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二我； 科幻未来主义 ；后人类； 美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3-0045-06
当今时代，资本涌入各个网络文学创作平台。由于资本的逐利特性，质量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学作品充斥着互联网环境。在此种状况下，网络科幻小说《二我》以网文体裁中较为少见的严肃文学形式进行勾勒，用科技元素作为搭建技术思考桥梁的材料，进而开始探讨起由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伦理及哲学本体论问题。因此，它是一部难得的网络科幻佳作。
《二我》以一种“未来主义”的自我标榜，来解释对科技发展的期望：依作者景广明所言，《二我》中出现的科技均是人类现代科技的延伸和设想。书中所描绘的一切科技形式，在未来的人类社会都是有可能实现的。由此，他认为，《二我》并不类属于科幻，而是应该作为“未来主义小说”被人们所认知[1]。然而，《二我》中的科技元素包括但不限于现代生物学、医学、以及分子物理学——这又体现出作者广阔的技术视野与科幻背景设想。
对于“未来主义”“科幻”这两个概念，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两者间的边沿，才能继续探讨《二我》、“科幻未来主义”及其在“后人类”境况中的表现特征。如此，才会具有逻辑的递进，从而深化并明晰《二我》这部网络文学作品的“后人类”美学意义。
一、“未来主义”“科幻未来主义”与“后人类”
“未来主义”一词首先由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奈蒂在他的《未来主义宣言》中提出。未来主义自二十世纪初诞生以来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依次为：关注政治发展、关注经济发展、以及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关注科技发展的趋势。区别于早期未来主义仿佛要与古典主义的一切过往完全割裂的倨傲态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未来主义思潮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关注对象，相关理论与观点主要聚焦于高新技术革命，以及随之带来的文化生活变革。因此，有必要搁置对于早期未来主义的部分讨论（例如意大利早期未来主义对于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支持），而关注未来主义的当代释义：“旨在根据人类以往的发展和科学知识来预言、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以便控制和规划目前的进程，更好地适应未来。”[2]这一释义，更契合《二我》这部作品的内容与定位。
除了未来主义之外，《二我》的另一标签应该是“科幻小说”。“科幻”全称“科学幻想”，然而“幻想”因素并非科学幻想的全部，更准确的来说，科学技术要素的虚构是科幻文学的典型特征之一，因此《二我》归类于这一文体。在对科幻文学的分类上，“软科幻”与“硬科幻”之分常被人们提起。软硬科幻的说法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适处于科幻文学发展的“黄金年代”末期[3]。大致意义上的“硬科幻”可以理解为描述具体，充斥着大量科学细节的科幻文本。而在“硬科幻”之后，“软科幻”这一概念相对于“硬科幻”文学被建立起来，产生了二元对立的区分模式。“软科幻”文本被归纳为非“硬科幻”的所有科幻流派，以及不描写任何已知科学，转而将重心移向人类情感的科幻文学流派。实际上，“科幻”本身的定义也是模糊不清、众说纷纭，一直无法给出明确的范畴与定论。
综上所述，我们很难单纯的将《二我》归类于“硬科幻”抑或“软科幻”类型文学—— 《二我》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人文伦理和道德法律，颇具意识流风格的写作方式构造了各个人物的思想变化历程，然而另一方面，《二我》对于技术细节的刻画又可以追溯到现当代的科技基础。这种技术虚构并非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有这两点作为前提，便能抛开相对狭隘的软硬科幻界定。于是，一种新的视角被作者景广明提出，即“未来主义小说”。
对比《二我》的两个标签，“未来主义”与“科幻”之间似乎并不矛盾。从广义上说，这两个概念甚至十分相似。例如，两者都依托着现代社会所拥有的客观科技成果进行文学架构，这些成果均已经过实践论证，且益发成熟可靠。从底层属性来看，两者均借“未来”这一前提，进行技术推演与幻想。意大利早期未来主义文学的主张则是：“我们要在文学上勇敢地塑造‘丑，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把庄严一笔抹煞！必须每天把口水吐在艺术祭坛上！我们应当进入自由的直觉行动的广袤无垠的天地。”[4]这便是要求在文艺理论上摧毁唯美主义，建立相对于文学而言的“反文学”。克洛德·莫利亚克认为“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现代派文学[5]。显然，从现代派文学发展而来的科幻文学继承了同样的精神。如此看来，“未来主义”与“科幻”这两个概念，缺乏构成二元对立的必要性。
关于“科幻”与“未来主义”的关系，甚至有人提出了“科幻未来主义”这一概念，尝试将两者拼接。吴岩在《科幻未来主义的状态或宣言》中就提到关于科幻未来主义思想和境界的无边性：“在科幻未来主义者看来，幻想不需要边疆。科幻是没有底线或能突破底线的最佳文类。无论是科学底线还是人文伦理的底线都不会阻挡科幻未来主义者的建构性探索。”[6]从这一宣言看来，首先是“幻想未来的无边际性”，它不止体现在内容创作上，更集中于“未来主义”与“科幻”的概念划分上。在当代探讨科技伦理的需求下，这两者已经很难分清彼此。其次，这种无边性使得两类文化思潮演变为了两种文化符号，在科幻文本的日趋发展中被惯常性的绑定，进而融合，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特美学表征的复合文本系统。从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到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都可以印证未来主義中对技术超脱后的忧虑倾向，以及它与科幻文学的融合趋向。
随着近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技术本身所体现的优越特性作为镜像映照于人类自身时，产生了明显的不足与缺陷。在这种对比下，所凸显出的人类自身局限性，催生了“后人类”语境的诞生。“后人类”是一种思潮与文化语境，这种高新科技革命后诞生的观点认为人类广义上的进化已近乎停滞，甚至退化。因此需要塑造“超人类”，即在物质与精神双层层面上培养可以符合“超人类”的团体与个人。
而上文所述的复合文本系统，是在“后人类”的文化语境下自然产生的，我们将其称为“科幻——未来主义”文本。这一复合式文本是对文本美学特征或者审美特点的一次总结，它与文学意义上的文本形式规范有着本质区别。“科幻——未来主义”文本对科技高速发展充满焦虑，对技术失控则抱有恐惧——这俨然是“后人类”主张科技突破的另一面。从中得以窥见似曾相识的后现代“解构”特点。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人类的精神文化早已从“后现代”的视野扩张到了当今社会生态下的“后人类”视野，从单纯的人文思想及哲学指向扩展到技术伦理，生态伦理等一系列问题，甚至产生了“人类纪”这一概念。“人类纪”与“后人类”时代的思维广度、深度相比过往的思潮更加包罗万象，强调跨领域的文化意义交汇。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达成了某种意义下的维度上升。
总体而言，将《二我》放置在“后人类”文化语境下进行探讨是合适的。《二我》偏向意识流的写作方法契合着现代派精神，而科幻色彩的渲染又将它与科技高速发展为背景的“后人类”结合，成为超现实小说中的科幻文体。因此，在“未来主义”“科幻未来主义”与“后人类”语境所构成的共有集合之中，《二我》毫无疑问具有一席之地。
二、自我标榜的“未来主义”与事实上的“科幻未来主义”
单从架空技术这一点来看，《二我》是可以被归属于科幻小说这一文体的。艾萨克·阿西莫夫认为：“科幻小说中的超现实故事背景，能够令人信服地有我们自己从现有科技阶段发生的适当变化中推演出来。”[8]然而，作者景广明一方面笃信《二我》的技术可以实现，另一方面却尝试将自己的作品从科幻这一范畴中跳脱出来，这让人颇为费解。暂且不讨论《二我》其实是作者另一部长篇巨著《倮虫》的结尾部分，而是把《二我》作为一部独立的文本进行剖析。就全书的核心“续我工程”而言，《二我》的确符合“科幻”的广义概念。但是，作者声称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进行推演，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完全可以达到书中描绘的科技高度。这不禁令人对此产生怀疑：这些技术成果的出现，真的在未来就是必然的吗？一旦进入这种疑问式，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如果类比《二我》的这一标榜，早期科幻作家如法国凡尔纳的作品中便已出现了现今时代“未来主义”的影子。例如小说《海底两万里》里依据现实里已经出现的潜水艇进一步幻想构建，拥有强大军事效能的“鹦鹉螺号”。再如根据火炮弹道技术和天文知识进行推演，从而更进一步设想登月行为的《环绕月球》。这些文学中的科学技术描绘，大多已被后世实现。因此，凡尔纳在作品中是尝试着预见未来科学发展的可能性，是一种“全部设定在当下或者无法逃避当下的模糊的未来”[3]，而《二我》中的“续我工程”按照作者定义，俨然也在此列。值得注意的是，在刻画技术之余，凡尔纳的作品中也偶尔会出现一些借文本中人物之口，表达对于科技发展的忧虑与审视的情节。
另一位早期的科幻文学巨匠威尔斯则更着重于探讨科学发展与人性、社会的相互关系。例如他的《隐形人》《时间机器》等作品，对社会矛盾和人性冲突都作出了详尽的描写，而对于科技细节的描绘则相对缺乏。即便如此，威尔斯对于科幻文本的理论方面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未来的小说”这一概念。
反观凡尔纳科幻作品中体现出对于科技伦理的忧虑反思，也与上文所称的“复合文本系统”不谋而合，更与威尔斯的“未来的小说”有着重叠之处。正如前文所述，中早期未來主义需要与现代的未来主义在关注对象和理论主张上割裂；“未来的小说”也只能与近现代的科幻未来主义文学作类比处理，而不能混为一谈。然而，无论是现代未来主义和早期未来主义，它们的诞生都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相对于同时期主流思潮作文艺美学话语权的争夺，并呈现出一种叛逆的姿态。
即便如此，面对后世蓬勃发展的多元科幻文学归类，凡尔纳的作品却始终被称为“科幻小说”——甚至因科学技术的细节描绘，被后世归类于“硬科幻”。由此可见，对于软硬科幻之分，甚至可以理解为自科幻文学发展以来的文脉归属，而不是对于这一文学形式、内容的划分与界定。由此，脱离狭隘的软硬科幻文体划定，《二我》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于科幻学者与作家吴岩所提出的“科幻未来主义”的一些特征。
“科幻未来主义”强调“为未来写作”，“感受大于推理”，“思想和境界的无边性”，“没有唤起的作品是可耻的”，以及“创造力是最终指规”[6]。《二我》则相对契合上述对于“科幻未来主义”特质的论述。
其一，“为未来写作”，《二我》明确标榜自身为“未来主义”，事实也的确如此。这部小说试图通过已知科技构建未来科技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为未来做了构建性写作”，勾勒出一幅可能的未来图景。
其二，“感受大于推理”，《二我》的行文特点是着重描写了各个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与内部活动对应的人物外部行为。而这一类描写，奠定了《二我》中人物间复杂关系的交互基础，进而开展了人性冲突。这使得《二我》俨然与人文关怀缺失的纯粹技术幻想分开而来。通过人文思考的精神内核，从侧面印证了作者在写作时，遵循着内心丰富的人文关怀与感受。
其三，“思想和境界的无边性”，《二我》在写作时显然没有受到国内文学写作习惯的限制，在刻画人物与叙述故事中的相关释义时，从“性”这个要素大胆入手，突破创作思维的惯性，将“两性关系”“情爱”融入全篇小说的主题表达中，并探讨了克隆人与克隆意识导致的伦理陷落。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受到所谓的“底线”限制。在“未来主义”的自我标榜中，也没有受限于科幻文学类别的条条框框。而对于全书核心的哲学解释，作者采用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构建——虽然这一观点具有缺陷。
实际上，“科幻未来主义”已经模糊了科幻文学文脉内部的二元对立，即软硬科幻之争：技术描绘与人文思考往往在文本的行进中同步展开，究竟要侧重哪一点，意义已然不大。而上文所述的复合文本，体现的是人类对于科技发展的复杂心理：既对科技升格充满渴望，同时又对技术发展的不可预知性充满恐慌。然而，这样一种面对科技的矛盾态度，却在“后人类”语境下被调和。调和是基于“后人类”时代的科幻文学呈现出的，启示录般的警醒预言。预言在实质上督促了科学伦理的规范并在长久的发展中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接受。这样一种承认使得将科技细节引入文本已不足为奇，而内涵思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文本的本职工作。综上所述，“科幻——未来主义”复合式文本的构成拥有了客观基础。
将《二我》与“科幻未来主义”相应证，也同时完成了一种更广阔的意义放置：即“科幻未来主义”是经过“后人类”思考后的必然结果之一，是人类纪时代的产物。人们已经承认人类的活动会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产生巨大影响，更进一步，这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因此，它的意义在于用更加坚定且激进的态度，去探寻人类可能存在的未来。吴岩认为，科幻未来主义是建立在后人类主义上的一种创作态度，换句话来说，“科幻未来主义”带有着“后人类”时代独有的某些美学特征。这些美学特征揭示着“后人类”视角下人们对于科技和未来的看法。因此，它们是引路碑，是灯塔。
三、对《二我》在“后人类”语境下的美学思考
《二我》这部作品围绕着这样两个主要核心进行文本上的故事构造。首先，就是“续我工程”，所有的矛盾与故事发展，皆围绕这一技术来展开。其次，便是由“续我工程”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與人类伦理观念冲突本身，这些矛盾与冲突几乎波及到了小说中社会的各个方面。矛盾冲突构成了一幅预警式的未来图景，这是《二我》的另一个着重点。
从《二我》的文本内容中可以得知，“续我工程”在《二我》中是一种结合了“我思我感故我在”，并且根据现今人类已知的生物学和医学知识构建的一种架空技术。《二我》中尝试着通过定义人类对于“自我”这一意识的理解和认知，在精神层面上构架“续我工程”的真实性。其实，这一想法在技术层面的设想是无可厚非的，有着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根据未来先进的生理学基础，了解人类大脑中的各种机理并明晰人类的精神意识为何物。以此，《二我》的作者确凿“续我工程”能够成功问世。但是，完全由生理学等物质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即可复制人类意识的设想，充满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机械性论调。
“续我工程”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一个人的自我，或者说个体人类的生命，真正延续下去？这样一来，问题频出：究竟什么是人类个体的生命本质？什么是人类本身的意识？无论是哲学界、心理学界乃至生物科学界皆对此争论不休。而对于人类精神意识究竟为何物的探讨，则最早要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前后的机械唯物主义。为了探索人类身体及其背后的复杂精神机制，十九世纪的神学与生物学围绕着进化论的发现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二十世纪的精神分析则在心理与欲望之间进行辩论；来到了二十一世纪，神经科学与脑科学则手持着继续探索的接力棒。
然而，对于人类生命乃至意识这一存在本身，作者借文中主人公华尔斯之口直截了当的给出了自己独有的答案——“我思我感故我在”。
“我思我感故我在”是在笛卡尔的阐述—— “我思故我在”之上的延展思考，可以理解为一种笛卡尔唯心主义的范式突破。然而历史证明，人类生命与意识的本质，绝非简单的依靠“我思我感故我在”这一观点就能阐述：它是自然科学与神学的不断抗争。关于人类精神意识本质的争执随着哲学的迭代与科学的进步，而不断寻找能够承载它的新兴变体。
因此，能够思考和对外界构成反应，并不一定是人类意识本身。而额外添加的“我感”，则仍然陷于唯心的固有陷阱之中。“我思我感故我在”如果理解为笛卡尔主义的延伸，仍然无法解决哲学本体论之上唯心主义的自相矛盾，更何况人类生命本就不同背景下具有多重释义性。至少在美学解释上，《二我》对生命的看法太过于狭隘，仿佛只是从一种唯心走向另一种唯心——它简化了人类生命在现代科技背景下所遭遇的复杂状况与多义化呈现，而改用一种有争议的机械唯物主义论调对其下定义：人类的精神意识完全由大脑和神经的物理活动形成。
可能就如《二我》中所言，基于生理学、医学的发展，人类能够隔着幕布进行操作，在不确定精神真谛的情况下，单纯的通过大脑，神经等系统的协调，配合，来人为的达成思考这一过程，实现意识的复制。但是，《二我》探讨的另一重点，在于达成这一过程后，乃至可以“续我”之后，人类社会与人类自己对其会发生如何反应？会产生怎样的故事，发生怎样的矛盾？
而这一切则又回到了“后人类”语境：“续我”后的“我”实质上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超人类”。它在物质层面上以一种类似金蝉脱壳的巧妙方式，突破了人类生理寿命极限的桎梏。而在精神层面上，又出现了多个拥有同样记忆、经验、知识的克隆意识个体。那么这些个体究竟是“我”还是“他”？主客体间的认知界限因科技突破而被模糊，社会伦理出现悖论，他者的定义逐渐消逝，而生命美学则需要伴随与之相关的重构。统而概之，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底线被打破了。
这些内容所能表达出，《二我》看重的是人文意识面对科技突破时所产生的科技忧虑，以及在技术突破之后的意义建构。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探讨《二我》与“科幻未来主义”所述，《二我》这部小说中多次以“性”作为媒介，借书中人物之口说明，探讨主客体之间的概念。并且着重刻画了“爱情”这一条线索，其实更是一种通过描绘两性关系，来体现人类思维因爱情这一主观因素产生的变数。小说中的故事线索设置不少，而两性关系更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涉及到故事情节的展开与结局的收拢。“华尔斯Ⅰ”与“华尔斯Ⅱ”，这一对小说中以“续我工程”作为纽带相互关联的“原体”与“续体”，正是通过与爱人“嘉雅Ⅰ”与“嘉雅Ⅱ”数不清道不明的两性关系，逐渐铺垫，引出了故事结局。这在类似题材的小说中，并不常见。同时，其对于“性行为”的描写，更像是将其变成了一种传递必要信息与促进故事发展的媒介，简而言之，“性”变成了一个符号一般的，用来解决科技突破后人类认知迷惘的文化钥匙。
因此，在美学意义上，《二我》体现出了典型的未来主义美学特征：其虚构无底线，跨越人类科技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禁忌，也跨越了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科技瓶颈。同时，大胆想象跨越禁忌后的诸多问题——尤其强调了社会伦理与法规面对这一境况的反应，显得卓尔不群。在“后人类”思况之中，“续我工程”实质上已经完成了“超人类”的过程，小说中的“续我技术”将人与科技在后人类观点中实质性地融为了一体，人变为了科技的载体，或者说是科技变为了人的载体。但是，这一方法却在人类意识的自我认知上产生了哲学本体论上的悖论，陷入了从唯心到唯心的困境。
《二我》在小说结局中，尝试给出的答案是“人类情感”与“两性关系”。因此作者为文中的人物们设置了一种相对混乱的情感伦理状况，以小说情节的推演，从而证明答案的合理性。这样的回答虽然夹带着天真的浪漫主义色彩，却在整部小说的未来主义立场之上，略显荒诞：当唯物与唯心的界限在后人类立场中逐渐被消解时，人文意识的危机却需要重新让爱情和两性关系来拯救。这样的编排传递出一种信号：后人类语境下对于技术突破后的焦虑与对未知的恐惧将会长期存在，预警式的未来图景会固定為一种文艺表现范式，成为一种审美特征。
人类对于精神意识探索的道路永不停歇，而精神世界的再抬头会指导着社会与伦理适应时代变化，从而逐渐构建出“科幻未来主义”的美学观点。而这一观点可能会在未来显现，并发展成为后人类时代的精神拯救，从而完成对于贝尔·斯蒂格勒“负人类纪”的解答[8]。
四、结语
《二我》这部作品，抛开文本上的行文问题，于文学思想性的意义上是非凡的。它以小说的形式作为载体，在后人类主义的立场之上，系统性的思考了有关科技与人伦之间的问题。作者营造了这样一个完成科技突破后的世界，并将自身的思考代入其中。最重要的是，《二我》在描写人物们的一举一动的字里行间之中，文学性与人文关怀思考的体现几乎是本能般的倾泻而出。
在推演出的虚构未来中，观察人类可能的行为，正是提升人类自身的途径之一。将这一景象展示给读者。并以一种“虚构”未来本身所具有的距离感，缓解人类本能产生的迷惘与恐慌。而预警般的未来图景，正是人们心中恐惧与迷惑潜意识的形象化表达。
因此，由未来主义起始，到后人类语境下的科幻未来主义，《二我》用虚构和想象追求科技突破现实桎梏，尝试解决科技突破后的人文语义缺失问题，并以此回归当下，用预警式的未来图景召唤这样一种母题反思：人类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究竟该如何被定义？而这正是“后人类”时代的科幻文学应该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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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贝尔·斯蒂格勒，陈淑仪等译.人类纪与负人类纪[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2）.
作者简介：
杜钊远，男，安徽六安人，贵州民族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17级本科生。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图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新媒体文学研究（19GZYB2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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