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

　　晚唐诗人李商隐，一生坎坷而短促，四处入幕，一直郁沉下僚，仰人鼻息；夫妻恩爱又不长久，结婚仅十几年，妻子就撒手人寰，留给他无限的思念与悲痛。可以说，李商隐的人生是相当失败的。但是，他以高超的诗歌艺术手法，表现了丰富的个人感情世界，一个虽然带着忧伤色调，但却是无限美好、令人向往的情爱世界。

　　为什么那么多生前飞黄腾达、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都已经腐烂成泥、湮灭无闻了，而失意漂泊、餐风饮露的李商隐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缠绵的感情世界，任由着岁月、风雨的淘洗，却丝毫不减其美丽与华贵?让我们吟着李商隐的词句，走进他美丽华贵的一生。

　　李商隐(约813～约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至荥阳(今属河南郑州)。

　　古代诗人从屈原《离骚》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都有追溯远古祖先的习惯。按照这个习惯，李商隐也说“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其实所谓“王孙”，是指他的远祖跟李唐祖先有同族关系。李商隐本身是凉武昭王李暠的第十五世裔孙，但这种关系对他本人的人生境遇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溯五代，其家族中人虽然也有富于才气学问者，但是命运不济，皆不过俗吏幕僚，顶多也只是做到县令。

　　李商隐的先人中，还有一个现象：容易早夭。其曾祖父李叔洪从小就才华横溢，19岁中进士，跟刘长卿、刘眘虚、张楚金等人齐名，但不幸2 9岁就去世了，祖父李俌具体卒年不详，但也是“以疾早世”，李商隐的父亲享年也不长久，去世的时候李商隐才9岁。

　　李商隐的家族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历史。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后，他和母亲、姐弟们回到了河南故乡。李商隐是家中长子，因此也就背负上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祭裴氏姊文》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曾“佣书贩春”，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可见，他家并没有多少可以继承的财产，是一个孤贫清寒的下层官吏之家。

　　早年的贫苦生活对李商隐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看重骨肉之情，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少年时期的经历养成了他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在他的诗文中大量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中。

　　李商隐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大姐生平不详；二姐嫁给当时河东望族裴氏，称之为“裴氏姊”，三姐嫁给一位姓徐的人，称之为“徐氏姊”；弟弟名字叫羲叟，进士出身，但“累为宾佐”(《旧唐书·李商隐传》)，仕途并不腾达。

　　三位姐姐都给少年李商隐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李商隐对她们也都很有感情。其中裴氏姊“生禀至性，幼挺柔范；潜心经史，尽妙织纴；钟曾礼法，刘谢文采”(《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女子。可惜的是，她的命运一点也不好。18岁出嫁，因为遇人不淑，新婚不久就被迫回到娘家，郁郁寡欢，次年就病死了，卒年不过19岁。而徐氏姊自父亲去世之后，协助母亲支撑家庭。教育弟妹。出嫁之后，仍然继续在经济上帮助母家。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慈母般的姊姊也于李商隐16岁时去世了。

　　不难想象，李商隐是在一个充满女性呵护和关怀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他对女性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敬重，甚至还有深深的依恋和依赖，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他日后的多情以及诗歌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缠绵与忧伤，也都跟他的这两位姊姊及其命运有密切的关系。

　　情思

　　李商隐曾经说一位朋友“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这恐怕也是他的自况。因其从小跟几个姊姊在一起，对异性很早就产生了兴趣，至少他19岁入令狐楚幕府的时候，就已经在社交场合跟一些女性过从酬酢了。

　　在(《天平公座中呈令狐公》中，李商隐这样描写一位女道士：“更深欲诉蛾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词句间透露出他对艳情的浓厚兴趣，显然是情窦已开。中进士之前，他流落长安，在多首诗歌作品里表现出急切的求偶心情，并常常以司马相如自比，希望朋友们帮忙玉成，为他介绍美丽女子。如《令狐八拾遗绚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另外有诗句云：“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赠别人。”如此坦白地在诗歌里表现出嘤嘤求偶的迫切心情，古今诗人里都是极为少见的。

　　一个人的多情可以有两种基本表现方式，一种是表现为专一的深情，另一种是表现为对多个对象的多情。而李商隐的多情可以说是这两种的结合：他既有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深情，也有对多个对象的多情。

　　他对妻子王氏的深情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他也曾经有过几个恋爱对象。清人冯浩指出：“统观前后诸诗，似其艳情有二：一为柳枝而发；一为学仙玉阳时所欢而发。”其中“柳枝”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柳枝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却失约了。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纳为妾。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那么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而“学仙玉阳时”是指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并写过《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一位女道士发生过恋情。

　　除此之外，李商隐在幕府、官僚、同事、朋友的饮宴席上也有不少“题赠歌女、妓女的作品”(杨柳《李商隐评传》)。也就是说，李商隐在花天酒地的场合，不但不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君子，相反，从屡次代妓作诗这一点上推测，可以说他是个如鱼得水的风流才子。不然，他的数量、质量皆可观的艳情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也就值得怀疑了。

　　有人推测，李商隐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但由于缺少记载，李商隐第一次婚姻的情形已经无法可知。那可能是一次十分短暂、肤浅的婚姻关系，而真正令李商隐动感情的是娶王茂元女儿的这一次。

　　李商隐的这一次婚姻，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而是他先主动追求，再辅以朋友撮合，近乎自由恋爱的结合。而结合之后，又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追求、结合、两地相思，整个过程李商隐都以诗歌做了纪录。

　　李商隐对于爱情的追求是积极主动的，碰到令他动心的女性，他非常善于放出爱情的电磁波，善于表现出一往情深的恋恋不合，善于抓住机会，决不躲闪、回避、呆若木鸡。

　　大胆追求果然奏效，李商隐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抱得美人归，如愿以偿娶到了王茂元的小女儿。他也不掩饰自己的新婚快乐，“灵归天上匹，了遗世间人”(《七夕偶题》)，“雾夕咏芙蕖，何郎得意初”(《漫成三首》之三)，都是他新婚得意

　　的真情流露。

　　由于李商隐身处牛、李两党矛盾的夹缝，仕途坎坷蹭蹬，生活也一直清贫艰难。但是，十多年来，他们夫妻二人恩爱如初，这从他与妻子分居两地时的思念中看得最分明。李商隐写过不少寄内诗(所谓寄内诗，是指诗人在外地时写给自己妻子的诗)，其中有些是作为书信寄给妻子的。在这些诗中，有美丽妻子的身影，有诗人的深情思念，有对妻子的关心，也有对夫妻重逢的憧憬。如：“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裙钗芙蓉小，钗蓉翡翠轻。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莫近弹棋句，中心最不平。”(《无题》)这首诗应该写于新婚不久，李商隐应博学鸿辞科不中，妻子为其感到不平，寄书信安慰他，这是他的回信。

　　李商隐最脍炙人口的寄内诗当推《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一首诗“语浅情浓”，既朗朗上口，又抒情尽致，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生前恩爱必然会有死后的深情忆念。李商隐27岁跟王茂元的小女儿结婚，40岁时(也有说是38岁时)王氏去世。妻子去世后，李商隐虽然没有留下直接以《悼亡》为题的诗歌作品，但是，不少诗都含有悼亡追忆的内容。他写下的悼亡诗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的《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此外还有《房中曲》一诗：“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少。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从此诗中可知，李商隐妻子不但模样美丽，而且通音律，善于鼓瑟。“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一句，更是表达出物在人亡，睹物思人的哀伤之情。可见，妻子去世后，李商隐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常常沉湎于忧伤之中。

　　才与命

　　李商隐著名的《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诗中他把自己比作汉代的贾谊，文才上二者或许相当，但命运上他还不及贾谊。因为汉孝文帝至少是很欣赏、看重贾谊的，而他则毕生都沉寂下僚，没有接近过最高统治者。

　　生前，友人为他鸣不平：“徒嗟好章句，无力致前途”(喻凫《赠李商隐诗》)；死后，友人为他惋惜：“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诗》)。有人这样归纳李商隐的人生遭际：“厄塞当涂(途)，沉沦记室。”所谓“记室”，就是今天所说的秘书。

　　因为仕途的不顺，生活不免潦倒寂寞，乃至于饥寒交迫。李商隐在给自己文集所作的序文里，回忆十年的京城生活是：“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樊南甲集》序)可见，他的才华是有人赏识的，他的遭遇也是有人了解并同情的。但怀才不遇、生活的艰难，都使李商隐感到寂寞和悲哀。他曾多次在给他人的书启诗歌里表达了这种心情。如《上韦合人状》中说：“无田可耕，有累未遣；席门昼永，或旷日方餐；蓬户夜寒，则通宵罢寐；怀书窃愧，拂砚增悲。”在《谢邓州周合人启》中这样说：“文华锦茵，终成虚饰；杯杓匕箸，谁与为欢；孤独扁舟，寒更永夜。”这些书启呈诗，难免有哭穷求汲的用意，对于生活穷困的描写或许有些夸张，但与真实情况不会有太大出入。至于心情的悲苦，那一定是真实的写照。

　　而中年丧妻更是给李商隐的灰暗人生又添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李商隐《上河东启》)。不消说，多愁多病的李商隐，其人生的最后几年常常是沉浸在对亡妻的怀念之中。

　　那么。造成李商隐人生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人归因于李商隐的为人。《旧唐书·文苑传》说他“恃才诡激”，因而“为当途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壤终身”；《新唐书·文艺传》说因为他“诡薄无行”而遭到牛、李两党的共同排斥，早年一起长大的朋友令狐绚因为他“忘家恩，放利偷合”，在做了宰相之后也没有向他施以援手。十分喜爱李商隐诗文、倾心尽力为其诗文集作笺注的清人冯浩也认为李商隐不能摆脱“无行”的指责：“……统观全集，其无行诚不能解免。当得第而未仕，则遽背恩而赴泾原；茂元卒，又欲修好于令狐；令狐出刺吴兴，又即膺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惮牵牛驴之句；桂府遽罢，卫公迭贬，令狐八居禁近，则又哀词祈请，如痴如醉。”(《李商隐年谱》)

　　所有这些，对李商隐的为人都是持否定态度。

　　当然，也有人对李商隐的为人给予肯定乃至高度的评价。例如现代有研究者认为：“义山少负奇才大志，于此等党派(指牛、李党)，应所轻视，惟爱结交同时之进步人士，牛、李两党皆有之，如萧澣、杨虞卿，皆为牛党。义山挽诗，一往情深，集中李卫公一绝，对于德裕尤显然有不满意，文集致令狐绚一书，亦甚兀傲，无猥琐干求之态。可见义山并不注意于党派。”(谢无量《谈李义山》)

　　归根结底，对李商隐为人的争议基本上都围绕着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了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之后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中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在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属于“牛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绚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但王茂元与李德裕素来交好，一直被视为“李党”成员。

　　因为这桩婚姻，李商隐被“牛党”视为叛徒，而“李党”中人又因他曾为“牛党”之人而鄙其为人，这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仕途无法顺利。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都没有机会晋升，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交往之人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显然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只能是一厢情愿。

　　而对李商隐为人争议的分歧在于对李商隐心态的把握：他究竟是蔑视党争呢?还是“放利偷合”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对李商隐整个人的志向理想、道德操守的评价。我的理解是，李商隐既没有那么崇高，也没有那么卑贱。这中间既有利益的考虑，也有感情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