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村姑江冬秀订婚。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才子，一个是蜗居在乡下的村姑，两人的不般配一目了然。虽然，两人到底还是结为百年之好，并且做到了白头偕老。但胡适内心深处对这桩婚姻显然不甚满意。在给好友的信里，他坦陈了对自己婚姻的看法：“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不过，胡适在另一位好友面前，却说自己很满意这样的旧式婚姻，并且认为自己的婚姻是一桩很讨便宜的事：“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映，真是意外的便宜……”

　　胡适的这两次谈话听起来很矛盾。一方面，胡适很羡慕西方家庭的夫妇关系：既是生活的伴侣，也是精神的知音；另一方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国旧式婚姻，他也不反感，并称“一定要父母主婚，这是极正当合时势的办法”。

　　即使后来到了美国，胡适的婚姻观也并没改变。他还认为：“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

　　江冬秀虽是一个传统女性，但她不死板不保守，婚前，胡适在美国写信劝她放脚、习字，并鼓励她大胆给自己写信，江都一一应允。

　　在胡适的鼓励下，江冬秀坚持亲自给胡适写家书，尽管错字不少，措辞不当，但由于坚持不辍，她最终也写出了让胡适满意的家书。胡适对此也予以了表扬：

　　“你这封信写得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

　　像中国所有传统的女人一样，江冬秀把丈夫当成命根子，对丈夫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可贵的是，尽管文化水平远远不如丈夫，身份、地位也远不能和丈夫比，但，在声名显赫的丈夫面前，江冬秀从不自卑，相反，当丈夫犯了错，她照样批评，有时言辞还很犀利。

　　1926年3月，当江冬秀风闻胡适在上海“大玩大赌”时，她当即写信批评：“这件事可是当真的吗？别的事是真是假，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身体弄坏了……到那个日子就不容易过了。”这封信还是起到了作用，因为后来胡适在回信中向江冬秀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

　　有段时间，胡适和北大女诗人徐芳关系很亲密，江冬秀在整理胡适信件时发现了徐芳给胡适写的信，她强压内心的怒火写信给胡适：“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心中有数，只得在回信里“老实交代”：“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江冬秀还知道胡适有位美国女友叫韦莲司。婚前，胡适就在家书里常提到这位红颜知己，但江冬秀人在中国，无法确定胡适和韦莲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于是，她只能以投石问路的方式来一记敲山震虎：

　　“我想，你近来一定有个人，同你商量办事的人，天上下来的人，我是高兴到万分。祝你两位长生不老，百百岁。”江冬秀的话非常巧妙，真真假假可进可退，把难题抛给了胡适。

　　江冬秀看不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当时的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她和徐志摩恋爱自然属于红杏出墙，而胡适偏偏充当了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的红娘，且那段时间，胡适和陆小曼也交往甚密。所以，当胡适想给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时，江冬秀极力反对。一次，她还当着胡适朋友的面，斥责胡适和陆小曼关系不正常，并扬言有一天要揭开他的真面目。江冬秀的吵闹让胡适斯文扫地。

　　江冬秀虽读书不多，又屬女流之辈，但她头发长，见识却不短。

　　所谓夫贵妻荣的观念如同毒药，国人鲜有不被其腐蚀的，而江冬秀却看透了官场的丑恶，坚决反对丈夫当官，这一点深契胡适之心。江冬秀对官场的厌恶和鄙夷，胡适还曾在信里多次予以激赏。

　　1938年，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对此，江冬秀大加反对，写信“痛责”胡适。胡适则在信里向妻子说道：“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

　　1940年4月，国内传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又闻胡适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有人向江冬秀道喜。江冬秀立即告知胡适：“你千万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把你前半生的苦功放到冰雹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江冬秀不仅反对胡适做官，就连儿子想从政，她也反对，她曾在信里说：“小三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

　　就无意仕途这方面来看，江冬秀和胡适堪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也姑且算胡适“智识上的伴侣”。

　　胡适有书癖，江冬秀没有。不过，江冬秀知道，书是胡适的命根子，既然她把胡适当命根子，也就爱屋及乌地爱上了书。抗战时期，江冬秀即便逃难也不惮烦难地始终带着胡适的几十箱书。

　　胡适的手稿在江冬秀眼中也是命根子一般。在一封家书里，江冬秀写道：“你的东西放在津……书目狠（很）长（详）细，有三百多张，你要那（哪）一部分或者用（运）此地来，还（是）存放那边，请明白写信来，我好办。”

　　胡适收到这封信后，就回信让江冬秀请人抄一份书目寄到美国。江冬秀不敢怠慢，忙找人抄了一份书目给胡适，还特意用一只樟木箱子装胡适的东西。

　　当胡适看到江冬秀寄给他的书目后，又得陇望蜀要江冬秀为他挑出15箱书寄到美国。也难怪，一个饕餮之徒，光看菜谱当然不过瘾，胡适忍不住点菜了，并在信中说：“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70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在战火纷飞中，胡适的藏书得以保全，江冬秀功不可没。

　　当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作为胡适一生的知己韦莲司，她曾致信给江冬秀表示悼念和慰问：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而今这棵大树倒下了，对你，正是哀痛的时候；你必感到大空虚……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作为一个妻子，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丈夫还有另一个红颜知己，但江冬秀知道，自己粗通文墨只能做丈夫生活的伴侣，无法成为他精神上的密友，于是，她大度地接纳了这位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她情敌的异国女子。

　　对江冬秀来说，胡适在异国的行踪飘忽不定，胡适和异国女友的交往她也难知深浅，于是，她只能以满不在乎的言辞掩饰内心的满腹狐疑了。

　　后辈学者所云极是：“回顾胡适与韦莲司50年的交谊，‘容忍迁就的又何止是胡适一人，韦莲司和江冬秀所表现出来的体贴和谅解，也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唐德刚也曾说，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江冬秀的“福”并非来自旁人的赐予，而是来自她自己的努力和争取。

　　编 辑/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