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鹏

　　[王勃个人档案]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生于公元649年，卒于676年，诗文俱佳，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

　　初唐诗人杨炯有个很有意思的自我鉴定。他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思是说，在“初唐四杰”中，他对列于卢照邻之前感到很惭愧，而将位于王勃之后当作一种羞耻。这句话有自谦的意味，但多少还有些酸溜溜的自嘲。

　　可是，在王勃死后，杨炯在《王勃文集序言》中却不吝赞誉之词。杨炯很明白，那个位列自己之前的友人已经故去，无论是对逝者的尊重，还是对友谊的回忆，多说点盖棺论定的好话都是应该的。这一点，杨炯做得既聪明也到位。

　　事实上，杨炯心里很明白，王勃哪样都比自己强。诗文自不必说，单论出身，王勃家世显赫，就断非其他三杰可比。他的祖父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王通，隋末大儒，号文中子，培养出贞观年间房玄龄、杜如晦等好几位宰相；王度，以《古镜记》知名，是唐代传奇的先驱者之一。王绩，号东皋子。有名的酒客诗人，擅长作田园诗，也曾官居高位。虽然王勃的父亲王福峙没有上代人那么有名气，可好歹也拥有太常博士的头衔。

　　尽管如此，王勃并没有躺在先辈的余荫中乘凉，甚至很少在诗文中提到自己的家族，仅凭这一点，唐代很多文人都应自愧不如。比如，“诗仙”李白一直以汉代飞将军李广后代自居。可巧的是，李唐王室也认为李广是他们的祖宗。因此李白自认为与王室关系很密切，在和王室中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交往时，还经常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论辈分，称呼对方为族叔、族兄、族弟、族侄等，总是想着与金枝玉叶们同气连枝。“诗鬼”李贺虽然真的是皇家血脉，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可毕竟与皇室正宗相隔太远了，尽管他反复在诗文中突出自己的贵族血统，可这样的身份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实际的物质利益，最后还是抑郁而终。诗人李商隐也多少对皇室有种特殊的情感，多次宣称自己与皇室同宗，可惜的是，根本没有任何官方的文件给他作证，于是只好作罢。

　　大凡才子，往往都是幼年早慧。出生于书香世家的王勃，甚至比先辈还要显得聪明。才六岁，他就已经开始写诗文了。与历史上诸多神童不同的是，九岁时的王勃便有惊人之举，他不像现在有的孩子看到书就头疼，而是显示出了强烈的阅读兴趣。他从家里的书柜上找到颜师古注解的《汉书》，认真地看了起来。要知道。颜师古可是文坛旧宿，当时很多读书人都崇拜得要死。可年幼的王勃却不买这个账，看完之后写了十卷读书笔记《汉书指瑕》，毫不客气地把颜老先生的错误都列了出来。

　　既然是才子，定有与众不同之处。在《唐才子传》中，辛文房就用鲜活的事例表明，王勃写诗真的是不走寻常路。每要写诗文，王勃往往先研磨数升墨汁，畅饮之后拉起被子蒙头大睡，等到一觉醒来，洋洋洒洒，挥笔而就，一个字也不用改，美其名曰“打腹稿”。不过想来，辛文房的记载多少有些夸大的嫌疑。喝那么多墨汁不出问题才怪，若是数升酒，倒是有些可能，毕竟文人作文时，喝点酒倒可能会增加灵感。

　　有唐一代，干谒之风盛行。文人们心怀人世的梦想，手捧自己精心挑选的文章，不断地献给王公贵族，希望博得他们的赏识，以便在科举考试中赢得先机。与宋代以后的谦谦君子不同的是，唐代文人都善于自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显摆”，唯其如此，方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少年王勃出手不凡。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王勃直接上书右相刘祥道，求其表荐。在自荐书中，以一句“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彻底征服了刘祥道。刘祥道当即向朝廷举荐，认为此人是神童，有凌云之志，应当得到重用。有了这样的关系作铺垫，王勃应乾封元年(666年)制科，对策高第，被授予从七品的朝散郎。此时，王勃不过17岁，尚是雨季少年。

　　鉴于王勃才华出众，沛王李贤多次派人邀请，将他招入王府，聘为修撰，专门负责处理王府的文字工作。刚刚参加工作的王勃自是勤勉，编写的书籍文章深得沛王赏识。与王室交好，意味着很快就可以平步青云。在那些汲汲于功名的文人们看来，这无疑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是一辈子都难求的机遇，再没有如此顺利的开局了!

　　“少年心事当拿云”，王勃当然对自己的超凡资质很满意。尽管很少流露出这样的情绪，但还是在《观内怀仙》中发出了“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的心声。王勃如此自信，似乎忘了自己也曾求过别人，隐隐有些骄傲的意味。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骄傲是把双刃剑，既是傲视凡夫俗子的强大资本，又是招致各方忌恨而伤害自己的致命暗器。少年得志的王勃最终因为这个原因，不仅没能吃完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还失去了来之不易的机遇。

　　唐朝初年，四海升平，民生安定，经济富庶。没有了战争，人们的生活平稳而悠闲。那时候消遣的办法很少，不像现在可以上网、看电视，于是斗鸡逐渐成为流行的娱乐运动，连皇室诸王都乐此不疲，甚至有人还因为献上斗鸡诗而受到了重用。唐太宗时期，一个名叫杜淹的小官员，因为献了一首斗鸡诗，暗中夸赞李世民平定海内的战功，得到了唐太宗赏识。唐太宗“嘉叹数四，遽擢用之”，提升杜淹为吏部尚书、参政议事等要职，让无数人羡慕不已。

　　沛王也是不折不扣的斗鸡爱好者。一天，他邀请英王斗鸡取乐，玩得不亦乐乎。看到两个皇子玩得高兴，大概也想起了前朝的杜淹因献斗鸡诗而高升的故事，王勃一时兴起，作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沛王也正儿八经地下战书一样送给了英王。虽然是游戏文字，但引经据典，写得巧妙，所以宫内争相抄书传阅。不知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最终被唐高宗知道了。看到文中“血战功成”、“割以牛刀”的字眼，唐高宗立马就联想起前朝玄武门事变时兄弟互相残杀的情景，认为此文有挑拨离间皇子关系之嫌，于是龙颜大怒，下令即刻将王勃逐出王府，且再不得返回王府。

　　点背不能怪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同样是关于斗鸡的文章，杜淹得到提携重用，王勃却被逐出京城。这不是因为他所说的“时运不济”，年纪轻轻就得到了皇室的赏识，还能怪运气差?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一门心思都在文学上，对于政治却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文学与政治是两码事。一个不懂政治的年轻人，尽管文才很高，但充其量是个“愣头青”，不做官还好，一做官便立刻暴露出致命的弱点。

　　一篇游戏文字，便断送了才子王勃的锦绣前程。年纪轻轻，便遭受如此劫难，失意的王勃无法在京城立足，于是远赴四川，漫无目的地开始游历——也曾独自一人登高远眺，追慕诸葛武侯的旷世功业；也曾与好友杨炯等放旷于诗酒，驰情于文场。虽然玩得愉快，但毕竟难遂心愿。他绝对不会忘记，过去他送一位朋友到四川就任时，曾自信地吟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豪迈诗句。而如今，眼前的大好河山，在他看来，不过是满目伤感而已。

　　郁闷的王勃期待着命运的转机。三年后，王

　　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考。当时，他的朋友凌季友任虢州(今河南三门峡)司法，便想方设法为他在虢州谋得参军之职。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曾受王室赏识的才俊，为何能屈身于此等小官?分析起来，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朝廷仍旧对王勃作檄文之事耿耿于怀，即便王勃参加科考，也不会很快就对他感冒，这点王勃应该很明白；其二，虢州盛产草药，王勃对此很感兴趣。说来也难得，出于孝心，王勃很早就热衷于钻研医术，曾经表示过身为人子不可不懂医道。还是以前在长安时，他结交了一个名叫曹元的人。此人医术高明，将自己的医术秘方尽数传授给了王勃。就这样，在朋友的帮助下，王勃就任虢州参军，平时研究研究虢州草药，生活倒也闲适。

　　然而闲适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复出的王勃很快便遭遇了平生第二次沉痛打击。当时，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四处逃避。不知道为什么，王勃却顶风作案，将其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了事。事发之后，王勃被判死罪。幸亏遇到朝廷大赦，才没有被处死。虽然捡回了性命，但他的父亲王福峙深受牵连，被贬到万里之外的南荒之地，担任交趾(今越南)县令。

　　此事说来甚为蹊跷。作为执法者的王勃，为何因为一个小小的官奴铤而走险?即便与此人私交再好，也不至于执法犯法，窝藏罪犯；既然藏匿了罪犯，又为何杀人灭口?难道他不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按照现在的说法，王勃作案的动机十分不明朗，实施犯罪的理由前后矛盾，非常值得怀疑。

　　对此，新、旧《唐书》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王勃此番遭受灾祸，是因为他“倚才陵藉，为僚吏共嫉”。甚至还有人大胆地推测，这件事情是同僚设计构陷王勃，或者纯属诬陷。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王勃根本没有从以前受到的打击中汲取教训，依旧恃才傲物。另外，王勃不善于人际往来，与同事的关系实在不怎么样。总之，因为年轻，冲动的王勃脑子一热，便不顾一切，再次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经受了这次打击，王勃不再像第一次受打击后那样寄情于山川景色，而是倍加珍惜劫后余生的时光。王勃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进行重新定位，他认定自己不适合从政，更适合做个文人。因此，虽然朝廷第二年就恢复了他的官职，但他不肯就任，决然弃官为民。官场失意，但文场得意。王勃先后完成了祖父王通《续书》所阙十六篇的补阙，刊成二十五卷；撰写《周易发挥》五卷、《唐家千岁历》、《合论》十篇、《百里昌言》十八篇，并写了大量的诗文作品，让人叹为观止。

　　很多书上都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675年，王勃前往交趾看望父亲。途经南昌时，正赶上都督阎伯屿新修的滕王阁竣工。重阳节；阎都督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前往拜见，阎都督早就知道他的名气，于是邀请他也参加宴会。不过，阎都督意在夸耀女婿孟学士的才华，他事先让女婿写好一篇序文，以便当作即兴所作。席间，阎都督让人拿出纸笔，请大家为这次盛会作序。大家心知肚明，纷纷推辞。可王勃却毫不推辞，接过纸笔便写了起来。这下，阎都督脸上挂不住了，便起身离开。不过，阎都督也是爱文之人，就叫人去看王勃写些什么。听到王勃开篇为“南昌故都，洪都新府”，阎都督认为不过是老生常谈；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都督沉吟不语，待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都督不得不叹服道：“此真天才!”

　　因为太过生动，这个故事让人觉得有夸张之嫌。但一直以来，这则广为流传的文坛佳话，成为王勃文情并茂、潇洒绝伦的才子形象的完美诠释。千百年来，当人们诵读《滕王阁序》时，总会伴着那些诗句浮想联翩：在诗歌盛行的时代，那个年轻的诗人，才情如此之高，诗文如此之妙，在滕王阁上轻轻松松就谱就了不朽诗篇，怎么看都不像遭受过磨难的人。

　　是啊，此时的王勃衣襟飘飘，神采飞扬，一举一动都让人艳羡不已。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不堪回首，只能回味。尽管已经不再留恋仕途，但在滕王阁上的即兴出演，却成了王勃借题发挥化解郁闷的绝佳机会。

　　历史上很多文人上演过同样题材的剧目。他们身怀凌云之志，在寒苦的书斋中学得满腹经纶，然后满怀信心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朝堂。若处于顺境，他们往往一不小心就产生骄傲的情绪，看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顺眼，稍不留神就招致祸端，辛辛苦苦许多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等到处于逆境时，他们非但不作深刻的自我检讨，还往往满腹牢骚，怨天尤人，他们陈述着怀才不遇的感伤，抒发着知音难求的情绪，像受委屈的妇人一样喋喋不休。说来也很奇怪，那些苦闷的怨言一旦形诸文字，往往会成为他们的代表作，让后来人几乎忽略他们身上固有的缺点，对他们的遭遇也同情不已。

　　无论如何，后世者应当非常感谢阎都督，是他不经意间为年轻的诗人提供了一个全面展示才华的机会。应当说，这次宴会的意义甚至超过了沛王邀请王勃入府。当初在王府做编撰，王勃只能看别人脸色，写应景之作，既不能直抒胸臆，又有负才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不小心就要犯错误，实在憋屈得很!而滕王阁的宴会，似乎就是专门为王勃举办的专场演出，想怎样表演就怎样表演，更何况已经与仕途说拜拜了，摆脱了各种各样的束缚，真是要多尽兴有多尽兴!

　　676年秋，27岁的王勃打点行装，乘船渡海去交趾，探望多年未见的父亲。可惜的是遇上了海啸，船沉人海，王勃不幸溺水，惊悸而亡。父子还未相见，便阴阳两隔。才长命短，令人扼腕叹息。坊间流传，王勃临死之前曾说：世间绝妙诗文，本来就是天籁之音，而我不过是上天手中的一支笔，现在他要被收回去了。

　　事隔多年之后，《滕王阁序》广为流传，连唐高宗都知道了。虽然对王勃写斗鸡檄文一事大为不满，但唐高宗对他的诗文还是十分喜欢，想到当初王勃只是个刚出道的年轻人，年轻人谁不会犯傻呢?于是就想召回王勃重用。当听说王勃已经死去，唐高宗很伤感地说：“我读《滕王阁序》，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时，常常会按卷长叹：真奇才也!”唐高宗的懊悔尽管显得很真诚，但当初一怒之下赶走人家，现在人没了才念叨人家好，实在有些矫情。

　　[点评]

　　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

　　仅凭这句诗，王勃这位才子就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历史上才子大都很不如意，其中缘由也各不相同。只不过，王勃是因为年轻。

　　年轻，既是资本，也是毒药。因为年轻，才会意气用事，才会频遭打击；因为有才，才会傲然不群，才会遭人忌恨。

　　滕王阁上，王勃用自己的华彩文章，轻易地完成了一篇旷世杰作，庄重地实现了一次心灵救赎。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传奇，那是王勃生平中最为生动的表演。

　　然而，尽管王勃进行了深刻反省，但还没能真正搞清楚自己的软肋在哪里。他抱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慨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听起来让人无限同情，可命运之神对他是很垂青的，李唐王室也给了他机会，怪就怪在他自己太年少轻狂。

　　不过，少了一个平庸的御用文人，多了一位个性的年轻诗人，也是好事。

　　编辑汪微微

　　于是便出现了文中所谓的驿卒泣而瘦马死的苛惨情况。

　　方震孺提出的与后金战事使驰驿倍增是一个方面，但他只把表象呈示给了大家，更深层的却不曾提及。依我看，纵然东事以来，差官络绎不绝，但他们不过只占驿递十分之二，那余下的呢?刘懋上疏指出“十分之八皆为私人所用”，这才是“百倍于前”的真正缘由!

　　驿弊困扰州县本就是崇祯帝的心头之患，特别是驿递“十分之八皆为私人所用”令他气苦不已，故而对于刘懋的上疏深以为然。他思前想后，此法若能抑驿弊，拯百姓于苦痛，且可岁省数十万驿传银以宽财政，自然值得一试。

　　为使新法得以迅速推行，第二日，崇祯帝即于平台召对时提出刘懋裁驿之策。诸辅臣所奏，只是唯唯而未切中要领，不是称天下只需按制度办，驿弊便可自清，便是回答圣谕严切，诸臣不敢违抗。于是，崇祯帝痛声训斥道：“纵有制度，并不执行；纵有执行，只一二州县。”

　　见与辅臣商讨无果，崇祯转而对刘懋的上疏作了表态：“裁之一字甚有理。”并叮嘱辅臣再申驰驿之制。刘懋则改为兵科给事中，专事驿递整顿事务“以苏民困”。至此，裁撤驿递在全国范围施行。

　　其实，刘懋的裁驿递策，其根本便是严格执行已定的驿递管理制度。同时，提升持勘合的条件，抬高驰驿门槛。嘉靖年间，勘合为“温、良、恭、俭、让”五个字：“温”字5条，供圣裔、真人，并差遣往还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寝所用；“良”字29条，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内出者，“恭”字9条，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俭”字2条，供优恤；“让”字6条，供柔远，也即怀柔以致远。以上凡五字合51条，刘懋将此裁为12条，并对每一条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以突出和保障要政、军务。

　　严格驿制与裁减驿递相互作用，裁减驿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减少了驰驿；严格驿制，又使驰驿在定制之内而无超越标准。这样便宽缓驿站所承受的压力，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

　　刘懋正是怀揣着这样的良好愿望去推行新法的，关于所裁驿递数，在翁礼华先生的《古驿及其财政》中记载的是以“俱裁十分之六”为目标，但在其他著述中亦有记载为三分之一。关于此数字，《明季北略》等皆不载，我们不做过多讨论，但有一点很清楚，即无论十分之六也好，三分之一也好，都可以看出刘懋于此所付之深矢，所费之深力。然而，他却成为众官员怨恨之的。何故?因为大明朝的诸多官员，正是在驿弊中得渔利者。

　　早在洪武年间，驸马都尉欧阳伦便驰驿贩卖私茶以获利，事发后被赐死。但这不过是洪武末年的旧事，实在起不了警示作用，到了今时，驰驿而行枉法事者更炽。

　　于是，刘懋一股脑儿地把这些官员们全都得罪了。一年后，他上疏崇祯帝称：“自乡里游滑、驿所官吏、衙门承合、州县长官甚至是抚按大僚等皆对其怨恨不已。诅咒外，尚要绘其像为箭靶来射。”不过，疏中最后一句说：“所不怨者，独里中农民耳!”这绝对是实情的反映。

　　再一年后，刘懋将裁驿的结果报知崇祯帝，两年内各省裁节白银共68万5千余两!但这笔裁减驿递得来的白银未入国库，便为各级衙门以“移作边地修防之需”为由，借支而去。到底是人了荷包，还是填了旧债，或是进贡给了上司不得而知。

　　刘懋原本是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报君恩、解民困、抑沉弊，此番却是苦恼万分，感慨不足。

　　崇祯四年(1631年)，驿递裁撤事竣，刘懋在上疏中称“臣苦”，除了为民请命的初衷被利用和践踏，辛苦裁得驿递银被挪作他用外，还有“臣非不知皇上不得已之苦心，乃国家自有经长之制，原不在加派之间”这种对现实和体制无奈的苦。

　　最终，在千夫所指下，在百官唾骂声里，刘懋黯然地辞官归隐。

　　我们不知道这两年多来，面对上阻、中梗、下逆的局面，刘懋是如何将这种夺官员们私利、驿卒们旧业的裁驿递之举进行下去的，他的内心又承受着怎样巨大的压力和无助的孤苦，在全国范围内对驿站进行改革的。

　　其实，刘懋错了，他不仅轻估了众官员们的奸滑，而且还高看了他们的品格。驿弊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不整，积习相沿，莫说只是裁减驿递，纵是将天下驿站全然废置也是徒然。而且，裁驿一策，客观上也有害于明朝政权的稳定，关于这一点，《明季北略》所论最为通透：“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肓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

　　裁驿之策一行，天下本赖驿传为-业，特别是因“驰驿络绎”而由政府扩充招募的驿卒们便马上失去了生计。最严重的是，秦、晋贫瘠之地，田薄而口众，驿卒们失了业，又无田可耕，只能在车前、码头寻些力气活来做，聊以养家糊口。若逢灾年或战事，经济萧条，便无以为生了，纵是朝廷遣使来赈济，也难以挽救颓局。

　　但是，若称裁驿便是明亡原由，所谓驱贫民而为盗!这个论断我却不能认同。

　　如果追罪，错绝不在刘懋。裁之一策，本为良方，只是可惜体制约束，裁、兴不得并举，只得单辙行进，艰辛备至却入危境。裁策一行，必然要佐以兴之一策，这样，才有“出路”。当然，改革绝非我们在和暖的茶室中品茗论道般轻描淡写，它注定是疾风骤雨、雷霆霹雳。

　　不知多少个夜里，已卸职的兵科给事中刘懋思想前事，百感交加。毁，已然注定了，在众官员的口中、书信里，他简直就是祸国殃民的罪人，更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异端、败类。他同样是个失败者，这一点早在裁驿银挪为他用时，他便清醒地看到了。可是，裁驿递之举，难道全然没有一丝值得肯定吗?他反反复复地拷问自己，煎熬着灵魂。

　　这个答案直至刘懋郁恨而死时，也不曾得出。但世人却以另一种形式作答了：当他的棺椁运抵山东时，家人竟然雇不到一人辇负，以至于停枢旅合，经年不得还乡!

　　这就是他想要的答案吗?

　　当读到“刘懋委棺旅舍”这一节史实时，我唏嘘良久，说不出是感叹，还是不平。对于刘懋，称其为改革者，或许令许多人觉得不适，但我终究找不出其他名称来定义。同时，还要加上一个标签：可悲的!

　　有时，历史的细节，真是令人不忍卒读。

　　数年后，当瑰丽的晚霞映照着荒瑟的驿馆时，中原四处皆在传唱着“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伴着这朗朗的民谣，飙驰的骏马已飞奔入京，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军破彰仪门，十九日破前门。斯时，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国祚就此沦丧。

　　明、清人论及明亡之事，常常将李自成的起义与刘懋的裁驿疏糅合到一起谈，理由似乎很合乎逻辑与情理：李自成原系驿卒，撤驿递后举事，推翻了朱明王朝。然而，这个观点我始终不予认同，并非李自成原系驿卒，裁驿后“为盗”便成为“裁驿令明亡”的结论。李自成不过是千千万万起义军中的一员罢了，只是他原来的身份是驿卒，而恰恰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这只是个历史的偶然。

　　历史便是这般的诡异与残酷。

　　明王朝轰然倾废了，于是那千千万万已是亡明、亡国、亡天下的前朝官员们再一次地将刘懋诅咒、图射。而驿站，在200余年后则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