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序
重庆东部的梁平县有个镇，叫虎城。
虎城不是城，但名字却能唬人。有个当兵的虎城青年，凭此带回个俊俏姑娘。姑娘来到此地，站在虎城几十丈石板路和几个铺面撑起的“城”里，从头顶凉到脚心。
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
青年固然有混淆视听之嫌，但也实在怨他不得——虎城的名字其实由来已久。明崇祯年间，这里曾十分辉煌，有五十二座庙宇和十八座山寨，寨门高筑，宝塔穿云，皇皇霸气一时威震地方。于是本地人筹划在此建一座城。城未破土，却名字先行，“虎城”之名由此诞生。
谁料后来战乱频仍，“城”没有建起来，此地倒因地势险要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革命时期，我党川东地下组织还以虎城为中心，开辟了“虎南大”赤区，建立了中共虎城区委，后又成立了中共梁山中心县委，领导梁平和达县等地革命工作。解放后在此立碑纪念，张爱萍将军题写碑名并题诗一首：虎城烈火起烽烟，梁达同心展壮观。不期漫道损先哲，今祭忠魂顶碧天。
曾经的辉煌已是一个远去的背影，历史只给人们留下了那个威风凛凛的名字：虎城!
虎城逐渐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喧嚣归于宁静，人们台前阶下一杯粗茶一盘棋局，心平气和地讲述着久远的传说。
在虎城的晚霞中，一个叫邓平寿的少年，牵着一头老牛缓缓走来。人群中的一个人据说擅长相面算命，看见他立即眉毛挑动，用手指着他说：“瞧那娃儿那副脸相，像根干柴棍，一脸的穷酸样——今后讨老婆都难，讨了老婆也养不活。”人群中荡过一阵欢笑。
邓平寿满脸羞红，低着头脚步匆忙地跑开，走进院墙，拴好牛拍拍牛背，落寞地走进家门。
母亲就紧跟在他身后，“哐啷”扔下手中的镰刀往台阶上一靠，借势卸下背上沉重的背篼，早就累得精疲力竭的身子都直不起来了。
邓平寿奔出来扶起她说：“娘，今后别背这么多，我放牛回来就去接您。”
母亲顾不得拍打身上的泥土，抓住他瘦削的双肩说：“寿儿，别理那些嚼舌根的。我娃今后不仅要讨老婆，还要讨俊俏老婆!”
邓平寿兄弟姐妹四个，两个姐姐出嫁很早，哥哥四岁时突然“抽风”成了痴呆儿。只有他给母亲安慰。这孩子从小懂事，七八岁时放学回来就跟她割猪草。他喜欢上学，成绩很好，但家里太穷，好几次差点退学。亲戚朋友看他成绩好，说别把孩子耽误了，就你一块我两块地帮扶着，让他读完了初中。他知道自己上学不容易，就更加用功。但高中刚读了一个学期，家里因为缺劳动力，竟吃了上顿愁下顿。母亲一狠心让他辍了学。老师来家里做工作，母亲咬着牙死不松口。邓平寿也不说话，只是用下巴抵住胸膛，一只光脚板使劲蹭着地面，像要刨个坑出来似的。老师叹着气走了，出门时捏捏他的手，他顿时泪眼模糊。但回头看到母亲在抹泪，他就扮着鬼脸说：“娘，您别难过!我读了很多书了，够用了。我回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多好啊!”
母亲还在替他叫屈呢，邓平寿端出来一杯水给她，朗声说：“娘，您放心，我今后一定要让一家人吃饱饭!”
就在邓平寿对母亲立下“一定要让一家人吃饱饭”的宏大誓言的时候，与他同龄的一个叫唐铭见的虎城少年，正背着书包和红薯，走在虎城外出那条唯一的公路上。公路是20世纪50年代挖出来的土路，年久失修，“天晴一把刀，下雨两条槽”。外面的客车往往在邻镇袁驿就掉头了，虎城的老百姓要出行，常常在公路边从早等到晚也不见一辆车，就用当地土调悠悠扬扬地唱道：梁平大西北，好路也没得。出门无客车，急死过往客。
从虎城到袁驿150华里。唐铭见去袁驿读高中，天不亮出门下午才能到学校。他擦着满脸的汗水，不止一次咬碎钢牙说：“如果我当了虎城的干部，一定要把虎城到外面的公路修好。”
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1992年行政区划调整，撤区并镇，虎城区变为了虎城镇。唐铭见就任镇党委书记，邓平寿任镇长。两人都已从柔弱少年长成了30多岁的壮汉，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然而虎城还是那个虎城——人民穷困。交通闭塞。
“整个就是一个偏僻的三角洲，不突围只能等死。”唐铭见双眉紧锁。
“必须打通交通和通信。”邓平寿目光如炬。
当时两人并肩站在猫儿寨上。猫儿寨是虎城镇中央平地而起的一个300多米高的天然石寨，曾号称“西南第一寨”，四周悬崖峭壁，三道城门进出。站在猫儿寨，俯瞰四周，西边是秀丽的旋顶山，东边是巍峨的小峨眉山，两山之间河道蜿蜒。
山为屏，水为障。国道、省道以及县级公路都在山脚河边绕行，一臂之遥有时竟是不可跨越的鸿沟，周边的发展对虎城早已成夹击之势，外面的信息传不进来，镇里的农副产品又运不出去。虎城在自己的角落里跟贫穷兜圈圈。
“虎城太偏远，指望国家修条高速路来是不可能的。”
“可以自己修。”
“我们自己修吧!”
“只要你下决心!”
两双大手握在了一起。
自筹资金修路，这在当时是件开先河的事，艰难程度非经历过的人不能理解。单单统一认识就用了几年时间。当唐铭见和邓平寿以立军令状的决绝之心走进县委书记办公室时，已是1995年年底了。
没想到他们的决定竟然得到了县委书记的充分肯定：“修吧!给你们100万，政府也就只能帮你们这么多了，剩下的就全靠你们自已了!”
两个虎城人热血澎湃。
核算下来共需800多万，也就是说必须自筹资金700万。虎城镇政府办公楼里，唐铭见双手支头，手指狠命掐着太阳穴。
“决定已经做出了，我先拉起人马干起来，出了问题你再出面!”邓平寿站在办公桌前，一副横刀立马的样子。
话传进唐铭见耳里，夹杂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和烈马嘶鸣。
“双线工程”战役就这样打响。
首先是动员群众集资和出工。其工作量之浩大，至今让镇里的干部们想起来都后怕。很多农民根本不接受这些山外的新名词，更别说叫他们出工了，至于要他们拿钱，那简直就是扯淡!
长达一年，邓平寿带领镇村干部兵分六路，脚走八方。那些日子，他们几乎每天坐在村民家门口，不是这家就是那家，反复地讲那些他们思考得出的或者听来学来的大道理小道理，从历史到未来，从国家到那门内的家，直到一户接一户地把工作做通。
资金基本筹集到位，开挖第一锄的时候，邓平寿站在那“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气沉丹田，一嗓子冲破喉咙：“这一锄，挖断的是穷根啊，虎城老百姓该过好日子了——”
“嚯!”
“嚯!”
“嚯——”
黄土高坡，锄头齐举；声震云霄，气吞山河。
这一年，是1998年。虎城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一
2002年，重庆的冬日天空灰蒙蒙的。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大门前，一辆出租车“嘎”地急刹住，一个娇小的女人跳下车冲进医院大门。
女人在寂静的走廊里焦急地奔跑着。走廊
的尽头，一扇门缓缓合拢。门上，三个红色大字：手术室。
一辆手术车慢慢消失在门里，洁白床单外一双大脚脚跟并拢，脚尖自然分开。
这是跌跌撞撞跑着的女人拨开人群看见的最后一个镜头。
“平部长!”
女人旁边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轻声唤她，声音悲怆。
女人叫平华，40多岁，重庆市梁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娇小的身材使她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此时她脸色绯红、气喘吁吁，双目盯在紧闭的手术室门上。
男子叫杨代述，梁平县虎城镇镇长，不高，爽快干练。
时间似乎长得没有尽头。
三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门突然洞开，所有人都跳起来。
“手术很成功，病人要到晚上才能醒。是否癌变，检查结果出来后才知道。”医生说。
邓平寿被缓缓地推出来，穿过人群，进了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冰凉的玻璃窗上映满闪亮的眼睛。
里面的邓平寿双目紧闭，脸色苍白。这个生龙活虎的人何时这样安静过?大家不习惯，大家见惯了他来去如风，听惯了他的“大喉咙”。
平华久久凝视着昏迷中的邓平寿。
“邓平寿，我命令你，你醒来后再不准那么累!”她眼里含了很久的泪水狂奔而出。
泪光中一切朦胧，但她清晰地看见了那双大脚：脚跟并拢、脚尖分开，呈一个大写的“人”字。
邓平寿感觉到好大一片白轻轻地落在他的额头上、手腕上、胸口上，这时他才恍然明白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
他一边回答着医生的问话，一边努力在脑子里搜寻着可能搜寻到的记忆。
路，宽阔而平坦的路从山那边钻出头，扑面而来，钢钎与石头撞击的声音，“哼唷哼唷”喊号子的声音……很多人，把脚下正在延伸的路塞得满满当当，他在中间大声地喊着什么，或者大声地笑，更多的时候是跟大家一起抬石头、挖路基，多么爽心而快乐啊!
可自己怎么就到了这里呢?是的，千丘，在千丘村检查桑树冬管，忙了一天，突然猛烈咳嗽，喷出一口鲜血，接着一口又一口……
医生检查完，飘然而出。邓平寿缓缓抬起手伸向廖东安，蚊子一样“嗡嗡”地要求：“手一机。”
廖东安一愣：“要手机干什么?”
邓平寿固执地伸着手。
廖东安无奈地把手机递给他。
邓平寿僵硬的手指在手机上笨拙地移动，缓缓放到耳边喊：“老孙一一我老邓啊。”
廖东安一听就知道这电话是打给千丘村村主任孙先友的，邓平寿是在千丘村检查桑树冬管时吐血被送到医院的，那里的事儿，他还挂在心头呢。
邓平寿苍白的脸上闪烁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但显然，他的声音人家老孙听上去很吃力，他拼尽力气不断地喊了几句“我老邓、邓平寿啊”之后，颓然放下手臂。
这时，他看到了病房里额外加了张床，就又来了精神，直勾勾问廖东安：“加床?这得多少钱一晚啊?”
廖东安边收拾东西边回答：“30块。”
邓平寿不出声了，眼神定在那张床上，少顷，把廖东安招到身边说：“东安啊，我们把那床退了吧。我们俩睡一张床多亲热。”
廖东安瞪大眼睛，指指他，指指自己，手在空中乱画：“您身上插满管子，我俩睡?”
邓平寿这才注意到自己跟千脚蜈蚣似的，他眼珠一转说：“借凉板和铺盖，打个地铺怎么样?不就睡个觉嘛，眼睛一闭，躺哪儿不一一T样打呼噜!”
“好，好，您别操心了，我这就把它请出去，您就养会儿神吧，没见过做了这么大手术的人像您这样的。”廖东安哭笑不得，麻利地将铺好的被褥卷起来。
廖东安知道邓平寿跟那张床较上了劲，像眼睛里容不下沙子一样容不下它了。
廖东安参加工作就在虎城，与邓平寿相识二十多年，对他可谓知根知底。邓平寿在虎城有很多出名的事，这“节俭”算是最突出的一个了。他作为当地第一号人物镇党委书记，他的寝室没一件像样的东西，柜子、床、桌子、凳子都是二十年前的，各具特色，一看就是来自五湖四海。他却当宝贝一样：这是我在波漩时用过的床；这是我在楚家时用过的桌子……那神情，不知道的还当那波漩、楚家是什么旅游胜地呢。知道的，晓得那只是原来虎城的两个乡。
他的办公室同样简朴，迎门一排泛白的褐色沙发，左侧挨门是办公桌，椅子和文件柜等颜色斑驳，饮水机龙头破了用绳子绑着，绳子永远是湿漉漉的。
最具特色的是他桌上的那个保温杯，用了二十多年了，很难一眼看出是什么颜色，外壳裂了口，胶布缠了一圈又一圈。逢集他一般不下村，一早到办公室，就用这杯子泡上满满一杯热茶，往办公桌旁一坐。办公室氤氲着茶香，不一会儿村民就一拨一拨来了，那破杯子就开始在人群中传递。
杯子实在太破了。他曾狠心换了个老板杯，银光闪闪的，或许太耀眼，老百姓竟恭恭敬敬地端着，不往嘴边送。邓平寿一拍脑门，花7块钱，买了一个跟他原来那个颜色样式相近的保温杯，悄没声息地换下了老板杯。果然，老百姓又像以前一样，端起杯子就喝。他像孩子一样笑了。
虎城距县城有60多公里，到县里开会邓平寿舍不得花住宿费，会一散就拔腿走人。非住不可他也不白住，而是将宾馆配的小香皂小牙膏牙刷裹挟一空。某天跟一个村干部谈完工作，从抽屉里摸上这么一件小东西出来，递到人家面前庄严地说：“这件事做得好，奖励你!”
现在的村干部都是见过世面的，都笑嘻嘻地将他的手推回去，大声说：“工作是应该做的，奖励心领了，这个，您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不识宝!”邓平寿骂一句，以后不给村干部发“奖品”了，就把那些东西送给村民。村民将那些小巧玲珑的玩意儿攥在手里像宝贝疙瘩似的。
术后第四天，邓平寿身上的管子取掉了，他望着半靠在地铺上的廖东安笑嘻嘻地说：“我来睡地铺吧。”
廖东安头一摆：“算了，这榻榻米我睡惯了。”
“说真的，我出的主意我来睡吧。”
“我也说真的：我睡您那床上，明天早上医生一针扎在我身上，我可受不起。”
邓平寿呵呵笑了，不再坚持，转身又打他那打不完的电话去了。住院几天，他电话不断：镇干部、村干部或者全镇养蚕养猪养鸡大户……他一手吊着输液瓶一手拨电话，一个接一个，针对不同对象问的不同问题做着不同指示，哪个村正在搞什么产业上什么项目，哪个干部分管的哪样工作到了什么程度，从不混淆。
不混淆毫不足怪，因为他成天除了开会几乎都在下村，不坐车，常常一天走几十里路，虎城方圆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棵桑树没刷白哪条路垮了一块石头，他都知道。廖东安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几天里就没见他查过一个电话号码。早知道他有“活电话号码簿”的称号，但亲眼看见还是不禁暗自惊叹。
第六天，邓平寿软磨硬泡缠着医生拆线。医生检查伤口见恢复得很好，就同意了拆线。
没想到他得寸进尺：“拆了线就可以出院了?”
医生白他一眼：“胡闹!”
手一用劲，他“乌哩哇啦”叫唤，护士挤着眼笑：“这么疼?那就不能拆了。”
他立刻闭了嘴，再没发出一点声音。
刚拆完线，杨代述、廖铭等镇干部一溜进
来。邓平寿大呼：“又来做什么?我今天就回去了。”
“回去?”
“是啊是啊，线都拆了。你们看，恢复得多好，可以出院了。”他掀开被子一定要大家看他的伤口。
伤口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从胸口到背部，足有一尺多长，伤口两边的皮肤白得疹人。
邓平寿没发觉大家的异样，继续兴奋地说：“还是你们理解老邓，知道老邓想回家就来接了。”
“才六天哪，医院不会让出院的。”杨代述努力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轻声说。
“线都拆了，还拴得住我?”邓平寿挤着眼睛说，“你们等着，我找医生去。”
一支烟工夫，他风风火火地回来：“同意了，同意了。马上办出院手续，办了就走。”
一小时后，邓平寿在一行人簇拥下走出了医院。他一手撑腰一手搭“凉篷”，仰望蓝天，气宇轩昂地说：“这不又一条好汉出来了嘛!”
二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陈家村村民70岁的刘久星声音颤抖，将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有声。
刘久星这样激动，是因为村里正在修一条公路，要通过他家后山。
他家后山，没树没庄稼，除了杂草还是杂草，但机关就在那杂草下面，那是他誓死要捍卫的东西，碰都不能碰。
刘久星端条板凳坐在后山入口处，做工作的干部来一茬儿走一茬儿，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自岿然不动的架势。
公路进程至此中断。
邓平寿知道这事是他出院回到虎城第七天，正在寝室输液。听到消息，他不由分说扯掉针头，起身就走。
“邓书记，不急这一会儿，液输完了再去不迟啊!”身边的干部喊道。
“都停工几天了，还不急?!”他领头走了出去。
刘久星家离镇政府7华里，邓平寿出现在刘久星面前时摁着腰部脸色苍白，虚汗淋漓。他一屁股坐在刘久星身边，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只拿一双微笑的眼睛盯着刘久星看。
刘久星被盯得心里发毛。邓平寿病重，老头心想这回他怎么也没法出面了，可没想到他还是来了。“老哥啊，好久没到你们这里来了。”邓平寿抽出手，摸出烟，捻了一根出来双手捧过去，跟着的镇干部随即打燃打火机替刘久星点上。
邓平寿等刘久星把一口烟浓浓地喷出来后才接着说：“老哥啊，邓平寿今天给您赔不是来了!”
刘久星闷声闷气地说：“邓书记，快别这样说，刘老头担当不起。”
邓平寿盯着刘久星的眼睛诚恳地说：“老哥啊，我是真给您赔不是来了!修路这事吧，是全镇人受福的事，可今儿从您家后山过。您要喜欢呢，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您要不喜欢呢，您就是付出了牺牲。现在您不喜欢，我这当书记的，就真觉得对不起您了。但是，老哥，这路不修不行啊!您看，一到下雨天走路就得穿筒靴；种的粮食、喂的肥猪拖出去卖好难啊；别说建房子，连修个猪圈材料都得靠肩挑背磨，多难啊。”
刘久星脖子一扭：“修路我没意见，非从我家后山过我就有意见!”
邓平寿说：“老哥，您是明理的人，修路路线是千测量万测量经过大家讨论通过的，现在如果转个弯，修路的钱就差得远了。大家筹钱修路不容易，您叫我再多找一分钱我都难哪!”
刘久星冷眼望着远处，不答理。
“我也知道，您觉得您这后山下埋着龙脉。您爱护着呢!往常树都不让栽，怕把龙脉挖断了坏了风水。可您想啊，要真有龙脉的话，这龙脉多长啊，我们修公路到处开挖，您保得住您屋后的您还保得住别处的?要断早断了。”
刘久星低头不语，邓平寿继续说：“龙脉我没见过，不晓得有多好，可这路吧，就摆在这儿了，我们可以在上面走，还可以把很多的东西搬到车上弄出去卖，又能把很多东西搬进来。而龙脉，我是说真有龙脉的话，您都在烂泥里走了六十多年了，它管过这事吗?”
邓平寿脸色苍白，说一会儿歇一会儿，显得很吃力。
围观者很多，却鸦雀无声。
刘久星突然觉得自己很扎眼，不自在起来。
这时，一个干部伸手替邓平寿绾袖子，轻声说：“您这只手别动，看把留置针碰歪了。”
开始邓平寿袖口拢在手背上，刘久星没注意，现在袖口绾上去他见那褐色的手背上青筋暴露、针眼累累，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那手背上竟露着一截胶布缠着的针管。
活了70岁啥都见过，就没见过扎着一根针到处跑的人!
刘久星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弯着腰将自己一双老树疙瘩般的手挽住邓平寿的手臂，声音柔和地说：“邓书记，您刚出院，您——您先回吧。”
邓平寿头一垂，望着脚下的土长长叹口气说：“老哥啊，我不是要故意跟您为难，我是真想不通啊，这看着的好事，却眼见要被地下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龙脉给耽搁了，这——这——这谁放的屁啊!”
话音一落，他忙站起来，两手搭在刘久星的肩上：“我不是说您啊。我是说风水先生，他有多大本事啊，能看到地下的东西?他真有好本事，我挪屁股让他，他来带老百姓过点好日子，不走烂路、有钱用、有好房子住!邓平寿这后半辈子跟他混!”
这一激动，伤口便一抽一抽地痛，他“哎哟”一声轻唤，双手就按在了腰上，脸色发青，嘴唇惨白，额上汗珠如豆。
刘久星下意识地扶住他，邓平寿把手搭在他手上，用力晃动了两下虚弱地说：“拜托了!我代表陈家村百姓拜托您了!”
他的手在颤抖。颤抖传递到刘久星手上，他那一直高昂着的花白头颅，顷刻之间垂了下去：“邓书记，我答应我答应。您为修路，是命都不要啊，我如果再不答应我还是人吗?”
“老哥，邓平寿谢谢您了!”发现工作突然做通了，邓平寿竟高兴得像孩子一样，闭上了眼睛。
刘久星挪屁股了，邓平寿一颗心落地了。半月后，他甩了输液瓶，上班了。
这天晚上，刘启平不期而至。
刘启平是虎城邻界四川达县一个建筑承包商，与邓平寿打小认识，逢年过节在一起吃顿饭，几杯酒下肚两人称兄道弟，自有一番热闹。
刘启平一进门，把他那高大壮硕的身子在沙发上摆放好，就开始数落：“看你办公室亮着灯，就知道你在。病才好就这样，再进去了就没这么轻松出来哦。你这白天爬坡上坎、晚上熬更守夜的臭习惯，真得改改了，铁打的都蹦跶不了多久。老伙计，什么都是别人的，只有身体是自己的!”
邓平寿不说话，递支烟给他。
刘启平称那烟“五湖四海牌”，从来不抽，这天却显得特别通达，竟愉快地点燃，浓浓地喷出一口烟，眯着眼在品味似的，接着慢悠悠地说：“老伙计，我今天来呢，除了看看你还有一件事跟你商量，这事呢，也只有跟你商量了。”
邓平寿听他说得这么慎重，也就神色端肃起来。
刘启平接着说：“虎峨路我不是中了一段吗?中标期间我都不跟你见面，全靠自己硬上，算支持你的工作了吧?但你也清楚，那标底可太低了，我们可是真挣不了钱啊。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那标段本来就不赚钱，你啊拜托就别把那什么督察队弄来守着我，我看着那些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就心慌，好不好?”
“你没偷工减料，你心慌什么?绕这么大圈
子，原来你是怕他们啊，哈哈哈!”邓平寿大笑起来，边笑边伸手夺下刘启平手上剩的半支烟，放在自己的嘴上说：“就知道你不是来抽我的烟的。这烟啊，还得是我抽。”
刘启平顺势站起来：“你刚好，早点休息，我也没拿你当书记，我们兄弟之间话说了就行了。你生病，我也没给你买点营养品，这样吧，你自己去买点吃的补补身子，开了刀的身子伤了元气，是要补的。”边说边将一个信封推到邓平寿面前。
这突然的动作显然出乎邓平寿意料，他愣了一下，接过去一看，是一沓银行取出来还没扯去封条的一万元钱，他“呵呵”地乐了，连声说：“好好好，这样吧，我今晚不方便，你明天上午拿来，好不好?”
刘启平满脸狐疑，但看邓平寿不像开玩笑，就收起信封告辞了。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邓平寿通知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开紧急会。人一到齐他就说：“把刘启平的标书拿来。”
标书拿来也不看，举在手里，他说：“刘启平昨晚来找我了，要给我一万元钱，想我们在质量管理上马虎点。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他的标中得仍然不低，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他才这么轻易就拿出一万元钱来。第二，说明建筑承包商害怕我们的督察队。针对这两个情况，我的意见是，把刘启平的标底在他原来的基础上降低一万。再就是，我们这支督察队要一直保留并不断加强!”
会刚散，刘启平就如约来到邓平寿的办公室，邓平寿见他一进来，就拉开抽屉，向里面一努嘴，刘启平配合默契，从兜里掏出信封，潇洒地抛进抽屉，心里暗想：都说你不拿人钱财。看来也会变啊。
邓平寿迅速关上抽屉说：“今天早上，我们班子研究决定，你的标段标底降一万，这钱就算你退的。”
脸色庄重，绝对不是开玩笑。刘启平脸色大变，他狠狠地瞪着邓平寿若无其事的脸，足有半分钟，然后突然探身拉开抽屉，一把把钱抓在手里，盯着邓平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低吼：“你这个宝贝!”拂袖而去。
“没风度!”邓平寿对着甩给他的高大背影，咧嘴笑了。
三
虎城对外公路袁旱路硬化拉通后，连八林山上最高处的农民都惊喜地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打开了。接着修路工程在虎城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面展开。虎城大力发展交通，立志要经济腾飞，一场轰轰烈烈的真刀真枪的战斗打响了。
2002年，虎城镇上丰村的第一条村级公路变成了水泥路。2003年，陈家村完成了一条长2公里、宽4米的村级公路，这条路被记者称为“农村高速公路”。
几乎与此同时，虎城开始了境内最长的公路一虎峨路的修建。虎峨路长达15公里，从虎城镇直达小峨眉山顶，这条路不仅贯穿6个村惠及7000余人，还直接关系到虎城一个宏伟的发展规划。
邓平寿急着出院，主要的原因就是惦着这条路。
动员修这条路还是在两三年前，最初的动员工作难度并不亚于修袁旱路。村民说：“修袁旱路我们支持，是为了走出猫儿寨到县城方便，自己镇里修什么路?镇里没有车，我们自己这辈子也买不起车!”
“有路了就自然有车开进来，现在买不起车谁能说今后就买不起呢?”干部们说。
“做梦吧，你们!”
“先不说车。你看现在这路，天晴一身灰，落雨泥巴裹腿，而袁旱路你走过，那多清爽!”
“挖地种庄稼才是我们老百姓的正业，要修路你们干部修去。”
“庄稼收成了要运出去……”
话没说完村民留下个背影，走了。
邓平寿一次又一次开村干部会。会上他对村干部说：县道修通，如果村级公路不通，村民除了进县城方便点，公路利用率不高。必须同时修通村级公路，地点我们请专家勘测过，大家才一起决定了。现在已经开始修高波路和虎峨路了，但村级公路通了组级公路不通，村民就照样得肩挑背磨。这没真正实现通过修路提高老百姓生产生活条件的初衷。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老百姓还在肩挑背磨，必须咬紧牙关苦上几年，彻底改变虎城交通落后的面貌。路通了一切都会通!
就这样，虎城修建组级公路的战斗几乎在修建村级公路的同时打响。每条路邓平寿都要带着镇干部下去配合村干部做工作。终于，在广大干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接受了修路，并愿意积极地投入到修路中来。虎峨路的修建终于拉开帷幕，路开始艰难地一寸一寸向前延伸。
2003年8月，天气炎热，酷暑难当。为了节省开支，邓平寿带领技术员和镇干部去勘测虎峨公路工程量和上山公路线路，沿途荆棘密布，交织成一张密实的网。他们每人一把砍刀，一路披荆斩棘砍将上去。
邓平寿一边砍一边喊：“小伙子们，注意啰，裤子扯破了回去不好给老婆交差哟!”
中午，大家在山顶破庙里端着土碗，折几根树枝当筷子，用豆腐干、嫩包谷子下烧酒i就着馒头喝上两碗稀饭，然后一群人放倒身子，东倒西歪背靠在松树下打盹儿，养足精神又继续钻林子测路。天黑了，大家才回到镇里伙食团吃晚饭。
一天，邓平寿端着一碗饭，站着扒拉，怎么都不肯坐。大家很纳闷，几个小伙子上前强按，他才扭着身子叫：“这山上的蚊子蚂蚁不光个头大，还狡猾，知道找最有肉的地方下嘴，咬得我坐都坐不得了。”
大家突然明白过来，哄堂大笑：“邓书记，你说裤子破了回去不好向老婆交代，这裤子里面出了问题您回去更不好说呢!”
虎峨路的进展很顺利，慢慢地，那似乎盘古开天就没变过的丘壑之间，一条白亮亮的两米宽的路蛇一样探出头来，穿山越岭，蜿蜒盘旋开来。
然而，路延伸到千丘村被搁浅了。
这是全镇第二条组级公路，刚一开始就受阻。村民众口一词：“修路是为我们好，我们愿意，但有钱人不出工我们就不出!”
村民口中的有钱人是指杨家兄弟，两兄弟身强力壮，在外打工多年，算是组里最殷实的两户人家。而且，他们的住房就在设计的公路路口，理应是最积极投入修路的，但兄弟俩认为自己在外打拼，跟组里没关系，修不修路自己同样挣钱。组长多次做工作，他们漠然置之，而全组的村民都盯着他们，这颗钉子拨不下工作就不好开展。这天，邓平寿带着几个镇干部到了杨家。
邓平寿和干部们道理说尽，杨家兄弟就是爱答不理。
后来杨家大哥竟脖子一梗，乜斜着在场的干部冷冷地说：“要我们拿钱，除非你们跪地求情。”
在场的干部、村民都呆了。
邓平寿也呆了。
“你们平常说得那么好听，这样为老百姓那样为老百姓，动动嘴皮子谁不会?真的要为群众去受委屈，你们才不干呢!”杨家大哥斜视着面前呆愣的人群，傲慢地说。
突然，“扑通”一声，邓平寿身板挺直，头颅高扬，铁塔委地一般长跪下去。
全场哗然。
杨氏兄弟惊呆了。
几个人冲到邓平寿身边要拉他起来，但他甩掉伸向他的那些手，目光箭一样射向杨氏兄弟。
刹那间，杨氏兄弟刚才的蛮横像被一记闷棍打掉了。
杨家弟弟掏出钱包交钱。
“你们——”一声怒喝从邓平寿身后的宣传委员刘政辉嘴里吼出。
双眼冒火、身子扭曲的刘政辉被几个人死死摁在原地。
这时，邓平寿已被大家扶起，他平静地对组长说：“开票!”
组长开票时手在颤抖。
当他把票开好递给杨氏兄弟，他的身旁已伸过来很多手，每只手上攥着200元钱。
村民们一个一个报着自己的名字，组长一张一张地开着票。
邓平寿带着镇干部静静离开。
回到办公室已是黄昏，沉默如一口古钟的刘政辉跟着邓平寿径直走进办公室。
邓平寿掏出笔记本只顾在上面写着。
刘政辉沙哑着声音问：“为什么?”
邓平寿淡淡一笑。
“为什么?你这样做值吗?”
“值，只要为老百姓好，我怎么都值。”邓平寿翻着本子，平静地说。
“男儿膝下有黄金，您邓书记在我心里是最堂堂正正的男人!”刘政辉声音低沉，带着颤音。
“这不是膝下有黄金了吗?路通了，车轮子转进来了，就黄金滚滚了。”邓平寿看着刘政辉不禁咧嘴一笑，打趣地说。
看刘正辉仍板着脸、不错眼珠盯着他，他合上笔记本望着窗外，叫着刘政辉的小名轻声说：“二娃呀，你说这人活着不就为了做些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吗?我啊，这辈子就是为了这一方人。只要他们生活好了，我就什么都好了。为了这个目的，叫我做什么我都觉得值!”
刘政辉慢慢垂下头：“您，只要自己觉得值觉得不委厨，就行。”说完也不看邓平寿，转身就往外走。
“二娃!”突然，邓平寿叫住他，很短的寂静之后他说，“我今天跪了，也是为你们今后能把腿站直!这穷面貌改变了，老百姓兜里有钱了脑子里有见识了，要做什么不容易?你们今后就没这么难了!”
刘政辉站直，没回头，一直听他说完，从胸腔深处“嗯”了一声，泪水决堤。
黄昏的走廊里，空洞地响着刘政辉的脚步声，沉重、厚实而清晰，在刘政辉耳里，这脚步声与六年前已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种踩过重重叠叠记忆的铿锵回音。
四
刘政辉不是虎城人，199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虎城镇工作。
邓平寿定了个规矩。新来的年轻同志都要驻村，由老同志传帮带。他常讲：乡镇干部说白了就是泥腿子干部，光在办公室里拨拨电话、听听汇报是搞不出名堂来的。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是靠脚板走村串户走出来的。所以，虎城每个年轻干部都有自己的师傅。他总是叮嘱有经验的老同志：组织上把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交给我们，我们这些老同志就要像赶牛一样，前面用绳子。后面还要用鞭子，他们才成长释快!
刘政辉开始驻村时，邓平寿往他那里跑得勤。常常一群干部一起下去，在路上就打招呼：“今天刘政辉是组长，他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遇到问题就让刘政辉先拿意见先处理。刘政辉开始有些胆怯，缩手缩脚的，有时候却又完全一副被逼上梁山手忙脚乱的样子。对此邓平寿无动于衷：“鸭儿浮水要浮得起，就得先下水!”
尽管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板着脸的，但刘政辉就觉得他是一方真实广阔的陆地，可供他着陆，再棘手的事有邓镇长在，他就心安。这位镇长绝对不会当着人挫伤他的积极性，而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他。然而有一次，邓平寿终于忍不住勃然大怒了。
那是刘政辉工作后遇到的第一次虎城大栽桑。那真是个壮观的场面。镇里统一把桑苗领回来，各组组长到镇里将树苗领回。邓镇长一直站在树苗堆里反反复复地喊：“轻点轻点，要像盘娃娃一样，莫把树苗碰伤了!树苗领回后，不能一分了事，要集中成片，由专业人员指导栽。各驻村干部和各村村干部、组长要看着家家户户栽。”
树苗发完，他喊上几个镇干部说：“走，我们下去看看，到水口村。”
水口村是刘政辉蹲点的那个村。
一行人还没到村委会，就遇见一队一队的村民，你一背我一背背着桑树苗，兴高采烈地说，村里让领回家去栽。
赶到村里，正发得热闹。问刘干部和村主任呢，回答：有事走了。
邓平寿拼命压着声音，低吼道：“马上给我叫回来!”
很快，刘政辉和几个村干部三步并作两步回来了。刘政辉满脸通红。
“两块多钱!两块多钱一根的苗苗!你们有钱，不心疼，但老百姓还指望着它们赚钱，这是老百姓的摇钱树!今天……今天，你们给我一根一根地收回来……收回来，集中成片栽，栽得规规矩矩的，我后天来检查!”
声音低下去，语速慢下去，如急风骤雨之后冰凉的雨滴。一字一字落在在场每个人心上。而刘政辉觉得句句都是鞭子，无情地抽在他的脸上。
那天晚上，刘政辉呆坐在办公室，仍仿佛裸身置于急风暴雨之中无处可逃。
不知什么时候，石安坤走进办公室，他抬起头时，那线条硬朗如石刻般的脸在暮色里静静俯瞰着他，他突然感到了一种温暖，喊了声“石主任”，鼻子竟一酸一酸地憋得很。
“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蚕桑是虎城的支柱产业，为了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他一个镇领导，县蚕茧公司技术员一来就跟在屁股后头跑，什么都学，硬是把自己弄成了一个专家。他随时背着一个包，包里是剪刀、蚕药、技术书，虎城的人都晓得，他把桑树当命根子一样。你现在这样不爱惜他的树苗苗，你说他心疼不心疼?但更让他心疼的是你!”
“我?!”刘政辉没想到石主任话锋一下落到他身上，
“我是个不留情面的人，我想这就是你被安排到这来的原因吧。想听他当时怎么说的吗?”
刘政辉一脸茫然。
“你到虎城，最高兴的就数他了。他兴奋地找到我说，老领导啊，我们这儿来个大学生不容易啊，一个地方的发展最终要靠有知识有本事的人，这棵苗苗就拜托您了!这些学生娃儿思想活、想法多，他们的路怎么走，最初带他的人很重要。老领导，我是你们带出来的，我相信你们。这个娃儿有点骄傲有点散漫，要打磨。对他严些，现在也许他不理解，今后会理解的。”
刘政辉心潮起伏。
“他每天都在关注你，你的每一个变化他都看在眼里，在你认为他土他粗他不近人情的时候，他却在为你的一点点进步而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像看到自己的娃娃一天天长大一样，他把多少希望寄托在你们这批年轻人身上啊，可今天……今天你表现出的不负责任，不夸张地说，你是往他心上捅刀子啊。上班钓鱼——钓农民的鱼，不守着村民栽桑树，在你的眼里，也许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他看得重啊!”
“别说了!”刘政辉突然叫起来，眼睛通红地望着石安坤，声音嘶哑地说，“别说了，石主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石安坤平静地说：“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自己找邓镇长去认个错。”
第三天，邓平寿说到做到，一早就到了水口村，他看到水口村桑树栽得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冷峻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刘政辉前一天在村里跟技术员一起一家家地守着栽，一直到天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比邓镇长来得更早，检查树苗情况。
这时，他站在邓镇长的身后一声不吭。
邓平寿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刘二娃，你是个做事的好手。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做、是不是真心为老百姓好。若不是真心为他们，你就
会觉得工作很勉强，你就会偷着玩。你要是真替他们担心，叫你玩你都没心思!”
这话。在跨越了五个年头的2004年的那个夜里，从已是宣传委员的刘政辉心底泛出，振聋发聩响彻他的耳边，而眼前，不断重复着邓平寿铁塔一样长跪下去的情景。
刘政辉越走越快，热泪在他脸上奔流不止。
五
此时的虎城镇镇长杨代述是本县龙胜镇人。杨代述还未任镇长时，邓平寿就不止一次地跟他聊到一个想法：我一直在想，搞工业，我们应该给企业打造一个平台，你想，水、电、气、路没有，一个企业肯定造价高、投资大，这些事情你如果不替企业考虑，企业就不得来。来了没得账算。即使好说歹说把人家弄来，企业发展不好，我们也没法跟着发展。如果我们找块地，把这些问题统一解决，先把场地平整了，把路修通了，把电话线架起了，把水引进去了，谁都算得来这笔账，企业就愿意来，来了，我们把企业集中在一起，比一个企业在这里单打独斗开销要小得多，还可互相利用和促进。
杨代述听得很兴奋。后来不久，他听说了“工业园区”这个说法，不免暗自吃惊，无论邓平寿的说法是听来的学来的，还是自己想的，都让他觉得心悦诚服。他当镇长后，邓平寿交托他的几件首要大事里，就有这事。一周后，杨代述将一个完整而翔实的规划送到了邓平寿的办公桌上，邓平寿看了，直冲到他的办公室说：“走吧，我们马上去选址。”
最后，他们的“工业小区”确定在袁旱路的终点也是起点的旱田坝。
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找县里申请了40万元专款，自筹10余万元，把水从猫儿寨引到了旱田坝，并拉通了电和程控电话。
几乎与此同时，邓平寿要求在旱田坝配套建居民点。他说：“农村的发展，最终要发展工业和城镇才行。”
这一场仗没打完，邓平寿又问杨代述：“怎么才能实现虎城经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
杨代述心里又是一震。说实话，他作为一个自认为爱学习爱思考比邓平寿年轻十多岁的干部，他对虎城发展上的想法还一直局限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真还没有去辐射周边的雄心大志。如今，书记提出了这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他觉得自己的大脑如同急速行驶的车飞快地转了个急弯，而一旦转过来，他僚愕地发现面前竟是一马平川。
他沉吟了一下说：“要达到虎城经济对外辐射的目的，首先，要解决交通，形成四通八达的格局。第二，通信。与虎城接壤的南岳、龙胜、安济的通信发展相对缓慢，如闭路、程控都从我们这边拉过去，去影响他们。第三，针对这些地区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他们过来从业、读书、居住，鼓励他们落户。”
这样一合计，召开班子成员讨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条可行的快速发展之路，于是，很多项目迅速落实、启动。高波路也以其打通虎城与安济的连接，而成为虎城境内规划的第一条村级公路，这也是邓平寿为这条路搁浅而如此伤心的原因之一。
高波路喊停后，有很多天，大家看不见邓平寿的笑脸，也听不到他惯常的朗朗笑声。
直到有一天，镇政府突然闹起来，汽车呜叫、人声鼎沸。
邓平寿在办公楼上，走到窗前，突然，脸色一变，吼了句：“唐书记回来了!”奔下楼去。
镇政府院子里，唐铭见的身边围了很多人，有县卫生局的班子成员和科室负责人，有镇里的干部和市民、村民。见邓平寿冲出来。大家闪开一条道，人群安静下来。两个汉子四目相对，少顷，两双大手握在一起。
“你没有错!如果错了，我当初也错了，那我这卫生局长就该下了，因为，我是双线工程建设有功被提拔的。”唐铭见说。
“唐书记——”
邓平寿话没说完，唐铭见摇摇他的手，说：“不说了!今天，我是带着局里的干部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改变命运不屈不挠，学习你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我局为你们修路捐款2000元，我个人捐款1000元，希望你们接受!”
邓平寿沙哑地说了声：“谢谢!”眼睛潮湿了。
次年，也就是2004年6月，虎城至小峨眉山公路13.6公里水泥路硬化完毕。村民们敲锣打鼓，笑语喧天。那是一段喜庆的日子，沿途村庄的村民，常常放下手中的事，成群结队到公路上去走走，今天往里走，到小峨眉山顶；明天往外走，到虎城街上，宽阔平坦，可以打闹可以奔跑可以慢慢地散步，按正常的速度，全程走下来需要两个小时。
六
2005年3月，邓平寿上了重庆市委机关刊物《当代党员》的封面。虎城大地上，“邓书记成明星了”的消息被温暖和煦的春风吹得到处都是。
邓平寿从来没这么憷过。那绿色的春意盎然的杂志封面上，自己的大脑袋印在上面土不拉叽，那头发，当时看记者端起相机对准自己，还忙乱地扒拉了几下，以为会顺一点，怎么还是那么个刺头呢?
镇政府那栋楼闹开了锅，闹腾得他心慌。那些年轻娃手里拿本杂志直往他办公室里闯：看到没有?邓书记，是你呢!
他总说“没看到”，假装很忙，假装不在意地瞄一眼——那土不拉叽的样子!他感到脸发烧。好在脸黑，脸红了看不出。他心里暗说。
最后，他急急跑出办公室，下村去了。
好一派春光啊，桃花朵朵，柏树吐香，桑梓苍翠，禾苗摇曳……
邓平寿很快忘了“那土不拉叽的样子”，他走在田坎上，神采奕奕，笑声朗朗。直到晚上回到办公室，那铺满《当代党员》封面的大脑袋再次闯入眼帘。
他很小心地翻开杂志。自己就是这么活了大半辈子，吃饭睡觉做事，他不知道那记者唠叨了些什么。像一个一直在田间劳作的老农民，突然被推到聚光灯下，他紧张又好奇。
于是，在那个初春和暖的夜里，他开始静静读那篇文章——《一股劲一种情一个梦——记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但，在邓平寿的内心深处，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一个梦，一个让虎城不断发展、让虎城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足的梦，一个一定会实现的梦!”
轻轻合上书，邓平寿投目窗外。
窗外，月光如水。如水的月光里，他看到了那个站在岁月隧道里满身尘土的自己。
或许无人知道，上了市委机关刊物封面，这事本身对邓平寿的影响是什么。
2005年6月的一天，他下村时突然肚子疼，眨眼间脸色苍白、汗湿额头，他呻吟着被人架到镇卫生室打了一针止痛针。
半小时后，他若无其事地坐在了办公室。
不一会儿，石安坤急匆匆闯进来。邓平寿满面堆笑正要站起来，被石安坤一个重重的手势压了下去。
“你勤恳工作是对的，但你要注意劳逸结合，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引起重视，机器转久了都要发烫，莫说你这血肉之躯!这些话，我给你说了不下百遍了你不听，弄得上次做了那么大个手术。你再这样，不说是不吸取教训。也可以说是不负责任，对虎城、对虎城人民不负责任!”石安坤嘴唇颤抖。
邓平寿见石安坤今天是硬要跟他说个分明，也就不好再轻描淡写地糊弄了，才经历一番剧烈疼痛，他也确实很无力，他高昂的头终于有些下垂，低沉地说：“石书记，有这么多事要去
做，没办法啊。”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要一件一件地做，一天能做完啊?再说了，没有你，虎城的天也塌不了，不信你试试。”
“我知道，但我一看到都这个年代了，我们这里的百姓还在受穷还在吃苦，我就急，我常常急得抓心挠肝的。”邓平寿说着，从抽屉里拿出那本《当代党员》杂志，目不转睛地盯着封面上的自己说，“那么多人看着我，我只能做得更好，我不能松懈!”
石安坤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邓平寿，邓平寿一路走来，获得的荣誉可以说要车载斗量，这些荣誉无一例外地在邓平寿这里转化成了责任、鞭策和压力。他知道，《当代党员》将平寿作为“封面人物”报道，早已使平寿在自己肩上自觉地加了一个砝码。
是的，所有的荣誉对邓平寿来说，都是他加在自己责任中的一枚砝码。他很少从中去揣摩体会甜蜜和骄傲，而是照着那荣誉的要求去要求自己，比如，他常常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他就一直拿“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邓平寿没想到的是，他把那本杂志放在抽屉里时时提醒自己更大的责任的时候，他已在越来越广泛地感动人们，封面上，他的眼神——那交织着忧患、思忖、憧憬、神往等太多内容的眼神，吸引了很多人去读里面那篇文章、去了解他。
205年下半年，重庆市先进性教育办公室精心组织了一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报告会。在全市乡镇一级选了唯一一个先进典型代表一邓平寿，还给这个石头疙瘩开了绿灯，享受“特殊待遇”讲本地话。
9月了日，重庆市委礼堂座无虚席，听众来自各行各业，气氛庄严肃穆。
穿着崭新白色衬衣的邓平寿在聚光灯下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吐词清楚。
“我叫邓平寿，来自梁平县西部最偏远的一个镇——虎城镇。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要让老百姓过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我在虎城已经工作近三十年了，县委考虑到我身体不大好，对我明确表态，我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县里哪个单位，只要我开口就行。但我谢绝了。有人对我不理解，说你邓平寿在乡镇累死累活图个啥?我图啥?虎城的老百姓和我的感情太深了，他们对我那么好，我不扎扎实实多做些事情，怎么对得起他们?我图啥?我是真心地热爱农村，我熟悉农村工作，我的事业就在乡镇。我图啥?虎城的面貌不改变，虎城的农民不致富，我就不离开这片土地。我图啥?我是从死亡线上过来的人，我知道生命的宝贵，人活着，不就是要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事吗?”
没有一句华丽的语言，没有一句时髦的套话，没有一句雄浑的口号，十分钟，邓平寿似乎忘了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他老老实实诉说着他的心里话，说着他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以一种诚恳、自信、平和，抓住了在座所有人的心。
掌声，雷鸣而至。
邓平寿突然有些羞怯的样子，憨厚地笑着鞠躬说：“谢谢大家!”
他是真的谢谢大家，他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理解。一个默默奋斗和奉献几十年的人，突然得到众多的肯定和理解，他感到很振奋。
七
然而，就在这时，邓平寿经历了他人生中一段痛彻心扉的日子。
这天，县委管组织的副书记任维平和县委组织部长平华突然来到虎城。凭经验，这样规格的正式来访，肯定是因为有重大人事变动。
邓平寿的脑子还没来得及转过弯，他们就直奔主题：“县里决定调杨代述同志到七星镇任职。”
邓平寿突然间觉得心里被谁捞了一把，空落落的，他的目光在两位领导熟悉的面孔上来回移动，不认识似的。确定不是玩笑，他喃喃地说：“不行，不行，县里不能做这样的决定，这不行。”
“县里这是第三次要调杨代述同志了，头两次你都坚决反对，组织都尊重了你的意见，但县里要从全局考虑安排工作，这次，县里已做出决定了，你是老干部。要顾全大局，配合做好杨代述同志的交接工作。”
这之后的十多天，交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邓平寿抱着电话不停地打，给主要领导请求过，给相关的负责人申述过，最后，他颓然地耷拉下脑袋，一声长叹。
这声叹息，杨代述听在耳里。
离开虎城的最后那天夜里，杨代述叫邓平寿去他寝室喝酒。杨代述平时不喝酒，他也不让邓平寿多喝。今天一人一杯，相对慢饮，两口下去，他的话就多起来。他觉得他那几个晚上把他们相处十多年的话都说完了。
“邓书记，你知道我佩服你什么吗?你身上有一种精神，你扎根在这地方，自觉地承担起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让你去思考去寻求去实践去敢于面对一切!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学校建设、重视农民的生活条件建设，这都是对的。
“你知道我还佩服你什么吗?我佩服你爱学习和善于学习，上面的精神，只要对农民有益，你很快就落实到虎城的发展建设中，常常县里甚至市里还没有举动，我们这里就已经搞出眉目来了。你每天晚上看书看报到半夜，外面的先进经验，能搬的你都往虎城搬，虎城这个变化，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而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我最佩服你对老百姓的感情、对虎城的感情，你把这里的老百姓全当成自己的亲人，心疼他们!为此，你放弃了多次升迁机会，为此，你甘于贫寒，你省吃俭用甚至抠门，你没穿过一件上百元钱的衣服，可哪位老人病了，哪个小孩上不起学，哪家生活困难了，你掏钱；镇里搞建设，你带头捐!你是怎么为这方百姓为这地方操着心，我一件一件在这里记着，在这里刻着呢!”
杨代述用手戳着自己的胸口。“但你也有失败，我提醒你!你对干部太严格，一点没做好你就训人，会上训、公共场合训，吹胡子瞪眼睛毫不留情。这是一。二，你对农民和干部厚薄不匀。你猜一些干部怎么说?说在虎城工作这么多年，工作掉了一套房子。我们虎城的干部，长期超负荷工作，收入低，办公条件差。节假日你不休息，就没谁去休个假，这些年我们都没休过双休日，有干部提意见，你还振振有词地说，农民遇双休日不还下田吗!我们该发的奖金几乎都没发。不发不说，还年年捐款，修路、修水利、修学校，都捐，你掏了大家都得跟着掏。我简单算了一下，这几年我捐的就上万，你就更多，每个干部都是几千。长此以往，干部会吃不消的。还有，我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的身体。人不是铁打的，铁打的像你这样用，都磨坏了!”
邓平寿笑了：“我的身体没啥。对干部我心里有愧，你不说我也清楚。现在虎城在加速发展，要钱没钱，要时间没时间，除了苦干，我们还有啥法子呢?我总想，等虎城建好了，我们大伙儿自然就轻松了，就有好日子过了，你竟等不得要走了……”
两个男人，就这样喝着酒说着话，杯里酒干，邓平寿把杯子一推：“走了，早点休息，明天事儿多。”起身出去，头也不回。
杨代述送至门口，一直看到那明显有些佝偻的孤独背影消失在楼梯口，才回身阉上门。刹那间眼泪夺眶而出，他就这么良久地靠在门上，任泪水长流……
八
2005年12月，梁平县屏锦镇副书记赵洪越
调任虎城镇任党委副书记，次年2月当选为虎城镇镇长。没想到的是，上班第一天，邓平寿就给他结结实实上了一课。
县领导把他送到虎城后，照例有个见面会。会上，书记邓平寿很客气得体地致了欢迎辞，简单介绍了镇里的工作和人员等情况，接下来身子一靠头一仰，神色庄重地说：“虎城，贫穷落后。虎城的建设和发展刚刚起步，做了虎城人就要一心为虎城。”
“只差没说生是虎城人死是虎城鬼了。”赵洪越心里嘀咕。
“虎城的干部就得艰苦奋斗，端哪样碗做哪样事，要对得起每个月的工资，要时刻想到人民群众选你做什么?你应该做些什么?你做了些什么?要正视我们的待遇问题，我们待遇确实不高，甚至比别人都低，但不要忘了，我们比农民好得多。各有各的环境，我们不跟其他乡镇干部比，要比，就跟我们还在农村的父母兄弟姐妹比。他们一年到头在土里刨，刨了几个钱出来?我们活路比他们轻松，收入比他们高：我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我们都是农民生农民养，都是农村出身的人，首先要爱农民要瞧得起农民，不要当干部三天半就忘了本!永远记住是农民养活了我们，没有农民，就没有我们这些泥腿子干部!”
赵洪越听得瞠目结舌。这些话带着岁月的风尘扑面而来，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心在颤动。他在心里暗自寻思：“这是这位名震全县的书记专为他炮制的一篇欢迎辞呢，还是所有进入虎城的人都要接受的洗礼、都必须领受的虎城精神?”
邓平寿成天泡在村里，不坐车，也不休周末，他也不好意思休了。镇里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建设中去了，干部待遇低得超乎他的想象。这些他早就知道，有心理准备，但有一点他没想到，那就是只要邓书记在办公室，老百姓就一拨儿一拨儿地往里钻，挑担的、背筐的，搞得办公楼都成了乡场。那套棕色人造革沙发常常坐满了人，沙发的坐垫都泛白了。有一次，他还开了句玩笑：“这都是村民的屁股磨的。”
时间长点儿，这好歹习惯了，接下来出现的更是他完全无法接受的了。年底他们到县里去拜访有关部门，总结一下过去一年的工作，筹划筹划来年的工作。由于虎城的工作踏实圆满，相关部门对他们总是很欢迎。但毕竟到年关了，邓平寿竟从没想过邀请有关领导吃一顿饭，每每到了吃饭时间，别人提出请他们，没想到这当书记的竟“呵呵”一笑：“吃饭就免了，如果一定要请，就把这顿饭折合成钱给我们吧。”
一旁的赵洪越张口结舌，恨得无地缝可钻。
不久，邓平寿带他下村熟悉情况，徒步走了一整天。一路上，村民见了邓平寿就亲热地打招呼、开玩笑、递烟拉家常，在乐呵呵的谈笑中了解了情况、布置了工作。那样融洽的干群关系，绝不是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打得出来、听汇报听得出来的。赵洪越心悦诚服地承认，邓平寿硬是用他那双脚踏平了办公室和田间地头之间的那道坎。
那天，他们走了六七公里路，走到了全镇海拔最高的一个组。沿途赵洪越看到，绿树掩映中一栋栋贴着外墙瓷砖的房子干净清爽，很多楼房前还有院坝，院坝用围墙围着，墙头种着花草，不少的农户已完成改水改厕。赵洪越止不住一路晾叹：“可以说，虎城的农村建设走到了全县乃至全市的前列。现在所提的新农村建设，其实，虎城早已经就那么在做了!”
赵洪越的内心生出一种巨大的感动，被有这么一班人在这偏远山区，做了这么多实事而震撼!在这样一个喧嚣浮躁弥漫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个人笃定地坚守着自己，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这让赵洪越有种兜头一瓢清水从头灌下来的感觉。
按照分工，邓平寿仍然管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赵洪越管工业经济和城镇。谈工作分工那天，邓平寿最后跟他说：“我一直认为虎城偏远，只有农业才有奔头。我知道这是老观念，我学习过汪洋书记的讲话，他说，世界上搞农业的国家永远是落后的国家。不把农民变成工人，不把工人变成市民，我们就没有前途。虎城发展到今天是该转变重心了。”
说实话，赵洪越担心的就是他的老观念，他趁热打铁地说：“一个镇的发展，必须依托企业和集镇建设，永远搞农业永远是贫穷的!”
邓平寿听了再没说话，赵洪越后来有点后悔，觉得自己话说得太陡了，也许冲撞了这个一直钟情于农业的书记。
2006年3月14日，赵洪越在办公室接到在县城开会的邓平寿的电话：“全市烟花爆竹产业要向梁平倾斜，我们何不借此机会去引进一家烟花爆竹厂?”
赵洪越分外欣喜，不仅因为这个信息，更因为邓平寿的态度。
放下电话，赵洪越带着几个人就去了屏锦。
九
桃红李白，柚绿桑翠；宁静的田野轻雾缭绕，公路如蛇一般蜿蜒游走。
陈刚分别站在猫儿寨东南西北四个寨门俯瞰，得出同一观感：美!
身边是邓平寿和几个镇干部，邓平寿看上去50出头，但一口气走上海拔300多米的猫儿寨，腿不软、气不喘，嘴里说个不停，脚下虎虎生风。
就凭这一点，陈刚就觉得很对胃口。可以说，陈刚就是冲着早有耳闻，又被赵洪越浓墨重彩描述的邓平寿来到虎城的。
“虎城有一个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事的书记。”这话持久而广泛地传播着，很让看重投资环境的企业老板动心。但陈刚并不急于换一个投资环境，作为屏锦人他在家乡屏锦的发展顺风顺水，很不错。
但赵洪越找到了他。
三四天的考察后，陈刚决定在虎城投资建厂。一个月后厂址确定在陈家村，虎城土地上第一家上规模企业破土动工。
建厂要改建一条公路，牵涉到几千人的利益，摁了这里翘了那里，很快就不能正常施工，五六十人拦在公路上，不让拉材料的车子进出。
陈刚给镇经发办打电话，挂了电话想了想又拨通了邓平寿的电话。邓平寿十多分钟就到了。
邓平寿一出现，喧闹的人群就安静了下来。他走到人群中间前后左右细细打量了一阵，才温和地缓缓说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么大的企业落到我们虎城，是我们虎城的幸事，我们是求之不得。别的不说，可以解决我们几百人的就业就不简单啊。现在，人家把厂址选在陈家村。就更是陈家村的幸事了。这道理不是明摆着吗?你们为什么要阻拦呢?”
“建厂欢迎，关键是改路后怎么走?”几十户人家，各人站在各人的立场上，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这个要这么修那个要那么修，厂里依了这个那个吵，依了那个这个不从，那路眼见就没法改建。路改不了，厂就没法建。
邓平寿说：“你们围在这儿能解决问题吗?吵成一锅粥，我看你们就没打算把问题弄清楚。走，各方选出你们的代表，到村委会办公室我们一起来想办法。邓平寿啥都信，就是不信这世上有修不通的路!”
几个回合讨论下来，终于敲定了一个方案，几方代表都点头认可了方才散场。
没想陈刚刚重打锣鼓再开张，一队人再次跳将出来，横刀立马，拦下铲车。邓平寿得信立即又奔赴现场，把领头的几个人叫到路边，蹲在树下做工作。几人见邓平寿说得有道理，当即偃旗息鼓，但邓平寿一走，这里刚一开工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立刻又拦在路上。眼见一天天
过去，陈刚急得脸红脖子粗，连拍屁股走人的心都有了。
邓平寿就一边做工作，一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你心要稳；我们这里老百姓见识少了点，脑筋一下转不过弯来，但他们淳朴，好相处。老百姓这些事交给我，我会为你把一切障碍处理好；你把厂建好，千万不要起走的心。”
话是这么说，但只要还有一个老百姓不让，就硬是开不了工。邓平寿的眉头越皱越紧，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将手一挥：“陈总，开工!将铲车开过来。”
铲车就“突突”发动了，邓平寿将衣服一脱，“哗”地往地上一掼，迎着徐徐启动的铲车跳到路当中，背对铲车，双臂长伸大步向前走，嘴里喊着：“跟着我!我看谁敢来拦车!”声震云霄，震住了在场每个人。
那天，邓乎寿就这样引领着一辆铲车在一面山坡上徐徐前行。在场的镇干部、村干部和一些村民不自觉地手拉着手，筑成了一道移动的人墙，在道路两旁，跟着铲车缓缓移动，不知是想保护什么，还是要表达什么。
什么声音都没有，除了铲车的声音。
那是一个陈刚从没见过的场面，他感觉有一股强劲的热浪从胸膛最深处往上冲……
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再闹了。工程进展十分顺利。改建的公路路基推出后，陈刚就把路面硬化、水沟整修都承包给了农民，不计较当初谁反对过谁阻挠过。农民这么快有了工程做，有了收益，就很感谢陈刚，之后他们总面带微笑念叨邓书记赤膊上阵引车开路的事。
陈刚建厂需要三万块砖，在虎城买要0.21元一块。但队屏锦买加上运费，一块只需0.18元。
当时，虎城等五个镇乡七八家砖厂，已联营成立“西山片区协会”。协会的成立，稳定了价格、市场，但同时又出现了垄断经营，不准外面的砖拉进来。
邓平寿当着协会负责人唐书权的面对陈刚说：“买卖自愿，既然价格谈不拢，你们能在哪儿买到便宜的就到哪儿买，进了虎城境内，就是我们政府保护外来企业的事了。他们有本事拦车，就先拦我!”
此后，陈刚就开始从屏锦拉砖，一路畅通，没人阻拦，六车之后，唐书权主动来到邓平寿的办公室，那次谈下来，砖价格定在0.185元一块。接下来，邓平寿又四处为陈刚协调货车。
十
有段时间，虎城很热闹，改建后的沙石村小学更给村民添了很多喜气。
学校两楼一底的教学楼，8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标准的学生食堂，400平方米的活动场地，崭新的课桌，锃亮的铝合金窗户，让这所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陈旧不堪的小学焕然一新。
虎城人爱编顺口溜，每逢喜庆的事他们除了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还会编段顺口溜传诵自己的心声。
巍巍猫儿寨，悠悠施家河。
川渝交界处，耸立新小学。
教育添佳话，群众心欢乐。
接下来，波漩完小、聂家村小，以及双坪和高板桥基点校紧锣密鼓地相继落成，至此，虎城完成了“一心、两翼、四点、八面”的学校布局。
邓平寿长出一口气，前所未有的眉头舒展了，气定神闲。
他这个当书记的，这些年被人喊出许多称呼，草鞋书记、挎包书记、修路书记……喊啥他都答应，他心里想，任它啥书记，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好书记。
然而，当虎城的教育布局圆满完成时，他想起了教办老主任刘定其的一段话。刘定其说：“这样书记那样书记，我看邓书记最称得上的是教育书记。”
邓平寿想想，倒希望自己真能成为一位教育书记，教育，那是虎城的未来和希望所在啊!
1992年建镇后，当了镇长的邓平寿便将教育视作虎城发展的生命。全区三个乡的初中合并成镇初中，把虎城中心校独立出去。通过这次合并，学校规模扩大了，教师多了，达到了教师有效分工、整合设备仪器的目的。
为了改变学校面貌，邓平寿多次召开专题会。在邓平寿的倡导下，虎城镇借助学校布局调整的契机，本着“建一校、富一村、兴一方”的原则，认真分析、周密谋划，确定了“一心、两翼、四点、八面”的布局，抓紧开展村小建设工作。期间，他经常到现场去督促检查，对一些因偷工减料造成质量不合格的建筑，他要求立即拆除，重新修建。有的包工头想请邓平寿吃饭，让他网开一面，邓平寿拍拍对方的手，盯着对方的眼睛，开玩笑地说：“把这钱拿去多买一包水泥，把工程建结实了，我就感激不尽了。”接着脸一沉，一字一顿地说，“谁要把学校建成豆腐渣工程，邓平寿做鬼也饶不了他!”
抓学校建设的同时，邓平寿狠抓学生入学。在农村，将适龄儿童组织进学校，是很头痛的一件事。经济困难、成绩跟不上、家里缺乏劳动力等都是一个家庭让孩子辍学的理由。于是，镇里在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三个宣传队，到村组院坝去做说服工作，邓平寿亲自带一组。宣传队一家家做工作，直到让那些“我娃儿读不读书关你们屁事”的辍学学生家长亲自把娃儿送进校门。并最终认识到，不让自己娃儿上学是违背国家法律的事，政府不答应，再苦再难不敢打娃儿辍学的主意。
在集体村，邓平寿了解到10多岁的邓广春家里只有他和残疾父亲，被逼辍学。他当即对邓广春说：“你去上学，学费我出。”
8月底，邓平寿亲自把孩子送到学校，此后每学期给他缴500元学费，逢年过节，还买身新衣服送去，让这个孩子穿得不比别人寒碜。
每年开学那段日子，邓平寿每日到村里巡视。一次，在河口村，硬是让他看到一个娃娃在田里捡稻子。他把娃娃叫到身边，问他怎么不去读书，孩子说他叫王虎南，出生才8个月母亲就离家出走了，11岁时父亲又去世，现在和70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爷爷多病，他要照顾爷爷。
邓平寿很难受，他回到镇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含着热泪说：“都什么年代了!虎城还有娃娃在受这样的苦，我这个书记有愧啊!路修得再多、蚕养得再好，娃娃没有文化，虎城还会是个穷窝子!”
他当场拍板，由镇计生办、民政办、教办三个单位轮流负责解决王虎南家的困难，保证他读书。从那以后，邓平寿就一直牵挂着王虎南的学业，逢年过节给他买新衣服、新文具。一天晚上，邓书记正在办公室，听见屋外有响动，他打开门只见王虎南蹲在寒风中抽泣。看到邓书记他瑟瑟地站起来，呜咽着说：“邓伯伯，救救我爷爷……”
邓平寿披上衣服拉上孩子就跑。原来王虎南的爷爷突发脑溢血，瘫痪了。老人老泪纵横地望着邓书记，说不出话来。王虎南懂事地对爷爷说：“爷爷，我不读书了，我要照顾您!”邓书记一把搂住他，大手抹去小脸上的泪水：“傻孩子，书是必须要读的，你们家的困难，说什么我们都会一管到底!”
孩子上不起学，邓平寿很忧心。他自己掏钱承担了两个孩子的一切费用，但他却发现那不能解决更多孩子的问题。在一次镇干部会上，他忧心忡忡地询问大家：“我们可不可以为贫困儿童捐点款呢?”
于是，大家你5元我10元地捐起来，
但邓平寿眉心仍然拧在一起：“今年解决了，明年又怎么办呢?年复一年，又怎么办呢?说什么也不能让虎城的娃娃失学。”
突然，邓平寿眼睛一亮，喊道：“我们也办个
希望工程?”
瞬间，大家的眼睛被点亮。
于是，虎城希望工程一可以说是重庆市第一个镇一级的希望工程，成立了。
那天是1998年3月18日。从此，3月18日成了虎城的“献爱心”日，以虎城镇人民政府的名义下文固定下来。希望工程的收支项目，向全社会公布，保证每分钱都用到孩子身上。
几年来，虎城200多名贫困学生，在希望工程的资助下，学业得以延续。
由于条件艰苦，一些年轻老师不安心，他就亲自到学校开会，几近恳求地说：“学校校舍差，是我们欠了教育的账。我保证，我们一定花大力气改变。但你们老师不安心，虎城的娃娃怎么办?娃娃们要有出息，一定要有人教他们，而且一定要教好他们。”
他立下了“建一校、富一村、兴一方”的誓言，亲自参与制定了全镇教育发展规划，修建虎城小学75万元，全是镇里财政掏的，这在全县没先例。
与此同时，他不断地往返于虎城和县城之间，为建校争取项目和资金。在县教委，他都已经成常客了，他得知香港悟宿基金会有个捐助大陆办学的项目，因为接受捐助要以其名命校名，于是一些地方不接受，他一听，乐了：“我们要!名字嘛，就是个符号，拿来喊的，只要我们能得到实惠，咋命名都可以。”
4月初，香港悟宿基金会捐资，虎城镇自筹部分资金，在砂石、聂家、桐子三个村各兴建了一所“悟宿小学”，三所学校建筑面积共为2960平方米。从选址、规划、建设到验收，邓平寿全程参与。开工前，他说了句让人听了胆寒的话：“哪个敢在学校工程上做手脚，搞豆腐渣工程，我邓平寿变鬼都不会放过他!”
后来，又从统战部争取来了一个台湾投资的项目，叫明德小学。这个项目可获30万元的赞助，全县只有两家，一下就成了全县各镇都抢的香饽饽。邓乎寿竟也争来一个。
虎城的教育事业逐渐枝繁叶茂，虎城教育工作连续九年获全县一等奖。
虎城教育能发展到今天，让毕生精力献给了虎城教育的刘定其深知邓乎寿在其中起的作用，但也许是老了，也许是岁月冲淡了一切，他们一起经历的艰难困苦，现竟都已风轻云淡，唯有两件事，常在他心头浮起。
1996年，镇里要建幼儿园，刘定其负责。幼儿园选址很难，要集中，又要安静，不能在交通要道，还要方便孩子出行。找来找去，终于看中了一块地，但刘定其得知，那块地是镇政府早就相好了的，决定搬迁到那里。他找到当时任镇长的邓平寿，邓平寿只淡淡说了句：“这要党委研究。我去找书记说嘛。这个位置确实好。”
刘定其没抱希望。但几天后，他接到了镇里的决定：镇政府重新选址，为幼儿园让道。
刘定其十分感动。
他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学校与政府再次撞车。这次是为修成人学校，选中一块地，竟又是镇政府准备迁建的位置。
他都不好意思再提，但结果，竟又让了他们。
那天，镇干部和教办的一群干部站在一个小山坡上，俯视着那块地。
“你们说要哪里我们让哪里。”邓平寿说，“刘主任，现在虎城最高的是你们，两头是你们，最好的是你们。学校都把虎城包围了，好!好!教育成了重头，虎城就长远了。”
刘定其不安地轻声问：“听说，为了这校址的事，你跟杨镇长闹得不愉快。”
邓平寿大声说：“哪来的话?杨镇长跟我从来都是一样的认识，尊师重教是虎城的传统，干部对此从来没有分歧!杨镇长，你说是不是啊?”冲人群中的杨代述咧嘴一笑。
杨代述兀自摇头，哭笑不得。镇政府那栋楼已被定为危房，没人比当镇长的更焦虑。让位幼儿园时，他是副书记，他知道全过程。他当镇长后，邓平寿交办他的几件大事里就有镇办公大楼的迁建，好不容易找了一块适合的地，没想到，教办再横刀夺爱。他当时确实持保留意见：“邓书记，合适的地很不好找，办公楼已被下了危房通知，干部办公条件亟待改善……”
邓平寿满脸歉疚地说：“既然他们看上了，我们再找嘛。我们艰苦一下也就过来了，教育的问题可不能有丝毫耽误啊。”
后来，重庆市教委到虎城考察，虎城镇教办在汇报中谈到镇政府两次让地的事，让考察组颇为震动，专程前往幼儿园和成人学校，最后去了镇政府办公大楼。
两所簇新的学校强烈映衬下，夕阳下的镇办公楼愈发显得寒碜。考察组十分感动，回去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不修衙门修校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定其说了那句最让邓平寿欣慰的话：邓书记更应该被称为教育书记。
十一
2006年9月，梁平县委组织部，部长平华办公室里。
谈话已进行很久了。平华秀雅温和的脸上没有了平日的微笑，她为邓平寿续上一杯热茶。温和沉稳地说：“邓书记，你是全县千得时间最长的乡镇干部了，你踏踏实实为百姓办实事，辛辛苦苦要改变这个地方，这些，县里领导都看在眼里，你这些年做出的成绩也摆在这里。今天，我一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个人，不能再让你这么辛苦劳累了。农村基层干部苦啊，像你这样一心要改变农村基层面貌、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的基层干部尤其苦，现在，县里领导有意调你到县里工作，你得慎重考虑。”
邓平寿淡淡一笑：“平部长，我把你当大姐，今儿跟你说点掏心窝的话。我这人，是苦大的。小时候家里穷，很少有人看得起我们，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一是我5岁多的时候，那时集体劳动，挣工分，我爸人老实，妈工分少，家里常常揭不开锅。有一次，我娘看我和哥饿得可怜，偷空跑回家煮了一锑盆野菜，我舍不得吃，想让哥吃个饱。我把锑盆端到我哥面前，想让他吃个饱。这时，几个大孩子来了，伸手来抢，我拼命护住，一个比我高一头的孩子飞起一脚踢来，正中我手中的锑盆，锑盆“嗖”地飞出去，我心里那个空啊!我跟着那盆追，那是我家唯一的盆，煮饭吃饭盛水都靠它了，我们不能没有它!可我哪里追得上啊，心里那个无助和绝望啊，只剩一路喊“娘”了。直到现在，我都常常感到两手之间有东西突然跌落了，心慌。所以，有工作了，我比什么都珍惜，生怕一不留神工作给弄丢了，就踏踏实实地拼命做事。我没想到的是，这样做着做着，最后竟当上了干部，不光要管一家人吃饱饭，还要带着那么多百姓过日子，我小时候穷怕了，我当了干部，我就想，不能再让虎城的老百姓过穷日子了，我是做梦都想这些老百姓把日子过好啊，恨不能一天变一个样。现在，我们终于起步了，平部长你看，我们的蚕桑和柚子已经起来了，年年在往老百姓的口袋里添钱。双线工程完成后，对外交通和通信已解决，以前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敢想了，很多想法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变为现实，可以说。虎城才起步，虎城老百姓的好光景才真正开始。我对这里熟悉，有农村工作经验，留在这里比调县里部门能多做很多的事啊!
“第二件忘不了的事是我读书的事。以我们那家庭，哪里能供我读到高中啊，但是每当开学我家没钱交学费时，三邻五舍就帮我凑，那一角两角的毛票，从此是我心中最好看的图画啊!没那些乡亲，没有邓平寿的今天，邓平寿发誓要让
他们过好日子，死不足惜，累一点又算什么呢?”
平华从没见过邓平寿这样庄重的神色，也从没听到他用这样沉缓的语调说过话，她没去打断他，她的眼前出现了曾在他家门框上看见的一副对联：走千家万户为百姓办实事一身正气；尽五脏六腑建四化奔三乡两袖清风。
蓦然，她当时站在邓家老屋前读这副对联的震撼再次来到心间。她分明看见一个人，心甘情愿地俯下身子，扛起一座大山的责任。在这样一种姿势面前，她觉得所有的语言都苍白无力，她什么也不再说，只把头重重地点了两下，又两下!
中午，副书记任维平宴请邓平寿。
酒过三巡，任维平说：“严格说来，50岁以上不提拔了，而县里这次的意思可以说是特例。这对你是个安置，对大家也是个交代。你在基层一辈子，可以说将一生都献给了基层，如果对你安置不好，谁都说不过去。”
邓平寿说：“感谢领导顾念，但这样，邓平寿觉得自己没用了啊。”
任维平说：“说实话，你该享享福了。”邓平寿默默地吮一口酒，深深地长叹一声，说：“虎城百姓日子过好了，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了!”
任维平徐徐举起酒杯：“我敬你!”
一仰脖子，干了。
分手时，任维平紧紧握了握邓平寿那满是茧子的手，握得意味深长：“好好想想，慎重考虑一下吧!”
邓平寿懂这意思。他的年龄已把他推到此生晋级最后一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邓平寿靠在他办公桌后面的藤椅里，一动不动，很久。
日间的热闹和繁忙退尽，办公室被日光灯涂抹上一层清冷。
静谧，异常静谧。
他突然觉得，自己或许真的该好好想想了。
那年手术后，他常常觉得体力不支。近年来，还不时闹肚子疼，疼得他头昏眼花，他不是不担心，就像以前咯血终于咯了个肺肿瘤出来，现在老是肚子疼，他不知道又有个什么地雷埋在那看不透的肉身里。
这些天，晚上累了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任维平的话。这次县里对他的安排是很好的，从现实的角度讲，已很不错了，至少可以喘口气，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他仔细翻检着自己的内心，他发现自己有一点失落。事实上，他还可以选择。那么，他需要选择吗?
这些年来，他引领着虎城的干部和群众朝着一个大家期待的目标奋进，谁都可以叫苦，他不可以；谁都可以停下脚步歇歇，他不可以……他一直那么昂扬着、坚持着!而眼下，县领导的话让他平静的心底泛起涟漪，自己在基层奋斗了一辈子，到县里去，而且是去任县级领导，那应该是自己最好的归宿。
一如这些年每次换届，老百姓一到这时就紧张。他心里数了数，这些天，17个村少说也有12个村的村干部到办公室来，但更多的是村民，还是那句老话：“您不能走，猫儿寨不能没有您!”
他们，总能把他留下来。
十二
2007年1月13日，星期五，邓平寿回到镇政府三公里外的上丰村的家里。
一如既往，他一只脚刚迈进院门就大声喊：“娘，我回来了!”
“回来了啊，娘等你半天了呢!”院里一个苍老的声音洪亮地响起。
邓家门口一个宽阔的水泥地坝，地坝口左右栽着两排袖子树，一楼一底的楼房呈L形，与袖子树呈环抱之势，独门独院，清爽宁静。地坝与楼房相连的是七八级石梯，拾级而上，是一扇农村固有的阔大的门。老太太常常倚门而坐，每周周五的下午，她的儿子邓平寿总会在黄昏时候出现在院坝口，大声喊：“娘，我回来了。”
邓平寿跟娘打过招呼，一般就会到厨房去帮妻子端菜，厨房不小，当中一硕大的砖砌的灶，灶上放着一口足以与灶匹配的硕大的铁锅，那是煮猪食的，永远温温吞吞地冒着热气。大锅的旁边的一个灶眼，才是供做饭用的。把那巨大的锅里的猪食煮好温着，同时把一日三餐轮番着在另一个灶眼上蒸煮煎炒，便是唐有清每天要做的工作之一。而每周五的下午，她在厨房待的时间会比平时长一些，这天，丈夫和小女儿巧娟要回来，丈夫喜欢吃酸菜炒肥肉，娟爱吃土豆烧豆腐，这些都不会少。多年的习惯，几乎能完全掐准父女俩到家的时间，但她总要等到那声洪亮的“娘，我回来了”，才把那道酸菜炒肥肉倒进锅里。而这时，丈夫就会走进来帮着端菜，在耳边压着嗓子说声“老唐辛苦了”，然后端上菜碗，一路吆喝到堂屋：吃饭喽——
堂屋就是正门对着的那间屋，方正亮堂，会客和吃饭都在这里，是邓家最体面的一间屋，陈设简单，一张四方桌被四条高板凳围着，占了里面靠墙的正中位置，进门的左边是一对人造皮革沙发，因陈旧而花色难辨；右边排着几把木椅子。样式色泽各不相同。
菜上桌后，邓平寿就去扶娘上桌，边招呼他那傻子哥哥。吃饭的时候，他不停地忙活，软的拈给娘，瘦的拈给妻子，大块的拈给哥哥，最后，他就拈些肉在自己碗里，把肉扒拉下来，把皮儿给女儿巧娟。巧娟喜欢吃肉皮儿。
饭后，邓平寿会把母亲扶到她的床前，打满满一盆热水，将那双干瘦的脚浸到水里，轻轻地搓揉。
老太太唠叨：“娘的腿脚是越来越不方便了，现在连到镇上去一趟都难了。”
“娘想到镇上去跟儿子说，儿子用车接你。”
“快别说用车接的话了，娘上次病了用车去趟诊所，你就给镇上交了30元车费，别当我不知道。这么贵的车，我坐不起!”
“用车要交钱是规矩啊，我不交，那别人都不交了，这车不成公共汽车了?您说我们镇政府的车成公共汽车了，儿子怎么工作啊?”
“工作工作，娘只求你莫拿工作当命。”
“娘，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儿的身子骨下贱了些，禁得住事。”邓平寿边说边把娘的一双脚焐到了怀里，将衣服严严实实抄住。
老太太感受到儿子强劲的心跳，心里安稳下来，这辈子，她的一双爬惯沟沟坎坎的脚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歇。听儿子说到“下贱”两个字，她的心突然疼起来，她把手搭在儿子手上说：“我儿小时候下贱了些，但现在是这么大个人物了，你富不攀穷不欺，就是个好人物!”
“娘，你说儿现在这么大个人物了，是什么大人物啊?”邓平寿满眼含笑地望着娘核桃般的脸，忍着笑，一本正经地问。
“邓书记呗，都这么喊。”娘孩子般小心地说。
“那，您知道书记是做什么的呢?”
“书记嘛，干工作嘛，上坡下乡，不穿皮鞋穿草鞋，还不戴草帽，上面晒，下面烫……”
“哈哈哈——”邓平寿实在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他的眼底就有了一抹泪光。
泪光中，娘瘦弱的背上压着一个硕大的背篼的情景映入眼帘……如今，娘肋多了，头发雪白，步履蹒跚。以前，他处理完工作，一支手电照着，走过那离家三公里的平坦公路，在榻前给母亲擦身子洗脚。后来，太忙，只能在周五回家团聚。而母亲不怪他，只是不准他买东西回家：“你又买面，自家做的面就吃不得了?”“我冬衣好好的，又买，真是三天有不得三天无不得!”母亲教训的时候，他50多岁的傻子哥哥、那打小同他一个馍掰成两半吃的手足，总是穿得光光鲜鲜地挨在门口憨憨地望着他笑，与母亲的
严厉构成一幅让他永远忘不了、舍不下的亲情图。还有，他的妻子，养大两个女儿，50多岁了还种着4个人的地，每年出栏8头肥猪，养4张蚕。村里人说她像头牛，这话让邓平寿听着心疼，于是他一到家，挑粪、割猪草、栽秧打谷，见啥做啥，只想为她减轻点负担。
收回思绪，他的目光温暖地落在娘的脸上，柔声说：“娘，儿这辈子哪敢欺穷，儿恨不得让大家都不受穷，都有好日子过。娘晓得儿的心啊!”
老人刚才见儿子笑得那么开心，早跟着笑得没牙的嘴一抖一抖的，好不容易收了笑说：“娘不晓得谁晓得!你啊，小时人欺了你，你不记得；帮了你，你总揣在心里。儿现在工作辛苦，回来衣服一脱，又要扯鱼草割猪草。儿啊，你要身体好，娘才高兴啊。儿身体累垮了，娘就活不下去了。”
“娘说哪儿去了?儿今后退休了就守着娘，哪儿都不去!”
将娘送上床，掖好被子，邓平寿回到堂屋。
妻子唐有清早已收拾利索，圈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唐有清是个安静知足的女人。要说不甘心，唯一一点，就是跟丈夫在一个地方生活着，却很少在一起。丈夫是一年比一年老了，他每周五晚回来，周六一早就走了。农忙季节他会留在家里两天，栽秧打谷、挖田锄土、摘桑养蚕、洗刷喂猪，没有不干也没有不能干的。从现实的角度讲，唐有清觉得自己真是找了个好男人，可这样好的男人却是大家的，是全部虎城人的，哪个有事都可以找他，谁找他他都跑得飞快。镇里那么多大事，他还恨不得帮助每个老百姓，这得多大的精力啊。她从嫁到邓家来，就没清闲过一天，她没有埋怨，但丈夫这样不爱惜自己，她是有意见的。她不止一次说：“你是不顾这个家啊，顾的话你就不该把自己弄那么累。镇里的工作你必须做，别人肩上的担子，你也要去做，你是想把自己累死了事，也就懒得管我们孤儿寡母了。”
邓平寿就把一只手臂搭在她肩上：“老唐啊，对于我来说，那只是些顺便的事，举手之劳，费不了多大劲。而对于农民，那就不一样了，他们看我这样待他们，他们心里踏实啊，就有依靠啊。我们小时候穷，一家人没少受欺负，这时只要有一个人对你好，你就记住了，就藏在心里了，这日子就过得不那么佰惶了。那些好心人凑钱让我读完初中的，还给我介绍了这么好个老婆。老唐啊，说实话，这辈子，我也没想到我会当现在这官，可当了官，不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我就觉得这官当得没意义!”
唐有清，这个矮矮墩墩，圆盘大脸的女人，平常不多说话，一说话眼睛就眯缝着向上弯，弯得满脸带笑，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但这夜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她抚摸着丈夫背上那一尺长的刀痕，感觉摸到了一只巨大的蜈蚣，止不住心惊肉跳。那次丈夫住院，虎城传得沸沸扬扬，说他得了癌症，她哭得昏天黑地。那一次惊吓让她有丈夫失而复得的感觉，于是她倍加珍惜这夫妻的情分。但丈夫是越来越忙碌了，这些日子，她总觉得丈夫的脸色不对。她心里不踏实。她摸着丈夫的伤疤，眼泪止不住往下流，邓平寿一双粗大的手在她脸上抹：“不许哭!好好的哭什么呀?”
次日晨，雨丝似雾。
邓平寿如每次离家一样，站在地坝中央喊：“娘，我走了。”
地坝湿漉漉的，邓平寿的脸湿漉漉的。
老太太说：“路滑，走慢点，莫慌张。”
沧桑的声音穿越雨丝，颤巍巍的。
“知道了，娘!”邓平寿笑嘻嘻转身走出院坝。
走到路口，停住，他听见身后“滴滴笃笃”急促的脚步声，是妻子唐有清特有的。
回头，唐有清手里抱把伞，站在一臂之遥的地方。
“这么小的雨，不用伞，撑着伞不好走路。”他说。
“还是带着吧，万一下大了呢。”她说。
“下大了，哪个屋檐不躲雨?”他嘻嘻笑着。
她无语，一手抱伞，一手摊开手掌接雨，似要试出雨丝的密度和温度。
他笑，笑容浸在斜斜的雨丝里，湿漉漉的。
雨雾如帘，隔断了丈夫的背影。
7点，邓平寿带着廖铭等几个镇干部走在了督促检查桑树栽种的下村的路上。
邓平寿一如平常爽朗、兴高采烈、浑身有使不完劲的样子。
回到镇里，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邓平寿往沙发上躺时对廖铭说：“今天我总感觉没精神。你们也休息一下，我躺会儿再打电话喊你们下村。”
可不到一个小时，廖铭接到了他的电话，声音虚弱，说肚子痛，让找个医生去看一下。
廖铭一听就跳了起来。邓平寿从不说病了，他说出来，肯定病得不轻。他的眼前出现上午邓平寿不时手按腰部的情形。
他立即赶去，见邓平寿躺在沙发上痛苦地呻吟着，豆大的汗水爬满苍白的脸。已打了一支止痛针，没用。廖铭急忙叫来人将邓平寿送往虎城中心医院。
医生见邓平寿疼痛难忍，又打了一支止痛针，挂起了输液瓶，同时做了抽血、查体温、B超等检查，初步诊断是胰腺炎。廖铭赶忙打电话向镇长赵洪越汇报，赵洪越在电话那头失声大叫：“急性胰腺炎是要死人的，给我立马送重庆厂
邓平寿一听要送他去市里，挣扎着起床，说回去休息一会儿还要下村。可剧烈的疼痛终究让他爬不起来了。
赵洪越命令：“抬!抬都要抬到市里医院去!”
邓平寿被几个彪形大汉抬进救护车，车子绝尘而去。
2007年2月1日凌晨1点，邓平寿因重症胰腺炎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离他51岁生日还差三天。
尽管有半月的心理准备，但对于虎城4万多干部群众来说，这还是一个来得太突然的消息。
那一刻，虎城大地，无数人号啕失声。
而更多的人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嗫嚅着：“总觉得，他没死；总觉得，他不会死……”
他就安静地躺在他们面前，盖着鲜红的党旗，熟睡般安详。几十年了，他们没见他这么安静过。他总是风风火火的，他总是粗声大气的，他从没像现在这样不声不响不闻不问过，他们不习惯他这个样子，他们希望他站起来，他们含着泪喊：“书记啊，你不讲信用啊，你不是说过你不走的嘛，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2月5日上午10点，邓平寿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梁平县殡仪馆举行，县委副书记户邑主持仪式，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呙生泽致悼词，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县属有关部门负责人、兄弟镇乡领导、慕名而来的干部群众、生前好友及虎城部分村民近千人参加了告别仪式。邓平寿生前认识甚至不认识的很多人，都来送他一程。
当时，正值县里“两会”开幕，为此“两会”开幕式推迟了半个小时。
遗体火化时，虎城镇一段一度搁浅的路再度开工，数十位村民抡起锄头，用一曲钢铁和石头的交响送了他们的书记最后一程。
天地为之动容。
早上晴朗的天，在那一刻飞起了细雨。
雨丝如诉。
灵车缓缓进入虎城镇境内，村民手拿白花，伫立在雨中，一动不动。
数千人的长龙，将虎城镇街道挤满。
自发聚拢的队伍，肃穆，庄严，徒步7里多路，送邓平寿回家。
鞭炮声响彻邓平寿回家的路。洪泰烟花厂拉出了几辆小货车鞭炮。
鞭炮声里，哭声四起。“虎城的事二天没做好，我一天不离开虎城。”邓平寿这句话，虎城百姓耳熟能详。邓平寿一辈子没失信过他们，他现在是真的不走了，但他们却心痛得泪雨纷飞……
邓平寿，这大地的儿子，就这样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一抔黄土埋忠骨。
一座新坟，守望着生他养他的家。没有碑，名字都没刻下一个。
家门口，终日坐着他88岁的娘。
家门过去，百余步，夹道几垄老竹。
路是小路，逢雨打滑。娘不停地唤着大儿子，搬几块石头、撒几捧炉灰……
邓平寿那跟了他一辈子的傻子哥哥便守着那条小路，乐呵呵地忙活，像儿时一样嬉戏。
这一垄土上长出来的娃，为这方百姓奔个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可谓马不停蹄，今日终于歇息，在这一垄土上。
责任编辑伊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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