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富连生，男，现年四十八岁，未婚，住本县捧场公社七台大队。本人状告王永春、商智永等人……”
“具状人富连生，本法庭提醒你，现在已经没有公社了，也没有大队了，赶快把公社和大队改过来，改成乡和村。”
“对不起，我就觉得不对，可仁贵非要这么写，还说按老规矩没错，我不能不听他的，谁让人家会写字呢……我不管他了，一会儿我就让人把它改过来。”
“继续说吧。”
一
十八年了，不，实际应该是二十年零三个月过去了，商智永终于又看到了故乡的容颜。原以为再也看不到了。
从南面的那座长满野草和荆棘灌木的山梁上刚一翻上来，商智永一眼便看见了那片多年以来一直牢牢地夹在南北两条山脉之间的平川地带，卑微的故乡像一辆坏在平川里的马车一样无声无响地映入他的眼帘，使他的眼睛不禁有些生痛。二十多年过去了，要说一点变化也没有，那显然是不对的，而恰恰就是那变化本身让刚刚归来的商智永在这片此刻没有一个人出现的山梁上愣了许久。
石黄雀像儿时的伙伴一样在蒿草间飞起飞落，他没有看见。
眼前的故乡如同一枚风干了的果实，干瘪、紧缩、多皱、黯淡，没有一丝光泽。如果说从前的她曾经是一枚水果的话，那也只有亲眼见过的人才会相信，而以她现在的模样。就连曾经亲眼见过的人也开始对往昔的记忆产生疑惑，站在烈日下的山梁上费心地琢磨、增删、更改。很多地方都走了形，再也对不上了。
那些房子好像都还在，却旧得让人心惊，呆傻地站在各自最初的位置上，多少年都没有移动过一步。有几处新房，却更像是落在一件旧衣服上的几个刺眼的补丁，更像是缀在那件破衣服上的几粒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来的崭新而贵重的纽扣。
只知道衣服会缩水，一个地方难道也会缩水吗?商智永在心里问自己。山梁上的风还像从前那样清凉，他明显地感到梁上的风正在推着他往前走。聪明伶俐的风，别看不说话，却好像完全知道他的心思。商智永稳稳地站住，让扑在背上的风从两肋下过去，他放下手里的那只被烟熏过、被土埋过、被水泡过，上面浸过机油和鲜血的几乎不再能看出本色的灰色提包，抬起一只手，在有些模糊的眼前抹了一下。
这些年来，他的眼睛养成了见风就流泪的毛病，他不知像这样擦过多少次。
从无期徒刑改判为二十年，中间由于干活儿卖力，又救过贾守城一命，获得两年减刑，所以真正在沙河劳改农场劳动的时间应该是十八年；再加上一开始关押在烟山看守所的那无人理睬、几乎被遗忘了的两年零三个月，正好是二十年零三个月。
二十年零三个月。
这样说来，王永春做鬼已经十八年了?已经在阴冷潮湿的烟山下面埋葬了二百一十六个月了?已经在连核桃虫都到不了的深土层里躺了六千四百八十天了?这样算来，王永春的那第一个孩子如今至少也应该有三十出头了。
二十年零三个月，没有照过一次镜子，因此，商智永不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他有时会借助别人看他时的那种眼神和表情，来猜想、判断自己现今的模样。
一次又一次，从别人的那些镜子里，他仿佛多少照见了一些自己。其实，不用照也不难想到，一定不会很好，甚至有可能相当的怪异。
不是吗?那年去土城挖壕沟回来的路上，他扛着铁锹，目不斜视，以一种近乎俯冲的姿势随队伍行进，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女孩儿说过的一句话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也初步印证了他本人对自己的猜想。——当他行进到她们的旁边时，他听到那个小女孩儿以一种惊奇极了的声音对她的母亲说：
“妈妈你看那个人——”
小女孩儿的话初看只是说了半句，而实际却已相当完整了，该有的意思那半句话里面都有了。
当然，也并不全是这样的事，这些年来，好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完全与他隔绝。先是大赦一般，从无期徒刑猛然变成二十年，等于一下子把他从阴间又送回到了人间，让他起死回生，让他重新再活，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人世间的事，再大的好事还能大过这去?平白无故地送给你这么一件好事，平时让你吃点儿苦，受点儿罪，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好事并没有完，以后就是减刑。减刑就是奖励，相当于正常的人在社会上得奖一样，只不过人家是公民、是正数，而你的一切都是在负数的状态下运行的，两重天里的事。隔三两年就会给他带来一次惊喜，也像社会上那些得奖的人或狗崽一样，把你的名字公布出来，张三李四，玛丽约翰。
这些年里，商智永一共获得过四次减刑，一次是四个月，一次是三个月，还有两次分别是七个月和八个月，四次累计起来也就等于减去了两年。两年，在外边的人们眼里，也许根本不是个什么，唱一唱，跳一跳，醉上几回就过去了。可是在农场里，两年仿佛就是二十年的时光，有那么多的时光一下子都给了你，试想有多少幸福可以度过?可以揉碎了一分一秒地品尝着过，傢油煎小鱼小虾，每一口也许都不那么饱满、实在。可是却回味悠长——人更需要的恐怕就是那种悠长的滋味，哪怕它从始至终都是错觉!
寂静的山梁从他的脚下开始变成倾斜的缓坡，一直延伸到下面的平川里，灰白色的鸟在越来越低的缓坡上飞着。还是小时候常见的那种鸟，多少年过去了，还在这片土地上一闪一闪地飞着。如果把它们看做是人，它们应该算是哪一种人呢?忠贞不渝的人?死脑筋的人?默默坚持的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改变的人?
两天前，告别沙河劳改农场的时候，管理处的人抱来了他十八年前初到农场时换下来的那身衣服，乍一看见，吃惊极了，连商智永本人也有些不敢相信，那一身已经开始大面积变白的蓝布衣裳会是他自己曾经穿过的，十八年来未曾洗过一水，跟随着它的主人，一到农场便被搁置起来，一直静静地躺在寄物处的某一只橱柜里。现在，主人要走了，它也随即赶来，迫不及待地要扑到主人的身上去。
但直到穿到身上后才发现。它已经非常地不合体了，十八年来它非但没有长大，反而变得又瘦又小，尤其是两个袖子，短得让它的主人的两截手臂不可避免地裸露在外，完全就不像是他的衣服。连一旁的长期以来一贯守口如瓶的马主任都禁不住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捉襟见肘!
十八年没有洗过一次，一直沉睡在寄物处的衣服竟然也会缩水，这事不仅让商智永纳闷，就连管理处的人也觉得惊讶，解释也解释不出个道理来。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是经过十八年的劳动，沙河劳改农场使他的身体变得比从前更加强壮了。
十八年，一直穿着国家发给的衣服，商智永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一名有着特殊身份的公职人员，错觉虽然是错的，却往往能给人以信心。虽然是劳改服，可也是农场发下来的，不要自己出一分钱。供给制有供给制的好处，许多事情无须自己记挂和操心，该有的到时候就都有了。“十二队。集体换鞋!”“十四队，派人来领帽子!”
商智永隐约记得自己也曾经有过一顶帽子。是当初来农场时与那身蓝布的中山装一同脱下来交上去的，但管理处的人说，找遍了整个寄物处，也没有发现他当年来时戴着的那顶帽子，很可能
是寄物处几次搬家的时候弄丢了，也有可能是喂了老鼠。几年前，管理处曾经集中处理过一批帽子，都是被老鼠咬坏的，最坏的一顶帽子上竟有四十七个窟窿!戴那样的帽子，实则是等于在自己的脑袋上扣了一把布质的漏勺，——漏勺恐怕也没有那么多的窟窿，还是不戴它更好一些。再加上那些帽子本身式样老旧，已再没有什么保管的价值，就集中起来处理掉了。那中间说不定就有商智永的那顶帽子。
马主任看着商智永那一身极不合体的衣服，从心里觉得他还不如穿劳改服得体、好看、自然呢，商智永本人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事实是，他再也不能穿着农场里的衣服出去了。
马主任对商智永说，出去以后去买一身衣服吧，现在外面已经没有人再穿这种衣服了。
马主任的话让商智永愣了好一会儿。外面的那个世界究竟变成了一副什么样子呢?他想不出来。倒是有一种好像即将就要跳傘般的感觉涌了上来，一个筋斗翻出去，重新跌回到人间。他问马主任，外面的人们现在都穿什么呢?
马主任说，穿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人再穿这种衣服了。
出去以后不到一天，马主任的话就得到了证实，商智永确实再没看见有哪一个人穿着与自己一样的衣服。无须去注意那些鲜艳得像野鸡或孔雀一样的女人、孩子，年轻的松鼠或刺猬一样的小伙子们，只需稍加留意一下那些中年以上的男人，上了年纪的男人，一切便全都明白了，就像马主任说的那样。
尽管是走在陌生的街上，也没有一个人会认识他，但商智永仍然为自己穿着多年以前的服装而感到局促不安，除了旧，更重要的是它的不合身，一看就不是他自己的。真相在这里被假象成功地制服，这让他的心里震惊不已。
无数的人，只有他自己穿得和任何人都不一样，也许一看就知道是刚放出来的?要不就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的?慢慢地，他有了一种被当众指认出来的担忧。
他开始找有树木的地方走。浓密的树荫有时会遮住他的脸，甚至整个身体，使他能够获得一阵短暂的安宁，也使他在心里感谢那些枝繁叶茂的天使们，若没有它们纷纷垂下的枝条和叶子。没有它们的关照，他真不知道该去依靠谁，该去哪里隐藏一会儿。有的叶子如同一件件斗篷一样阔大，每逢站在那后面，他就会久久地不愿离开。叫不出树的名字和种类也无妨，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懂得它们?就此时此刻来说，只要它有云彩般的阔大清凉的叶子就行，只要能把他收容进去，那就是一条能够普度众生的路，哪怕它荒芜也成!站在它的下面，望着满树的绿荫和清幽，他好羡慕那些躺在树叶上的虫子，远离凶猛的人群，远离喧闹的地面，长得再丑、穿得再不好，也没人能看见它们，当然也就不会招来嘲笑和鄙视。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一只虫子一样躺在一张宽大碧绿的树叶上，然后微觑着眼睛看着从别的枝叶和缝隙间漏下来的阳光；然后等着那叶子慢慢地收拢，一点一点地卷曲，将他紧紧地包裹起来，
没有东西包裹他、度化他，最终他还是像一件投掷物一样一头着地地掷在街上。
在一条行人不太多的小街上，他眼前一亮，终于看到了一个穿着与自己同样衣服的人，只是那个人身上的那件衣服比他身上的这件还要更破旧一些。看不见那个人的年龄，只能看到他背着一大堆空瓶子，众多的塑料的和玻璃的空瓶子被一根绳子巧妙地穿在一起，像一只年老的老鼠一样正在低着头贴着墙根行走。
商智永望着那个灰色的几乎已经完全塌下去的背影，心里猜测着那件衣服的年头，直到那一大堆空瓶子消失在另一条街上。
在沙河农场，老鼠是仅次于干部们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它们自由、强悍，兵强马壮，不讲道理，一个号令下来，霎时间就能迅速地集合起一大群，不怕猫、不怕狗，有时不愿绕道，就直接从人的脚上跳过去。就自由的程度来说，干部们其实也远远不能与它们相比。曾经有一个时期，它们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蒸蒸日上的繁荣气象，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它们前进的步伐。大白天在监区里的白色警戒线上晒太阳，相互嬉戏、打闹、开玩笑、讲故事、作报告，大摇大摆地行走，从阅览室去往食堂的那一段石子铺成的小路是它们相互之间最容易碰面的区域，也是它们最能与人遭遇的地方。
与商智永同在十四小队的陕西人惠志官，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心愿：
“我也想变成它们中的一员哩。”
那怎么可能呢?当然不行，当然不可以!中国人就是这样，看见哪里有好处，就会不管不顾地奔过去。蜂拥而上，也不管能不能，不管是否适合自己。看见别人都扑上去了，自己就会坐不住，心里只有一个目的：我——要!
到底要什么呢?商智永时常这样想。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就应该给予彻底的迎头痛击。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的那双伸出去的手斩断，就像斩乱麻一样，就像斩断魔爪一样。
二
直到站在那片凭记忆和强烈的思乡之情也不再能够恢复起来的残垣断壁前时，他才终于确信自己其实早已经就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了，一路上还半信半疑，心里还残存着最后的一点希望。总觉得，人可能没有了，但曾经住了那么多年的房子应该还在吧?至少还应该有一间能留下来吧?留下来的那一间房还有两扇门吧，两扇门还能用一把锁子锁起来吧?
但是，他所想的全都没有，只有一堆一堆的土，土上长出了一丛一簇的草。眼前的景象让商智永得出一个结论：家里的房子塌了不是三年两年了，绝不止那么几年，看眼前的情景，或许十年前就已全部坍塌了。十年前，那正是他在农场里干活儿最卖力的时候，经常受到奖励，隔八九个月，就会有人向他通报一次家里的情况，总的印象是家里的一切均好，房子也重新翻盖了(他当时就怀疑这件事：翻盖房子，说得容易，哪来的钱呢?)；院子里的两棵杏树，几年前死了的那一棵在一个春天的雨夜里突然又重新活过来了，四月里开了满树粉白的花。那时候他想，太好了!要是什么时候能回去，坐在杏花的深处，看着绸缎般上升的炊烟，遥望人字形的雁阵从天上经过，那就更好了。在机修队搬运铁桶的那些日子里，他还邀请过几个人，待将来大家都重获自由后，一起到他的院子里去，哪里也不去，就坐在杏树下，慢慢地说话、喝茶，也不妨回忆一下农场的日子。商智永清楚地记得，当时已经五十八岁的老潘向往过后。便说自己恐怕赶不上了，因为他虽然刚刚获得减刑，可从那时起，后面还有整整二十年的刑期，再减也减不到哪里去。而且以他那样的年龄和身体，也不大能够做出什么足以一下减去好几年的业绩，能把每天正常的劳动对付下来，就已经不得了了。二十年的时光，即使中间不出任何的意外，能够囫囵地挺过来，到时候想来也已经走不动了。商智永对老潘说，要有信心，我们等着你!杏树又不死，一年一年地开着，一定能等到你!树的寿命要比人的寿命长得多呢。
那两棵树呢?当然也没有了。商智永在周围寻找了一会儿，连一个树桩也没有看见。当年的那几个人要是真的都来了，该怎么对他们说呢?说等我回来的时候，它们已经不在了?没想到它
们却走到了老潘的前面。
往日的一切，怎能消失得这样干净?一家人生活了那么多年，一个又一个的春天，一个又一个的冬天，到头来竟然连一点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哪怕是一个脚印、一双用旧了的筷子，甚至一滴血7
至于父母，他早就知道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没有人告诉他一鳞半爪的消息，他凭的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感觉，感觉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农场里繁重的劳动使他和别人都很少做梦，一躺下去就像是沉入了无底的黑暗中，什么都不会梦到。可是有一次，他竟在那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见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神情都有些古怪，看他时的那种眼神也相当的怪异，他们都没有和他说一句话。父亲用一个木托托着一点儿拌成糊状的白灰往墙上抹，母亲在纫针，翻山越岭般地纫针。父亲在干一件徒劳的事，因为刚一抹上去，那些白灰就像裁成小块的腐烂的皮一样卷曲着掉了下来。父亲把它们从地上铲起来，放在木托上，又相当徒劳地用嘴吹吹刚刚粘上的浮土。那时候，他想对他说：“不能这样干呀!”可是话一直憋着，已经到了嘴边了，却也没能说出来，与舌头一起被一个死沉死沉的东西紧紧地压着，舌头伸不展，他的那一番长长的话也缩成一团。这以后，他们两个人各自都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一前一后地走了，像是去走亲戚；天气像是四五月的天气，能看到柳树已经绿了。
这样的事情让他想了一些日子。农场里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去想这种事，每天出工的时候，收工回来的路上，会有那么一闪念的工夫，比划一根火柴长不了多少，很快就又被别的事情遮盖过去了。搬运铁桶的时候，你不能去想那些事吧，你的脑子里如果净转悠着一些与劳动无关的事，那一百公斤重的铁桶没准就会滚到别人的脚上，甚至直接落在别人的头上。你不在乎把自己的一双手变成扁的，变成两把连骨带肉的血淋淋的铲子的样子，别人还怕呢。
一个装束怪异的人骑着一头大黑骡子过去了。在从商智永的面前经过以后，又特意回过头来看了一下。这个仿佛是从五六十年前一路走过来的人，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奇怪的，反倒是站在路边的商智永让他在那头大黑骡子上收紧缰绳，两三次地回过头来。用那张因长期的风尘的侵袭而略显蜡黄的微红的面孔好奇地回望着孤身一人站在那里的商智永。
看出来了，商智永自己也看出来了，打他一回来就发现看到的净是些生面孔，尤其是那些三十多岁以下的人，没有人认识他，同样，商智永也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这么样的一个地方，还能够叫做故乡吗?
当然还得认做是故乡，不认做故乡又能认作什么呢?不管你眼前是多么的陌生。有人说，凡是有你的亲人埋葬的地方，即是你的故乡。这样的话听起来有情有义，几近于真理，再经由那种浮华的善做表面文章的人说出来，再适合不过、完美不过。
但商智永不行，眼前这个有众多亲人埋葬的故乡让他糊涂了。
他把随身带着的那个提包放到一棵树下，然后也靠着那棵树坐了下来。
刚一坐下，就看见有蚂蚁开始在他的脚边，在周围一带出现、活动，有的不远不近地走着，扛着粮食的，游手好闲的，有些胆大而无事干的已经蹿到了他的鞋上。他用手扑打了一下，有一些被扑打下去了，但仍有一些还紧紧地抱着他的腿，像是长在了上面。
算了。他想。它们想在就让它们在吧。
踏着满地的柴草。一辆牛车慢慢地走过来，看不见赶车的人，赶车的人睡在两个车帮中间凹下去的地方。
是那种三四十年前常见的牛车，现在还在赶这种车的人一定不是年轻人。不是年轻人，商智永就应该认得，而且，对方也一定会认出他来。这样想着，商智永慢慢地从那棵树下站起来，他想看看躺在车上的是谁。可是，他看见的却是一个用一件衣裳蒙着头的人，一条腿害怕似的弯回去，另一条腿却又仿佛不是他的似的挑衅般地伸得直直的。在他的头边，有一团盘起来的黑雾雾的绳子。
没有人吆喝它，也没有人指引它，牛车吱吱扭扭地老马识途般地朝着往西去的原来居住着很多人家的一条街里走去。
牛车越变越小。
三
牛车越变越小，到后来完全没有了。在它拐了弯、消失了的地方，商智永看到了一个搭起的灵棚、白纸、白幡，飘扬的白布，用绳子固定起来的黑布，全都是烂纷纷的样子，仿佛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又像是刚搭起来就被风吹破了。
商智永突然吓了一跳，愣愣地望着那边。谁死了呢?
刚回来就碰上有人死了，这让他的心里倏忽飘过一片阴影，这让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到那边去打听。怎么说呢，这中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好像他现在的自由是灵棚里的那个人用自己的死换来的……看上去不是这样的吗?一个刚死，另一个马上就回来了。多少年也不回来，这边刚一咽气，那边突然就回来了，那中间难道真的一点儿关联也没有吗?自己不这么想，能挡住别人也不这么想吗?更何况，他本人目前正在这么想，正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嘀咕、涂染、放大……那么，别人又是如何想的呢?
他远远地望着那里，觉得迟早会有人从那个白纸黑布糊成的棚子里走出来，只要看到几个熟识的人，大致也就能知道是谁死了。
可是，直到他的脖子都有些酸了，也没有得到一个正经的答案。倒不是因为一直没有人从那个棚子里出来，事实上一直都有人在那个棚子的周围活动，不断地进进出出，相互对火点烟、聊天，独自站着发呆。难就难在那都是些戴孝的人，都是从头到脚一身白，就像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像是同一个窑里烧出来的一批一模一样的白瓷缸，隔着那么远，你能分清谁是谁?那么样的一些人，即使是到了他们的身边，也得一个一个地扒拉开，仔细看才能看清楚。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正在追赶着一只鸡到处疯跑，在从商智永的面前经过时，被商智永一把捉住了。孩子一开始想反抗，想挣扎，但是没有成功，他的细瘦的麻秆样的手臂被商智永紧紧地攥着，他小鸡一样扑棱了两下后，就不再挣扎了。
商智永指着远处的灵棚问道：
“谁死了?”
孩子用一种害怕而又绝对敌视的神情看着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回答什么。
他打开记忆的仓囤，在混合着清苦和霉味的往昔的气息中，快速地翻检着一些退色的图景，无数神态相似而运气和遭遇各不相同的人纷纷闪现后又都一晃而过，没有一个人走出来告诉他死的是谁，是西边的老人还是隔壁的女人，更没有人声称是自己不在了。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那个孩子像一块光溜的石头一样忽然从他的手里嗖地一下滑出去了。一定是他的手不知不觉地松了。孩子很好地把握着时机，机会一来，立即就蹿了出去，在一片觉得没有了危险的坡上停了下来，揉着大约是被他攥疼了的手臂，忽然用十分稚嫩的声音大声地对他说道：
“谁也没死，是你死了!”
商智永在树下做了一个捕捉的动作，那个孩子扇动了一下两个胳膊，很快就像一只土色的麻雀一样不见了。
这时候，两个一身白的人抬出一张颜色猩红的桌子，放在那个灵棚的前面。在午后的斜阳下，
那张红油的桌子发出一种灼热辛辣的刺眼的红光。
为什么会搬出那么一张与眼前那白花花的事情极不协调甚至完全相反的桌子来呢?就在商智永愣愣地望着的时候，很快就看见又有人出来了，弯着腰在那里鼓捣了一会儿，接着开始有一张一张的白麻纸被举起来，白亮白亮地在那一带飘闪着。这么热的天，飘动的麻纸肯定还有一些响声，但商智永听不见，他只能看见它们都被一张一张地糊到了那张猩红的桌子上。不一会儿工夫，那张热辣刺眼的红油桌子就不见了，变成了一个白纸的台子。
商智永用自己的目光测量了一下那个白纸糊出来的台子，一个人要是躺在那上面，长度显然是不够的，至少两只脚，甚至小腿部分都得悬起来，架空在外面，除非把身体蜷缩起来，除非是一个孩子，孩子也得是那种还没有长够尺寸的小孩子。
这就对了，糊成白的就对了，让人一看就明白这家人不是在办什么喜庆高兴的值得神气的事。而是从里到外都被一种不祥的空气笼罩着，控制着，左右着。出来进去，从鼻子里吸进去的也全是那样的一种空气，吃饭喝水的时候也能捎带着把那种东西吃进去喝进去。心里有了那种东西，面目神情上也会不知不觉地表露出来，所有参与到那件事情里的人，每一个被卷入到那种气氛里的人，都没有平时洁净，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一些鬼气。
四
他刚想喊一声“报告”，忽然又意识到已经不在农场里了，不需要再喊了。
叔叔和婶婶看到猛然出现在门口的商智永时，都被吓了一跳，婶婶的脸上快速地升起一片急躁紧张的浮云；叔叔的嘴张得老大，好一阵才缩小，变得正常。
看到他身上的穿戴，他们怀疑他是逃跑回来的，他们马上想到有可能被连累。
“按道理不应该这么快呀!”叔叔说，“我算计着至少还应该有几年。”
听到叔叔这样说，商智永在心里苦笑了一下。二十年都过去了，叔叔还觉得他回来得有些快。也许所有不在其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你并没有如数坐够，不是得到了什么好处，就一定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问题。二十年?怎么。已经过去二十年了?真没觉得啊，感觉也就是两三年的样子啊。
于是，商智永向他们解释，说到了一些规定和制度，说到了劳动表现，说到了减刑。又拿出释放证给他们看了。
叔叔咝咝地吸了几口凉气，对婶婶说：
“没想到监狱里还有这种事，像买东西一样，也能把价钱讲下来。”回过头问商智永：“你讲了多少?给你打几折?”
，
“不是这么回事，”商智永向他们解释说，“也不存在打折，这不是商业。我不是用嘴讲下来的，是靠劳动换来的。”
解释好像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叔叔并没有用心听，仅仅是不在意地匆匆扫了他一眼。释放证从叔叔的手里传到婶婶的手里，不久又从婶婶的手里回到叔叔的手里。叔叔用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另一只手拿着释放证，在认真地看，苦苦地思索着。他不时地中断审看和思索，抬起头看看站在他面前的商智永，然后又去看手里的那张释放证。
“回家说吧，”叔叔终于说道，“别让人看见。”
说着，带头往屋里走。婶婶推了商智永一下，让他走在中间，她自己则自动地担当起断后的责任。
“叔叔，我是光明正大地回来的，”商智永在叔叔的身后说道，“我现在不怕被人看见了，谁看见也不要紧。”
叔叔没有应声。看时，人早已进了里屋，里屋门上的一道蓝底白花的帘子正在无声地飘动着，家的气息朝商智永迎面扑来。
叔叔老得厉害了，腰已经不大能伸直，嘴里剩下寥寥的几颗牙，稀世珍宝似的偶尔露出来一下。倒是婶婶看上去依然健壮、结实，似乎比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女人还要有力。她的一条手臂上戴着一只镯子，那只镯子有些紧，套在哪里就是哪里，不能在手臂上来回滑动。
从院子里往屋里走的时候，商智永注意到东边的院墙下顺躺着一堆木头，有横梁、柱子和椽子，那一瞬间，他的脑子里浮现出家里的那几间房子，真不知道它们是在哪一年坍塌了的。整个村子里，也只有叔叔最有义务最有资格把那些塌下来的还有点用处的东西收罗回来。
街门突然被人用力拍响，用的是一种铁器。叔叔惊得脸色大变，婶婶瞪了他一眼，他立即慌慌地跑出去了。婶婶站在里屋与堂屋之间的门口，用一只手撩起那道蓝底白花的帘子，她一会儿偏过头去朝外面探望一下，一会儿又回过头看着屋里的商智永。
商智永听到一个粗鲁的声音在说：
“家里来了客人?”
“没有没有!”叔叔的声音一听就是在慌乱地刨土，极力地掩盖和埋藏，又像是被突然捕获。来人质问他为啥半天不开门，他说自己没有听见，叔叔好像有什么要命的东西攥在那个人的手里，十分的慌乱而又十分的低声下气，好像早已不再指望来人能把那个杀手锏一样的东西丢弃，更不指望能还给他。
来人说：“大白天插着门，肯定没有好事。”
叔叔赔着笑，笑声稀软，对来人的话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
来人说：“我来是告诉你，你还得去一趟水磨。”
“怎么?有麻烦?”
来人哼了一声。
“这个蔡金花，不是说好了吗……我饶不了她!”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这会儿天快黑了，明天一早我就去。”
院子里没有声音了。叔叔跟在那个人的后面。送到门外后，重新把街门插好。婶婶放下帘子，到了外屋，商智永听到他们在说话。
二十年前的这间屋子里曾经都摆放着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商智永想不起来了。包括叔叔和婶婶在内，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包括院子里跑着的鸡，也完全都是新生的一代，最近一两年才出生的。
像在监舍里的时候一样，他规规矩矩地靠墙站着，挺胸、抬头、两腿并拢、目光直视着前方。他的正前方是一堵墙，靠墙摆着一排柜子。就是在那排已显出陈旧和疲惫气息的柜子上，他看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前面镶嵌着一块方形的幽暗的玻璃……那个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心里叫了一声。
没错，是电视!就是一台电视机!
在农场里，他远远地看见过，只是从未走近过，更从未伸出手去在那上面摸一下，干部们差不多每天都能看，而他们却是几个月才能轮到一次，那也是后来这几年的事了，前十几年是没有见过的。所看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精心挑选出来的。
没想到叔叔的家里也有了电视，想来他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街门虽然不太整齐，可是屋里却有电视，叔叔的穿戴虽然明显偏旧，可电视里面的人都穿得很好，那也不能说和他没有一点关系吧?二十多年前，举国上下，所有的人都灰雾雾的，不能说都穿得像讨饭的一样吧，可也已经快差不多了，稍微再多一些补丁和毛茬儿，就都像了。
五
婶婶是个精明的人，一眼就看出他这回回来身上有些积蓄。商智永也没想过要向他们隐瞒，他告诉她说，有，有三千多块呢。十八年的时光。六千四百八十天的劳动报酬。临回来前，他用细密的针脚缝在一个贴身的口袋里。一路上，坐火车，乘汽车，他的一只手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捂在那
个此前从来没有过的让他深感不安的地方，像是在宣誓!脸上的神情除了深不见底的对于外面世界的惶惑和肃穆，剩下的便是无边无际的紧张，寒气一样，从脚底一路升上来，一直蹿至头顶。在一辆浑身蒙满黄尘的开往故乡的长途汽车上，他梦见自己是刑期未满逃回来的，半路上又被重新捉了回去。沿途的黄黄的柳树成为最容易让人伤心难过的景色。不久，又梦见身上的那些钱全都要离他而去，都表示不再跟他了。他说：“我带你们回家，回我的故乡……”一下没留住，眼看着它们就乱哄哄地蹿出去了，然后就纷纷扬扬地散落着逃走了，像是一群鱼回到了大海里，像是飘荡着的树叶回到了森林里。他从座位上惊醒，吃惊地看着车窗外烈日下的平原和越来越近的熟悉的山地。
叔叔一早就去了水磨。
家里只剩下婶婶和商智永两个人。从婶婶的嘴里得知，他们的几个孩子都早已分出去另过了，最小的一个在附近的镇上。商智永想不起她叫什么，只记得是个女孩儿，二十年前他走时，她好係才刚刚学会走路。印象里像一个摇摇晃晃的蘑菇。
回来的路上，商智永看到了许多到处散落着的蒙古包，有的坐落在河边、有的在山上，甚至就在悬崖边上，还有的就在草地上，大白蘑菇一样。商智永一路上吃惊地看着，又以同样吃惊的心情不住地想着，他不明白家乡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蒙古包呢?怪就怪在这里并不是草原，尽管离真正的草原并不算很远，坐车到那里也就是三五个小时的路程，可并不等于就是一回事。那样的一种草原上才有的标志性的东西出现在这一带，真是太让人觉得奇怪了。那是要做什么呢?里面住的是蒙古人吗?为什么在那些白色的包座的附近又看不到成群的牛羊和哪怕是一匹骏马?
迷惑的心情如同多年的陈旧性的溃疡一样使商智永的胃里突然之间变得又辣又烧，他腾出一只手朝那个热辣辣的地方按了一下，感觉那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似乎已碎裂成许多蚕豆大小的小碎块儿，正需要他用手去收拢、修补，重新捏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与原样相比不至于太离谱儿的东西。关于那些来历不明的蒙古包，他很想问一问周围的人，那是用来做什么的，哪一年，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的?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整个车上，除了他自己、再没有哪一个人的脸是冲着车窗外面的，远近各处的那些星星点点的白包包好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样。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打瞌睡，有的把也许平时扬得很高的头深深地低下去，认罪一样、悔过一样，把睡着了的脸贴在腿上；有的坐着的姿势倒是没变，只是眼睛一直闭着，上半个身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前后摇晃着，一副人事不省、深度昏迷的样子；还有的一排座位上三个人，睡成一道斜坡，一个靠着一个，最里面的那个人靠着窗户，只能把自己的一张既清醒又迷糊的脸歪到玻璃下面。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车上，只有商智永和前面的司机是醒着的。
直到那辆睡意朦胧的车把他放在路边，又昏昏沉沉地开走，也没弄清那些野蘑菇一样的蒙古包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它们出现的原因和意义。
一回来后，他就把它们全忘了。
二十多年，耳朵里得不到这边的一丁点儿消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小的东西，都会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他感觉自己像一捆吸水性很强的布，所有反映到他眼里和耳朵里的东西都能够被他如数地吸纳；吸纳得多了，一些不太重要不太强烈的浅淡的东西就会被暂时地遮挡起来，被一层一层地往后挤去，就以为那些被遮起来的被挤到后面去的都不存在了，永远不再见了；却不知它们并没有走远，更没有消失，而是都在记忆的暗影地带里蛰伏着，都在等待一线亮光似的时机；一旦时机到来，它们就会被重新照亮，慢腾腾地或者灵巧地站起来。大步流星地或者一溜小跑地向你走来。
现在，那些曾暂时被他抛到脑后去的野蘑菇一样的蒙古包就正在穿过记忆的原野，朝商智永走来……雪白的穹顶、穹顶上闪亮的避雷针，带有花饰和小窗户的包壁、门前的旗杆、旗杆上的绣有飞龙和骏马的图画，都无一不让他这个刚刚摆脱旅途踏上故土的人感到震惊和迷惑……而重新照亮、唤醒它们的正是眼前这位二十多年来没怎么见老，看上去比从前更加成熟更加精明的婶婶。
一开始他们在屋里，后来两个人都来到了窗前的葫芦架下，浓荫染遍的葫芦架下，甜菜、扁豆和南瓜纷纷向上蹿着、爬着，有的已越过了房檐。用细弱的看上去绝难成功的手顽强地向上攀登着。在葫芦架的阴凉以外，是一畦需要阳光照射的箭一样的黄花。
坐在有湿气流泻的绿荫下，商智永有一阵恍惚觉得正置身于一片没有声音的树林子里，他正在里面捡柴火。哨兵的黑洞洞的枪口有的朝天，有的朝着树林中的某一个弯下去的黑熊般的身体……而坐在他对面的婶婶又让他不时地从那片光线幽暗的树林子里走出来，穿过驳杂的记忆，艰难而又快捷地回到眼前这个再用不了多久就会硕果累累的葫芦架下。
二十多年没回来过，一定把这里的一切都想死了吧?那还用说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狗窝如今虽然没有了，可还有别的东西在。婶婶知道商智永现在的心情，知道他一定很想到处走走，看看。但是，婶婶说，有的地方能去，也能看，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而有些地方却是万万不能去的。
这还能叫做故乡吗?什么样的地方不能去呢?
真不知道那种像命运一样神秘的通道是怎么修建起来的?说着说着，这就说到了那些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野蘑菇一样的蒙古包。
“尤其是那些蒙古包。”婶婶说。
本来商智永已经把它们忘了，因为它们不管如何奇怪、神秘，实际却离他很远，与他目前的处境更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婶婶的一句话唤醒了他，长途汽车上车窗外曾经闪现过的那些谜一样的图景瞬间又在他的本已黑暗安静下来的记忆的原野上逐一地浮现了出来，清晰、雪白、浑圆、神秘……是婶婶提起了它们，不无善意地照亮了它们。——原来它们并没有走远，更没有消失，一直都安静而沉稳地蛰伏在那里，只是他自己一时看不见了，忘记了。
事实或者说答案是自己走来的，并不是商智永辛苦得来的，也不是他软磨硬泡地打闹来的。他就此正好向婶婶询问那些蒙古包的来历，住在那里面的是些什么人，在里面做些什么。
“就是做那种事的。”婶婶说。
“做哪种事?”
“就是那种事。”
浓密的绿荫使他这个时候看上去尤其显得面有菜色(其实不能怪那些绿荫。无论在哪里他都是这样的，站在光线充足、没有绿荫的地方会更明显)。他不解地看着婶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那种事”是哪种事呢，是什么事呢?
他有些呆傻地看着婶婶，为自己没有听懂她的话而觉得难堪。
“你是真不明白?”看见他那副样子，婶婶不由得把声音提高了一些，“连这也听不懂?他们没把你的脑子打坏吧?要是你的脑子真的不顶用了，你就完了，出来也没用了，自由也没用了，手里拿上十张释放证也没用了。”
“婶婶，我的脑子还好好儿的。我就是不明白你说的那种事到底是哪种事?”
“唉，就是那种事嘛……男人和女人的事……
!日社会把那种地方叫作窑子。”
“你是说那些蒙古包里……”
“看你，嘴张得那么大!对，我说的就是那意思。咱们这里又不是草原，又没有蒙古人，你想想看，平白无故地八竿子打不着地把那玩意儿扎在那里有啥用?名义上是旅游景点，实际就是做那种事的。”
“旅……游?”
“连旅游也不知道?就是到处走。到处吃饭，住店，到处照相，那就叫做旅游。可能除了你们在里面不能动，全国的人都在到处走，到处照相。胡富林家的那个坑坑洼洼的石碾子，不知让多少人照过相，不知和多少人合过影。胡富林不干别的了，每天给客人们表演推磨，有的客人来了兴趣，也要上去推几下。他爹死得早，梦也梦不到他的那个破碾子会变成那样，成了他们家的摇钱树，现在每天都有人看着。”
“他们在蒙古包里做那种事情，就没有人管吗?”
“她们只是挣钱，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严重。她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挣钱，更何况那还是双方自愿的事。”
“我记得，从解放以后，一直到我走的那时候，都从来没有过那种事。”
“没有就不会再有吗，人是活的。有那种聪明人，能想出各种办法。你还不知道吧，现在遍地都是，繁华的大地方有，咱们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有。”
“婶婶啊，我没想到世道竟成了这样!”(他想。退回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这些人至少也得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现在却都平安无事)
“这算啥!慢慢你就习惯了，就不觉得奇怪了。那些蒙古包里铺着毛茸茸的地毯，厚厚的垫子，还有梳妆台；水管子也通到了里面，每一个包里至少有一个水龙头，能洗。”
“出了这样的事，竟然没有人管……”
“也不是完全没有人过问，一些部门的人也断不了来，一撩帘子，一弯腰，就进去了。进去就半天出不来。有时一整夜都出不来。”
世界变了!仿佛一块晾在绳子上的布，二十多年来，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和别的遭遇，从颜色到内里都不再是原来的那块布了，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块东西：说它是布吧，早已没有了布的形态和品质，无论如何都很难说它还是一块布；说它不是布吧，那又是什么呢7塑料?钢铁?木头?皮革?陶瓷?桑麻?显然也都不是。
“我担心的就是咱你一不小心去了那些地方，就你那点儿钱，两下就让人家掏空了。”
“婶婶，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去的。”
“人都有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呢。”
婶婶啊，二十多年来，我在监狱里受到的教育，了解到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不是这样的呢。每周我们都要进行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由教员向我们讲述每一个时期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不太好说，总的印象是很多国家都很不好，都有大问题、大麻烦，黑暗、肮脏、恐怖，形同人间地狱。纵观全球，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可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和麻烦。偶尔出一点儿交通事故，却也反衬出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我们聪明勇敢的人民心高气盛，兴奋异常，把车开得太快的缘故。不过，也应该以正确的更加宽容更为积极的立场去理解人们的那种急迫的心情和行为：终于有了自己的车。容易吗?为什么不把它开得更快更猛一点儿呢?奔驰在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上，谁能不快，谁能甘心落于人后呢?退回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凭的是两条腿在走路，想快也快不了。近三百年来，我们一直被鄙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们倒不一定要以牙还牙地也去鄙视别人，但我们已有资格有能力去同情别人，帮助别人。
现在想起来，讲那些主要是为了稳住人们的心，让大家好好儿劳动，认真改造，外面的社会已然非常完美了，而你在这里要是改造不成，还是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即使将来有朝一日放你出去了，你也一定难以融入外面那个完美无缺的世界，这样的结果不难想象。两年前已经退休了的薛教导员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衣衫褴褛、浑身脏臭的人，突然走进一个灯火辉煌、富丽堂皇的大厅，即使没有人说你，没有人撵你出去，你自己马上也会觉得不自在，觉得一定是进错了门，走错了地方……薛教导员就是这样比喻有罪的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简单的一个比喻，却尖锐，刺眼又刺耳，充满辛辣，让大家如针刺一般。
它的前提是：外面的人都是无罪的，都是好的。
六
“婶婶，你要做什么?”
“我要洗衣裳。帮我去提两桶水，顺便把你的衣裳也脱下来洗一洗。”
“我的就不洗了吧……我没有替换的衣服，”
“唉……穿你叔叔的吧，别嫌难看就行。”
“婶婶，这一千块钱你先帮我收起来，总装在身上也不安全。”
“对，还是放在家里保险一些，没有人动。”
“该动就动，那就是给你的。我每天不也要吃饭嘛，就算我的饭钱吧。”
“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呢，你不回来。我们不也得吃嘛，又不是过去那些年。那时候，突然间要是多出一张嘴来，谁家都会受不了。”
“我回来给你和叔叔添麻烦了。”
“你不像是从那种地方回来的，倒像是从一个文明世界里回来的，净是客套话，自回来以后，没听见你说过一句粗话。”
“这二十多年，每天除了劳动，就是学习，不允许说难听的话。看了不少书，明白了不少道理。另外，婶婶，我的字也写得很好看了，在农场里还独立出过两期黑板报呢。”
“我们倒是没有在那里面生活过，一直都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可是，这么多年，耳朵里每天听到的全是粗话、脏话，要多脏有多脏。”
“明天我想去一趟镇上的派出所。”
“去派出所?”
“别担心，是一件好事。每一个刑满释放的人，都得要到当地的派出所去登记、备案，把释放证交给他们，重新启动你的户口。这样，你就真正又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了。以后再从派出所的门前经过，也不用害怕了，能挺胸抬头地过去了；甚至停下来，就在那里站一会儿，点一支烟，也不用怕了，更不用躲藏了。”
“这样最好，世上什么事最难受?藏着掖着的事。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办完事就回来，千万别到那些蒙古包里去，”
“放心吧，我不会去的。刚出来，我怎么能到那种地方去呢。”
“二十多年过着那样的生活，我怕你一时管不住自己。”
“我能管住。”
“嘴上不想，心里也不想吗?”
“不想，人最重要的是能够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明白什么是你能干的，什么是你不能干的；什么地方你该去，什么地方你不该去；去了不该你去的地方，只能怪你自己。”
“你叔叔一辈子也不明白这个道理，有空多教教他。”
“有婶婶在旁边时常敲打着他，他也不会出什么岔，这么些年不是都好好地过来了嘛。”
“唉，你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是事实本身就是那样的。”
七
已经很晚了，在村子西边的一处没有人住的空院子的山墙外面，有两个人还在说话。牵牛花的粉红的嘴和紫罗兰色的嘴在黑魆魆的墙头上悄悄地张开，吐露出粘有花粉和淡淡的香气的细语，
没有落到地上，也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而是越过那两个人的头顶，进了不远处的一片青杨树里。
“我是后半晌看见他的，猛一下没认出来，可再陌生也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影。所以，已经走过去了，已经到了魏子云他爹的那个磨房前了，我又停了下来，回过头去看，这一回，我认出他来了，就是他回来了。”
“说话不算数。”
“富大爷，你说谁说话不算数?”
“国家。”
“国家?”
“不是说好了是无期徒刑嘛，咋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我的大爷，这还快?都二十年过去了，您瞧您的眉毛全都白了。”
“可当初明明判的是无期徒刑么。”
“富大爷，无期不等于一辈子不让他出来。十几年也好，二十几年也好，最终都得让他出来，没有在监狱里住一辈子的。”
“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叫无期徒刑。”
“无期只是一个等级，并不是真的没有期限，他表现好，就不无期了嘛。富大爷，我在镇上的法制中心学习过三个月，美国就没有无期徒刑，他们那里叫终身监禁。有期徒刑呢，有七十年的，八十年的，还有一百多年的，二百多年的，最高的有四五百年。”
“四五百年?那是多少代人的事了?”
“相当于一个人在明朝的时候犯了罪，进去服刑，一直服到现在才能出来，如果他能活下来的话。”
“谁能活那么长?就算他能活那么长，负责看管他的人也活不了那么长。你能想出现在的警察看管着一个明朝的犯人吗?那等于看管着他的一位十八代的祖宗!我敢肯定，连人家当初犯的是什么事都闹不清。”
“那也是一条一款地精确地算出来的。”
“美国人，美国鬼子做事就是和人不一样。”
“富大爷，天不早了，回去睡吧。”
“我睡不着。”
“还在记恨他吗?”
“怎么不恨?将来到了地底下我也忘不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把您心里的仇恨化掉。我原以为，二十多年，就是一块石头，也该风化得差不多了。”
“我这块石头化不了。别的石头也一样，你去沟里看看，二十年前的石头现在都还在。”
“是还在，可是都酥了，那还能叫石头嘛，用手一捻，粗面粉一样。富大爷，我觉得他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像是从里到外换了一个人。”
“他换不换和我无关。”
“富大爷，把心放宽敞一点儿。”
“不!”
八
他睡了一会儿，后来听到院子里有响动，忽然又醒了过来。透过薄薄的窗户，能看到树枝的漆黑的剪影，就像是剪出来，插在夜空中的。
睡了多长时间呢，商智永没太在意。这些年来，睡眠已成为他的俘虏，被他成功地运用得灵活机动，易如反掌，困扰很多人的失眠问题，在他这里是不存在的；同样，在队里其他人的身上也是很少看到的。哪有时间失眠呢，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感受。
很多人之所以失眠，是因为过于讲究睡觉的形式和环境，在一些无意义的问题上徘徊，兜圈子，和自己过不去：换了地方睡不着，心里有事睡不着，(无论是高兴的事还是麻烦的事，都能够让他们一直醒着，蜡烛一样地消耗着)甚至身底下不平坦不绵软也睡不着，周围有动静就更睡不着。所有的这些枝节问题，取其中之一，就会让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们一整夜一整夜地醒着，要是把以上的诸多因素都聚齐了，那就更不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睡觉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是在于真正睡着了，而不是在哪里睡，与周围的环境也应该没有关联。另外，睡觉不一定非得躺着，更不需要非得躺在床上或者炕上，真正的入睡是不在乎这些的。坐着可以，站着也同样可以进入梦乡，甚至与人说话的时候，也能瞅准某个间隙，短暂地进入一下——只要是真实地进入，效果都是一样的。
感谢沙河农场，这都是农场培养的结果，使得每一个人都具有极高质量的睡眠，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营养的不足和因长期的劳动强度太大而造成的身心的疲劳。
推土机和搅拌机在轰隆隆地响着，高音喇叭嘹亮地唱着、说着。你把手里的铁锹或者镐头插进土里，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如果没有人在旁边监督，远处也没有一双眼睛在牢牢地盯着你，那你的好运就来了，机会盛情邀请你来了，——你应该识得抬举，而不应当拒绝命运打发人送来的这番深隋厚谊。把铁锹或洋镐插进深深的土里以后，先不要忙着把它们从土里抽出来，因为这个过程正是一个抓紧睡觉的绝佳时机，并不是常有，要是错过了，这一天也许就再不会有了。你就那样身体前倾，两只眼睛看着工具，保持一种正在用力铲土或者刨动的姿势，这个时候，你的神经就可以暂时溜走一会儿了。让它迅速地沉到漆黑无底的睡眠中去，哪怕时间极短，哪怕前后只有一分钟，那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分钟以后，你必须再从漆黑无边的睡眠中及时地出来(万万不可贪睡，那会有麻烦很快地找上门来)，睁开眼睛，回到现实中来，铲起满满一大锹生土。推土机还在推着，哨子还在吹着，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异常甜美地睡了一大觉，充分地好好地休息了一下。与那些每天拥有八九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的有福的人们相比，你也一样精神饱满、心明眼亮，一点儿也不比他们逊色，虽然你前后只有短短的一分钟!要知道，把那一分钟充分地利用好了，一天一夜再不合眼也能扛过去。
有时候，一分钟过去了，你幸福无比地睁开眼睛，感觉像是刚刚饱餐了一顿有粮食、蔬菜和肉类，外加一杯茶组成的美食，觉得浑身有了使不完的劲儿，心情也异常地好。天上白云绵延，甚至烈日炎炎，地上的十几个小队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营生，乌鸦在附近叫着。最后一声哨子一响，所有的小队眨眼就站得笔直。回营，还是继续往远处开拔?没有人打听，也没有人在暗自猜测，相互之间也不用眼神交流，只需在整队前把头歪向一边，将耳朵里的土倒出来，把不知什么时候钻进去的乱草棵子揪出来，清理一下，以便能够听清队长或干部说什么就行了。
“喝水不喝?”
婶婶从外面把门推开一点儿。问他。
听到婶婶的声音，商智永急忙从炕上坐起来，接着又习惯性地站起来，站得笔直，两手下垂，中指贴着两边的裤线。
“不喝了。”他说。吃晚饭的时候，他多喝了两碗面汤。
要是有浓浓的茶，能够喝上一杯，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是，他没有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也不能说出来，已经够麻烦她的了，怎么能再让她给自己倒茶呢。能喝一杯固然好，可是不喝也没有什么，肚子里这会儿饱饱的，难道还不满足吗?人的毛病全是惯出来的，常常是得寸进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总想着只要能饱饱地吃一顿，就万事大吉了，吃完后马上去死，也乐于从命，不再计较。可到了真正吃饱以后，却又想着最好能再有一杯茶、一支烟、一个水果……真正的得陇望蜀，贪得无厌。
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幸福安宁的时刻?两年零三个月的监牢生活，十八年的劳动改造，教会了他什么?首先就教会了他不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不给任何一个人增加一点儿麻烦，即使真的到了那种最绝望最为无奈的时候，也不应当首先
向别人开口，而是想办法咬牙挺着，也许能挺过去，也许挺不过去；过不去就过不去，也许命中注定你就过不去。
是的，如果把喝一杯茶的幸福建立在劳驾别人、让别人受累的基础上，那他宁愿不喝。
厚着脸皮喝了，会在心里感到愧疚和深深的不安，会让良心举债，甚至负罪；不喝，反倒能落得个轻松、坦然；孰轻孰重，心里一清二楚，并不是一件需要多么费心思量的事。
而所有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你的身份和处境。当你高高在上的时候，任何人为你做的任何事，你都会觉得坦然、自然，再正常不过，再应该不过。怎么啦，难道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不做这些，他们又能做什么呢……这样的事，并不是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样的，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
婶婶好像还在院子里，一个洋瓷脸盆在石头的台阶上响了一声。
他重新躺下，闭上眼睛，心里却亮堂极了。他不想让这回来后的头一个晚上就以这样一种马马虎虎的方式随随便便地蒙混过去。闭上眼睛，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那很容易，可是那会让他感到一种空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愧疚，总觉得做错了什么。用睡觉来打发时光，那是最容易也最省事不过的，睡觉谁不会，偷懒谁不会?就是因为有一种明明白白的感觉在告诉他，那样做有失恭敬。至于对谁不恭，他一时又有些说不清。是脚下这片离别了二十年的土地?是那些几十年来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草木?是那些曾经清凌凌地流淌着的如今已枯干了的河流?是那二十年的监禁和劳改的岁月?……一回来就知道吃，就知道喝，吃完喝完倒头就睡，好像那不会说话的一切真的和他没有一点儿关系。
是的，用睡觉和睡着以后随后就到来的既像灭顶之灾又像时来运转的黑暗和宁静来应付、遮掩一切，敢说你的心肠在这其中没有变得无情无义吗?因为那些被应付被遮掩掉的，本不应该被应付被遮掩过去。
在沙河农场的时候，在那些炎热的夏季和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冬天，他有时会想起这片土地，贫瘠、荒凉，收成不好，产量极低，要想养活一代一代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事实就是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很少听说有人是饿死的。
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能活下来，靠的是什么呢?不知道。
千年的屯兵堡，老实木讷的容颜毁坏的烽火台，开阔的草地，露出白色和青色卵石的河滩，不太密集的树林，湖水一样的碧青的莜麦地，一条条通向草地深处的蜿蜒不绝的小路……不种桑，不养蚕，野花野草从来都比庄稼更茂盛，更能生长。除了杏树和李子树的果实，再没有任何一种能够生长任何水果的树木……典型的塞外风光!那些杏树，从远处看是粉红色的，到了近前再看，已变成雪白的，那种从远处看到的云雾或晚霞般的粉红色原来是它们的一种一开花就自然带来的天生的容颜和气质，像是一个人的精神或内心。
从最初啼哭着坠落到这片土地上的那一天起，多少年从来也没有想过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从学会爬行、走路以后，便无时无刻不被她托着、举着，转而又在她的胸膛上走动、跳跃、奔跑、践踏，用火烧、用水淹、用铁器挖，用利器刺，刀砍斧劈，开膛破肚，褪毛剥皮，生吞活剥，打出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洞、隧道、矿井，永无止境地不分昼夜地从里面攫取着想要的东西。个人打小洞，政府打大洞，打更宽广无限的洞，直至打断骨头，榨得油干血尽，千疮百孔。从幼年时代的不懂事的胡闹和闯祸，到成年以后的老谋深算、贪得无厌、下黑手、出阴招、卑鄙无耻，招招致命，所有的人都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正常的，就应当是这样的。脚下只有这一块土地，不折腾她又能去折腾谁?就像游手好闲的儿女勒令父母为他们建造房屋、操办婚事一样，不向她要，又能朝谁去要?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不对的，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委屈无比、受到的都是不公正的待遇。
三生塔很早就没有了，商智永小时候见过的就只是一个只剩下几块旧砖的有蛇和蜥蜴蜈蚣穿来穿去的长满荒草的矮小的土台子，几十年没变，白蝴蝶和红褐两种颜色的牛虻在那里飞来飞去。现在，却突然又起来了，巨人一样矗立着。据婶婶说，里面还安装了电梯。商智永没有见过电梯，因此也无法想象人是怎样一眨眼从塔底一下升到塔顶的。是像爆竹一样突然蹿上去的嘛，应该不是吧?
趁着夜深人静，他悄悄地从东边的这间终年无人居住的空闲的房子里出来，又轻手轻脚地穿过院子，来到街上。整个村子里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星灯光。黑暗中，他吃力地辨认着一些过去的房屋。有些房子看上去眼熟，却不能肯定里面是否一定就住着人家，更不能肯定的是。就算有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住在里面，他已经没有那个把握了。
因为，昔日的一切都好像被动过了。
很多东西还不是简单的错位和偏离。
这样的情形下，过去的记忆、经验，以往的一切的眼光和标准，似乎全都没有用了，全都用不上了。就如同早已作废了的粮票和布票，攥着一大把，攥得再多再厚，也没有用了，无非是废纸一堆。面对眼前新的困难，它们无能为力，不再有用。
粮票作废的那一年，商智永他们都不知道，因为大家从来都没有往那方面想过，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呢。就算山南海北地想，就算想到山崩了、海裂了，也不会想到那么有用的票票有朝一日竟然也会作废，竟然也会变成废纸!它曾经代表的是什么?国家、政府，一种钢铁般的权力，一种不可动摇的制度。说一句最真实的话，他们能够想到自己被作废，也决想不到那么有用的代表着统治意志和权力的粮票会被作废……由此可见，人的习惯一旦被固定起来，再想灵动一下是多么的困难。
粮票作废的消息是一个名叫康有财的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康有财告诉大家说，现在去饭店里吃饭，只要有钱就行了，不需要粮票。此外。购买点心一类的东西，也只要钱，不再要粮票了。总之，粮票是彻底没用了，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这个十分意外的消息并不像康有财一开始以为的那样像一个炸弹，因为它没有爆炸性，因为大家都不相信。这种事，别人不相信，你就无论如何都爆炸不了，不管你渲染得如何巨大，如何严重、如何的危险。长期关押在这里，不断地有新的犯人进来，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一进来就说胡话、说瞎话的，大有人在。刚来到一个新地方，有的是为了给自己壮胆，有的是为了打开局面，为今后的日子早作安排。那么，康有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都不知道，更不了解他。只是把他看做是一个满嘴胡咧咧的从外面一进来就说瞎话的人。
康有财，豫州人，时年三十六岁，十九年有期徒刑的获得者，判决下达后的第二天，即乘闷罐车被发往沙河劳改农场。
康有财还说，购买粮食也不用粮票了，正经的买不到，就可以购买议价粮。大家问，什么是议价粮?都没听说过。康有财说，简单地说，议价粮就是价格比正常的粮食高出一截的。众人说。为什么要高出一截?那不是犯法的事吗?康有财说，当然不犯法，国家说你不犯法，你就不犯法。议价粮是一个新名词，议就是商议，买卖双方共同商定一个价格，表示价格是可以商量的，而实际上也没
商量，全由卖的一方说了算。
康有财被送进来的时候，恰逢商智永刚刚获得一次减刑，尽管只是减去了四个月，可是，与刚进来的身上背负着十九年徒刑的连农场的东南西北还分不清的康有财相比，四个月无疑就是一抹自由的曙光，温暖、明亮、鲜艳，隐约地浮现着希望的泰运。它使得劳动归来的商智永人逢喜事精神爽，拿出在一个墙缝里藏了差不多有半年时间的整整一盒滤嘴香烟，慰问本小队的二十个人，大家每人一支。那烟并不是商智永自己的，而是他十二次替巫孝明打饭，连续半个月为风湿病严重的白栋梁按摩、敲打膝关节，挤压虎口，用野艾蒿熏烤内关节换来的。
怀揣着减刑的喜悦和希望，商智永投向康有财的目光是充满同情和哀怜的，更觉得康有财一切才刚刚开始，正式起步的那十九年也显得格外的漫长而模糊，一眼望不到头，一条布满艰辛的荒芜久远的人生路。
不久，小队里又来了一个新人，卢平路，还不到二十岁，一副学生模样，一说话就脸红，不敢抬头看人。这么样的一个孩子，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事情进来的。卢平路证实了康有财带进来的那个消息是真实可信的，粮票确实作废了。已不再在中国的大地上流通!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从大兴安岭到海南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粮票一曾经的那种二指宽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能缺少的至关重要的小票票，已不再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钱包里出现，再没有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带着它了。
在来农场之前，曾经有几年，康有财历经千难万险，搜罗、囤积了三万多斤粮票，准备倒卖后狠狠地赚一笔。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出手，几乎是一夜之间，粮票就突然作废了。望着柜子里捆得整整齐齐的一摞一摞的花花绿绿的废纸，康有财首先觉得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世界的神经错乱了!不是么，三万多斤粮票，注定是永远地瘫痪了，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出不了他这个门!
来到河边，商智永回头去看，身后的村子里黑沉沉的，没有一丝一线的亮色。河里的水又薄又瘦，看上去更像是一张轻薄的用雾做成的皮，随时都有可能离开龇牙咧嘴的河滩，如一卷展开后的纸一样飘走。河里没有蛙声，两边也没有水草。
多年以前的那每到夜晚便响彻山区的嘹亮的蛙声和河两边的丰茂的水草像是已被整体迁移，移得不知去向，没有人知道它们离开这里以后又去了哪里。按照物质不灭的定律，它们应该还在。可是谁又能说出它们的下落，知道它们如今在哪里呢?明知道在，却没有人能够再找到它们。
这真像是一个谜啊!
站在这条现出丑陋模样的河边，商智永为突然想到的这个如一桩无头公案一样的问题而不由地战栗了一下，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呢?又没有人暗中引导，也没有人在一旁鼓动、劝说，怎么会拐到那上面去呢?那样的一个问题，也不是他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呀。又在替别人想事、忧心，就像他曾经真心实意地为康有财那三万多斤没有出路的呆傻地滞留在家里的粮票发愁一样。
九
那些崭新的庙宇也让他感到震惊，一看就知道都是新修的，竣工的时间都不太长。佛家的、道家的，甚至天主教的，都聚集在一起，各有自己的一块地盘。
香烟缭绕的寺院、彩幡飘飘的道观，耀眼的蜿蜒的红墙、灰色的青瓦、金色的琉璃瓦，天主教的尖顶、馒头状的圆顶……年轻的和尚和道士，骑着自行车到镇上来买菜。有的自行车竟然是带电的，跑起来飞快，和尚的光头反射着太阳的光。
夹在稠密的人流中，商智永不担心被人认出来，倒是另外的一种渐渐袭来的情绪像是蹦进鞋里的一颗小石子一样每走一步都硌着他——那就是对于这个镇子的一种无比陌生的感觉。按道理他是不应该感到陌生的，小的时候他还在这里上过两年初中呢。那时候，对这里仅有的两条街，街面上的那些房子，闭着眼睛都能摸过去。而眼前，他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了，一切都进行了更新一轮的变更和拆装，街道变得鲜艳、肥胖而任性，其间涌动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和巨大的声音，人声、汽车声和比推土机、搅拌机和火车还要让人耳朵发聋的音乐。
而在这中间，除了那翻肠倒肺的声音以外，最让他感到一下子不能适应的还是街上那汹涌不息的人流。一个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好像比遥远的沙河县全县的人还要多上几倍。那年，商智永所在的第十四小队与另外两个小队——第十五十六小队，被从一片盖满盐碱的生荒地里紧急凋往沙河县城的北门，奉命在那一带挖掘一条深十米，长达七公里的壕沟。当卡车载着他们经由西门外的水库大道，一路开进他们认为是相当繁华漂亮的沙河县城时。尽管街上的人并不太多，但他们还是被当街指认了出来。有人在街边的房子前指着他们，惊呼道：“看，犯人!”是的，三辆大卡车上载着的都是这个时代的罪人，与社会有过节的人。是谁帮他们挖壕沟?是谁为他们修水库?是那些身上有编号的灰色的犯人。他们都穿着统一的灰色的劳改服，头上戴的帽子也都是一样的，是那种被叫做瓜皮帽的帽子，像是被切成两半的西瓜，将其中的一半圆圆扣在头上。上面的图案有人说是月牙形的，也有人说是花辦式的，总之是一辦深一辦浅的颜色，就以那样的形式排列着。如此显眼鲜明的标志，恐怕只有那些拄着棍子，在街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的盲眼人不知道他们是谁。
一年以后，又是当初的他们三个小队，又被紧急调往沙河县城的北门。原因很快就知道了，一年前做出的那个挖壕沟的决策是严重错误的，新的一届党委会现在要纠正过去的错误，重新将那条十米深，七公里长的壕沟填起来，恢复原样。
随着热烘烘的散发着各种气味的人流走着，他终于明白了，多年以前的那种青色的行人稀少的街道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出售口感有些酸味的面包的小店，在推开临街的窗户以后，面对的也不再是一条有树荫的好半天才有一个人经过的寂静的小街。
更何况，也已经再没有那种带酸味的面包和出售它的小店了。
康有财认为世上最好吃的东西莫过于羊肉烩面和烙油馍。而在商智永的记忆里，则是那种带有浓重的发酵酸味的面包，看着挺大，愣头愣脑的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用手轻轻一捏就没了，成了扁的。
在镇里上初中的头一年，好几年不见的舅舅顺路来看他，就在临街的一个小铺里给他买了一个那样的面包。舅舅不让他捏，说捏扁了不好看。他吃得手都有些颤抖。十来岁的孩子，手怎么会抖成那样呢，又不是中风的老年人。舅舅走后，他多半夜都没睡着：睁着眼睛时想的是那种带酸味的面包；闭上眼睛后，想的还是那个东西，甚至把出售它的那个临街的小店和一整条寂寥的小街也包括了进来：树荫浓一块、浅一块，临街的里面挂着绿色窗帘。外面同样漆成绿色的窗户里。有人正在细细地吹笛子。此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汽车?好长时间，好几个月才能看见一辆，也不知里面坐着什么人，蚂蚱一样，一转眼就蹦走了。
十
凭着一种久远而模糊的记忆，商智永在人流中四处张望，仔细地回想，辨认着昔日的派出所坐落的方向，他记得是在一条很短很窄的街上，临街
有一个四合小院，派出所的白底黑字的木牌子就挂在那里。每天出早操往东边的烈士陵园那一带跑步的时候常看见那块牌子，至于那个院子里有什么，却完全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进去过。印象中只记得派出所的左邻好像是兽医站，右边的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三四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难道派出所就不会变么，还会老老实实地留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吗?别人都不老实了，凭什么还要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呆着不动?
可是，谢天谢地，三四十年前的那个派出所真的没动，真的就还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只是商智永一开始没认出来，他没以为眼前的这条又长又宽的街就是多年以前的那条兔子尾巴一样的又短又窄的街。在镇上随着人流行走的时候，他其实早就看见了这条街，但他想也没有想过它会与派出所、与过去有什么关系。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的艳丽的外表，过于艳丽过于人多了，那么样的一条新崭崭的街怎么可能会来源于几十年前呢?它和从前那条青灰色的行人稀少的小街难道真的有关吗?
还有一个原因是，尽管派出所没有挪动地方，却也并不是一直都老老实实地趴在那里，而是也顺应潮流地识时务地跳起来了——原来的那个四创、院不在了，变成了一幢三层高的楼房；昔日的那个白底黑字的木牌子换成了合金铜的。
没有人在楼里办公，所有的门都锁着。
商智永从楼下摸到楼上，没看见一个人。三楼上不去，一道铁栅门横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口，半月形的锁子宛如一副正在待命出发的手铐。
在楼下的一排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本派出所所有人员的照片，照片下印着他们的名字和警号，商智永从楼上下来，来到橱窗前，从那位眼睛里含有一丝睡意的所长开始，将里面的照片挨着个儿一张一张地仔细看了一遍。两排照片、十几个人。一律全是生面孔，没有一张脸是熟悉的，甚至似曾相识的。有一位堪称妩媚漂亮的女警员，长得楚楚动人，美目流盼，简直可以去当演员。
这就对了，都是一些生面孔就对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几个胡子拉碴的操着本地口音的警察肯定都不在了，按道理按自然规律也不应该再在了。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甚至有的人说不定已经不在人世了呢。一个人二十多年窝在一个地方不动一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是在监狱那样的地方。
当年，他们仅有的那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车是方圆几十里以内最具有震慑力的一个东西。说句不恭敬的话、说句玩笑话、说句实在话，那辆一路跑一路冒黑烟的三轮摩托车曾经为那几个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却又往往冒打冒失地使案件能够得以破解的警察增添过无穷的胆量和勇气。这样说并不是要怀疑他们的胆量和勇敢精神，而实际情形正是他们驾驶着那辆虽不标明却又明显具有政权威力和专政色彩的三轮摩托车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空着手像是去走亲戚一样步行走着的时候是大不一样的：坐在那辆摩托车上时是一种胆量，远离它的时候就会是又一种胆量，那其中充满了弹性，充满了距离，大有折扣，胆量与智谋会出现明显的波动，甚至会体现在他们说话的声调与音高音低上，表明在他们的神色和动作上。
当他们驾驶着那辆时常怒吼着的摩托车出来的时候，他们信心满怀，一切都不担心，甚至会因此显得骄傲自大。那是因为知道他们的背后有靠山，有万里江山，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摩托车每吼叫一声，都是国家在吼叫，政权在发威。而当他们两三个人甚至一两个人相跟着出来，蹲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时，他们会觉得背后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除了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反而会形成一种极易被从后面攻击的薄弱地带。畏缩、担心，很多不好的东西也都纷纷地出来了，从他们的心里幻化到周围。腰里的枪有时确也能壮一下胆，心慌的时候伸手去摸一下，但并不能帮上真正的大忙。
当年的对破案很有一套却又不认识几个字的武所长就是一个爱出汗的人，很少能见到他有不出汗的时候，哪怕是大雪飞舞寒风刺骨的严冬。只要稍一暖和过来，他手里的那块不容易辨清颜色的手帕就上上下下地忙活开了。
派出所还在，但它旁边的那个兽医站却不在了。
现在，一个外表鲜艳的名叫玫瑰影楼的地方正处在兽医站的那个位置上。当年的那些曾在这个门前停留过的十里八乡的骡马们万劫不复，就连兽医站和为它们瞧病的兽医们也随着它们一起消失了，永不再回来。
商智永站在人来人往的外面，认真地打量了一会儿，也没有弄清那里面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往后退了两步，脚下的一溜彩色的花砖把他吓了一跳，自己刚才朝那里面打量的时候，两只脚就踩在那些美丽的图案上，他觉得也许很快就要有人从那里面冲出来了，朝他张口大骂。骂过后说不定还会让他赔偿……他想好了，如果真要是那样，决不能还口，就让人家骂两句吧，谁让你的两只脚不小心踩到了人家那么好看的图案上呢?如果非要让赔偿，那也得赔，不要因此起争执。
他摸了摸装在贴身处的钱——它们极有可能要比来的时候有所减少了；早就嚷嚷着要离开他，这一回，可能要应验了，可能要来真的了。
但是，不久以后，他放心了。他看到好多人都踏着那些美丽的图案经过，并没见有人出来说什么，这是不是可以说那些东西是能够踩踏的?
接着，他看到了让他更为惊异的一幕：一个头发像钢丝一样的年轻人，竟然在那上面啐了一口!
商智永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他想，这一下总该有人出来说点儿什么了吧?还能继续没人管?不可能没有人出来吧?
在农场里，你在地上蹲一会儿，都会有人过来。看看你在干什么：是否是在画草图，设计逃跑的方向和路线。
他的脸颊忽然有些灼烧，仿佛那一口是自己啐的，仿佛此刻所有的人都在或远或近地看着他，看着他这个前来派出所递交释放证的人；释放证还没有递交成，却转眼又在大地上留下污迹，留下耻辱的印记。
可是，又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看出来了，确实没有人管，也没有人站出来说什么，那一切仿佛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头发像钢丝一样的年轻人早已消失在热烘烘的人流中，有更多的脚和腿正在或紧或慢地从那上面经过。世界还是不久前的那个世界，真的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又看了一会儿来来往往的人流，他渐渐地恢复了平静，心里不再像刚才那么剧烈地跳了。
这以后，他向旁边的一位头戴草帽，正在钉鞋的老头儿打听那个鲜艳的门里是干什么的。那顶草帽慢慢地向上抬起来，露出一双三角形的眼睛和眼睛上方的一缕白眉毛，老头儿看了一眼商智永，很快又把两道驮着白眉毛的目光投到手里的一只粉色的皮鞋上。
好半天。商智永才听到从那顶颜色褐黄的草帽下传来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
“就是照相馆。”
照相馆?商智永吃了一惊。
不可能吧?他想。照相馆为什么不叫照相馆，而要另起名字呢?叫那样的一个名字，谁能看得懂谁能猜得到呢，谁能知道那里面是干什么的?就是真的要照一张相，也不会想着往那里面去，一定要找到那三个字，才敢踏实地推门走进去。
他看看旁边的草帽，又看看面前的那个彩色
的门楼，草帽遮掩下的那张脸早已不再看他。一个锈迹斑驳的小铁桶被打开了，老头儿正在用一把小刷子将里面的一层黄浓的胶水拔丝一样地扯出来，商智永闻到一种十分刺鼻的气味，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眼前的这个地方竟然会是一个照相馆。照相馆，放着自己的本来的名字不用，却隐姓埋名，用起了别的名字，是不希望有人进去照相吗?是嫌原来的那个名字不好吗?就在不久前，在智商永向那个老头儿询问之前，他曾对眼前这个看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有过自己的一些判断和猜测，认为很有可能是一个小型的电影院，里面可以容纳一二十个人，甚至更少的人(那么小的一个电影院，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在看，那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一种判断，也是实在有些迫不得已，因为在他看来这已经是最接近的了；别的，他实在再想不出来，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地方能和什么挂上钩。
他不明白那里面的那些人是怎么想的，甚至很想看看那是些什么人，头脑里的想法再奇巧，也不至于奇巧成这样。要是他本人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一定会老老实实地就叫做照相馆，他相信有些名字是不可以被随意替换的。可现在，显然不是这样的，原来所有的界限都被抹平了，过去所有有特定指向的触角现在到处乱伸，张三的脚伸到王二的被子里，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红的颜色执意要离开自己曾经的门户，拼命地向黑白的区域里渗透、灌注……也许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也许其中并无深意，仅仅只是觉得这样做有趣罢了。
他又看了一眼那个用各种艳丽的色彩装裹出来的地方，心里已经决定了，即使将来哪一天要照相，也决不到这样的地方来，一定要找一家真正的门上有那三个字的地方。
那样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商智永很想再问一问一旁的那个很有些架子的老头儿，可是，他又担心那个很难亲近起来的老头儿会说出这样的话：
“再也没有照相馆了!满世界全都是这样的地方。”
于是。他决定先不再去想这件事。有一点他是清楚的，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内，他本人没有照相的打算。
暂时摆脱了这件事，他顿时觉得身上轻松了不少。细想起来，是自己主动去碰这件事的，而并不是被什么人或事情强迫的。幸好没有什么麻烦，要是由此酿出了什么不好的结果，那也完全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怪不得任何一个人；真要是那样，将有负于那二十年规规矩矩的噤声屏气的生活。
街上如同一锅烧开了的水，上面热气蒸腾，下面的富含油性的木柈子还在继续往里冲，红黄的火焰如一条条大舌头一样欢快地舔舐着、跳动着。而派出所里依旧没有人。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倒有点儿像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微小的如同一个秘密的党小组一样的派出所，安静、寥落，哪一扇门吱地响一声，周围所有的人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而现在，处在这样的一条热闹得让人头晕，太阳穴始终都在突突乱跳的街上，即使那些房子里一个人没有，它看上去也是不安静的；至少，把“安静”这个词用在这里，用在它的身上是非常不合适的，明显地用错了地方。
他决定再等等看。
已逝的那二十多年的酷烈的日子在他的身上培育出很多的东西，往他的身上注入了许多先前十分稀少甚至从不曾有过的内容，其中就包括那种被叫做“耐心”的东西。成千上万个日子，它一天天地增长，每一天都要长一点儿，时至今日，究竟长到了多大多深，他自己也无法说得清楚。也许早已根深叶茂了吧?繁茂的枝叶稠密地远远地伸展出去，笼罩在下面的一定是大片大片的清凉怡人的绿荫。
十一
耐心投下的浓荫不久以后就在他的眼前展开了。
快临近中午的时候，来了一个人，骑着一辆构造非常复杂的警用摩托车，车上的数不清的红蓝两色的灯飞快而醒目地闪烁着，相当强硬而又不耐烦地鸣叫着。那个人虽然没有穿着警服，却准确而熟练地在派出所前面的那一排玻璃橱窗后面停住了，甚至都没有熄火，就下了车，转身朝一间屋子前走去。很快地开了门，进去了。
不需要动用多年的经验，商智永也能看出他就是这个所里的一名警察，仅凭他那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无所顾忌的样子就能看得出来。响箭一样地突然射过来，既不锁车，更不熄火，转身就走了，那样自信，凭的是什么?不用说骑摩托者本人，就是站在一旁的商智永也相信绝不会有人去碰那辆红蓝两色强光频繁闪动的车，更不可能会有人打它的主意。绝大多数的人，身高多在两米以下，体重也在一百公斤以下，有多大的胆量和能力敢去捋法律的胡须?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政权的、国家队的更不行。
商智永的心里已经开始动了，他决定跟随那个人进去，去碰碰运气，说不定事情就办成了呢。即使办不成，那也没有什么损失；即使有损失，那也必须得面对，人生在世，怎么可能会没有灾祸?万事如意那样的话只能用来赠与，去祝福别人，自己却绝对不应该信以为真。祈求万事如意，就像祈求长生不老一样荒唐可笑。
可是，前后不过仅仅一两分钟，商智永这边还没有开始行动，那个人很快就又出来了。并随手带上了门，朝轰响着的摩托车走去。
眼看就要又骑上去了，商智永快步迎了上去。玻璃的橱窗如一道屏风。尽管远远谈不上严实和隐蔽，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与身后的喧闹的街市暂时地隔开了。
运用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商智永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对方果然就是这个所里的一名警察。商智永又把释放证拿出来，递过去。对方两腿分开，骑在一触即发的摩托车上，看过后又把释放证还给了商智永。
脸色却是想象不到的温和，与那辆过于威风过于强硬的车形成一种明显的反差。看他的脸色和态度，你想象不到那辆厉害的车会是他骑来的。十分温和地对商智永说，这事不急，过些天也可以办。所里这些天没人，都在外面办一个案子。余下的话他没有说，他这一趟回来是取一份几年前的指纹，要拿过去对比。
用力拧了一下车把，摩托车的声音陡然增高，变得威猛而力大无穷。
就在那种嘈杂无比的噪声里，又对商智永说，反正你已经无罪了。自由了，这些天可以好好儿休息休息，到处看看，吃点以前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的东西。
“这二十多年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恐怕你们还都不清楚，知道的也可能只是一些皮毛，表面现象。”
说得对啊!商智永把释放证捏在手里，使劲地点了点头。派出所的同志现在说的正是他一直以来心里所想的。
他很想对眼前的这位出乎他意料的和颜悦色的让他感到高兴和快乐的警察说，自己对他们这个派出所是熟悉的，远在三十多年前，他在这里上学，每天出早操跑步，来回两趟都要从派出所的前面经过。
他想说，可是没有说出来。说那些干什么呢?看眼前这位，退回三十多年前，他那时恐怕还正在母亲的怀里吃奶呢，甚至有可能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十二
在商智永快要刑满释放的前两年，有一个名叫江少卿的人，背负着十四年的刑期，来到了商智永所在的第十四小队。他带来了一个让大家普遍
活灵活现的地址说出来，商智永也不打算去的。二十多年的比普通人还要低一等甚至几等的生活让他们这些人首先就学会了认识自己，明白自己是何等样的人，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连想也不去想。想那个孩子，那时候连人都认不全，除了她的爹妈，余下的人一概不认识，对她来说，全世界的人都是陌生人。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她来说，对于刚刚归来的商智永来说，初始的那种陌生仍然紧紧地绷着，其间的空间和距离只会比原来变得更大更远，两个人见了面，就等于是两个各自身上都背着一点包袱的生人，远没有路上随便碰到一个什么人那样轻松而还可以不必挂怀。
关于多年以前的那个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的孩子，商智永并未多想，几乎所有的概念或印象仅限于婶婶不经意之间的一次闲谈，只不过是来到镇上后才猛然想起还有那么一个孩子。现在，让他感到费心的是，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到姐姐家去看看?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
姐姐原来不在镇上，是后来搬过来的，这也是婶婶告诉他的。在这一点上，婶婶相当的爽快，丝毫没有含糊其辞，而是把一个极为详细的地址告诉了商智永，什么街，什么巷，几号，甚至还有电话。够详细的了，商智永知道自己要是去找，一定能够很快找到。
他站在一棵似曾见过但此刻又绝难想起曾在哪里见过的树下，树枝呈古铜色，每一个枝头上有六片桃形的叶子，将一些白色的小花围在中间。严格地说来，那些白色的小花并不太像花朵，倒更像是某一种农作物的果实。什么样的农作物会有那样的一种果实呢?他不知道，一时也想不起来。
远远地还能望见派出所的房子，上面的玻璃发出无数道耀眼的碎光。他知道，以后几天里。那里大概也还不会有人在。
按照婶婶提供的那个地址，过了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往右手去的那条街应该就是姐姐家所在的方向。商智永注意那个方向已经有一会儿了，一些稀稀拉拉的杨树长在那里，像是养分不足的缘故，离茂盛还差得老远。
他惆怅极了，犹豫来犹豫去，不知自己是否应该越过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往有姐姐住着的那条街上去?
二十多年没见，现在要是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想不出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姐姐肯定还是他的姐姐，可她并不是孤身一人，在她的身边还有姐夫，还有他们的孩子。自己不是那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可以让亲人们脸上添光，备感荣耀和骄傲的人，而是恰恰相反的另一种人。
你现在站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更没有人知道你是哪一种人，也没有人关心这事。但是你自己却再清楚不过，一旦你作为一个单独的人，出现在某一场合，开口、交流、详谈，而不再是烈日下大街上滚滚人流中的一分子，那时，你究竟是哪一种人，便不再是一个秘密。
另外，有一道高高的坎儿一直横在他的心里，他知道，只要能翻过那道坎儿去，说不定就能见到二十多年未见的姐姐……可是，翻过去难道就是正确的吗?
在一根方形的上面镶嵌着半面镜子的立柱前，他忽然无比吃惊地看见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服装，二十多年前的鞋，还有一副不是二十年前却也绝不属于当今时代的难以归类的神情，此刻全都暴露在那面镜子里……像是一次意外的遭遇，更像是一幅突然展开的画，上面的内容和情形让人不忍细看，不敢多看。他只瞥了两眼，便迅速地绕到了立柱的那一面。
不知道那个卖服装的胖女人怎么会把半面镜子镶嵌到门前的廊柱上?
十几年的时光，整个沙河农场也没有一面镜子。都是些没脸的人，照什么呢?有什么好照的呢?要想照镜子，就得趁劳动的间隙，在那些紫色的、泛白的正在拉起铁丝网的一眼望不到头的生荒地上，在那些里面映着天空和云彩的水沟旁，脸朝下，短促地停留一下，匆匆地张望一眼。水面上要是正好还漂浮着别的东西，那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很多人都曾经是那些水沟前的匆匆过客。鸿雁从头顶上面哀怨地叫着经过。
不行!这个样子无论如何不能去姐姐家!到时候，面对的不是她一个人，还有别的人，让她的脸往哪里放?马上退出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进去后再退出来和完全不去是两回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在没被那面镜子映照以前，他还有些犹豫，心里左右摇晃，总觉得这么多年没见，还是去看一看吧，实在不行就走，马上退出来。刚才，被猛然一照，就像在他多日未见阳光的心里开了一扇窗户，又像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他不再犹豫了，摇来摇去的心思也很快倾向到另一边。
这个样子去了，只会让姐姐更加难过，更加难堪，说不定还会因此给她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
已经过了前面的那个十字路口了，商智永又忍不住回头去看了看那片有着众多方形廊柱的地方。那半面很容易被别人忽略的镜子，很像是一面只露出一半的照妖镜，只需轻轻一下，短短一瞬，便照见了藏在他心里面的那个妖!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妖?
他觉得应该感谢那一下；要是没有那一下，自己肯定糊里糊涂地就去了，此刻说不定就正直挺挺傻呆呆地站在姐姐家的门口。——太可怕了!
说是去看望多年没见的姐姐，实际却是把一大堆麻烦打包后送给了她!你不去，她就不会收到那一大包。你像一阵从她的门前刮过的风一样走了，剩下的就都会落到姐姐的身上，要由她来背负。要背负多久才能卸下来呢?也许永远也卸不下来了，得一直背着。
在这个酷热的夏日的正午，商智永深深地吐出一口凉气。他庆幸自己在关键的时候又一次紧急地刹住了自己，没有顺着恶草弥漫的惯性的斜坡滑出去。
鲍教导员说，谁要是又滑出去了，这么多年的改造就都自改造了。千万别把这种事写信告诉我，告诉了我，我会找个地方去碰死，我自己了断了!
生荒地上仅有的一片芦苇被一群野鸭当成了自己的家。嫩黄浅绿的夏天，他们排着队走过时，都把脚步放到最轻最微小的程度。透过芦苇间的空隙，能看到里面的圆圆的蛋，像是人类最初的一幅情景。
过了整整一个夏天，多半个秋天。深秋的时候，它们拖儿带女地走了。再打那一带路过时，芦苇丛已变得和夕阳一个颜色。
十四
这就是多年以前的那条人烟稀少的一刮风便落满树叶的街吧?那时，整条街上只有一所学校，剩下的便都是些用树篱围起来的空地，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荒草和一人高的野花。身处塞外，连花也开得那么愣、那么傻，一点儿也不妩媚，一点儿也不妖娆，一点儿也不会吸引人们来看它，站在它的面前夸它，欣赏它，用动听的话语赞美它。不会，所有这些有面子的风光的好事它们都做不来，就知道站在那里傻笑、傻长。有人看它们的时候是那样，没有人看它们的时候还是那样。最大的那种花朵，好像有大海湾那么大吧。野猫穿越草丛的时候，如果不小心从下面在它的古铜色的茎秆上撞一下，它那沉甸甸的碗一样大的头颅和鲜艳的脸庞就会十分沉重地悠荡起来，晃上半天，晃得人心悬，让人担心它会晃着晃着承受不住，扑通一声自己掉下来，把一张鲜艳秀丽的脸落进那茂密幽深的草丛里，摔得粉碎，几天以后干成枯
木。或者腐烂成黏稠乌黑的一堆。
这就是那条学生们一放学便再也听不到一丝人声的无比寂寥的街吧?商智永之所以还能一眼就认出它来，就在于它的东边的尽头是一道越来越陡的高坡，像长颈鹿的头，越往上越高，甚至明显地高得有些离谱、离群，让人无法将它与下面的街道相比较、相关联。这么多年过去了，它没有被移动，也没有被削平，是因为太高从而才保住了自己吗?是因为太高，远远地高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被遗忘了吗?
啊，这就是姐姐家所在的那条街吧?
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商智永吓了一跳。
按照婶婶提供的地址，按照他此刻所在的位置，商智永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姐姐家所在的那条街上了，只要再往前走两三步，拐进前面的那个巷口有一家菜店的巷子里去，几乎就等于到了姐姐的家门口了。
这样炎热的天，他忽然打了一个冷战。把正要又不知不觉地迈出去的一只脚收了回来。他不明白自己怎么糊涂了。像是一个迷路的老人或孩子。
已经决定了的事。竟然被自己毫不知情地违反了、践踏了，一路心平气和而又稀里糊涂地走了过来。又没有人逼迫，也没有人在前面诱导，在一旁暗示，完全是自己走过来的，要怨首先得怨自己的那两条腿，是它们如同夜间开小差一样，擅自做主。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他盯着前面两三步远的那个人来人往的巷口，心里担心姐姐或姐夫的身影会从那里突然闪现出来。至于姐姐的孩子们，他不担心，因为他们完全不认识他，即使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也丝毫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同样，他们若是站在商智永的面前，商智永也会照样不认识，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谁。姐姐好像有两个孩子。商智永那年走的时候，第一个孩子才刚刚出生，还没有满月。
姐姐的婚姻被耽误了，中间有一些波折；要是没有那些波折，她的头一个孩子不会那么小。
嘴里有一些干涩，还有些咸苦。商智永把舌头从苦涩的嘴里伸出来，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
他掏出放在上衣口袋里的一角钱，向旁边的一个女人买一根冰棍。
卖冰棍的女人笑了一下，对他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哪还有一角钱的东西?一角钱，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因为捡起来也没用，还不如一粒扣子有用呢。
商智永吃惊地看着面前的女人，他觉得她不像是在和他开玩笑，甚至说谎。
“我这里最便宜的也要五角一支呢。”
什么?五角一支?
卖冰棍的女人看着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应该是个吃过不少苦的。不是嘛，身上有那么一种气息，与苦有关，与受罪有关，往你面前一站，稍微伶俐一点儿的头脑都能感觉到几分。可是咋那么傻呢，倒像是一天也没有在这个世上生活过似的。倒像是今天早上才刚刚离开娘胎生出来的似的。把雪糕还老一套地叫做冰棍，还拿着一角钱来买，亏他能想得出来，也能做得出来。可是，看他的样子吧。又不像是一个瞄子有问题的。
于是，这个长着一张憔悴的脸的女人又说：
“不信你再到别处去看看，都是这个价。你要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便宜的，我就把这一整箱都白送给你。”
她看到他的嘴翕动了几下，却又没说出什么。显然也没有要到别处去看，要去做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的意思。他轻轻地嘟囔了一句，以为对方没听到，可是这个憔悴而灵敏的女人却都听到了，而且清楚地听到他说的是什么。
“是，过去是五分钱，”女人接着他的话说道。“不只有五分的，还有三分二分的呢，可那是哪年哪月的事?”
商智永闻到了炎热的气息，鼻腔里仿佛有火正在通过。
最终，商智永付出五角钱，女人利索地拿出一根给了他。他没有离去，就站在她的面前，小心翼翼地将那冰凉的一头儿放进嘴里。
啊!不能叫久违，应该说吃这样的冰棍，生平还是第一次!拿到手里的时候，他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也感觉到了，和多年以前的那种完全不一样，从颜色到形状，没有一处是一样的，够得上宽大、厚实。而且，女人还告诉他。里面主要的成分是糖和牛奶。闻听是这样，他顿时更加倍觉珍贵。
最后一次吃冰棍是什么时候的事呢?三十五年前?三十九年前?商智永不记得了……只记得它们瘦小、单薄，静悄悄地藏在一个挎在一个人身上的白木箱子里，里面又用白毛巾包裹着，宛如襁褓里的一个个不会说话的婴儿。他曾惊异于它们裹在那么厚的毛巾里。像是躺在被子里一样，竟然可以一整天不化。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只记得它们冰凉得让人兴奋，只是在手里拿不了一会儿，就开始化了，开始往下滴答；因为全是冰全是水的缘故，里面没有多少可以集结能够凝固的成分。除了冰，就是凉，也没有什么营养。
他又理解错了。他不知道，吃冰棍的人，并非是为了从中获取营养，只有他本人才会那么想，而且也正是抱着那样的一种一箭双雕的目的。
自从那个憔悴的女人告诉了他其中的成分以后，他吃得更加小心，生怕有一滴流到嘴边，甚至滴到地上。他极为认真地舔着，慢慢地吸吮着。有时会把驯顺而胆怯的目光暂时地从那块方形的上面闪耀着营养光泽的冰凉的物体上离开一会儿，落到那个女人的身上、脸上，甚至她枯黄的头发上。
女人最初先是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把脸扭开，让那脸上的憔悴平淡地一览无余地面朝着人来人往的大街。一个大男人，那样对付一支寻常不过的雪糕，她卖了多少年，还从来没有见过呢。他的那种吃法叫她感到辛酸，让她不忍再看，也不能够再继续看下去，再接着看下去，她会觉得自己受不了。
要是自己的男人这样吃，她一定会忍不住说他几句，管他听不听。
有人手里端着一些鲜艳漂亮的小盒子，另一只手里握着一种类似于小勺的薄木片，边走边月那个薄木片从那些鲜艳的小盒子里挑起一点什么，然后送进嘴里。就那样吃着，脚下却并不耽误行走。——没有人注意到这些，但商智永却注意到了。
慢慢地来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商智永向她打听，那些看上去很悠闲的人，用那个薄木片挑起来的然后又送进嘴里去的是什么?
女人没有回过头来看他，连侧一下脸都没有，而是继续像刚才一样面朝着人来人往的大街，嘴里说道：
“那是冰激凌!那更贵……”
她的后半句话应该是“你连想也不要想”。但是却没有说出来。
好在他也并没有注意到那些。不过，就算她真的当着他的面把那被她中途突然决定扣留下来的后半句话说出来了，商智永也不会感到不快的，他此刻的心里像一片正在流淌着蜜与奶的美丽芳芳的土地，百花盛开，天气晴朗。不是嘛，请看现在，嘴里先前的那种苦涩和干裂没有了，被远远地赶跑了，消失得不知去向；取代它们的是满口的绿荫般的清凉与甜蜜。
花五角钱。苦尽甘来，而且还有一道直通到心里去的清凉与惬意，商智永认为相当值得，非常合算!这样的一种不仅没有负面意义甚至非常圆满的事情在他几十年的生活中仅有过一两次，它们如同一种记录一样被他长久地铭记着。
姐姐与他之间的距离此刻可能还不到三百米，从两三步以外的那个巷子里进去就是，说不定
只有一二百米，甚至会更短。不，数字和长度在此刻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丝毫不能说明什么。就算是五百米、五千米，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于从沙河农场里出来的人来说，五万米、五十万米，也不能够被叫作困难，比那更漫长更困难的，他们也都尝试过、经历过。
沉浸在清凉与甜蜜中，他想象着姐姐现在的样子，姐姐会比身边的这个卖冰棍的女人更憔悴吗?他想不出来。
离开镇上，回去的路上，他还在想。
他按了按贴身的一个口袋，听见里面有窣窣的声响传来，释放证和钱都还在。钱固然重要，但就目前来说，释放证比那几张钱更重要，重要无数倍。释放证要是丢了，他就又会成为一个不明不白的人，不知要花费多少力气才能重新证明自己。当地派出所这一关首先就会过不去，在还没有正式把它交付给他们以前，没有那张关键的纸。就不能证明他是谁。
地里的玉米已吐出红缨，青麻也已经有一人高了。
很小的时候，他们有时会把那种清凉柔软的缨子扯下来，贴到嘴上，用来表示长长的胡须，像年老的神仙一样慢慢地捋着，从河边和山前经过，从人家的门前经过。如果挂了很久还没被弄坏，如果在到达学校之前，在睡觉之前忘了摘下来，它们很快会被弄坏，被一只活生生的人间的大手一把扯下来，扯得七零八落，情景有如一场散了的戏。
此前一直展开在他们心间的神话情景不复存在。
十五
事情尽管没有办成，但毕竟已经与派出所的人见了面，对方的回答也让他满意，他的心里比去以前踏实多了。
婶婶问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
婶婶对商智永说，就在他回来之前，有一群人在村口站着，她当时看见后担心极了，生怕他恰好就在那个时候回来。还好，后来那伙人都散了。说来奇怪，像是有一声令下，站得稳稳当当的一群人，本来看不出有要散的意思，却一下就都散了。
商智永对婶婶说：“我不怕他们看见，我现在和他们也一样了。”
“你去问问他们，他们也是这么看的吗?”婶婶说着话，眼神像是要冲破一种阻隔似的向上飞扬了一下。“他们可不这么看。”
从镇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夕阳正在谢幕，长时间地谢着。
西边的天空、西边的山岭、山岭下的平川，全都被映照得通红而透明。
在农场里，这个时候正是大家干活儿最卖力的时候，天气也没有午后那么热了，太阳晒在身上，不再像针刺一样让人疼痛难忍。最关键的是，从那愈来愈低落下去的万丈光芒中看到了希望：这一天行将结束，终于又过去了。队长一声令下，再猛干将近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这一天的野外劳动，收工回去了。
吃过饭，哨子声响起，迅速地排队、点名、诵读。再经过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后，再点一次名字后，这一天的点名就算真正过去了，就可以躺在铺上卷烟了。有的在掏耳朵，有的在揉腿、捶腰。身上要是没有毛病的，毛病就一定在心里，就坐在小马扎上写信，或者写一些日记式的片言只语。写信也相当于揉腿、捶腰，只不过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推拿。
新来的人会说一说外面的事。高速公路、汽车，高速究竟有多高呢?说了也白说，说了你们也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种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速度不是长期住在这里面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路越来越多，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多，听上去好像是一件挺矛盾的事?足以说明外面的世界早已变得，深不可测。有时，所有的人都会陷入到一种深深伪糊涂和寂静中，好半天没有人说话、提问，像是大家都集体迷了路。
那时候，有三万多斤粮票永久地瘫痪在遥远齣家里的康有财就会压低声音，用尖细的假嗓子唱一段低回婉转、愁肠百结的河南坠子或者豫剧；或者向大家重点介绍羊肉烩面的具体做法，包括用料和火候。关于烙油馍，他费尽辛苦地描绘了半天，很多人还是不懂。商智永一开始也不太明白，曾经想当然地以为烙油馍就是油炸馒头。但康有财说不是。康有财说，烙油馍咋能是油炸馒头呢?后来商智永有些明白了，名义上叫馍，但不一定就是馒头，还有可能是饼状的。比如陕西省的馍，不就是一个饼么。再联系到康有财他们那里当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觉得不可能是油炸馒头!馒头本身已经就够好的了，再用油炸，那不是造孽又是什么?无数的事实也会证明，勤劳节俭的中原人民是断不可能做那种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败家子才会做的事情的，他们比别的地方的人更懂得珍階粮食和一切。后来，听得多了。商智永也逐渐听出一些门道，他觉得烙油馍很有可能就相当于山西的烙饼，却要比烙饼还要简陋、粗糙一些，所用的油也更少一些。
关于对烙油馍的认识和理解，商智永私下里也曾与康有财交换过意见，康有财基本表示认可。缺少知音的康有财为此还称赞商智永，说全小队20个人，就数他的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最强，别的那些人都是些傻子，榆木脑袋。说烙油馍其实就是那么个东西，少抹一点儿油，在火上烙一烙，翻一翻。说是叫油馍，实际却并没有多少油，只不过是为了叫起来好听，听起来更诱人一些。尤其是孩子们，一听见那油汪汪的三个字，就会忍不住流下口水。
为了不让哨兵或巡夜的人听见，惠志官把头蒙在被子里，用极度压抑的声音来一声秦腔，就一声，好多年了，每次都只有一句：“呼喊一声绑帐外——”再没有下文。
吼过以后，人就没有了声息，好像睡去了一样，好像死了一样。至于是谁把谁绑到了帐外，大家永远都不得而知。
那时候。黑夜已经降临许久，萤火虫在农场的四周点起了它们的亮晶晶的小灯。白日里气焰汹汹的暑热受到了降伏，被捆住了手脚，被压制住了。
黑暗的沙河里传来了清凉的水声。
十六
没有人来，家里只有婶婶和商智永两个人。
叔叔好像是粘上了一件麻烦事，仿佛粘了一身的鸡毛，回来一下，又不见了。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商智永问他们，他们也不说。出门的时候，叔叔鬼鬼祟祟地往一个口袋里掖着什么，在那同时，又用极其防范而敌视的目光飞快地瞥了商智永一眼。一想起他那种样子，商智永就决定再不打听了。不分场合的关心有时会成为对方的一种负担，这是他到农场几年后才明白的一个道理。既然别人不想让你知道，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这时候你还要拼命地关心、过问，对于他来说，你几乎就要等同于缠住他的那件麻烦事。
这时候倒是可以问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无关对方痛痒的事。
于是，又问起了王永春的家人。婶婶说，早就都搬走了。王永春被执行枪决后的当年秋天，他们就全家搬走了，不知搬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商智永在心里算了一下，那时候，他已经熟悉了沙河农场的劳动，开始了漫长的刑期。就在那年秋天，已经长眠在烟山南麓下的王永春好像还曾经给他托梦来着。王永春说自己上路前只穿了一件半袖的衬衫，冷得厉害，家人只给他烧过一回纸，想要的东西从不见捎来……在梦中，商智永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不过，那个时候，他已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没太把王
永春的那番冷飕飕的鬼话当回事。
能搬到哪儿去呢?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辞別一座新坟，无论到了哪里，都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外乡人，远远地住在别人的边缘上。
他打开外面的一层纸，拿出从镇上临回来前买的一把水壶，交给婶婶。还是在镇上的时候，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声音在他的心里树叶一样刮来刮去。雨点一样嘭嘭地敲着，又在他的耳边模糊而微弱地说着，告诉他、提醒他，好像不能够也不应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回去，多少应该为收留他的叔叔和婶婶买点儿什么。可是，买什么呢?整个镇上，十几条街道，到处都悬挂、堆积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他却不知道自己买什么才算合适。有些东西是他熟悉的，但也有相当一些东西从未见过，因而对它们的用途非常隔膜，不明启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是用来干什么的。大的东西他不认得，小的同样不认识，至于那些花花绿绿的不知其名的众多东西，则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运来的。商智永知道，那些东西大约永远也不会与自己有关，那都是为别人准备的，并不是为了他这样的人存在的。
在那些塞满人流的街道上，商智永边走边看，也不敢随便开口询问。他相信，自己一旦开口询问，一定会被别人看出他什么也不懂。还因为他发现，很多时候，他还没有站稳，没有来得及看清什么，对方首先就向他打招呼了，问他要什么。那种时候，往往会吓得他一激灵，不明白对方是怎么看出来的。怎么就知道他要买东西?心里惊得四分五裂，却又像有一个铁砣紧紧地坠着。觉得自己像一片树叶，离开森林后，一眼就被认了出来。
另外，价格问题也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许多东西一望便知非常昂贵，那也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商智永觉得，在那样的一些东西面前逗留、观望，就等于是隔着门缝朝一座富丽堂皇的庭院里窥视、张望一样，不仅没有礼貌，而且会有罪孽的嫌疑反射到别人的眼里。
他不在那些既买不起同时又看不起的东西面前停留，最多远远地望一下，就像眺望一个被许多人簇拥着的自己因为有别的事情而不能继续留在那里观看的舞台，心中也没有太多的难过，甚至完全是平静的、高兴的。
他在一片又一片让他眼花缭乱的女人用品前站住，想给婶婶买一件东西，可是又完全不懂，不知买什么才算是合适的。
他在众多的香烟面前停住。叔叔突然浮现在他的眼前。叔叔抽烟吗?商智永不知道，自回来后好像还没有看到过。那么多品种的烟，有几百种吧?
他自己已经不抽了，离开农场的两三年前就戒掉了。并非是因为抽烟有害，刻意要爱惜身体的缘故，而是实在难以为继，再也抽不下去了。没有长期的接济，谁能够坚持下去?有的人家里常来看望，不来看望的也能定期收到包裹，包裹里的内容其中就包括烟。
有一条相对稳定的后勤保障线，这样的人才能够长期抽下去。
没有人来看望商智永，二十年间他也从未收到过任何一个包裹，甚至一个手指宽的布条。要想抽烟，光靠替巫孝明打饭，为风湿病严重的白栋梁按摩、敲打膝关节，挤压虎口，用野艾蒿熏烤内关节是远远不行的，指望不上的。能够得到整整一盒未拆封的烟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常常是白栋梁把自己吸剩下的半包烟犒赏给正在他的小腿边累得满头大汗的商智永，那已经让白栋梁觉得自己非常的慷慨，非常的仗义疏财了。而那种时候。也正是白栋梁从自己的箱子里又拿出一包新的未拆封的烟，怀着懒懒的神情，分发给大家的时候。小队里不少的人都帮过白栋梁的忙，包括替他值日，倒尿桶。——白栋梁有什么呢?有通过关系弄进来的烟。还有一些容易长期保存的吃的，这就是他的法宝。
长期没有接济，要想抽烟，就得把自己磨炼成为一个脸皮比监狱的围墙还要厚还要坚实的人。没有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意志是不行的。另外。眼要快，腿脚也要快，看见谁的一支烟快要抽完了，马上笑脸迎过去，怀着无限仰慕的心情，弓身站在对方的身边或者面前，向阳花一样地面朝着对方。而又不能表现得过于放肆和随便。耐心地等待一会儿——定要有百倍的耐心，这一点至关重要——。等待对方把那个已经接近于烫手的烟头塞过来。厚道一点儿的人，这时候就基本不再吸了，把还剩下半寸或者少半寸的烟头给你。要是一个不厚道的人，明知道你在他的面前弯腰屈膝地等着，已经等了好半天了，但他就是故意不给你，甚至还有可能装作没看见你；在给你之前，还要用力猛吸两口——那样一来。把剩下的那点儿就基本都吸完了，这时候即使接过来，也再没有多少吸头。在嘴上稍稍停留一下，很快就得扔掉。
你想抽烟。而又拉不下脸来，不想让自己过于不堪，那你就什么也抽不着，这是铁的定律。又要面子，又想抽烟，没有那样的好事。
商智永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要一劳永逸地最后解决自己的吸烟问题，而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戒掉，永不再抽!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一种途径和办法，这是唯一可以不依靠不仰仗别人而自己可以独立完成的一个办法。
有人抽烟时，商智永就把脸转过去，或者用被子把头蒙住。蒙住了，眼前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了，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什么让你心烦的东西了。
他想抽烟时的那种烦躁的心情就是那样一点点地淡化、安静下来的。经过了无数次黑暗中的斗争与挣扎，克制，再克制，一忍再忍，牙齿咬进枕头里。用充满灰尘和沙土的旧棉花堵住鼻子，不让它闻到任何气息。
到刑满前的最后半年里，商智永终于成功了，可以从容坦然地面对别人抽烟，无论什么人在他的面前抽烟，无论他们抽的是什么样的烟，他都不再动心。
此时已不存在内心抵抗的问题，是真的不再需要，不再动心了，因此也不再需要抵抗，不再需要与自己进行斗争了。
心不动了，一切就都好办了，天地一下变得辽阔起来。
十七
婶婶将那把亮闪闪的水壶接过去，只是说了他几句，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
出售水壶的那个人告诉商智永，水壶的材料为新型的不锈钢，外表永远都是这么亮。商智永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材料，那就是说它既不是铁的，也不是铝的，也不是多年以前的那种钢，是一种经过混合以后生成的新材料。那个人对商智永说，你拿回去用吧，即使哪一天用到壶底漏丫，它的外表也还是这么亮。
他像是在说，一个人，灵魂已经死了，可外表还那么光鲜、体面。
能够看出来，婶婶还是很喜欢这把壶的，拿在手里上上下下地看了又看。壶上的亮光映照到她的脸上，商智永看到的是一片喜悦之情。婶婶告诉商智永，她好几次到镇上，看见过这样的壶，只是一直没有买。
婶婶的话让商智永感到莫大的安慰。这么说买对了?终于买对了一件东西，一件婶婶喜欢——估计叔叔也喜欢的——没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能够服务于整个家庭的东西，商智永想买的正是这样的一件东西，而不是那种只能供某一个人用，其他人，整个家庭，却只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而无法共同使用的一个东西。购买那种作用单一的东西，商智永觉得自己还远远不在行，那需要时
光的淘洗和生活的教诲。今年的后半年，明年，后年，也许就会和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对生活的渐渐熟悉，有些能力是会增长起来的。
叔叔的一只手被人打伤了，他是用另一只没有受伤的好手托着那只已有丝丝缕缕的青肿表露出来的手臂回来的，一回来就到处找绷带，要把那只在他看来生死不明的手臂架起来。婶婶问他还能动嘛，他说不知道。他不敢活动那只手臂，因而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动。商智永不知道是谁把叔叔弄成这样的，想来有可能是与叔叔一起做事的某一个人。
但婶婶似乎什么都知道，不用问也明白是谁干的。她把一卷绷带拆开后搭在叔叔的脖子上便不再管他了，任由他像一个年老的伤兵一样在一个远离战场的地方自行包扎。叔叔将绷带的一头用牙咬住，商智永走上前去把绷带的两头儿对接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叔叔的那只手臂被架住了
“真是个窝囊废!他拧你，你就不会拧他吗?你自己没有手吗?”
“唉，你不知道，他们好几个人呢。”
“别给自己找借口!他们就是只有一个人，你也一样不行。跟你过了这么多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嘛。”
叔叔低下头，看看从自己的胸前垂直下来的那根暂时还没有完全拧成一股的绷带，又瞧瞧自己的那只倒霉的手，手臂部分好像明显地比平时胖了一圈，皮肉也绷得很紧。看着像是别人的一只手。他摇了摇头。
这一下，好多事情他都不能做了，只能做那些用一个手才能做的事。
果然，吃饭的时候，他把碗放到面前，用另一个手握着筷子，偏偏被拧坏的正好是右手，因此筷子也使得不利索。需要喝稀的时候，就得把筷子放下，再把碗端起来。后来他越来越感到太麻烦，就不再把碗端起来了，而是把头低下去，脸贴近碗，用嘴吸，有时候长长的一口能顶平时的好几口，抽水机一样，吱吱几下，半碗就下去了。
婶婶威严地问他：
“我喂你?”
“啊，不敢!”叔叔把脸从碗口上离开，哆嗦了一下，他有些羞涩而又惊恐地看着婶婶。他用筷子从碗里挑了一下，慢慢地往嘴边送去一突然送进去了，成功了!原来左手调教好了也一样可以当右手使用，这对他鼓舞不小。他对婶婶说：
“世上无难事。那些只有一个手的人，每天不也要吃饭、干活儿吗?我要向他们学。”
手还在呢，只是肿了一些，何至于这样呢，已做着独臂的打算和今后的安排。商智永默默地看着他们，觉得自己插不上话去，完全是一位坐在一旁的客人，在等待主人吃完饭以后送自己上路。这一顿饭吃了些什么，好像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在农场里，某一顿具有纪念意义的饭会让大家长久地铭记并讲述着。有一年国庆节，平常用来盛汤的那个黑铁桶的里面突然不再是晃来晃去的汤，而是满满一大桶菜!小队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哦，原来是国庆节到了。逢到国家过生日，他们这些大多不是公民的人也能跟着沾一次光。
桶里都有什么呢?什么都有。除了整桶菜的灵魂——几片肉以外，还有璞玉一样的豆腐，金子一样黄亮的土豆块，珠帘般的粉条。还有白菜。注意：白菜是真正的白菜，一半白一半绿的，长得十分年轻十分健康的，像是镶嵌在一起的翡翠和白玉，而不是平常吃的那种灰色的棉絮或旧布一样的被叫做白菜的东西。
肉作为整桶菜的灵魂，它肯定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一点首先要明确，要让大家都知道，都明白。不过，既然是灵魂，那就不能要求它的体积有多么的大，形态有多么的明显；如果满满一桶里到处都能看见肉，那还能叫做灵魂吗?那样，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灵魂。哪一个人的灵魂在体积上会大于他的身体呢?灵魂不是那种能够到处呈现，一块比一块大，一块比一块肥厚的东西。不，灵魂不是一种油汪汪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谁敢说他自己的灵魂是油汪汪的?所谓灵魂，就是确实存在，却又从不轻易露面的……一种清瘦的、清爽的……一缕幽香……或者一道内在的彩虹或光芒。
那顿有灵魂在场的饭让大家铭记并谈论了很久，商智永所在的第十四小队一直谈论到第二年的夏天，才被别的一桩事情夺走。要是没有那一桩新的事情，谈论和铭记也许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原以为他们谈论得够长的了，够没出息的了，却没想到还有比他们更持久更有韧性更没有出息的，那就是第二十小队!他们竟然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一直谈论到下一个国庆节的到来。两个国庆节叠起来一比较，这个国庆节桶里的菜不知要比上一个国庆节逊色多少!新旧一对比，就更加证明上一个国庆节的菜完全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优美无限的传说，更加证明它是多么的值得被深深地铭记并长久地传颂。
叔叔的嘴里不时地传来咝咝的声音，每一次声音过后，他都要低下头去看看他的那只架在绷带上的手，然后抬起头望着窗外。叔叔的那种咝咝的声音，像一些细小的榫子一样不时地完全钉错了地方似的钉人商智永的思绪里，又如同一些咬人的蚊虫一样低声鸣叫着，飞舞在商智永的周围，不时地叮噬着他。
叔叔对商智永说，村里的样子你也都看见了，实在不像个村庄的样子，连个医生也没有。想要正经地看一次病，就得走到镇上去，你要是不去，就只能看不成。
商智永心里一惊，叔叔不像是在要谈论村里的现状，更像是在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询问他关于以后的打算。商智永也在心里问过自己，却没有问出什么，答案像是锁在一个虎狼把守的密室里。但是，有一点他想到了，那就是要尽快想办法从叔叔家里搬出去，长久住在这里绝对不是个事儿。可是，现在他一下找不到那么样的一个地方，哪怕是一个狭小的容身之处。真正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个没有家的人，这就是他眼前的境况。
仅仅才两天，叔叔已有些不耐烦，主要表现在很少与他说话。有时候，叔叔从外面回来，看见坐在屋檐下台阶上的商智永，叔叔却就像没看见他这个人一样，直接回到屋里，或者拐进旁边的厢房里去找一个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有时候进去半天，最后又空着手出来了；即使真的从里面拿了一个什么出来，也不是眼前就要用的，很快就随手放到了一边——原本就不是去找东西的。商智永眼里的那种想要说话的愿望，想要帮他做事，分担困难的亮亮的火苗般的光泽，随着叔叔的冷漠地拒绝和离去，渐渐地黯淡下去，直至完全熄灭。
叔叔好像并没有把他当成这个家里的一个人，因而无论好事坏事都不愿与他说，不想让他知道，更不想与他这个多年未见的侄儿一起分享。
十八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好像别的人都没有看见，只有离家多年的商智永一个人独自看到了：村里有好几处高大崭新的宅院，却总是都锁着门，从来没有人居住；而所有那些有人家住的房子，八九成以上都是几十年前建起的旧房子，墙皮脱落，门户黯淡，屋顶上长着在风中起舞的荒草，它们中间所谓的新房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如同一个年过五十的人，不管他如何挺胸抬头，声音响亮，那张无法掩饰的老脸也会不言而喻地表明此前被他亲手打发走的时光绝不止是一二十年。
那些崭新宽阔的庭院里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
呢?站在距离陡峭坚实的围墙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能看到那里面的树开了花，美丽的紫穗穗白穗穗悬挂在枝头上，隐约可见的红色的花朵，雪白的花辦。高大的铁门日夜紧锁着，门上的比手指更加粗圆的铜环上落满整齐原始的灰尘，证明它已许久未被拉动、叩响过了。
空寂的庭院，没有烟火气息的房屋，多情的妖娆婀娜的寂寞无比的花草树木，它们的主人是谁呢?
“其实你都认识他们。”婶婶对商智永说。
婶婶说了几个人的名字。有几个人很快便在商智永的记忆里复活了起来，他们远远地站着，有的在点头，有的茫然若失地看着四周。商智永试着在心里确认了一下他们，有几个很快就答应了，如同洇开在纸上的水，他们各自的家庭也略显模糊地显映在他们的身后——是当年的那些他们各自成长过程中的兄弟姐妹一大群人的家庭，而并不是今天他们各自的家庭。满地的金黄的柴草，雨里的炊烟、农具，傍晚时分的哭声、诅咒……而另外有几个人却像是深嵌在雨地里的石板，怎么也翻转不过来，有关他们的一切也都像雨雾一样虚空，浅灰中透着靛青，商智永没有办法依靠他们的棱角和凹凸处把他们从空濛的雨雾和泥地里抠出来，更没有办法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扶起来，立正，恢复成个人样儿。因此既看不到他们的正面，也看不到他们的背面，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和模样，不再记得他们是谁。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无论商智永把他们想象成雨雾里的抠不起来的石板也好，与泥水一个颜色，混在一起看不出来的蜗牛也好，那都不过是他个人的一些完全属于过去的早已不再正确的意思或胡思乱想，那都无关紧要，因为那都不是他们目前生活的真实图景。他们目前生活的真实图景不是他能想象得出来的，更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粗砺。什么雨雾呀、蜗牛呀、抠不起来的石板呀，完全是一个站在现今社会门槛外的人的一种一相情愿的意思，其情形如同蚂蚁在用头顶门。
真实的图景是他们如今都成为富有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想到要在昔日的曾生活了多年的故土上建造一座最大最好的宅院，所有的一切都仿照早年间的梦想布置。是的，就是要让它们全部都空着，要是派人回来住在里面，那还叫什么翻身，那还叫什么扬眉吐气?房子盖好了不住人，那才叫了不起!就是要让它们雄伟豪迈地矗立在那里，永久地盘踞在那里，像一根根棍子或某种利器一样每天每时都戳在那些曾经欺压、蔑视过他们的人的眼里，让他们只要一看见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刺眼、流泪、疼痛；在钻心的疼痛中喟叹，深刻地反省。让他们明白人是活的，是能够创造任何奇迹的，尤其是中国人!早先那种把人一眼就看死的做法是要多愚蠢就有多愚蠢的，看一眼就能把人判处死刑吗?死灰还能复燃，更何况我们原本就不是死灰，而是生机勃发的原野。只要有一条缝，我们就能把它闹成一座辽阔的峡谷，甚至万丈深渊。
婶婶说，最先想起并领头干这种事的人是古忠义，他在他们原来住过的老房子的基础上盖了三间瓦房，青砖围起一个小院。古忠义他们一家人住在城里。每年只在清明的时候才回来一下。从父母的坟地里烧完纸回来后，就打开那个常年没有人住的青砖青瓦的小院进去看一下，很快就又走了。清明以后，天气开始转暖，一个夏天，院子里的草就纷纷地长起来了，有的爬上了窗户，攀上了墙头。
古忠义以后是毛旺，毛旺盖起了五间房，院子有古忠义的两个大。婶婶说，村里的人们谁都能看出来，毛旺明显的是受到了古忠义的启发，又踩着古忠义这架梯子前进了一步。毛旺虽然姓毛，但人却一点儿也不毛糙，为人精细，房子盖得比古忠义的精致，围墙上还有花栏。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还通了电，一合闸，屋里屋外的灯就都亮了。而古忠义的那三间房子里一直都没有电，这也证明，从一开始，古忠义就没打算在那里面住人，盖那三间房和一个院子，纯粹就是一个样子，一种态度。
毛旺以后是谁呢?婶婶说，应该是刘成万，因为刘成万一下盖了六间房，无论从数量还是面积上。又都超过了毛旺，明显地又把毛旺压倒了。当初毛旺踩着古忠义这架梯子前进了一步，没想到自己转眼又作为一架梯子被刘成万踩着前进了一大步。刘成万的高大坚固的铁门上镶嵌着金黄的铜饰和滚边，这使他的富有似乎突然从此有了来历，与历史有了某种沾亲带故的联系，甚至是血缘上的继承或流传。
以后，又有人回来在昔日的故土上建起了常年没有人居住的空房子、空院子，但都没有超过刘成万的，都是五六间房，一个院子，屋檐上也都没有过于复杂的装饰，一看就知道都是新时代的产物，与历史没有什么瓜葛。
几年下来，在所有那些终年没有声息的空房子空院子里，古忠义最早建起来的那三间房和那个青砖的小院成为它们中间最寒微的一处。人们说，谁让他是第一个呢!最先启发了别人，最终又被别人踩在了脚下。
古忠义的那个青砖的小院当初突然出现在村里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好的，村里自从有人口居住以来，从来没有过那么好的房子，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没有人不羡慕的。青砖、青瓦、木头，一切都是新的。每天都有人专门去看，走路经过时更是要顺便停下来看一会儿，一边看一边幻想着自己一家人什么时候也能够有这样的一处称心如意的宅院。有人家里来了客人，也要领过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对客人说，这回亲眼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这里的人，盖了这么好的房子，却不住人，纯粹就是个摆设，就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不是钱多得花不了，哪能够这样?客人在看完后也深受刺激，深受教育，甚至如五雷轰顶，发现世界真是太大了，许多人的活法不是别人能够想象的!原以为自己家里有一头牛一个骡子，外加一辆烧柴油的苹果牌农用车，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了，却不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却不料还有更了不起的人，还有更让人想不到的人!想想自己，那辆苹果牌农用车每个月的柴油钱还要左算右算地计较呢。祖宗呀，这样的一种生活，怕是一辈子也撵不上了，即使拼着老命撵上来，恐怕到时候也早就累死了。
那么好的一处院子，常年没人住，本身就已经够可惜的了，到头来还硬是被后来陆续建起来的那些房子给活活地比下去了，让它从此再抬不起头来，让它每一天都蒙受着羞辱。主人常年不在，连该主人蒙受的羞辱，它也一齐揽了过来，沉坠坠地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不过，要是和村里大多数人们的房子比起来，它还是很好的。婶婶对商智永说，再不好，也比咱们这房子好。
那是肯定的。那些一年到头都难得有一个人影的空房子空院子，包括古忠义的那个被比下去的青砖的小院子，任何一处都不是村里那些有人住的房子可以比的。
就在刘成万每年不定期地回来一趟，把屋里屋外的所有的整整寂寞了一年的灯都打开，把半个村子都照亮，就在他以为再也不会有更好的房子出现在村里的时候，多年在外的郭松仁突然回来了!
郭松仁带着四十多辆汽车，一大群随从，在亲自看过所有那些明显地带着穷人翻身、小人得志、报复、炫耀、扬眉吐气的意味的崭新的房屋和庭院
后。回来的路上本来还准备要大干一场的郭松仁彻底放心了：原来如此，不过都是些耗子尾巴，都肿起来也没有多粗。设回来之前，没看到实际的情景以前，还以为它们有多吓人呢。
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的简单。很快，郭松仁就建起两座三层高的楼，被称为南楼和北楼。楼下的院子有多大呢?没有人丈量过，只知道好多辆汽车同时开进去，每一辆车都可以随意地掉头、转向。互不受干扰。房子的上面有太阳能，下面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影壁前的青铜香炉里常年插着一点五米高，三十公分粗的巨型香烛。
原本只是为了给大家做个样子，顺便镇一镇那几个盖了三五间房子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却没想到一不小心竟建得异常舒适。可能就是因为太好了的缘故，郭松仁的家人不得不每年回来住几天——是在天气最炎热的那一段时间回来，等到秋风刮起的时候就又走了。整整一个秋天，整整一个冬天，又整整一个春天，半个夏天，南楼北楼里的温暖的热水和绚丽柔软的长绒毛地毯从来没有人使用，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有风水先生告诉郭松仁，这么好的房子，是应当常回来住一住的，一次也不住，白放在那里，有些不太好，是会有罪孽滋生的。至于是什么样的罪孽，什么时候滋生，应验在哪些方面，那就不好说了。郭松仁对风水先生的话是信服的，因为他本人冥冥之中也有类似的一些感觉，风水先生的提醒让他找到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又驱除不掉的感觉的根源。于是，他这才决定每年回来住一段时间。住过以后，深埋在心里的那种让他有所畏惧的某种时候不再抽象而是表现得有模有样的东西就会淡化、就会减轻不少。
那么，在他们都不回来的时候，村里有没有人去破坏那些耀武扬威的空房子空院子呢?婶婶说，断不了有。
隔着围墙，往里面扔一个死猫死耗子什么的，破鞋，破帽子。还有的用木炭或者学校里的红粉笔蓝粉笔在那些墙外写一些辱骂的话、下流的话、诅咒的话。还有一些画法简单却意思明显的图画，不知道是谁画的。
婶婶的话提醒了商智永，他想起在一座空宅院(也许是刘成万的那个院子)外面的墙上，用木炭写着一句十分醒目的话：
这一溜全是狗屎!
还有巨大的感叹号和一个够得上粗壮有力的箭头，很像是公路上的那种路标或指示牌，又像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一个温馨的提示，提醒路过的人们要注意自己的脚下。商智永当时就注意了，他朝周围看了看，却并没有发现什么。
现在想起来，那句话里面所谓的狗屎，并不是实指，而是指那一溜崭新的常年没有人居住的要把村里的人活活气死的空房子空院子。
十九
“叔叔怎么还不回来?等他回来一起吃吧。”
“别等了，他不回来了。”
“叔叔去哪儿了?”
“白寺那里有一件事，早就说要去，一直没顾上，今天正好有顺路的车。”
“是白寺么，小的时候我也去过那里，很小的一个村子，全村不知有没有一百个人?叫白寺，却并没有寺。放一串鞭炮，全村人都能闻到火药味。”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不小了，有好几千人，大部分是外来的，四川的、湖北的、贵州的、安徽的、河南河北的，还有陕西的福建的……别小看陕西的福建的，一点儿也不比另外那几个地方的人手软。”
“哦?那么多人，他们住在那里干什么呢?”
“啥都干。有的下窑，有的盖房子，有的挣不到钱就拿着刀在路上抢人，还有的埋伏在树林子里。埋伏在高梁地里，玉茭地里；半夜的时候翻墙跳进人家的院子里，有钱的就要钱，没钱的就要人。每一回都不空手。”
“要——人?”
“就是强奸。”
“没有人管吗?”
“也有人管，尤其是出了人命以后。可那些人不怕，上午刚看完崩人，——崩的也许还是他们的同乡，晚上就又出来行动了。”
“婶婶，我没想到咱们这个地方会是这样的。”
“这还只是一点点，更多的更深的，连我也不知道。你叔叔今天去白寺，我让他带一把切西瓜的刀或者棍子防身，他一听就连连摆手，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地说，趁早啥也别带，带得越多，麻烦也就越多。他们要是突然拦住你要搜身，那就让他们搜好了，在口袋里准备二三十块、四五十块钱，让他们搜走就没事了，就平安了。相反，要是从你的身上搜出一把刀来，那就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叔叔做得对。”
“斗争又斗争不过，反抗更是不行，闹不好就没命了。好多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把骡子牵回来和人一起住；要是把骡子单独放在一间房里，他们就会来撬门。也有的不撬门，直接从房后掏一个一人高的大窟窿(有时候掏窟窿比撬门更省事)，骡子就从那个窟窿里被牵走了。好几千块钱就又没有了，家里地里的活儿也会耽误了。”
“我一回来就觉得眼生，像是到了别人的老家，中间好像隔了好几层东西……我知道不对了，可是又说不上是哪里不对了。”
“黄瓜是不是咸了?一不小心多放了一勺盐。”
“不咸。”
“真的不咸?”
“真的不咸。别担心，多咸的饭也难不住我们，都能对付得了。我们在农场里的时候，每个人的枕头下面都有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一点儿盐，吃饭的时候额外加一点儿进去，要不然干活儿就会没有力气，分给你的任务就会完不成。一次两次完不成，经常完不成任务，减多少次刑也轮不上你。只能眼看着别人哗哗地都走了，都走到新的生活里去了。”
“今天又有好多人在那些土台子上照相，还有外国人。”
“婶婶，那些烽火台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我至今还有一笔钱埋在其中一个台子的下面。三四十年过去了，不知还在不在。”
“一笔钱?”
“当时认为是一笔钱，还是很大的一笔，现在看当然不是了，可能连一个烧饼都买不了。加上我，一共四个孩子，每个人都在不同的位置上埋了一笔：最多的是成武，两角五分；我的是两角，都是硬币，都用纸包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没有人动过它们，它们一定都还在。”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一笔呢。”
“当时就是很大的一笔，每个人都积攒了至少有一年。”
“你想去取回来吗?”
“不取了，就让它们在那里埋着吧。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去那里，它们长见识了。近四五十年来，咱们这一带还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呢。”
“你呢，你不喜欢热闹?”
“我挺好，能够获得自由，比什么都好。”
“你真的没有去过那些地方?”
“哪些地方?”
“那些蒙古包里。”
“没有。我怎么会去那些地方?那是为别人建造的。”
“千万不要去，以后也不要去。那种地方，杀人不用刀，就你那点儿钱，可经不起他们盘剥，几下就把你剥削光了。”
“你不说我也明白。这么多年，别的收获没有，收获的全是教训，一摞一摞的教训，钉着血痂，打着十字。”
“你要是想……就在家里。”
“就在家里?”
“对。”
“婶婶啊，不能够那样!我刚出来，不能再回去了。我要是再回去了，鲍教导员首先就得碰死，他说他不希望再看见我们当中的任何人。”
“谁让你又回去了?我只是觉得你太可怜。”
“婶婶啊，我不可怜，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听我给你说：从最初的无期徒刑到二十年，以后又变成十八年，一连串的好事!一个真正可怜的人，是不可能碰到这么多好事的。你说对吗?”
“一个人有几个十八年?”
“别管他有几个，一切都正在好起来。”
“你叔叔……”
“我正想说，叔叔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你错了，完全不是!他对你一点儿也不好，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你没看出来么，他连话都不愿意和你多说。”
“我看出来了。不过我不怪他，他可能有烦心的事。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倒是大方。”
“婶婶，当年叔叔把你娶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冬天，天冷得厉害，你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
“是吗我都不记得了，早就忘了。”
二十
但商智永是记得的。
本来还想再吃一碗，可是他知道不能再继续吃了。他放下碗，不敢看对面的那张脸，尤其是那双里面似乎有星星般的火苗正在微微跳动的眼睛，转而盯着那张已经在流逝的时光中磨损得很厉害的桌面。低声说着，说自己要出去走走。
她嘱咐他不要走得太远——是担心他一不小心走到那些杀人不用刀的白包包里面去吗?在她走到商智永这边来收拾桌上的东西的时候，她的饱满的前胸也许是不小心地触碰到了他的肩膀，让他的身体顿时紧缩了一下。
那时候，他感到自己很像是一名正在苦练缩骨术的艺人，竭力地想把自己的七十五公斤的身体紧缩成七点五公斤的一团，甚至变得更小。他清楚而又迷乱地听见脑子里传来轰的一声，一大片雾一样的红彤彤的血光在眼前无声地散开。天空崩裂了，却在大地上形成一道又一道的缺口，山川以发酵的面团的形象扭来扭去，草木和房屋都像闪电一样哆嗦着。
出了院子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是湿的，这样的时候是不应该湿漉漉的，可是他却满脸都是汗，这让他意识到自已是非常不正常的，是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他走到一棵杨树下擦了一会儿汗，在午后的炎热中变软的树叶这时候重新又在傍晚的凉风中挺直了，油绿光亮，弹性十足地摆动着，远处的莜麦和胡麻的绿浪一轮一轮地滚滚地涌动着，凉爽清明地流淌着，缓缓地起来又下去。
塞外的天气就有这样的好处，中午时分还骄阳似火，烤得人冒油，一到傍晚，天地间开始变得清凉，凉风习习。
不要走得太远?恰恰相反，他决定要让自己走得很远。
清凉的晚风很快就擦干了他的脸，并让他不再那么燥热。望着远处的一幕幕幽蓝的群山，心里回味的却是不久前的情形，怎么会出现那样的一幕呢?类似的情景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过，正因为如此，他震惊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当年突然被冰冷的手铐和脚镣锁住的时候，尽管那也是第一次，可那仿佛是有准备的，知道迟早要来。自从咔嚓一声被锁住以后，反倒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平静和安心。
婶婶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婶婶了，这是商智永没有想到的。尽管人还是那个人，可是从另一方面说，真的还是那个人吗?如果不是，那她又是谁呢?那一瞬间，商智永觉得她陌生极了，似乎此生从未见过!就连她往他的碗里添加饭菜时的神情和动作也是那样的眼生，像是一套涂抹着家庭色彩的舞台上的艺术。
啊，原以为变得惊人的是这个社会，却没想到那中间还包括每一个人，包括像叔叔婶婶这样的人。叔叔也变了，也和从前不一样了，他一回来就感觉到了，不是吗?并不是说他的年龄增长了，在灰尘般的时光中老了，而是他的性情和心地也变得让人不认识了。现在的叔叔，更像是一块长满锈斑的看似不再锋利然而却仍然能够将人的手或皮肤划破的破旧的铁皮，商智永从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印象。那样的一块锈得有些不再像铁的铁皮，如果要用它来派什么用场，也许什么用场也派不上，可是要是用它来致使一个人流血、疼痛、化脓，它还是能够做到的。一块废铁皮的作用就是这样的。
不知不觉地，他已来到村外，风中飘荡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远处的那一幕幕幽蓝的群山已经看不清了，附近树上的一只鸟突然扇动了几下翅膀。他抬起头看时，那树上又已恢复了先前的幽黑和寂静。
就在这个阒无人迹的晚上，就在这片曾经打过架，流过血，曾经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曾经有人用簇新的麻绳上过吊的地方，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时光也是有气味的!他在一道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曾经是优美的半月形的，如今已变得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几乎被野狼蒿和野沙蓬共同掩埋起来的石头围堰上坐下来的时候，忽然清晰地闻到了从前的气息!
他不能送给那种气息一个姓氏，也难以为它起出一个恰当的名字，却深知它是属于过去的，是嗅觉告诉他的，深深的一嗅，即刻就都明白了，并不需要更多的物证和强调一一就是那种生活早已远去而生活的余音却多少年都一直未曾中断过的用眼睛看不到的却用心和记忆能够闻得到的气息，就是那种东西。
婶婶说她不记得过去的事了，可他还记得。
多年以前的一个夏天，就是现在的这位婶婶，在一次看戏回来后，突然不想再活了，开始拼命地寻死。她不是在做样子，也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真的抱定了死的念头。
先是跳井，义无反顾地跳进了距离家门口五十步远的她有时也去打水的那口井里，所幸的是被及时地捞了上来。看见她穿了一双结婚时穿的新鞋，就明白她是真的想死。
又用她平常用来裁衣服的那把剪刀刺自己的咽喉，也刺进去了，咽喉那里至今还留有一条蚯蚓般的伤痕。
上吊，也上过，并不是没上过。从房梁上放下来的时候，人已经彻底硬了，都以为她这一回是真的死了，再也救不过来了，就把她停放在乎时很少有人进去的房梁上结满蛛丝的西屋。当晚就请来了木匠，为她做棺材。谁也没有想到，快十点的时候，西屋里传来她长长的一声哀叹。天哪，她又醒了过来，她活了!有人说，请来木匠请对了，比请来一个只会打针号脉的医生更有用，是木匠们那叮叮当当的斧声把她从去往阴间的路上重新叫了回来。
年轻秀气的婶婶，为什么三番五次、不顾一切地要死?原因只有一个；那天在台下看戏的时候。被一个人摸了一下……尽管那只罪恶的来历不明的黑手在她的身上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
可毕竟还是在她的身上停留过了，一分钟也是时光的一种哪!往宏观的大的方面说，一分钟和一天、一年，甚至十年也没有什么区别，几乎就是一样的，几乎就是一回事。这么一算，顿时就天塌地裂了：一只罪恶的来历不明的黑手，在她的身上停留了整整一年，甚至十年!
整整一年哪!整整十年啊!一只从来都不认识的手就那么放在你的身上……还说什么呢，这难道还不够嘛，还需要有多大的理由才算是理由呢?
就因为年轻，她一直以为这个世界的门槛是相当高的。那么。生活其间的每一个人也都必须得有相当的高度才行一不然你是怎么进来的呢?爬进来的嘛一，方方面面也都得能与这个世界相匹配，能够对得起这个世界。无论任何时
候，无论说起来还是想起来，都不至于觉得自己太过于寒碜，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污点，一处恶心的秽迹。
可是她错了，她知道世界有门槛，却不知道原来什么样的人也都可以在其间生活；生活其间，也并不需要什么标准和资格，似乎只要有一口气就行，哪怕是一口邪气!哪怕这个人满打满算就只有一口邪气!
戏台下的那只罪恶的手，让她觉得自己猛一下矮下去半截，让她猛然发现自己的高度和尺寸都不够了，再继续说服自己，让自己厚着脸留在这个世界上，无异于耍赖，蛮不讲理，不知廉耻一她可干不出那种事情来。
于是，就有了那一连串的不回头的决绝的行动。
只知道有人把他的手放到了正在出神地看戏的婶婶的身上，至于放到了哪里，当时还年幼的商智永则完全不知道，家里的大人们也从来不提这事。他们只谈论如何把去意已决的婶婶看管好，日日夜夜都得有人在看着她，防止她再把自己投到井里或者挂到房梁上。万幸的是她第一次跳进去的那口井距离家门并不太远，周围一带也常有人；如果她当初没有奔那口井去，而是一口气跑出好几里地，奔向另一口偏僻的深井。那不是就死定了吗?大人们越分析越害怕，越不踏实，每个人都像是练习吹口哨一样嘴里咝咝地响着，倒吸着凉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可是还得腾出手来轮流看管她，今天是你，明天是他。这么样的一个知廉耻、识礼节的女人，能不管她吗?即使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真正不要脸不像话的女人，那也得管她呀，也不能看着她去死呀!毛病归毛病，可是要和一条命比起来，所有的毛病都不算什么，都可以被忽略或原谅。
天快亮的那一段时辰是人最容易迷糊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把心头上的那盏灯拨得亮亮的。她折腾了这么些天，她累了，她可以睡，想睡多长就睡多长。但是我们不可以睡，更不能够睡着了!我们只能在一旁看着她睡，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她。国家不让讲迷信、我们就不讲，可是也不能不操心那些前来勾魂的鬼魅，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进来把她的魂勾走，那样一来，我们大家所有的人就都白忙活了，无论有多少人在瞪大眼睛看着她，守着她，也都没有用了——魂已被勾走，已经离去，我们一群人守着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又有什么用呢，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天，大人们实在轮不过来了，于是，年幼的商智永就和姐姐一起奉命去看守婶婶。他们按照大人们的吩咐，紧紧地包围在婶婶的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姐姐抱着婶婶的胳膊，商智永蹲在地上，抱着婶婶的一条腿。婶婶一动，他们姐弟俩也马上跟着一起动。什么叫寸步不离，什么叫形影不离?那就是!商智永还是在很小的时候便体会过了。
要是忽然看见她要站起来——站起来就有可能冲出去——的意思，商智永就和姐姐一起用力，抱腿的抱腿，抱胳膊的抱胳膊，一齐上去先把她按倒，然后再慢慢地扶起来。办法虽然笨了些，却相当地保险、实在，能够保证她整个人还在他们姐弟俩人的手里。
接着，他们又有了更大的收获：从她的身上搜出了一把剪刀，姐姐命令商智永把刚刚缴获的剪刀藏起来。晚上有人来接替他们姐弟俩人的时候，商智永竟然忘记了口袋里还藏着一把剪刀，一直回到家里以后才发现。
甚至在她去茅房的时候，他们也要跟着去。大人们特别交代过，别小看那种地方，那种地方恰恰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有人往往能够在那里成功地逃脱，也有人不逃脱，直接就在那里面自戕了。大人们的这些话，商智永和姐姐都懂，还用交代么，还用提醒么，电影里就经常能看到类似的事：一个人假借上厕所，进去后就永远不再出来了!不是逃跑了，就是在里面自尽了。
姐姐在茅房门口拦住商智永，对他说：
“我进去就行了，你就在外面等着吧。”
几个月以后，婶婶平静了，恢复了正常，开始做家务，不再想死的事。有人偶尔提及前一段的事情时，她会脸红。
秋天里的一个晚上，商智永他们一家人正在吃饭，叔叔忽然来了，来讨要他们那把几个月前被商智永在忙乱中不小心带回来的曾经一度时期成为最危险的凶器的剪刀，说要拿回去裁剪一块布料。
二十一
曾经是那样的一位烈性的女子，与现在的这位婶婶，她们能是同一个人吗?
可是，她们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商智永觉得自己糊涂了。他实在无法把前后两个人叠加在一起，她们很像是两张分别拍摄于不同年代的照片，无论照片上的人像还是照片本身的尺寸、材料和整体的色泽，都相去甚远，完全是两回事，两个概念，两种东西，非常不同的两个人，试图把它们综合、还原成一个人，不仅不可能做到，甚至连这样的愿望和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胡闹的、荒谬的。谁能说清楚这中间的秘密呢?她本人能说清楚吗?
可是，看她的样子，她一定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因为她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变化，从来就是这样；要说有变化，只不过是年岁增加了一些。
她真的从来就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不是。
每一个人都不再是最初的那个人了，从里到外都不再是了。
是每一个人都进步了吗?可以这样说，这样说也没错。
是每一个人都变得更精明更复杂更奸猾了吗?这样说也许更接近事实本身。
二十二
赵兴旺，商智永小时候最要好的一个伙伴和同学，山上的某一个烽火台的下面埋藏着商智永的一笔钱，那里同样也埋藏着赵兴旺的一笔钱——十五枚一分的硬币。对于当时每天两顿饭都需要用清澈见底的米汤灌饱自己的肚子的那个家庭来说，年少的赵兴旺能够不带一点儿犹豫地痛快无比地将辛苦积攒了差不多两年时间的十五枚硬币埋进古老烽火台下的那些千百年的土里，出乎除了商智永以外的其他所有人的意料。赵兴旺不想让同伴们在背后议论自己，同情自己，虽然他埋藏的那笔钱是几个人当中最少的，钱的品种也相对单一，全都是一分一分的硬币，没有别的面额，可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埋藏完毕，下山回家的时候，他也同样理直气壮，谈笑风生，像一位藏宝归来的富人，心里怀着无边的兴奋和幸福，眺望着一种远大而又异常模糊的目标。那种时候，他们觉得把全世界的人都加起来也没有人比他们更神秘，没有人比他们更幸福。
昨天。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在村外的那片曾经多少年一直是雪白的养麦地，如今被厚厚的光滑结实的水泥覆盖住的已成为旅游者的停车场的地边，商智永突然遇到了骑着一辆自行车正要往南去的赵兴旺，车前面的梁上还坐着一个孩子。
看见赵兴旺，看见儿时的形影不离的伙伴，商智永的心突然怦怦地跳了几下，他一眼就认出了赵兴旺。然而，推着自行车正若有所思地慢慢走着的赵兴旺却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商智永。接着，赵兴旺露出了一丝笑容。商智永在那笑容里觅到一些多年以前的熟悉的东西，小时候他就是那么笑的，一边的嘴角朝上歪去，那就证明他要笑了。
赵兴旺把坐在自行车前梁上的那个孩子放下来，把自行车支好。
停车场里的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已经发动起来了，几个外地人正在上车，两个女人的手里分别拎着里面装有玉米、红枣和核桃的藤条篮子，另外还有荞麦的深加工产品。花香雪白的荞麦地消失了，但以荞麦的名义制造的无糖、降血、降脂的产品却被一批又一批的兴致勃勃的人们带走，带向四面八方。
那两个女人所带走的红枣和核桃，也都不是塞外的干旱贫瘠的土地所能够生长、结果的。随风荡漾的玉米地倒是在塞外的原野上到处都能看见，却并不是她们带走的那种不知来自何方的被叫作黏玉米的东西，而是原来的那种干硬粗糙的只有与它相匹配的同样粗糙同样不讲究的尝遍了人生苦难的肠胃才能够消化得了的古老而落后的玉米。
赵兴旺，那个多年以前的数学成绩曾经灵光闪现的小伙伴，如今两鬓染霜，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骑着自行车往南去，是去看望身患好几种疾病的岳母。坐在车前梁上的那个孩子是他最小的一个孩子，此刻正趴在地上捉蚂蚁。
“起来!”赵兴旺对孩子说。“把身上的土拍一拍。”
孩子没有起来，似乎完全没有听见他的话，正在专心地看着一窝繁忙至极的蚂蚁。手指粗的一个黑洞，一些蚂蚁源源不断地从里面出来，另一些则正要进去，两股人马在黑洞前相遇，但这还不是造成它们繁忙和混乱的主要原因。真正繁忙和混乱的在洞口的另一边，数不清的蚂蚁们聚集在一起，它们像是在准备迎接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或者在准备迎接一位至关重要的大人物。同时又好像是要集体出发到某一个地方去，正在等待一个指令。在那个过程中，边缘部分的一些在蹿来蹿去，一些不安分的分子们已经爬到了赵兴旺的孩子的脚上——孩子受到搔痒，从自己的脚背上捉下一只，拿在眼前看着。
他们在一根断裂成好几截的水泥管子上坐下。赵兴旺从身上掏出烟递给商智永，商智永摇了摇头。商智永把烟戒掉了，而多年以前一直烟酒不沾的赵兴旺却抽起来了。
赵兴旺的岳母患的是乳腺癌兼咽喉癌。
“我真是不明白，”赵兴旺对商智永说，“她那么大年龄了，我说句难听的不敬的话，按说两个乳房也基本没用了，像退休了一样，该消停了。可老天捉弄人。偏偏就是让她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另外，她也不抽烟，却得了咽喉癌。”
“听说乳腺癌是能治好的，”商智永说，“是所有癌症里面最好的一种癌。”
“那得看是谁，”赵兴旺不以为然地说道。“有的人。得再大的病也不怕，本身有钱，又有运气，命又好；有的人就不行了，事情一来，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要做手术了吧?”
“还没有呢。孩子他姥爷说，‘需要割就割了吧，反正那东西留着也没用了。老太太也知道这一回自己的那两个东西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
他们浅浅地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像水面上的浮光，天空里的云彩，既没有勾起过去的回忆，共同的往事，也没有在别的事情上谈得更深。尤其是赵兴旺，总是小心地绕开商智永这二十来年的生活，就好像在一座山的背面行走，表面上不张望、不越界，却都在心里面装着。他只问了商智永是哪天回来的。又用一种相当明确的表情询问他关于今后的打算。
赵兴旺就是用表情来询问的，并不是用话语来询问的。赵兴旺的那种神情，商智永打小就再熟悉不过。小时候，他问别人吃饭了没有，从来就不是直接问，而是用他的那张红扑扑的脸看着你，你一下就明白他要问什么了。
对于这位昔日的伙伴，商智永倒是想知道得更多一点，他多么希望赵兴旺能和他慢慢地细水长流地说一说他这些年来的情况，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早些年曾经做过的事情，眼下正在做的事情，总之，说什么都行，说什么商智永都愿意听，说上几天几夜他也听不烦。重要的是说，而不是说什么，不是吗?天底下还能有比两个好朋友细细地说话更有意思的事吗?
可是。赵兴旺却没有时间了，他得赶路去岳母家。
他看了看天色，说天黑前也未必就能赶得到。另外，还得顺路到镇上去买点儿东西，癌症病人能够吃的东西。总不能空着手去吧?且不说岳母得了这样的重病，就是过去没病的时候，他每次去也都从来没有空着手去过呀，
说着，他率先从那根断裂成好几截的水泥管子上站起来，对那个这时已经从蚂蚁王国中撤离出来的孩子说：
“去姥姥家了。和叔叔再见!”
说着，一面又按响了车铃。孩子听见了铃声，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不知什么时候，商智永早已把一百块钱捏在手里，他不知道行情，不知道现在给多少才算合适。他来到那个孩子的面前，弯下腰，对孩子说：
“头一次见你，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叔叔给你的压岁钱。”
他刚把钱塞到孩子的手里，赵兴旺突然又从孩子的手里把钱夺了过去。他面色严峻地看着商智永，有些生硬地说：
“不行!绝对不行!”
说着，已把那一张钱塞回到商智永的手里。
“我是给孩子的。”商智永说。
“不行!”
赵兴旺脸色铁青，执拗地摇着头，像是搏斗一样地用力阻挡着商智永的手，他没有更多的言语，只有两个字：不行。
“兴旺!”商智永突然有些失声地叫了一声眼前这位儿时的好友。听到这叫声，赵兴旺也突然愣了一下，看着他面前的商智永。
“这钱是干净的，是我用劳动换来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赵兴旺的脸忽然有些红，先前挂在他脸上的那种坚硬而疲惫的铁青色如同一个面罩一样被突然扯去。
“你现在的情况，不说我也知道，”赵兴旺说，“我还没有帮过你一点点呢。”
“那是另一回事。”商智永说。
但是，不管是哪一回事，赵兴旺都坚决不肯让孩子接受商智永的钱。他把孩子从地上抱起来，放到车子前面的梁上，又像一只老鹰一样伸开两条胳膊，把那个孩子圈护在他的羽翼下。这样一来，商智永就很难再接近到那个孩子了。
赵兴旺对孩子说：
“和叔叔再见。”
不知道那个孩子说了没有，反正商智永没有听见，也没有再看见他，因为他那个小小的身影正被他的父亲遮挡得严严实实，如同一枚包藏在巨大羽翼下的卵。
道别之后，赵兴旺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走了。
商智永站在原地，手里一直捏着那张费了好大的劲却最终还是没有给出去的钱，目送着赵兴旺越走越远。后来，一片黄绿相间的杂树林挡住了商智永的视野，他看不见赵兴旺了，昔日的伙伴从他的眼里消失了。
说不上是没有来得及还是一时忘记了，他没有向赵兴旺提及多年以前他们共同在山上的烽火台下埋钱的事，赵兴旺的话题也压根就没说到那么远。穷孩子们的游戏，或许他早就不记得了，尽管他本人也是一个穷孩子。
天上白云如盖，如一件巨大的说不上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蓝底白花的饰品，罩覆着下面的这个复杂多变的人间。
二十三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天上面是黑蓝的，地上一片墨色。在有月亮也有星星的夜晚，星星们也不常在月亮的旁边。
已经半夜了，商智永才从村外的那道弯弯曲曲的石头围堰上起身回来，穿过黑黢黢的村口和
睡梦中的村子，在从叔叔和婶婶的黑暗的窗外经过的时候，忽然听到里面在说：
“……把你那个鬼爪子拿走!”
“一下，就一下。”
“半下也不行!你不害臊吗?”
“老曹要留我住下，我都没有住。”
“谁让你不住!”
“九玉，你和原来不一样了。”
“那是因为原来不懂事。”
“现在懂了?”
“走开!你还要不要脸?”
“咱们两个不知究竟是谁不要脸?”
“我不要脸，我比你更不要脸，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我知道你羡慕蒙古包里的那些女人，可是你去不了啦!你的年龄就是一道你迈不过去的门槛，是它把你挡住了。”
“你说对了，我要是比现在再年轻二十岁，十几岁……”
“唉，我这一辈子啊……”
叔叔忽然低声哭了起来。哭着从里屋到了堂屋。商智永急忙从窗前离开，回到他住的那间房于里。他为自己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而感到难过。
他们的谈话让他震惊。
不，那不能叫作谈话。
叔叔在漆黑的堂屋里哽咽着：“全世界的人都疯了!男疯子、女疯子、老疯子、小疯子。”
他在黑暗中躺下，没有开灯。窗户的上方有一线奇怪的鱼肚白，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也还是没有弄明白那是什么。半夜三更的，离天亮还早，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出现在窗户上呢?
到今天为止，他回来才仅仅三天。可是，在他的感觉中，似乎已过去了三年也不止。怎么会比农场的日子还要慢呢?
并不仅仅是他本人有这样的感觉，就连叔叔也有类似的与他一样的感觉。那天。就是他回来后的头一天，他帮叔叔在院子的西边砌了一堵墙。手艺之好，让一旁时刻准备说三道四地挑毛病的叔叔变得哑口无言。昨天，他又爬上房顶，帮助叔叔把葫芦和南瓜的头牵引到房上，叔叔站在下面，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指点着。挂好最后一根绿色的长茎后，叔叔在下面仰望着他，忽然对他说道，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你对自己的今后有啥打算?
叔叔就是那样说的。当时他蹲在房顶上，愣了好一会儿，像是被叔叔突然扔上去的那句石头一样的话狠狠地砸了一下。背后的黄泥的烟囱里冒出一缕一缕的青烟。整个村子都在他的视野里，看上去如同一盘凌乱的已被下坏了的再也无法挽救的棋；棋子有新有旧，旧的居多，新的就是以郭松仁的别墅为首的那些常年无人居住的庭院。
是的，一盘凌乱的已被下坏了的再也无法挽救的棋!当时他蹲在叔叔的房顶上时。眼里看到的就是那样的一幅景象。
是谁下坏了那盘棋?下坏后便不知去向，一走了之。棋局的四周已没有人再守着，看不见任何一个与那件事有关的人。
没有人承认，没有一个人会把那种错误记到自己的名下，说那盘棋是自己下坏的。不只这事，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很无辜，有问题也是别人有问题，决不在自己的身上。至于罪恶，那更是别人的事。
二十四
那天，从镇上回来的时候，商智永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很长时间没有看过报纸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在风中抓住了它，
是一张别人包过食品的报纸，除了有几处明显的油渍，大致上还算千净。他在路上张望了一下后，走到一棵树下，决定先把这张报纸读完以后再回去。
那把新买的水壶就放在他的旁边。
他先浏览那些零碎的新闻，把两篇较大的文章有意地留到最后读。这是他十几年来在沙河农场里养成的习惯。
某某县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已达百分之九十。(真希望这是真的，他边看边想)
然后是一些社会新闻：珠宝店被洗劫，却原来是里应外合；盲女背诵《新华字典》；八旬老人痛失巨款，却又喜得贵子；王振龙医院，专治各种癌症；姐夫怒告妻弟…一木匠强奸房东……经销商当众痛饮刷墙涂料，以证明涂料之清白，无害……一百零八具尸体的背后……从即日起，广大的皮肤病患者们有救了……
两篇较大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本省国民经济情况的报告，占了整整一版，商智永是一字一句地读完的，他渴望了解本省的情况。另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也读得极为仔细，好几次想停下来用笔画一下，或者记下一点什么，可惜身上没有笔。
在沙河农场的时候，也没有笔，他有时会把心里的某些感想用树枝做铅笔写在地上，自己蹲着看一会儿，想一会儿，然后再用脚把它们全部蹭掉，沙土上被蹭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剩，就好像那上面从来都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还有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他蹲在地上，一边写一边擦，写完第二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已经被擦去了。这样的方法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是安全，不留痕迹，所写的字速生速死，瞬间便又消失了，别人很难看到；其次是能够反复地硬碰硬地锻炼你的记忆，需要你把那些刚刚诞生便迅速又被迫消失的字全都记住，清晰地揽入到你的脑海里，否则，你的冒险和书写便没有什么意义。
朴日新在没来沙河农场以前，是研究和讲授哲学的，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又是他主要的研究方向。可是，他本人犯的正是认识和方法上的错误，错误不回头地向深水航段行驶，才致使他来到了遥远的沙河农场。朴日新常自嘲地说，他这相当于自戕。
朴日新瘦得像农场四周的那些到处觅食的山羊，却又不具备那些山羊的力气和敏捷，时常完不成任务。商智永帮助他完成过好几次定额。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感谢的，朴曰新便只能时断时续地由浅入深地对商智永讲一些哲学上的问题。那是一个商智永此前从未进去过的世界，其中的一草一木都陌生得让他无比惊异，致使他不敢随便触碰任何一个地方。朴日新那时候在商智永的眼里突然变得如同一位力气巨大的引路人。从入口处的尘埃、碎石和苔藓讲起，慢慢地往里去，往深处去，黑暗随时呈现，昏暗和亮光也往往就在黑暗将尽之时闪现。商智永小心翼翼地走着，紧紧地拽着朴日新的衣襟，拉着他的手。他深信，要是没有朴日新在身边，没有他的声音在那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里不断地回响，凭他自己是找不到路的，既不能一直往前去，又不能顺着原路退回来。
有一次，在农场的厕所里，朴日新用一块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灰色的碎砖头在地上写了一个字，然后问商智永是什么字。商智永望了一眼，很快就回答出来了，是一个人字。
朴日新写的就是一个人字。
朴日新让商智永系好裤子，站到对面去看。正看的时候是一个人字，反着看呢?
商智永提着裤子，来到朴日新的对面，几乎忘记了把裤子系好，盯着那个只有两笔的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朴日新说：
“什么也不是。”
“再好好看看，”朴日新对商智永说。“看看它最容易也最有可能变成什么?”
商智永一边系着裤子，一边望着那个已不再像一个字的字，有人忽然在外面咳嗽。也就在那个时候，商智永倏忽觉得自己好像看出一点什么，只是心里没有任何把握。他低声对朴日新说：“如果短的那一画一不小心再出一点儿格，就会变成一个代表错误的叉。”说完后，像是等待裁决似的不安地看着朴日新。
听到商智永这样说，朴日新腾出一只手，就用
他的那只并没有多少力气的手在商智永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力气之大，连商智永也吃了一惊。
“我说对了?”商智永低声问道。那只落在自己肩上的手的重量让他预感到自己猜对了。
朴日新点点头。
在从卫生区回监区的路上，他们小声地不动声色地说着话。从远处看，从高处有哨兵站立的四面都不受阻的暸望塔上看，是看不出他们正在说话的，只能看到两个穿着相同衣服的人正在目视前方地往监区里走着。也不存在并肩行走的违规行为，两个人一前一后，甩着相同的正步，中间是有标准的距离隔开的。
商智永走在前面，朴日新走在他的后面，朴日新小声地说着话。他说，看到了吧，每个人——包括那两位荷枪实弹的正在瞭望塔上执行任务的哨兵，其实都站在错误的边缘，与罪恶相距甚近，只有一墙之隔，有的甚至一墙都不到。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与罪恶无关，相距十万八千里，说到罪恶，总以为那是别人的事；殊不知，那正是罪恶层出不穷的原因。
几年的牢狱生活让朴日新渐渐地意识到一副坚实的翅膀已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长出并日趋成熟，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他欣喜不已，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在许多自由而轻松的甚至不乏美好的地方没有完成的事情，却在这么一个封闭的处处受到监管的而本质上却又接近于无限透明和敞开的公开拒绝隐秘和个人秘密的天地里令人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在许多自由而轻松的，甚至不乏美好的地方，哲学被拔光了羽毛，被开膛破肚，没有翅膀，没有呼吸，没有脉搏，如同一块深嵌在众人脚下的冰凉的卵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被所有人公认为是苦难之所的地方，却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活水被他找到了，那不正是他半生都在苦苦寻求的东西吗?那副羽翼渐丰的有力的翅膀就是最好的证明。
灵魂的活水疏导着他的认识。在接下去的流程中，每一个弯道都是清澈明净的。
从此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期盼着早日获释，相反的是，他希望自己能比任何人在这里留得更久一些。在沙河农场所有的人中，包括那些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拥有出版权和言论权的广大的干部和职工们在内，他是唯一的一个不想离开的人。
有时，朴日新会故意做一两件违规的事，虽不能为他直接增加刑期，但至少可以保证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下一批减刑人员的名单里。
在遥远而清苦的沙河农场，没有人比他的心情更舒畅、更安心。他甚至幻想着将这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将自己的灵魂与躯干托付于此。
二十五
朴日新就像一面亮度适中的镜子，既不幽暗模糊，也不亮得刺眼，因而才让商智永清晰地看到了自己。
像队里其他的那些人一样，他们都是那样的渴望早日获释，就像小时候渴望过年一样，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渴望早日奔向外面的那个世界，重新回到往日的生活中去，重新回到曾经的队列里去，尽可能地遵守秩序，吃喝玩乐。如能重新或意外地拥有金钱或权力，封妻荫子，那将更是锦上添花，万事如意。
获得第三次减刑的当天晚上，商智永用自己从白栋梁那里挣来的半包烟请客，主要是请朴日新一个人。
难以抑制的喜悦之隋如同过年时的灯笼一样挂在商智永的眼角和眉梢，他甚至都顾不上专心致志地吸烟，享受一支烟带来的宁静和幸福。也许他需要的不是宁静和安心，而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坐卧不宁的亢奋和一种火烧火燎的激动。
而朴日新则默默地抽着烟，坐在黑暗的下水道的一侧，很少开口说话。
商智永多想让他开口啊，满心期望他能在这个繁星满天的晚上说点儿什么，说什么都行，说他的哲学，说说人世间的事，甚至哪怕是天上的事。
在商智永的一再恳求下，朴日新终于开口了。
“我不说话是不想打击你。”朴日新对像挖开一个宽敞的大洞的土拨鼠一样激动不安的商智永说道。
“看到你这样高兴，实在不忍心扫你的兴。”
听到朴日新半天不开口，一开口说出的竟是这样的话，商智永愣住了!他脸上的笑容像晚霞一样褪去，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这以后，他侧脸面对着朴日新，用这样的姿势和神情代替自己的疑问。
朴日新读懂了他的疑问。于是，轻声问道：
“外面的世界真的一切都好吗?”
商智永小心地看了朴日新一眼，也用同样的轻声说道：
“难道不好吗?不好，那么多人为什么都拼命地急着要出去，都想早日出去?至少，再不好也要比这里强吧?”
朴日新说：“你能肯定吗?”
黑暗中，朴日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忽然被他吸得又红又亮。下水道里的水哗哗地响着，不知流向何方?想象它黑暗无比，罪孽深重，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一条河流。
就在商智永愣神的时候，朴日新又说：
“现在说那种话还有些为时过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不在乎周围环境的好坏，从来都不怎么在意；人们真正在意的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能够让自己成为什么。”
到这时，一直奔突在商智永心中的那种亢奋汹涌的火焰抑或洪流已被朴日新浇灭、截断了一半，像快乐的陀螺一样旋转了许久的商智永终于能够坐下来慢慢地接近于半冷静地吸一支烟了。整个晚上，他的嘴里还没有感受到半点儿烟味，全都被酷热一样的喜悦和兴奋占据了。其实烟也没少吸，但吸进去的烟又如数地冒了出来，仿佛经过的不是他的口腔，而是距离他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另一个系统的另一条通道。
商智永知道，朴日新也知道，很多人为了能够早日出去，都在极力地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表现自己，拼命地劳动，遵规守纪，带头吃苦，与管教干部贴近。说得好听一点是建立感情，实际纯粹就是在巴结、奉承、讨好、套近乎，个别的人甚至还会在暗中贿赂。
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早日出去。
“而出去以后又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重新获取和拥有，包括弥补这些年来的所谓的损失，觉得自身这些年来太亏了，太委屈了。即使加倍地补偿回来也还是不够。”
商智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承认朴日新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包括他本人在内，不也一直就是这样想的嘛。
“所以，我敢肯定，有相当一些人，出去以后，用不了多久还得回来，也许不一定再回到这里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连缓解都够不上，当然也就谈不上彻底的甚至更进一步的根治和解决。”
“怎样才能真正解决呢?”
“就像航行，一开始就把方向定错了，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得多热闹，都不会是对的，只能是走得越快越远，事情本身就越荒谬。”
“你不想出去。是因为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吗?”
“感谢沙河农场，我已经找到了。”
他找到的是一个源头，一股永不枯竭的活水。因此，对于朴日新来说，现在无论是在哪里，对他来说都是千样的，这也是能够使他不急不躁、安心宁静的主要原因。
朴日新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因而他不再左奔右突地寻求出路，想出去。可是，对于除他以外的其他人来说，他们想要的东西都在外面，只有从这里出去，才是能够获得那些东西的
唯一的途径。
“所以我不想扫你的兴，只希望你能高高兴兴地出去，去寻求你想要的东西。”朴日新对商智永说。“你非让我开口，让我不得已说出这些。”
黑暗中，商智永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忽然对朴日新说：
“这恐怕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会记在心里。”
“如果真的对你有好处，那就算是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吧。”朴日新说，“你是知道的，我也再拿不出别的什么。”
停了一会儿，又说：
“你认识了一个穷朋友。你看，连烟都是抽你的。”
“不，你一点儿也不穷，”商智永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认真地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的人，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东西。”
他们黑黢黢地低声笑了起来，但是，彼此都能够听到对方的笑声是雪白的，像两只扑喇喇地正在飞起的鸽子。
二十六
此刻，躺在这间没有亮灯的东耳房里，四周一片漆黑，商智永忽然有些想念至今还仍在遥远的沙河农场里的朴日新。
商智永离开农场的那一天，朴日新奉命把自己的铺位调到了商智永在上面睡了好几年的那个位置上——靠墙，临着窗户，尽管那扇窗户只是一个不到二尺的小方孔，且又高高在上，踩着一个凳子都够不着窗户的边儿，但要比他原来的那个位置好得多。
朴日新原来的位置在一进门那个地方。现在，那个一开门就会有风扑上来的铺位让给了一个新来的名叫张清水的人。名叫张清水的人弯着腰，安顿自己的东西，总是觉得有一只奇怪的手正在奇怪地没有礼貌地抚摸着他的已被剃光的头皮和弓得像山梁一样的脊梁……而实际却并没有那样的一只手，是从外面进来的风正在吹拂着他。
安置好东西以后，张清水做出一副可怜相，对未来充满忧虑地对大家说：
“睡在这个位置上，总有一天我会中风的。”
听到他这样不懂事，这样不懂规矩，大家纷纷谴责他：老朴(朴日新)在这个位置上睡了好几年，老朴之前的彭举人更是在这个位置上睡了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别人都好好的，你刚一来了，就说要中风，要不省人事。真要是哪一天中了风，真的不省人事了，那也纯粹就说明你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
张清水尖声尖气地说道：
“我有问题?谁没问题呢?凡来这里的人谁没问题呢?没问题能来到这里吗?”
“蠢货!”有人对张清水说，“是说你的身体有问题，并不是指别的。”
“我的身体没问题。”张清水尖着嗓子申辩道，“我也不是蠢货。”
“你看你，说话、做事，都像个女人一样，还敢说你没问题?”
一个人，向别人声明自己不是蠢货，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不是一个蠢货呢?张清水一点儿规矩也不懂，不懂，还不虚心学习，向别人讨教，还拧着脖子叫唤，谁说他就跟谁叫唤。吃苦头的日子排着队在后面等着他呢。
远去了，一切都远去了……身在故乡的商智永再也不会听到他们的争吵，再也不会听到惠志官仅有的一声“呼喊一声绑帐外”和康有财的尖细婉转的河南坠子，再也不会看到悬挂在农场外面的那个有时兴致勃勃喜悦无限有时灰头土脸无精打采还有的时候一连好几天都不露面的像是被狗吃了又像是去走亲戚一样的落日和月亮。
现在，离得远了，商智永开始有些羡慕朴日新了。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够寻求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一而且那些东西并非沉甸甸的物质利益，原来竟是那样的重要!当初，朴日新对他说这些的时候，他表面上装着在听，实际上却在心里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读书人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毛病，就像读一首诗，唱一支歌一样无关紧要，是一种比空气还要虚空还要不实在的属于梦想性质的东西，并不是那种根本的实质性的有钱有权有血有肉有米有面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粗糙砺手的或者精致如丝的生活。
可是，就是那种在他看来是花朵或云雾一样的属于点缀性质的，在人的一生当中可有可无的东西。自从被朴日新找到以后，老朴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心平气和，心安理得，那种安心和宁静不是多少钱财或者多少手段所能够换来的。这一点，就是让他觉得最奇怪也最想深究明白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在没有认识朴日新以前，商智永几乎没有过这样的疑问。
如果从一开始起，老朴被送到别的农场里，甚至就在同一个沙河农场里，老朴被一支疲倦的早已失去书写的新鲜感的笔胡乱一划拉，从而编进别的队里，他们之间也会永远地错过，顶多在出工收工的时候经常见面，混个脸熟，但绝不可能有深交。那样一来，他就还会像过去那样，也就永远不可能知道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以外，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个神奇无比的世界，一个大多数人永远也不知道的同样也永远到达不了的世界。
于是，人世间最神奇最不能让人相信的一幕就在朴日新的满足和微笑中徐徐地拉开了!作为那幅图景的唯一的一名观众，商智永看得惊呆了，用迷惑和激动、用半明半暗来形容他那时的心情，再恰当不过。
他头一次亲眼目睹沉甸甸的使人能够赖以生存的物质利益在某一个人的世界里被降到最低，简化到不能再简，就像大多数人对待梦想一样。
精神和梦想也能够让人有饱胀的感觉吗?
是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有人问起这样的问题，商智永一定会抢先替不急于表白和回答的朴日新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老朴安详地站在那些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农具前，认真地擦拭着每一片即将就要耕耘到深土里去的犁铧，难道他是在强忍着饥饿吗?饥饿虽然与货真价实的物质有关，奇怪的是，它竟然也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刀切下去，割下几公斤精神，会相当于别人几十公斤甚至几百公斤的食品。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就是那个人一直都在快乐地生活着，常用千分之一的一丁点儿精神发酵，烤制出一排又一排的金黄松软、香甜怡人的生活。
想念归想念，像朴日新这样的人，事实上是用不着别人为他担心的，尽管他是生活在劳改农场里，但对于他来说，与生活在别的任何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能够解开那么样的一些让无数人感到头疼和困顿的死结，相信再没有什么能难住他的。
商智永非常清楚，自己的眼前和将来，倒是一件让远在沙河农场的朴日新颇为担忧和挂念的事。那种时候，安详宁静的朴日新也会是一个不平静的人。
黑暗一直笼罩在他的周围。他翻了一个身在心里对自己说，睡吧。
二十七
早上起来，看到婶婶，他不敢看她的脸，更不敢看她的眼睛。倒是婶婶看上去比他更豁达、更无心，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婶婶把烤好的烧饼放到桌子上，然后对他说：
“你不在的时候，赵兴旺来找过你。”
婶婶的这句沐浴着朝阳的话如同春风化雨，如同盛开的桃花，他抬起头望着她，望着这个有些过于明丽的早晨，听到自己的心里好像正在滴答滴答地掉眼泪……赵兴旺啊赵兴旺，别看他两鬓染霜，儿女成群，人模狗样地过起了安心踏实的日子。但他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的；要是不来，肯定就不是那个赵兴旺了。
小的时候，赵兴旺哪一天不往商智永他们家里跑十几趟?一家住在河边，一家住在山下，但距
离不是问题，在成年人那里很是个事情的距离，在他们年幼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问题。嘴里打着呼哨，上树，下河，翻山越岭，捉鸡撵狗。煤矿上也很少死人，好几年才冷不丁砸死一个，死了就要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来纪念他，看追悼会的人与平常看戏的人一样多。青绿的杏儿突然出现在树上的时候，他们是最早发现并被酸倒牙的。
很多时候商智永他们一家人已经开始吃饭了，赵兴旺还不走。让他一起吃，他也不吃。并不是不想吃，而是因为稍微大了一点儿了，开始懂得吃别人的东西是一件多么难为情的事了。就坐在一边说话，什么都说，村里村外的，上下四十里以内的，看来的、听来的，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他说，县城里逮住一个裁缝，这么多年，人们只知道他衣裳做得不赖，却不知道他竟然还是个特务，一条假腿里藏着一台发报机，每天晚上关了门以后就不再做衣服了，而是开始滴滴答答地给台湾发报。
赵兴旺喜欢谈论他们家里的生活状况，仿佛他主管着他们家里的政治和经济。他的母亲，素以干活儿麻利快速著称，利用拉风箱的一会儿短暂的间隙，还要给他们兄弟缝制一条裤子。赵兴旺的弟弟，穿出去不到十分钟，裤子上的线就全开了，弟弟哭着回来。赵兴旺对此颇有看法，他批评自己的母亲，太马虎了，太潦草了，咋能这么做事呢?
说到今年秋天，他说茴子白的价格又涨了!但尽管这样，他们家里还是决定要买二百斤，腌起来；不腌吃什么呢?
“今年是多少钱一斤呢?”商智永的母亲问赵兴旺。“我们还没有买呢。”
“二分八厘。”赵兴旺相当准确地报出今年的价格。“贵得厉害吧?反正比去年贵。”
此外他还知道羊肉和淀粉的价格，今年是多少，去年又是多少，今年比去年贵了还是贱了。一般情况下，草原那边的人带来的羊肉要比本地的略高一些，因为有长途的运费和成本在里面。他们除非遭遇特殊情况，比如翻车，车毁人亡，或者按投机倒把被查处、被没收，不是这样的突发情况，他们是不会贱卖的，宁可十天半月地窝在手里也决不出手。更何况，他们本来主要的就是来拉煤的，带一些羊肉和淀粉过来出售只不过是顺手捎带的事。
母亲惊羡而又怜爱地看着儿子的这个少年老成的朋友，回头又看看自己的儿子，她对商智永说：
“你知道二分八厘吗?你不知道，无论变成几分几厘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羊肉好吃，你知道羊肉一年比一年贵吗?你不知道。”
又说：“哪一天我和你爹都不在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真叫人不放心。”
“你们放心地去吧，”商智永说。“我没问题，肯定能活下去。”
父亲猛地一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碗筷震得叮叮当当地跳了起来。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能像赵兴旺那样懂事也就罢了，却还连最起码的情义竟然也都没有。他们都还正当年呢，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对他们从来都是那么的苛刻、严酷，连一个不需要动用什么成本的友好的微笑都很少给过他们。
母亲说：“将来长大成家立业了，赵兴旺要比你有谱得多。”
赵兴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但这样的预言他是喜欢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不定那正是他的全部的梦想。
包括母亲在内，没有人能想到她的这样一句一半是对自己儿子的担忧一半是对儿子的朋友由衷的赞赏的平平常常的在一家人吃饭时随便说出的话，竟会是一句首尾不见的阴森可怖的谶语，直到多年以后才猛然掀开伪装得与生活一模一样的面纱，露出狰狞无比的本来面目……可憎吗?当然可憎，但你已没有权利去憎。
赵兴旺，就像母亲早年间预想的那样，生活过得虽说不上太成功，但也绝不属于没谱的那种。儿女双全，日子平稳，还要怎样呢?岳母身患两种癌症，说到底那是她自己的事，细说起来与赵兴旺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作为病人的女婿，中间始终还隔着那么一层膜一样的东西，因此，那并不能算做是他人生的磨难。纵使有九九八十一难，也没有那么样的一难，不能够记在他本人的名下。尽孝与遭受磨难，亲历痛苦，完全是两回事，把那两种东西等同起来，混为一谈是不对的。
赵兴旺啊，看他那天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一定是把尽孝心当成是人生的磨难了。
等他来了，等再见到他时，商智永要告诉他：不是，不是那样的。
婶婶对商智永说，赵兴旺走时留下了话，说还要来的。
他忽然有些冲动。
赵兴旺浇麦子去了。等他浇完麦子再来的时候，就像小的时候那样，他们或许应该再去一趟那些荒草连天的烽火台下，去看看多年以前他们埋在那里的那笔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只是去看看它们还在不在。
赵兴旺是个细心的人，应该是不会忘记的。他一说，他就会想起来的。
二十八
麦子没有浇成，还和一个人打了一架。
一个失去了祖先姓氏的倒插门女婿竟然也那么厉害，一点儿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一点儿也没以为自己身处异乡，狼一样地扑了过来，倒把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惊得张口结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光顾着吃惊了，根本没想起要还手，更忘记了水房的钥匙这时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赵兴旺想，我这是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在自己的村里吗?
经过最后的裁决和赵兴旺的让步，赵兴旺的麦子被排在第二天浇。今夜先让那个狼一样的名叫陈献礼的倒插门女婿浇，这样的结果很是让倒插门女婿满意。所以，还没有开始放水浇灌，那张平板的脸上就已经提前开满了胜利的花。
天快黑的时候，赵兴旺去了一趟菜园子。
周围一带没有人，整个村里也看不见几个人，可是他却听到附近有无数的人正在说话，全都是过去村子里的人声，其间也夹杂着一些别的地方的口音，有口外的，也有关内的，但所有那些话没有一句能听得清，全都嗡嗡的；偶尔也有刀刃或麦芒一样的尖声从那片嗡嗡嘤嘤的人声中冒出来，尖刺般地竖起来，像是一位姐姐正在呵斥自己的弟弟或妹妹；嘈杂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稠稠密密地搅和在一起，像是在开会，又像是戏台下的人潮。
他歪着头听了一会儿，那嘈杂的人声好像又没有了。
天正在模糊中变黑，阔大的葫芦叶子下已经提前进入了黑夜。赵兴旺在黑影乱窜的小树林子般的菜园子里转了一会儿，拣大个儿的番茄摘了两三个，两个装在兜里，一个拿在手里。还有几个大的，本来也能一起摘了，但他没有摘，手伸过去以后又缩了回来。
他是有意留下的。因为他知道，天黑以后，夜深人静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摸着黑从外面翻进他这个园子里来。进来的目的很简单，也就是想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摘一些东西回去。作为园子的主人，你要是把该摘的都绝情地一个不剩地摘走了，他们黑糊糊地进来一趟，最后就只有空着手回去，不利索的甚至还会带着伤，流着血回去；来时什么样，去时还是什么样，多出来的只有可能是一脸的惊慌和恼恨。
一无所获的恼恨常常会结出致命的苦果，让，你辛辛苦苦地忙碌了大半年的菜园子遭到毁灭性的损坏，所有的秧苗都会被连根拔起来，第二天太阳一照，全都软软地死在地里，再也活不过来了。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