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焰

　　在曾国藩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的时候，他的敌人，一个昔日的教书先生同样眼光迷茫地看着远方。这个高个子的广东汉子一直怏怏地拖着病体，在很多时间里，他轻手轻脚，神情恍惚，喜怒无常，好似天外来客。进入金陵(南京)之后，洪秀全变得更奇怪了，他仿佛整日坠入一场大梦，一直白说白话，自我封闭。给人的感觉是，当这个幻想家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步登天走上天王宝座时，他的内心似乎承受不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让他无所适从……尽管金陵外围一直战事激烈，但洪秀全从没正视过前方的对手，他只是在密室里不断向他的天父祷告，在他看来，祷告的力量要比那些南征北讨有效得多，眼前这些敌人，就如妖魔鬼怪一样，有朝一日他会借助天父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扫除。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只是他的一个临时客栈，他只想借助于这个客栈升天，或者，充分地及时行乐。让他困惑的唯一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残留多长时间，天父何时将召唤自己。

　　从洪秀全的思想发展中可以看出，教书先生出身的他对于宗教的认识，一直是生硬的，是生吞活剥的，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在科举上屡屡落第的落魄书生，对于僵化的科举取士方式由怨生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接触到了基督教义，那种彼岸的希望燃起了他内心中的干柴，让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宗教徒。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教义中掺入过多的酵母，从而促使教义胀大炸开。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崇尚基督教，还不如说他是对基督教的某种神秘感兴趣，肆意扩大其中的奇迹、幽灵和显圣。实际上真正贯穿于洪秀全内心的，还是成仙得道的中国民间传统，还是做皇帝的愿望。进入金陵之后，洪秀全头脑中潜伏了很久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对于王权的渴求取代了宗教的幻想。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金陵这个城市，洪秀全喜欢异常。在他看来，来到金陵，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必然。当年，在金田起义之后，一路北上，所向披靡，不知不觉中，他就将目标锁定在金陵了。到了这个虎踞龙盘的古城之后，洪秀全就不想走了，他迷恋上了这个地方，迷恋得死去活来。洪秀全到金陵是来当皇帝的，在他看来，只要息尚存，就要当一天的皇帝。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喜欢人们匍匐在自己脚下的感觉，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精神上。

　　洪秀全先是派人拆掉了明朝的故宫。原先矗立在紫金山附近的一座座巨殿宫寝，被一群群来自广西、湖南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然后，洪秀全命令将那些巨大的宏柱和石料运到玄武湖边上，去构造一个新的宫殿。宫殿建成之后，洪秀全整天把自己锁在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中，谁也不见。他一方面杂乱无章地思考着一些哲学和神学问题，幻想着如何把王权跟宗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臣民同时成为自己的教民，从而无私地贡献所有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历史上所有的帝王一样，苦练房中术，想在谜团一般的两性交媾中，得到极度快乐，也摸索一种解脱之道。当然，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无论是在头脑里还是身体上，他都没有找到一条通天之途。到了后来，高高在上让他心灰意懒，及时行乐成了唯一的安慰。当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等人一再提醒金陵形势危急，劝他离开金陵另觅京都时，一直沉湎于苦苦思索中的洪秀全就是不听。在洪秀全看来，世界如此虚幻，危险同样虚幻。只有当上皇帝的感觉，才稍稍让人觉得有点真实。与其蝇营狗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如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像火柴一样划过黑夜，度过闪亮的人生一一洪秀全所做的一切，就是那样匪夷所思，从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宗教的实践者和鼓动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怯懦无力的哲学家，或者一个杂乱无章的幻想家。

　　时间进入到1864年，在苏南，太平军苏州城守将郜永宽等人杀死主将谭绍光后投降了淮军，苏州陷落；在浙江，左宗棠率军攻克了杭州；在金陵城下，曾国荃亲自指挥，组织敢死队攀岩直上紫金山，攻陷了天堡城，占据了控制金陵的制高点。随后，湘军又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金陵自此完全被合围。眼看最后的决战就要结束，曾国藩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形势发展到这一步，那种残酷和冷血变本加厉，人性的忍耐力也到达极限。尤其前线的官兵，那种极度的屠杀几乎让人性和理智崩溃。在金陵城下潜伏了两年之久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焦躁，身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苏州，一向理智坚定的李鸿章也疑神疑鬼，情急之下，竟然先下手为强，杀了投降献城的太平军“八大王”郜永宽等人，然后，又大开杀戒，将上万太平军降将杀得干干净净。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尽管颇为震惊，但还是写信谆谆地安慰李鸿章。这一切，有什么办法呢?咫尺之间，往往就是你死我活……曾国藩不断写信安慰前线的将士，跟他们说，战争中过度的杀戮，有时候的确也是迫不得已，要注意对自己身心的调节……每当写这样的书信时，曾国藩总是唉声叹气，战争到了如此地步，哪里是短兵相接的决一雌雄，简直就是血淋淋的屠羊了!

　　朝廷显然是想加大这样的屠杀力度，那些一直躲在京城的权贵们似乎等不及了，他们一再批评曾国藩行动迟缓，对曾国藩迟迟不发布总攻命令感到不满。朝廷一再敦促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协攻金陵。戈登的洋枪队也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不断给朝廷施压，也想来增援金陵。曾国藩最不愿意的，就是洋人插手了，他拒绝了戈登的要求。就在这节骨眼上，金陵城外的湘军主将曾国荃病倒了，一连很多天高烧不止，卧床不起。在安庆的曾国藩得知后，大惊失色，寝食难安。曾国藩最挂念的，就是曾国荃的病情了。金陵攻城在即，从情感上说，曾国藩当然也不想让攻克金陵的头功落入他人手中，而且，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九弟攻克金陵的渴望。毕竟，曾国荃在金陵城下像一根长钉一样一扎就是近两年。曾国藩急忙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信中讲到的“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这几句话，我读着非常焦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等省攻克的城池很多，唯独金陵城，迟至今日也没有把握，加之军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不顺耳的言语纷至迭起。我都忧郁成疾，何况你的劳苦甚过我百倍，你的心血久亏重过我数倍呢?从春天以来，我一直害怕你肝病发作，但在信中你每次都含糊其辞，这四句话实情全露。

　　这种病不是药物所能奏效的，必须把万事万物看开一些，不恼不怒，才可使病情逐渐减轻。毒蛇蜇手。壮士自断手臂，以保全性命。我兄弟若要保得性命，也应当视恼怒如毒蛇，花极大勇气去除它。

　　肝子发作，大发雷霆时，不只是心中不平静，也不害怕，确实有这种情况。不只是你年方盎年是这样，就是我这种己渐衰老之人，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降伏这种恶劣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欲望)，虎是肝气(怒火)。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两兄弟如此。关键是要抑制住这两种

　　情感，不能使它燃得太旺。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制怒，就是伏虎。儒学与佛教虽然主要的道理并不同，但他们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使我们过分的欲望伤害我们的身体。

　　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李鸿章的态度，毕竟，李鸿章是自己的弟子，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在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得极其仗义，在给曾家兄弟的信中，李鸿章一再表示自己不想抢头功。他不断拖延朝廷的敦促，一会儿声称部队需要休整，一会儿又向朝廷进言，准备将自己的军队调至湖州，从南面对金陵实施包围。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兵马的调动激怒了由浙江对金陵进行包围的左宗棠。左宗棠火速向朝廷报告，说李鸿章想“越境掠功”，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很明显，就足要拖延时间，把最后攻克金陵的头功让给曾国荃。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中，能守得住，看得出来，李鸿章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曾国藩无奈何，只好派人敦促曾国荃，让他全力攻城。毕竟，时间不等人了，再拖下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1864年7月19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的曾国荃号令攻城了，通向金陵城的地道已挖通。曾国荃几乎是用嘶哑的嗓子下令点火，几分钟后，数万斤炸药爆发出一声巨响，金陵城墙被炸塌了二十余丈，黑色的硝烟冲天而起，整个金陵都能感觉到地动山摇。不仅仅城墙上的太平军消失在轰鸣中，湘军冲在前面的四百多名士兵也在硝烟弥漫中粉身碎骨。数万湘军一齐呐喊，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冲入城内。此时，金陵城中早已断食很多天，残存的太平军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到了晚上，金陵九门皆破，征战了十多年的湘军，尤其是在金陵城下坚守长达两年之久的曾国荃的“吉”字营，在这样的狂喜中，早已忘记了创立之初曾国藩所制订的各种纪律，开始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

　　每个人都疯了。实际上不仅仅在城池攻陷之后，在此之前，战争的双方都失去理智了，长时间的杀戮和压力，使得残存的人性早就烟消云散。洪秀全在金陵被围困的最后关头，眼见着城池守不住了，精神彻底地崩溃。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敌。失望至极，洪秀全饮药自尽。死之前，洪秀全甚至命令手下用十几层厚布，在自己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洪秀全在乞求什么呢?是解脱，还是逃避?一个靠神权来确立地位的统治，比依靠道德和王权的统治，还要愚昧和落后。这样的方式，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吧?攻下金陵城后，曾国荃带人冲击了天王府，命人掘开了洪秀全的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用刀斧将尸体剁得粉碎。即使是这样，曾国荃还是不罢休，他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曾国荃同样也疯了，洪秀全就是死，也要让他的阴魂散去——这是一种仇恨吗?这分明就是最后的疯狂。

　　战争，就是这样以最疯狂的方式进入高潮，也进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