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波

　　“隐私权”，这是一个在现代中国才兴起的概念。

　　尽管如此，却并不能说古代中国人对“隐私权”的实体就全无感知，就丝毫没有这种意识。中国有一句古话“天高皇帝远”，用来表示一种很自得的状态，为什么自得?因为那个权力至高无上、威严仿佛无所不在的皇帝管不着自己，他们有自己的空间。

　　上古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显然，这个老头儿在他的那块土地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我的地盘我作主”的快乐。

　　而与百姓对立，官方对百姓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权”则非常不满。秦始皇任用的宰相李斯，就给秦始皇献策，要以严刑峻法消灭百姓的私人空间，在他眼里，老百姓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所说所为都是对皇帝和朝廷不利的，应该禁止才行。

　　然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崇尚法家的秦始皇到底代表着一种被否定的符号，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所以，自秦始皇以后，尽管古代中国人没有“隐私权”的概念，但并不代表他们在皇权之下就没有一点儿自己的私人空间，另外皇权也很少公开宣示，准备把臣民的这点儿可怜的空间也尽数剥夺。

　　事情到了朱元璋这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仿佛对臣民的私生活充满了兴趣，希望普天下每一个角落里都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以便窥知臣民们在原属私人空间里的一切言行。于是乎，“没有私生活”，便成为明初人们的一个显著特征，对在朝做官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

　　总在窥伺中生存的官员们

　　关于朱元璋对官员无孔不入的窥伺，有这样几个有趣的故事：

　　宋濂，这个开国功臣，又是文人领袖，明朝的典章制度都是经由他手制定的，朱元璋很宠爱他，还专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有一天晚上，宋濂家里来了客人，他招待客人，陪其饮酒。次日上朝，朱元璋问他，你昨晚在家喝酒没?宋濂是个朴厚君子，据实以对。朱元璋接着又问，和谁在一起喝的?你为客人们准备了哪些好菜?宋濂一一作了如实回答，但心中究竟不免诧异。等宋濂回答完毕，朱元璋哈哈大笑，说宋爱卿真是老实人，没有欺我啊。宋濂这才知道，他即使退朝居于深宅大院中，也逃不过皇帝的眼睛。

　　宋讷，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之国立大学校长，某日在学校里因学生打碎了茶器，很不高兴。次日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了什么事情生气?朱讷大吃一惊，道出了原委，说皇上您怎么知道我昨天生气了?朱元璋丢给他一张图，原来，那是皇帝派出的画工，画的是一张宋讷生气图。

　　一个儒生钱宰，被朝廷重召，编《孟子节文》，退朝回家，思念故乡，文人积习不改，便作了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没想到第二天和皇上一见面，朱元璋就说：你昨天的那首诗很不错，不过你说“午门朝见尚嫌迟”，我可没有嫌你“迟”啊，你这是冤枉我，把这个“嫌”字改一下，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磕头谢罪。

　　上面几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因为其中既有大员，也有一般小臣，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监视官员下了多大的工夫。尤让人称奇的是，朱元璋对已经退休回了老家的官员，电并没有放松窥探。吏部尚书吴琳，已是正部级官员了，退休返乡，朱元璋依然派人前往察看。使者隐藏身份，偷偷来到吴琳的家乡，看见一个老农正在田中拔草，便上前询问：这里是吴尚书的家乡，请问他在哪儿住呢?老农非常恭敬地回答：我就是。使者回报皇帝，朱元璋大为赞叹。

　　朱元璋为什么对窥探官员的私生活如此上心?又为什么有意要将他监视官员的行动透露无遗?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严防官员对自己玩猫儿腻。朱元璋骨子里是不信任自己豢养的官僚集团的，这种无孔不入的窥探可以保证双方在并不信任的框架下，达成一种妥协。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即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官员背着他欺民。这么说也没有什么不对，只要我们不过分机械地界定君与民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这两个貌似天差地别的答案，实质上也可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第二个问题有些让人琢磨不透。世界上热爱偷窥的人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在达成目标之后，还要把自己的行动透露给对方的，否则还能叫什么“偷”呢?但朱元璋不同，他的窥探也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时候进行的，是名副其实的“偷”，可他在“偷”完之后，还要告诉你，你被他“偷”了，这真是一个另类。很简单，他握有让你发抖的权力。世界上的其他偷窥者如果像他这样干，轻则会挨一顿老拳，重的还会吃官司，可朱元璋不会，不但不会，他正要借此明白宣示：你在我面前永远是透明的。

　　为了让臣子们在自己面前永远透明，朱元璋有一套周密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特务制度。关于明朝的特务制度，一个叫丁易的学者，在民国时期写过一部专著《明朝特务政治》，那本书虽有影射史学之嫌，但其中的材料多数还是可靠的。说起明朝的特务，因为电视媒介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那些秉承宦官旨意、穷凶极恶到处抓人的锦衣卫，都“安放”在明朝下半叶的武宗、熹宗时期，仿佛这是明朝快衰败的时候才有的乱象。其实不然，建立锦衣卫组织的正是明太祖朱元璋。起初，朱元璋设立了“检校”这样一个职务，但因为只赋予了检校侦听、侦伺，而无扣押人犯和处刑之权，于是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特设“锦衣卫”之职。检校专门负责察听各级官吏的日常行动，史书上说还包括“风闻之事”，意思是捕风捉影的事他也要费心收集；而锦衣卫则更厉害，它无需通过司法审判机关，对所有臣民均可径行抓捕和审讯，而且它不隶属于中央各部，直接由皇帝指挥调遣，完全是一个权力无边的特别法庭。

　　锦衣卫经常对落在它手里的官员施加酷刑，而有些官员，皇帝并没有准备让他消失，这样，锦衣卫的所谓诸多“不法”之事就传到了皇帝那里。于是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演出了一场怒烧锦衣卫刑具的好戏。他说：审问犯人是司法机关的事，我有时让锦衣卫先问问，不过是要他们先把情况摸一下而已，怎能随意人人于罪?这话有点儿像说单口相声。朱元璋对自己授予无边权力的锦衣卫的“不法”之事不可能一无所知，他之所以要演这样一场戏，不过是因为锦衣卫的民愤实在太大，他面对官僚集团，权且作出一种安抚的姿态罢了。

　　绑在土地上：朱元璋的治农秘诀

　　朱元璋对官场事务控制极严，那么对民间又如何呢?

　　农民在田里种什么作物，他要管。从他建国开始即用严刑强迫人民依照朝廷需要种植作物，“各户务要依照号令如法栽种桑株、枣柿、棉花，敢有违者，家迁化外”。

　　民间风俗，他要管。早在洪武元年，即朱元璋即帝位后的第一个年头，有一个叫高原侃的官员进言，认为京城百姓遇到丧葬，均设宴席，聚亲友，“作乐娱尸”，“无哀戚之情”，这样的风俗极坏，应该禁止。朱元璋即命令制定丧服制度，让

　　天下遵照执行。

　　百姓的生活方式，如婚姻礼节穿衣戴帽等琐事，他也要管。以服饰为例，洪武初年，朱元璋主要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罗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着玩的。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38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

　　在民间事务上，朱元璋为什么如此苛细?因为这契合他建立小农社会的理想。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强制性移风易俗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朱明王朝是建立在元朝统治基础之上的，按照儒家传统观念，风俗和人心密不可分，因此推翻元朝“冠履倒置”的旧制，重树“汉官威仪”是其要务。同时，明定制度，使民间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回到为儒家所规定的“礼”的轨道上来，也寄托着部分崇俭去奢、人心归厚的淳朴愿望。然而，如果超越儒家伦理，以今人的视角观照，又不能不说，明王朝的移风易俗中，也肯定包含着一种蛮横无知的东西，更不用说对个人权利的肆意侵犯了。

　　怎样评价朱元璋对民间事务的严密控制，今人角度不同，难得一致，以现代眼光施以道德评判，也殊难让历史中人心服。也许更值得讨论的是，他依靠什么来完成他对民间的这种严密控制?中国疆域广阔，加上造物主又赐给人一双脚，今天在天南，明天在海北，要想严密控制实非易事。

　　怎么办呢?朱元璋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百姓牢牢地绑在土地上，使你的脚不能随便乱跑，要跑也在他划定的范围内，这样，你就永远在他的控制之中。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九年四月，朱元璋向全国发布了一道命令，要士、农、工、商这四民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命的不得远游，百姓凡出入、作息，乡邻都必须相互知道，如果有偷偷跑到他乡的，都要流放到边远地带。这一规定在朱元璋于该年所编的《大诰续编》中又有了详细的演绎与发展，其中说道：邻里之间，家里有多少人，从事什么职业，互相都要知根知底，乡里的甲长和县、州、府衙门对这些也要一清二楚；不论城市和乡村，绝不允许有游手好闲之人，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出现闲人，而甲长们坐视，邻里亲戚也不捉拿，而该闲人又有犯法之事，闲人一律处死，其所在地的甲长和四邻都迁到边远地区。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又下发命令，规定若有离开本土者，乡邻不仅要知道他去了哪里，还要知道他靠什么为生，如果不知其下落，这人久去不回，乡邻们都要受到惩罚。

　　光靠惩罚和连坐犹嫌不足，为了让农民安于本分，使其永远不能离开其所耕种的土地，除有黄册、鱼鳞册登记户口和土地外，朱元璋又设置了路引制度。所谓“路引”，就是一张加盖了官印的纸片。当时农民在百里之内可以自由通行，若要出百里之外，就得由官府核查，发给路引，作为外出的凭据。官府在各条要道上设立一个叫巡检司的机构，专门负责盘查往来之人，如果你离开本土百里，又没有路引，巡检司就会将你擒拿送官。

　　据考证，路引制度在洪武初年即已施行。这一制度的威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洪武六年八月，江苏常州的一个百姓，祖母病危，急于外出求医，仓促之间不能申领路引，为当地巡检司拿获，要送到司法机关问罪。这时佳话出现了，“朱元璋闻而释之”。的确是佳话，但这是多么让人心酸的佳话!

　　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巨著《国榷》中说，明初规定夜晚不能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村子里深夜里不能有人行走，所以，人们常常稍有不慎就会因“口语细故”而被流放和充军，谈迁的家乡因此而被充军的就高达6000余人。谈迁生活在明末清初，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情不自禁地说：“言之至今心悸也!”

　　从控制力的强弱看“盛世”

　　在朱元璋的努力下，人们的私生活被消灭，洪武朝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控制臣民最为严密的王朝。略翻史料，对这一点都会有清晰的印象。但这只是一种感性的东西，而要论到理性层面，我们又常常听到另一种观点，即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至少是明朝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他一手奠定了朱明王朝的盛世。

　　朱元璋确实是一个手段非常高明的皇帝，否则他也不会对他的臣民具备那么强大的控制力，在其治下几乎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可是仅此一点，似乎只能说明洪武朝是朱元璋这个雄主的盛世，而不是他可怜的臣民们的盛世，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没有人会把自己总是“裸体”的朝代称为盛世。

　　把目光投到中国历史当中，硬要论定哪朝哪代是盛世，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称为盛世，肯定言人人殊，但我们可以从最容易让人理解、最容易得到当代人认同的角度人手。比如，能不能说：一个臣民的私人空间越大的王朝，离盛世的标准越近?

　　因为今人已不存在私人空间大小的问题，这样一个标准或许卑之无甚高论，但放在中国古代，那意义可就非同凡响。试想一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怎样才会使臣民的私人空间变大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王权的铁爪已经松动。不论这只铁爪是没有能力握紧，还是有意被迫放松，其客观上带来的变化将是石破天惊的。不仅会有人性的苏醒，民智的复苏，更有社会的进步。

　　朱元璋强力打压江南，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萧条已久的江浙地区才重新恢复了活力。一本叫《寓圃杂记》的笔记记载：“吴中自号繁华，自张氏之据，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徒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成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盏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是一清二楚的：吴中本来就是繁华之地，朱元璋建国后，“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朱元璋后的正统、天顺两朝，略有恢复；而到了弘治、正德年间，才“愈益繁盏”。作者还特别提到，随着经济的复兴，江南“人才辈出，尤为冠绝”。是的，人才无代无之，关键在于统治者采用什么样的政策。

　　我在《朱元璋为什么忌恨江南?》一文(详见本刊2008年12期)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弘治、正德两朝，统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们的手下，江南经济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复性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与其说是他们的措施多么得当，毋宁说根源正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统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对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激发民智和社会进步却是充分利好。”

　　因为在明中叶以后，朱氏皇权的控制力已经无法恢复到他们的祖宗朱元璋的水平，所以，整个社会反倒能够迸发出洪武朝无法想象的活力。如果硬要我在洪武朝和弘治、正德这样的所谓“盛世”中选择其一的话，老实说，我宁愿选择后者。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