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河

　　一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个拐点。比如苏轼在“乌台诗案”后成为宋代官僚体制砧板上的鱼腩，从内地到岭南，颠簸流离成为他生活的主调，甚至搭上了一个儿子的性命。不过，也恰恰正是这个拐点，成全了苏轼文学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而柳永的拐点，纯粹源于他的大嘴。

　　2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怀着指点江山、合我其谁的豪气，柳永从老家福建到京城参加了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而且还不止一次。估计是在一场醉酒之后，柳永借着酒劲儿，把心中的郁闷一股脑儿地发泄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应该感到庆幸，宋代尽管很少像其他朝代一样杀人如麻，但文字狱依然流行，如苏轼的拐点就是被自己的文字重伤。好在柳永不是官场之人，对整个官僚体系和个人都构不成威胁，所以当时没有获罪，但这阕词却成了他一生不堪的祸根，也许是一语成谶，“依红偎翠”和“浅斟低唱”竟真的成了他以后生活的主调。以至于当他第三次终于入围时，宋仁宗却拿起朱笔，狠狠地把他的名字划掉：你不是认为科举所得是浮名吗?你不是要用浮名去换风流和享受吗?朕有成人之美，且去浅斟低唱吧。

　　此时的柳永仅仅是个白衣秀士，又不是著名作家，他的这首词，怎么会传到皇宫高墙里去呢?这就是柳永的问题了。

　　柳永不像有的愤青那样，仅仅过一下嘴瘾，通过文字发发牢骚，求一个心里平衡，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不但宣言，而且实践。

　　宋代的商业比较发达，酒肆、驿站到处都是，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免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而且夜市也比较兴盛。浅斟，是有足够的场所的；低唱，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副好嗓子，二是有一群热心的听众。柳永尽管有很好的乐感，但并不是一个好的歌手。不过，这也不成问题，和酒肆形成相辅相成态势的是“平康”，也就是勾栏。宋代的勾栏按照市场的需求自然划分成几个档次，文人和官员去的便叫平康。平康里的女子是卖艺不卖身，所以大都有些绝技在身，或琴棋，或书画，或说唱，不然，和上门的文人、官员就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无法留住客人，更不能掏出他们荷包里的银子。

　　柳永在这里找到了一个艺名叫虫虫的歌女，她把柳永的这首《鹤冲天》演绎得淋漓尽致，并因此一曲成名，成为当时歌坛的“超女”。当时，走在北宋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有人在吟唱这首单曲，文人雅聚时，《鹤冲天》绝对是保留节目。

　　北宋提倡以文治国，皇帝大都是文学家、书画家，自然难免换一身便装，悄悄溜出皇宫，钻进平康里享受一次平民的销魂。即便宋仁宗不能频频出宫体察烟花现状，也一定有拍马屁的人投其所好，收集街面上流行的俚词、俗调送给他看，这样一来二去，柳永这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作者，便被他牢牢记住。

　　好不容易入围，却因发了一句牢骚被黜，柳永的失落可想而知。但柳永此时在文学界和音乐界，尤其是烟花界的名气如日中天。人就是这样，成名之前未见什么个性，一旦炙手可热，个性立马显现，嬉笑怒骂也都会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于是，柳永做了一面小旗扛在肩上，上书“奉旨填词柳三变”，每天游走在青楼酒肆，为艺伎们创作流行歌词，每到一处，辄引起艺伎们的尖叫，他的粉丝们，放在现在，估计应该叫作“柳条”吧。

　　二

　　在柳永之前，中国没有专门的词人，更没有人敢专门为妓女们创作歌词，柳永是第一个。从来没有被公然尊重过的艺伎们，突然遇到一个不但不嫌弃她们，还愿意为她们写歌的人，怎么能不心怀感激呢?

　　想来，柳永应该是长得比较帅的，长期在青楼厮混，自然是衣着光鲜，颇有时下歌星的派头。很多艺伎都以和“柳七哥”、“三变哥”交好为荣耀，如能得到他专门为自己写的歌，哪怕演技二流、嗓音三流，也会立刻成为众人聚焦的中心，身价倍涨。

　　有数据显示，北宋在历史上留名的文人有500人之多，但大都是写正统诗词的，即便有人如晏殊、晏几道父子那样偶尔写一些比较脂粉气的词，但还不敢流于俗气，更不敢露骨地写男女私情。但柳永不是，即便他此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词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因此，柳永是断不能加入当时的“作协”的。和正统比较起来，他只能算著名的、也是唯一的“非主流词人”。

　　当时有人这样形容柳永的影响力，“不知书者尤好柳词”。这句话很有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味道，按照宋代的教育现状，不知书者远远多于知书者，这就首先承认了柳永粉丝的众多和普及，同时还不忘贬低一下柳永，喜欢柳词的都是文盲，可见柳词是没有什么艺术表现力的，是非主流的。

　　既然都非主流了，柳永干脆来个彻底的脑残。什么胭脂、红妆，绣鞋、鸳帐，对饮等，随手拈来，就是一首绝妙好词，甚至连枕头、凉席，薰醉，云雨、交欢都被赤裸裸地写进作品。反正在门外排队等着索要的人都不嫌俗，也读不出俗。一首词写罢，柳永收了润笔费，转身就和陪伴着他的艺伎们喝酒调笑。

　　柳永曾说：“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与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艳冶也好，和谐也罢，想必她们和柳七哥的嬉闹，发出的一定是最真的笑声，而不是在其他客人面前强挤出的欢笑。柳永似乎也很享受这样的宽被大床，“幸自仓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挪，奸字中间着我”。

　　据说，柳永死的时候已是个花甲老人，无亲无靠，连遗体都无法安葬，还是妓女们凑钱将其安葬在镇江。柳永死后数年，仍然经常有妓女们相约来到他的墓前，边流泪边唱着柳词，念着柳郎的柔情，甚至有人在坟墓前哭昏过去。这样的“吊柳会”，竟然延续了数十年。

　　其实，妓女们凭吊的是柳永，伤感的却是自己的身世。因为，世上最懂她们的人去了……

　　柳永肯定是懂女人的，至少，他是把妓女们当人来看待的。所以，他的词尽管一次次触及香艳，甚至肉体，但绝不淫邪，还透着那么一点可爱、率真的情趣。一个懂女人并且愿意去关注女人的人，应该没有太坏的心眼，对世事也缺乏洞明的练达。这是柳永的可爱之处，也是他不同于同时代乃至后世文人的地方，风流而不下流，率真而不鲁莽，这样的非主流作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但是，柳永毕竟是生活在科举时代的人，能写出如此才情的词，必定是有满腹经纶的。所以，他不服气，别人能通过读书、写作谋个一官半职，自己不比他们差，怎么就不可以?在他心里，从没有断过对仕途的渴望，即便在青楼洒肆买醉欢笑时，目光所及，那些昂头出入的官样人等，都是对他微微的刺激，那时，他是打

　　了一个冷战的，随即，酒醒了许多……

　　可以大胆推测的是，柳永的眼光一直关注着官场，否则，他不会在53岁高龄时还去参加科举考试。他对做官后可以享受的繁华生活充满了憧憬，出现在他词里的大都市，不是自古繁华，就是“万家绿水朱楼”，或者“嬉嬉钧叟莲娃”。和生活在灯红酒绿里的人对纸醉金迷的生活麻木相反，从没有进入官场的人，对权力的想象是斑斓炫目，甚至是不近人情的。

　　这一次，柳永又考上了，还做了个小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受艺伎们拥戴的“柳七哥”变了，或者说，长期压抑的另一面呈现了出来。总之，他开始了从非主流向主流的奔波。

　　三

　　在没有做官以前，柳永有个名叫孙相的“布衣交”(贫贱朋友)，也许彼此之间还有过“苟富贵，勿相忘”的盟誓。后来孙相时来运转，当了杭州知府，柳永几次前去拜见都吃了闭门羹。从这个角度来看，柳永实在算不得是“非主流”，按照惯例和江湖上的做法，非主流的人一旦看到从前一起玩的朋友富贵了、发迹了，不但不会主动求见，还会主动消失。耿介、孤独、清高才是非主流的气质，而柳永骨子里始终交融着两种血液，一种使他疏朗、风流、不羁，而另一种则使他留恋红尘、趋向富贵。

　　柳永自有妙法让孙相接见自己。他挥毫写下一阕用极其绚烂的辞藻和天真描绘了杭州繁华的词——《望海潮》，然后找到名妓楚楚，请求她在知府家请客时“借朱唇”演唱一次，如果知府问是谁作的词，一定要告诉他，是我柳某。到了中秋节，楚楚一启朱唇，词惊四座。得知原委后，孙相果然于当天就接见了柳永。

　　大概宋人是很会利用女人做跳板的，宋江为了招安向皇帝表忠心，不惜花重金甚至牺牲燕青的色相，求李师师在皇帝面前美言，而柳永借的是名伎的一张朱唇。楚楚小姐之所以愿意帮他，一方面是引他为蓝颜知己，另一方面，一首词的报酬实在不少。但不管怎么说，利用女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柳永总是等于吃了一次软饭。而在另一个妓女周月仙的问题上，柳永却张开了獠牙，陌生得让人措手不及。

　　周月仙是杭州的名妓，野史上说她“意态风采，精神艳冶，尤工于词翰”，用今人的说法，大体相当于美丽且略带风骚的女文青。彼时，柳永辗转来到余杭当县长，每次和朋友在湖边游玩，都要招月仙小姐来陪唱。大概是月仙小姐比较丰腴的体态给了柳永别样的刺激，也可能做了县长因为注意影响，长时间没在青楼厮混导致的久旷，柳永竟然多次对月仙小姐“欲私之”。

　　柳永以为自己作为一方父母官，又是那么多妓女的偶像，让属地里的妓女陪睡，还不是招之即来，来则涕零?何况，对方是个女文青，自己是文学导师，“私之”应该是导师对女文青的恩典。谁知，周月仙偏就不领这个情，竟然“拒而不从”。这让柳永很没面子。或许，白他出道以来，从来没有遭到过哪个妓女的拒绝，只有他捧红妓女，没有妓女拒绝他的道理。

　　这不是周月仙不识抬举，实在是她有难言之隐。原来，她有个意中人黄员外，而她每晚都要乘船过江和员外幽会。于是，柳永做了件为后人很不齿的勾当：命令船家强奸了周月仙。

　　《清泥莲花记》在转载这篇出自《玩江楼记》所记载的野史时，特意加了个注脚：“此出小说家，不足为据，聊复存之。”大概作者也对如此下作的行径出自柳永之手表示怀疑，的确，凡是读过柳永词的人，都会为他对女人的深度阅读和真切理解所折服，一个视妓女为姐妹的风流才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卑鄙作为?

　　但是，知识一旦掌握在流氓手中，那将是最大的灾难。正因为柳永懂女人、懂妓女，所以，他更懂如何得到女人。几十年在脂粉堆里滚打，阅遍了花红柳绿，对于女人，柳永应该是所向披靡的，要么不出手，出手即拿下。做白衣秀士时尚且如此，现在主政一方，还有啃不下的骨头?

　　毕竟，人的兽性和理性是同时存在的，不过，是分别放置在天平的两端。倘若柳永真的抱着羞怒、整治、报复的心态，被欲火和恼火冲昏了脑袋，这种无耻之举也是可能的。

　　周月仙被侮后，写了一首小诗。第二天，柳永大摆宴席，并把周月仙叫来给客人劝酒。其间，柳永启“猪唇”吟诵了月仙小姐的那首小诗，月仙恍然大悟，“惶愧拜谢”，之后与柳永欢洽。

　　窃以为，这里的“欢”，只是柳永一个人的欢，一个自命清高的女子，身体被陌生的船家玷污，还要被柳永揭开伤疤，进行精神上的羞辱，现在，又被逼屈服，此情此境，纵然是没有廉耻的女子，也不可能“欢”，如果说有，也是屈于权贵的强作欢颜的“欢”。

　　据说，柳永在得到周月仙的身体后，写了一首诗：“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驾孤舟犯夜行。残月晓风杨柳岸，肯教辜负此时情?”这种得意的背后，就是赤裸裸的无耻了。

　　我宁愿相信《清泥莲花记》作者的推测，这是小说家杜撰的故事，是对柳永出于嫉妒的人身攻击和无聊诽谤：因为这个故事里的柳永，活脱一个市井无赖，与他之前对妓女们的尊重不符；因为，柳永是不缺少女人的，而且他还应该算是个知趣的主儿。当初被宋仁宗朱笔划掉名字，冤屈是有的，但他并没有哭天捶地，也没有上书申冤，反倒以顺水推舟的“非主流”潇洒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怪异的景色。即便后来，他也曾向既是权贵，又是文坛巨头的晏殊、晏几道父子投诗拜见，以求从地方县令调到京城做官，在遭到晏氏父子的奚落后，他选择的也只是默然转身，潇洒而去。

　　如果说柳永真有着强烈的双面性，那么，其中的转折点应该是他53岁考中进士之后。官场的习气和攀比以及钩心斗角，污水一样把那个曾经清爽地游走于勾栏青楼的柳永一次次冲刷，那个口无遮拦、怜香惜玉、俊雅疏朗的“柳三变”、“柳七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蠕动于官僚体制最下层的形貌猥琐、蝇营狗苟、卑劣无耻的小人物。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