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春芳

　　一

　　迄今为止，沈从文的小说集《看虹摘星录》依然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研究者尽管偶然提及，却未曾言明此书真相。十多年前，糜华菱撰文交代了他发现《看虹录》一篇的过程，不过他对《看虹摘星录》一书存在与否及详细面貌未有论定。金介甫也对《看虹摘星录》一书持存疑态度，他基本接受金隄的观点“关于《看云录》、《摘星录》，是吹毛求疵的评论家把两书混为一谈”，又有保留地披露：“据程应缪对邵华强说，的确出过一本《看虹摘星录》，时间大约在1945年，沈曾送过程应镠一本。”《沈从文全集》将《看虹摘星录》列为“有待证实的作品”类，认为此书“约于1945年江西某书店出版”，《沈从文全集·附卷》所列《沈从文年表简编》说：“程应缪说沈从文的《看虹摘星录》曾赠给他一本。”关于此书，沈从文也曾约略言及，“此书约抗战后期在西南出版”。他在写于1947年2月的《政治与文学》中提到自己拟出版之书被禁毁一事时说，“怕就是三十四年，我的三本短篇小说交开明印行，在桂林被党检查机构禁止付印，随后在金城江毁去，也即毁去我重要作品四分之一。另一《长河》被扣，由高植交涉方收回付印”，此处所言的三本短篇小说，大概即包括《看虹摘星录》和《七色魇》在内；在1947年8月之后的《题(黑魇)校样》中，沈从文谈到自己在云南时期所写的作品除《七色魇》外，“还有另外三篇拟共成一集，出个小集”，那个“小集”大概即指《看虹摘星录》一书。

　　好在即使《看虹摘星录》未曾出版，作者原拟收入其中的各篇小说大抵都在40年代的刊物上发表过。去年春初，我翻阅旧刊，发现了《梦与现实》和《摘星录》两篇小说，很可能就是沈从文拟收入《看虹摘星录》一书中的两篇作品。按，这两篇小说均刊载于香港《大风》半月刊，作者署名为“李綦周”。前者在1940年8月20日、9月5日、9月20日、10月5日分四次连载于《大风》第73－76期，文末标记写于“廿九年七月十八四川峨眉山”；后者在1941年6月20日、7月5日与7月20日分三次连载于《大风》第92 94期，文末标记“时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五日黄昏，李綦周记于云南”。柳存仁较早在随笔中谈到这两篇小说：“(1940年)九月五日老丹赠我新刊两册，有李綦周著小说《梦与现实》，疑是现居昆明之某作家笔名，询之果然”，“我想起了沈从文的小说《绿的梦》，那里面的情境，正和我这时的心灵仿佛”。柳存仁这里所谓的“老丹”指陆丹林，当时为香港《大风》的主编，《绿的梦》即香港本《摘星录》，他所谓“现居昆明之某作家”李綦周显然是指沈从文。据沈虎雏所编《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亦披露，沈从文五十年代政治审查历史残稿上曾用过李綦周之名，且在四十年代用此笔名发表过文章。据此，认为此处《梦与现实》和《摘星录》是沈从文的作品，李綦周是沈从文的一个笔名，应该是可信的。

　　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梦与现实》其实就是《沈从文全集》所收《摘星录》一篇的初刊本。《梦与现实》在香港《大风》半月刊初刊，后来又被沈从文改名为《新摘星录》刊发于昆明《当代评论》，复改名为《摘星录》刊发于桂林《新文学》。《梦与现实》通过这种改动，逐渐取代最初的《摘星录》，从而隐去了昆明桂林等地文学界对沈从文此类“类色情”文本批评的主要目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梦与现实》乃是沈从文“看虹摘星录”系列作品的第一篇，沈从文在四十年代似乎以“梦与现实”为总题，拟写一系列具有文体试验性质的文章。至于《大风》所刊《摘星录》一篇，现有沈从文各种作品集均失收，应是沈从文的一篇重要佚文。该文幻美而写实，既具有沈从文文体特具的幻异抒情色彩，复笔触刻露，近于作者人生爱欲经验的写实。问世较晚的《看虹录》则笔致较为隐晦，写实的色彩淡化，典喻的色彩更浓，叙述方式亦更为唯美化、象征化。究其实，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梦与现实》、《摘星录》和《看虹录》，三者均是截取作者人生爱欲经验的一部分，从“她”或“他”、“主人”或“客人”的不同角度入手，以典喻化、唯美化或象征化的方法进行呈现的产物。也就是说，其原型和细节多是写实的，其语言和表述方式多是梦幻化的、象征化的。这种化“实”为“虚”，变“真”成“梦”，以“一己”见“人类”，应该是沈从文此时在文学上的自觉追求。

　　将《梦与现实》、《摘星录》两篇作品与前引沈从文自己的相关言论放在一起来看，即可推断出《看虹摘星录》一书的大概面貌。也就是说，《看虹摘星录》一集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刊发于香港的《梦与现实》和《摘星录》，以及刊发于桂林的《看虹录》三篇小说，加上《看虹摘星录后记》一文，此书编辑成集大概在1944年5月。

　　《看虹摘星录》和《七色魇》两个集子，是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代表性成果。这两部小说均致力于表现作者在“梦与现实”错综迷离中的奇特境遇。两集中各篇的主角不再是淳朴的“乡下人”，而是现代知识男女，或者说现代士女之类。分而言之，《看虹摘星录》，主要是叙述现代士女“我”或“他”与“她”在平淡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爱欲奇遇，那种美妙的迷离恍惚感觉，与李商隐“无题诗”的隐微情致颇为接近；《七色魇》则主要是叙述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女孩子飘然远走、短暂易逝的爱欲奇遇消失之后，“我”所面对的种种日常生活：对主妇关爱和审视的隔膜，对衰老预感和战争屠杀的抗拒，对人事之分歧丑陋的抵触，对自然之静默而美的沉湎。可见，所谓“梦”与“现实”，是沈从文对生命体验的一种分类，“梦”常语涉个人私密爱欲，是古典的、传奇的、令人迷恋的；“现实”多意指作家日常生活，是平实的、乏味的、带有重压的，二者均基于作者个人生命的真实体验。无论是“梦”还是“现实”，作者均截取“真”中之美的瞬间以对抗“真”的平庸乏味，以期借典雅唯美的文字风格和叙述方式，完成个人生命的文学经典化，从而实现作家个体生命及所叙人物生命永生的冲动。

　　二

　　尽管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引用《水云》里关于文学上“美显然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种象征”的陈述，来回避叙述真实与否的问题，并声称“免得好事读者从我作品中去努力找寻本来缺少的人事臂景，强充解事。因为这种索隐很显然是无助于作品的欣赏的”，似乎预先切断了作者爱欲体验与作品叙述之间的联系。不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的另一段文字中，作者又说：“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由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而《水云》一文，正展现了作者抒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内部情绪生活)的创作初衷——在理性的节制矜持中充满青春狂热气息的情感奔放疯狂，在一系列如虹如星的“偶然”所造成的“梦想的幻异境界”里，“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沈从文更在《(七色魇)题记》中一语道破玄机：“(本书)完全近于抒情诗，一种人生观

　　照，将经验与联想混糅，透过热情的兴奋和理性的爬梳，因而写成的。”沈从文晚年在《题(黑魇)校样》中复回忆道，《七色魇》和《看虹摘星录》是“四十年前在昆明乡居琐事和无章次感想”，“在云南用这个方法写的约计七篇，总名《七色魇》，还另有三篇拟共成一集，出个小集”，“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那“另有三篇拟共成一集”当即是《看虹摘星录》。

　　这样看来，沈从文对其昆明时期所谓“文体试验”类作品，早有自我判定，无论是“自传中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还是“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都暗示了沈从文四十年代此类带有文体试验性作品的最重要特征，它们带有相当强烈的自传性，作者、叙述者与作品中某些角色几乎合一。作者、叙述者和书中角色合一的叙事方式本是沈从文作品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看虹摘星录》为代表的“客厅传奇”类作品中，又获得新的表现形式——而“我”或“她”常处于“梦幻”或“现实”互相断裂分歧的境遇中，正反映了作者和书中角色本身人生经验及自我内部生命的断裂破碎。作者在其间回避和直面的潜抑身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诸种分裂和破碎中，实埋藏着沈从文四十年代个人精神危机乃至疯狂的潜因。

　　因为文献不足，《七色魇》和《看虹摘星录》的自传性特征及其与沈从文四十年代文体变革之间的关系，似还未得到充分研究。此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沈从文这一时期作品的文体与内容特征，及其对“抽象”、“象征”或“诗化”的追求与对自我情感状态的记录。早在十多年前，刘洪涛发掘了沈从文昆明时期作品的象征意味，“象征主义对沈从文来说，成了他把握世界的方式”，“《看虹录》是一篇典型的象征主义小说”，“《看虹录》可以看成是沈从文走出湘西——城市格局，探索新的创作方向，并取得极大成功的标志性作品”；吴晓东认为《看虹录》、《摘星录》与《烛虚》是对“美的抽象”的领悟，是“对抽象人生形式的探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冥想，“沈从文的这种转向标志着一个沉潜的时代的来临”；贺桂梅和钱理群亦称《看虹录》是代表沈从文“一个时期思想追求和创作实验的诗化小说”。用“象征”、“抽象”或“诗化”等范畴来概括沈从文昆明时期作品，非常敏锐地领悟到沈从文四十年代此类作品的整体风格变化，可惜切断了“象征”、“抽象”或“诗化”与作者自身内部自传经验的联系，失之于空泛无归。此后，研究者在承认沈从文作品文体创新的同时，逐渐注意到沈从文的“理想”、“想象”与作者个人情感经验的联系。范智红基本认可沈从文四十年代作品文体的创新，认为“这种想象以互文形式反复呈现，甚至模糊了小说与散文、散文与论文的边界”，既注意到此类作品的形式象征性，“与其强调它的现实本身性质，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关于理想生命形式的象征”，同时注意到沈从文对这一时期小说自传性特点的说明，“即是对于情感的一种‘过程记录。意思是说，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是完全实录的，故事有它原始状态下的真实性”。张新颖注意到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精神危机中日常生活、个人生命情状与时代之间的裂痕及其将个人经验抽象化的叙述方式，“《看虹录》试图找到把个人经验上升为抽象抒情的方式。小说中处理的生命体验其实是相当个人化的，但作家同时又极力隐去个人化的外在标记和痕迹，把个人的具体性进行抽象化”，沈从文作品的抽象世界“表面看来只是观念的世界与实际生活相分隔，其实却因现实经验而生，是思想应对现实危机和个人困惑的场所”。解志熙先生也认为《七色魇》是作者的“跨文体实验的结晶”，是“情感错综的心理叙事试验”。

　　概而言之，《烛虚》、《看虹摘星录》和《七色魇》这一批沈从文创作后期的作品，集中展现了这一时期沈从文所着力进行的新的文体试验——融合诗、散文和小说诸文体因素，形成一种真幻交织、梦与现实错综迷离的独特效果。这样，沈从文创作前期的“都市讽刺写实”、“乡村抒情想象”与“经典戏拟重构”三种标志性文体乃出现了新的融合，讽喻、抒情与拟典诸文体元素以隐蔽的方式溶解在同一作品的内在肌理中。这一批作品，其叙事依然围绕着爱欲主旨和死亡主旨，不过叙述者却是一个居住于乡下的对自然和人性别有会心的“城里绅士”，其对青春永远逝去、衰老即将降临的切己感印，对空袭昆明时惨烈而绮丽的现实生死的及身目遇，与对平凡质实的日常家庭生活的承受与抗拒，共同凝结成一种微妙的“中年情绪”。因而，这批作品所选择的叙述策略就是在对日常现实生活微含讽喻或抗拒之意中，寻求日常现实生活之中的奇幻抒情——以昆明时期的日常生活作为贯穿性结构，作为整体的时空坐标，造成一种真切现实的感觉。同时，又不断嵌入类日记或书信性质的拟私人文本，展示出梦幻般的抒情、典喻的空间。在这两种时空感觉的错综穿插之中，“爱欲”作为梦幻游离、作为对战争与衰老两种死亡方式的抗拒，承担着叙述者和作品人物永生的意义。作者在此采用了类经典的笔法，使相关叙述具有精致、抽象、唯美的效果。这样，《烛虚》、《看虹摘星录》、《七色魇》等作品，显然与沈从文三十年代的《边城》、《八骏图》等标志性作品大为不同，堪称为沈从文创作的又一新交。

　　三

　　由于沈从文四十年代此类作品的自传性特征和真幻交织的风格，有必要对《梦与现实》、《摘星录》和《看虹录》所包裹的作者爱欲经验(或内部情绪生活)略加探索。其实，金介甫和刘洪涛在阐释《看虹录》的意蕴时，已经对此进行过初步的探索。金介甫认为《看虹录》中“她”的原型是高青子，并详细交代，“四十年代沈从文在昆明时期有过一位‘女友，即青年诗人高青子(韵秀)，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人们以为沈曾把她写进《看虹录》”，“我同意邵华强的看法，即高青子正是《看虹录》中再度出现的那一位，说明是一个综合性人物，我曾写信问过沈夫妇，打听《水云》中的偶然到底是谁?沈在1985年3月9日回信中只简单说了一句‘的确有过这样的人。据作家金陡说。《看虹录》里写的那个房间他很熟悉，写的正是昆明的沈家。沈夫人说，这篇小说可能一半是真情，一半纯属幻想。我也有这种看法。”刘洪涛认同金介甫对《看虹录》的观点，以为“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看虹录》就是(沈从文和高青子)放纵情感的产物”，“根据金介甫的考证，《看虹录》是沈从文昆明时期感情经历的产物”；刘洪涛并据张兆和对九妹美貌和恋情的叙述，进一步推测桂林本《摘星录》是九妹爱欲体验的产物。

　　金介甫和刘洪涛二人的研究以访问作者及其亲友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切实有据。不过，将沈从文婚外爱欲经验主要落实到高青子身上，则并不能与沈从文的相关叙述完全吻合。沈从文对此的说法一向是真幻交织，仅在恍惚迷离中偶然吐露半言只句，泄露其隐秘难言的个人情事。我们倘若将各种相关文本综合来看，也可找到沈从文婚外爱欲体验的另一条线索。

　　我曾在《看虹摘星复论政》一文中，推断《摘星录》同样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现在《梦与现实》和香港版《摘星录》二文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香港本《摘星录》和桂林本《摘星录》中的“她”，主要不是指九妹，而是指沈从文《水云》中所说的一个“偶然”——即沈从文爱欲漫游中的一个女性，这个“偶然”与《看虹录》中的“她”很可能是同一人，但并非一般所谓的高青子，而另有其人。

　　关于《看虹录》，沈从文在创作自述《水云》中曾经提及。按，《水云》有三个版本，其中的《文学创作》本对第三个偶然的叙述，是这样说的：“因此在我沉默中，为除去了这些人为的技巧，看出自然所给予一个年轻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最奇异的是这里并没有情欲，竟可说毫无情欲，只有艺术。我所处的地位完全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人的肉体认识了神和美。”《时与潮文艺》本改“沉默”为“极端谨慎情形中”，改“神与美”为“神”，1947年8月校正本增“除了在《看虹录》一个短短故事上作小小叙述”，则点明《看虹录》中的“她”即是沈从文爱欲漫游中的第三个偶然。此处的第三个偶然显然不同于作为熊希龄家庭教师的第一个偶然“高青子”。《文学创作》本《水云》中对此人的叙述，表明她是沈从文爱欲中神性的代表。这种爱欲中的神性，在桂林本《看虹录》和香港本《摘星录》是一致的，虽不排除可能保留有作者与其他“偶然”交往的某些细节，其叙述中心和情感凝聚点却是同一个身份未明的特定女性。在言及这个人时，不同于谈论“第一个偶然”高青子时的无所顾忌。作者的语调显得欲言又止，忌讳颇多。此段《文学创作》本的结尾“这个传奇是……(此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一语即是明证。在《时与潮文艺》本中，则改为“这个传奇是结束于偶然返回上海去作时装表演为止的。若说故事离奇而华美，比我记忆中世界上任何作品还温雅动人多了”。意味深长、悬置延宕的第三个偶然就被这句话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其去向，很可能是别有隐衷的。

　　联想到《梦与现实》中的一段话：“这不能怪我，我是个女人，你明白女人是天生有弱点的，要人爱她。哪怕是做作的热情，无价值极庸俗的倾心，总不能无动于衷：总不忍过而不问!姐姐不明白。总以为我会嫁给那一个平平常常的大学生。就是你，你不是有时也还不明白，不相信吗?我其实永远是真实的，无负于人的!”这里的“她”对“老朋友”倾诉时提到“姐姐”，非常突兀，在此前后一直她所谈论的只是“老同学”，这里的“姐姐”一定别有深意。考虑到沈从文昆明时期的生活工作格局，以及《黑魇》中的“四姨”，则大致可以推定《梦与现实》和桂林本《摘星录》中作为“老朋友”(隐指沈从文)和“大学生”爱欲对象的“她”，很可能即是沈从文的姨妹张充和，而“姐姐”当然指的是张充和的姐姐、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老同学”则是张兆和的变身。也就是说，这两篇小说，所涉及的实乃作者爱欲漫游中的同一桩情事，作为“老朋友”或“他”的爱欲对象的女主角蓝本——“她”，应该是同一个“偶然”，即经常在文人雅集诗酒风流之际抚琴吹笛的张充和。当然，也不排除融入摞梅待嫁的九妹和高青子的某种影子。这使得作品的主旨更为深微隐曲，难以捉摸。

　　香港本《摘星录》，在叙述客人与主人绮艳幻美的“客厅爱欲传奇”时，对女主人公的身份，也隐约有所涉及。

　　……客人有点乱起来了，话说不下去，又喝了一点水，转口来赞美当前事实上的客厅中布置。“你这里收拾得太雅了，人到了这里，会觉得自己的俗气。你看这个窗子就恰到好处，——一切都恰到好处。颜色那么单纯，那么调和，华贵中见出素朴，如一首诗，一首陶诗。然而所咏的倒是春天，草木荣长，水流潺湲，很容易想起阳春二三月，草与花同色……”这诗末了是“攀条折香花，言是欢气息”。说下去怕唐突主人，所以不再称引。

　　沈从文在这段文字中，不露痕迹地引用了一首乐府古辞《孟珠》，用以比拟来访男子与那个秀雅而温柔、艳美而妩媚的二十五六岁女子之间的荒唐艳情。《孟珠》又名《丹阳孟珠歌》，是一组南朝民歌，与《子夜歌》之类南朝民歌同样语涉爱欲，不过沉醉于游冶郎欢情的不是平常的草芥女子，而是一位坐拥金玉、发饰龙形的美丽而又慵懒的富贵女子。“人言孟珠富，信实金满堂。龙头衔九花，玉钗明月珰。阳春二三月，草与花同色。攀条折香花，言是欢气息”，正有南朝宫廷艳诗的绮丽冶荡，也不乏几分《子夜歌》中的素朴清新。香港本《摘星录》中女主人“华贵中见出素朴”的客厅印象，实际上也是来访客人眼中的女主人形象。显然，这样一位富而美的女主人，其身份地位与高青子的形象是相去甚远的。

　　香港本《摘星录》虽然文字精美雅致，但笔触实际上最为刻露，其中女主人公的生日亦是一个可以探究的重要信息。此篇开头，叙述一个长眉弱肩的女子，当自己生日那天的黄昏，在一个以绿色为主调的小客厅中等待“客人”来临：

　　一切仿佛业已安排就绪后，才忽然记起一件_事情，即自己得整理整理，赶忙从客厅左侧走进里间套房去。对墙边长镜把脸上敷了一点黄粉，颊辅间匀了薄薄一点朱。且从一个小小银盒中取出一朵小小银梗翠花钿，斜簪在耳后卷发间。对镜子照了一会，觉得镜中人影秀雅而温柔，艳美而媚，眉毛长，眼睛光，一切都天生布置得那么合适，那么妥帖，便情不自禁的笑了一笑，用手指对自己影子指着像是轻轻的说：“你今天生日?”又把手指拨着下唇，如一个顽皮女孩子神气。

　　“真的，两人都是上帝的杰作，一个神，一个魔鬼，一个从天上掉下，一个从地里钻出，今天恰恰放在一处，便产生人生。七月十二日，好个吉利日子!”

　　作品在叙述女主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客人”的疯狂爱欲之际，特意点出这位“女主人”的生日是七月十二日。按，张充和生于1914年，据傅汉思《我和沈从文的初次相识》透露，张充和生日应该是5月20日。查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正是阳历7月12日。这一小说中的细节，与张充和的生日如此若合符契，看来绝非偶然，应该是有意为之的。

　　此外，沈从文的《一种境界》一诗的开头“小瓶口剪春罗还是去年红，／这黄昏显得格外静，格外静”，也为沈从文对张充和的恋情提供了相关的时间参照。该诗发表于1940年6月16曰出版的《今日评论》周刊第3卷第4期，而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按，张充和1938年12月到达昆明，稍后参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主持的教科书编辑事宜，1939年3月教科书编辑工作渐近尾声，其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乡下养病，1939年5月沈从文一家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杨家大院居住，1941年2月份之前，张充和离开昆明前往四川重庆，任职于教育部音教会下属的国立礼乐馆。张充和在昆明时期，常依托姐姐兆和居住，其独擅一时的昆曲演剧才

　　能，已渐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但流传不广，沈从文为之叹惋日：“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交，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现存这一年的沈从文唯一一封信是《致张充和》，在信中沈说：“三姐到今天为止，还住在铁路饭店，说是月底可走，走到威宁，再坐三天轿子，方可到昭通。我因得送三姐上车，恐得在月初方能下乡”，此时张充和虽还住在呈贡杨家大院，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张充和后来在重庆开始另一阶段的人生传奇，沈从文则默默写下《摘星录》、《看虹录》、《绿魇》、《黑魇》等篇章，以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段感情作出深挚的祭悼。

　　如前所述，关于沈从文小说《看虹录》、《摘星录》中的女主角原型，研究者多认为是高青子，甚至把高青子视为沈从文中年爱欲漫游时期最主要的人物。不过，细读高青子的相关作品，则可推测出沈从文与高青子之恋情的基调及发展脉络，与《看虹录》、《摘星录》(特别是香港本《摘星录》)中的爱欲情绪颇有出入，而沈从文上述作品中女主角的形象，与高青子作品中的自我形象，也难于完全吻合。在高青子的作品集《虹霓集》中，有些篇章对考察沈高之间的情事和高青子的容貌身份情性提供了难得的参照。在写于1935年末的《紫》中，被认为高青子自我化身的“(王睿)青”，是一位有着西班牙风的脸的“美人”，炎与珊订婚后在青岛又与蝽青相遇，三人且常共同观海玩月，卧石看星，情感颇似融洽，二人在青岛的山上似乎已经越过了身体边界，而《紫》结尾的延宕未决，正是璋青对于自己处境尴尬、前路未明的某种反省，这是高青子与沈从文相处时难以抑制的基本情绪。此文中曾炎、珊与柳(王睿)青三人之间的情形，可以看做是沈从文、张兆和、高青子三人关系的写照。《黄》对这种情感问入者的感受，有更为明确的刻画，“她”的身份是一个软弱娇脆、小姐气十足的女诗人，有着净白而又秀美的小脸，渴望完全征服一个有点矜持的男子，且与一个穿蓝衣的年纪很轻女孩子，构成妒忌与怜悯兼具的微妙情感，依然是处在一个情感三角形之中。不过结局是，“她”最后决然远去，离开那个矜持、贪得而自私的情人。《黑》、《白》、《灰》、《毕业与就业》诸篇中均写女孩失去父亲、家庭破碎的悲辛，以及独自在社会上谋生的不易，虽含有上流社会淫逸放荡的影子，却深蕴作者无所归属的人生悲凉体验。由此可知，高青子很可能少年失祜，身世飘零，美则美矣，富却未必。香港本《摘星录》中客厅艳情传奇中那个堪与孟珠比拟的女主人，与高青子显然并非一人。

　　因此，我们推测，高青子与沈从文在抗战前即已经历了接近和分离的爱欲诸阶段。至于她抗战时期到昆明，因沈从文介绍任职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可以说是这种情感的延续，但其情感的炽热程度应该有所减弱。而其未收入《虹霓集》的《拜访》和《诗人》诸篇作品，为这种推测提供了难得的佐证。《诗人》中的古典派诗人的“他”在被爱中对女人缺少温柔，缺少忠诚，常在一种周期性的疯狂爱欲中，赏玩爱火从燃烧到枯竭难以凝定的美感，在新旧情人“玉”和“周蕊”之间，颇有一种徜徉于“偶然”间、识新弃旧的意味。此处的周蕊，为二十五六岁的迟暮美人，具有一种性情的弱点，略具游戏爱情态度，享受男人们的殷勤献媚，与《梦与现实》中的女主人公形象颇为接近；特别是其肤色微带棕色的一个细节，更是若有深意，与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的文人对于张充和的描述，倒有几分接近。

　　近代诗坛大家汪辟疆有诗“此时幽事那复得，尽日闲情欲付谁?北体偶临张黑女，新词合和比红儿。”此处的“张黑女”字面上意指魏碑晚期作品《张黑女墓志铭》，又名《张玄墓志》，有遒厚精古、神妙兼备之称，实隐指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与张充和同时在重庆礼乐馆供职、且多所往还的卢冀野，曾以“绿腰长袖舞婆娑”之句勾勒出其软舞轻盈的繁姿曼态，他对张充和的性情容貌和身份，也有记录：“她们的父亲在苏州王废基办益乐女子中学……她用‘张玄这名字进了北大中文系……‘张玄就是‘张黑女，她也许因为皮肤有一些黑，所以她袭了黑女之名。……一切生活方式都属于‘闺阁式的，爱梳双鬟，爱焚香，爱品茗，常常生病，多少有些‘林黛玉的样儿。”

　　张充和本来就出身于名门，又从养祖母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所以她战时在昆明、重庆，经济独立、生活优裕，且在当时文人、曲人雅集中相当活跃，其风貌才情，也备受新旧文人的赏识和钟爱；与本文前述的一系列问题综合来看，实有可能为香港本《摘星录》中的富而美的女主人形象的主要原型。

　　四

　　恋上自己的姨妹，对诗人气质的沈从文来说或许是情不自禁的事，可能是感到这种爱欲不会有什么结果并且会受到社会的非议，沈从文便用“情绪的发炎”的写作来表现它、升华它，可写出来、发表了，又不免担心其影响和后果。所以，在一个时期里他为此陷于既想表露又欲遮掩的矛盾境地。这种矛盾的心情在一些诗文中留下了痕迹。

　　如《沈从文全集》第12卷收录的《潜渊》，初刊于1939年10月18日昆明版《中央日报·平明》第104期，署名上官碧，与本卷所收录的《烛虚(五)》，同样是沈从文1939年的日记摘抄。这一系列的文章，对研究沈从文当时的文学基本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其中第二则：

　　(十月)

　　读《人与技术》、《红百合》二书各数章。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已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心中实充满作战雄心，又似觉一切已成过去，生命中仅残余一种幻念，一种陈迹的温习。

　　心若翻腾，渴想海边，及海边可能见到的一切。沙滩上为浪潮漂白的一些螺蚌残壳，泥路上一朵小小蓝花，天末一片白帆，一片紫。

　　《红百合》是法郎士以文字建造的肉感爱情的享乐园，最终毁于马耳丹伯爵夫人的诸情人相互嫉妒所引起的占有性狂热。沈从文在《潜渊》中提到《红百合》，并在《生命》中表示他有意模仿法朗士之《红百合》而写一《绿百合》，可能是怀有近似的人生感触，已陷入相近的情感困局。随后所写的《摘星录》恰有一个副题“绿的梦”，它很可能就是沈从文原来拟议中的《绿百合》。或许是预感到这个最初的《摘星录》中所述爱欲情事有可能给作者的家庭以及作者自己都招来某些烦扰吧，所以沈从文曾两度焚稿：据作者在《月下小景》后的附记，他1941年1月7日在昆明重校《月下小景》时，“是日焚去文稿一万五千字”，后来又在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上写道“卅年四月十四夜，烧去文章约一万四千字。只觉人生可悯”。这两次被焚的“文稿”或“文章”，最有可能的就是以不为人熟

　　悉的笔名“李綦周”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这篇《摘星录》。此后，拟议出版的小说集《看虹摘星录》长期以来出版与否难以确证，以至于连《沈从文全集》也未曾收录，最大的原因当是《摘星录》一篇涉及的实在是非同一般的艳遇吧。

　　然而正因为这段隐秘的情感对沈从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所以他要完全忘怀是很难的，尤其是1962年4月意外地得到张充和的来信，显然让沈从文非常激动。1962年4月11日《复张充和》云——

　　四妹：

　　四月十日得到你的来信，一小时前还正和阜西谈到你，早上则和孟实谈到你，得知有公子二人。为你和汉思道贺。……我们都好，只是多是年轻的已过六十，年长的且过七十，照老话说即古稀之年了。但是你们料想不到即是大家都似乎还相当年青，即形象上也还比在云南那些年头为好!……

　　新诗似在这里写几首下来，有意思还在长长的序跋，字太多，就不抄了。如另有机会见到《中国文学》，还可看到一些。

　　限于纸面，和其他忌讳，可惜不能将序跋写上。有些地方似乎得有序跋才好懂!

　　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玉兰花也极好……

　　此信特别提到一些诗和诗的序跋，语含暗示，然则它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查《沈从文全集》收录的《青岛诗存》如《残诗》、《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白玉兰花引)跋》与《忆崂山》诸作品，这些诗作虽然不是“新体诗”而是“旧体诗”，但却是离写《复张充和》最近的新作，也可以称为“新诗”即“新作的诗”——这些诗可能是沈从文1961年初夏的青岛之游时新作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沈虎雏编辑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只记1961年6月末到8月初，沈从文到青岛海滨休养，并未提及1962年夏初复去青岛，仅注明1962年7－8月在大连休养一月，而在《青岛诗存》中的各篇《残诗》、《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白玉兰花引)跋》与《忆崂山》诸作品，却都注明初写于1962年初夏的青岛。是的，1961年初夏，沈从文确曾有青岛之游，并撰有《青岛游记》，至于1962年初夏沈从文是否重游青岛，则实难定论。因此《青岛诗存》诸作的最初写作时间究竟是1961年还是1962年，也有待考证。但无论如何，这组《青岛诗存》与上引的《复张充和》的写作时间最为接近，只是作者信中语言隐约其辞，编者复加以删削，因此有必要对此信稍加分析。此信编者原注4云：“此处删节信中抄录的一组旧体诗，均为《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中作品，已编入全集第15卷。”可是，《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都是一般性诗作，并没有长篇序跋。事实上沈从文这一时期所做的有序跋的诗，乃是《青岛诗草》中的《白玉兰花引》及《(白玉兰花引)跋》及《残诗》等诗文，它们才是沈从文《复张充和》所指的有序跋的诗，信中所谓“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玉兰花也极好……”绝不是随便叙说春景的，而是暗示风怀的。

　　《青岛诗存》中的《残诗》，核心意象是三十年前良夜晚会上那个“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的青春女子令人歆羡的轻歌曼舞中不停旋转的姿态。这个轻歌曼舞的女子最有可能是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四妹张充和。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沈从文对她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白玉兰花引》和《(白玉兰花引)跋》则一诗一文，互文共述了沈从文三十年前在青岛白玉兰花下与一位美丽女子的“偶然”遇合。诗中有句云：

　　虹影星光或可证，

　　生命青春流转永不停。

　　曹植仿佛若有遇，

　　千栽因之赋洛神，

　　梦里红楼情倍深，

　　林薛犹近血缘亲。

　　此处的“星光”“虹影”恰可与《看虹录》和《摘星录》联系起来，作者似乎为后人暗示出一条隐微晦茫的小径。特别是“梦里红楼情倍深，林薛犹近血缘亲”一句，更具有强烈的暗示意义，暗示出诗人当年在两位“犹近血缘亲”的女性之间难于抉择的苦恼，所谓比“林薛”更近血缘亲的，不就是姐妹吗?而从性格上说，三小姐张兆和平实性近于薛，四小姐张充和飘忽情近于林。由于语言的有意含糊隐约，真幻兼有，加以诗文中的具体情事现今难以确考，但作者在遮掩之余又似乎想有所表露甚至给读者提示，如《白玉兰花引》的“跋二”云：

　　星光虹影，虽相去遥远，海市蜃楼，世难重遇。公园路上之玉兰，玉立亭亭，又堪合抱。此人间细小变故，哀乐，乘除，岁月淘洗，不仅并未失去固有香色，反而使生命时感润泽。正若爝火微光，始终并未消失。人之有情，亦复可悯!适发现此旧稿于乱稿之中，因略有增删，作为永玉大画卷题词。文字迷蒙，势难索解，略作题解，转近蛇足。亦无可奈何也。或人将说此时此世，风怀诗有市场?其实屈宋二曹，由古至今又何尝有“市场”?

　　这里的“风怀诗”就是一个提示。按，清初著名学者兼诗人的朱彝尊(一号竹垞)，曾将他的一段隐秘的感情写成《风怀诗二百韵》，并坦然收进他的《曝书亭集》，有位友人看了，劝他删去为宜。可是朱彝尊却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为什么有人要劝朱彝尊删掉《风怀诗二百韵》呢?因为该诗写的不是文入学者一般的风流韵事，而是当时社会公认为特别不宜公开的私情。据冒广生《小三吾词话》卷三：“世传竹坨风怀二百韵，为其妻妹作。其实《静志居琴趣》一卷，皆风怀注脚也。”自朱彝尊以后，“风怀诗”成了这一类特殊爱情诗的专有名词。沈从文自认他的《白玉兰花引》是“风怀诗”，其实也就是对读者的一个提示或者说暗示。

　　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也不能看得过于死板。而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婚外恋又不止一桩，它们都是其生命中难忘的存在，都有可能在其创作中变形地出现、交织地呈现。例如，约在1969－1975年前后，年近古稀的沈从文就写了《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一文，用小说化的笔法再次叙述了一个爱情的“奇迷”，说是1939年元旦作者曾受一女子的“先一爱人”即情人之托，为其书写元稹《赠双文》一诗，作者与此女子也足够熟悉；后来这个女子与别人成婚并生有二女且于数年前故去，而她的两个女儿在高中行将毕业的时候——即作者书写《赠双文》诗约三十年后——将来北京，“肯定将来特别看看我，叙叙旧事，也问问旧事。或许还留得一点什么给我，将由二女儿亲手交我又或从我留的什么，给一点给二女儿，作为纪念品。还听老亲戚说，曾告过二孤女，有些事情，在世界上或许只有从我处可以明白得更清楚，更多，也更对女孩子有用。”文中并特别记述那个老亲戚对两个即将来访的女孩子说了这样的话——

　　……因为不仅是母亲的历史最重要一部分，同时还是女孩子本身的历史一部分。和她们自己如何就活到这世界上密切相关。还说：“最好是能从某伯伯处，得到一篇小说，卅年前发表过，可不曾在集子里找得到。去北京也未必还有希望能得到。但这是唯一的希望。估计到将是唯一的，还相信必然留得在手边。”

　　回到家里，我试从没收已近十年新近始退还的，特别经过整理，另纸列有目录一大包已发表未曾集印的稿件中，发现了几页用绿色土纸某年某文学刊物上，果然发现了个题名《摘星录》的故事。

　　这个《摘星录》大概即是香港本《摘星录》。《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说故事的“女主人”原型已死，应该是用小说化的笔法来遮掩，有可能就隐指的是张充和，因为擅长昆曲的张充和最拿手的曲目之一就是《南西厢记·佳期》一段，所出演的角色正是崔相国之女莺莺，亦即是元稹笔下的“双文”——1933年在张允和的婚礼上，四妹张充和就表演过这一精彩段落。但也不能排除是另一个女性。事情究竟如何，还有待相关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证。

　　考证这些，当然无意揭人隐私，而是因为沈从文把男女爱欲视为创作的基本动力，所以将自己的爱欲经历与想象写进了小说，也因此要理解他的这些小说，就不能不与他的一些恋情相参证。沈从文在《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末尾曾经感慨“年青一代”对此“无从理解99——

　　即从这个永远成为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同时又受社会旧意识制约的限制，永远不许可更真实地反映的两性关系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即大大不同于新社会。在种种制约中的不同意义的开明解放，即容许或包含了引人生命向上升举的抒情气氛，浸透到生命中，以至于行动中，把财物权势放在一个不足道的位置上。我生命动力的大部分，可说[是在]这种热忱、敏感、智慧、知识在社会中的位置，大大超过了权势、财富的风气中形成、生长，得到应有的发展的。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动力。同时也是革命动力的基础。这种超越现实的抒情，恰恰是取得目下社会现实的源泉。年青一代是无从理解的。

　　《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据说写于1975年，从那以来，又是三十多年了，现在应该是可以理解沈从文被压抑的热情的时候了。本文之所以斗胆考证，正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沈从文的人与文。当然，倘若因为我的考证之粗疏而不幸唐突了贤者，还请谅解和指正。

　　如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一文即提到沈从文在桂林《新文学》上发表《看虹录》和《摘星录》后，即被人责难为“描写有色情倾向”，许杰也在桂林《力报·新垦地》副刊的“现代小说过眼录”栏目中发表《上官碧的(看虹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两文，称之为“色情文学”，此处据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253页。此外，桂林本《看虹录》和《摘星录》发表时，身在桂林文学界且深悉内情的孙陵，后来在《浮世小品》(台湾正中书局1961年版)一书中也有《沈从文(看虹摘星>》一文，对沈从文此类作品颇有微词。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中所谓“桃红色文艺”，“文字的春宫画”，看来也与沈从文的这些昆明时期的作品，特别是香港本《摘星录》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宁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