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鹏辉

　　公元208年，诸葛亮隆中一对，使得刘备慨然叹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随后他联吴抗曹，足食足兵，为颠沛流离的刘备集团积蓄了雄厚的实力。经过《三国演义》的包装，诸葛亮更是直接走上了神坛。然而，权力是个好东西，像诸葛亮这样的“神”也未能免俗。

　　先军政治军权在握

　　章武三年（223年）三月，刘备病危，正式托孤于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涕泣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如此看来君明臣贤，似乎无可挑剔，然而刘备又留遗诏，让李严与诸葛亮一块辅佐刘禅，“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自此刘禅以皇帝之名行傀儡之实，诸葛亮主持政事、李严统帅军事的蜀汉政治格局形成了。

　　但是，作为权倾蜀汉的当朝丞相，军事大权的旁落，是诸葛亮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夺权成为了他的当务之急。

　　但先帝遗嘱萦绕在耳，军政分开的政治格局也已形成，夺权哪有那么容易？但这对诸葛亮而言，再简单不过了。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宣布出任益州牧。出任益州牧实际上和丞相所管辖的范围并没有不同，但州牧属于地方官员，一州军政事务，州牧说了算。作为丞相的诸葛亮秉承刘备遗诏坚决不涉及军事，而作为州牧的孔明插手军事不再是权力欲望的体现，而是分内之事，职责所在，明正而言顺，于是诸葛亮开始了理论指导实践的第一步—南征。

　　以“一国之望”贸然南征有没有必要，诸葛亮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这样可以直接掌控军队，插手军事，而且是以国事为依托。而以李严为代表的东州集团就毫无阻止的理由了。由此，诸葛成功实现了掌控军权的第一步。

　　随后诸葛亮便制定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先军政治的路线，而此时受刘备遗言执掌“内外军事”的李严才缓过神来，开始反击，不过权力的争夺是一场艺术，而李严差得太远。

　　建兴四年，面对虎视眈眈的曹魏，诸葛亮欲调永安之军驻守汉中以备不测，李严先提出“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意欲将益州九郡中的五郡分离出来以为巴州，可以亲自主政一方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建兴八年面对司马懿、曹真的20万大军三路伐蜀，诸葛亮命李严自江州率军两万至汉中，李严又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之事为由，请求开府治事，培养自己的行政集团。

　　李严每一次政治要求的提出都是以国事相威胁，以蜀汉政权的兴衰为赌注，虽然赢取了政治资本，但是却将自己推到了整个蜀汉集团的舆论的反面。结果，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令李严都运粮草。恰逢霖雨绵绵，道路泥泞不堪，粮运不济，诸葛亮被迫撤军，李严负罪，并因此被贬流放。

　　显然，李严是权力争夺的牺牲品，而文武百官却又没有一人为其鸣冤叫屈，诸葛亮成功实现了先军政治的权谋，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成功击溃了次席辅政大臣，成功地绕开了刘备的临终遗言，将军政大权紧紧地握于手中。这就是“智慧化身者”的手段，你不得不佩服。

　　政出多门集于一身

　　《出师表》中有句话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宫中”自然是刘禅的皇宫，“府中”指的便是诸葛亮的丞相府，丞相开府治事，拥有自己的行政班底，权势堪比宫中。

　　在诸葛亮开府治事和领益州牧之后，蜀汉的行政系统显得极为混乱，小小的益州有着三套看似有高下之分、实则权限相近的统治层级，蜀汉朝廷，丞相府，州牧府。作为蜀汉名义上最高统治者的刘禅也仅仅是高坐于朝堂之上，作为次席辅政大臣的李严也仅仅是拥有着与丞相府并列的军事权，而诸葛亮在朝廷上是先帝托孤的首席大臣，在丞相府是一言九鼎的丞相，在州牧府更是司牧一方的州牧。政出多门是假，集于一身是真。

　　所以蜀汉的各级行政机构有时收到的是来自朝廷的指示，有时是来自丞相府的公函，有时又是益州牧的命令，而这一切机构的幕后主宰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诸葛亮。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诸葛亮可以游刃有余地做出最佳的选择，这种多重身份使得他对蜀汉政权的控制显得得心应手。

　　蜀汉朝廷之中，诸葛亮有着众多的门生故吏，这些人便是诸葛亮在朝堂之上最为倚重的心腹。丞相府开府之后，诸葛亮对于人才的笼络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和现实条件的保证。有了自由授予国家法器的资格，一系列蜀汉才俊自然齐集丞相府，成为诸葛亮延续权力的后备力量，益州牧府内大量的文人儒士占据着蜀汉的舆论领域，为诸葛亮权力的延续提供着伦理和道义上的支持。这三个层面的相互渗透和增补，使得诸葛亮更好地掌握了蜀汉的人才资源，控制了官员的升迁与贬谪，自然大大加强了诸葛亮对蜀汉集团的控制力。

　　至此诸葛亮不仅夺回了军权，更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并且为维持和发展自己的既有权力做出了有效的制度性的补充，虽然看似遁于道义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诸葛亮的智慧可见一斑。

　　越俎代庖虚君实相

　　公元223年，刘禅登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陈寿也说“事无巨细，亮皆专之”。往好里说，这是刘禅的倚重；往坏里说，这是无可奈何。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曾提到“诸葛亮既歿，汉主游观，莫之敢止”。都江堰为蜀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作为蜀汉的最高统治者，在自己辖区内视察都要等到诸葛亮死后才敢去，诸葛亮对刘禅人身自由的限制，显然已经超过了辅政的范围与界限。

　　诸葛亮北伐之时，就做过一个重要的人事安排，“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卫宿亲兵”。虎贲中郎将下辖虎贲卫士1500人左右，还管辖所有的宫中卫队。董允秉承诸葛亮的意思，对刘禅的控制相当严格，以致“后主益严惮之”。作为小小的宫中卫队长，竟然可以肆意干涉君王的私生活，使得君王“益严惮之”，他诸葛亮想干什么？

　　对于董允的安排，诸葛亮显然不是如《出师表》所言，为了使刘禅“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以侍中衔担任虎贲中郎将统帅亲兵，与其说为了保护刘禅，不如说为更好地控制刘禅，防备宫廷之中变生肘腋，毕竟刘禅是蜀汉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上承天命、下理民生的天子。失去了对刘禅的有效控制，将得到致命的打击。其“处事为防制”的原则正好适应了这一目的。

　　在生活上，诸葛亮对刘禅有着绝对有效的控制；在治国理念与政策制定上，诸葛亮也似乎没有征求过刘禅的任何意见。《出师表》一文中，人事的安排、军事的部署、战略目标的设定，一切都是诸葛亮斟酌之后的决定，基本没有刘禅思考补充的余地。对刘禅而言，这更多的是长辈对后生的训话，而非人臣之于君主的规谏。

　　政事不得操办，人身不得自由，后宫不得自主，纵然“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在“相权”的压制下，刘禅只能大智若愚地做着傀儡。

　　集蜀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诸葛亮，命丧五丈原时只有53岁。是天不假年，还是苍天有眼？

　　权力的争夺实在是一门艺术，政治，军事，道义，伦理，各个层面的纵横交错使得权力的舞台错综复杂；而诸葛亮能成为权力争夺的舞台上最有艺术美感的领舞者，无他，智慧使然。

　　编 辑/惜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