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博物馆文化传播功能的实现_今古传奇·故事版_杂文_网络文摘

王立

　　摘要：在信息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日新月异。博物馆正越来越多参与到社会公众教育服务中，以严谨的逻辑和对知识的权威保障等特点吸引更多观众前来参观。如何做好博物馆公众教育服务，已成为目前国内博物馆业务拓展的一大课题。本文将从中西方博物馆公众教育服务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两方面入手，以成都博物馆“环球自然日”活动为切入点，结合国外优秀博物馆活动经验，浅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博物馆教育功能，在充分理解国外博物馆吸纳社会资源加入和建立“学习者中心”的理念基础上，更进一步推动国内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实现，以期发挥更大社会效益。

　　关键词：社会教育；学习者中心；环球自然日；社会资源

　　中图分类号： G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1-0064-04

一、博物馆发展情况

　　从2007年开始，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以教育、研究、欣赏为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

　　当下中国正处于咨询爆炸的信息时代，知识的碎片化情况愈发严重，人们习惯于利用最少量时间获取最大量信息，受限于多方面原因，公众教育的载体虽然形式愈发多样，却也面临着“浅薄化”“泛娱乐化”“主观化”“片面化”甚至“错误化”的危险。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众多教育平台和公共服务媒体中，博物馆近年来异军突起，已越来越多地承载了大众教育功能。

　　在与公众不断亲近的过程中，博物馆已逐步将自身定位为联系文化和民众之间的纽带。2008年起，中国公共博物馆已逐步实行全免费开放制度。2019年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统计数据，全国博物馆数量已达5136家，近10亿人选择将参观博物馆作为生活方式。

　　作为系统整理，直观展现知识的载体，博物馆如今越来越多地承接起社会教育者身份，利用各种方式，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教育中来。

　　纵观全国，如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国内一流博物馆已推出高品质活动与讲座，邀请了不同领域国家级专家、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合作，树立了自身发展品牌，为同类型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开辟了新的道路。

　　然而必须重视的是，中国博物馆的文化教育项目起步较晚，虽在近年有長足发展，可与国外先进博物馆对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以英国为例，全英分布约超过2000余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达到几乎每万平方公里122家博物馆的惊人数量。目前英国已逐步实现所有公共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制度，在收藏、研究、展示等传统功能之外，更拓展了博物馆的教育、交流功能，民众也已把博物馆当做终生学习的必要场所。

　　国内在博物馆数量、藏品展示量和活动开展量上依旧供不应求，教育活动的单一性和地域限制性使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尚未得到彻底满足。

　　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除客观支持不均等因素外，还应归结于博物馆教育理念和态度的过时上。只有从根本扭转“自上而下”的教育理念，才能更加切实有效地聚焦于观众需求，推出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和模式。

二、国外优秀博物馆教育理论研究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博物馆通过整合自身优势资源，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逐渐与社会各机构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平台，建立了完善的合作机制，并配备了充足的教育资源。

　　大英博物馆的研究者们长期坚持构建与社会各不同团体的合作关系，强调在实物展出过程中与公众进行互动，引导他们探索、体验，启发他们对藏品、展陈内容或者其他文化知识的理解和客观记忆，由此激发兴趣，促使后续服务的顺利开展。

　　莱斯利大学的汉恩教授认为：博物馆应该从“教师中心”，即自主决定教育大众的内容转变为“学生中心”，即把重点放在人们学到什么，从博物馆所做的和展示的东西中得到了什么意义上来。

　　传统博物馆教育拥有两种方式——将博物馆当做老师和将博物馆当做学习的场所，但这两种方式之间没有逻辑上的承接，因为学习和教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

　　根据经验，过去博物馆致力于将学习的条件最大化释放给参与者，然而工作人员并不能由此确定参与者们究竟在这样的环境里得到了什么，参观者们的学习体验受制于自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无法完全和预期契合。

　　台湾国立博物馆研究员林洁琪认为：“传统博物馆学关怀的是对象，着重训练专业人员从事搜藏、记录、保存、展示及诠释对象，并在启蒙运动以后的教养观与科学体系、国族建构、民主主义的世界观等价值中，采取‘最权威‘最正确的态度来定位博物馆自身所发展出来的知识。”

　　然而，这种“殿堂”式的精英教育观，显然已不足以填补社会因经济急速发展带来的文化供给匮乏感，新型的博物馆教育已逐步从关注博物馆输出转向了关注参与者的输入，开始提出更多问题。例如：博物馆到底为谁而建，其社会基础是什么，文化的关联性在哪里等。

　　为此，汉恩教授提出应将博物馆的教育获得决策的过程公布给大众知晓。福克和戴尔金在《向博物馆学习》一书中提出，大多数来访者所代表的并非单一个体，而是其所属社会群体，当博物馆积极拥抱并回应这样的观众，其实是回应了观众背后所代表的社群和阶层。

　　与这样的观众构建长期联系，关注他们的需求，可以类推为关注了社群的整体需求，从而以点带面，让博物馆透过不同社群之间建立伙伴合作的关系，并在其中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

　　目前，国外先进的博物馆已开始尝试让博物馆教育开放给各式社群，让他们参与展览及教育活动规划，甚至涉及策展过程，从而建立与社会网络的信任感，以便与更大的社群进行沟通。

　　那么如何在实践中做到与社群的平等对话，跟进参观者需求呢？国外优秀博物馆的一些实践案例给予了我们极大启发。

三、国外博物馆的教育实践

　　以英国谢菲尔德韦斯顿公园博物馆为例，博物馆在活动之初对参观者进行了更精细化的界定，从年龄、教育程度、所属社区等各方面入手，与谢菲尔德当地教育机构、学校、医院等不同单位建立联系，通过定向招募的方式推广不同活动，借助多媒体、游戏等不同方式，将展品带到观众面前，更有针对性地服务不同人群，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切实需求。

　　英国杰弗里博物馆曾采取浸润式教育方法，搭建大量模拟实景，如在互动之旅中，通过复原维多利亚时代住房结构，允许观众扮演不同角色，参与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阶层中，体会该时期的生活、生产等相关制度。

　　在网络时代，信息的获取方式已从传统的实地探索转向了线上参与。为此，美国博物馆协会下属的媒体与科技委员会设立了缪斯奖，从2007 年起把游戏纳入了评选项目之一，其他评选项目还包括了影音导览、播客、互动式导览机、多媒体装置、网站服务等。缪斯奖把游戏项目纳入评选项目之一，代表着博物馆在其教育活动的开发和探索上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

　　此外，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有针对性、定期定量的调查反馈也是吸引参观者的有效方式，分析报告可以给观众以较强的参与感，让他们不由自主浸润在教育活动的构建中。

　　美国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是率先采取这一方式的博物馆之一。该馆在活动建设初期会发出大量调查表，邀请意向性服务对象参与调研，由专业公司在活动开始前一到两个月内做出分析结果，并根据结果反馈对活动内容、形式的修改过程给大众，由此达到宣传和构建同步的效果。

　　采取这种方式，能极大提高公众参与热情和对博物馆的归属感，同时也能及时调整因专业和层次限制带来的活动设计偏差，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不必要的经费开支。德国研究人员柯林斯曾提出应构建一种广泛而深入的参与体系和参与感，让观众自然而然认为博物馆为自己所用，是属于公众财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充分尊重参观者意见和建议的前提下组建博物馆教育活动，寻找中远期的活动方向。

四、成都博物馆“环球自然日”活动

　　欧艳认为，实物性、直观性和广博性是博物馆的三个基本特征，而中国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在2008年前多集中于讲解和观众的自主参观，到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后，才逐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博物馆教育文化项目。

　　澳大利亚国立博物馆的格里芬研究员认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日益完善，对于开拓大众视野、弥补课堂不足和提升审美品位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成都博物馆2016年新建成开放，在展示成都历史、人文、生活等方面外，立足于成为成都市民的“精神家庙”。

　　为弥补在自然科普方面的缺憾，成都博物馆与美国“环球健康与自然基金会”联合举办了“环球自然日”活动，该活动旨在激发中小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提高其研究、分析和交往能力。活动通过年度不同主题活动，组织四川地区以中小学为主的青少年观众参与，通过建立明确的自然科学属性举办“知识挑战赛”，鼓励参赛成员们从不同视角观察和收集知识，用多样化如汇报、表演、演讲、制作等形式提交参赛作品。

　　通过初赛、决赛等选拔方式决出四川赛区的一二三等奖参与全国大赛，胜出的成员将得到由环基会组织的国外探险奖励。

　　“环球自然日”活动此前曾在北京、四川、上海等16地设立分站，与中国香港、美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同步举办，自2012年举办迄今，累计参赛队伍超过2万支，鼓舞青少年探索自然、热爱科学的热情。

　　目前该活动在成都博物馆已举办到第三届，前两届共有40余支参赛队伍参加，2019年的活动还增设了故事播讲赛的形式。

　　活动在举办后均做了观众问卷调查，分批次发放至老师、家长和学生三种人群，同时设计不同问卷，分发给因各种原因未参加活动的潜在参与者。

　　在针对学生，即“参与者”的问卷中，集中强调用户体验、学习方式、学习路径和学习的持久恒动力。在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后，总结广大学生学习的方式基本集中于利用网络查阅资源和通过就近向老师和家长提问为途径。

　　在此过程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路径体现出单一性、依赖程度高等负面特点，但同时也通过类似路径更大范围地提高了活动号召力，将“教师”和“家长”这两个本作为“监督”“指导”角色的人群转化为“共同学习者”，从而形成以“学生”为中心，“辅导角色”为配合的“学习者”中心体验。

　　此外，调查还发现学生们对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很大层面上取决于“有效获奖”及获奖后的“学科加分”程度。即，活动越受官方认可，越能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和主观能动性。这个发现让观察者们注意到活动的负面影响，即“功利性”和“作弊程度高”等特点。

　　在得到该结论后，活动组织者们及时调整了活动设置，尽可能地将活动结果与“奖项”等功利元素脱钩，扩大其参与度，鼓励更多家长和老师的参与，形成更为广泛的“学习者联盟”，并配套以真实动物标本参观为主的“贝林自然标本展览”，让学生们在学习之余更切身体会自然乐趣，通过实地观察、调研等多种形式，也全方面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该活动的举办显示了国内博物馆开始逐渐接纳社会组织的参与，在传统的展览、讲解和小范围短时间专题活动之余，增设了更多更广的教育内容，通过针对性的调研报告，得到社会群体进一步的认同感，也解决了課堂外的学习要求。

　　老师和家长的深入参与带动了区域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倾斜，从课本走向实践，从学生单独完成到鼓励团队作业，从单一年龄层的沟通进一步推进了跨年龄层、学识层的合作。

　　除以上活动外，成都博物馆还与四川大学联合举办实习课程、与儿童教育机构共建亲子活动等多种形式的社教类活动，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公益一类博物馆加入到活动体系中，可预见的是，这种馆校共建、馆社互助的形式将进一步被国内博物馆接受。

五、国内外博物馆活动情况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以“环球自然日”为例，该类活动仍存在缺陷和不足。如未增设前期调研，每年的准备预留时间约为2-3个月，时间紧任务重，人力资源不足造成前期准备并不充分。在活动中途曾经出现过队伍临时退赛、参与者热情减退、参与方式偏离主题、年龄层过于集中、活动内容浅薄等不可控情况。

　　这些突发事件表明社会群体仍在被动接受已成型的活动内容，而非主动参加活动的构建，即以“参与者”而非“建设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因活动设计人员限制带来的片面性使其在后期运行时出现了组织时间短、效率不高、内容少、对象阶层单一和资金短缺等问题。国内其他活动项目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类似状况。

　　初步分析，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是国内博物馆多采取传统管理模式，导致馆内积极性未充分调动。如大多数国外博物馆已基本打破部门间封闭的运行模式，根据项目需要组建相应项目团队，由项目长带领，调动各方资源配合，以补充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

　　二是国内博物馆资金来源多依靠政府，单一的收支体系束缚了博物馆向前发展的脚步。国外博物馆则多采取社会捐赠、基金会运转模式，资金流动的可控性更高，其聚拢效果也更以实用为主。

　　三是国内博物馆教育理念依旧集中于“讲述”“手工”等方面，单一的课堂式输出知识模式和对目标人群低龄化的集中导致活动出内容无法分层、互动项目少、传播面窄等问题。

　　纵观国外优秀博物馆，除大英博物馆等拥有超级流量的大馆可以自动吸收外来力量合作外，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格拉斯哥凯文葛罗夫美术博物馆等公共类博物馆多选择主动出击，建立专门对外合作的部門长期与市场接洽。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张，应通过儿童服务部门在地方建立学校和博物馆之间的联系，以市场为前置导向，配合馆内研究部门做好活动的筛选和平台的搭建工作。

六、总结

　　目前，国内博物馆已逐步开始吸纳社会资源，借助社会平台构建新的合作体系，梳理自身优势，借助强大的展品收藏和人才资源，将博物馆展品和课程带出馆，带出城市，走向世界。

　　然而，国内博物馆因自身客观因素的限制，依旧存在教育“形式化”“片面化”“低龄化”“时间紧”等问题。下一步，在有效利用社会媒介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博物馆教育理论水平，加强实践可操作性还任重而道远。

　　接下来，国内博物馆将充分吸取国外优秀博物馆经验，建立新型的管理体制，通过新颖的活动设置，最大化“学习者”组成建造，真正做到和社会共享，使其社会功能得到最大化发挥，以期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