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这首传颂千古的《石灰吟》出自有明一代铁骨铮铮的名臣于谦之手。可是这位“粉身碎骨浑不怕”的民族英雄，虽将青白留在了人间，却不经意间成为皇权争斗的牺牲品，这究竟是因于谦个人性格弱点所造成的，还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使然?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年(1412年)，14岁的于谦考中秀才，此后在杭州吴山三茅观读书，学习非常刻苦，“濡首下帷，足不绕户”。17岁时，他观看石灰窖深受触动，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抒怀之作《石灰吟》，以后又写了《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铁石虽然变成了煤炭，但它依然造福于百姓。于谦以此自比，表示自己至死也要为国家出力，为百姓的饱暖死而后已。
永乐十八年(1420 年)，于谦参加乡试，中了第六名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又得中进士，并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时年23岁。
1423年，于谦奉命到广东考察官军功过，并负责安抚湖广一带的瑶民。因为当时官军横征暴敛，经常为邀功滥杀瑶民，瑶民苦不堪言，时常聚合暴动。于谦到任后，为了解实情，不顾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微服私访，对军官的行贿拉拢秉公办理，兵将和瑶民皆称其严明公正。考察完毕，于谦回到京师，具言上奏请朝廷改变对瑶民的残暴政策，缓和了朝廷和瑶民的紧张对立形势。于谦也因此以“廉干”称闻于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亲征鞑靼的途中病死。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驾崩。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听闻于谦事迹，宣旨召见。于谦奏对，口才伶俐敏捷，应对如流，条理清晰，剖析入微，宣宗很是赏识，任命其为御史。
次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在任决断冤狱，革除弊政，惩治贪官，廉明公正，政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特提拔于谦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河南、山西两省。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极高，在都指挥史、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此前，朝廷还未设此职，由于于谦才能出众，特授大权。当时，于谦年方33岁。此后一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19年问，他一直任巡抚职务，并做出了突出的政绩，百姓交口称赞。
在任上，于谦遍访两省州县，治理黄河水患，发动百姓增筑黄河大堤，以种树固坝。同时在两省推行轻税养民政策，上疏固请将赋税减半，并开官仓济民，“以每岁三月，令州府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粱。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如果该州县长官任期届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遇上荒年，他发动地方富户赈济灾民，按捐粮数目免除徭役、建坊赠匾、给予冠带等，同时还派人到湖广等地收购米粮，贮存官仓，以备荒年之需。
在任期间，于谦常常是冬春在开封，夏秋在太原，不辞劳苦两地奔波。此外，于谦还善于断决冤狱，百姓有冤屈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于谦亲自审理，公正决断，因此深得百姓拥戴，称其为“于龙图”、“于青天”。
于谦的政绩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一致认可，更得到百姓的拥戴，威望甚高，但又因其不顾权贵利益，屡屡上奏，引起王振党羽的痛恨。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的职务。此前，有一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顶撞过王振。通政使李锡便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到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别人代替自己，把于谦投入监狱判了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的消息传开，山西、河南数万百姓进京喊冤，请求释放于谦。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将他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两地的皇室藩王再次力请让于谦继任两省巡抚，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将于谦原任调回。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父亲病死于杭州，于谦回乡丁忧，不久母亲又病死，复丁母忧。尚未服阙，朝廷即召其赴任。次年，于谦又被调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
二
王振是有明一朝第一个专权祸国的宦官。他原是县学里的教谕，因见做县里教官没有前途，就自宫后人宫，因为识字被安排教习太子读书。太子朱祁镇此时尚幼，对老师既敬又怕，称王振为“先生”，及至做了皇帝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敢称名。王振此时也极尽心思，恩威并用，让年幼的皇帝对其很是信任依赖。
英宗的宠爱和倚顺，使王振更加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后来甚至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此外，他还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同时，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使国家难以安定。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刺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杀征鞑靼，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刺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各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憎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自此之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并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数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数目，企图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明朝百姓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乃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促应战，自然连遭败绩。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
力劝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悉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方力强，何不上法祖宗?”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宣宗朱瞻基都曾御驾亲征，并取得了辉煌胜利。英宗年轻好胜，遂于七月十六日，亲率50万大军浩浩荡荡誓师出征。王振掌握全部大权，跟随英宗左右。大军十九日过居庸关，二十三日抵达宣府(今山西宣化)。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瓦剌军直接攻人长城。而王振孤注一掷，仍继续往北进发。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乘机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于是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走了四十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少时间，很快就被也先军追上。明军军心动荡，仓皇间迎战，只能且战且退。十三日，英宗退到土木堡，距明军重镇怀来城仅20里，却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暂停行进，夜间驻扎堡上。兵部尚书邝野屡奏进驻怀来，王振勃然大怒，喝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邝野慷慨激昂答曰：“为国为民，死何惧哉?”王振气急败坏，将邝野轰出门外。明军驻扎在土木堡的同时，瓦剌军迅即包围了整个土木堡。
十四日清晨，瓦剌军四面合围，准备困死明军。因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两丈仍不见水，军士饥渴难耐，人心惶惶。堡南15里外有河，已被瓦剌军占据。英宗朱祁镇心知不能坐以待毙，便派使讲和，也先假意答应，佯装后退。王振不知是计，下令军士将营帐移到河边，士兵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也先乘机挥师猛攻，明军丢盔弃甲，四处逃窜，霎那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乱军之中，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五十余位高官被杀。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中见王振抱头鼠窜，大喝：“我为天下诛此奸贼!”用铁锤一锤击死王振。英宗见护驾诸臣死逃殆尽，突围无望，索性盘膝面向东南而坐，静待敌兵。瓦刺军冲到跟前，见此人神态服饰不同于他人，便将他送交瓦剌军指挥赛利王。赛利王疑惑不能断，经也先辨认，方知是明朝皇帝。此一战，明军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三
英宗被俘的消息是被逃回的伤兵残卒带到北京的。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嚎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营救英宗心切，密令取出宫中大量金银珠宝，用八匹马车拉着，由太监送到居庸关的瓦剌营中。
也先留下赎金，却不放英宗。当时，瓦剌内部对如何处置英宗也产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将英宗就地斩首以泄大恨，有的主张俘虏明朝一国之君，奇货可居，并借机向明朝要挟。也先说服诸将，先将英宗押到其弟伯颜帖木儿营中看管，然后趁明朝国内无主，率军大举进兵北京，企图一举击溃明朝。
在北京，人们忧心的不仅仅是英宗的安全问题，有识之士更担忧北京乃至大明王朝的存亡。历史上皇帝亲征被围的事也不是没有，如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雁门关整整一个月。但这两次都不至于对国家存亡造成太大威胁，一是军队的精锐尚在，二是首都距前线上千里，敌人难以瞬息攻到。然而此次英宗被俘却非同以往，其一，英宗所率50万大军是明朝军队的全部精锐，京师只留有老兵残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其二，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长城仅一步之遥，敌军奔袭一夜即可兵临城下。北京存亡关系国家存亡。北京一旦不保，明朝将轰然倒塌，即便不亡国，也至少失去半壁江山。
此时，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极力渲染瓦剌军的强悍凶残。京师此时士兵不足10万，兵器、盔甲也严重缺乏。恐惧气息笼罩整个北京，京城一片混乱，不少大户开始将家产南迁。
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年仅3岁，根本不可能预政。十八日朝议时，翰林院侍讲徐(王呈)进言道：“吾夜观天象，天命南移。京师疲卒赢马不足十万，何以抵挡?愚意不若南迁。”此言一出，群臣大哗。兵部右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倡议南迁者当斩!京师乃天下之根本，一动大事去矣。北宋南渡，可为殷鉴!请速召勤王兵，誓死固守。”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不少大臣的赞赏，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朱祁钰、皇太后诏告天下，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祁镇长子见深为太子。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令于谦负责京师战守兵事。
于谦随即着手备战，奏请将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府运粮军全部调入京师。接着，于谦又奏请清除王振余党，以泄民愤，表明朝廷的立场和态度。
随后，于谦又任命将领：封杨洪为昌平伯，与罗亨信、朱谦等人镇守宣府；荐举陈镒安抚京畿内外军民，罗通守居庸关，曹泰守紫荆关。因石亨先前战败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知其晓畅军略，很有军事才能，令其总领京营兵。与此同时，于谦又加紧锻造兵器，押运粮草，充实军储。
“土木之变”后，也先挟持英宗在边疆各城池勒索要挟。二十一日，瓦剌军到大同城下，让人拿着英宗驾牌请守城士兵迎驾。大同总兵官刘安和参将郭登信以为真，出城朝拜英宗。瓦刺军趁机掠城，明军大败。也先又矫英宗诏，命大同守军送库银二万两方才退军。刘安搜罗仓库，取出银两，送到也先营中。也先纠缠三天后方挟英宗退出塞外。于谦闻报，严叱刘安，下令各边镇“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同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一策略粉碎了也先利用英宗讹诈的阴谋，坚定了边将抗战的信心，使明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断绝也先的念头，二十九日，以于谦为首的抗战派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于九月初六日登基，是为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十月初一日，也先挟持英宗，绕过大同重镇，大举入寇。十一日，瓦剌军在城门外列阵。也先原以为明军精锐已去大半，此时见明军严阵以待，毫无慌乱，深感吃惊，只好先借口讲和，言欲送还英宗，请明廷派人迎驾，以探虚实。于谦知其虚诈，只派礼部侍郎王复、鸿胪寺卿赵荣出城见英宗。也先借口二人职卑，指名要于谦、石亨等大臣来谈判，明代宗未允许。
十三日，两军在德胜门展开激战。于谦派石亨设下埋伏，让小队士兵诱敌。也先派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率兵万余，冲杀过来。于谦即令伏兵放火炮、火铳，敌军死伤惨重，孛罗和平章卯那孩也中炮身亡，石亨出安定门截杀，瓦剌兵溃逃。之后也先亲率精兵暗袭西直门，都督孙镗仓促应战，力战数个时辰，渐感不支。此城上守将杨善呐喊助威，开炮轰敌。石亨也率兵赶到，三
面夹攻，也先败退，又遭明将王竑伏击，仓皇退至城外数里安营，明军大胜。这是明军保卫北京的第一次会战胜利。
十四日，瓦剌又进逼彰仪门。于谦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三战三捷，毙敌万余。
十一月初八日，瓦剌退回塞外，北京宣布解围。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也先夺取北京的企图，稳定了北京的形势，挽救了明王朝。于谦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在京师守备空虚的情况下迅速集结军队，激励士气，身先士卒，起了决定全局的作用。
战后，代宗论功行赏，以于谦、石亨功劳最卓，封石亨为武清侯，加封于谦太子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极力推辞，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敢邀功赏哉?”最后不得已才接受。
四
明军取得胜利后采取拉拢脱脱不花、阿拉知院的策略孤立也先。更重要的是，明朝已另立皇帝，英宗成为空壳。也先一时陷入两难：杀之怕激怒明朝报仇，放回去又心有不甘，一时无计可施。思虑再三，也先认为与其杀之不如送还明朝，既得到金银财宝，又可与明朝结好，恢复马市贸易。于是他再三遣使致意，请北京派使臣迎驾。
一些主战派大臣认为此乃也先故伎，不可相信，极力反对。于谦力排众议，认为也先屡败，其议和态度可信，劝景泰帝(即代宗朱祁钰)遣使迎驾。此时，代宗却犹豫不决，陷入两难：若迎回英宗，自己必然交还皇位，若不迎回，则必遭非议，于是召集群臣商议。于谦和吏部尚书王直首先陈言，请求遣使，其他诸臣也多随声附和。代宗颇感难堪，怒曰：“朕非贪此位，乃卿等强欲立朕，今复出尔反尔，殊为不解。”群臣瞠目结舌，无以言对。于谦上言：“也先屡败，其意可信。陛下与太上皇兄弟至亲，上皇在外，理应奉迎，万一敌人怀诈，是彼曲我直，我得声罪致讨。今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议?”代宗闻此，方答应遣使。
代宗先派吏部右侍郎李实带随员出使瓦剌，窥探虚实。得知也先真心送还英宗，于谦奏明代宗，派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于七月二十七日出使瓦剌。也先接见了杨善，却连设四问故意刁难之。一问：“敕书中为何没有奉迎太上皇的言词?”杨善答：“为尊太师，成就你主动送还的美名，否则带有强制意味。”也先二问：“为何不多带些金银来赎?”杨善答：“是想让你名垂千古，不然后人会以为你图财而非仁义君子。”也先三问：“太上皇回去后是否继承皇位?”杨善答曰：“天意已定，不便再移。”最后也先又问：“中国古代尧、舜禅让，是否为真?”杨善答：“尧让位于舜，今上皇让位于弟。古今一辙。”四问杨善皆巧妙对答。也先钦叹良久，哑口无言，只好备车驾送英宗返京。
消息传到北京，礼部议定的迎驾仪式很是隆重，代宗以恐遭敌诡计为由删繁就简，只派一辆车马迎接太上皇由居庸关进入，在安定门换乘法驾，至东安门。几天后，上皇至京城，百官于东安门外跪迎，代宗在门内下辇接驾，英宗下轿答礼。两人辞让帝位再三，随后英宗被送到南宫安顿。
南宫即崇质宫，位于重华宫东南，是软禁失宠妃嫔和皇族的专用之所，平日极少有人光顾。代宗又派靖远伯王骥镇守，严禁英宗和外界接触交往，以防他勾结大臣或逃出。不久，代宗去除监国称号，堂而皇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北京保卫战”之后，代宗对于谦很是倚仗宠信，授予大权。于谦甚至可以单独进入皇帝寝宫奏事，其地位权势，无人可以比肩。于谦对于皇宫内部的争斗无能为力，只能屡屡上疏，强调“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应加紧国防和京城的防卫。他发动民众，疏通了漕船运粮草的运河要道，精心改进武器，操练阵法，使军队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而瓦剌内部却开始出现内讧。也先、脱脱不花和阿拉知院三人先前联合攻明时尚能团结对敌，现在也先占去大部分所掠财物，引起其他三人的不满、猜忌，进而相互攻伐。景泰五年(1454年)，也先自立为可汗。但因为也先日益骄纵，虐待他部，兀良哈等部不堪忍受相继反叛。次年，也先仓皇出逃，被乱军杀死。其后，瓦剌内部纷争不已，势力日趋衰弱。
代宗坐拥帝位既久，思索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长期霸占帝位。大臣们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代宗这种篡夺其兄皇位的做法很自私卑鄙。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代宗加赠都御史杨善、王文太子太保，不久又加赠陈循、高谷太子太傅，江渊、王一宁、萧镦太子少师，商辂、于谦大学士衔。四月，又赠内阁大臣陈循、高谷银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镦、商辂金各五十两、银百两。吃人嘴软，诸大臣或升官或得贿，就不好再开口反对易储。
于是，代宗下诏，名正言顺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废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大赦天下。加封各官官衔，尚书王直、武清侯石亨为太子太师，于谦为太子太傅，都御史王翱为太子太保，兼支两份俸禄。群臣默然领受，唯有于谦一再推辞。
孰料朱见济福浅命薄，被立为太子仅一年多，就在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因病一命呜呼。代宗悲恸万分，将之葬于西山，谥曰怀献。因代宗仅此一子，皇储万不能空缺，一些官员上疏奏请“再建皇储”，代宗大怒。不管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宫门已锁，仍命将诸人投入诏狱。不久，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上奏，请皇上朝谒太上皇，礼待上皇诸子，被代宗饬杖八十，谪为定羌驿丞。代宗余怒未消，又旧案重提，对诸位上奏大臣施行仗刑。此前于谦曾密请代宗赦免钟同、章纶诸人，代宗“怫然不悦”。自此，群臣均缄默不敢再言太子之事。
景泰八年(1457年)元旦，代宗接受朝臣拜年贺礼毕，忽觉身体欠安，难以支撑，不能视朝，接连几日卧床休养，也不见效。百官唯恐代宗一病不起，便联名请立太子。代宗传谕说，朕只是偶有寒疾，将于十七日临朝，所请不允。
按照惯例，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皇帝应进行郊祀。代宗自觉病势沉重，于十二日召武清侯石亨到病榻前，嘱咐其代行祭祀之事。
十六日，于谦与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淡知道代宗已经不治，危在旦夕，又与诸大臣商量立太子之事，准备再次上疏，但商议未定。谁知，当晚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的发动者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许彬等人。石亨见代宗病势沉重，将不久于人世，就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人谋议，与其复立太子，不如请太上皇复位。他们又和太常卿许彬商议，许彬以为此举为不世之功，并请石亨等人去和左佥都御史徐有贞商议。徐有贞闻之大喜，并观测天象，对石亨等人说：“天数已定，事在今晚。”遂决定当晚行动。
当晚，徐有贞以边境有敌情为借口，谎称为防万一，派张軏等人率部进人大内。石亨掌管宫门钥匙，夜里四鼓时刻，打开长安门将张軏等人放了进来。入宫后，“复闭以遏外兵”，徐有贞锁好城门，将钥匙丢人水塘。皇宫内御林军不知何故，见有武清侯石亨和张軏率领，也不过问。徐有贞等人带领兵士直奔南宫，“毁墙以
入”。见到英宗后，石亨、徐有贞等人立即拜伏，请英宗登大位，并大呼抬轿进来。因事出突然，士兵们紧张得抬不起轿来，徐有贞率众人合力抬轿以行。一边走，英宗一边问诸人姓名。至东华门，卫兵不开门，英宗高呼：“朕太上皇帝也!”卫兵们呼啦闪开。进入奉天殿后，英宗就座，徐有贞等人三呼万岁。
此时已是十七日破晓，百官已经在朝房等候代宗早朝，忽闻殿中聒噪，正感到惊异，徐有贞跑来高呼：“太上皇帝复位了!”并催促众臣入贺。百官惊愕入谒，英宗宣谕复位，众人才定下神来。
徐有贞等人拥英宗复辟时，代宗躺卧病榻，似睡未睡。被钟鼓声、呼叫声惊醒后，他惊问内侍：“殿内嘈杂，莫非于谦?”内侍答不知。不久，太监来报南宫复辟。代宗呆了片刻，连叹道：“好。好。”面里而卧，不再言语。
二十一日，英宗改景泰八年(1547年)为天顺元年；二十二日，杀于谦、王文等人；二月一日，废代宗仍为郧王，迁居西内。十多天后，代宗朱祁钰死于西宫，时年30岁。
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
英宗之所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于谦等人逮系入狱，一是因为于谦是代宗最为倚重和信用的大臣，主持“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代宗对他极信赖倚重，其疏奏“一言即止”，无不采纳。在官员的任用上，代宗也一定悄悄地询问于谦的意见。因此，真宗即位后剪除代宗的势力，于谦必然首当其冲；二是尽管于谦采取的各项策略也确实迫使也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但毕竟英宗返回后，实际上是被代宗囚禁了起来，于谦作为代宗的重臣，英宗对他不可能不嫉恨。
但是，于谦的被杀，最主要的原因是“夺门之变”的策划者们推动的结果。
于谦性格刚强，遇到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在代宗面前评价官员总是实事求是，从不隐瞒，也从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憎恨他的人很多。如“夺门之变”的功臣徐有贞，由于受到于谦的斥责，很长时间内得不到代宗的提拔，所以对于谦一直怀恨在心；都督张軏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曾被于谦弹劾。
于谦、王文等人被逮系入狱后，徐有贞等人终于逮着了机会，便诬陷他们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并且和太监王诚、张永、舒良、王勤等人策划迎立襄王朱瞻增的儿子。
英宗有些犹豫，说：“于谦确实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位这件事就出师无名。”于是英宗终于拿定了主意，下诏将于谦、王文、范广、杨俊等人斩首，家产归公、家属全部戍边；商辂等人罢黜归里；大同总兵郭登因屡拒英宗于城外，以欺君之罪被谪戍甘州(今甘肃张掖)。
圣旨下达后，石亨、徐有贞等人立即率锦衣卫抄籍于谦家。来到于谦府前一看，却见其府第陈旧低矮，室内摆设简陋，家无余资，也没有奴仆婢女，众人皆惊讶万分。于谦府只有一间正屋，门上用双锁紧锁，石亨和徐有贞以为于谦的金银珠宝一定藏于其中，遂命人砸开房门，登时目瞪口呆，原来里面存放的均是皇上所赐的封存完好的宝剑、冠带、印信等物。
天顺元年即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英宗复辟的第六天，北京阴霾重重，于谦等八人的囚车驰向西市。京城百姓前呼后拥，哭声震天，为于谦等人喊冤。
临刑前，于谦扫视围观百姓，大声说：“当年百万大兵俱在我掌握之中，彼时不谋危社稷，如今一老赢秀才，尚肯谋危社稷乎?南宋文天祥昔日于此处就义殉国，于谦今日死此地，愿已足矣。皇天后土，昭昭我心!”说罢，热泪纵横，作绝命诗云：
“成之与败久相依，岂肯容人辨是非。
奸党只知谗得计，忠臣却视死如归。
先天预定皆由数，突地加来尽是机。
忍过一时三刻苦，芳名包管古今稀。”
吟毕，引颈就戮，时年60岁。
边关军士闻知，莫不涕泣，举营祭奠。居庸关内外树上尽挂白带，以示哀悼。山西、河南、浙江的百姓闻知噩耗，哀恸号哭，多在家中设灵祭奠。但是京城迫于酷政无人敢于收尸，可怜一代英贤就这样横尸郊野!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六日，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即位，改年号成化，大赦天下。不少大臣上奏于谦确系冤死，请成化帝降旨旌表于谦功勋。成化帝崩后，孝宗朱祜樘继位，降旨为于谦赠谥诰祠额，谥于谦“肃愍”，额曰“旌功祠”，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嘉靖年间，又将于谦侑享于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人并祭。万历年间，以“肃愍”谥号不能彰显于谦忠贞功德，又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
于谦冤案到此得以完结。此后的诸朝皇帝都对于谦墓祠有所修缮，以使于谦的英名能流播万代，得到世人的尊重爱戴。
于谦墓在杭州三台山，宋代冤死的著名将领岳飞之墓在杭州栖霞岭，两墓南北遥对。有不少人的诗作或联对将于谦与岳飞并列，如杨鹤的对联：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功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
于谦一生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竭忠尽力却惨遭屠戮，如今他未完的报国宏志连同其满腹才情早已化为西湖岸上的一屡轻烟，离我们日趋渐远，但是其高山景行的功德气节以及对明朝的浩浩忠心将蒙万世景仰。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