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封建皇权下的老百姓真的是命比纸薄，皇帝和家族长辈可以像割草一样割掉你的脑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杀戮无需任何过硬的理由。其实，在那个时代，可以要你命的又何止是皇帝、长辈呢，随便一个地方官都能以审案的名义将你送进鬼门关。

　　清代中后期，刘燕庭做四川廉访使时，凡是各州县送到省里的犯罪嫌疑人，不问真伪，先要打400小板，然后讯供。后来，刘燕庭怕冤鬼复仇，就叫差役将犯人押至东门大街城隍庙占卦，打阳卦的免死，打阴卦的一律立即处死。

　　四川隆昌县令王九牧判案也喜欢“跟着感觉走”。村民叶允喜与其胞嫂黄氏通奸，黄氏的儿媳对此非常不满。某次，黄氏指责儿媳不懂规矩，儿媳愤怒地回答：“我可不像你，连正常的伦理都不要了！”黄氏气得要死，当即伙同叶允喜将儿媳殴勒至死，还伪造现场，对外人说儿媳是自缢。儿媳的娘家人看出破绽，频频告官。知县孙濂却不当回事，直到尸体腐烂也未勘验。继任的县令王九牧查验倒是查验了，却认为黄氏的丈夫叶允寿知情，当即将其抓走严刑拷打，老实巴交的叶允寿因此死于非命。

　　封建官员凭感觉判案还不是最坏的，至少这些被随意杀害的人里有些可能是真正的犯罪分子；最可怕的是，明知被抓者无罪，偏要制造冤假错案。道光年间，四川遂宁发生一起盗窃案，一个贫户家里唯一的一床被子和睡觉时脱下的衣服被偷去了，而这家的男主人久患痨病，恰于这晚丧命。县令徐钧自知守土失职，为了推卸责任，居然虚构了死者妻子胡某与其姑母蒋某合谋害死亲夫的情节。他一方面对两位弱女子施以重刑，逼迫她们承认“犯罪事实”；另一方面又叫自己的母亲送给两名女子制钱各1000文，嘱咐其不要翻供。如果不是新任按察使看出冤情，一个一个环节清查，这两名无辜女子早就成了刀下鬼。

　　清代的社会文明程度自然极低，不过基本的法律还是有的，然而某些官员判案却无视这些法律，完全以个人主观意志作为评判标准，说某个人有罪就有罪，想叫某个人死就叫某个人死，草菅人命，随意得不可想象。

　　官员胡乱判案成为风气，绝非偶然。专制体制下的官员权力来自上级，他们只需要拍好上级就行了，老百姓管不着他什么，因此他也用不着对老百姓示好。如果偶然对百姓好一点儿，也不是义务，而是恩德。在这样的环境下，官员无视老百姓的人权，几乎是一种普遍的选择。

　　晚清吏治非常腐败，官场充满苟且之风，一个人做好官，不一定得到什么回报；做坏官，也未必受到什么惩罚。就拿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遂宁县令徐钧说吧。得知新任按察使给两个弱女子雪了冤，徐钧知道自己很可能被举报，立即请求学使写了一封信给交好的四川总督琦善，信里说徐钧是学使的至亲，此事能遮掩过去最好，万一遮掩不過去，就请准许徐钧以患病为名离职。不久，山东巡抚也写信给琦善，希望他对徐钧手下留情。琦善也真的做了个人情，让徐钧因“病”离职。官员错到此种程度，居然还能逃脱惩罚，他们自然也就不怕犯错。

　　清朝实现了高压统治，最后却不免覆亡，决不只是因为后来出了个孙中山那么简单。

　　编 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