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来家里,拎了一个很大的“狼牙棒”。他是经营茶园的,没想到购买榴莲也是如此内行。他说:包好。夜里,放在大厅里,榴莲在夜深人静时“扑扑”地裂开了几条缝,浓郁的香气顷刻从缝隙中奔逸而出,浸进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榴莲就是这样,当它的内瓤被盔甲紧紧包裹的时候,真有一种固若金汤的气势,气味毫厘不外泄,它们在密封中积聚涨大,伺机逃逸。
直到整个榴莲的金黄内瓤进入口齿之内、肠胃之中,房间里的气味也随之消散。
人来人往,物进物出,空间里无数气味交杂,此升彼降,此浓彼淡,每一缕虚无缥缈的气味背后,都有一个储存它的主体,它们发散在我们吐纳的空气里,我们没有能力将其中某些不适的部分剔除出来,而是全部接纳。这样,在我们终日毫不停歇的呼吸中,我们的喜爱和厌恶,也就显得特别的直接。
对于外出,我持有一种探魅的喜爱。如不经常的外出,对于喜新的视觉,会有一种负罪感,因此视觉是喜欢新异的。在外总是陌生的感觉充溢,它们远异于我久居的城市,使人对陌生的观察和理解变得兴奋和恍惚,就好像把自己置于一种陌生的气味中,成为这个新空间的体验者。后来,我对于出远门不是那么热衷了,我归结为与居住有关,居住使我感到有压力,内心不是那么舒畅。我想,这肯定是我对于一个人据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本能的向往。会议的主办者为了有效地利用空间和节省资金,通常是把两个不认识的人,或者已经认识的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习惯这种安排,却往往安慰自己——会期不过三两天工夫,忍忍吧。
不适的感觉就像细菌,它是会大量繁殖的。另一个同居者也拉着行李进入了,空间骤然变得狭小,我想他也很敏感地嗅到了。文人就像刺猬,一个刺猬一个空间会好一些,两只刺猬挤在一个空间里,身上又有隐形的刺,肯定会相互伸展。倘若同居者是一个好交友侃大山的角色,总是把居室当茶馆,招揽许多人来,没有止息地开讲,此时,我只好上街。在陌生的街面上闲逛,琢磨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街市是噪声的群集之地,像在黑夜中长出的明媚的翅膀,盘旋环绕,让人心绪扑扇不宁。在这样的气场中,人无所适,步履随着人群移动向前,有时就走到底。
即便是一个人的空间,陌生感也是不可免除的。尽管入住的大饭店形态各异,但是内部的标准间——既然称之为标准间,说起来也就是空间的类同,即符合空间管理的原则。就是这样固定的空间,对于南来北往具体的旅客短暂的居住,感觉仍是千差万别。居住的灯总是昏黄的、朦胧的,像浸在嫣红葡萄酒中的柠檬,透出安息的气味。我一直不习惯这种设置,目光被一层薄膜蒙着,想在睡前读一个章节也颇觉酸涩。大饭店的存在分明是让外来人休息的,瓦解你读书写字的意志,摆脱案牍劳形,最好,到夜总会去消费吧。既然如此,也就权且作为休闲,无须让自己总是一副书生模样。倘说居室中的用具,清洁是毫无疑问的,被褥、床单、枕头比起家中,常洗常换,雪白酥松。由于雪白,让入住者目欲舒服。外表的好看是没有用处的,在外的几天里,我终究睡不安稳,席梦思往往偏软,人的身体有一种垮塌下去的惊恐,而翻身又须下大力气——它使我想起“翻身”这个具有政治寓意的字眼。一个人连翻身都要下大力气,他的睡眠一定是很浮浅的。枕头也是难以安眠的原因之一。床上总是提供两个枕头,用一个太低,用两个又太高,同时也太软。一个人离开了自己适应的卧室。他的黑夜也就显得漫长和不安。呼吸着全然不同的气味,目光炯炯,没有睡意。这就如同我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书房,那一方的主人把纸墨笔砚都备齐了,我的内心却没有一点敦促自己动手的意思。像我这样过分认生的人,对陌生总是充满兴奋,但我更喜欢的平和和安宁,却因此无法到来。
可想而知,当一个居室还另有同居者存在,那几日真是过得稀里糊涂,只想早日打道回府,大睡一场。
后来,有外出的需要,我总是要打听,希望有一个人一居室的待遇,甚至为此认真地提出过意见。意见通常是白提——像我这样毫无行政职务的人,的确没有理由安排在一个居室内。如果我如愿了,任何一个人也都能如愿。而那几个官僚,不仅居住单间,还会外带一个会客厅,服务员端来满满一盆水果。
在我居住的城市,二手房是很发达的,它满足了一类购房者的需求——房价不会太高,装修巳经了当,可以拎包入住。除非,新主人还想在布局上显示自己的智慧。大凡有人来和我聊购房,我总是推荐他们购买新建的楼盘。我这种偏执的口味不是这个物质时代的人都愿意接受的,我认为真正的屋檐下生活理应如此。那些新建楼盘,看上去只是毛坯的内部,可是你嗅嗅,多么爽快啊,都是生鲜的材料,还散发出出炉后的淬炼火气和凝固之后的硬朗。这些材料是自然的、原始的,充满了这种物质自身的气息,让人随意抚摸、呼吸。二手房则不同,原来的主人按照他们的意愿装修了,搬进去了,数年下来,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气、方式,由此产生的气味已经渗入了边边角角。倘若原主人是一个宠物爱好者,那么,像我这样嗅觉敏感的人,远远地就有一种临近动物园的意思。从大里讲,当然是气场不同,原主人一家都干什么,职业、癖好、疾病,如果这一家子长期大疾小病不断,站在门口,可以嗅到药罐子的味道,嗅到腐朽的味道。
二手房就是原主人数年来气味的储藏器。
2001年的最后一个晚餐,我们全家人是在一个酒楼里用过的——完全是为了迎接明天的新生活,才走出家门。我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也就使用餐的时间拉得很长,过于从容和迟缓。新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话题,我们虽然人到中年,也还是有对过往的留恋和对将来的一些想象。加上餐馆的木质灯笼打下来的光色如此的润泽平和,这也使我们长坐不起。
家中却在此时被实在的盗贼光顾。后来才深刻感觉,为了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新年话题,在那里闲说,不免矫情。
厚重的铁门被撬得卷了起来,余下的几个房间的木门一一被攻入,柜子、抽屉里的物品扔了一地,狼藉散乱。警察来了,说有三个人或者四个人进入,采了几个指纹走,从此再无消息。当大家真正在庆祝新一年元旦的时候,我正忙着找卖防盗门的老板,购买一扇更为厚重的铁门,以抵挡外便的力量。若要论损失,绝不能胡说巨大,而经过元旦这一整天的努力工作,家中重新恢复了干净整洁,门面还更显得新颖气派。
我的不安不适感觉却一日日地萌生了。那一个夜晚已经成为一个印记,像古代交战中横飞的暗器,携带着让人惊恐的气味——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带着坚硬、锐利的器械,进入时间不长,却留下了话语、喘息、汗臭、手印、足迹。人走了,这些飘忽的状态却留存下来了。这使我心里十分的不快活。它们没有形,以致飘忽无定,神秘莫测。我把窗户敞开到最大,春天很快到来,让春风和畅地进入,穿堂过去。花香飘逸,调节着过滤着房间的气味。可是直到盛夏,我还是心有芥蒂,让我的吐纳不畅。时间如风,有一些东西被带走了,而有一
些却如何也带不走,就像刺一样,扎在肉的里边,触到了疼痛,却看不见,挑不出来。
很快,这套房子出售了,一个不在乎的生意人家接纳了它。
越来越拥挤了,每一个人的空间都在缩水,你占了他人的空间,他人也占了你的空间。像过去那般有着独门独户庭院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一座楼,百户人家,上下楼梯,五味相因,滤清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像我这个带有花园的小区,晚间下来走动、呼吸茉莉花香的人很少。此前我也为他们不善于利用外部空间休闲,现在我更倾向于他们习惯了自己家庭之中的气味,让自己一家子在没有什么外来气味的干扰中,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二
那一个午后,接到一个已经觉得十分遥远的电话。对方说是我当年插队的那个县的有关部门,想写一部《知青史》。当年在那个公社插队的有108人,与梁山好汉人数相抵,却都心怀不满穷愁潦倒。对方提醒道:“明年就是你们插队四十周年了。”我没有闲工夫答理他,表示毫无兴趣。很恼火的是,经过近四十年的有意遗忘,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像是身上的包袱,长途跋涉中逐渐甩掉了,现在又被人提起,又重新负重。
连带而起。
十日一圩。插队十年,十年有多少圩日匆匆而过,现在想起来都是闹哄哄的吆喝叫卖农产品,说起来是没有什么文学色彩的。但是它给了每一个人偷懒的借口,不想下田的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生产队长说不,而到圩上闲逛他半日,花点小钱品尝一下农家产品,似乎这一天就是告别锄头镰刀的理由。那是一个夏季的圩日,公社粮店一面巨大的粉墙上,不知哪一位美术好手,用木炭在上边勾勒了一幅裸体美女。由于幅式巨大,细部又经过精到的刻画,顿时让观者大惊失色,呆在那里不动。这是到圩场的必经之路,很快水泄不通。许多挑着担子牵着牛羊的农夫,也不急着去占一个好卖位,只是注视,低声用土语交流、暗笑。已经有些美术造型基础的我,已经看到了勾勒者的功力,线条果断准确,那么长啊,却如此利落干净,简约洗练。许多人终于明白,细节是多么重要啊,它摄人魂魄,就像阳光、水分,许多的细微光芒,涓涓之滴,产生了惊人效果。当时,我们的视野里,人是伟岸的、高大的,是一些铁钢般的超人,很坚硬;要不就是猥琐的、屑小的,被踩踏于脚下。如此优柔的画面,离我们非常遥远了,曲线延展如水,带着温度,还有潮润,真切动人的心思含在里面。粉墙,木炭的线条,似乎即兴信手,不能不说最简易最普通,却有一种活生生的品质跃动出来。
材料的粗陋并不要紧,它与粉墙的颜色紧密结合,使人看到了黑白的力量。
美女图的下边扔着一架歪歪斜斜的梯子。
公社干部很快地赶来。对着观望者有些迷茫的眼神大声嚷嚷,说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流氓事件,手段恶劣,又选在圩日,定有预谋,查出后必定严惩。一个小干部奉命提着一桶石灰水,开始粉刷覆盖,一遍无效,再来一遍。这个圩日,时光显得格外宽裕,许多人站着说笑,看着涂抹者忽左忽右的动作。在乡村的生活经验中,既然是上边禁止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和我们当时的生活规范相距太远了。应该有一些人能够正确理解这件作品的含义和清洁的美感,譬如那几位已经有了阅历的城市下放干部,他们的审美品位要远远超过围观的其他人。由于胆怯,不敢提供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观察现实的态度,或许只会在私人琢磨时感慨;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享受人性之美和情爱之韵了,这毕竟是现实中真正需要的精神生活。
一会儿,画面全然为石灰水遮蔽。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那位画者,一直没有查到。
这应该是一位过客,和五代的杨凝式一样,都对粉墙有着痴迷般的热情,寥寥几笔之后,扔掉手中的炭条,两手拍拍,提着行囊,就从山边小道上走了。在人们围观震惊之时,他已经翻过一座山头,到了山的另一面。前路正长,他不能停下。
很多时日过去,闲聊的时候,有些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谈到这件事,它超越了当时苦难的知青生活,交谈中感到生活的另一种趣味,当时正被深深掩埋。
我也是从那时开始,留心房前屋后的粉墙的。三合土打造的墙体坚硬结实,又在外边刷上一层石灰,干透了,白色愈加鲜明。白色是最容易附着其他色调的,就是风来雨往,不携带任何原料,也能使粉墙印上苍老之痕,显出沧桑之相。每一面粉墙的色调都是一样的,每一面粉墙的将来都未可知,却都一样地被划上了痕迹。
十里八里的风雨亭开始有了美感。为了生计,常常要在通往风雨亭的路上奔走,有所奔,有所求。风雨亭也算是民间话语最集中的传播空间。两面粉墙,两溜鹅卵石砌成的坐廊。每一个从远方来的人,走到此,心力交瘁。山高水险,孤独之身,对于不得不离开家园,心有戚戚。歇息使人精神得到恢复,酸楚涌了上来,可以成为文人骚客了。至于表达的工具,很简单,烧炭人途经亭下遗漏的炭条,烧窑者丢下的瓦砾,还有亭边摇曳的枝条,都可以用来表达此时涌出的愁绪。所有文字都简朴直陈,没有藻饰的敷陈,于是就有了山林间的平淡气味。这样过往的人多了,在右手能及的墙面上,布满了他们兴至时的痕迹。
我像一个鉴赏家一样,鉴别着其中的愤懑和郁闷,猜度书写者的身高、年龄以及力道。他们从何而来到何方去,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书写者的影子。山高林密,地广人稀,而粉墙上的笔迹却不断有新的增长。可以揣测,当手上气力朝着粉墙放纵时,一些难以言说的情绪刹那进发而出,不计工拙,不论平仄,只是痛快,当年陆游说得很大气:“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我自愧没有这些山林过客这么大胆、粗野,敢于将心中所郁积公之于世,那时我的苦难并不亚于他们,却不善于倾诉,只是默默地烂在肚肠里。
闽西北多山,路途险恶,也就多鬼神,多风雨亭,使各类行脚者都得以驻足,表述奇幻。
曾经与公社的一个保卫干事到一个叫船湖的风雨亭去办一件公事。缘由是这间风雨亭的粉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这是一个略识几个大字的农民来报告的,正巧这几个字他能读出来,便认为有问题了。跑了好几里路,看到了粉墙上的笔迹,确是新近划上去的。这几个字是:“有话不敢说,有饭不敢吃。”由于没有一个确定的范围,因此不便确认所指。是寄居的小叔子对哥嫂的虐待表示不满,还是大家族把持下的权势,使弱者内心愤愤不平?显然,报案的农民是从社会制度这一方面来理解的,它指的是社会现象,也就不能小看了。于是两人用带来的白纸覆于粉墙上,将炭写的字迹描了下来,然后刮去笔迹,以免讹传。估计保卫干事回到公社后就扔到一边去了,他本人下放那么久了,一直回不到城市里,不能与家人团聚,他觉得在“有话不敢说,有饭不敢吃”的背后,还应添上一句:“有家不能回。”可是他说不出来,也不敢流露在脸上。比起那位敢于表达的过客,他觉得自己真是太软弱了。
此事终归不再提起。
在这个大山环抱之中,林深路险,使识字者素来只是一些少数,而且停留在够用即可的层次上。由于刚好够用,没有过多的词藻富余,于是腕下的
表达就很简练、直接,就像他们在田野中随口唱来的情歌,没有文采,却有一种冲动之力。他们不善于东缠西绕环顾左右,山路的曲折迂回已经把他们绕晕了,他们更热爱直抒胸臆,一吐为快,自己快意,观者会意。他们的不满,除了体现在简短的字句上,还有就是硬物戳入粉墙时的深度。世间任何生物都有诉求的希望,这种希望常常没有可能通过正规的渠道来实现,也就只能通过一些边缘的、在野的、俚俗的方式来宣泄。为了生存,许多人移动不居,走一程,宣泄一程,表达的分寸往往就超过当地政府规划的语言分寸,成为下流的,或者反动的。尽管如此,各种表达还是寻隙而出,让人感到没有什么可以中止,就像是田间的野草,拔掉了,又长出来。
回到城里那么久了,插队的岁月就要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乡野的事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现在鲜明的就是这两件与粉墙有关的事,知青的正史进不去,野史又嫌不够野趣。它们只能成为我私有的记忆被保存,缘由只有一个,它们都反映了人最基本的欲求。
三
清晨毛毛雨,我穿过一条马路,就到了圆山饭店背后的山路上。草木湿漉,石阶滑腻,我独自前行,很快就到了圆山顶上。圆山饭店如同一座红中镶金的宫殿,赫然立于眼前。在我看来,圆山饭店的含意远不止于觥筹交错、醉卧安眠,它是一个标志,像艳丽花卉枝条上的倒钩,钩起很多过往的风云,连同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走到里边,陈设古雅,采光深沉,是旧日情怀下的一种调子。当时,我看完了《百年美龄》这部纪实片,有些怅惘,现在却在这个饭店内部的走动中,感到了主人并未走远。很有教养的美龄,很飞扬跋扈的孔二小姐,很复杂的岁月,都因为和这座建筑的关系,如在眼前经过。
许多迷蒙、模糊,依托那些已经落满沧桑的老旧建筑构造,找到了曾经的影子、气味。
依赖建筑而复原曾经的生活,是我一直不能解脱的癖好。
大兴土木——通常,都是作为贬义词来言说的。如果从远处讲,恰恰是大兴土木,才给后人留下当时的印迹,使我们可以感性地抚摸。
勾连而起。世上人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握住一棵秧子,一扯,就能扯出一大团瓜蔓来。
十年前我居住在一个普及型的新村里,住下后才知道,在这二十多幢高楼中,只有我这一座属于商品房,余下的均为菜农、花农的拆迁安置楼。也是入住后对于新村的方位有了坐标般的确定。新村的后面是一座烈士陵园,不少人死在革命年代,余下的是解放后有官职的死者。陵园的后边是一座监狱,据我观察,关押的决不是重犯,而是轻微囚徒。监狱边上是一座疗养院,煤矿系列。而在新村的左边是一座传染病院,据传不久要扩建成艾滋病大楼。右边一所聋哑学校,下学的时候,听得到咿咿呀呀的声音,看得到比比画画的手势。阴阳两隔之处,病患进出之处,囚徒聚集之处,还有这些让人看了揪心的残疾少年。这些建筑的标志为人找我提供了便利,也使他们在这样的空间下,掠过了一丝不安。
不过,生活着实方便极了。日常生活所需,不论巨细,都随时可以找到相应的商铺、工匠为之服务,最近地接触生命的本能——我一直认为那几年是我最能接近社会底层中人的时光。
嘈杂从清晨就开始了。这些失去土地的人们无须上班,除了靠出租店面谋生之外,乐意的话就自由地打些短工,吃穿是无忧的。中年以上的妇女多了起来,她们基本上待在新村里,聚成一堆,对于生活琐屑的热情,每一日都停不下来,似乎一日不说一大箩筐的话就是罪过,对不起上苍给予的这张嘴。这使新村充满了沸沸声浪,一直到了晚间麻将桌全面铺开,才取代了她们嘴唇的颤动。至于新村里的水费、电费、管理费,她们是不会交的。她们不要管理,要自由,人多势众,也就延续了这种无人管束的状态。如果为难了她们当中的一个人,那种集合起来的力量让人恐惧,有理也得让她三分。
建筑连在一起,同一个大门进出,感觉却格格不入。一个最想安静、单纯生活的人,浸泡在嘈杂、复杂的汁液中。
不过,那几年里,我一直在嘈杂中奋力写作,把新村里的人物、事件纳入笔端。她们对于生活每一天的热情,对身边的大事小情一律都有参与的乐趣,不知深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从不敛约,这也使我看到一些未被遮蔽、污染的真实感情。好比一棵很小的植物花茎,一遇到时节雨露,就会散发出独有的气味来。
后来,我搬到一个高级花园里,这里的人安静多了,斯文多了,也因此少了许多可以入文的情节。
有时,为岳母补一双鞋子,我就舍近求远,又跑到那个新村内的补鞋摊上,看他缝纳。新村更加破旧杂乱了,能够安居于此,人和建筑必然一致。
如果我回老家,车子经过城市郊区时,我就会注意到这里的乡村学堂。那时候,四周绿野、水塘环绕,白杨成排。父母是乡村学堂的教师,我则在其中就读。学堂离家很远,自行车是一种奢侈品,根本不在家庭的开支计划之内,往返只能依靠双足的迈动。双足是抵达目的地最有效的工具,当它迈动开来,距离步步缩短,目的地越发逼近,心里泛出温暖。因此,父母总是在两座建筑之间奔走,一处是粉墙剥蚀、绿荫匝地又品相破旧的老家,他们作为父母而操持一家的生计;而另一处则是乡间学堂,作为授业解惑的教师,终日以足支撑,讲解或者板书,许多的时间落入琅琅的诵读声中,落入粉笔划动时优美的弧线里。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更能记得住的就是他们当年健步如飞的姿态,尤其是周一从家中走向学堂,步履何等迅捷和轻快。路上车少人稀无须避让,也就使步履一直保持着跃进。那时的父亲母亲何其年轻啊——当年是从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认识,不过三十出头,浑身充满了精力,除了应对繁重的工作量,就是频繁增添的政治学习。却都能在双足的飞快跃动中,不因迟到而让人留下指责的把柄。我一直认为,如此矫健的双足是不会颓废的,它们得益于这个家族良好的基因,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没有可以代步的工具,双足的功能异常地发达起来了。他们像《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朝发夕回,本能地感受着双足运动时的快乐。
时光流水般,带走了健行的双足蕴涵着的弹性、力度以及运动的快感。什么时候,父亲母亲的双足不听使唤了呢,以至于如今将行走视为艰辛。尤其是母亲,要独立离开老屋,走出大门,已经不可能,她必须颤颤巍巍地扶墙、扶楼梯,扶一切可以扶的固定物体,才能挪动。她的活动空间异常狭小,对空间距离再也没有征服的欲望。现在,母亲最喜欢的已不是走路,而是躺着,或者坐着。
当年的学堂和老屋之间,距离并没有增长,城市长大了,二者间看起来似乎还缩短了。不变的距离和已变的双足,它们之间再也不会产生联系——往往是一方面的放弃,使另一方面成为孤立。
父亲母亲连过往的事都懒得提起,只是我依然可以看到两双不息的脚,紧跟向前。
有些时候,要悟出一点道理,还是要实地走走。建筑是比人的存在更长久的生命,许多秘密附着于内,即使焚毁倾圮,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
遗址中散发出来的气息,长久地规定了某一种趣味的走向,其中就包含了生活中那些实在的和虚幻的部分。
我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字可以说很有一些年头了。二王——懂行的人都是这么称呼,他们代表了一种清新的、雅致的、自然的艺术生活。相对于北方的野犷、苍茫、粗率,他们遗留下来的书迹,还是让后来人感到把握的不易。特别是放在当代人中间,让忙碌不堪的年轻的手腕,去捏住一管已经年老的毛笔,明摆着不切实际。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难以产生价值的劳动,很原始,又耗时,简直是生活在过去的世界里。
直到我去了兰亭——啊,这是多么优雅的名字。水湄长满了幽兰,有的已经绽开细碎淡黄的花,那时的人就说过:“俯挥素波,仰掇芳兴。”尽管建筑都是新起的,原来在兰渚山下何处,真去考察的人一定很少,因为今日所见兰亭,还是现出了清新洁净的表情。江南嘛,建筑的格局,还是从骨子里头流露出了柔软和清幽,还有一些淡淡的华滋。三月三,时间在深春的湿润中泡着,那时的人从容地行走、言说,连弹拨出来的琴声也是如水清莹。推而广之,再看看这个水乡的其他建筑,灰瓦白墙,有流水无声过窗前,像一个素面清瘦的书生,长衫垂了下来,被风摇动。
我是回来后才感觉到的,有什么样的建筑就有什么样的韵致:在二王的笔迹中,女性美的成分充盈着。这种感觉使人彻底地苏醒过来,好像找到隐秘的穴位,只要下手,很快就会豁然贯通。女性美毕竟是易于让人浮想联翩的,腰肢纤细、柔韧,眉目清新、顾盼,笑意轻漾,步履轻盈。从纸上的季节判断,春天是最适宜用二王的话语来传播的,明媚、巧妙、细腻,便于即兴、信手。兰亭,我一直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地理上的名称,要不就太可惜了。我觉得它就是纯乎一个建筑的造型,甚至就是一座有飞檐曲线的亭子,我嗅到了从那里飘来的隐约兰香。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感知的不是教科书上的条理,也不是某一些所谓的诀窍,而是一个人到实地后那些兀立于地面的建筑给予他的暗示。“田野考察”,我喜欢这个字眼带来的遐想,只有到了田野,看到了,或者看不到了建筑的时候,会想到一些接近永恒的东西。城市里没有田野,用功的人总是满足于案牍劳形,结果穴位没有打通,反而壅滞起来了。
在我的行程中,很大部分的兴趣是为建筑而付出的,它们隐显不一,让我牵挂,由于它们不能言说,以至于比言说更合我心思。
四
我离开文学院已经快三年了。人一离开就不会再存有什么念想,一门心思地熟悉适应新的环境,渐渐地就与文学院的同事毫无往来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忙乎自己的事情,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某一种相聚的机会,甚至几年都不会见面。
不久前的一个无党派人士会议,我见到了她,愣怔了好一会儿。修长的秀发已经悉数削尽,闪动着光亮,身上穿着灰色的长衫,素净质朴,一脸坦然。她的编制仍在文学院,每周照样登台,为学生讲授她擅长的大学语文。
可以想见,一个大学教授这般容貌、衣饰,走在校园中,站在讲台上,会有多少惊异的目光追逐。飘逸的秀发,对于一位年轻女子,真可谓上苍赐予的最好装饰。多少人为发型而下心思,为华发稀疏而苦痛,每一个人都是热爱感性事物的,秀发就是感性的,它的颜色和品质暗示着一种感性之美,在人们的目光中,娓娓叙述着优雅的美感。
清人袁枚的看法颇与我相近,他说:“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须眉无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须眉乎?”
而她,对于秀发的处置如此决绝。
肯定是人对于生活的感悟起了质的变化,才以这种常人不敢为的方式,开始一种新的精神生活。
她平静地说:“我受戒了,出家了,我从小就有这么一个愿望,因此很欢喜,能出家事佛。”
就像一枚丁点儿的种子,渐渐涨大,最后破土而出。
通常,人们总是把出家视为是生活的绝望、情爱的重创,是想不开的极端,却很少换个角度试试。
更多地,我以为是因热爱、向往而面对彼岸的。这种选择的实现,选择者先前已经有了许多精神上的铺垫,都努力地朝着这一方向,不会回头。出家之后,虽然肉体仍在万丈红尘之中,精神已经到了那个难以言说的空间,你达不到,我也达不到,因此难以判断,更难以理解。
现在她在讲台上,表达肯定与出家前大不一样了,她别样的体验、感悟,肯定使她表达的内容有了更多的蕴涵,这是别的教授所达不到的,学生将会更有兴致地倾听。
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一些变化,像她这样的变化,理应称之为巨变。她的愿望达到了,因此大欢喜。
我有机会读到几本传记。对于政客的传记我没有兴趣,我读的是几位艺术家的传记,他们的过程都是一个巨变的过程,常常看完了还是没能弄清最本质转变的那几步。估计作者,或者艺术家本人,也未必能够找到那个关键的结。
就如母亲对我如今的生活状态,她归结为得到了主耶稣的恩典。
因为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插队时我的年龄最小,学历也自然最低,不过是个小学生,加上家庭毫无可以支撑的背景,这使我十年的山区生活如坐夜色,怨恨增长,无从追问。一个对青年的精神生活如此漠视的时代,希望多么缈远,绝望又多么厚实——由于没有转机,恐慌已经布满。
二十年后,我已经成为大学校园中的一名教授,彻底告别了烂泥田、犁耙和锄头。每周两三个上午开着车到大学城给学生上课。大学生活的单纯、稳定,无须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同时经济待遇日上,如同为我量身定做,甚合我意。
当年那些一同在烂泥田忙活的兄弟,有的留在了遥远的山区工作;有的随着返城大潮回到了老家,数年耗费后又回到起点。好位子都让人占了,进入小厂,不久也倒闭下岗,此时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生活的窘迫暴露无遗。
每次回老家,母亲总会抓住我的手抚摸,连连说:“很欢喜。”她几次和我说,这种变化都来自于主耶稣的恩典,而不是我个人真有那么大的力量。母亲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转折、机遇的把握,还有我个人的努力都很看淡,她的看法是一维的,没有什么可以动摇她。母亲甚至认为,宇宙这么庞大复杂,却能运行得如此有条理,各有其位,各行其轨,显然不是人力所能为之的,必定是有一双巨手在操纵,巨手看不到,结果却显示出来,这就是神的手。
母亲把许多复杂的问题都化为简单,在她的观念中,神是看不见的,但无处不在,倾听我们的祈求。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自然会信服人类之外更为伟大的主宰。
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变数,如果具体在某一个时段,又是相对凝固的,每日相近而且乏味。最终有的变了,有的最终不变,只是未到终结,谁也不敢妄下断语。
我认识一位从郊县来城市中心谋生的工匠,靠补雨伞、配钥匙过着简朴的生活。生意因功夫娴熟而有起色,却永远发不了财。他持恒的兴趣就是买彩票,一期不落地买。我看到他为此而做的作业,在报纸的白边上写满了数字。毕竟时间不短了,经验也积累了不少,使他越来越有信心。
我曾经说,如果哪一天,他的小店铺关门了,那一定是中了大奖,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种变化一直没有到来——一个人按照某些算得到的规律,企图把握住最关键的玄机,有时的确离目标相当接近,还是一次次地落在希望之外。从报端上可以看出,一些人通过这种投入彻底改变了命运,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幸运的,他们永远是热情的参与者,费尽心力,变换手法,命运依旧。彩票为政府所管理,名日公正,不似六合彩为非法,但说到底,依旧是一种博弈,一期又一期地形成魅力之链,无法言明其中幽秘、玄奥,一直让人具有探险的心跳。
我比较赞成倚仗一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去改变现存的生活质量。运用理性的逻辑,更足以在限定的世界里将自己的作为扩张到最大。那种没有理性可言撞上好运的鼓吹,是诱惑人投机的诱饵,我是不具备这种运气的人——这是从生活经历出发而判断的。在多次的联欢、联谊会上,都设置了抽奖这一节目,让参与者感受到无须花费力气便可以有不劳而获的奇妙。等级设立很多,得奖比例很大,有时候从票面数字来解读,很吉祥好兆头,可是最终结果都一样:落空。这样的经历多了,对抽奖的莫测高深也就有了领略,不再抱侥幸心理。
我认为这位工匠,这位彩票事业的爱好者,是在做一次次的精神漫游,凌空蹈虚,意旨微茫,他手腕间的活计是如此实在,思绪中却钟情于偶然,他的夜间有着何等瑰丽的梦,让他感到生活是有滋有味的。
也许有一天,他的小店人去门闭,我一定要为他而欣喜。他果真能在精神漫游中得到回馈,一定能融化掉我素来的偏执。
二十余年的大学教学生活,明显地使我过度地依赖俗常的作息表,常数居多,没有什么惊人变数。有变数的是讲台下边的学生,每一年都以新的面孔出现,旧的尚未认全,新的又涌了出来,年华如花,眼前刹那照亮。记得当助教时,与台下的学生年龄相差不多,后来越拉越大,当他已成白发苍苍的教授,他的学生依旧是二十出头。讲台生活的不变中,看到了缓慢变化的力量,改变着一个人的容颜、风度以及板书时的力气、言说的节律。我当助教时,一位学生从后门溜走了。这还得了,我马上从前门追出去,追了几十米,将其捉回教室,随后继续讲课。倘若今日,我还真没有这样的激情和脚力,任由他去。想想也太有意思了,是时光抑制了我的鲁莽、冲动,渐渐显示了平淡之光。
不少人在关注即将到来的退休,精神生活要出现一个转折了。对于一类人来说,这是城市生活中最后的变化,没有车了,没有秘书了,没有可以批阅文件的快感了,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了,日子进入一个岔口,或者边缘。体验一下这种变化是很有意义的,就像富翁破产之后,开始了一种完全迥异的生活,这一生的体验可谓丰富。我一直漠视以后就会到来的退休,觉得现在所做的与退休已经相仿,都是秉持一个方向、一种趣好。退休后依然要纵笔挥毫,伏案写文,只不过无须到学校去,参加那些讨厌的会议、填写令人眩晕的表格。可是来家里讨教的学生可能还更多,太多了反而让我招架不住。不过,和小青年在一起言说,毕竟是很开心的。那时,我的行、草书水平一定要趋于炉火纯青之境了,这是我一直无法摆脱的一个癖好——书法家和中医是一种类型,年岁越长,价值越大,这是朝着一种优化方向变化的。
现在,只等时光悄然过去。
不停地有外乡人进入,和本地土著一起,充实着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外地人思变,土著也思变,人同此心。每一个人都像一条潺溪的水流。向前延伸,有的最终看到了大海,拥有了大海,而更多的则沉入了沙土之中,不知所终。
责任编辑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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