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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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在1917年，当陈独秀应邀来北大的时候，敏感的钱玄同便在1月6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第陈君不久将往上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此后的日记不断有对陈独秀的记载：

　　“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趼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当矣。”(1917.1.23)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钱玄同向来狂放孤傲，很少如此佩服别人，这能看出陈独秀当年的诱力。我有时翻看五四前后文人的日记、尺牍，深味那一代人的气象。其卓绝之态为先前所罕有。自然，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可知。在那些有趣的人中，陈独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到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信以为然，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为约弟为文科学长，北荐兄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廷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唯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唯鲁迅一人。所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青年》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欲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韵也大异于别路人等。杂志起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之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注重它的色调。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像初春的风，吹来股股暖意。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风潮更迭起伏，很少有《新青年》那么风驰电掣，气象阔大，且摧枯拉朽。如今思之，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陈独秀办刊，有两个特点值得回味。一是对域外的文化思潮敏感，引介颇得分寸；二是问题意识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他组的文章，或输入欧美的学理，如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美国人之自由精神》，马君武的《赫克尔一元哲学》等，或对旧文明的抨击，如陈氏自己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再论孔教问题》，李大钊的《青春》，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文章多有文采，慷慨激昂。又本乎学理，不是意气用事，是颇有张力的。前期的杂志以论述、评介为主，到了1918年，创作渐渐多了，有了新诗，有了小说。还有编者与读者的通讯，整个感觉是动的、新的、深的。诸多篇目，系着那一代人的心魂，动人的文字一时难以述尽。

　　读《新青年》，陈独秀的性格历历在目。几乎没有温吞的文章，精神是开阔的。他特别喜欢引介域外思想，译了大量文章，常常有着针对性，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他译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介绍现代欧洲文艺史，推荐欧洲科学家的思想，气度上颇似梁启超，然而境界却高远得很，内蕴更为丰厚。陈氏看中国问题时，一语中的。爽言爽语，我以为是有了域外文明作参照的缘故。他熟悉日、英诸国文字，对政治学、文艺学、科学史、法律等均有兴趣，文章自然通体明亮，博杂丰富。他后来搞起政党建设，投身社会运动，与他的知识兴趣，很有关系。《新青年》较之于后来出现的《语丝》、《沉钟》、《骆驼草》等，气象阔大。非别人可以比肩。原因自然是包罗了诸种人文学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艺层面，都高耸于社会之上。后人至今仰视，其间不乏对这位主编的赞佩。

　　他性格里有种论辩气，不喜宁静致远的笔法。《新青年》屡屡引起论争，题目不说惊世骇俗，亦可谓奇气四溢。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偶像破坏论》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或引起争议，质疑者当不在少数。相比于他的友人，陈氏似乎更喜欢将问题推至极端，如晴空响雷，滚动于人们的心头。不同于陈氏的是，胡适有点温文尔雅，周作人沉着平淡，鲁迅峻急、苍冷。钱玄同虽有凌厉之气，但不及陈氏明快多致，精神的维度唯有陈独秀让人刮目，你看他的《偶像破坏论》，多么迅猛激越，有刚烈之风：

　　“世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般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为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细看作者的文字，有些武断的一面，对后世影响可谓深矣。文章类似口号的罗列，不容置疑。这是在传统压迫下的呐喊，乃反叛的声音，对那时的青年，不能说不是一种鼓动。但那叙述的模式，思维的逻辑，都过于简化，不及胡适、周作人绵密，亦无鲁迅的深邃，文本上的价值，就要打一点儿折扣。我喜欢他述学、谈史的文字，对宣言体，有一点别扭。因为缺少温情，人性的维度过小，于是易

　　流于新的八股。其实后来文人，每每喜用此类腔调，差不多也落入独断主义的旧路，让人觉得面目冷酷。独断主义是独断文化的产物。陈独秀自然不能逃脱旧路。他在反叛自己的祖先文明时，又不得不带有祖先文明的烙印。不仅是他，胡适、周作人、鲁迅，都有一些的，那是没有办法的。

　　2

　　草创时期的新文化应是什么样子，陈独秀也只是朦胧的猜想。那时候他把目光投射在外，很少回到自身。似乎曙色只能挂在天边，己身是渺小的。《新青年》时代的作品几乎都是述理的，是对域外文明的引介和对旧的传统的解析，自己却隐到学理的背后。与鲁迅不同，陈氏似乎不愿意把已身的磨难告诉别人，他关心的不是怎样转化自己的苦楚，而是如何转化和改变旧的外部环境。后世的编辑家编写文学类的作品，很少搜求陈独秀的墨迹，人们把他看成政治家而非学者、诗人，这或许是政治观过强的缘故。他太看重对外部世界的变革，而恰恰少谈自己的经验，文章自然就少了“我”的色泽，好像与读者有一点儿距离了。

　　查陈氏文章，谈学术者多，谈政治者多，谈伦理者多。虽也是谈文学，有过《文学革命论》这样的宏文，但也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与周氏兄弟的目光是有区别的。陈独秀不是学业单一的人物，他对许多学科颇有兴趣。科学思想史、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均有涉足。每每著文，均出语不凡，有着特别的见识。他看待事物的眼光，有人本的一面，又有现代科学的一面，进化论、人道主义、平民意识，都闪现在他的世界里，给人的印象是五光十色，斑斓多致。不过，他思想的大致脉络是，先关注学术的更新，继而看重政治改革，再后来专心于伦理的革命。这里，都没有文学的位置。他后来提倡文学革命，不过是为伦理建设服务罢了。在他看来，伦理上的革命一旦成功，文化的问题就可解决了。

　　《新青年》初期，在思想上能与陈氏并肩的人物没有几个。钱玄同、周氏兄弟和他还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人物更着重于新文学建设。出发点与陈氏略有一些区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观，也带有他个人的政治梦想，即通过平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与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对立。那对立的根本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文学革命论》云：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把文学的变革与政治变革连在一体，就显得境界较为高大，不像唯艺术而唯艺术者那么单调。胡适看到了《文学革命论》，就兴奋致函于陈氏：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以胡适的眼光，陈独秀的观点不容置疑，但亦不可自以为是，理论毕竟是理论，尚未经由实践的检验。不过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的新思想是建立在对域外历史与本土文明考察的基本点上的，可谓带有一点儿学人的特点。即都对社会与文学间的关系过于敏感，思考的尚不是人本的问题。陈独秀写过诸多精彩的文章，但多以长者自居，像个将领，语气是断然的，不可错的。这反而不及胡适、周作人等亲切。倒是钱玄同与他“嗅味相同”，癫狂独行，有狂人之风，比如陈氏说，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根本要义，而到了钱玄同那里，伦理改革固然重要，根本点是要推翻汉字，废掉书法。此类狂言，比陈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真是骇人听闻。

　　陈独秀对钱玄同颇为欣赏，两人的通信有着默契的地方。从钱氏的独白里，陈独秀也看到了狂士的力量。但鲁迅的文章在《新青年》登出后，二人不禁暗自狂呼，天底下还有比二人更为卓绝的人物。《狂人日记》的一声咏叹，仿佛来自天边山响雷，震塌了半边天空，若说振聋发聩，鲁迅君便算是一位的。钱玄同曾以赞佩的口吻说：“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肪宴，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钱氏的看法与陈独秀颇为相近，他们眼里的鲁迅，自有别人难及之处。至少是生命深处的热力，给人的辐射是巨大的。文学一旦进入灵魂的内部，它升腾的力量绝不亚于政治家的鼓动。

　　但是，倘若不是政治家的鼓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便不会有更大的范围和力量。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吹号的人，发出的是抗俗的声音，至于那号的大与小，质量如何，他并不在意，而是旨在唤起国人能够真正醒悟，不再躺在古老的旧床上久温着古梦。《新青年》如果只谈文学，对知识界的影响不会很大，正因了广谈政治，抨击时政，译介西洋学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谈到无神论。从西洋教育讲至中国的学界，才引起了读者的文学注意。而这里，陈独秀高远的眼光，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我现在偶读他那时的文章，就觉得真诚专致，毫无伪态，有着相当可爱的一面。中国后来的政论家，不知怎么驱走了陈氏的真挚，他们抨击别人时，常常像个道学家，给人的感觉并不舒服。陈独秀的文章之所以还可以让后人激动，一方面是一个中正的学人，另一方面呢，是个难得的真人。后来专吃政治饭的人，把这两点大多已丢掉了。

　　3

　　我一直奇怪的是，他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相关的资料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初见他的，对其身上的气质印象颇深，和一般儒雅的读书人是不同的。鲁迅、胡适等人是喜欢他的，观点也许不同，至少他身上的个性是有趣的。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契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初步的印象，那也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陈氏没有

　　留下什么生活照片，关于他的一切，大多只能从其文字里寻找。他的文章柔婉的地方少。气脉是宏阔的，连记趣的篇什也殊难看到。胡适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位《新青年》主编是一个老革命党，此外便没有什么形容词了。在五四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都很简单。一看就有些类型化。人们不说或很少去说，大概和后来的政治气候有关。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所谓“国民公敌”者正是，但也有正派的学者说过一些公正的话，对其的评语很是贴切。1934年王森然先生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就写到了陈氏。视点是高的。作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出现一个陈独秀是不易的。向来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有趣的是，文中也写到了日常生活的陈独秀，其形貌跃然纸上：

　　“先生本为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辙不见容于人。先生在沪与章秋桐、张博泉、谢晓石公立国民日日报。与秋桐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自物星星。密不可计。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上述材料大概受了章士钊回忆文字的影响。它问世的时候，陈氏还活着。想必是可信的。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乃朋友的共识。关于他有许多传言，有的近乎漫画。他没有胡适那么典雅，也不像鲁迅那样内敛，言与行是一致的。以温和闻世的胡适对他有过难为情的时候，觉得遇事不好处理。大概是没有回旋的余地。陈氏身边的人，能欣赏他的尚可，否则大多要分道扬镳的。他的个性甚至让人难堪，这是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的特点。

　　在胡适和周作人的日记，陈独秀的名字频繁出现，并无别人所说的恶魔气。周作人晚年写到老友时甚至还有些感慨。《新青年》的同人是认可他的。你看他从北京狱中出来时人们欢迎的态度，大概就可以看出些什么。但在一些外人眼里，就有一点儿怪气，甚至有点儿妖魔化了。林纾的文章里，陈氏就并非好人，简直有点儿可恶了。陈独秀所有的照片都没有微笑的，是一副金刚怒目的架势。这其实只是一种外表，心性的东西怎么能一下子看出来呢?历来关于他的文章。都不太往作家那里靠，似乎只是个政治中人，混在学界里。那其实是不对的。陈独秀不仅关联着一个沉重的政治史，也和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交织着。和鲁迅一样，他在中国写下了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我有时读他的书，便这样想，假如他用心地写作或从事研究，也许关于他会有更多的话题。可惜他将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到政治中去了，而且收获的却是失败。可是后来渐渐接触史料。才恍然感到，用文人和学者的眼光要求他，是大错的。他是中国极其特别的存在，既不同于鲁迅，又有别于胡适。他开启了文化的新路径，将一种可能昭示了出来，了解他，是需要接受刺激和挑战的。

　　4

　　陈独秀一生受挫多多，自己却视之无事，并不在意身外之物。他很小就中了秀才，在别人看来是怎生了得。1897年，他到南京参加分试。却名落孙山。这一次落第，大概也改变了他的思想，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其实就那时的文章而言。他算是一个高手，出笔不凡，多见奇气，又见识深远，是一般读书人所不及的。我读他年轻时的文章，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有一种别样的气韵，不被士大夫的迁气所绕。他大概是个很会读书的人，在文章中能嗅出真伪之气。《实庵自传》里就写到了他自己如何不喜欢八股文，能从性灵化的文字里呼应些什么。我想是天性里有一种诗性的因素吧?他和鲁迅一样，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家庭中，早期教育自然要好于一般的百姓。陈独秀自称少年时代有三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的严厉大概传染给他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母亲的善良暗示了悲悯之心。直到晚年，他的诗文里也依稀可以辨别出来的。至于他的大哥传染给了他什么，不太好说，但总可以说是中国的良知，或是别的什么，他很早就显示了精神的坦白，作文时亦能自嘲己身，不像别人那么一本正经。1904年，还是在办《安徽俗话报》时，就写过多篇文章，内中有诸多剖白。那语气也让我想起鲁迅的几篇忆旧之作，精神深处，有着些许逻辑上的联系。比如在《说国家》一文中，他就坦言：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

　　后来有人讥讽他刚愎自用，盛气凌人，那其实只是看到了一面。实则也有诸多谦逊的地方，只不过是隐得过深。很少表白罢了。在他的遗稿里，我们能读出他性格的动人一面。他惊人的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相。比如对女人的态度，对庸人的看法，都别于他人。《实庵自传》写到自己南京应试的生活片断，都是惊人的笔触。不知为何，许多晚清应试的描写，看过即忘，然而陈独秀的只言片语，却让人深刻于心。那文字鲜活、深切，场景驳杂。他写人身上的恶气入木三分，连一点儿余地也不留。你在他的文字里绝读不到典雅与悠然。那里是心性的写实，也有乡俗的点染。故乡与都市里的浊气几乎充塞着一切，他多年以后赞美鲁迅的小说，我想是相同的经验起了作用。对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实在是笑不起来的。

　　读着他的文章。看到对丑陋场景的描写，你能感叹他的叛逆性，不陷于虚妄，直面着恶俗，在审美态度上，与士大夫之流的附庸风雅是不同的。在《实庵自传》的结尾，陈氏有一段小说般的传神之笔，写了科举生活的可笑，那文章说：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客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

　　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此类笔法，已显示了切实的意识，睁着双眼打量世界，写作乃是一种坦露，绝非自我的逃避。那个世界裹着缕缕寒气，哪有什么冲淡和宁静?他的文章从不去讨好读者，有时甚至用文不雅训的语体刺激别人，并不在意喜欢与否。细想一下他的思路，是有一点儿野性的，以丑为快的东西的。如若发展下去。大约有点儿拉伯雷式的遗风，以恶心与粗俗颠覆着雅人的世界。自己呢，也一路狂欢地走着，亵渎着种种神灵。陈独秀身上其实已折射出了一种精神的可能。那就是以非正经的语体，洗涮一个古老的神话，弄脏它，戏弄它，直到久远的灵光从那里消失。许多年之后，当王小波出现在文坛时，才有了真正意义黑色幽默的文学。以一种玩笑和戏仿的姿态嘲讽身边的世界时，那神情是洒脱的。我在王小波文字里看到了与陈独秀的某一点点相通处。所不同的是，陈氏还残留着士大夫的某些痛感。传统文人的忧患之心，还是很浓很浓的。

　　5

　　直到我后来读到他的诗，尤其是旧体诗，才发现流行的看法存有一点问题。陈独秀给人的假象太多，好似无情无义之人，且冷面铁心。那是皮毛之见。他其实是有许多朋友的，在知识界同道者甚广。与人相交时，亦挚诚可感，甚至还带点儿玩童之态。他与汪希颜、何梅士、章士钊、苏曼殊、沈尹默、胡适、台静农、魏建功，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有的终生如一。看他的遗作，感时伤世之文泪血相交，甚或有文人的凄楚，每每读之，心为所动，气韵有唐人特点，刚劲之后亦有柔婉，是流着文人本色的。

　　这个发现也让我联想起与鲁迅的差异。在旧诗文里，鲁迅是没有多少士大夫气的，感伤的东西很少，不太爱写己身的泪水。陈独秀则不掩饰儿女情长，所遇所感，每有凄苦，辄援笔书之，和政论文中的形象很有距离。你在这里亦可感到内心的柔情，男儿的温和也掩饰不住的。《哭汪希颜三首》、《哭何梅士》、《挽大姊》等诗，都无横眉之状。且看《哭何梅士》的韵致是多么隶杀：

　　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

　　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

　　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

　　此诗最早以由己的名字发表于1904年4月15日的《警钟日报》。据《陈独秀诗存》注释，发表此诗时亦附有章士钊的诗与注，可看出陈氏与章士钊那时的情形，彼此的性情亦流露此间：

　　“二月十六日。福建何梅士，以脚气病死于东京，盖吾党中，又失去一健卒矣，余闻而痛极，然非知何梅士者，亦不知所以为痛也。余与梅士居上海，形影相属者，半年有余，无一日不促膝至漏尽。安徽陈由已，亦与余及梅士同享友朋之乐者也。何梅士之立志与行事，由己知之亦详。梅士之死也，由己方卧病淮南，余驰书告之，余得由己报书，谓梅士之交，使我病已加剧，人生朝露，为欢几何，对此弗能自悲，哭诗一首，惨不成句矣……”

　　章士钊的注释透露了这样两个信息：一是陈独秀有绿林之风，善于交友，且情笃者多。二是重于友情，不免有感伤情怀。病中闻友人去世，是雪上加霜，遂有“人生朝露，为欢几何”之叹。看陈氏之诗。有凡人的苦乐，加之佛教的影子，通篇哀凉，泪光涟涟。自有高古气，是格高气爽的。这一情怀，即便是经历了人间挫折，久浸政治苦海，仍未泯去。直到晚年，阅读到类似的诗文，文人气是一看即明的。

　　了解他的性格，在旧诗里能找到许多线索。那些都是各类史料中难见的。比如交友之道，就率直无伪，不忘旧情。五四之前，他居杭州时，曾与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三兄弟相识，和沈士远、沈兼士过从甚密。写过一些赠诗，都非“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之语，有一点江湖格调。再加之行文清峻，唐人行迹宛然在目。《寄士远长安》云：

　　自君别湖水，天地失清秋。

　　影着孤山树，心随江汉流。

　　转蓬俱异域，诗酒各拘囚。

　　未及祖龙死。咸阳不可留。

　　三沈当中，沈士远是厚道之人，人缘颇好。但论才气和声名，沈二先生尹默，则高于诸兄弟。陈独秀与之关系很密，一直保持着友情。看年轻时代陈氏写给他的诗，当见情谊之深。那一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有孤雁叫群秋更哀的味道。如今读它，不可想象出自陈氏之手，内倾与伤神之处，隐隐可见。台静农晚年披露过陈独秀暮岁时寄沈尹默绝句四首，能看出千秋挚意。真真是让人叹之又叹的好诗：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忱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陈氏晚岁怀念旧友，诗中意绪万端。遥忆当年。在西子湖畔把酒论书，后又逢于北京大学，共编《新青年》杂志，能不感而慨之?陈独秀去北大教书，乃沈尹默所荐。陈氏不忘旧情，于诗中咏之，拳拳之忱，动人耳目。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均盛赞于他，那也证明其为人的磊落之处。了解这个人物，大概是要顾及于此的。近代以来，大凡提及陈氏。只从政治行迹入手，谈其文化得失。而个性中冷热之处言之很少。精神的全貌就不了然了。我们看他与章士钊、苏曼殊、刘季平的手足之情，读他与《新青年》同人的信件，也依稀可以觉出言行举止的可爱。在其眼里，人无高低贵贱之分，编刊时亦与人平等对话，有信必复，且不装腔作

　　势，确是有真人之风。蔡元培后来和他相识，对其印象很好。他觉得陈氏第一有学识，第二有毅力与责任心，第三呢，是有一种向心力。1933年，蔡元培为《独秀文存》作序时特别夸赞了他与胡适、沈尹默、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友情，以为与“诸君甚相得”。这看似是一句普通的话，实则是大的夸赞。在那样一个时代能与如此优秀的人相处。改写了人们的记忆，是大不易的。

　　6

　　有关陈独秀的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和鲁迅的浩繁的回忆录比，他显得那么清冷。许多弥足珍贵的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在现存的零碎的片断里，我隐隐地感到他的气色：冷峻、沉着、机警而又迅急。他大概是性格外露的人，没有谁说他口蜜腹剑，或风或雨。而是光明磊落的。文坛上的人骂鲁迅、章太炎是疯子。没有谁这样称呼他。大概因为形影均露于外，黑白俱明，毫不隐晦。罗章龙有一本《椿园载记》，写过对陈独秀的印象，是难得的文字。书中只记经过，没有形象的描述，而人物的特征也显示出来。罗氏说陈独秀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么如此看来，他与那些逢场作戏的八面玲珑者是大不相同的。书中说：

　　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署名陈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个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日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

　　北大时期的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也有趣得很，亦称得上难得的资料。许氏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讲的那个故事，差不多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从处理事情的简单化的一面看，他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创建共产党，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老于世故的那些手段与之是无缘的。陈独秀的特长应是编刊物，搞学问，做政治领袖则少有计谋。可偏偏扔掉所长，用之所短，这在他是一个损失，不过细细说来。他和鲁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在做知其不可而为的事情，内心燃着火，对别人坦诚交流着。《新青年》创刊不久，因了影响之故，青年人的信雪片般地飞到编辑部，那时候是热情回答各类问题的。看读者的信，以及与他们的交流，则可见性格的一斑：细致、严格、庄重。陈独秀不是草草做事的人。想问题都很深，解答疑团又颇为耐心，读者通过刊物与回信，也看出主编的心理，其可感之处是很多的。记得有位叫毕云程的读者就发现了陈独秀内心苦楚和悲壮的情怀，可谓一语中的。在致陈氏的信中说：

　　“读大志，敬悉先生‘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龊龌，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

　　毕云程在信的后部分温和地批评了陈氏的急躁，以为大可不必悲观，世间总会进化的。陈独秀看过此信，大概是动了感情，在复信里自省在“烈火焚居，及于眉睫”之时，说话不免“急不择语”。用今人的话说，是匆匆为之。此类心态在那时的知识界是常见的。鲁迅后来不就说过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吗?《新青年》自创刊始，就一直裹在一种焦虑里，众人的文章不免亦有火气。

　　那时候陈独秀已快到中年了，然而文字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用一种暴烈的语言，散出了缕缕温情。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冲荡的热力，而这，将一个漫长的夜，终于指示到了尽头。

　　7

　　能够真正提示陈氏精神内涵，且带有参照意味的人，是胡适。

　　胡适与陈独秀的结识，当在1916年前后，据说二人的通信，是由他们共同的老乡汪孟邹牵线的。1916年，《新青年》刚创刊不久，陈独秀正热情地投入到自己的编刊事业里。一向桀骜不驯的他，忽觉得自己的朋友资源有限，不禁有点儿焦急。胡适的出现，让其眼前一亮，仿佛找到了知音。那时胡适远在美国，正在写博士论文。但偶尔也写些短文和译一点作品。登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上。与章士钊颇好的陈独秀，从《甲寅》上看过胡适的作品，那是得到过章氏的好评的。陈独秀关注胡适，大约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远在美国，有诸多信息；二是文章清新，有锐气；三是精神的兴奋点相近，均有改造旧物，欲创造新的文明的冲动。其实胡适当时的心态与陈独秀并不一样。美国校园里的沉想有一点思乡之情，加之文化的梦想，对故园的思念里也带着哀其不幸的苍凉，根底不过是改良之心为主，并无“革命”的奢望。然而陈独秀则以内心的痛感和彻骨的体味，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在没有见到这位留学美国的朋友之前，他大概将自己的情绪也外化到别人身上，总以为与自己是相同的。而当看到胡适清秀的笔迹和叛逆的意识时，我们的主编不禁为之一动。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表现了尊强者，谦逊为怀的一面。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少有的。他1916年8月致胡适的信。整个语调是中肯的，绝无别人印象中的杀气。要了解他的为人，这样的文字很难得，是不能不读的。在大量的遗稿中，类似的语调殊少，偶一闪动中也能看出心里的和善。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陈独秀的形象多年被定格在一点上，他热情、厚道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若是能看到他人格的这一面，也就理解其个性的迷人之处了吧。

　　在后来与人的交往里，除了与托洛茨基的通信有过如此尊敬的口气外，他很少以类似的口吻说话。如此看来，能将《新青年》办得那么红火，与主编的甘做人梯，以及虚心的态度不无关系。胡适从美国回国，到北大任教，也是陈独秀的引荐，对一个思想界新星，他是敬重的，并不在意能否超过自己。1917年1月，在致胡适的信中，透露了他的心愿：即让其速速到北大任教。许多年后，当二人各行其路，不在同一营垒的时候。胡适仍念旧情，还到南京监狱里见过老友。《新青年》的共同生活与北大时的友谊，怎么能一下子忘掉呢?在我的推测看来，胡适与他只有友情而无深情。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一个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一个系法国与俄国大革命的崇尚者，哲学的脉络属于两个世界。其次是性格相距甚远。宽容与易怒，冲淡与竣急是难以兼容的。晚年的时候，有人写信与胡适，欲整理陈氏遗书，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价值，大多是无用的。胡适觉得，陈独秀早年思想很浅薄，是杂凑的东西。后来又染有党八股气，亦不足为观。只是“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只喜欢从学术层面打量人生的胡适，自然是漠视了旧友的意义。昔日《新青年》主编的良苦用心，并未被这位同路人所认识。

　　但是胡适确实看到了陈独秀致命的弱点。比如吧，对实验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陈氏就混乱得很。胡适是将二者严格分开来的，陈氏则以为能合而为一用之，都是域外文明，为什么不能造一条阵线呢?胡适指出，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哲学。那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之前的形而上学。而实验主义是后来的事，它诞生于生物进化论之后。属于科学的方法。两种思想自然就造成两种人生观。调和是无用的。陈独秀对这些背景，以及历史的景观了解有限。用胡适的话说，“未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位《新青年》主编的评价，远不及对鲁迅那么高。鲁夫子创作上的成就与学术上的功底，在胡适看来是难以企及的。鲁迅那么讽刺他，却从不还手，大度为怀是一个因素，实在是钦佩，也是不能够排除的。

　　令胡适难堪和无可奈何的是，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也是知识群落里的痼疾。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人也未必站在胡适的一边。不过回首当年，看那一段时光里的过客与隐士，难说陈氏的选择没有道理。用象牙塔里的公理，是不能量出尘世的一切是非的。只是在胡适的眼光里，令人视之，也有动人之处吧?1925年，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沉痛的话，现在重读，好像依然新鲜。也照出了陈独秀的性格特点，在那一封信的背后，现代文化尴尬的一幕也历历在目：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

　　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以自由主义眼光看世的胡适，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后世的普遍赞扬，认为确有君子之风，非文化的独断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排他与偏激易，包容则很难。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陈独秀也好，胡适也罢，他们的那些文化之梦，都不大行得通，当两人冲突的时候，他们没有料到，那些话语那么无力，几乎影响不了现实，彼此还都是“国民公敌”，百姓和他们还是陌生的。

　　8

　　鲁迅对陈独秀，全然没有胡适这样的感觉，或许接触少，或许没有什么关注，总之，没有为之捏汗的负面看法。周作人当年曾因信教自由与否，和陈独秀有过交锋，不同意陈氏非难基督教的思想。那是1922年，周作人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幼渔等签名发表宣言，对陈独秀武断干涉宗教自由的行为殊为不满。鲁迅没有在宣言上表态，不知道何以未曾列名其中。他和周作人还住在一起，对一些事情是知道的。在鲁迅眼里，宗教确有文化上的意义，可是让人去膜拜，就有些问题，自己是不信它们的。我猜想，对陈独秀的观点，他未必不同意，支持也谈不上。在那样破败的环境下，纯粹的学理固然重要，而更为迫切的，却是造一批斗士，向黑色的王国进击。那时中国缺少的，恰是这类的人物。所以在评价这类现象时，不能不有一点儿踌躇的。欲言不行，不言又无可奈何，也许只有这样的沉默，才是一个交代吧?

　　有一次和钱理群先生谈天，讲到对陈独秀的评价时，他说：鲁迅一生对几件事没有表态，一是“新村运动”，二是陈独秀的非基督教活动问题，三是陈独秀入狱事件，四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几个事件都是引人注意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进去。鲁迅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是有别的顾虑或别的什么?钱理群以为研究此一现象，或许能看出更深的问题。鲁迅精神某些难言之处，也保留在这里。这一发现是重要的。我粗浅的看法是，在鲁迅的对面，有诸多无法言说的世界，在打量它们的时候，传统的话语失去了力量。这也就是《野草》题词的那句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知识群落自以为热点的地方，我们有时看不到他的影子，反而消失了。那个热闹的世界不属于他。对陈独秀，用赞佩和否定的话都没有效力。鲁迅知道，自己和这位昔日的同人，各自存有精神的盲区。谁都不是圣人。但于中国最缺少的，却是这样的孟浪之士。鲁迅曾坦言，政治自己是不懂的，对不懂的，便不好发言。在某个层面上说，他不喜欢从事政治事业。那和自己的爱好、性情相距甚远。只不过喜欢借着文学，表达一下政治层面的看法，至于那其间的风风雨雨，知之甚少。瞿秋白和他交往时，联系二人的主要是文坛上的因素，并无政治上的热情，那些明暗相间的烟云只是一闪，便从视线上消失了。根底还是具有文学家的情趣，它占了上风。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他坚守的是以文学的方式说话。而不是相反。有时候想一想，两人在许多方面，并无可比性。在现代史上，他们的各自存在都是有着不可兼容的地方。

　　只是在一篇文章中，鲁迅为陈独秀画了一幅画像，其中都是形容词，精神的特色跃然纸上，无言之语尽在墨中。那篇文章是悼念刘半农的，其中说了些佩服的话，语言不多，意思是明了的。

　　鲁迅很少对《新青年》同人进行总体的描述。这里却透露出了一些信息，至少对陈独秀，不是亲密的关系。他坦言只是“佩服”，心里不能说没有保留。对《新青年》这位主编的性格的感受是深切的，长处与短处尽在眼中。文中与胡适的对比，颇为有趣。较之于胡适，陈氏毕竟有可爱之处，他心直口快与朗然的风格，虽不免有造势之嫌，但一切历历在目，并无杂质。鲁迅自认自己内心的黑暗，他憎恨这些，又挥之不去。在《新青年》别的编者中，是看不到这些的。似乎没有人像他这样含有如此多的毒素，那是被古老的鬼气缠绕过的。在昏暗的屋子里，有过慢慢待死的绝望，并无走出的渴念。他知道一切都会重归于死灭，挣扎不过是挣扎，光明终要隐于暗夜里。这样的时候，有几个像陈独秀、胡适式的人出来，佩服是有的，却并非样样认同。这是怎样的清冷与凄苦!一个人的存在与另一个人的对照，相关着又隔膜着。后人对此，仅能体味，却难理清，当回望他们的时候，我的感受仅此而已。要说清其间的故事，是难之又难的。

　　9

　　“革命”一词，今人已不太喜欢碰它，那与“文革”的灰色记忆有关吧?海外早有人喊出“告别革命”，那是对旧有的遗存的一次叛逆。但“告别革命”很有一点儿马后炮的意味，要是细究，也与五四学人告别孔家店一样，内在的逻辑是，推倒重来，不再走昨天的路。“告别革命”与“全盘西化”在理论的深层上是同一种思维，从境界上而言，难说有什么新意。不过这个口号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陈独秀那代人开始的革命，是否必要?在历史的进化中，精神上的突变、断裂，究竟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因素多呢，还是益处多?

　　谈到“革命”这个词，不由得想起《易经》里的一段话：“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晚清之后，留日的学生从日文中重新发现了该词，但那是日本人对英文revolution的翻译，内蕴与汤武的流血历史稍稍有别。晚清的文人。曾以谈“革命”为时髦，党人之中尤钟情于此类话题，且津津乐道。那时的文人面临的议题是“排满”，办法呢，自然不是和平主义，大多主张血与火的解放。章太炎《排满平议》云：

　　“近世革命军兴，所诛将校什九是汉人；尔游侠刺客之所为。复不以满人、汉人为别。徐锡麟以间谍官于安庆，适安徽巡抚为恩铭，故弹丸注于满人之腹。令汉人为巡抚。可得曲为赦宥耶?吴樾所判满人、汉人则相半，谁谓汉官之暴横者，吾侪当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满为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满洲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洲政府所用而诛夷之，非泛以其为吏而诛夷之。是故诛夷汉吏。亦不出排满之域也。或日：若政府巳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恒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

　　章太炎的弟子中，有许多是喜谈革命的。周氏兄弟就主张“思想革命”，钱玄同有“文字革命”的狂言，吴承仕呢，直接变成了马克思的信徒，比老师走得还要远。不过，在章氏圈子之外诸多高举旗帜的人中，陈独秀大约是最有革命气节的人，说其一生献身革命，也不为过的。文章中，以革命为题的甚众，其中《文学革命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革命与作乱》、《革命与制度》等等，都杀气腾腾，绝无温良恭俭让的柔弱之气。陈氏相信革命之伟力，非“汤武”时代的，他将此视之为“犹古之遗也”。在他眼里，欧洲的近世文明所

　　以说是积蓄力量，和对手进行长久的周旋。但陈独秀则不然，他直面着敌人，就那么走过去，遭到监禁，则是必然的。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6月，陈独秀竟像学生一样走到街头，在大庭广众间散发传单，后被抓住入狱，其举止让知识界为之一叹。关于那个事件，后人描述甚多，每每回味，都让人为之感叹。徐承伦曾有《陈独秀的被捕及其营救》一文，系统介绍陈氏几次入狱之事，浩大的气魄跃然纸上。陈氏在狱中，照例慷慨激昂，毫无面临绝境的惊恐。著书、诟世，甚至性活动，照常如旧，真真让世人瞠目结舌。陈独秀的几次入狱倒让人想起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其中的胆识、勇气，让当局无可奈何。因为《新青年》传播思想的威力，陈氏那时名声远扬，入狱反而加大了自己的影响力。革命不都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章太炎如此，邹容如此，陈独秀亦如此。营救陈独秀，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些和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对其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看那些文件资料，令人感到一种温暖，李大钊后来在《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教里。

　　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那个时代的坐牢，今人已难解其环境的状况，好似罩上了一层英雄的光环。其实查民国初的档案资料，亦可见境况之险恶。文人的坐牢，大多面对不讲道理的军痞，其状之苦也非外人可知。陈独秀是个有信仰的入，军阀与政客均不在他的眼里。他那时主张青年与政府作对，直接张扬暴力，对青年的鼓动不言而喻，其实五四运动的爆发，就与他深有关系。罗章龙后来写回忆文章，就讲到了陈氏的诱力：

　　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紧亦趋团结在他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

　　用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抗争，在今天已被诟为恐怖行径，殊不可取。但那个时代，却被视为应有之举，乃正义的行为。蔡元培当年也主张暗杀活动，这与其彬彬君子之态并不吻合。面你看李大钊敦厚慈善的目光，哪能与武装起义联系起来?在社会不能渐进到民主公平的时代，革命情结便易在知识阶层滋长。所以在李大钊以及北大青年学子的眼里，陈独秀的赴汤蹈火，实在有点英雄气概。王观泉先生将其视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一种仰观后的感叹。中国的知识群落，纸上谈兵皆有本领，待到现实选择时，大多不敢以身殉道。陈氏的言行一致，且一生不改此志，至死亦持故态，确让人肃然起敬。选择的不是舒适、荣华，而是清贫、寒苦，那就有点清教徒的特点。在哲学的层面看，他不属颇生而行的人，乃逆性而上的怪杰。所谓逆性，并非禁欲，而是与世风相违，做他人难做的事。比如放着教授、显达之路不走，偏偏受苦；本能跻身社会上层，如胡适那样成为党国的贵客，但却只身流亡，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现代文人中，此类异端很少，真真是为真理殉难之人。难怪毛泽东在1919年听到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在《湘江评论》上赞美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且长叹“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五四前后的青年多少都感受到了他的光泽。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等社会名流，陈氏与青年学子在思想与情感上贴得更近，绝无学者的超级大国气与枯涩。知识分子一旦走下讲台，到民间去，那感召之力，则非象牙塔里的任何硕儒可以比肩了。

　　12

　　留意《新青年》时期鲁迅、陈独秀诸人的文章，发现他们隐隐地有着悲观的感觉。鲁迅的灰色大家是公认的，陈独秀在压力之下，也有一丝无奈的哀叹。这哀叹虽很小，不经意里偶尔吐出，但那也能让人反复地去想，他后来走上政治之路，高谈革命，实在是对青年与大众绝望的缘故，《新青年》六卷一号上，陈氏有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云：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元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法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革命乃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古老的旧势力拦在那儿，青年们懵懵懂懂，于是只剩下了激进的选择。1919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传来。马克思主义学说渐渐在知识界流行，李大钊、陈独秀便把目光投向共产主义一脉。陈独秀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无什么思想准备。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出现了马克思专号，一年多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那时候没有几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对知识阶层而言，不是精深读解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实践的问题。革命乃唤起大众，一同推翻旧世界。李大钊在谈到青年对待现实的态度时，就颇为赞佩陈独秀的观点，以为今天的我应与昨天的我不同，就是说，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至于对社会问题，自然就是到民间去。他引用马克思的观点，以为旧的制度终究要消亡，而消亡的途径自然离不开革命云云。

　　陈独秀一提起革命的话题，便有兴奋之状。他后来尤其倾向于俄国革命的模仿，以为那里有中国人可借鉴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成立初，苏联派来的联络员曾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他在那些友人身上，似乎也感受到了新的气息。俄国革命的诱人之处，是贫苦的百姓翻身解放，下层人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一点对中国人而言，是自古未有之事。比之于辛亥革命，俄国革命似乎更为决然，在根本上异于旧的制度。陈氏对此，是颇为神往的。因为先前他就觉得，中国虽已进入了共和时代，可人们的精神还停留在过去，和明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他曾说：

　　“现在人心大交了。马上就要和从前两样。所以欧、美、日本连政府也都在那里赶紧讲究什么贫民生计、保护劳工、劳工组合、劳工教育、分配公

　　平、遗产归公等等政策，好预防那社会革命。

　　我们中国的文武官，还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兴高采烈地用那造孽的钱，预备一辈子享用。他们哪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哪里听见什么贫民的哭声!”

　　从百姓的哭声里，悟到社会革命的必要，进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在陈氏那里有着逻辑的联系。后来，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手段思路几交，前后略有差异，但基本的思路是以民为本，倡明人道的价值。这是他思想中动人的地方。多少年来一以贯之，毫不动摇。我们于此能嗅出早期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

　　五四初，陈独秀看重的是思想启蒙的问题，后来他发现，现存的制度下，思想启蒙的任务殊难完成，会流于纸上的空谈。改变人的精神，重要的途径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唯有社会结构变了，人的精神才会相应有所变化。这个思路，应当说是俄国人带来的。在俄国革命的选择里，陈氏与李大钊诸人，都看到了一种纯粹精神外化到现实中的可能性。他追求的恰恰就是纯粹。1933年，他在狱中所作的《辩诉状》里，有过这样一段话，道出了内中的本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绝非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的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读斯短章，看出了作者的一片痴情。为人为己，绝不伪态。所选之路，险而多阻且临难不悔，或许其中亦有乌托邦的形象，空幻的内涵，但真与诚。慈与悲历历在目，有浩气当空之感。如今翻检陈氏旧作。便生出丝丝慨叹：最初的信徒，往往以身殉教，有真气于斯。而后来的子孙，往往坐而论道，坦然“吃教”，变成了鲁迅所云的“做事的虚无党”。这大概是陈独秀那代人未必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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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民族，说起来有着诸多悲剧的性格。鲁迅在自己的文章里，已多次谈及于此。陈独秀的存在，照出了这个民族深切的痼疾。他的生与死，与周围的环境，多有不合。如果打一个比方，就可以看出其间的景象：鲁迅像一个摸脉的人，觉出了其问的重病，且将其说了出来；陈独秀呢，就像操着手术刀的人，真的动起了剪子。动了剪子，就要流血，生死难卜，是件冒险而又必做的事。所以这后者。更严峻、更残酷、更惊心动魄。我有时想，陈独秀的文章，远不及其一生的故事感人。鲁迅是靠文字与思想而立于世间的，那其间的奇气与智慧。让人心魄牵绕。陈独秀是以生命的血与火书写自我的，他的几起几落，大开大阖，比他的文字要有魅力，写着人间的真义。陈氏在义理上独成一家。空想的东西有时束缚了手脚，一些看法难以操作，后人对此已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思想的深与气节的高这两点上，亦为世人所公认，非同代一些人可以相提并论。试问，一生为信仰所驱，不昧良知，不趋权贵，甘为平民的斗士有多少呢?

　　近来一些狂妄之士，每每讥刺陈独秀、鲁迅，以为他们是唯能激愤，只会破坏，不能反思自己，其实是一大谬论。陈氏诸人谈自由，并不强奸民意，言公平之时，倒是反对泯灭个性的。他们的个人解放，非放纵式的，用鲁迅的话说，是“自他两利”。五四那代人，很懂自由的界限，并不是极端的虚无主义。有一些话看似过激。实则是悟道之言。向以中庸、平和自居的读书人，每每绕过此域，不屑一顾，那实则是一个不小的盲区。倘若不是陈独秀等人披甲上阵，与旧物作对，国人的旧梦，不知还要多久呢。且看陈氏在抗战时的一篇讲演，将激进与自由讲得何等明澈：

　　“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的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至于涉及行动，在公德上，自由仍不应限制，因为它的对象，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在私德上，在国际法上，便不然了。个人的自由，应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一国的自由，应以别国的自由为限，过了此限，在个人为强暴，在国家为侵略，强暴与侵略，都对于人类整个的自由，加了伤害，这是应该罅的。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因受了别国的压迫，他们为自由而战，是正当的，现在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战，为侵犯中国自由而战，便不正当；中国对日本抗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则是正当的了。所以中国对日抗战，并不只是要收复失地，而是要争取整个的民族自由。日本从前曾提过中日亲善的说法，我们并不反对中日亲善，可是他所谓亲善，乃是要他坐着，中国人对他跪着的亲善，我们便不得不为自由而战了。”

　　人被奴役了，为什么不去抗争呢?抗争的目的，不是自己再做了主子，重新奴役着别人。陈独秀对此十分清醒。后来一些奢谈革命的人，大都没有陈氏的境界，倒是阿Q一班人，革命不过是为己身捞到一点儿好处。近代以来，革命的发起者与他的追随者，大多呈现着背离的状态。遥想孙中山的一生追求和他的继任者间的差异，当可见革命的经文的不同版本。鲁迅在1927年的血腥里，就看到了重新做了奴隶的悲苦。陈独秀的内心，也是如此吧?

　　晚年的时候，陈氏不断与各类人物论战，几陷险境，其实隐含着一个本质，即对非奴隶又非奴隶主的新人的生活的渴望。看他在报刊上所写的文章，以及与友人的交往，其态颇有斗士之风，未能与流俗共语。我们看台静农对他的追忆，就有别样的气韵。他在政治舞台奔波数载，且末染一丝市侩之风，用郑超麟的话说，是个不会搞阴谋的人。五四学人中，至死仍保持个人独立者，唯陈氏与鲁迅而已，胡适做了名流，周作人成了隐士，而他们二人却在沙漠里独自前行着，从未有歇息的清闲，中国的知识群落，面对他们，当感惭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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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静农先生曾以“洒旗风暖少年狂”为题，写陈独秀晚年的壮烈之气，真是让人动情。陈独秀的伟岸的形影，一一在目，传神之处多多。台氏的回忆文章，言学术活动较多，几乎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可陈氏的风范里依有狂傲的因素，那是令读书人钦佩的。比如在一封致台静农的信中，表达了学术的看法，那其中，依有《新青年》风采，豪放的影子亦在：

　　“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晚年的陈独秀寓到学术之中，想的是《新青年》末竟事业，那里隐含着对政党政治上的绝望吧?政党政治需成千上万的人齐心合力去做。但在他而言是殊难之事，可说碰得头破血流，但学问之道，系个人的事情，不必受别人的暗示，大可以

　　自由往来，以己乐为乐。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诸人，陈氏一生未改年轻狂态，至死犹抱革命情怀，是鲁迅所肯定的那类人物。我常常想，《新青年》同人分裂后，鲁迅对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均有过微词，和沈尹默、刘半农也十分疏远。唯独未去抨击陈独秀，这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章太炎、梁启超的晚年喜谈学术。但对社会变革兴致已减。周作人、钱玄同做了“隐士”，血性内敛在心里，不被外人明了。鲁迅对此是失望的。陈独秀的晚年，入了监狱，仍不减锐气，是轰动一时的事件。那时候鲁迅所加入的“自由运动大同盟”曾派杨杏佛调查过此事。后未果。鲁迅对营救陈独秀的态度如何，因无资料，遂不得而知。但我据他追悼章太炎的文章推测，对陈氏的抗争到底的选择，是会欣赏、赞佩的吧?那篇写章太炎的文章，就有这样一段话，颇有余韵：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自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八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上述的短论。倘细细分析，财可看鲁迅的看人的标准。学问固然重要，但做一个斗士，一个不被外物所累的革命者，肯至死不渝，那才有着真的人生。他在评论刘半农时，也有类似的态度，喜欢其在《新青年》时代与旧物作对的洒脱，而厌恶后来的学者腔、教授态等等。托洛茨基曾有“不断革命”之说，那指的是社会变革之事。而鲁迅、陈独秀则是不断抗争的人，既与旧的势力对峙，又与旧我挣脱，在人格的层面，可说是罕有之人，也可说是“不断革命”的。唐宝林的《陈独秀传》写其晚年生活，看到了陈氏“终身反对派”的悲烈，多有传神之笔，或许代表了后世学者的普遍看法。大凡深入陈氏的世界，倘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看其精神，都会有所感动。陈氏一生，论敢多矣：旧文人、官僚、军阀、教授、国民党、左翼文人、中国托派……几乎所有的阶层、团体都与之格格不入，说他是国民公敌，也不为过。他的看事看人，亦有偏颇走眼之处，一生的失误可说不少。可是大而言之，乃为了社会，小而见之，并非有丝毫的私心。考其晚年形状，于贫困潦倒之中，仍不甘于沉沦。自省己身，其情其状，惊世骇俗。若说有真正革命气节者，当非他莫属。

　　鲁迅曾主张，倘谈革命，言与行，当不可分裂。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因于此，我们说他的身上，写了现代中国的隐秘，揭示了革命的明暗、曲直、利弊、忠邪，那是不错的。若谈文学的演化，鲁迅的文本自然是一个标本；可是要讲政治革命的悲喜，陈氏则含有深广的隐喻。一个失败了的英雄提供的意象，有时远比得志者要丰富、辽远。可是对于这样一个落难的英杰，人们现在似乎已不愿谈论他了。个中原因，真是让人思之再思。

　　责任编辑：杨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