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玉堂
隐雷从天边传来,都是坏消息。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走了。这几日真不知是怎么了,接二连三都是噩耗,有年轻人,有稍长者,但都不是该走之人。尤其是他,这只曾经的“沂蒙灵手”,这个所到之处必风趣满堂的山东汉子。据说他是无疾而终。无疾,是说未曾忍受病痛的折磨,未及卧榻多时,算是人生之幸,可是毕竟谁也没有准备好他的倏忽仙逝,遽然离去。一个那么乐观的人,前一天还好端端、乐呵呵的,还在配合他故乡沂源所建的玉堂文学馆的诸多事务,忽然就传来了这叫人难以置信的噩耗!
或许是感应,还是巧合?就在这噩耗将至的头天晚上,大约八九时许,我正在阿来《云中记》长篇小说研讨会后的晚餐会上,与朋友吃着饭。忽然阿来说起了山西的贾家庄,那里在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仍然保留了集体所有制,大家就联想到了同样的情形——河南的南街村,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我则说起了山东临沂的那个曾被刘玉堂在小说中写到的“最后一个生产队”。陈福民兄记忆力好,马上背出了小说中的一段快板:“集体劳动好,能把爱情来产生,个体劳动则不行……”我便就凑上了个“不管你多么有水平”。大家遂一片哄笑,觉得这作者风趣至极。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当口,不到五百公里之外的济南,金鸡岭下的一栋宿舍楼里,我们正谈论的那位朋友,那位幽默了一辈子的玉堂先生,正因为身体不适,从沙发上面溜到了地板上。
未知多长时间之后,他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
家中刚好无人,只有他带着无语的表情,趁着无人看护的时刻,不打扰任何人地走了。
这使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一个解释,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给人带来快乐的,所以他走的时候,亦不肯让一点点悲伤和恐惧打扰到别人。
此时此刻,我在微信里看到朋友发来的他手持由张炜题签的“刘玉堂文学馆”条幅,满面笑容的照片,看到他在朋友们中间吟咏沂蒙小调的短视频。回想着我与他相交相识近三十年的一幕幕情景,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2年4月的“沭春笔会”上,那时我刚刚谋得了山东师大的教职,还是硕士毕业留校工作的毛头小子,并未发表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过混在其中觉得很兴奋,而同行的作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刘玉堂。那时的他不过刚刚四十岁出一点头儿,“最后一个生产队系列”正引发热烈反响。笔会上还有几位学人师长,大家在一起十分融洽。而且此时正逢该县的县委书记是师大的一位校友,故笔会安排周到细致,自不待言。我们一行人在鲁南的山区采风考察,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座谈会、联欢会,晚上一起兴奋地聊文学,白天在车上还要轮番唱歌。那时就领教了玉堂先生的民谣,他的声音并不高亢,但柔和婉转,可谓原汁原味。因为曾在秦皇岛当兵,他还会唱河北的评戏,《刘巧儿》中那些段落,从他嘴里唱出来,除了地道,还多了些沂蒙山味儿。
那一次我便领教到,玉堂是一个仁厚诚恳之人,也是一个平和睿智的人,他对文学的理解,并不尖锐激烈、钻牛角尖儿,也不故作深刻,而总是用了类似农民的方式——很低的底线,最宽的伦理——来思考问题。所以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总有很多缺点,反面人物也并不十足坏,总有一些或稀松或可怜的弱点,而这正是他提供给文学界的独特而重要的美学风格:民间的、温情而幽默的、松弛而平和的、充满和解意味的、教人忍俊不禁的……这样一种新式的乡土风神。
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这位亦师亦友、亦兄亦长的朋友,这位没有架子的忘年交。古人云,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也。我再读他的作品,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有同感和共鸣,那些人物如在眼前晃动,他的腔调和音容也总在眼前晃动。1998年,他以年届五十岁的老熟,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在我看来,那真是一部杰作。他用了独有的幽默精神写出了半个多世纪乡村历史的变迁,从三十年代的抗战,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写出了两代农民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相比过去阶级斗争模式的乡村故事,他的小说真正还原到了民间,充满了苦难中的温情、残酷年代的和谐。这是奇迹,也是历史的原生样态。
《乡村温柔》中的主人公名叫牟葛彰,取的是谐音“木格杖”的意思,大约就是“榆木疙瘩”的意思,是个笨人。这非常符合那一时期文学的潮流,作家喜歡写弱智式的人物,写白痴或精神缺陷者。牟葛彰笨,但并不傻,非但不傻,而且还很狡黠,他办企业发了财,便惦记着要有点社会地位。怎么才能有地位?当然是摇身变为“公家人”。故他忽发奇想,要把企业捐献给国家。他是这样算账的:企业在自己手里,个人充其量就是个乡镇企业家,还是个老百姓,但如果他把企业捐给国家,国家还得让他来管理,他并未损失什么,但企业的性质却变成了国家的,自己也变成了“公家人”,不就有地位了吗。
于是乎他就这样做了,他梦想着自己变成“公家人”的那一天,要来一个四座皆惊的演说,于是便每天对着沂河边的柳树和石头练习,把那些东西都比作是观众,然后错别字连篇地开始他的演讲:“同志们好——吃饭了?”他的语言是混合着“官话”和“老百姓话”两种话语的“怪话”,中间还加了快板等曲艺因素,总之非常好玩。
小说还讲了牟葛彰的成长故事,他的家庭很复杂,父亲既是抗战时期的地下交通员,同时又曾被迫给敌伪做事,但那时所有农村人都很难分得清政治上的界限,孰是孰非,谁个清白正确,很难说得清楚。
现在想来,刘玉堂的这种写法,不止是为了诙谐好玩,而是包含了对于当代文化内部构造的超常敏感。他小说中对权力和民间两种文化的关系,表达得可谓生动:沂蒙山因为闭塞,所以对于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抱以欢迎,但接受的过程则充满了误读和喜剧意味。比如他们喜欢把白萝卜、胡萝卜叫作“老白”“小胡”,是为了有机会和城里人一样,有个“五湖四海”式的称呼;白居易的《忆江南》中有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本是文人的抒情,属于“白色话语”,但在革命年代被引用的时候,它便有了表述“形势大好”的政治含义,可是乡村人不问其详,随口又将之变成了灰色甚至黄色的话语——有两位年轻人在玉米地里谈恋爱被人发现了,大家就说他们在那里“日出江花红胜火,胡啰啰儿”云云。
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乡村人可不傻,他们就是靠这个来化解城乡间的等级关系,权力与民间的差异与摩擦的。在意识形态化的乡村历史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原始和真实的乡村,刘玉堂敏感地将这个世界轻轻擦拭出来,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
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玉堂讲出了真实的农人心理和性格,原汁原味地使用了沂蒙山的口音,加上他诙谐的风格,温暖的调子,便在90年代的氛围里,留下了敏感而重要的一笔。有人因此说他是“赵树理的传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从不以高于农人的眼光看问题,和现代以来启蒙与浪漫的两派作家——鲁迅和沈从文们相比,他既不俯瞰,也不仰视,他的乡村没有乌托邦,只有熟悉的日常性。这和赵树理的态度是最接近的,他们都喜欢将自己混同其间,而不是置身其外。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玉堂总说自己是农民了。他一直说着一口地道的沂蒙话,只是因为他的舌头软软的,这掉渣的方言便被他说得活色生香。他还喜欢说俏皮话儿,什么概念和论调到了他的嘴里,便先自轻逸了几分。比如他喜欢说——“有点小得意”“有些小复杂”“有点小情况”“有些小麻烦”……什么东西这么一“小”,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他还喜欢来点儿快板体,说着说着就要押个韵,“当里个当……”摹仿那种小人物的“小碎嘴子”的感觉。
玉堂好朋友,亦好饮,酒量不算大,但豪气要干云。动不动就说,哥儿几个小聚一下?聚的时候便喜欢主持,三巡之前,永远有充足而得体的理由,为了友情要喝一个,为了某件好事儿要喝一个,为了心情好也要喝一个,气氛很快就上来了。气氛一起,便要露一手,通常他还要低调些,先让别人来,但也经常经不住劝和起哄,他就开始唱了。
玉堂喜欢唱沂蒙小调,通常和男女间的偷情有关,但一定是“文人版”的,不粗俗,唱时还要加些道白,附以解释,所以也是个“诲人”的过程,他那里绘声绘色,我们这里便笑声不断。尔后,他又忍不住自个儿夸自个儿——说:“你大哥我好吧?”大家就必须接上说:“好啊。”他就又来了——“那还不干一个?”大家就齐声:“来,干一个。”
便微醺了。通常玉堂到此即有数了,他喜欢开场,也总要负责收场,尽兴处他会说上句:“没有不散的筵席嘛,过几天咱再聚。”临别时,也总爱说:“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咱们大家,都好好的。”
我和玉堂属于忘年交。他大我十五岁,故我二十多年中一直呼之为“刘老师”,但那是人前,私下里我也常斗胆喊他玉堂哥,因为他总是以哥自称,总是问“你大哥我好吧”之类的问题,如我辈者便蹬鼻子上脸,哥啊哥地叫起来。
他很少会当面批评人,有时候发个无名火儿,也像逗乐子。有一次几个报社的朋友请他吃饭,席间一位兄弟,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一个劲儿地劝酒:“刘老师,多喝点——您今晚放开点儿。”劝着劝着,他便火儿了:“放开,放开,俺早就放开了!你还一个劲儿地叫俺放开,俺问问你,还怎么放开?”窘得那位兄弟连忙赔不是。他便又笑道:“你这么老叫俺放开,好像要让俺干什么坏事似的,倒叫俺紧张起来了,饭吃得不开心嘛。”
后来我还在他的文章中出现了一回,可惜不是作为正面人物。记得那是1998年夏,我和山东的几位朋友随他一起赴京开《乡村温柔》的研讨会,我们是坐火车进京的,一路无话。但不久后我却读到了他发在晚报上的一篇随笔,叫《当了一回坏人》。看着看着差点喷出饭来,原来文章的主角是我。他大意是,原来出门时总是心里惴惴,免不了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的,怕遇见坏人。但这次一上火车,坐定后发现周围的人神色紧张,一观察才发现,是因为自己身边坐了这位兄弟,他胡子拉碴,留着长发,看上去不像个好人。这一路心里便暗自得意,原来当坏人比当好人安全,当好人是自个儿瞎紧张,当坏人则是让别人紧张。
我看了自然忍俊不禁,但也很不高兴,心想,咱虽不修边幅,但一向也算儒雅,怎能将咱比成坏人。后来趁着酒兴想讨伐他,他便说,我身边没有坏人嘛,找来找去就只有你了,你要当好人,我这文章怎么写?你就牺牲一回嘛,再说了,光当好人你多累啊。
想想也是,当回子坏人,让别人紧张一下,不是挺好吗。于是就哈哈大笑,多碰了几杯。
2004年底,我要从济南调北京工作,玉堂便张罗为我送行,他说,清华到北京,最不开心的是我,可我为啥还要为他送行?因为这对他好啊;对他好,对我不好,我还是要攒这个局,送得我眼泪快要掉了……说着他转头对我说:“你大哥我好吧?”
我便咧着嘴说好啊。“那还不多喝几杯?”“來,走一个。”喝着喝着便有点多了。没过两天又凑了一个局,他便说,我看越送越送不走你了,要不,你就别走了。
一晃就是十五年了。
十五年中,也断续有聚会,但毕竟越来越稀,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忙于俗务,过年过节也不一定碰到一起。有时偶然见到,便想多喝几杯,到最后,他还是那些话:“你要好好的,我也要好好的,咱们大家都好好的……”
如今,我多想说,玉堂,我们的好兄长,你为什么如此匆匆,没有告别就离开了?
多想再听听你那婉转的小调,那诙谐的段子,听听你爽朗的笑声,看看你一脸温暖的笑容。
而今,都不能了。此刻,我回想着那些匆匆逝去的岁月,仿佛大风刮过檐角,或者是一场夏日的暴雨过后,夜色中,只有一片可怕的沉默。
但这静寂中似有些许天籁的动响,仿佛小调,又仿佛是虫鸣,它们仿佛在低低地絮语:
你就别走了……
忆红柯
见过他的人,第一眼忘不了的就是他的长相。虽然也是汉人,但他身上流着西北的血液,便显得那样与众不同。一头浓密的卷发,红脸膛,络腮胡须,还有那一双胡人式的浓眉,若是个头再高一点,那便是一位标准的骑士了。但他有着谦逊而憨厚的表情,一张看谁都像老师的脸,嘴里还要把“老师”二字叫出来。再加上那浓重的西部口音,陕西人特有的那种鼻腔里的发音,大手与你一握,便有了兄弟或者老友的感觉。
这就是红柯。有一年我到新疆,车子一路驶过克拉玛依、乌尔禾,直到布尔津、喀纳斯,不知为什么,红柯的身影似乎一直如影随形。仿佛那里不是沙漠,而是一片水草茂密的丛林草地,有野鹿和兔子出没,红柯也不再是那位憨厚和质朴的作家,而是变成了一个扛着猎枪、行走在林间草地中的猎手。他在前面一路拨开荆棘和杂草,带着我们寻找着大大小小的猎物,不时举起枪,“砰”的一声,猎物应声倒地。但当我上前捡起的时候,猎物立刻化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
那是《美丽奴羊》《金色的阿尔泰》《西去的骑手》《老虎!老虎!》《大河》《乌尔禾》《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
红柯是诗人小说家,是小说家中的诗人。他的西北气质仿佛天然地接近于诗,接近于洪荒和本源,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作家。中国作家中不乏有善講故事的,有语言精细和技巧娴熟的,有油腔滑调诙谐俏皮的,但最缺的就是他这样义无反顾身体力行的作家,这样本色的、接近原始和质朴的作家,将自己的生命编进了西部行走的忠实记录、将文字织进了其躬耕垄亩的生命履历之中的作家。
在没有读到红柯的作品之前,我对新疆真的没什么概念,只知道那里是一个干燥的地方,沙漠和荒山、戈壁和雪峰交错着,原野洪荒一片。但当我读到《乌尔禾》中这样的句子的时候,顿时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茫茫戈壁间的一片仙境啊,密林中有河水喧哗、闪烁,有百鸟齐鸣飞翔,树也是杂树,最高大者皆白杨,如同燃烧的白蜡……兔子呢,兔子全进林子里了……狭长的河谷清凉幽静。”原以为这地方是属于作家的虚构,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真的身临其境,经过那片神秘之地。
当然,我经过的时候,大概是在它以东的侧面,并没有看到它那仙境般的景致,而只是看到了它不远处的一片风蚀地貌——魔鬼城。这大自然的杰作让我意识到,真正的艺术创造其实是造化本身,人力的极境是在与自然本身的奥妙无限接近时才会出现的,所谓道法自然,其如是乎。
在这样的地方,人的命运感方能够彰显。每当我看到红柯,总是觉得他与那片土地之间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甚至他那红红的、略显粗糙的皮肤,也是那风蚀的产物。我坚信,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过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读懂红柯的,因为他对生命的热爱不是来自修养、来自想象,而是来自经历;不是来自道德,而是来自本性,来自那大自然的浸淫、雕刻、侵蚀和赋予。从这个意义上,读红柯,是读一部真正的自然之诗。
《美丽奴羊》是那么短,但它似乎就是一部史诗,一部天籁般的生命与生存的协奏曲或史诗。除非有上帝的眼光,否则不会那样写——上帝眼睁睁看着这人间的美好与恶,人间的屠夫与刀子杀向羊群,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一切尽行看在眼里。河川和林带,溪流与草地,时光仿佛停滞,羊群咩叫着,人群兀自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着,谁也不能阻止这名屠夫,但是羊群在用它们的生命,演奏着属于它们的音乐——准确地说是哀乐——用这音乐证实着什么是羔羊,什么是无言的反抗和承受。
“那么白的羊那么绵的羊,不跑也不闹,静静地待在林带里,像树梢挂住的一堆白云……”在这一片祥和与宁静里,手持刀子的屠夫向它们走去。
红柯用了音乐的笔法,用了绘画的笔法,用了人间最美的文字,来描绘这场屠杀。不动声色地犹如一个真正的牧师,他不是用牧羊人的眼睛,而是用了牧师的眼睛、上帝的眼睛来写这场景,所以才让我们看了惊心动魄。而他自己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他见得太多了,他置身其间,仿佛他就那个是善写牧歌和赞美诗的上帝,那个一向悲天悯人的救赎者的上帝。
我不能详说当年我在读到他的小说时的激动,那样似乎显得有点幼稚。但二十多年过去,我老了,他则已作古,我只想说,这是我读过的最美最残酷的小说,胜过诗。
《西去的骑手》或许是另一个代表,红柯把近代史和西部风情混为一谈,将一部并不容易评价的混战史,写得这般悲怆跳荡、淋漓尽致。因为这样一部小说,那些被关闭的历史和固化了的人物又活了起来,马步芳、盛世才、马仲英,这些人物走出了概念的黑屋子,重新粉墨登场。在他们的成长、求学、励志、厮杀、争斗中,沉埋于时间尘埃之下的那些善与恶,黑与白,红与黄,那些罪孽与不得已,还有天山南北广阔原野上的那些或壮志少年,或权谋诡诈,都一一还魂复活。
或许红柯给人的感觉是习惯于太美太抒情,这部小说反而给我留下了更深印象。他并没有将那些历史人物予以过分道德化的装裹,而是相反,将他们置于动荡与杀伐的生存之战中,如此才会像《静静的顿河》或者《战争与和平》那样,将残酷与洗礼混合起来,将人性的种种侧面,还原至生命的真实处境本身。
丰富性就这样显现出来。假如你还不满足,那么就是视而不见,或是吹毛求疵了。红柯没有得上茅奖,或许只是命——我们没必要慨叹命运,与真正不朽的作品比起来,任何奖项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这个人走了,我们反而倍觉珍贵,他的那些诗意与残酷,温暖与质朴,会长久地感动着我们,这就足够了。
仿佛此刻我还在握着他的手,摇一摇,以示亲热。记不得第一次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见面的了,但一定是在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之后。那时,我们彼此紧握着,他用他浓重的陕西口音称呼我“张老师”,我又叫他“红老师”——“你才是老师”,我们彼此哈哈大笑着,就这样成了朋友。
以为他是个能喝酒的主儿,但有过几次吃饭也没有见他豪饮,只是很有数、有礼数的样子,说不定还有点儿敷衍。我的一位有学医经历的朋友说,红柯中年的面相,一看就是容易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种。红脸膛最可怕,看起来神采奕奕,但其实下倾的眼角暗藏着危险,容易患上高血压。或许他也是个爱贪杯的人,尤其是有着那么多年新疆的生活经历,那样的苦寒之地,没有酒怎么成?
最遗憾的是没有与红柯兄一醉方休一次。十多年前,我应一个出版社的邀请,帮助组一个书稿,我起名叫“精神插花”,其中约了红柯一本,大约十来万字的随笔散文,还同时自备了朋友配的插画,记得是一些油画的图片,厚厚的一大摞。我自得意呢,但不期该出版社有人非要把这选题给否了,一来二去,竟流产了。此事我万分觉得对不起朋友,尤其是红柯这样忠厚质朴的朋友,就这么一件美事,一点点真正的交集,居然就给搅黄了。
但红柯并未在意。再见面,他还是紧握着我的手说,没事,感谢。不说便罢,一说便叫我耳根发烧了。
唉,人生有多少遗憾,对于红柯,似乎我欠着他一顿酒,欠着一次酒酣后的长谈,一次郑重的致歉。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请他喝好酒,喝醉,然后好好地谈一谈,谈他的西部,他的小说,他笔下的山川自然,他年轻时代或许有的罗曼史,以及那其中滔滔大河般的永不疲乏的丰盈诗意……
缅怀雷达
三月末的温度升得如此之快。周六的下午,我与友人正在一片春光的郊外踏青聊天,忽然接到朋友的电话,说雷达先生走了。听到这消息,半晌回不过神来。只是隐约想起,最近的这几年,每次见到他,都会觉得他比以前要苍老一些,脸色要灰暗些,再也没有往常那種神采了。早有隐隐的担心,觉得原来那样一个身体强健、神采飞扬的人,怎么会变化这样之大。会议上听他的发言,虽然也还是思路敏捷,但每每听上去会有些气喘。会议间隙,我会上前和他打个招呼,问候一下,但若提及身体状况,他一定会说:我身体很好,我没事的。
现在,他却突然走了,走得这样急促,像他的性格,利落干脆,毫不犹豫。
我与友人说了这消息,大家一时语塞,沉默和唏嘘了半晌。觉得他还是没有给大家留下思想准备的时间,因为他平时看起来,再怎么说,也没有卧床不起、重病缠身的那种印象。
确实,一个要强的人、有自尊的人就会是这样。或许他会把你的关心挡在半米之外,但换位思之,你又会生出些格外的敬意。做长辈的往往有两种:一种是撒娇诉苦型的,见到朋友,话题无非是老了,不中用了之类;还有一种就是永远端坐如山,只给人以力量与尊严,绝不吐露半个字的衰败,与服软。
前一种往往是可爱,后一种则是可敬。
我忍住情绪的沉痛,在迅速地回想着多年来的交往和印象,忽然就看到了微信中许多名家同道的挽联或祭文。这都印证了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在通过作协的朋友,打听着送别的安排,希望能够有机会最后看一看这位整整长我二十岁的文学前辈。
我订了一个花环,从位于北城的学校,驱车前往位于南城的“劲松”。因为我算了一下时日,刚好有一趟不能更改的行程,无法到八宝山送别。但念及这么多年的交集,还有我对他的敬重,我想应该亲往他家中吊唁一下,以表达缅怀与悲痛之意。平时很少去到这边,只是知道作家协会有不少老人还住在这地方。这个奇怪的地名或许有历史的旧迹,但作为文学界的一个聚居区,则确是很有意味。
一路堵,花了近一个半小时才到了雷达先生所住的叫作“华威北里”的院子。看到他所住的北区48号楼。周遭是老旧和略有些凋敝的景致,我甚至看到院子里胡乱堆放着的垃圾桶,下面有污水横流,更感觉不是个滋味。
好不容易进了楼,一路打听来到雷达先生的家,与夫人和家属握手,表达了来意,在雷达先生的遗像前深深鞠躬,默默凝视了片刻。之后,我被迎进了他的书房。家中不相识的亲友很多,几乎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但是见到雷容,还有雷达先生的几位弟子,都是相熟的朋友,我便在这个只有十平米左右的书房里坐了下来。
我没有想到如雷贯耳的雷达先生,他的书房竟然是这样小,一张单人床上面,有一床看上去颇旧的被褥,显得单薄和简朴;两个书橱中摆满了书,中间是一个电脑桌,他的电脑还开着,屏幕上似乎还有没写完的文字。对着电脑有一张靠背很矮的椅子,大概已坐了多年,有些残破了。一些日用家居之物散放在周围。这就是他写作和思考的场域了,说是“斗室”也并不夸张。要说在二三十年前的话,这属正常,若是在学校的旧址和老房子中,也是常态;但如今人们的家居环境已普遍改善了,这样局促的书房,还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尤其他是这样著名的批评家,文学界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人物,居然是在这样简朴甚至简陋的环境下思考和写作,不由我不暗自震动、感慨。
我坐下来,凝视着墙上他的那幅照片。远处的背景像是大海,他的目光深远,如炬,让人顿生敬重,也更有一番复杂的滋味涌上心来。
我最早知晓“雷达”这个名字,要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那时我在一个小城的专科学校执教,刚刚入门文学的行当,虽然角色是讲授外国文学,但我依然偷偷写作,痴迷当代文坛的时新消息,自然也会常常翻阅评论刊物。尤其是看到那本《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差不多每期的开篇或者最前面,都会有这个名字,“雷达”,他确乎很像是一部“文学的雷达”,在不知疲倦地扫描着,那些宏观文字的把握和分析,让我钦敬、着迷。
后来我侥幸考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考学的隐秘动力,当然是觉得那个小城已无法安顿我日渐膨胀的精神需求。但细想可能还有一个压抑在无意识中的念头,就是也想写一点像他那样的几乎是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东西。所以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老师也是学界有影响的文学史家,但我还是偷偷将精力转向了当时还不怎么被重视的当代方向。
想来自己走上批评之路,所受影响之中,雷达先生大约也是其中的一位。当然,究竟是怎样的影响,影响了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为一种所谓的“总体性冲动”攫持着,在最初的几年中,为了在刊物上露个脸,也会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一些扫描性的文字。只是后来,随着年龄的渐长,也知晓了一些道理,渐渐地便不敢再充愣了。
但我还是觉得,雷达和他同代的一些批评家们,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文学场域中,还是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一种批评文体,甚至是创造了一种工作,一种于文学而言有效性很强的工作。
比较近距离地认识他,还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那时我偶尔会有机会随一些长辈从山东来北京,参加一些作品的研讨活动。大部分时候还没有资格发言,或者有机会发言时也还总是怯生生,说得慌慌张张磕磕绊绊。而那时,就领略并感受到了雷达先生的权威气场。大多数场合,领导一旦致辞完毕,头一个学术发言的必然是雷达。其实那时候批评界还有很多比他更年长的前辈,但也多是让他先说,一旦他说了,也就意味着这部作品评价有了一个基调。
会议间隙,偶然也会有一点点交集。比如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便会聊上几句,他会说一两句鼓励的话,当然不是单独鼓励我,而一般是说,你们山东的这几个年轻人不错,文章我会看到。
我便诚惶诚恐,磕磕巴巴地说,很幼稚呢,请雷老师多指教。他便笑了,说,多联系嘛,多联系。
但实际见到他的机会还是很少。有时候,他会驾临山东,山东地方的文学圈子便视为大事,会有朋友略带些神秘地说:前两日雷达来了,你见到没有啊?见到的自然很是欣慰,一块儿吃饭的更感有面子。而多数情况下我自然是无缘相见,便有些讪讪,掩饰不住尴尬与失落。
2005年后我流落京城,忝列执教于师大,自然有更多机会见到雷达先生。他依然是最先发言,依然是定调人的角色。但那时也知道他在外地有了很多兼职,比如成了东莞文学院的掌门批评家,在广东这样的开放前沿,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工作室;他还成了兰州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开始收徒授业,等等。但飞来飞去,多数时间还是在北京才能见到他。他也依然还是最有权威的前辈批评家,所以也还是有距离的。
但偶尔会有更近的交往机会。碰上评奖,在西山一待就是半月二十天,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就知道他的很多故事,知道他的爽朗和任性,爱吃面的习惯,还有运动健将式的身体,如乒乓球打得好,等等。我一般都是观战,有一次我试着摸起球拍,趁着他的对手上厕所的机会,与他回合一下,但总是发过球去就接不回来,只好满面羞惭地把拍子奉送别人。再看他时,是一脸宽厚的笑容。
但有一次,在会议的间隙,他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清华,我看了你的一些文章,觉得以前没有足够地重视你,你真的很不错喔,在你们这一批人中,属于文章越写越好的。我说,雷老师夸奖啦,我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啊。他说,我很严肃地和你说话,你不要认为是客气嘛,以后我们要多交流。我连忙说好的,好的,一定多向您请教。
这大约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与我之间说的距离最近、最体己的话语了。我自然知道那还是鼓励,但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可能一个前辈,一个师长,他说了多少至理我们不一定记得住,但若有一两句私相授受的夸奖,必定会为我们一生所铭记。
有了这个记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变成了朋友。再后来,我们之间见面的话题就多了,最近的这些年,每次听到他身体欠佳的消息,我也还是要问候一下。当然,每次问候的结果,都会是显得有些多余。
最后一次见面,是春节之前不久,在鲁敏的长篇《奔月》的研讨会上,他发完言后,大约又坐了半个小时就早退了。我幸亏及时站起来与他送别一下,他握着我的手,有些气喘地对我说:我刚刚在编一套书,其中既选了你的诗,又选了你的文,可以吧?我连忙说,谢谢雷老师提携……多多保重。
如今,他的手的温度似乎还在,但是人却真的成为了画像。
想来,我或许不是有足够的理由来写这篇文字,因为确乎这么多年中,我们的交往就是如水一般的君子之交,从未有过世俗的利益交集,情感交流也未及特殊而亲密的程度。但我还是想要写几句以作纪念。因为看到这个书房,看到他的厚厚的文集,回想这一幕幕旧事,只有写一点文字,也许才能搁下。
我并不想说当代文学批评有多重要之类的话,只是说,从若干年前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批评,到今天还算是有着正常生态的批评业态,中间毕竟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以及智慧与生命的奉献,而雷达先生是至关重要的过渡的一代。他的批评,至少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前,是有引领意义的,将社会主流价值与艺术审美标准融合起来,做出了有益的实践。仅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长久地纪念和修习。
当然,当代批评作为学术工作和作为生动的文学实践,中间或许会有若干“地段”,在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复杂因素参与之下,也会有很多的缝隙与弊端,置身其间的批评家们,自然不能至纯至善,但雷达先生的功业是杰出的,堪为这一代的一个翘楚,一个模范。
还有,如果说文学批评文字天然地有着某些短板,那么散文随笔的写作,便是一个文学中人赖以弥补的有效手段了。雷达先生的散文,写人纪事,抒发情志,都有大开大合的胸襟气象,读来令人心胸顿阔,受益良多。他的文字的魅力,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他作为批评家所写的一切,并不限于生产流程的一個环节,而是融汇了生命经验与内心情感的文字,因而也定然是有生命的文字。
仿佛手中的温度还在,我凝视着他的画像,缅怀着他的音容,仿佛看到他的长眠之地,也仍是一座氤氲着文学气息的山岳,散漫着诗情画意的去所。相信若有来生,他也还会与文学做伴,与这些大大小小的朋友们相交,纠缠。
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北京清河居
责任编校 邓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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