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从《草房子》开始，我写了不少小说，但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一块如同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一点的土地。我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和美学趣味，都落实在这个地方。”

　　大约从2015年出版的《火印》开始，曹文轩的目光开始从油麻地转移，把目光从苏北“油麻地”转向城市，突破文学故乡“油麻地”边界，试图在城市文学领域，开辟新的版图，创造新的经验世界。

　　接下来是2016年出版的《蜻蜓眼》，曹文轩开始了个人写作史上的“出油麻地记”。接下来，他写了《草鞋湾》《穿堂风》《蝙蝠香》《萤王》《疯狗浪》五部小说，他把这些小说称为“新小说”系列作品。

　　“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和无穷的宇宙一样，是无边无际的，可以被无止境地重组与创造。这是作家写作的理由与动力，创造的快意就在这种对可能性的尝试之中。”

　　这个变化，是曹文轩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以后发生的。“国际安徒生奖”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里最重要的奖项，有儿童文学里的“诺贝尔奖”之称。更早一些时候，他的《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根鸟》《细米》《青铜葵花》《蜻蜓眼》等作品，讓曹文轩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家，获得了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国政府奖、中国儿童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等五十多种文学奖项。

　　5月23日下午，“曹文轩新小说”系列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北京的众多专家学者，对《草鞋湾》《穿堂风》《蝙蝠香》《萤王》《疯狗浪》等系列作品，从文学成就、艺术追求以及审美趣味、开拓创新等角度，就“曹文轩新小说”系列的创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说，曹文轩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笔耕不辍，并有意开启新的尝试，写萤火虫，写动物，《草鞋湾》又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侦探小说，书名就让人产生奇特的阅读错觉，反映了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作家在登临艺术高峰后，挑战自我的无限可能性。

　　评论家谢冕提到，《草鞋湾》的创作从曹文轩熟悉的苏北乡村生活来到十里洋场的旧上海，语言清新简洁，叙述引人入胜，细节也非常精准，反映了曹文轩在建造文学之屋时的不懈追求。

　　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说，曹文轩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一直保持着极好的创作状态，并不断对自己进行变革。他在《萤王》《草鞋湾》等新小说中虽然坚持一贯的风格，但他表述的方法、选材、思考等，在不断地扩大、加深，所以曹文轩的作品永远有一种思想的力量，能够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认为，曹文轩多年来一直在刻画儿童的成长，他对成长的写作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中最用力、最有特点、最有深度的一个。曹文轩对成长的表达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草房子》《红瓦》中刻画少年性格的原生性与社会关系的冲突，《青铜葵花》《火印》中则有一种率性，而到了《草鞋湾》，他又在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性，以此跟世界对话。但这些变化都是有迹可循的，成长主题一直是曹文轩作品的主导。

　　作家、《小说选刊》主编徐坤认为，曹文轩新小说的新和变，不仅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在写法上也根据题材做出相应变化，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故事和细节背后，都是作家严谨、求实的创作态度和持续不断的探索。曹文轩就是用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手法来刻画人性的真善美。

　　作家李洱则结合时代大背景对曹文轩作品的“合法性”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曹文轩从对典雅、诗意的东方之美的彰显转变到《草鞋湾》对城市的书写，他的儿童文学形式和价值观与当今世界形成一种有趣的对话和呼应。

　　6月6日上午，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应腾云读书会之邀，我邀请了北京大学教授、作家、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从儿童文学创作到家庭阅读教育，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和探讨。

　　记者：我有点意外，你怎么会转型写《草鞋湾》这样的侦探类型小说？

　　曹文轩： 从《草房子》开始，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故事基本上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多大呢？就相当于美国作家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的那么一块地方。《草房子》油麻地，《红瓦黑瓦》油麻地，《细米》油麻地。《青铜葵花》写的不是油麻地，是大麦地，但是我也说距离大麦地十几里有一个地方叫油麻地，就是说写来写去总是会写到油麻地的。

　　我在很长时间里写到的生活都是乡村生活，那么从《火印》，然后《蜻蜓眼》，然后再到《草鞋湾》，我已经开始写乡村生活以外的生活，城市生活，而且我开始觉得我对城市已经有把握了。

　　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好几十年了，我依然觉得我还是乡村的孩子。我对城市生活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格格不入。我依然不能够去把握城市生活，我在北京，你想想我是哪一年到北京来的？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对北京还是不理解，没办法写北京。

　　但是这些年，我慢慢地感受到了我是一个城市的人，我有不错的关于城市的感觉，写一些街道、社区，就像写乡村的一条溪流那样已经很顺手了，非常地自然。写一片居民区，就像我写一个村庄一样，我觉得我现在有这个感觉了，有这个能力了。

　　大约从2015年出版长篇小说《火印》开始，我的目光就开始从油麻地转移。接着就是2016年出版的《蜻蜓眼》，《蜻蜓眼》写的是上海的故事。情况就越来越明朗，在我的个人写作史上开始写“出油麻地记”。

　　正是这样一个心态的转变，我越来越不满足只是将目光落定在我的油麻地，我告诉自己：你的身子早已经从油麻地走出了，你经历了油麻地以外的一个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你经历了不同的生活与人生，这些与你的生命密切相关的经验，是油麻地不能给予的。他们在价值上丝毫也不低于油麻地，你可以不要再一味地留恋油麻地了。你到了可以展示油麻地以外那个广阔的世界的时候了。

　　《山羊不吃天堂草》就是写的乡村的孩子到了城市，后来中国儿艺把它改成了舞台剧，演出效果特别好，而且还得了“曹禺戏剧奖”。那个小说就是写一个孩子从农村到城市的一个故事。我从乡村到城市，但是直到今天，我要么写乡村，要么写城市，还没有写过一个人从乡村到城市的经历故事。

　　曹文轩：当然，《我的儿子皮卡》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两个儿子真实的故事。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难以做到实写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就能够把作品写得非常圆满的，不可能，一定有虚构的故事，这样才能让一部作品圆满。《我的儿子皮卡》对成长中的孩子会有很大的启发性。家长们也可以从皮卡的成长之路，看到家长的苦中欢乐，以及关于如何陪伴孩子成长的启示。

　　在我的整个写作的系列里头，《我的儿子皮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也许就是我们大家在心中所认定的最典型的儿童文学。如果说《草房子》《青铜葵花》不是特别典型的儿童文学的话，那么《我的儿子皮卡》差不多就是最典型的儿童文学。

　　我为什么想起来写这样一套作品呢？第一，我不想浪费两个好儿子的成长所提供给我的独一无二的写作资源，我就想我带你们太辛劳了，那么地辛苦，你們也该报答我，怎么报答？就是把你们的生活，作为我的写作资源提供给我。我养你不是白养的，你得让我写十本书、二十本书，就是你们的故事，算是给我的报答。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许多写给儿童的作品，我感到很不满意，就是觉得这一类的作品，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笑，搞笑，一味地笼络儿童，一味地为了销量。所以我决心写一套可以把它称之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就是说要对得起“文学”这两个字，要有足够的文学性，而不只是搞笑，不只是让小孩喜欢，要写一套文学性很强的书。

　　因为在我几十年的写作经验里头，我得到的结论就是一部书怎么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这有一个东西：文学。它必须是文学作品，它必须是艺术品。只有当它是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性的时候，它才可能成为可以穿越时间，穿越空间永远活下去的作品，不能一笑了之，应该让那个孩子长久地记忆，记忆一生。这是我要写它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我以前写作品，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往高处走，孩子们看《青铜葵花》、看《草房子》，我想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我是往高处走的，我尽量让它在你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难度，而且我常常写的是少年，年龄偏小的几乎没怎么写。

　　所以我在《我的儿子皮卡》里，决定从高处往低处走，写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的生活，写一些通常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第三个原因。

　　记者：现在，“皮卡”的原型，你两个儿子，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曹文轩：我那两个儿子，他们的作文写得都非常好，当然他们后来走的道路，和我完全不一样。我们家是没有人继承我的文学事业的。

　　有一个儿子去搞金融了，而且是很偏的风险投资，想想挺吓人的。我老惦记着“风险”这两个字，就怕他有风险（笑）。我的小儿子可能和我沾一点边，他对平面设计很感兴趣，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才气。

　　记者：“皮卡”的故事还会进行下去吗？听出版社编辑说，你还会把这个系列进行下去？

　　曹文轩：我还会再写十本。儿童的阅读与成人的阅读有许多不同之处，小孩喜欢看一个形象，和自己一样，慢慢长大，许多故事里，有一个固定的形象，这本书里是他，下一本书还是他，唯一的形象，写了十本、二十本，乃至更多本书。

　　很多小孩特别喜欢看的这么一类的书，他喜欢形象的重复。比如说米老鼠、唐老鸭、不一样的卡梅拉等等。许多形象成了经典，甚至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学的骄傲。

　　如果我来创造一个叫作皮卡的形象呢？写下去，写下去，一直写下去。我想给中国儿童文学创造一个形象叫“皮卡”。我以为我现在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有一个出版社，它专门成立了一个皮卡的机构，就是来主推皮卡这个形象。

　　皮卡与我以前的作品相比，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幽默，好玩，看完了以后你想不笑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对“幽默”这个词的理解不一样，或者说正是因为我对“幽默”这个词的不理解，导致了我对现在一些所谓的搞笑的作品不满意，才决定写皮卡的。

　　优秀的儿童文学

　　记者：怎么理解你批评的“搞笑”和“幽默”？

　　曹文轩：幽默不是搞笑，幽默不止是搞笑。而且讨好小孩，搞笑很容易的，胳肢他不就笑了嘛，挠他的脚板心不就笑了嘛，那么容易。可是很多市面上的儿童读物，小朋友笑完了以后，一无所获，没有阅读的美感和收获。

　　在我看来真正的幽默要达到什么境界呢？智慧的境界。只有当你的作品，你所谓的幽默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才觉得它是我要写的作品。

　　另外我为什么写这个“幽默”，就是因为我有感于幽默在中国可能是不够发达的。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幽默，我也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幽默，中国人幽默感还是很强的。而且我也不认为中国原来的文学都没有幽默，《红楼梦》里头没有幽默吗？《水浒传》里头没有幽默吗？《西游记》里头没有幽默吗？猪八戒不让你感到好笑吗？都有的。

　　中国还有许多文艺形式是专门来制造幽默的象征，就是让你笑。但是中国对幽默的理解确实是不够深刻的。在这个讲礼教的国家，庄严、肃穆、严肃是他经常的面孔。中国人尽管在许多场合很幽默，但中国人将幽默场合限定得太死，太狭窄。因为中国人对严肃与幽默的偏重很不相同，因此对那些善于幽默的人往往都不能给予很好的待遇。一个很幽默的人，我告诉你，我悄悄地告诉你，你当不了大官。

　　所以你看到一些当官的，我不是说全部当官的，一些当官的为什么死着个脸呢？就是这个道理。你不死着个脸，你就当不了官，你就得端着。你要被人尊敬，你就得端着。你老开玩笑，老爱幽默，人家就不把你当一回事，就不会把你尊敬起来。这很要命，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本性藏起来，到处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到处作出一副尊严的样子。

　　在中国是严肃的人高于幽默的人，幽默是那些严肃的人所欣赏的，但他不去效仿。他也喜欢听相声，他也喜欢幽默，但是他不幽默。当然在特殊的场合遇到老同学了可以，在家里也可以，但是在有一些场合他绝对不幽默。因为幽默得太多，就不能让他当官，当官的人就是应该板着面孔。

　　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讲，在中国呼吁“幽默”都是必要的。而在儿童文学中呼吁幽默就显得更有必要了，因为在中国的儿童文学里，就一直缺乏这种品质。虽然中国的儿童文学也讲情趣，但实际上这种思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

　　儿童情趣与幽默似乎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对儿童情趣的理解似乎也非常浅薄，根本不足以帮我们理解幽默的意义。

　　记者：你心目中，优秀的儿童文学是什么样的？

　　曹文轩：作为一个作家，我和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对文学的看法不太一样，有些作家可能在写东西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的这本书是给谁看的，是给几岁的小孩看的。可是我只想着，我写的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个故事怎么结构，这个人物怎么作刻画，怎么写一个漂亮的风景，我想到的是这些，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问题。

　　我们今天有一些儿童文学，小孩很喜欢看，因为它幽默。但是这个幽默，第一浅，一笑了之，笑完了以后没有给你留下任何东西;

　　第二这个幽默大概也只是中国的小孩会看了幽默。一旦翻译成英文、翻译成法文、翻译成德文，这个幽默就荡然无存。为什么呢？它所谓的幽默就是在语言上耍贫嘴。可是这个耍贫嘴一旦翻译成英文、翻译成德文、翻译成俄文，它就不在了。

　　许多在中国大陆小孩看来非常幽默的作品，就不要说翻译成其他语种到国外了。即使到我们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它就根本走不开。台湾的小孩根本就不理你，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我想写的小说，想写一套无论被翻译成哪一种语言，它都是幽默的。因为那个故事本身是幽默的，用英语表达也好，用法语表达也好，用德语表达也好，它一定会让你感到非常地有趣。即是，语言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幽默，而不是语言本身幽默。

　　所以我在写《我的儿子皮卡》的时候，是带了这样一种想法去写的。我在写《皮卡》的时候，想达到的最高的境界是，让你读书的时候，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笑，或者说一边笑，一边流着眼泪，这是我想达到的最高的关于幽默的境界。我以为《我的儿子皮卡》就达到了我所说的一种气度和谐趣。

　　其实现在的皮卡已经有很多版本，它其实已经成了一个儿童文学里的IP形象了，而且这个形象越来越鲜明。这一套书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的，作家出版社又出了一套。天天出版社又出了《我的儿子皮卡》的图画书，因为它里头有许多东西，可以拿出来作单篇给小小孩看。

　　小说的情感功能很重要

　　记者：怎么理解你的研讨会上，你把《草鞋湾》和《蝙蝠香》《穿堂风》《萤王》《疯狗浪》放到一起，归纳成为 “新小说”？

　　曹文轩：“守正创新”。有些东西是文学的根本，我们是不可以丢失的。我对文学的看法，从我选择文学的那一天到今天，我对文学的本质、功能、目的，看法始终如一，就没有改变过。

　　为什么我刚刚出版的这套书叫“新小说”？就是我的骨子里始终有一股不甘心，就在那个地方待着的强烈的一种欲望。而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可能总是守着那点东西，我一定会想着创新，想让我的作品能有些新的面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我也会把不能丢的东西，一定守着，守正创新，这大概是我一辈子、时时刻刻要记住的四个字。

　　我把小说的名字定為《草鞋湾》的时候，它起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美学效果。你写的是一个城市里的侦探故事，可是这个名字是那么地诗化，甚至有一点乡村化，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好。

　　记者：写类型小说，和你以前的纯文学有什么不同？

　　曹文轩：我当然没有想到我写侦探小说，我怎么可能会写一部侦探小说。直到今天我也没有以为我写了一部侦探小说。如果大家看了，觉得是一部侦探小说，那就是了。说不定以后我就一口气写下去了，写第五本，也来一个咱们中国的《福尔摩斯》系列，也未尝不可。

　　《草鞋湾》即使是一部侦探小说，因为它是出自我之手，一样带有我对文学的理解，我的美学观，与我以前写其他作品，没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还是有我作品的那些特质。就像一个人生了好多孩子，这些孩子看上去面孔不一样，但是你仔细看还是这个人的孩子，还是出自于同一个美学平台上。

　　比如说《草鞋湾》作品里的悲悯情怀。我相信我的作品，对人的情感的洗礼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对小孩、小时候的情感教育，是有一定作用的。《草鞋湾》依然如此，不被情感打动，那是不可能的。沙丘克父子之情，到后来的母亲突然现身，就在那一刻，你想不感动、不哭泣，不可能，除非你是铁石心肠。

　　我以为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感动，感动天下。我们只想到了知识、想到了思想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想到过情感对人类文明所起到的作用呢？有时候，人的情感的力量，比思想的力量还要大。所以，我要在我的作品里找到思想、美感、情感的一个平衡，这也是古典作家所遵循的一种写作的原则。

　　你去看托尔斯泰时代的作品，看川端康成时代的作品，看鲁迅时代的作品，你们就会发现在他们的作品里头，有很多维度，审美的维度、思想的维度、情感的维度，都是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记者：你怎么看文学创作过程里的性别的倾向问题？有人批评你，小说里，女孩子当主角的少，而且这些女性角色，不够强大。

　　曹文轩：这是一个多多少少与女权主义沾边的话题。我的作品里就写到了很多女孩，我好像写女孩的兴趣比写男孩还更浓。比如说《草房子》那一卷，尽管写出来桑桑，我还同时写了个女孩叫纸月。《青铜葵花》里面，那个葵花是个女孩。我在很多的作品里头，比如说《疯狗浪》主人公也是个女孩，然后我在许多作品里面都写到了女孩。

　　我虽然写了女孩，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曹文轩笔下的女孩，为什么都是一些温柔的女孩”，好像这一点不怎么合乎女权主义的指标，因为女权主义好像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温柔的，应该是强大的。

　　其实我是不承认的，你像《青铜葵花》里的那个小女孩葵花不强大吗？她还要怎么强大？她为了救奶奶，自己悄悄地跟着一伙人坐船到江南去取银杏，她还不够强大吗？

　　有一次我在瑞典的一个活动上，就谈到这个问题，有人说我的作品中的这个女性观有一些问题。北欧女性的位置是非常高的，瑞典国家电视台记者看过英文版的《青铜葵花》，他坚决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当时反问了那个提问者一个问题，把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他说：“你不要光看葵花，那里头不是还有奶奶吗？奶奶难道不是女人吗？那个女人还要多强大？”小说里的奶奶笼罩着整个家庭，对不对？她的意志、她的精神，坚如磐石，她的忍让、她的坚韧，那你为什么只看到一个小女人，就为了掩盖去看到一个老女人呢？奶奶是非常强大的女性。

　　苦难是生活给我的馈赠

　　记者：当初，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你怎么选择了儿童文学？

　　曹文轩：我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我当初选择文学实属无奈之举，因为那个时候我生长在农村，只能够靠种地务农讨生活。你是乡下人就是乡下人，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乡下人不可能到城里去混饭吃的，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机会。当时在乡村就告诉我，你生于此、长于此，也必将葬于此。可是我不服气，我想去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想去一个更加遥远的世界，又没什么人可以帮到我，谁也不可能帮到我。

　　我想到了文学，它后来果然帮到了我，让我进入城市。当我写到今天，文学已经成了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了。

　　那个时候的农村和现在的农村，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的农村小伙子在地里干活儿，干得不耐烦，把锄头往庄稼地里一丢，走了，去哪里？去城里，洗碗刷盘子了，做一个快递小哥。他能不能养活自己？照样养活自己。许多乡下的小伙子们，现在都在城里混的，在城里漂着呢。

　　至于说我为什么选到了儿童文学？那是因为当时我认识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偏向于儿童文学写作的，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它可能和我的审美观有关。因为我更喜欢写纯净的世界，所以严格来讲，我选了一个儿童的视角去写小说。所有人都知道，当孩子用他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被他过滤过的，被他纯净过的，被他沉浸过的，而这个世界更合乎我的美学趣味。

　　所以我就想起了沈从文，为什么喜欢写翠翠？就是因为翠翠这个女孩形象更能够把沈从文内心的美学情感表达出来，这个是根本的原因。

　　记者：苦难应该是一个人的必经过程吗？

　　曹文轩：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苦难，苦难绝对不是从现在的小孩才开始的，只不过是不一样罢了。

　　我小时候不苦吗？我告诉你们，我吃过糠，我吃过草，很多人喜欢春天这个季节，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不太喜欢。因为什么？因为春天是青黄不接之季，头年的粮食吃完了，第二年的粮食还在庄稼地里长着，可是春天的太阳暖烘烘的，把你的各个汗毛孔烘开，让你身体的能量大量地耗散，可是你没有吃的。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实在饿得没办法了，我的母亲从池塘边割了点青草，然后对我非常乐观地讲“宝宝，我给你炒一碗韭菜吃”。没有油，清炒，我的母亲非常乐观，用那个铁锅炒的时候，锅被敲得叮当响。

　　我告诉你们，按照遗传基因，今天坐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应该至少是在一米八以上的高个儿。可是就在我长身体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的粮荒，营养严重缺乏，卡路里已经降到了不能再降低的程度了，所以長时间就不长个儿了。

　　我苦不苦？难道我没苦难过吗？所以整个人生，你不要回避这些事情，你一定要让孩子长得快乐，同时要告诉他，“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吃苦的，不吃苦是不行的”，对吧？只有这样，这个小孩才可能健康成长，当他长大了，他才有可能在遇到社会种种的灾难、坎坷时，有坚强的意志。

　　现在那么多人得忧郁症，难道与这种教育没关系吗？物质过于丰富，在糖水里长大的孩子，在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保护下长大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对社会上、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毫无抵抗力，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那么难，那么地不可对付，于是他开始走向了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记者：和其他儿童文学作家不同，你的读者里，相当大一部分读者是成年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曹文轩：我昨天晚上收到了一个人的短信，他说，我一口气把《草鞋湾》看完了。那是一个大人。我跟一般儿童文学作家写书的情况不太一样。我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成人看的。《草房子》总发行量有2000万册，我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成年人看的。而且，我的书有那么多小孩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老师和家长看了觉得好，然后让孩子看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图书的流通方式可能就是孩子看上了、喜欢了，然后就到小孩这个地方为止了，就不往前走了，不会再到大人的世界里头去的。我的书常常是到大人世界里头去的，而且常常是从大人世界到儿童世界的。所以它的流通方式不一样。

　　父母是孩子阅读的启蒙老师

　　记者：你曾经公开赞美犹太人，说这个民族对阅读的重视让你惊讶，为什么？

　　曹文轩：我说一个全世界最爱阅读的民族，犹太民族。犹太人在以色列本土也不过就是不到600万人，加在一起，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加在一起，这个数字也是很小的。

　　可是大家想一想，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马克思，犹太人;爱因斯坦，犹太人;毕加索，犹太人;洛克菲勒，犹太人;美国的股神巴菲特，犹太人;让中国和美国改善了关系的基辛格是犹太人;美国大学著名的教授相当数量是犹太人;美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拿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人占的比例非常之高，达三分之二。

　　人口这么少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影响到了人类的文明的进程？是因为他人种优于我们吗？不。犹太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被描绘为是一个劣等民族，甚至把他们妖魔化，说这个民族是专门与魔鬼做交易的一个民族。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他们种族要优于我们，那么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犹太人勤奋、刻苦;第二，就是对阅读的重视。犹太人的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书上涂上蜜让那个小孩去舔。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暗示他，在这个世界上阅读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

　　还有一个细节，你可以看出他们对图书的崇敬。阅读在他们那个地方是一种信仰，甚至是一种宗教。在犹太人家庭里，他们是不会把书架书柜放在一张床的尾部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图书的亵渎。

　　还有一个细节，一个犹太母亲会问孩子，假如我们家房子着火了，你最想拿的东西是什么？如果那个小孩说的不是图书，那个母亲就说：如果是我，我最想拿的是我喜欢看的那本书、那几本书、那一地书、那一架子书。

　　记者：你说，父母是孩子阅读的启蒙老师，怎么理解？

　　曹文轩：现在家庭阅读已经成为风潮。小孩的阅读兴趣，主要是与家庭有关。当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就应该开始给孩子讲故事，开始让他对绘本图书产生迷恋。

　　小孩的阅读必须从很小的时候做起。而且你一定要相信一个母亲对图书的判断的能力，我常常讲一本书到底值得不值得读，那个母亲说值得读，一般来讲没问题。因为一个母亲的直觉是最可靠的。

　　所以当一个母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她就选择了她认为值得向小孩去推荐的书，值得读给小孩听的书的时候，这书一定是大善、大美、大智慧，能够为小孩打精神底子的书。一个孩子长大了，他的阅读姿态一定是可靠的。所以家庭阅读是一生阅读最关键的时刻。

　　我走到哪里，都会给全国的父亲、母亲们讲家庭阅读的重要性。这些年，有无数的家庭听到了我关于家庭阅读意义的阐释，帮他们建设家庭阅读环境。我相信，在这个方面我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记者：这些年，我国的中小学生的阅读，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

　　曹文轩：这些年，中国中小学生的阅读格局大大改善，阅读生态大大改善。现在的中国小孩看书的量，越来越大。

　　我们不要简单地拿数量去比，说中国小孩一年看了多少的书，然后英国小孩一年看了多少书。不能按册数简单地比，因为我们的汉字比较凝练。我们看了一本书，可能拆解成他们的书就是几本。因为在我的感觉里，现在的中小学生都看书，是有数字要求的。

　　现在新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初中语文教科书，都特别强调课外阅读与语文学习的关系。我是统一小学语文教材和统一初中语文教材的主编之一，我非常清楚新语文教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强调课外阅读。而且我们书香校园的建设越来越好，因为国家把读书作为一个重大的国策，在校园图书馆等领域，物力财力投入很大。

　　悠悠万事，阅读为大，这个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国家非常重视。

　　记者：每一年六月份，很多媒体都会给孩子们开书单，作为作家学者，同时是语文专家，你会给孩子们推荐哪些书？

　　曹文轩：很多家长们要问，曹老师，你能不能推荐一些书给我看，给我家的孩子看。在这个地方，我向你们抱歉地说，我不给你推荐这一篇或者是那一篇，但是我可以向你们推荐一份书单，我非常负责任地，凭我的专业的眼光，凭我对作品的质量高效的判断的能力，我向你们推荐一份书单。

　　这份书单是由原苏州市的副市长朱永新，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带着他的团队阅读研究所搞了一个书单：“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项目，这个书单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全民，这套书单里头所提供的书，都是值得孩子们去阅读的书。

　　我不敢说它把好书都选进来了，但是我可以讲它没有鱼目混珠的嫌疑。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书单非常之好。

　　写作只是阅读的结果

　　记者：对小朋友来说，学业繁重，还要补课，读书的时间比较少，如何才能快速阅读，并且从书中获得知识呢？

　　曹文轩：读书因人而异，读书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通常来讲，读书有两种方式，一种叫细读，一种叫浏览，就是速读。

　　这两者要结合，只速读不细读不行，只是细读不速读，也不对。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每一本书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磕，这一辈子才能读几本书？

　　所以有些书就是翻翻、浏览，有些书要特别耐心地坐下来，一字一句地读。两者结合好了，然后坚持下来，然后你读书的经验也慢慢丰富了。

　　有一些人总是在给孩子讲读书的经验，其实用处不大，因为那些经验小孩没有体会，那么这些经验哪里来的呢？最好是让那些小孩自己在读书的过程里面，他自己去慢慢地总结，一定会得到这些经验的，我保证。

　　记者：哪些书需要细读，怎么做到细读呢？

　　曹文轩：经典，就是细读的书，都应该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的书，这些书应该是你细读的一些作品。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经典都要细读。所有书你都细读，可能吗？

　　而一些刚刚出来的新书，不是说就不需要细读，有一部分你可能也是需要细读的，但是人家小孩看了十本书了，你才看了一本，一本还没有看完呢，这也不行。

　　所以哪些书细读，哪些书不细读，也是一个问题。但是细读的书，最好是有点评的，这样能够吸收到更多养分。

　　天下所有的事、所有问题的提出，最终解决，都要回到同一个点上，读书。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问题，是与读书无关的。同样，所谓的健康成长，一定要与阅读挂钩，不与阅读挂钩，我不相信能有什么健康的成长。阅读为先，阅读为本。

　　记者：在写作的时候，你是怎样得到灵感的呢？

　　曹文轩：灵感就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突然爆发，这就叫灵感，知识哪里来的，书本给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看到毛姆的一句话，就能把它写成一本叫《草鞋湾》的书，能力哪里来的？也不过就是多看了一些书，这些书帮助我培养了一种创造这个世界的能力，虚构故事的能力。

　　经常有人问我说，“你的书怎么写得那么好”，就是因为我多看了一些书。这些书帮助我培养了写作能力。我经常对爱读书的小朋友说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道理：要把作文写好，首先要把书读好。我说的读书不是读语文教科书，是课外的阅读。

　　写作只是阅读的结果，阅读是写作的前提。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就相当于弓和箭的关系。你有一支箭要射出去，是不是得要有一把弓？你要把这个箭射得很远，是不是需要一把强劲的弓？所以，写作是支箭，阅读是把弓。

　　互联网时代的儿童阅读

　　记者：怎么看待互联网时代的儿童阅读？

　　曹文轩：我们现在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可能我们家长都会有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怎么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小孩。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用手机，第一是伤眼睛，第二是影响专注力。

　　我是这样的看法，无论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身处网络时代，这是无法改变的局面。有一些社会学家，也许会用悲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说出种种令人担忧的后果。在我看来，这多少可能是杞人忧天。

　　我是一个理性的乐观派，我看到更多的是网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使今天的世界变得更加的发达。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享受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诸多好处。

　　那么关于孩子的阅读，我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很多图书，原来只不过纸媒把它印出来的，现在把它发放到互联网上。现在，孩子们读那些电子书，只不过是说阅读的途径改变了。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安徒生的作品，可以看《柳林风声》，可以看《青铜葵花》，没问题。

　　记者：互联网上鱼龙混杂，但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们，鉴别经典和糟粕之作。

　　曹文轩：我认可孩子们从网上阅读一些文字，但我也有一个前提，孩子的网上阅读，应该是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之下。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的审美能力和判断能力，是不可靠的。孩子缺少判断能力，这个判断的能力，是通过家长和老师的指导，慢慢建立起来的。

　　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内容丰富到泛滥的时代，但不一定是阅读质量最高的时代。孩子的时间非常宝贵，那么互联网上作品，是不是都值得他用宝贵的时间去看？我问过许多朋友，国外的小孩的阅读自主权，是不是100%下放给孩子？但他的回答是“不”。发达的西方国家，选书的权利不都是交给孩子的，家长推荐，家长提意见供他参考，是这样的阅读状况。

　　归根到底，手机和互联网，只是一个通讯工具，如何教育孩子正确使用它們，需要父母和学校老师去指导他们、教育他们，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禁止使用。不管学习考试，还是查资料，还是阅读，我们要看到网络给这个社会带来的种种的好处，给家庭阅读带来的好处，给远程教育带来的好处。

　　记者：父母和孩子应该一起成长，学习如何面对互联网，不能只是简单拒绝和回避。

　　曹文轩：我的看法很清楚，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我们必须接受互联网，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它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文明。今天，我们不就是在享受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吗？

　　还是那句话，网络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它推动了我们整个的世界发展，甚至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我们要坦然地接受它。只不过在接受的过程里，有些事情是需要讲究的，特别是儿童和网络的关系，需要认真研究对待。

　　比如手机使用时间，可能要设定一些前提。比如手机的使用时间、长度，一天时长不要太超。因为长期使用会影响到他的视力，不要把眼睛看坏了，不要阅读时间太长，晚上熬夜精神太疲倦，太疲倦影响学习和生活，看手机手腕容易得腱鞘炎。

　　这些事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家长，肯定会在意的。家长和小孩，通过沟通，应该看哪些内容，怎么使用网络，包括使用的时间，达成一致。设定了这些前提，你就可以放心地讲“可以，没有问题”， 孩子可以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

　　记者：怎么看待互联网时代的“造星”运动？抖音里的“网红”和“小主播”？

　　曹文轩：我非常诚恳地跟这些家长讲一个道理，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显示你们家小朋友的才华、能力，但是我不希望他们成为“网红”，没有意思。现在就成了一个网红，你以为他们会一直红下去吗？

　　小孩很小时候就出名，一没有必要，二不一定是好事。你还是像庄稼地里的庄稼一样，像一棵树一样按照自然的节奏往上长，这是比较好的。拔苗助长，这是违背大自然的规律的。

　　我见到太多小孩，小时候很有才气，但是长大了，就像那个火苗一样，根本没烧起来，不光没烧起来，你还看到它慢慢慢慢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小时候出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所以我还是劝家长、孩子们，踏踏实实地看你的书，踏踏实实上你的课，踏踏实实做你的孩子，做好你的爸爸、妈妈的角色，我以为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让孩子多读一些书。

　　记者：说说你的下一部作品吧，好像是反映“被拐卖儿童为主题的小说”。

　　曹文轩：大家知道央视一个非常著名的节目叫《等着我》。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对这个节目非常地痴迷。每一次看完了以后都流一次眼泪，里头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容忍的罪恶就是拐卖儿童，因为它带来的后果太严重了，它影响到了一个家庭、影响到了一个家族，使那个家庭的成员、那个家族的成员一辈子不得安宁，而且被拐卖的那个孩子也严重地受到了伤害。

　　有一个男孩被拐走了，四十多年之后，他终于和他的父母团聚。可是这四十多年里头他没有吃过一颗糖，为什么没有吃一颗糖呢？因为当年被拐卖的时候，那个人贩子就是拿糖果把他引诱走的。后来他发现他被拐卖了，所以四十多年里头他没有吃过一颗糖果。大量感人的细节，非常感人。

　　我看到那些小小的细节真的非常地让我难过。旧上海对拐卖儿童的人，你们知道吗？不叫人贩子，叫拐匪，他们就是匪，匪徒，必须严厉打击。现在，社会上还有人贩子，拐卖儿童，让多少正常的家庭失去了他们的孩子，遭受痛苦，没有了正常的生活。这多么让人痛苦！

　　我在这个领域，我很可能要写一两部关于拐卖儿童遭遇的长篇小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拐卖儿童为首恶，绝对不可以容忍。

　　责任编校 谭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