲已经85岁了。早在母亲74岁时，她就因眼疾而失明了。在母亲陷入无边黑暗的那段岁月里，我的心时常忧心着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托亲朋，求好友，到处打听名医秘方，寻求让母亲重见光明的机会。我曾经请求香港光明行动的组织医生，请他们不惜代价，设法帮助我的母亲复明；我也曾请美国、尼泊尔的眼科专家来诊断医治，可母亲患的是无法医治的青光眼。我平常忙于工作，母亲长期居住在乡下。等发现母亲眼睛不行时，已为时晚矣，这让我心头深深的悔痛。
记得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母亲的眼睛忽然又复明了，兴奋的泪花在母亲明亮美丽的眼仁里闪烁，而梦醒时，只有我在黑暗中泪湿枕巾……
有位诗人曾经写道：“黑暗给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可是对一双失明的眼睛来说，黑暗统治了一切，光明的希望在哪里?在一部佛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个修慈
悲行的高僧，有一天穿过一片密林，来到一片草坝上。他看到一头双目失明的母鹿匍匐在地，身边依偎着刚产下的嗷嗷待哺的幼鹿，母鹿由于看不见草地上的青草。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干瘪的乳房悬在腹下，空如口袋。幼鹿吸吮不到母乳，饥肠辘辘，唯有哀鸣，可怜的母鹿焦急得空洞的眼窝里滴血成行。高僧见之，慈悲之心大发，遂向母鹿布施了自己的一只眼睛。母鹿立刻见到地上的青草，吃草后有了母乳，幼鹿不再有饿死之虞。失去一只眼睛的高僧看到母子两头鹿在草场上嬉戏亲昵，为自己的慈悲拯救了两条生命而深感欣慰。
传说不仅是美好的，而且是感人的，倘若我能为母亲奉献一只眼睛，那不仅仅是慈悲，而且是报恩，让她重见光明，我会认为是我对母亲最大的报恩。母亲的生活随着时代的进步，儿女的成长，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甜蜜，色彩斑斓的世界她还没有看够，平安吉祥的生活她还没有过够，眼疾阻挡了母亲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但我却没有回天之力，不能为母亲驱散她眼前的黑暗。
母亲操劳一生，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而我却不能报母恩于万一，就是连陪伴在母亲身边的机会都没有多少。我曾以为按月按时汇去足够的生活费，就能报答养育之恩，就能尽到孝心，可我错了，全错了。
我赤条条地来到世上，父母用生命中最珍贵的爱呵护我成长，那是一份深入血脉、不求回报的疼爱。可从没有哪个父母会对孩子说：“你给我钱，我才疼你。”父母这份爱，从不因孩子的成年而减少，更不因父母的衰老而削弱，只要他们活着，这份爱就始终如一。幼小时怕摔跤而操心，少年时为学业而奔忙，成年后为婚姻而操劳，再后来为事业、为健康……父母终生都在为儿女牵肠挂肚，无私奉献，这种爱是用金钱回报得了的吗?
金钱不能补偿母爱，就像物质永远代替不了精神一样。情感的东西，只能用情感去报答。揉揉背、唠唠嗑，常回家看看，这些最平常的行动，才是儿女对老人最大的孝心。正如汉语说的“孝顺”，只要顺着父母之心，也就尽到孝了。
但我心中始终还有个夙愿未了，那就是要给母亲献一次哈达，给母亲磕三个谢恩的头。
我是被母亲磕过头的儿子，多年来我一直将母亲的这三个磕头铭记在心，它既是对我的期望，更是对我的激励；既是母亲的慈爱，也是儿子的内疚。我在汉族地区工作多年，我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在藏族传统里，也是晚辈向长辈磕头，俗人向僧侣磕头，僧侣向诸佛菩萨、向神山圣湖、圣地寺庙磕头。即便是普通僧侣，面对自己的父母，也是要磕头的。
汉文化中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用在我身上再适合不过。自从我离开母亲求学工作，我应该尽的孝心我认为微乎其微，完全不能报答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藏族人对“孝”称之为“滋冬”，有遵循祖训、听长辈的话、尽心侍奉长上之意。我的少年时代为了向往外面的世界，追求进步，背叛了自己的家庭，破灭了父母的苦心期盼，应该视为有违“滋冬”；成年后常年在外工作，不能端水倒茶于父母左右，嘘寒问暖于父母耳旁，甚至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沉入无边的黑暗而束手无策，也让我面对“滋冬”一词，面红耳热，羞愧难当。我认为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那些在“孝”(滋冬)面前问心无愧的人，最值得尊重。最值得仰慕。
2005年8月，正是藏北草原牛羊肥壮，浮云化为甘霖滋润草原的季节。我又一次回家探望母亲，这时母亲已经86岁高龄了。我们母子已有三年多没有见面，其问母亲多次病危，每次病重，母亲总是告诉守在身边的妹妹，不要让我知道。一是怕我担心，二是怕影响我的工作。这使我竟没能在母亲病危通知书一下再下的关键时刻，守候在母亲身旁。
在我到家的那一天，故乡的人们得知我要回来看母亲，早早地就在我家山脚下的草坝上为我这个远方的游子搭起了帐篷，摆好了醇香的青稞酒，备好了洁白的哈达。藏族人对久别回乡的家乡人或远道的客人的尊重，可以从到来之际以搭起帐篷欢迎你的方式来体现。
几顶绣着吉祥图案的白色帐篷在青青的草原上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顶帐篷里升起了袅袅炊烟。我似乎闻到了一股牛奶、酥油、羊肉的清香味。山谷里云雾缭绕，天上下着濛濛细雨，是个少有的好天气。我还没有进家门，就被故乡的歌舞、美酒、哈达包围了，我远远地看见了自己的家门，却不能脱身，可是我的心中急切地想见到母亲，哪怕早一分一秒。
终于应酬完毕，我一人直奔家门。母亲一定是听到了山脚下的热闹喧嚣，早早地守在门口。我的两个外甥一边一个搀扶着她。我看见母亲了，她穿着我给她做的簇新的毛料藏装，满面红光，一头白发梳洗得干净整齐。在我的眼里，母亲显得还是那么健康、那么善良。我几步奔过去拥抱母亲，也恨不得立刻跪拜在母亲面前，向她老人家磕三个长长的头。母亲把我的手紧贴在她苍老的脸上，泪水一下就浸湿了我的手……
但是母亲在笑，而且笑得爽朗而健康，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个下过病危通知书的人。母亲笑着说：“一听说你要回来，我的病就完全好了。”
母亲通过她的手指感受她的儿子。她摸过了我的脸，再摸我的肩膀、我的手、我的腰。母亲说：“你瘦了，晒黑了。”她还说，“你很累了。”对于一个失明的母亲来说，如果手指是她目光的延续，慈爱就是她眸子里的光芒。
母亲的手指在我的身上游走，那么温暖、那么慈爱、那么执著、那么呵护，仿佛我小时候在母亲怀抱里的幸福时光重现；又仿佛在那些困难、忧愁的时候，她能用她明亮温暖的目光带来她的期盼、她的疼爱、她的关注。过去母亲用她的目光追随着儿子的身影。现在母亲通过她慈祥的手指，传达给了我她终生不变的母爱。
我在家里陪了母亲五天，那真是一段幸福无比的时光。我忙里忙外地为母亲打茶，为母亲做饭。在她用了八十多年的木碗里为母亲揉糌粑，做成一坨一坨的放在她手中。除此以外，我能为母亲做的还有什么呢?
我听说，多少年来，她从来没有这么精神过，就像从未得过重病似的。她的头脑那么清醒，总是谈笑风生，风趣幽默。真不像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在家里哪个位置，甚至我去了哪个房间，她全知道。她摸索着为我整理衣服，收拾东西，动作跟妹妹一样麻利。我陪她聊天，一谈就是半天。我们聊天南海北，聊各自的生活。母亲特别关心我最近的工作。她还感叹说：“当年你背着我去外面读书是对的。要是我知道你要走，我会死死拦住你的。现在，你在外面干了不少的好事，还听说你出了几本书，是个有学问的人。为家乡、为亲朋好友们争了多大的光啊!如果我把你还留在家乡的话。现在顶多是一个乡干部一，或者是一个放牧的老牧民，最多也不过是个寺庙里的老僧。儿子，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
我抚摸着母亲布满老茧的手，哽咽着说：“妈，当年我让你把心都操碎了。我走时没有给你打声招呼。遗憾了一辈子，我真对不起你。”母亲说：“真正对不起你的是我，当初把你留下来了，那可就葬
送你一辈子的前程了。今天想起来，我差一点儿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蠢事。”
在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终身难忘的恩人。他们给你机遇，给你关怀，为你指一条人生的道路，改变你一生的命运。我的恩人之一是时任县委书记的王西恒。他是陕西成阳人，曾从青海骑着骆驼，渡过通天河，越过昆仑山，穿过无人大草原来到藏北那曲，1958年被任命为比如县县委书记。为了做统战工作，他常到我所在的寺庙，每次都住在我老师占堆活佛的僧舍。他一来，我就高兴极了，因为他都会带来一些糖果干果给我吃。我也把供奉的印度干花、藏红花送给他，可每次他都婉言回绝。他是一个白面书生，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腋下随时都夹着一个黑皮包，说话慢条斯理，对人和蔼可亲。他对占堆活佛特别友善，还经常送给占堆活佛一些大米、罐头之类的物品。他看到我学经刻苦，头脑灵活，也格外喜欢我。我牵着他的手，在经堂、护法殿、跳神场到处转，介绍这些场所的用处、来历。尽管他不一定有兴趣，但总是频频点头。从不厌烦。
有一天，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的家乡去学汉语。我立即回答：“什么时候走?就这么定了。”我这不假思索的回答，使他愣了一愣说：“这可要得到你家里和占堆活佛同意哦。”我说：“没问题，快定走的时间吧。”
大约一个月后，占堆活佛有一天突然难舍难分地对我说：“王书记派人来了，要接你去汉地学习。我可真下不了决心，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今天早上又在护法神殿打了卦，都是去好。佛祖保佑，王书记是见过世面的人，也许这个主意是对的。”就这样，我连家人都没有告诉，就不辞而别了。
我是多年以后才听说，当年我离家外出上学后，母亲急得几近发疯。那时我们外出都要渡过怒江上的一条溜索。一听说我从这里过溜索出去了，母亲守在溜索渡口，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不回家。无论人们怎么劝说，母亲都呆呆地望着怒江水，哭着，流着无声的眼泪，形容枯槁、心如死灰。人们怕母亲跳怒江，有一个亲戚就躲在旁边的一棵树后，悄悄地陪伴着母亲，以防万一。
我至今也难以想象母亲当时守望在怒江边的悲伤心情，那是何等的绝望，何等的凄凉!心头的肉被挖去了一块，大约就是我母亲当时的感受。溜索对面就是我学经的寺庙，我就是从这座古寺里出走的，母亲一定期望在溜索渡口再次看到她的儿子像雄鹰一样飞回来的身影吧?
五天的时间一晃而过，在我即将向母亲告别的那天早上，我早早起来，用电动机打了一壶酥油茶。第一碗盛到了母亲的木碗里，妹妹尝了一口，就端给母亲喝，还问她好喝吗。母亲回答说：“太好喝了，我儿子打的茶，比谁打的都好喝。”妹妹把母亲喝剩下的让我喝。哎呀，太咸了，几乎是一碗盐水。妹妹开玩笑地说：“妈当然说好喝，她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酥油茶。我伺候妈半辈子，打不出这么高水平的酥油茶。”妈笑了，笑得合不拢嘴。她说：“是我儿子从北京回来，专门打茶给我，再咸也要喝。嘴里是咸的，但心里却是甜的啊。”
我事先已给两个妹妹打好招呼，我今天要给母亲磕三个头。以还我的心愿。过去每次回家，我都想给母亲磕头，但不仅母亲不答应，连亲朋长辈都坚决不让。说我是大男人，还在外面当领导，这成什么体统，这让我觉得永远亏欠着母亲。现在母亲的眼睛看不见了，又这么大岁数，而且还不知能在世多久。我呢，又因为公务繁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回家。是该“还债”了，我不想让这个遗憾再多存放在心间一天了。
我让母亲好好儿坐在椅子上，母亲并不知道我要于什么，她还以为我要给她照相，只好听任我摆布。我整理好衣襟，悄悄站在母亲的跟前，恭恭敬敬地跪下，认认真真地磕下了第一个头。我心里默诵着：阿妈，一磕头，感谢你的养育之恩。是你的乳汁让我长大，是你的哺育让我成长。
我抬起头来时，看见母亲面色安详，那透亮的眼珠似乎在看着我，在寻找我。我知道这双眼睛曾经守望了她的儿子一辈子了。阿妈，你的眼睛是因为追寻儿子的身影而望眼欲穿的吧?
我磕下第二个头。阿妈，二磕头，愿能补偿儿子不在你身边时未尽的孝心。一个不孝敬自己父母的人，也绝对不会真心热爱自己的民族乃至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忠孝不能两全。阿妈，请你原谅儿子吧。
“儿子，你在干什么?”母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轻声问。
我没有回答，给站在旁边的两个妹妹使了个眼色，让她们不要说话。我看见母亲脸上的疑惑，似乎有某种不安。阿妈啊，我知道你时时都在惦记着儿子，儿子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你的眼中，都让你高兴，让你满意。唯独这个磕头，儿子永远不想让你知道。
我端端正正地磕下第三个头。阿妈，祝你健康，祝你吉祥!希望你年年吉祥、天天快乐、时时高兴。
我站起来，拿出那条哈达，对母亲说：“阿妈，我要给你献一条哈达。”她摸着哈达，露出微笑，把哈达捧到头顶说：“这是当年你过生日时我献给你的那条哈达吧?”
我惊讶于母亲的感悟力，也幸福于母子之间的心灵感应。我说：“是的。阿妈。这条哈达激励着我的人生道路，护佑了我一生的吉祥，我现在要奉献给你。”
我恭恭敬敬地把哈达给母亲挂上，母亲抚摸着哈达，幸福地说：“儿子，哈达你还是继续留着吧，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你远离家乡，在外为政府做事，会有很多荣誉、名望，也会有很多风险、困难。只要做事用心，待人善良，不贪恋权财，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的。你平安了，妈就幸福了。”
是啊，哪个为人父母的，不把儿女的平安当成自己终身的幸福?父母在儿女年少时，都对他们寄予了许多的希望和梦想，当父母白发苍苍、儿孙绕膝时，所祈求的，只是一家人和睦平安而已。
我离开母亲18天后，正在成都出差。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看书，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是妹妹的声音。她嘶哑着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妈今天不在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悲痛惊讶不已。不是几天前还好好儿的吗?妹妹告诉我：“自从你走后，阿妈精神一直很好，只是昨天，胸有点儿闷、头有点儿昏。就是今天早上，妈起不来了，还在昨天下午阿妈只说了一句，‘我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让儿子回来。他工作忙，别去打扰他。”
母亲是在熟睡中告别了亲朋，告别了这个世界。但她却仍然惦记着我、挂念着我啊。
让人欣慰的是，她老人家已享年86岁。按藏族习俗已过80“白寿”。接汉族文化，已仰望90“米寿”。生存在海拔4200多米、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里，这应该说是长寿之长寿了。更何况，她这一生还没有生过大病、住过医院。儿女们从未为她的健康操过心。母亲生活俭朴，粗茶淡饭相伴一生，唯独喜欢喝酥油茶、吃糌粑。没有污染的家乡食物养育了她强健坚韧的身体。她从不吃水果蔬菜，20世纪80年代末，我回家探亲，买了许多新鲜的苹果、梨和橘子，装满一大箱带回家。我对母亲说：“要多吃一些水果，维生素丰富，对身体有好处。”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除了佛龛前供奉了几个水果，算是敬了神外，牛食槽里装满了被切成一
块一块的水果片，牛羊们正吃得高兴。维生素是什么，母亲根本不用知道，她自有自己的长寿秘籍，那就是一生乐观开朗的胸怀，善良慈悲的情怀，勤劳诚实的性格，坚韧豁达的意志，虔诚如一的信仰，简单朴实的饮食。
妹妹说，母亲曾跟她说了处理后事的要求。一是要求按习俗天葬，二是希望用她的积蓄在占堆活佛的寺庙里捐建一个平安塔。晚辈们在母亲生前孝敬她老人家的钱，她既不存银行也不放钱柜，用一个布口袋装着，常年放在枕边，总共有八万多元。母亲并不是一个手紧的人，她曾经捐了一万多元给一所敬老院，又捐了两万元给一些闭关修行的僧侣。她自己的生活相当简朴，但一颗慈悲的心却相当博大。
我想，人总是要死的。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一步步向死亡靠拢。不要说人，连万物都有生有灭。如果人不死，都万寿无疆，那从孔夫子算起，这地球上的人不要说安身立足，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老死就是自然界的瓜熟蒂落，是幸运的。遗憾的是，有的少年夭折，有的英年早逝，有的中年离世，有的晚年累死。能活到八九十岁，在没有痛苦、没有悲伤中悄然离世，当然应该是最大的幸福和圆满。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十多天前我们母子相聚，这是天意，还是偶然，或是临终告别?真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了。倘若没有这次和母亲共享天伦的五天时光，就可能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了。
作为没有能在母亲床前送终、没有尽到孝心的儿子，唯一能够补偿母亲养育之恩的只是忠实地做到母亲生前的遗嘱。我母亲的遗体丧葬在尊位最高的止贡梯寺的天葬台。我让亲属把母亲的一颗门牙带回了云南。
不久，我要偿还母亲的另一个心愿。多年前我一次回家探亲，母亲问我五台山离我们西藏有多远，还说。她这一辈子能去朝拜一次五台山，那就太幸运了。我说：“那太容易了。这次我就陪你去不就行了。”母亲考虑再三，一怕影响我的工作，二怕坐车晕车，三怕内地气候不适应，没有去成。
五台山是驰名中外的佛教圣地，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与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而五台山以其建寺历史悠久和规模宏大，而居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故有金五台之称。它始建于汉朝。在唐代达到鼎盛，历来在东亚各信奉佛教的国家中都享有盛名。清代，藏传佛教传到了五台山，并在五台山的菩萨顶修建了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是汉藏两个民族团结、友谊与宗教交往的见证，寺内有不少历代皇帝御笔亲题的碑和匾。因此，信仰虔诚的藏族神往内地的五台山，把能到五台山朝圣，视为人生中的一大圆满。
母亲有生之年，没有实现朝圣这个圣地的愿望，现在，要把她的那颗门牙送到五台山去，也就了了一个心愿。我利用一个假期，一天从昆明赶赴五台山。先是坐飞机到太原，然后转乘汽车，临近山腰，已是夜色茫茫，山道上游人稀少，鸟鸣空谷。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母亲，我带你来朝拜你心目中的圣地了。
那是一个初冬，我刚到山上时，夜空晴朗，星光灿烂，忽然间暮云低垂，天色渐黑，不多时天上竟然飘起一阵纷纷扬扬的雪花。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藏北草原的雪，想起下雪天火塘前的母亲，想起如火塘一般温暖的母爱。啊。那可真是世上最令人难忘的温暖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山上银装素裹，白雪皑皑，但太阳已经升起，晴空万里。山上的人都很兴奋，有的人在堆雪人，有的人在打雪仗。我在一块白布上放着那颗牙齿，陪伴着的是一捧来自家乡的饱满圆润的青稞粒，轻轻地包好，然后独步向山顶走去。雪后的五台山静谧空旷、庄严高远。洁白的雪装扮着远方的大地山峦、近处的树木道路，仿佛一个凡尘之外的世界。我来到一处面向故乡的幽静、干净之地，埋下了那核桃大的布包。我在心里对母亲说：妈妈，尽管你在世时儿子没有陪你来过这里，但现在你已经安息在这佛域净土了。我祈愿你善良的灵魂往生到一个平安吉祥的地方。
无论在西藏还是内地，佛塔都是象征着平安和吉祥，用意是镇魔与压邪，标志着兴盛和繁荣。在佛教经典中的各式佛塔，内涵丰富、形象高大，文化厚重，造型别致。在东方文化中，可以说，一座佛塔，就是一段善缘，也是一种慈悲，更是护佑人间的无言大爱。母亲临终前，为了乡亲和亲友们的平安，曾经留下遗嘱，希望塑一座平安塔供奉在占堆活佛的寺庙里。我的两个妹妹一个是退休工人，一个是纯粹的牧民，她们的生活都不算富裕。我将8万元的稿费寄回家，加上母亲自己攒下的钱，终于建成这座象征着万事如意的平安塔。它代表了母亲对亲朋好友的爱，也代表了我们对一个平凡母亲深深的敬意。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佛像前供奉了两盏纯银的酥油灯，我则把母亲献给我的那条陪伴了我大半生的“阿西哈达”，装藏在平安塔里。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到儿子敬献的这条哈达了。
吉祥的哈达呀，愿你陪伴着我善良美丽的母亲；生命中的哈达啊，愿你时时刻刻激励我的人生。当这条珍贵的哈达在我5岁那年挂在我的脖子上时，我并不知道母亲的期望；当它在我22岁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只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心要过一个“革命化的生日”，而忘记了母亲的一片苦心；当我在莫斯科自己给自己挂上这条哈达的时候，我只能怀念母亲的温暖，感恩母亲的慈爱。现在，这条连接着我们母子一生的温暖、思念、牵挂、祝福的哈达，一端告慰母亲的灵魂。一端紧系着我深深的怀念。
责任编辑：宁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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