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勇

　　面孔

　　对于中国人而言，利玛窦的相貌与魔鬼近似。即使是帅哥，西洋人的长相也无论如何不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审美观，这预示着利玛窦在中国的道路不可能平坦。一五八二年，澳门已经成为葡萄牙人的“飞地”。晚明学者张燮曾经对葡萄牙人作如下描述：“葡萄牙人身高七英尺，长着猫一样的眼睛，嘴巴就像黄鹂，脸色灰白，胡子卷曲，像黑色的纱布，而他们的头发却几乎是红色的。”更令人觉得奇怪之处在于：当囚犯被拉去斩首的时候，他们在后面吟唱着宗教经典里的赞美诗。

　　尽管如此，一个洋人的到来，在帝国引起的震荡是有限的，尽管此后数百年中，传教士在中国陷入一种长期复杂的纠葛中，以至于今天对他们进行判断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时，没有人——包括利玛窦自己——能够意识到，他的到来，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拐点。由于最初的变化过于细微，即使对于当时最敏锐的人来说，也不可能观察出来。

　　一五八○年的大明王朝，已经步入它的黄金时代，王朝的一切都像黄昏之前的景象一样明亮和耀眼，尽管所有明亮的事物已经具有回光返照的性质。那一年利玛窦刚好三十岁，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正值而立之年。

　　大地以前所未有的辽阔出现了，有一千只飞鸟在它的上面盘旋，翅膀的影子在他年轻的脸上一一掠过。南方的土地，各种从未见过的植物肆无忌惮地生长，风藏在树冠里，像歌谣一样不期而至。太阳落山之前，男人们在河中洗澡、钓鱼，妇女们淘米、洗衣，偶尔还将干枯的经血残片倾倒在河中。一大群幼小的鱼苗密匝匝地追逐着那些残剩的、颇有些言不及义的红色。物质如此这般的奇妙循环，让人觉得这里从头到脚都充满生机。一切都与他的故乡马切拉塔不同。他的嘴里情不自禁冒出一个字：“主。”

　　他的发音很轻，在广阔的大地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发音。但在这里发出这个音节，令他感到奇特、陌生和刺激。那个音节立即被土地上的各种声音吞没了，它像一个隐秘，深埋在利玛窦的心里。但它没有消失，它会在时间中生长，像真理一样，日益强大。他沿江北上，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桑叶似的国土，茎脉如河流一样密集丰沛，站在边缘，他就能听见水流在桑叶内部的轰然回响。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的疆域超出了上帝的视线，所以，被上帝无所不至的光芒所忽略。他为主的缺席而深感遗憾。他和他遥远的组织——耶稣会都认为，有必要使这块土地沐浴在上帝平均主义的光芒之下。当然，这是一份艰巨的任务，他从未对此有所低估。

　　无须证实，仅从表情上，他就对中国人的态度心知肚明。中国人对经验以外的世界怀有斩钉截铁的怀疑态度。关于佛郎机人的各种可怕传说在南方的海岸线上神出鬼没，他们拥有所有的恶行，不仅杀人放火，而且如海中怪兽，专吃童男童女。在中国人的常识中，佛郎机国与狼馀鬼国对面，狼馀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唯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佛郎机，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葡萄牙。好在葡萄牙人不懂中文，否则他们将被气死。与他们的饮食习惯相比，他们的烹饪方法更加恐怖：他们会用一口巨大的铁锅烧好开水，然后，把盛在铁笼子里的孩子放在铁锅上蒸，等到孩子浑身出汗，再用铁刷子刷去孩子的苦皮，这时，孩子仍然活着，在厨师的注视下艰难地喘息，厨师看火候到了，就及时剖开孩子的肚子，去掉他的内脏，将他蒸熟，美味佳肴应运而生。

　　中国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构筑成“神－魔关系”或者“人－鬼关系”。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使降妖除魔的历史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中国人的肩上。它既表明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也是文化优势造成的心理幻觉。作为一种原始思维，它透露出某种无知与狂妄，诸如“解放全人类”这类豪言壮语，只能产生于这种想当然的思维方式中。仰仗着文化上的优越感，中国人在现实世界中与西方发生的关系都被纳入这一话语体制下。一五八。年前后，几乎与利玛窦进入中国的同时，一部名为《西游记》的小说问世，玄奘法师孤行万里前往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抵抗妖魔的传奇；一五九七年，即意大利诗人阿利瓦本尼杜撰的中国传奇《伟大的皇帝》出版那一年，流寓南京的中国文人罗懋登完成了他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在这部小说中，伟大的航海者郑和蜕化为一只蛤蟆精，而他的航海事业，更应感谢呼风唤雨、法力无边的碧峰长老的拔刀相助。中国文化总会生产一批奇异的舌头，文化英雄们创造的历史奇迹在他们引人入胜的讲述中烟消云散。他们关注点不在文化地理探险，而志在批发数量不菲的西方魔鬼，等待中国人绳之以法。耐人寻味的是，伴随西方走向现代社会的步伐，对中国人进行妖魔化，也列入他们的日程。中国人以丑陋不堪的形象(所谓“东亚病夫”)在各种图像中频繁出没。这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回应，当然，这同样不能使他们显得崇高。对他者的蓄意矮化，最终会无一例外地伤及自身。

　　无论怎样，利玛窦赤发绿眼的形象，刚好验证了中国人的传说。从上岸那一天起，他就着意对洋人们臭名昭著的外表进行修改——首先剃光了自己的胡须，然后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他试图将面孔引发的冲突，通过服饰缓冲下来。况且，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小心翼翼的，以免无意中刺痛中国人敏感的神经。总之，他把自己深隐在异国的人群里，生怕他们像挑选渣滓一般，把自己挑选出来。他在写给校友富利加蒂的信中，声称自己已然变成中国人：“我们的服饰打扮，我们的容貌举止，我们的待人接物，在所有的外观特征方面，我们都已经变成中国人。”尽管如此，他们对身体的修改毕竟是有限的，“长身高鼻、猫晴鹰嘴”仍然会随时出卖他们的身份，并把他们置于可怕的危境。有一万种危险等待着他。当然，对于信仰奇迹的人而言，所有的危险，都微不足道。

　　教堂

　　最初的教堂是以近乎简陋的形象出现的。这与欧洲中世纪的辉煌教堂形成鲜明反差。在利玛窦的故乡，教堂，这上帝的人间居所，华丽而威严，与上帝的身份相呼应。它挺拔入云，各种复杂的廊道如树枝般纵横交错，仿佛通向天国的幽秘暗道。建筑内部蕴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使孤立无援的人们获知来自天堂的消息。与中国平面铺展的木构建筑不同，教堂以不可置疑的态度表达着对高度的追求。正是借助它无与伦比的高度，尖顶上的十字架即使在一个遥远的距离之外，也能被看见。实际上，教堂对于高度的追求中，暗含着对于广度的追求，即：它的高度，随时可以被换算为它的覆盖面。中国的宫殿试图通过凌空伸展的飞檐表达它的扩张性，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而教堂的野心则孕育在一种纵向的努力中，它重现了《圣经旧约》中“巴别塔(即通天塔)计划”的本性。然而，神圣的信仰在这里遭遇了技术的阻挠——教堂它不可能无止境地上升，高度的有限性，标明了教堂的限度。“巴别塔计划”也因此成为宗教世

　　界的隐痛。为此，它需要更多匍匐在地的信徒作为补充。除了高高在上的十字架，它更需要前赴后继的传教者播撒福音，让那些看不到十字架的地方，聆听到神的旨意。

　　利玛窦和罗明坚在一五八三年九月抵达肇庆。他知道，自己行将开始的传教事业，将如同在岩石上播种一样艰难，充满未知数。他对当地知府说：“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崇奉天主为唯一的真神。我们来自那西方世界的尽头，走了三四年才抵达中国，我们为它的盛名和光辉所吸引。”然后，他向知府表达了他们微薄的愿望：请求允许他们修建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以远离他们在澳门时体验到恼人的尘嚣与商人的喧哗。总而言之，他们需要建立一个住所并度过余年，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愿望。

　　作为这种表白的补充，利玛窦向当地知府赠送了他从意大利带来的望远镜。这是中国式的交际方式，他深感内疚却又无可奈何。他对知府说，这是中国人经常提到的“千里眼”，用它能够看清任何远方的事物。知府对他的话显然持有怀疑态度，但是当他用望远镜看清远处田野里的一个草人时，他开始用一种无法言喻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洋人。片刻之前，他还无法相信这位洋人的话。但是现在，他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且对这个来自远方的小伙子或多或少有了几分好感。他更加赞赏手中的望远镜，知府显然被望远镜迷住了，举着它四处望个不停。这个精巧的望远镜，居然能够在他的眼睛与远方的事物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以前是不存在的。距离割断了眼睛与许多事物的联系，使它们各自孤立。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魔法!或许，中国人不如洋人走得远，正是因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看得远。中国人不知道远方是什么，但是远方却被西洋人提前看到了。知府又好好看了看送上门的洋人。兴奋之余，他顺便允许了洋人们的请求。对于洋人，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洋人们按中国习惯，在他的面前下跪，三次叩头，那颗年轻的意大利头颅结结实实与中国南方的大地发生了碰撞。

　　自抵达肇庆以后，利玛窦和罗明坚一直寄居于一个简陋的窝棚中。他们开始满怀欣喜地建造房屋，使自己得以寄居于神的脚下。他们的计划一丝不苟。他们打算按照欧洲的式样，修建一座小巧动人的建筑，有两层楼，与中国的平房相区别。他们亲自劳动，艰辛的劳动不能丝毫减少他们的兴奋。他们把这一想法报告给了澳门的修道院，修道院的院长回答他们，这一计划可能使多疑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在修碉堡。出于慎重，他否决了他们的想法。

　　院长的答复传到肇庆时，他们的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半。他们没有经费进行修改了。利玛窦从行囊中拿出一个玻璃三棱镜，举到中国人面前。他看见围观的中国人在这块神奇的玻璃面前都流露出惊奇的神色。他们一致认为，眼前正站立着一位法力无边的僧人，甚至能篡改阳光的线路。利玛窦说，你们谁都可以将这件法器请回家。这句话在中国人中引起更大的骚动。

　　利玛窦卖掉了玻璃三棱镜，它的价格是二十枚金币。这笔钱足以维持他剩下的工程。一切看起来还算顺利。两年后，一座基督教堂，在肇庆的天空下出现了。

　　我相信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把这座平淡无奇的房子当做教堂——这座教堂并没有露出哥特式建筑尖尖的外形，而是像所有中国式建筑一样蹲伏在地上，它质朴得近乎寒碜，但在利玛窦看来，这是他的一个巧妙的权宜之举，尽管他受到耶稣会的严厉批评。但重要的是，这座房屋，已经成为这座小城的一部分。人们的视线，已经无法超越这座朴实无华的房屋。与外形相配，这座教堂同时拥有一个中国式的名字——“仙花寺”。这个佛教化的名字，是当地知府王泮送给它的。他还送了一幅匾额，让他们挂在中堂，匾额上写：“西来净土。”通过利玛窦自己的记录，我们知道，这座最初的传教室，“在两头各有两间房，中间是间空屋，用作教堂”。当利玛窦小心翼翼地把圣母画像挂在中央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了。

　　一五八五年的肇庆人或许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年轻的洋和尚对着房屋顶端的十字顶礼膜拜。阳光照亮了每一粒灰尘。他表情安详，清澈的泪水顺着面孔蜿蜒而下，没有人能够分辨他是快乐还是悲伤。这是一场盛大的典礼，但它只存在于他的心中。他感觉自己在抬眼的瞬间遭遇了主温热的目光。

　　出于好奇，中国人开始走进那座房屋。他们在房屋中央看到一位面容秀丽的女子塑像，怀中抱着一个男孩。他们认为，那一定是送子观音。于是，他们开始虔诚地匍匐在地上，对着女人的塑像顶礼膜拜。

　　这微小的开端令利玛窦激动不巳。他试图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他们的宗教。教堂的人气，开始越来越旺了。但是有一天，当人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他们的脸色骤然变得煞白，目光中充满恐惧。

　　——那个秀丽的女子消失了，取代她的，是一个形容枯槁、面目狰狞的男人，更重要的是，这个不知廉耻的男人竟然不穿衣服，只有一小块破布耷拉在他的胯下。他的手足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横流，青筋暴露。这与前面那个慈眉善目的女人形象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用耶稣像代替圣母像，这一行动的冒险性质显露无遗。中国人从未在庄严的神殿上看到过如此骇人的形象。他们迅速地逃离，并以这一果断的行动，表明他们对这间缭绕着不祥之气的房屋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

　　那间充满恐怖气息的房屋，似乎证明了有关佛郎机人吃人的传闻。这是最初的转折。利玛窦完全没有察觉，他们的教堂已经被一种怒气所包围。传闻还说，洋人从那位受洗者的面容中，看出他的脑子里有一颗宝石，他们照料他，是为了可以占有他的尸体，并把那颗无价的宝石取出来。不久，第一颗石头飞向教堂的屋顶。在这颗石头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石头义无反顾地飞向教堂。利玛窦看不见投掷石头的人，只能听见那些石头在屋顶发出的尖锐的声响。利玛窦透过窗子往外看，飞翔的石头令他感到一阵眩晕。

　　仆人拎着一个孩子的衣领，把他摔在利玛窦的面前。仆人说，他亲眼看见他往教堂扔石块。孩子战栗着，像犯人一样，等待着惩罚。他在这一刻里温习着从大人们口中得知的洋人吃孩子的所有细节，即使战栗也无法阻止他的回忆。那些传说中的细节在他的回忆中已经清晰毕现。这使他的战栗更加疯狂。孩子的同伙迅速向孩子的父母报信，父母又纠结了更多的人。一个可怕的信息在人群中传递——洋人给孩子吃了一种奇特的药，使他无法喊叫。这个信息一经传出就无法阻拦，愤怒被传染，并将成为一颗决定性的石头，砸向利玛窦的教堂。群情鼎沸的百姓已经同时包围了衙门，要求官府出面，讨回被捉去的孩子，如果迟疑，孩子就会成为洋人盘子里的美餐。所有人的情绪都接近了燃烧点。利玛窦对于突如其来的危险毫无准备，他甚至对人们愤怒的原因一无所知，因为那时，他对于佛郎机的传说闻所未闻。他惊呆了，他的辩解被嘈杂的哭喊所湮没。他不知所措。这是他在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险情。他似乎没有做错什么，但可怕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此刻，除了依赖

　　主的保佑，别无他法。

　　书简

　　我有时会想，一个外国人，受耶稣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面对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大陆，他的心境会是怎样?

　　一个人，一旦进入历史，有关他个人的一切就不再重要了。秉承着对历史人物的一贯态度，我们很难从史籍中寻找到与他们的内心有关的记录。他们来龙去脉、喜怒哀乐，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消失了。每个人都将经历空洞化的过程。历史将掏空原本附着在他们肉身上的一切，除了一个名字，他们将一无所有，连一个表情也留不下来。既然他已经占用了历史的一个席位，那么，他们也必将接受历史的盘剥，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交易。对于这样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心领神会。一切都由历史说了算，他们不需要再补充什么。

　　但我仍然无法掩饰我对利玛窦的兴趣。初来北京时，我曾在北京教育学院的校园里，与他的墓地不期而遇。那是一座中国式石碑，碑顶有双螭旋转盘绕，依依不舍，碑额为十字架图案。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几个汉字，是京兆尹王应鳞的手笔。两侧分别用中文和拉丁文书写着利玛窦的生平。没有人来凭吊他，他的墓地显得空疏、寥落，犹如他寂寥的生命年华，黯然消泯于暮秋昏晚的风里。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对他的兴趣与日俱增。伴随着这种兴趣，各种猜测油然而生。他来中国的时候，几乎像我当时一样年轻，并且，拥有一张近乎完美的面庞——这一点是重要的，尤其在意大利，那地中海边的美丽国土，盛产阳光、美酒和歌声，歌声里，少女茁壮成长，等待收割——从一个人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成长。那张脸，被一张线条粗疏的画像保存下来。但那张纸并不重要，我们可以从当今意甲球星们的脸上，找到应属于利玛窦的青春。他身体内部的所有潜能，都将归结在他的脸上，通过这张脸得到完美的表达。这张脸，以及它所代表的年轻雄健的身体，无疑有着可观的使用价值，但利玛窦却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选择——他用一袭幽黑的教袍，遮蔽了自己日益蓬勃的身体。

　　那时的意大利，宗教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八十三岁高龄的教皇保罗四世，已经在一声漫长的叹息中溘然离去。宗教裁判所被洗劫一空。庄严的教义被喷涌的火苗所否定。火焰的高度迅速超越了哥特式尖顶的高度。从前正面形象全部成为打倒的对象。世界正在急速变化，而利玛窦，却从欲望浮动的世俗街景中转身，走向背负恶名的修道院——那空阔、冰冷、顽固的旧日殿堂。不知他是否预见了那个世界里的人欲横流，预见到身体在摆脱禁锢之后又迅速陷入迷途，预见到后工业时代的芸芸众生成群结队地重返教堂。与那些跃跃欲试的身体相比，他更热衷于沉默无语的教会和修道院，在他看来，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都是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必经之途，只有踏上这条必经之途，信仰、启示以及上帝的拯救才能纷至沓来。灵魂活跃的必要前提，是身体的必要尘封。他的冷峻，暗含着某种轻度的疯狂。

　　当他以陌生的目光打量中国，中国也在用同样的目光打量着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者，即使他侥幸进入这个封闭的古国，也必将消失于汪洋的人海。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固体，像陆地一样坚硬，彼此制约，任何改变它性质的企图都将是遭到否定，哪怕仅仅是微观的改变。但利玛窦显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远赴中国，不是来度假的。他要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为此，他将承受更多的艰苦、孤独、贫穷，甚至凶险。我从不怀疑，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他首先是人，那么，他就理应像你我一样，有软弱、怀疑、动摇甚至绝望的时刻。抵达新大陆的兴奋最多维持一个星期，此后，他将被无边的孤独所湮没，最初的兴奋，将消失得无影无踪。茫茫的人海无助于消解他的孤独，相反只能使他加深内心的荒凉。尽管他们得到地方官员的宽容，但他们却在人们的怀疑和误解中被一再驱逐。他开始写信，寂寞使他的倾诉欲望变得极为强大——后来几乎所有耶稣会士，都养成了写信的癖好，是异国生活中的被逼无奈。他们的文字，像寂寞一样没完没了。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浩繁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即使在十七世纪，这些书简就已经在欧洲正式出版。通过远渡重洋的水手，把信带回祖国。为了保险，他有时甚至将内容相同的信，经几个不同的渠道寄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毋庸置疑地和森林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

　　这些书信可以被认为是对利玛窦寂寞时光的最好证明，如果不是因为难耐的寂寞，这位同时兼任了医生和建筑工人的耶稣会士不可能留下这么多的文字，使我们能够穿越时光的阻隔，觉察到他的哀乐。

　　年轻的意大利人在油灯下写信，讲述他的无奈与寂寥。他需要与人交谈，即使他看不见对谈者的脸，写信，就是这样一种交谈方式。尽管茫茫的海洋延缓了谈话的周期，他的话，要过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才有反馈，但对方是存在的，他不是对着一片虚空在说话，这多少令他感到踏实。他的倾谈对象，是耶稣会的教士们，一些与他同样寂寞、贫穷而坚韧的人。在他看来，即使在意大利，也只有他们，能够听懂自己的语言。

　　在我看来，利玛窦更像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作为旧时代的遗民，他无法获得进入新时代的护照。当他义无反顾地决定为上帝献身的时候，上帝的光环已经黯然失色，他的“组织”，也不再拥有当年的权力。他不能得到荣誉，相反只能忍受苦寂。他离开意大利，离开宗教的圣地，前往遥远的东方。他认为上帝的希望正暗含在那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上。他把一切都交给了那条神秘莫测的道路，如同他当初果断地把自己交给上帝。他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现在，他试图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道路的一切，告诉故乡的人们。有意无意之间，这些信件透露了关于中国的消息。这些是一个亲历者从东方发出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报道。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从前曾经出没于各式各样的“海外传闻”中，而利玛窦这些耶稣会士，则带来了关于中国的“现场报道”：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特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

　　如果没有这些信件，除了少数教士，故乡的人们可能已经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而在中国，当时知道他的人也寥若晨星——尽管一个洋人在大明王朝长期居留是件不同寻常的事，但是，对于这个天国上朝来说，他的存在略近于不存在，即使他已

　　经开始传教，但他的影响力仍然微不足道。这是一些私人信件，它们表明了一个耶稣会士在东方的存在。但人们感兴趣的，并非利玛窦本人，而是他所讲述的那个国家。传教士们的来信，已经涉及了中华帝国的版图、物产、科技、制度、习俗、历史、宗教的方方面面，那些零散的纸片也因此汇聚成一部关于中华帝国的百科全书。在西方视野中，有关中国的信息逐渐凝聚成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形象、一种真切的观念力量、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个尺度、一种视角、一个无法超越的“他者”。

　　到一五五○年，欧洲了解中国的渠道还少得可怜，只有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等提供的少数版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内部传达，呈现出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东方世界。耶稣会士的书简，则动员了诸多更加权威的舌头，使欧洲的中国形象在亲历者的众说纷纭中变得日益清晰。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几乎在欧洲所有中等以上城市，都可以见到结集出版的耶稣会士的东方书简。中国书简已经开始以“新闻简报”的形式，在欧洲所有县团级以上的地区广为传播，在它们的吸引下，无数耳朵蠢蠢欲动。人文主义者们——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些信息的声援下，完成了关于中国的科学性的总结著作。一五八三年，几乎与利玛窦抵达肇庆，着手修建第一座教堂的同时，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门多萨开始编写他历史性的庞大著作《大中华帝国志》，学者公认，这部著作“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问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有人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包括大地测绘、田野调查等，目的是为后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提供情报准备，也就是说，传教士的进入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他们是带着谍报使命进入中国的。我对当时的西方人是否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深表怀疑。学者认为，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近代早期，他们正忙于从教会的压迫下进行自我解救，而征服东方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于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西方人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法国思想家蒙田一五八一年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一本中国书；印的是奇怪的字，书页材料比我们的纸要轻得多，更透明，而且，因为纸不能经受墨汁，只有用一面印字，书页是双的，外沿边叠起，连在一起；他们认为那是用某种树皮制成的”。蒙田用一连串复杂的法语描述的，正是在中国司空见惯的线装书。此后，蒙田在一篇名为《谈马车》的随笔中谈到中国时，语气中依然充满惊奇与惶惑：

　　即使我们知道的历史记载都是真的，其数量与未被知晓的事相比，真是微乎其微。而有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面貌，我们——包括求知欲最旺的人——的认识又是多么贫乏和简单!且不说那些经造化之手变成千古传颂或儆戒的个人事件，就连那些伟大文明和伟大民族的情况。我们未能知道的也比我们知道的多百倍!我们对自己发明的大炮和印刷叹为奇迹，殊不知，其他民族，远在世界另一边的中国一千年前便已使用。倘若我们看到的与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一样多，那么，可以相信，我们会发现层出不穷、变化万千的事物。

　　一五八八年，明万历十六年，英国的海盗舰队历史性地打败了由一百三十二艘巨舰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双方制海权此长彼消。这一年，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罗明坚返回欧洲，对中国的回忆与怀念伴随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故乡的田园中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时光。与此同时，隐居在法国波尔多郊外城堡中的大思想家蒙田，默默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随笔集》。

　　那些搅乱了整个欧洲的思想秩序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如今已经在图书馆里沉睡多年，人们对它们的存在早已漠不关心。耶稣会士如同历史中的邮递员，在完成一次次递送任务之后销声匿迹。与强大的白纸黑字相比，邮递员的渺小不言自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长相、表情和身世。他们是作为文字的衍生物存在的，是信件的辅助器官，协助那些体质单薄的纸页，完成信息的传递。所有的耶稣会士，都如历史中牺牲者一样，悲壮而又无奈地消失了。但思想并没有因他们身体的退席而停止旅行，在他们身后，他们书信中的文字仍在坚持不懈地奔跑，寻找着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在版本不同的快意恩仇中生存和死亡。它们强大的遗传基因使得无数思想的胎儿茁壮成长，演变成语词、书籍和精神的华丽家族，把整个欧洲托在了它们的掌心。

　　欧洲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中首先看到了中国。中国，于是以一个强大的“他者”形象，令整个西方世界自惭形秽。耶稣会士们似乎没有想到，他们的“东方来信”，将他们所信奉的《圣经》置于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使欧洲人逐渐相信，在上帝创世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无论是盘古开天，还是大禹治水，都远远早于上帝创世和诺亚方舟。一七二一年，孟德斯鸠在著名的《波斯人信札》中，直言不讳地质疑《圣经》的历史观，表示“很难理解上帝为何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无所事事，而要经过那么久的等待，直到距今相当短的一个时期以前才创造了万物”。伏尔泰甚至觉得，以色列写下的那部天主教自愿视为其信仰基础的书是有罪的、无耻的。《圣经》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人部落为自己撰写的，所涉及的只是他们所了解的中东的一个小角落，结果却被认为包含了全世界的历史起源。

　　一个简单的事实不可回避地呈现出来：中国人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创造了伟大的世俗文明，这表明上帝的存在无足轻重。对于一向自命不凡的西方人而言，这一常识对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作为对于这种刺激的反应，他们对教会的仇恨更加势不可当。于是，耶稣会士制造的舆论，刚好被启蒙主义者加工成刺向教会胸膛的利刃。在“中国形象”的声援下，他们开始了打倒教会的事业。于是，“东方书简”产生了预想不到的结果：它们正在取消教会和传教士们存在的理由，他们的艰辛、忍耐和牺牲，非但没有扩大教会的影响，感化自己的同胞，反而全部成为自己日后的罪证，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杀行为。利玛窦这批上帝的信徒，恰到好处地击中了上帝的要害，在失去了上帝的庇护之后，他也注定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地图

　　在利玛窦看来，他的许多信件都石沉大海了。他像一个断线的风筝一样孤苦无援，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飘荡。除了偶尔从耶稣会得到一些指令，他与他的国家几乎断绝了所有联系，如果没有中国人以异样的目光提醒他，连他自己，都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白人。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他一再遭到驱逐，如同一个多余的渣滓，不断被手疾眼快的人们拣选出来。他在肇庆一败涂地，最终落荒而逃，尔后在广东游荡——韶州、南雄，又辗转南昌、南京，他已记不起来，在南京，他遭到第几次驱逐。在逃离南京的途中，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陌生的行人在质

　　问他：“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

　　利玛窦自从进入中国，从来没有透露过他的计划，所以，他回答道：“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

　　那入回答他：“我不是魔鬼，我是上帝。”

　　利玛窦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梦见自己跪倒在上帝的脚下，含着眼泪说：

　　“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一臂之力?”说完，他趴在地上，泣不成声。

　　主回答他：“我将要在两座皇城向你启祥。”

　　上帝的回答，与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字数完全一样。利玛窦梦见自己进了皇城，自由而安全，被那座圣洁而荒淫的东方都城所接纳。他醒来的时候，眼泪早已在梦中就汇合成一脉细致的水流，决堤而出，正顺着他瘦削的面颊，蜿蜒而下。

　　利玛窦在自己的书简里记录了这个梦。他把这个梦讲述给自己的同伴，使这个梦在暗夜的深黑里具有了某种光源的性质。他必须坚持自己的信仰，除了做到这一点，在这片繁忙的国土上，他无事可做。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梦的预言性质。此后几年，当他从北京无功而返时，他在大明王朝的另一首都南京获得了成功，他进入的南京，与他所梦见的一模一样。继而，他得进入北京的宫殿，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传教团。但那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此时，他必须想好怎样应付眼前的困局。

　　多少个世纪以来，上帝表现了不止用一种方法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垂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口味的，他们缓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凭借知识的作料增添味道。

　　万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就在肇庆的那次危机化解之后，知府王泮来拜访利玛窦，他被墙上一幅带有椭圆框的世界地图迷住了。这是这位知府第一次看见“世界”的形象。这个“世界”。自然与他心目中的“世界”大相径庭。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就是“天下”，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几片不毛之地，或者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岛，眼下的“世界”，则要丰富和广阔得多，而中国，也并不碰巧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上。这表明他对于“世界”的认识必须重新开始。也许，把王泮当做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更加妥当——他要求利玛窦再为他绘制一幅，加上中国注释。历史的惊人巧合出现了——就在这一年，葡萄牙人巴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为欧洲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欧洲的第一幅中国地图正式出版。与中国地图在欧洲的声名显赫相比，世界地图在中国的履历则平凡得多，以至于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皇帝还搞不清楚，那个英吉利王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利玛窦神甫是以一种对中国人来说十分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中国学术界的，以充分的和逻辑的推理，证明了它的新颖与条理性。在利玛窦看来，在经历了无数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才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从前，他们坚信一个古老的信条，即“天圆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而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一直到利玛窦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月食是由于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间而发生的。他们对月食的荒谬解释对于他们的心灵，比对于月亮本身，更增加了黑暗。中国的一些哲人说，月亮同太阳面对面时，由于月亮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它的光辉。还有人说太阳里面有一个空洞，月亮走到那个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当他们知道太阳比整个地球大时，感到无比惊奇；但有些人却倾向于相信，因为在他们古代的数学书籍中记述说，他们曾用某种仪器测量过太阳，发现太阳有一千多英里宽。他们听说有些星球，人眼看来是那么小，却比整个地球还要大，感到这是个悖论。他们从来不知道，事实上也从未听说过，天空是由坚固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并不是在无目的地游荡，有十层天轨，一层包着一层，由相反的力量推行运行。他们原始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高低变化不同，而且除了赤道以外，昼夜长短也变化不同。

　　直到利玛窦神甫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纸地图上；他们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度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利玛窦曾看见在中国人的天文仪器上标明了许多天体轨道，但他从未看到他们把这些转绘到地球表面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个星盘加上图版就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也看不出地球是一个圆球，或者是一个悬在空中的球体。他们没有关于两极的知识，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移动的，从这里面他们就可能知道许多有关行星运动的知识。他们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晷，他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数的其他事情都是可能的。

　　最使他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看到利玛窦记为二十四度的黄道带合适地刻画在一个日晷上，以至表影与中国字说明的白昼指示线没有丝毫不合。他们感到惊奇的是，只用象限仪就能够测出一个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深度，或者一条路的长度；算数能够采用笔算，而无须借助算盘，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稀奇的。

　　在利玛窦看来，所有这些似乎不可置信的事情都向他们当中最顽固的人作了试验和证明。当一种事实被清楚地证实之后，其余的也就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了——其中也包括上帝的存在。

　　从现在的眼光看，利玛窦如同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在执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使命一传布宗教和传播现代科学。十六世纪以后来华的传教士，如毕方济、卜弥格、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刘松龄、徐日升、沙如玉、杨自新、郎世宁等，大都兼具科学家、机械师和设计师的身份。一六八五年初，法王路易十四甚至向中国任命了六名“国王数学家”派往中国，他们是：洪若翰、刘应、白晋、李明、张诚、夏塔尔，并亲自签准从国库中拨款九千二百镑给他们作为年俸。清代康雍乾三朝，中国政府的天文部门钦天监的领导岗位几乎全部被传教士垄断。对于这些耶稣会士而言，在中国似乎找不出比钦天监更适合他们的岗位了。这里有助于他们利用自身的天文学造诣对朝廷施加影响，又能接近皇帝，从而保证教务的顺利进行。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于是应运而生——就在欧洲教会迫害伽利略的那些年代，伽利略的望远镜正在中国为汤若望——伽利略的罗马学院同学——赢得传教的机会。这使我们打量教会的目光变得更为复杂。在我们的印象里，科学与理性，是启蒙主义者的专利，是他们刺向蒙昧时代的利刃，而作为愚昧与迷信的化身，教会业已成为伤痕累累的标靶，已有的史书众口一词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令我们

　　意外的是，科学与理性，竟同时成为这群上帝信仰者的护身符。火刑柱已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科学披上了僧袍，天文学的巨大发展也并没有驱逐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即使今天，在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的进逼面前，上帝也丝毫没有退却之意，相反，它聚集了更庞大的信徒群体——据统计，当今世界拥有数以十亿计的基督徒，无数人把《圣经》这部形成于两千年前的古老典籍当做自己现时的人生指南。从某种意义上，科技绝佳地满足了人们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和热爱堕落的天性，然而，如果我们把科学视为至高无上，必须依靠一个假设：人类以及人类生活仅仅是一个物质世界，而灵魂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物，倘非如此，上帝的教诲便不会过期作废。科学可以用漂亮的勾拳，把宗教暂时击成脑震荡，但它不能消灭宗教。它们本质上并非敌人，只是分工有异，各司其职而已。物质的欲望越是强悍，人们就越是期望获得一种超越这种欲望的力量，通过牺牲短暂的肉欲来追求灵的圣洁与永生。

　　为什么近代科学派生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而不是在怀疑上帝的中国?这表明，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诡异的勾连。即使爱因斯坦，也毫不掩饰对上帝的敬意。这表明了西方文化通过异质文化验证和调适自己的卓越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基督教文明与科学文明之间。尽管人文主义者发现了上帝的限度，但他们并没有剥夺上帝的生存权利。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能够从悲剧中获得滋养的文明。血腥虐杀既违背上帝的意志也有悖科学的精神。它们能够从血泊中得到警示，通过对方来对自身进行重新阐释和印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论遭到拒绝，至少在这一点上，科学与宗教达成了一致。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客观的，而宗教是主观的，但美国著名宗教学家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既不像人们假想的那样客观，宗教也不像人们假想的那样主观。两个领域侧重点固然有不同，但这些区别不是绝对的。”耐人寻味的是。在最早的科学促进机构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中，有十分之七的人是清教徒，其中许多人是神职人员。二者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建设性的关系，甚至，它们之间存在着互证的可能。如果我们想避免无穷追溯世界源头的话，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第一因。把天文学和高能物理学的证据汇集在一起，人们就能重构出一种可信的宇宙历史，来阐明从大爆炸之后三分钟时间开始的那些事件。同样，哥白尼应该为此感到安慰，即：他的天文学说在十七世纪已被基督教普遍接受，对《圣经》中似乎和科学证据相冲突的章句作隐喻性的解释，在大多数天主教的教派里都得到认可。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提出：“天文学的证明证明了《圣经》关于世界起源的观点。”他不无幽默地说：

　　“迄今为止，科学似乎永远无法揭开蒙在创世奥秘上的帷幕。因为科学家以对理性力量的信仰为生，所以这个故事的终结就像一个噩梦。他翻过了重重无知的山峦，将要征服最高的顶峰。当他自己攀上最后一块岩石时，迎接他的却是一群神学家，他们在那里已经坐等了几个世纪。”

　　中国的皇帝和官僚部分笑纳了利玛窦的好意，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对此不屑一顾。尽管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地球仪令他们惊奇不已，但它们并没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西方巨变的波幅，在漫长的传导中被削弱为零，中国人对此，既毫无反应也漠不关心——中国人的悲剧是残酷的。他们丝毫没有与世界核准时间的意图，也不准备根据经纬线调整自己的坐标。那些纵横交织的经纬线，并没有像利玛窦期望的那样，变成使不同的大陆肌体相连的血管神经。中国皇帝固然注重发挥人才优势，充分挖掘耶稣会士的科学潜能，但他的全部志向，仅仅是聘请他们组织和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大地测绘，编制《大明混一图》或者《皇舆全览图》这样的国家地图，他的国土，是他视力所及的最大范围，他的高瞻远瞩在超越这一范围之后就变得力不从心。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漠不关心，这显然源于农耕文明培育出的狭隘意识。中国皇帝无论怎样高贵，都无法修改他的农民身份，欣赏自己的财产，被他看做人生的最大享受。康熙皇帝任命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巴多明等测绘、编制《皇舆全览图》，缘于他统治版图的不断扩张，不仅超出了他目力所及，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而国家地图，刚好是对他势力范围的视觉化呈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图标明了皇帝对大好河山的全部所有权和使用权。它不仅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同时，它也是作为纪念碑存在的，在它的上面，书写着皇帝的宏大志向和丰功伟业。中国皇帝曾被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定义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并非言过其实，皇帝是最高级别的地主，他的全部焦虑和幸福，都来源于他的财产。康熙五十年，《皇舆全览图》大功告成，康熙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大地以一幅气势恢弘的图画来回应皇帝的野心。这幅地图给皇帝带来的快感，也是这块国土所能提供的最高快感。

　　身兼技术知识分子的传教士们，只有在皇帝圈定的范围内，才能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此外，他们百无一用。西方科技仪器，在宫廷政治的庞大机器中担负着零部件的职责，沦为为皇权政治效力的“御用科学”，这无疑是科学史上奇特的一页。对此，本文将在第六章继续阐明。总之，无论中国的学术传统、思维方式、心理定式，还是现实政治，既不需要基督教，也对他们推荐而来的科学兴味索然。

　　大清官员杨光先曾经写过一篇《不得已》，对曾受顺治皇帝恩宠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发出如下质问：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趴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之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宇宙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

　　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提出的“十万个为什么”，因为他的所有质问都是具体和实在的，因而它们理直气壮，这篇文章无疑会好评如潮。如果这些质问发生在欧洲，那么，杨光先极有可能赢得与伏尔泰相同的名声，但它不幸发生在中国，它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防范意识，尽管中国的“国门”已经小心翼翼地向外国人敞开，但中国人心理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封闭着，以一丝不苟的态度，维护着亚细亚思维方式的纯洁性，拒绝着任何来路不明的事物混迹其中。文明意味着限定性。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为不同的文明系统提供了新的检验尺度，使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可能通过其他文化来检验自身。西方

　　人对此心领神会，他们在中国历史的启迪之下创造自己的新历史，或者说，西方的新历史，是“借腹怀胎”的结果，它的成长，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文化的胎教；反过来，传统的强大却使中国人染上了文化自闭症，对体系之外的一切事物有着强烈的排异反应，而文化误读，当然是这种反应的直接症状。杨光先通过这篇《不得已》向西方传教士严肃地申明，中国人民不是好糊弄的，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并将与所有的异端邪说斗争到底。

　　但是，在这些顽固的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这个人，就是利玛窦的私人朋友——李贽。在成群结队的聋子中间，李贽是绝无仅有的倾听者，他听懂了利玛窦述说的每一个字符。他早就对中国居“四海之内”世界中央的说法提出过质疑，所以，当他在万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从利玛窦口中第一次听说“天体若鸡子(即鸡蛋)，天为清，地为黄，四方上下皆有世界”时，大有找到了同志的感觉。三年后，这位中国第一思想犯，昏昏沉沉地躺在门板上，由御林军押解，悄无声息地返回京城。未久，他在狱中从侍卫手中夺过剃刀，一把插在自己的脖子上。

　　钟表

　　如果我们打量十六世纪末的大明王朝，我们会发现，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正处在它的拐点上，整部中国历史，也同样处在它的拐点上。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无意识间闯入这个历史拐点。出现在这个拐点上的中国皇帝，是臭名昭著的万历皇帝。利玛窦在肇庆传教的一五八七年，刚巧是著名的万历十五年。

　　这个平常的年份，因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先生的一本史学名著而广为人知。根据黄先生的叙述，“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难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令人难以置信，万历曾经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皇帝，他十岁登基，在老臣张居正的辅佐下，政治经济双管齐下，一手整顿吏政，一手推行“一条鞭法”，使大明王朝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更重要的是，面对来自边疆的军事压力，这位少年天子果敢决策，一举平定了来自宁夏的蒙古鞑靼部和来自四川的土皇帝杨应龙的叛乱，力保西北和西南版图，并且，击溃了日本丰臣秀吉政府对朝鲜的入侵，取得了抗日援朝战争的胜利。内政外交、文治武功，万历未在任何一门功课上输给前任皇帝。似乎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对他构成挑战了，从此，他躲进深宫，关闭了通往朝廷的大门，留下一个荒芜的政权，数十年无人打理。

　　鞠躬尽瘁的张居正，已于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就是利玛窦第一次进入中国那一年，不幸逝世。两年后，万历帝命人抄没了张家。除了皇帝，没有人知道张居正犯了什么罪——他死那年，皇帝还赐他文忠公的谥号，赠上柱国衔，张居正，也算是死得光荣吧。张居正堪称万历的恩师，皇帝是在张居正的护佑下成长起来的，只有推翻这个偶像，把他批倒批臭，长大成人的皇帝，才能建立自己的功业——这是皇帝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秘密。

　　张居正为官耿直，一生得罪官僚无数，其中有一位，叫丘橓。隆庆年间罢官赋闲，万历年间，因张居正压制，而始终不得复出。这一次，万历任人唯贤，以伯乐的身份，将抄没张家的历史重任托付给他，丘樨果然不辱使命，以血腥手段对张居正家族进行残酷镇压，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因交不出丘橓收缴的所谓“赃款”，又抵不过丘橓的酷刑，自缢而死。死前留下一份遗书日：“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们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入如此酷烈……”

　　没有人同情张居正，相反，张居正家族在血泊中陈列的尸体，为冷寂已久的朝廷增添了一道好景致。张居正死有余辜，他曾经获得的胜利是渺小的，经不起流言飞语和秋后算账，因为他不是与某一个官员作对，因为每一个官员都与更多的官员相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一个孤立的官员在王朝的生态系统中不可能生存下去。张居正忽略了这一点，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与庞大的文官体系，与整个朝廷作对，这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面对朝廷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潜规则”，他发动了重振道德的运动，如黄仁宇所说，“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何况，皇帝自己也绝不是什么道德完人，相反，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朝廷提供的绝对腐败的升级版——一种无可救药的体制性腐败。他敛财、好色，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三月，曾经一天娶了“九嫔”。他同时还是一位资深同性恋者，在宫中养了许多男宠。皇帝以实际行动瓦解了张居正的所有努力，使朝廷窝藏的所有丑行获得了来自最高领袖的精神支持。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效忠那个被龙袍包裹着的行尸走肉，那无疑是愚蠢的，所有的牺牲都毫无价值，不仅会断送前程乃至性命，而且，他们也得不到他们期望中的英名，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牺牲的人，则不可能再具有书写历史的特异功能。他们生前所唾弃的所有恶名，待他们死后都将无一浪费地安在他们身上。道德理想主义者最终将成为自己的敌人，他们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屠杀了自己。

　　对张家的抄没大快人心。显然，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了。在扫除张居正的影响方面，以贪腐为己任的朝廷百官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因张居正的雷厉风行而丧失已久的安全感，已悄然回归，被撕破的关系网在顽强地修补，行贿者与受贿者、后台老板与前台走卒、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又得以恢复，贪污腐败如怪兽般复活，成为时间中的最后胜者。对此，张居正再也无能为力。

　　大明王朝再也不可能找出一个像张居正那样敬业的内阁首辅了。

　　此时的大明王朝如同任何一个所谓的“盛世”一样，呈现出浪漫主义的亮丽造型和现实主义的一地鸡毛。黄仁宇在书中以“世间已无张居正”这个标题来形容他的伤感。他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万历帝的面庞。他的面庞被画在绣像上，四百年没有变化。一九五八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主持下，定陵内万历的棺椁被打开，尸骨复原后得出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一米六四。显然，明神宗朱翊钧并不具有与他的地位相称的身躯。而且，来路不同的历史资料也一再向我们透露了他身体的秘密：他体弱而多病。一五八六年，即万历十四年，万历帝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对皇帝的身体做出如下诊断：

　　“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这一诊断已经露骨地挑明了皇帝的身体与床笫之欢的直接联系。那一年，万历帝只有二十四岁。四年后，万历在评价自己的身体时承认：“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皇帝的病例与国家的实际状况呼应得那么严丝合缝。

　　成吉思汗的东征，打通了欧亚大陆桥；明成祖朱棣派遣的郑和船队，又从海上沟通了东西方交通。元明两季，分别以战争与和平的方式，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书写了各自朝代的不朽神话。把中国人视为全球化的先导者，应当不算自夸。战马和海船，都是宫殿的延伸，它们包含着皇帝对于空间的蔑视。但是，刚刚向世界打开的宫门，又被万历帝武断地关上。他的内心版图，一天天变小——由天下、朝廷、后宫，最终萎缩成一具躲在帏幄中的瘦小身体。除了被窝里的快乐，只有炼丹能令他振作起精神。他欣赏着自己的微缩景观，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已与他无关。他已经放弃了对于空间的所有兴趣，而专注于对时间的控制中。或许，在他看来，成为空间的主宰者，对于帝王来说易如反掌，这是已经被他的祖先们一再证明的事实，但无论多么伟大的君王都要接受时间的裁决。对此，他心有不甘。他拼命地炼丹，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那是一股黑色的隐秘激情，调动了他身体中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能量，青红的炉火映照出皇帝焦虑的面孔。如同对春药的热衷，他无可挽回地陷入悖论一闪烁的金丹，包含着对延时的许诺，但它是建立在预支时间的基础上，它通过对时间的预支来满足人们对时间的期待，而透支者，不仅要偿还他们的本金，还要付出利息，使时间的存款日益减少。可以说，金丹的事业是一场骗局，对时间的贪婪使这位皇帝输掉了自己半生的时间。

　　混世魔王万历，有一天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份奏疏，问：“那座钟在哪里?”当值太监不明就里，不知怎样回答。万历又说：“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

　　那应该是一座无比精致的自鸣钟。利玛窦曾经费尽心机地想把它进献到皇帝的手中，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使命。他的礼品，一旦进入了中国的官场程序，就会去向不明。它们会完全脱离利玛窦预想的线路，去投奔新的主人。那些人对于利玛窦来说可能闻所未闻，但他们不仅存在，而且把守着利玛窦前往皇宫的道路上的各个重要据点，是利玛窦前往北京的道路上必经的关卡。他们在暗处，不动声色，却随时可以腰斩利玛窦的事业。甚至那些宫廷太监，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向这位洋人展示他们欲望的深度。利玛窦必须随时用那些精湛的西洋礼品喂饱他们的占有欲，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无妄之灾。

　　这是一次充满阻力的奔跑，尽管他使出浑身力气，但他已觉得筋疲力尽，可能永远无法接近他的目标。而且，离目标越近，他的危险可能越大——在官僚聚集的京城，他遭遇各种不测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评价，太监马堂注定在利玛窦的事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堂，这个张居正时代的漏网之鱼，如今在皇帝身边已经格外活跃。利玛窦一行乘船抵达临清港的时候，船上有人向马堂出卖情报，说船上有外国人要向皇帝进献礼物。这一情报引起马堂的极大兴趣，因为他此次出京，名义上是收税，实际上就是搜刮民财，而利玛窦的到来，可谓送货上门。对于帝国里的大臣和太监，贪污不仅是他们的主要日常工作，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的生理需求。没有外财的生活是多么的乏味。他们的敛财技术不仅无师自通，而且大都炉火纯青。在大批珍贵西洋礼物的吸引下，马堂很快来到利玛窦乘坐的船上，亲自查验这批礼物。那些来自遥远欧洲的礼物没有让马堂失望，他说，这批贡物与中国皇帝的威严十分相配，他要求把所有礼物搬到他的船上去，他会向皇帝禀奏此事，但利玛窦蓦然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极为可疑的环境中，他预感到它们危在旦夕，因而迅速思考着对策。

　　马堂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除了一份礼品清单，马堂没有从洋教士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日子就这样在彬彬有礼的僵持中消耗着。终于有一天，马堂失去了耐心。在天津，利玛窦和他的全部货物突然被当地官员扣押。他们强迫教士们把全部辎重搬进一座庙里，然后派士兵把人和物全部看管起来。利玛窦问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是按马堂的指令行事。此时，马堂的奏折可能已经递到万历手中，但万历的炼丹事业正如日中天，没有一件事能比这件事更加重要。这份奏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隐于那堆积如山的奏折中。这无疑将西洋人的礼物置于空前危险的境地。它们可能全部沦为官场运作的润滑剂，而皇帝将对此一无所知。那时已经临近冬天，河水快结冰了。马堂在一个西北风呼啸的黄昏出现在利玛窦面前，脸上带着阴骘的笑容。他指责利玛窦的清单有所隐瞒，没有如实透露他的礼物，要求当场查验。士卒们就在利玛窦无效的阻拦中，把所有辎重搬到院子里，翻箱倒柜的声音在冬日干燥的空气中显得焦灼和杂乱。那些精致的礼品在士卒们粗暴的动作中被撞得叮当作响，有的还被士卒们不耐烦地掼在地上。于是，耶稣会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的礼物，就在皇帝仆人的手中，在刺耳的尖叫中，纷纷化为碎片。

　　马堂没有找到被利玛窦“隐瞒”的东西，他很愤怒——我们可以猜测他愤怒的原因：可能是一种表演，也可能因为利玛窦把所有的礼物都如实写在清单上，没有预留“手续费”。他恼怒的目光最终停留在那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上。耶稣血肉模糊的形象令他一惊。这尊耶稣像最终给了他发火的借口。

　　“谁都看得出来，”他说，“制造这东西就是专门要用害人的巫术使人中邪，你们带着这个魔物，就是要用妖术谋害皇帝。”

　　利玛窦说：“依照基督教的信仰，十字架上的形象是最神圣的人的肖像。基督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选择了那种可怕的死法。为了纪念他，基督徒们用油画和雕塑把他死去时的样子表现出来。”

　　与马堂同来的兵部官员说：“用这么悲惨的死法来纪念一个人，这成何体统!”

　　马堂决定抄走部分物品。其中包括两个乌木匣子，一个是十字架形状，另一个的样子像一本书。他还抄走一只教士们用来做弥撒的银质圣餐杯。马堂粗短的手指紧紧抓住圣餐杯，这令利玛窦十分气愤，他右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说：

　　“那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在基督徒的心里，那是最神圣的器物，除了经过特别的仪式就任圣职、可以献祭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摸它。”

　　太监听了这句话，把圣杯举起来，在手里转了转，说：“没有人可以摸它?我现在不是在摸吗?你能怎么样?”

　　利玛窦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污辱，他的眼泪即将喷礴而出。他从怀里抓出一个钱袋，向马堂扔去，钱袋划过一个短暂的弧线后，在马堂脚边安然降落。利玛窦说：

　　“请吧，杯子有多重，你就拿多少金子，或者，你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吧，可是得把圣餐杯还给我。”

　　利玛窦和马堂相互逼视着，空气立刻凝固了。

　　一只苍蝇飞到他们视线的中间，像被什么击中，猝然坠地。

　　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最先动摇的，是那个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兵部官员。他看了看马堂，说：“你看，他看重那只杯子，不是因为它的价值，而是因为他把它看成圣物。他向你出双倍的价钱索回它，我劝你还是还给他吧。”

　　太监想了想，就把圣餐杯还给了利玛窦，事实证明这并非一件难事。仿佛为了补偿自己，他命人把较大件的礼品和他拣选出的物品集中起来，共约四十件，包括一件飘垂的长袍、一些印度棉布、几只玻璃瓶、日晷、沙漏等等，吩咐士卒们运到他家里。他格外慷慨，把那座较大的钟，以及圣母雕像都留给了教士们。那座钟，才可能最终到达皇帝的手里。

　　皇帝竟然在某一天突然想起了那份奏折，并且对利玛窦的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前往皇宫的大门突然敞开了。当值太监回禀：

　　“万岁爷若不赐下马堂进京的奏折，夷人怎敢擅自进京?”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颇为神秘。但无论如何，它给利玛窦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机。万历皇帝终于从那摞闲置已久的奏折中找到那个留中未发的奏折，批道：

　　天津税监马堂奏远夷利玛窦所贡方物暨随身行李，译审已明，封记题知，上令方物解进，利玛窦伴送入京，仍下部译审。

　　此时的帝国已经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巨大身体，它看上去像个强人，但时间正一点点将它摧垮，它的所有皱褶，正日益成为各种细菌的寄生之所，各种病灶，在不被察觉中潜滋暗长。对于官吏太监们的贪婪，皇帝心照不宣，却从来不加约束，因为他首先无法给自己的贪婪提供合理的解释。在一个放浪形骸的皇帝手中建造一个道德王国，那绝对是痴人说梦。在他看来，即使依靠本能，帝国依然能够正常运转，即使它在更多时候都在无效地空转。但此刻，被官吏太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教士们，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来自帝国内部的所有障碍，都在一瞬间消失了，埋伏在暗处的重重机关，此时都已失效。马堂似乎更希望他的奏折被皇帝所忽视，这样，他不仅可能从利玛窦身上捞取更多的好处，直至全部贪污他的贡品，而且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但那封奏折还是突出重围，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与众不同。除了渔色和炼丹，万历实在找不出其他的事可干了。现在，他想看看西洋钟到底是什么模样。

　　或许，皇帝对待那份奏折的态度，取决于他对时间的态度。是西洋钟，唤起了他对时间的敏感。时间总是悄无声息地流逝，不疼不痒地征服着我们的身体，控制每个人的来龙去脉，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它的手心。这是一种如影随形的专制，比大明帝国的锦衣卫制度更加深入骨髓。但它却从不给我们任何提示，不仅让我们忽略它的存在，甚至产生时间无穷无尽的错觉——春去冬来，月落日升，那些消失的时间，似乎都会重新出现。时间以这种方式麻痹我们，使我们在昏蒙之中一败涂地。

　　钟表的意义在于为无形的时间提供了有形的刻度，使时间变得可以计量——如同那些有重量的事物一样。中国人当然早已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计量时间，如更鼓、铜壶滴漏、日晷，但它们都有各自的限度，比如日晷，在夜晚就无法报告时间。钟表就不同了，它不仅方便，而且准确——它已经把时间划分到分秒这样细小的单位，使每一个瞬间，都能找到它对应的数值。它把无形的时间视觉化、数字化，更何况，钟表自身就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对于像万历这样一位对时间高度敏感的人而言，一部好的时间测量器是重要的。时间对于以下几种人至关重要：一、运动员；二、战场上的士兵；三、怕死的人。万历无疑属于最后一种。他拥有无尽的财富，像他自己宣称的：“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但他的时间存货实在有限，自从他登基那天起，就进入了死亡倒计时——只有当一个人获得了无限的权利，才会意识到死亡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将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它将剥夺他的所有荣耀，将他的所有财富化为乌有。

　　据此，万历对先帝们的事业不屑一顾，也无意向洋教士打探地球另一端的消息。只有一个奇迹等待着他——超越死亡和时间。火炉里闪烁的金丹是他最后的武器，他要用钟表——这时间的载体，见证自己的奇迹。

　　宫殿

　　宫殿以昏沉的金黄色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那座眩晕的宫殿是他们全部里程的真正终点，所有颠簸的道路都指向这座宫殿，他们的全部远大理想，都维系在这座宫殿上。如同先前的梦中所预示的，他们如愿以偿。他们对宫殿的权威毫不怀疑。这座宫殿所发出的强大声音，他们远在万里之遥就可以听见。所以，他们以无比卑微的姿态，小心翼翼地走进这座灿烂之城。这一天是公元一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世纪的光芒没能稀释大陆上的梦魇。这一年，苏州发生民变，杀织造太监六人；吏部尚书李戴以京畿、山东、河南、山西大旱，民不聊生，亟言矿税之害。此前一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倡导下，吸取东方财富的榨汁机——东印度公司刚刚成立，源源不断的东方财富使日不落帝国的欲望与体重同步增长，三百年后，即一九○○年，脑满肠肥的西方人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进入这座宫殿——粗鲁、无礼、傲慢，他们对从前的苦行僧角色充满不屑，而是像所有的强盗一样，把罪恶当做资本加以炫耀。耐人寻味的是，利玛窦进京的一六○一年，与中国签订最大一单卖国合同的一九○一年，有着相同的年号——辛丑。

　　在这两次进入之间，存在一种多么奇妙的因果转换。但在当时，无论是西洋人，还是中国皇帝，对此都不可能有先知先觉。他们对这次朝见给予了符合他们各自身份的诠释。利玛窦希望他的传教事业得到中国皇帝的帮助，而作为时间爱好者的中国皇帝则对他带来的钟表器械情有独钟。

　　万历把他对时间的占有欲转嫁到钟表上。如果没有那些西洋钟表，万历似乎永远不会有召见耶稣会士的热情。所以，在万历眼里，那些传教士的作用，与钟表搬运工异曲同工——他们把巨大的自鸣钟，从遥远的欧洲故乡带到中国。此外，万历对这些西洋人毫无兴趣。他宁肯让宫廷画师为神甫们画等身像，再通过画像打量他们，也懒得接见他们一次。所以，那些画像，不止一次地作为传教士们的替身，受到皇帝的接见；而神甫们自己，却不可能拥有超越朝廷百官的特权——朝臣们已经忘记了多久没有见过皇帝的面了，皇帝的面容，对于他们将日益陌生。

　　但是，那些巨型钟表在经历了长途劳顿之后，已经疲惫不堪，不再胜任准确报时的使命——它们既不守时，又不报点。朝廷上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令皇帝寝食难安。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维修这些钟表，成为当时皇宫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太监们把一个小钟摆在万历的案头，他们为小钟上了发条，小钟就开始像一个忠实的奴仆一样为皇帝效劳了。这大大缓解了皇帝的焦虑。万历对太监们进行了犒赏，那几名摆弄钟表的太监，在宫廷中的地位也日益显赫。

　　时常罢工的钟表，凸显了神甫们的价值。否则，他们将不被准许留在京城。钟表挽留了他们的脚步。出于维修钟表的需要，皇上钦准神甫们

　　可以一年进宫四次而无须要求批准，“从那时起，他们就可以进入皇宫，不是一年四次，而是可以经常随意进出了，还可以自由地带领此后来京的教友同去参观”。

　　探险者的价值，需要终点来认证。没有终点的认可，他们所有的艰辛都不值一提。历史从来不对半途而废者抱以同情的态度。然而，对于利玛窦而言，作为终点的宫殿是那么的神秘莫测，制造着强烈的迷宫效应——它在对他的不屈不挠进行嘉奖的同时，也对他的事业进行着彻底的瓦解。不知传教士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胜利同时也是他们的失败。就像雨水降落在沙漠，他们建起了规格不等的教堂，但与佛教的传播相比，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是值得嘲笑的，相反，倒是一批批的西洋传教士，前赴后继地被中国的宫殿所吸纳和改造，他们来自欧洲各地，以飞蛾扑火的热情投入宫殿，旋即变成宫殿的一部分，成为宫殿中各种名目的工作人员，成为技术官僚，成为庞大的官僚体系中不可替代，又无足轻重的一分子，他们离上帝的事业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中国宫殿具有一种超强的叙事功能，它以斩钉截铁的叙述手段，表达了亚细亚政治关于尊卑的主题，通过建筑本身的层次错落，完成了对等级秩序的设定，它巧妙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实现了对皇帝的圣化和对民众的矮化过程，即使像利玛窦这样的局外人，一旦进入宫殿，就会被吸纳到它的话语体制中，不知不觉中摆出一副顺从的姿态，遵从它的语法、节奏与发音。如果不考虑他的长相，他已如他给富利加蒂的信中所说的，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是中国式空间政治的重大胜利。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皇帝对自身的幻觉，为一百九十二年后的“中英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

　　宫殿如同一个巨大的自鸣钟，只要给它上足了发条，它就会自行运转起来。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只有在这一固定的体系内，才能相互找到生存的理由。或者说，每一个独立的存在，只有依附于宫殿，才有价值，它们的价值是从宫殿获得的。为此，它们必须对宫殿的存在心存感激，尽管宫殿无情地剥夺了它们的个体独立性。或许，这就是万历痴迷于自鸣钟的原因之一。在他眼里，自鸣钟与他的宫殿具有相同的属性，摆弄钟表，与驾驭宫殿没有太大的区别。精巧无比的自鸣钟，就是一座微缩的宫殿，置放在他的掌中，被他操纵和玩弄。出于“曲线救国”的考虑，这些传教士全盘接受了宫殿的规则，他们对于这个沉腐王朝来说堪称全新的知识体系，并没有震慑这个朝廷，宫殿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所有的异见都吞噬掉了，进而，他们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成为帝国政治的镶嵌，他们紧密团结在皇帝周围，为皇帝的秩序保驾护航。

　　尽管利玛窦一生未与中国皇帝谋面，但是，在利玛窦之后，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曾先后进入历局，参与历书的编订，其中，德国人汤若望在清顺治元年十一月正式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此后，比利时人南怀仁也出任钦天监监副。除编订天文历法外，传教士还参与了大地测绘、地图编修、建筑设计、武器制造，乃至外交谈判中，有人甚至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在中国的宫殿里出没，他们身穿中国的朝服，使用中国的公文，对中国政治驾轻就熟，他们的身体消隐于山呼万岁的百官中，用宫殿的语法，表达对中国皇帝的效忠。

　　没有迹象表明，利玛窦曾经在北京兴建过教堂。向高度挑战的教堂，在平面铺展的东方空间政治面前暂时失语。但是，利玛窦终于还是在北京建立了教区——万历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年)，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圣母玛丽亚兄弟会，他们或许希望，这种平面铺展的空间政治，比上帝来自天空的垂直牵引更有效力。从进入中国那一天开始，他就把对权力的借用，当做完成上帝使命的最重要手段。为此，他不得不采取行贿这类官场小伎俩来推进他的事业。他以丧失纯洁性来推进上帝的事业，这使他的工作陷入不可救药的悖论中。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所迷恋的基督教，也离正宗越来越远，逐步演变成为另一种宗教——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

　　为了更好地与宫殿的语法吻合，一六六二年，汤若望在天文观测报告中加入迷信内容，以增加“可信度”。他在报告中写道：“……(四月)初十壬戌，巳时候至午时，观见日生晕，围图赤黄色鲜明，良久渐散……谨按观象玩占，占……五谷不成，人饥，天下有兵色。”

　　汤若望没有想到，这一次弄巧成拙，大祸即将临头。不久，荣亲王的生母董鄂妃和顺治皇帝相继归天，全部责任都要由这位外国预言家来承担。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疏》，参劾汤若望“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三大罪状。终于，一纸判书飘然而至，血一样黏滞的字迹令汤若望大惊失色，他被处以这个国家最残酷的刑罚——凌迟。

　　墓地

　　几乎所有的耶稣会士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然而无比重要的事实：天主的权威，与中国的皇权，是不兼容的。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皇权不可置疑地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人的一切信仰，都可以归结为对于皇帝的信仰。在宫殿、龙袍、礼仪、文牍的包装下，皇帝被视为“圣人”，他的言论命令，皆被称为“圣旨”，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皇帝的一切意志，都必将成为全民的意志，成为他们生存或者赴死的理由——to be or not to be，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皇帝不仅以“天子”的身份替天行道，所谓“奉天承运”，即代替上天行使人间的权力，甚至皇帝自己，也被视为神的化身，接受全体人民的顶礼膜拜。准确地说，皇帝被渲染为人与神的混合体，具有人的肉身与神的法力，是神与人的混血儿。即使一个被美女和佞臣所簇拥的怪物，人们也要对他绝对服从。只有皇帝的大脑具有思考的资格，而成千上万的脑袋，则是为凛冽的砍刀准备的，随时准备着，只要它们的舌头无法与皇帝的大脑接轨，脑袋就会被皇帝毫不犹豫地收割。一切都是虚无的，只有皇位是真实的，拥有皇位，就等于拥有了一切，这是中国宫廷政治历来血腥惨烈的根本原因。获得皇权的可能性。对于每个人都是极其吝啬的，即使是皇帝的儿子，攫取皇位的概率也不容乐观，同时，它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往往需要支付成千上万颗血淋淋的人头，但是，在利益的刺激下，这些都不能使权力野心家们望而却步，相反，激发了他们飞蛾扑火的巨大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在皇帝的头上再加一个“天主”，这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无法容忍的，是对中国皇权政治的最大挑战。它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导，使居于权力至高点上的皇帝显得形迹可疑。在高耸入云的教堂面前，宫殿所营造的神圣气氛将荡然无存，后者对前者只能采取匍匐在地的仰视姿势，这对于宫殿而言，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不可接受的。耶稣会士们企图得到中国皇帝的保佑，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们在劫难逃。尽管利玛窦成功地把他们的受难英雄耶稣引荐给万历皇帝，这或许是中国皇帝第一

　　次认真打量耶稣受难十字架，据说“皇上展开天主像，凝视良久，恭恭敬敬地把它收入内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耶稣会士的成功。他们对于普及福音的梦想，正面对着中国政治伦理的致命性限定。

　　一六。六年，黄明沙神甫在广州被逮捕。在押解他去衙门的路上，中国民众聚集在路边，群情激昂地对他进行咒骂。神甫死得悲惨——他是在监狱里被渴死的。人们渴死他有着充分的理由——他们认为，这位番僧通妖术，能隐身水遁，哪怕只给他一点点水，他都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死的时候，感觉到有无数只爬虫在喉管里欢快地爬行。他的喉咙试图采取某种有效的措施，来摆脱它们，但他的喉管在经过长久的干渴之后早已僵化，甚至已经无法用力，他感觉那个部分已不属于自己，不再听从自己的调遣，甚至，在爬虫的策动下，已经成为自己的敌人。他企图用手援助自己的喉咙，双手紧紧卡住自己的脖颈，他知道了什么叫隔靴搔痒，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法解救内在的干渴，他拼命地吞咽唾液，但唾液也已经干涸，他的舌头在失去水的滋润以后，像一截木块一样干硬，搁在嘴里，十分碍事。于是，他把舌头放在两排牙齿之间，把全部的愤怒倾注在舌头上，用尽全身力气咬去。他想，血水喷溅在喉管里的感觉，一定妙不可言。

　　不久，人们在广州城外发现了他被弃置的尸体，粗重的手铐和脚镣，紧紧扣住他浮肿变形的肢体。他的十大罪状，以告示的形式，在城门上公布：

　　一、非法入境；

　　二、在澳门修建堡垒；

　　三、纠集倭寇，意欲进犯中国；

　　四、从事间谍活动；

　　五、身为魔法师，行妖作祟；

　　六、与日本同谋来往密切；

　　七、佛郎机与红毛夷匪首；

　　八、传教惑众，密谋造反；

　　九、私设讲堂；

　　十、曾被官方驱逐。

　　同样的事情在这块土地上固执地翻版，直到利玛窦弥留之际，都没有看到事态的好转。就在黄明沙神甫死去这年，范礼安神甫也在澳门去世，死前，他在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写道：“怀疑和不信任外国人，是中国人的不治之症。”

　　寒冷的华北冬夜里，利玛窦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三十年前离开的那座意大利小城。在他眼里，故乡，是一个一旦离开就无法回去的地方。那座宁寂的小城在他记忆里纹丝不动地保持着从前的样貌，但他已经老了，像一个风干了水分的苹果一样皱纹堆累，岁月不仅剥夺了他的青春而且剥夺了他的力量，年轻的时候，道路是无限的，而现在，道路如同烧熔的蜡烛一样所剩无几，它正日益呈现出末路的性质。记忆中的故乡如同漂浮在大海上无法回航的废弃大船，熙攘华丽，但只能逐渐下沉，直至无从寻觅。与他静止的记忆不同，他的故乡正处于历史性的动荡中，“通天塔”已经摇摇欲坠，他曾把幽深的教堂视为生命的子宫，但它不可能再成为他的墓穴。时间和空间，从两个维度上斩断了他的返回之路，这是他与马可·波罗的本质区别，他的生命业已成为一条单行线，他将在异国他乡，成为一名无人知晓的殉道者，而他的死，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他的祖国，都是微不足道的。

　　一六一○年五月十一日，利玛窦在重病七天之后，要求行临终涂油礼。他仿佛对自己的大限了如指掌。耶稣会在场的四位成员请他做最后父亲般的祝福，他分别单独和他们谈话，勉励他们继续实践宗教的德行，并说，这会儿的感觉是再好不过了。他对神甫们说：

　　“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把你们引向成功，但必须经过艰难险阻才能办到。”

　　又嘱咐说：“要对欧洲来的神甫始终给予关心和仁爱，不仅像你们平常的那种关心，而是要特别爱护他们，使他们从你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他们在国内时从教友相聚中所得到的那种安慰。”

　　临近黄昏时，他坐在床上，慢慢闭上眼睛。夕阳的余晖涂抹在他的脸上，把他变成一幅油画，那种在宗教绘画里常见的侧光，使他瘦削的面孔轮廓清晰。他的表情就在这幅油画里逐渐定格，定格，不再醒来。

　　一个月以后，万历帝批准了庞迪我的请求，将平则门外二里沟一所杨姓太监私人建造的寺庙赐作利玛窦墓地，计基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没有人比神甫们更加清贫，他们买不起棺木，两天后，他们才在利玛窦的最后一名皈依者李之藻的帮助下购买了棺木。他们把遗体放入棺材里，移到教堂，在那里做了弥撒，祷歌在教堂中悠扬响起，像天国的召唤。尽管丧事被耽搁，但利玛窦的遗容没有丝毫变化，静穆庄严。十一月一日，利玛窦的灵柩下穴于御赐墓地，大批教徒前往参加。金尼阁说：这次远征的创始人和主动人利玛窦神甫是在这个国家找到长眠之地的第一人。

　　半个多世纪后，正当针对汤若望的宣判了结的时候，一场地震突袭北京。人们还没有从恐惧陷阱中挣脱出来，一场大火又将皇宫吞没。不可一世的天子，在他无法抵挡的力量面前，终于束手无策。天怒必有人冤，皇帝想起一件事——或许，那名西洋和尚真的怀有不凡的法术。于是，对汤若望的凌迟处决就这样取消了。心有余悸的人中，只有汤若望对这场灾害心怀感激。死有余辜的，轮到了上书弹劾汤若望的杨光先。罪人的席位不会空缺，而皇帝则永远正确。但汤若望的开释并不意味着教案的结束，当汤若望重返天主堂的时候，各地传教士共二十六人已被押解到京——上帝的使者被一网打尽，集体沦为阶下囚，他们的教堂不是被封就是被拆。这些耶稣会士有一人死在北京，其余二十五人又被解送广州，软禁起来。

　　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汤若望在福音事业最为惨淡的时刻溘然长逝。死后，葬于利玛窦墓地旁边。在他最后的岁月里，耶稣会士已所剩无几，好在年轻的南怀仁神甫始终陪伴着他。从南怀仁年轻的脸上，即将前往天堂的汤若望看到了人世间最后的福音希望。

　　尾声

　　街上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河流如一条腐烂的肠子，散发着血腥的臭气。由于死者大部分是传教士和教民，他们死有余辜，所以，没有人为他们收尸。于是，尸体的腥臭气息就在这个明晃晃的夏天里日复一日地堆积着，发酵着，而这种恐怖的气味又如一种致幻剂，使国人陷入无法克制的兴奋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他们想方设法炮制新的尸体。死者阵营的不断扩大，对于义愤填膺的国人而言，实在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夏天的中国北方，一场悲剧正向它的高潮挺进。

　　一个新的名词震动朝野——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总统武卫右军、工部右侍郎袁世凯在奏折中写道：“窃维德夷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又与英夷分界造路，德之工匠员司嗣将纷至沓来。该省民性刚强，仇视非类，稍有龃龉，德夷即由胶澳借口遣兵，侵权自治。日照之事甫急，高密之变又起，接踵而至，几成惯技，不但骚动民心，尤足损我国体……”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到盛宣怀发来的电报，称：“近来各府厅州县，积习相沿，因循玩误。平日既未能联属教士，又不能体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

　　察，安为办理。致使积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借端滋扰，拆毁铁路，焚烧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

　　在“东方书简”的鼓动下，欧洲社会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开始了科学、民主的发迹之路，并带着殖民主义的辉煌成果，以“船坚炮利”的方式重返东方。也许我们会问，西方列强为什么会毫无节制地蹂躏他们曾视为理想国的东方圣土?原因很简单：中国形象，不过是西方国家完成自我转型的一个过渡物而已，它曾如一切想象中的图景那样绚烂圣洁、完美无缺，呈现出全部的偶像特征，照鉴着它们自身的秽陋不堪，而当它们一旦完成转型，这个过渡物就要遭到抛弃，甚至，它们需要通过对昔日偶像的征服来检验它们进步的成果——在它们眼中，偶像，就是用来超越的。于是，中国，成为西方近代化道路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当它们大功告成，注定会用它们的新式武器，将顽固不化的东方大陆打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以此来报复两者间在过去年代里的地位悬殊，用中国人的尸体，充当它们胜利庆典上的祭品。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中国人的愤懑情绪积蓄已久，终于在这个干旱难耐的夏天喷发出来。如同一份义和团告白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把旱灾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传教士身上：“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距离太监马堂抄收利玛窦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刚好三百年，看上去似乎与利玛窦毫无关联，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利玛窦传教事业的一个悲剧性的尾声。历史以这样的方式环环相扣，利玛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带来的宗教会在历史的逼迫下向着深渊一路狂奔，在生死关头与中国的义和团狭路相逢。

　　历史的路，在中国总是越走越窄，耶稣会与义和团都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和转还的余地。此时，它们在刀刃上相逢，并且，只能以血的方式进行交谈。如果彼此没有其他交流的可能，那么，战争可以被认为是最后一种交流方式，双方通过血与火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双方都会在战争中丧失理性的判断与倾听的耐心。义和团以残酷的杀戮行为表达自己与西洋人的势不两立：“遇有天主教及耶稣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犬鸟喯吃，目不忍视。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从管鹤《拳匪闻见录》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记录：“余出津后，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体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且有浅搁河边，鸦雀集喙者。气味臭恶，终日掩鼻，而竟无有出而收瘗者。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

　　义和团置对手于死地的方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剉、舂、烧、磨、活埋、炮烹、肢解、腰斩等，一应俱全，金木水火土，全部用来充当对付敌人的刑具。“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美国学者布瑞安·伊恩斯认为：“二十世纪前很久，中国有这样一个名声，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酷刑都离奇精妙的国家，在实践上则极其残酷。”“(行刑者)如同技艺高超的厨师，精心地对待手中的原料，决不肯有一星半点的浪费。他们决不一刀夺命，在砍断头颅以前，他们总是先悉心享受囚犯的耳朵、鼻子、牙齿、手指和脚趾，充分发挥犯人每一根神经的功能，使他们的痛感最大化。他们或把犯人的眼睛缝上，或将耳鼻剜下，或将牙齿敲碎，或把手指和脚趾剁掉。他们使死亡成为一个过程，一个缓慢的过程，让敌人的意志在对死亡的无限期盼中彻底垮掉。”所有的残酷，都是在一个令人愤怒的背景下，理所当然地展开的。重要的已不是愤怒本身，而是如何发泄愤怒。于是，在力比多的煽动下，广泛的愤怒，迅速地寻找到了一种阴鸷的、凶狠的、变态的、带毒的、急火攻心的奇异力量，被压抑的身体，通过对身体的虐待获得解放，钢刀在与皮肉接触的刹那发出快乐的尖叫，杀戮，不约而同地成为所有造反者的精神狂欢。对西方人的仇视，给所有酷刑提供了用武之地。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暴力得以肆无忌惮地宣泄。需要指出的是，被杀戮的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中国教民，甚至连教民都不是，因为义和团判断教民的标准是极其荒诞的——他们认为：“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这种胡言乱语，使他们的死亡审判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客观标准是不存在的，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无辜平民都必须接受无法逃脱的宿命。

　　有关“神－魔”的心理幻觉，打消了他们对于暴力的最后顾虑。既然对方是魔鬼，当然就无须寄予人道主义的同情。义和团的乩语中说：“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珠都发蓝。”有关佛郎机人的传说以各种升级版的形式卷土重来。关于妖魔鬼怪的各种传闻在北京的街巷里闪烁不定，上帝的教义被人云亦云地修改为残酷的魔法。即使这座皇都里的教堂为数不多，但它仍在这种阐释下变成一座鬼魅之城，令人心惊胆战。为了印证这些传闻，许多人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若干事实。有人说，教堂里的传教士们，把教民家里的女人们全部拘押起来，割去她们的阴户，再将她们卖掉。有人说，他亲眼见到拳民从教堂里搜出传教士的罪证，包括人的眼球、心肝、阳物等，堆在水缸里，满满地装了几十缸，还有人皮、胎儿，在脱离了他们的主人之后，以怪异的表情与他们对望，令他们毛骨悚然。还有人说，二毛(指中国教民)与大毛(指传教士)已经商量好，将在八月里剥人皮、剐人目。于是，人们在惊慌失措中，把西医学堂里的蜡像，当做僵尸；更有人把西洋照相馆里的荔枝当做风干的眼珠……各种各样信息在京城的巷道中穿梭、碰撞、交织、缠绕，弄得人心惶惶。恐怖滋生恐怖，错觉孕育错觉，人们以错觉印证着从传说中得到的真理。

　　即使今天也很难分辨，这场针对洋人的战争，多大程度上是在想象中进行，多大程度上是在现实中进行的。拳民们一厢情愿地把他们与洋人的斗争看做古代各种神魔传奇的现实翻版。他们的胜利早已被昔日的传奇一再申明。然而，那些战无不胜的神话，在今天看来又是多么的可笑。与其说他们借此表达必胜的信念，不如说他们是自欺欺人。连一向以理学大师和中国传统文化最高代表自居的大学士徐桐都认为：“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他们用各种法术来克敌制胜。在攻击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时候，拳民们把赤身裸体的女人钉死在墙上，甚至不惜将孕妇开膛。那圆熟的肚皮于是被尖利的战刀从中间划开一条笔直的线，紧绷的皮肤在失去张力之后，立刻向两边爆开。里面刚刚成形的胎儿于是横空出世，透过母亲漫长的伤口窥视这血色迷离的世界，却对自己神奇的功效一无所知。拳民们对这种血腥的法术从不怀疑，他们认为，在这种

　　无边的法力面前，洋人再凶猛的炮火也无济于事。“都城洋使馆，今年进炮八十座，甲午、丙申所进，亦有炮位，丁字库教堂炮尤大，拳民以术坏之。故自宣战至今，一月有余，洋人未能发一炮，所发者气枪而已，洋人开花炮，经拳民以术破之，满城内外，飞落白屑，如盐如粉，此人人所共见者也。”

　　身陷殖民地的中国人，如同启蒙时代的欧洲一样，对教会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但它们却以不同的方式宣告教会的末日——欧洲人把科学当做解救自己的现代魔法，而中国人则反其道行之，把原始思维当做战无不胜的法宝。义和团运动，使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中国大幅度地后退了。徐桐说：“轮车、电邮、机械，百出夷人，亦妖术耳。譬彼治疮，以毒攻毒，疾且瘳矣。”以拒绝成长来显示自身纯洁，在文明的童年状态里，中国陷入一种不可救药的集体性愚蠢中。这就是我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所有溢美之词都难以自圆其说的原因。

　　还是尾声

　　文章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作为尾声，我还想提一下林达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的基督教苦修派——特拉普派。它的苦修制度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开始创立，修士除了与上帝对话，终生不再开口，以表达他们苦修的决心。一九六○年，这一戒律被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除，但他们依然坚持在静默中修行，思考哲学、伦理等人类本源性问题。“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去他们院内的教堂早祷，天天如此。他们依据规则，必须辛勤劳作，自给自足，除了祷告，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年迈的修士只要还能起床，他们就会慢慢地起来，祷告和工作。他们做面包、做果酱，在苗圃耕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简单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没有棺木，只有一袭白布裹身，默默归于尘土。”“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圣本笃规则，其实在试图制度化地寻求满足人在精神、心智和体力之间的平衡方式。”“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圣徒的生存方式。”林达在文章中对他们的虔诚深表敬意，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这一教派与中国的联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孤僻的教派，还是与中国发生了联系。法国大革命几乎使这一教派遭受了灭顶之灾，他们决定在远离革命的地方寻找立足点，苟延残喘。光绪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成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而索诺修士，则在太行山荒无人烟的深处——一个名叫杨家坪的穷乡僻壤，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比志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利玛窦低调得多，他们从不宣传他们的教义，不强迫别人加入，他们只想在远离政治旋涡的地方，寻找一块宁静的修行之地。

　　这一苦修院，在一九○○年，竟然神奇地逃脱了义和团的围攻。一九三七年，日军开始在苦修院周围出没。尽管他们抓走了几名欧洲修士，把他们投入集中营，但苦修院还是神奇地存活下来。到一九四七年，太行山深处这座孤寂的修道院已经聚集了近八十名修士，其中包括六名外国修士——四名来自法国，一名来自荷兰，一名来自加拿大。但就在这一年，这个在中国默默存在了六十四年的苦修院，终于未能逃出它的劫数，而且它的灭亡，几乎是“法国革命消灭修道院的一个东方翻版”。那一年几里之外的一个农民亲眼目睹了对修士们执行的死刑，几天后，他看到天空泛起一片刺目的血红，像一摊鲜血，在潮湿的天空中洇染开来。大火使气流发生了变化，整个山坡像浸在水中一样晃动起来，燃烧的各种杂质掺杂其中，在热浪里起起落落。农民听见一个声音在喊：

　　“杨家坪——我们把它点着了!”

　　责任编辑宁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