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之政，殆丧于徽宗赵佶。清人王夫之论及徽宗君臣道：“君不似乎人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可谓一语中的。这个风流的官家在他所扮演的诸多角色里，除了帝王这个角色最是不肖外，其余如书画家、诗词作家、艺术鉴赏家、虔诚的神仙方术崇拜者、蹴鞠爱好者及运动员等等，表现都极为优异，可谓是大宋最尊崇的风流教主、最阔绰的玩主。
诗人刘屏山曾记：“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诗中所述正是徽宗冶游之事。因为是北宋人，刘屏山对于尊者以及尊者的行迹尚有隐讳，他无法明言徽宗幸樊楼之真实目的，只称楼上有歌舞。《宋史》则很明确地记载：“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所谓“排当”，即宫中宴饮；设“行幸局”以宴饮掩饰皇帝微服冶游，以犯疮痍作为不坐朝之托辞，实在是用心良苦。这一段记述，最真实地还原了皇帝狎妓不辍，以致旦夕溺
陷温柔缠绵乡的事实。
政和七年(1117年)，有人绘出杭州丽景呈于徽宗。一番艳羡后，徽宗下诏在京师东北角仿杭州凤凰山修筑万岁山，历六年而竣，广袤十余里，“奇花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极于此矣”，美其名曰：“艮岳”。
徽宗对于奇石之喜好由来已久，筑艮岳前，他便开始大肆搜求奇石异花，并由太监梁师成专门负责。于是，太湖灵壁石，两浙的奇竹异花，湖湘的文竹以及四川佳果异木之属，纷纷越洋渡江，凿城郭而至，以致“一花费数千缗，一石费数万缗”。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纵是糜费巨大，举朝依然为之癫狂，如此一来，除了库府为之竭尽，更令地方苦不堪言，无数百姓破产败家。当然，电就此有了方腊的起义、水泊梁山群豪的纠聚犯城。这还不算，更引得边塞鼓声频传。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正是秋高气爽，弓劲马肥之际。金兵分两路侵宋，举国慌乱失措，徽宗更是又惊又怒：金人怎么敢这样埘待朕呢?最后，李纲、吴敏等人要求传位太子赵桓，以更新政局。
然而，即位的钦宗实在难孚众望，不堪其负。史称，赵桓各位东宫时，除了读书，余下的时间便是观看嬉戏于黑漆器皿里的游鱼，“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可以想见，一个终日只知以观鱼为乐的人，对于军国重事该是如何的陌生。这个25岁的青年帝王，面对仓促接手的千疮百孔的帝国，实在是手足无措。
金人入侵之初，宋朝尝遣给事中李邺为使，携三万金赴金营请和，其人归来后竭力鼓吹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时人讥其为“六如给事”。这种视金人如虎狼，以战事为危途的畏敌畏战情绪迅速在朝廷内蔓延，这样的情绪也深深地影响着刚即位的钦宗。求和已然为金人所拒绝了，那么，在迎战或逸逸上，该作如何选择昵?钦宗犹豫着。宫烛一寸寸地泪化，他也焦灼地在殿内一圈圈地踱步，愁眉紧锁，直呼奈何奈何。
之前，门下侍郎吴敏尝向徽宗举荐李纲，称其“明隽刚正，忠义许国，且自言有奇计长篆”。钦宗即位后，李纲上章称陛下即位之初。当攘除外患，诛奸锄恶。对于李纲，钦宗虽相处时间不多，但瞩望已久，早年即读过他论述水灾的奏章，并曾为此作诗，中有“秋来一风向南飞”之句。加之对他所怀的“奇计长策”无比期冀，钦宗便迅速在延和殿召对李纲。李纲对形势作了详尽分析后指出：“当死守疆土，不可尺寸与人!”钦宗见其所言切中腠理，频频颔首称是，翌日便将李纲迁为兵部侍郎。
就此，李纲、吴敏诸人迅速进入备战状态。
二
李纲尝谓自己“谋身性虽拙”，其实不然，他有着敏锐的分析判断力。在金人南侵后，他迅速奏请徽宗禅退，以皇太子赵桓即皇帝位。他清楚地知道，徽宗已然失道寡助，诚如其罪已诏中所述：“言路壅靛，面谈哥闻，恩悻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团军旅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所以，大敌当前亟当更位，以顺应时势，凝聚人心，招徕英豪。
历史上，不知上演过多少出劝进的戏剧，从政治投资的角度看，“劝进”者纵使无法成为“定策”元勋，至少也能在“主上。面前展示一番效忠的态度，日后的荣宠自不待言；而劝退显然较前者要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一言不合，或取杀身之祸。昏昧如徽宗早已惯听谀词，鲜闻耿正之言，所以李纲的“禅位立太子”主张，应当说是冒险之举。
初时，吴敏只提出令太子监国的建议，但李纲却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另立新君。于是，吴敏便说服徽宗，终于使李纲之主张得以施行。
而且，李纲每每于大变乱间临危不惧，处置能力果敢而坚毅，钦宗初即位，屡屡为臣僚进言所动，欲弃都城而逃窜，李纲则劝谏不止，既以前车覆辙为鉴。又以今时形势相慰，提出只要整饬军马，团结人心，以待勤王之师，京城并非不可守也。几经周折，方取得君臣共识，军民一心，同仇敌忾。
史书中载，当钦宗问诸臣谁可御敌守城时，李纲奏曰：“当以白时中等宰相为之。”宰相虽系书生。但深受国恩，驭兵抗敌，理应责无旁贷，然而自时中却顿时忿然反击：“你李纲可将兵出战吗?”李纲则顺应称：“若统兵，当以死相报!只恐人微官卑，不足以夺将士信服。”最后，“(钦宗)乃以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
可以想象当时白时中心中的怒火，由此也更加叹服李纲的智谋，如果没有东京留守一职，又如何施展他的才智呢?终究，诚如顾炎武所言：“保国者，肉食者谋之。”所以，他所谓“谋身性虽拙”实在只是谦词，应当说他是极具政治智慧的。同时，他拙于谋身，正符合了古代圣贤“忧国不谋身”的标准。
虽系一介书生，但李纲的军事才能也极为非凡。针对京城防御疏散、楼橹败坏、濠河浅狭等问题，他积极组织军民备战，在城的四方每壁以12000余人戍卫；布置军民修楼橹、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等，并在濠河边设死士，濠河内布树杈。此外，他还组织马步兵4万人，设为前、后、左、右、中五军，分守各部。
靖康元年(1126)正月八日，金军进抵开封城下，东京保卫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是夜，金军战船沿汴河而下，开始对开封城展开进攻。孰料船行城下，即被宋军死士用拐子拖往岸边，城上继而投石将其砸碎。一夜激战，金人战死百余人，只得退兵。次日，金军再度发起攻势，以云梯攀城。李纲亲身督战，近者以手炮、懦木拼杀，远者以弓弩射杀，再远者以大炮轰击，于是金人“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坠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众”。见此情景，李纲再募壮士“缒城而下”，斩敌烧梯。“缒城”即由城上以绳索垂至平地，缘之而下。可见，开封军民在反击金军的进攻中表现得极为顽强，且卓有成效。
至此，宋军士气百倍，以一当十，而战事愈加
激烈，由晨时而至午后，金人只得再度撤退。最后的战果是“斩敌酋寸余，杀其众数千人”。这一战，也许是宋朝自金人南侵以来最辉煌的一役。
见攻伐无果，初十日，金人遣使商谈和议。李纲以为安危在此一举，请往金营谈判，钦宗却不许，称“卿方治兵，不可”，原因却是“卿性刚，不可以往”，怕坏了和谈。最后，钦宗下令李税为使。临行前，钦宗接受增加对金国的岁贡三五百万，犒军之费亦三五百万，又令李税，解金万两押并美酒、鲜果献于金人。钦宗之心迹一目了然，只在求和以苟且偷安。
李纲尝以十字论宋、金之关系：战，而后能守；守，而后能和。意谓罢兵息战，和平共处或者和谈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双方军事力量相匹敌的前提下，方才得以实现。这样的和，才有基础，才能持远，否则不过徒为与虎谋皮之举。
果然，李税和谈后带回来的结果是：“金人须金币以千万计，求割太原、中山、河间地，以亲王、宰相为质。”
对于金人所谓的求割三镇及以亲王为质，李纲抗争道：“三镇乃国家屏蔽，割之何以立国!至于遣使，宰相当往，而亲王不当往。宰执们一切许之，不过脱一时之祸罢了，若能少迟数日，勤王部队四集后，金人求归心切，再与之订盟，方令其不敢轻视我朝，这样的和议，才能远久。”可惜钦宗断然不允，李纲只得留割三镇诏书不发，希冀延捱时日，以作后图。
朝廷一面令康王赵构、少宰张邦昌为人质前往金营，一面搜括金银。金币千万当然极难凑足，于是将六宫、官府器皿连同天子衣服、车马等全部变卖，可惜离数目仍相差甚远，最后只得尽索城内官吏、百姓，不仅如此，甚至还将娼妓、优伶的家财籍没充官，最终“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民间已然一空。
正月十五日后，各地勤王部队继续集结于京师周境，靖难节度使种师道亦领一万五千兵马人援，为张声势，他令人沿途张榜，大书“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直抵汴水南岸，金军遂向北移师，增垒自卫。
斯时，李纲再上奏称：“金人贪婪无厌，其势非用师不可，且敌兵号6万，而宋师勤王部队集于城下者已有20余万。金人以孤军人重地，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可计取之：一方面扼守河津，断其粮道；另一方面对其主力部队采取围困的办法，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同时分兵恢复畿北诸邑，诱引敌军小部队游骑出营，逐一袭杀，瓦解其战斗力。这样，待其兵将疲备，粮秣匮乏时，令其承认三镇为宋朝所有，再纵其北归。最后，于金人北归渡江之际，再以精锐部队击之，必可大获全胜。”
纵然再不解兵法的人，相信也能从中读出李纲对于歼灭金人采取了包围战、持久战、游击战、伏击战等战术，这让我们充分认识了李纲的军事才能。在断敌粮草供给后，对于敌军主力采取的是只围而不战，与其精锐周旋，削其锐气；对于小股敌军则分兵诱引，一一击溃；最后在敌军斗志殆丧的情况下，重拳出击，全力剿灭。
同时，从史书中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即宋军城下2O万兵力对付金人6万人居然不能在短时期内决一死战，以解开封之围，而只得采取持久包围的方式，避其锋芒，耗其生力，挫其斗志，可以想象宋军整体战斗力的低下。
宋军欲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贯彻李纲所构设的战略方针。叮惜天不佑宋，宋军拟定于二月六日的出师计划，在二月一日却被全盘打散了。
当时，宋将姚平仲急于邀功，先期于二月一日率兵骑万人夜斫敌营。可惜此人有勇而无谋，部队尚未出师，开封城内已然户户皆晓，敌人自然也侦知，于是金人以逸待劳，大获全胜。姚平仲因惧罪而弃军逃亡。
劫营失败后，金使入宋，问以毁盟之责，宰相李邦彦居然称“用兵乃李纲所为，非朝廷之意”，同时提出将李纲绑赴金营以谢罪的建议。于是钦宗罢李纲、种师道之职，以秦桧为割地专使，至金营谢罪，并交割三镇。
宋朝在纳币、割地后，终于换得“欢盟即定”，偷安一时，而金人“即得三镇之诏，又肃王为质，遂不俟金币数足，引兵北去”。东京保卫战的胜利成果就此化为了乌有。
此后，李邦彦等人唯恐宋军自行于黄河岸遥击金军，便令人立大旗于河岸，上书：“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自此，北宋朝廷以“北兵已去，太上(宋徽宗)还宫，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
三
可以说，正是东京保卫战成就了李纲之名。此前，他不过是从四品的太常少卿，所执掌的只是礼乐、郊庙事务，相较于二府宰执去之甚远，其职司与赞襄兵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际，他被推到了洪峰之尖，推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开封城是否如李纲所言，只要“整饬军马，团结人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便可无虞昵?
首先，敌我力量的分析。
《续资治通鉴》中载：“(李纲奏称)金人张大其势，然兵力实不过六万，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部落。”金人只6万军马，且精锐不足3万，而宋军兵力近9万，其中4壁守备各12000人，马步兵四万人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前军居通津门，后军居朝阳门，其余诸军居城内以备缓急。应当说，双方力量是可抗衡的。更何况后来，宋朝方面更是“勤王师踵至，日或数万人”，最终在城下集结2O余万人。
其次，军备方面。
宋将吴璜称金人有“四长”，即骑兵、坚忍、重甲和弓矢。“四长”的中心即为骑兵，故而特别重视铠甲和弓矢装备。史称，侵宋的金军统帅宗州的侍卫亲军皆着重铁甲，号称“铁浮图”。而宋代军事工业的组织、规模极为庞大。《中国历代军事装备史》中记载，宋代仅开封即设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南北作坊年可制涂金脊铁甲等32000件，弓弩院造弓1600余万支。这只是京城的造作，尚不含诸州所进的黄桦、黑漆弓弩，另外军器腧尚设有火作，以制造火箭、火炮、火蒺藜等，而宋朝的床弩与抛石机同样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同时，北宋末年，宋朝已制造出爆炸性火器，如霹雳炮。李纲在东京保卫战中即使用此物，史书如是记录：“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武器装备在防御作战中绝对具有优势。
再次，双方战斗力的比较。
金人两次攻城，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前番为宋守城将士“斩酋长十余人，其众百余人”，其后更是损失惨重，被宋军“斩酋长十余，杀其众千余人”。另外，金人小股部队亦屡遭宋军挫败：“金人耻小邑不破，益骑三千，急攻东明，京东将董有邻率众拒之，斩首十余级”，“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顺天门外，乘势击之，杀获甚众。”正因为此，宋朝勤王的部队陆续抵达后，金人游骑不敢出，只是增垒自卫。
这一方面，诚如李纲所分析：敌军虽则6万，但其半为他部军士，精锐不足3万，由于长途奔袭，作战力必然下降；而开封守军的妻子、父母皆在城内，一旦城破，必然凶多吉少，故而以哀兵作战，以一当十。众将士在李纲等人的感召
下，皆“愿以死守”，斗志高昂，屡有斩获。故而，无论从杀敌的斗志还是能力来说，都能将东京保卫战进行下去。另一方面，“金朝前期军队基干和精锐的女真骑兵，长于弓矢远射，短于白刃近战”。(王曾瑜《金朝军制》)这是金人攻城失利的一个关键原因。
最后要指出的，也是要领所在，即东京保卫战是守城而非攻伐。最初白时中质问李纲都城岂可以守，李纲反诘道：“天下城池，岂有复如都城者?”而事实上，开封虽无高山湍流作为屏障，但是从开封城内的军马、粮草、防具各方面来看，绝对可以防守。军队方面，除城内近9万余兵士外，其后又增加了勤王的各部力量；物质方而，纵是勤王部队2O余万驻扎城下，开封城内依然能做到“给刍粮，授器甲，立营寨”，因为仅延丰仓就储有谷粟4O万石(宋代每石约折今65公斤)。
种师道人援京师后，对于宋朝的种种屈服，诧异地说：“京师周回八十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粟支数年，不可攻也。”种将军的疑问我们一样存在，但是钦宗为我们作答了：“业已讲和!”
随后，在政事堂，种师道再次询问李邦彦：“京城坚高，备御有余，当时相公何事便讲和?”李邦彦推诿说：“京师无兵，只得讲和。”师道反驳道：“战与守乃两回事，战或不足，守则有余。且京师内有百万之众，皆可为兵。”李邦彦讪讪道：“素不知兵，不知出此。”种师道只能徒然叹息曰：“相公不刁兵，岂不闻往古守城者乎?”
关于宋代开封城防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熙宁八年(1O75年)，宋神宗苦于“都城久失修治”，以宦官宋用臣提辖修筑之役，修筑的标准以“边城战斗式样的需要而改建”，历三年而竣，终使开封外城“屹然崇墉”，“坚若埏埴，直若引绳”。哲宗时，继续修楼橹、战棚等附属建筑。而东京保卫战距此尚不足5O年。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开封城战或不足，守则有余，凭借军民一心，完全可以捍卫。
宋史专家张邦炜先生在论北宋亡国的缘由时，特别指出金、宋两国的对决，前者无论是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较之后者都有极大的差距：斯时北宋人口已然近亿人，而金国不过区区500万，相差近20倍；女真社会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地狭产薄”，物力有限，而北宋具有地大物博的优势，财力方面相较有天壤之别。金国初年并无固定的财政收入，金军南侵时，士兵除自备有限的粮草而外，主要依靠掳掠。而北宋的财政收入在神宗时仅钱币收入一项就达五千万贯之多，徽宗时又“天下赋八之数悉倍于前”，何况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六分之财，兵占其五”。可以说，北宋经济对战争的支撑能力是金朝所无法比拟的。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O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六万人”。尽管“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但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可是，金军最终战胜了宋军，但这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实属“变弱为强，以寡制众”。
最后，张先生总结道：“北宋并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斯言信哉!
四
今灭，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对尘封的历史进行梳理时，也明白了李纲并非书生意气，坐而空谈。他的谋略若能得以施行且贯彻如一的话，那么，历史必将改写了。
当我们在为北宋的失败扼腕叹息时，是否会联想起李纲的悲壮?当他再度入朝面见钦宗时，所做的是“泣拜请死”。他并不负咎，却一样要请死，清死是一种姿态，是做臣子的一种担当。可是，他甘心自己的心血就此付之一炬，东京保卫战的成果就此化为乌有吗?
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的总是死难的守城将上怒发冲冠、奋勇杀敌的一幕，于是，李纲数次上章乞休，朝廷不允。虽然金人已去，朝廷内外恬然如故，但终究还是需要一个“负节气”的臣子以敷衍天下军民。
然而，最终朝廷连敷衍的虚情都以为负累，有人以其“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为由上奏李纲弹劾。九月，李纲被贬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扬州；十月罢知扬州，提举明道宫；当月，更责授为保靖军节度副使(保靖军节度在今安徽宿州，副使一职官阶不过从八品)，安置建昌军(建昌军为今江西南城，而安置一称在宋代则指对高级官员犯罪的一种惩处，一般不除名，多责授散官)。
当李纲从英雄骤然变为“罪臣”时，他心里该当作何想呢?面对这样的结局，他于《靖康传信录》中剖陈道：“进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国家艰难，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成，而为庸懦谗慝者坏之，为可惜也。”他并不以取合而忧乐，所惜者，是国家危难而其谋不得践也。
之初，陈东等太学生上疏请留李纲时，尝书“(李)邦彦等不为国家长久计，沮纲成谋以快私愤”。其实，不为国家长久计者，何独李邦彦之流，钦宗亦然。斯时，东京城内流传着一首民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史载，李纲晚境穷窘时，每每寄望放舟烟波，横笛清秋，莫问六朝兴废。这可谓是读书人不得志之后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了，可李纲依然始终耿耿于国是日非，最终于悲愤中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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