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广军

　　清末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位大同府知府王伯述,堪称晚清官员的一个典型。他出身书香门第,为人精明强干。自当知府以来常常微服私访,化解了不少邻里矛盾,群众上访数量大大减少。这老兄高度近视,戴上眼镜后枪法极好,常常枪起鹰落,可他看人却不大有准头。

　　某天他在小酒馆里吃饭,与邻座一个后生相谈甚欢。后生问他对山西巡抚的德政有什么看法,他说巡抚“坐言则有余,起行非但不足”,简直就是不行。不承想对方正是山西巡抚。

　　巡抚是个官二代,又是少年科第出身,正意气风发,却得到下属当面劣评,心里把王伯述恨透了。原来当时山西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下属面见上司不准戴眼镜,因此王伯述虽然跟巡抚当面汇报过许多次工作,但实在没看清巡抚的长相,也就没认出眼前的菩萨。

　　年轻气盛的巡抚心里恼火,伺机要给王伯述小鞋穿。一次巡抚在考察干部时,有人反映说,王知府很少呆在办公室,扛着鸟枪“上山下乡”是因为醉心于“农家乐”,说不定村村都有丈母娘……于是巡抚在他档案中写了“人地不宜,难资表率”八个字,接下来就召开常委会,决定对他“开缺撤任,调省察看”。常委中有跟王伯述要好的,赶紧发信息通知他,让他抓紧时间疏通疏通。哪知王伯述抢先写了道辞呈,说“因病自请开缺就医”,搞得巡抚更加难堪。

　　王伯述从此离开官场,大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但他没有归隐南山,而是去做了书商,在北京上海之间倒腾石刻版图书,居然有对半挣的利润。他不卖《珍珠船》之类的畅销小说,他说这种书读多了,国人的精神将更加靡靡,所以他推销的多是日本人写的翻译到中国的书,比如《经世文编》《富国策》等。他说,中国人被洋人打怕了,对洋人的一切东西都恨之入骨,连好书都不肯读了,最后吃苦的还是中国人。这种观点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他是当过官的人,知道官场软肋,于是他就义务帮人打官司,赢的次数很多,以致后来官老爷听说王伯述“出庭”,审起案子来也格外小心。

　　后来,他居然还为自己出庭。一次卖书,对方从北京给他寄来3000两银子存在钱庄上,可钱庄老板第二天携款逃跑了。王伯述和其他被骗的人一起访实了钱庄老板的去向,并将他扭送至上海县衙,判决结果是所有人退赔七成。其他人拿了银子走人,王伯述旋即又将其上告至松江府,说知县包庇钱庄老板。案子发回上海县重审。县长问他,你不是同意退赔七成吗?王伯述说,不拿回七成我住旅馆的錢都没了。知县说,我让被告再多付你一成吧。王伯述说多一成也是好的,但我还要上诉。县官无奈,只好全额返还并捎带利息。衙役觉得敲竹杠的机会到了,便找王伯述要点跑腿费,他说有的有的,之后挽着衙役说,我当着你老爷的面拿给你,衙役再不敢要了……这个昔日的朝廷中高级干部,后来就混迹在繁华的上海滩,渐渐淡出了官场。

　　王伯述因其性情耿直,臧否上司而被罢了官,也未必不是好事。其实以他的才干,如果投身商场做个书商,也是一个创新型商人;如果他专职当律师,恐怕也会跻身一流行列;然而他做了官,虽可以光宗耀祖,但官场其实容不下他这种性情中人。如果当初他换一种方式,譬如扯着嗓子说巡抚他简直不是男人,美女不要,银子不要,还殚精竭虑加班加点,他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拼命,弄得做下属的跟着忙碌,大家意见很大呢……你说会是啥结果?

　　编 辑/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