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岚

　　

　　

　　一

　　卡夫卡（F.Kata，1883—1924）1913年的日记，其中两则写道：“我不能入睡，只有做梦，完全没有睡意。”“我勉强入睡，做着浅梦，但并不荒诞，经常是日间主要活动的重复。但比起熬夜更清醒，更疲倦。”到1922年，情况更加严重了：“几乎完全失眠，被梦折腾，好像用针把它们镌刻到我的与生俱来的抗拒的本质上。”长梦短梦，大梦小梦，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日记、笔记中，也出现在给朋友、女朋友的书信里。与先后两次订婚的女友博埃、最后的女友米莱娜的通信，无一不谈梦。天花乱坠，离奇怪诞，却非色情梦，尽管昆德拉在《小说艺术》中，谈到卡夫卡作品中被人忽略的色情一面。被忽略，皆因点到即止，不像当代人火辣的露肉又露骨，大体是“现在……你属于我”，“我们两人都迷迷懵懵”，或者是安格尔彩笔下的裸女对着镜子搔首弄姿。王尔德有谓：“一个大梦人，只在月色底下找到他的路。在其他人之前看到黎明，是对他的惩罚。”

　　卡夫卡一辈子都在被惩罚。生活与梦紧密相连，更甚于周庄梦蝶的浮生若梦。梦使他严重失眠，糟蹋了他的夜，醒在黎明之前。他神思恍惚，不能忍受任何声音，音乐、歌声也不成。白天黑夜，皆游荡在一个记忆的黑洞里，在一个大概的、近似的、从来没有目睹过的、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的世界当中。现实和梦是一码事。也许只有当他返回办公室，作为一个法学博士，在“波希米亚王国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里，处理繁忙事务的时候，才能从大梦中逃脱一刻。晚上，就去追逐不为人所知的陌生世界，是他最劳碌、最珍贵的时刻。梦与噩梦只是一线之隔，就有《变形记》中的推销员萨姆沙，经过一夜噩梦折腾，次日早晨，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一打开书就见虫，先就不悦。你把它放一边，打开另一本，那是初版于柏林的“Die Scheide”出版社的《诉讼》。当时旅居捷克的法国人维亚拉特（A.Vialatte）第一个把它翻译成法文，由纪德改编成戏剧，1947年搬上舞台，比利时、瑞士、纽约也跟着上演。你相信这部书会好看些。一开始就切入主题：

　　肯定有人诬告约瑟夫·K，因为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一天早晨，他被逮捕。女房东的厨子每天早上八时习惯给他送早餐，但那天早晨没有出现，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K又等了一阵子，从深陷着脑瓜的枕头上。望向住在他家对面的老妇人，她在惊奇地观望他。他又饿又惊讶，去按铃召女仆来，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一个男人走进来——一个从来没有在房子里见过的人。

　　约瑟夫·K，一个银行小职员，安分，敬业，独身而生活得井井有条，平日活动只限于办公室和住所之间。现在被当成罪犯，置身于两个穿着制服的人中间。他们自称是由某法院派出来执行任务的，通知K要承认自己处于被逮捕状态，行动虽仍然自由，但必须跟负责调查他的案件的法官合作。个人必须服从一种权力，按照规定准确地行动。他堕入五里云雾，因为从来没有做過坏事。最初还以为是办公室的朋友趁他30岁生日，给他开个玩笑，耍一下乐子；格鲁巴赫太太也对他说，这样的逮捕，就像在街头被坏人袭击，麻烦过去了，就没事了。但眼下只能服从命令，跟法庭合作，希望水落石出，一劳永逸地还自己清白。第一次被传上法庭时，还指望以申诉来使听众明白他是无辜的：“我是一大清早从床上被抓的……隔壁就住着两个粗鲁的检察员，如果我曾经是危险的强盗，人家可没有采取更多的防范……我问队长为什么要抓我……他啥也不回答，可能他根本不知道。将我抓起来，于他就足够了。……”在强大、无所不在、权力无限制伸展的国家机器面前，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寻找可以开脱的门路。通过格鲁巴赫太太找到的人，都不肯帮忙。有的闻声溜走。他需要找一个辩护律师，还要找一个有可能联系上调查案件的大法官的人。所有人都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但所有人都离他十万八千里；所有人都在回答他的问题，但所有答话皆答非所问，他的辩护律师跟他说的也是一堆废话。有的朋友劝他不要太顽强，要懂得“认错”，否则在劫难逃。法院一旦控告某人，就得相信这个人有罪。一位律师还向他揭露司法界的黑幕，如何徇私舞弊，藏污纳垢。也有一位谷物商告诉他，为一件案子他被折腾了二十年，倾家荡产，千辛万苦立下的状子，成了一堆无人过目的废纸。

　　显然，所有敲过的门都关上了。K还说，逮捕他那天，队长“把他银行的三个低级职员带到房间里来，……这些职员的出现自然另有目的，就像将女房东和她的女仆引进房间，他们的作用是传播我被逮捕的消息，破坏我的名誉，动摇我在银行里的位置”。他孤独无援，觉得整个城关起来，变成一个大法庭来审判他。他说的话，在别人眼里都成了废话。在强大的权力机器面前，在被催眠过的芸芸众生面前，他的罪状无真假可言。没有一个被解上法庭的人是无罪的！一年之后，他死在了刽子手的刀下。你作为读者，眼睁睁看着清白无辜的小职员，被法庭判成“罪人”，血淋淋地倒下，比看人变成虫更不是味道！

　　你去看卡夫卡，就得把仁慈、同情、公道、阳光般的笑脸，统统先存放在衣帽间。他给你讲述的，是一块破烂的抹布的故事。都说卡夫卡患了神经病，这可要医生证明，医生说没有。说他有一种颠覆倾向，就看你怎么说，他是个不眠人，通宵达旦做噩梦，又患上痨病，健康日益恶化，医药物质短缺，听天由命地活着，就以恶毒来向社会施暴，来向生活报复，一落笔就攻击现实，丑化现实，弄得一地的血污！谁对这种破事感兴趣？唯相交二十二年的好友布洛德（M.Brod），他的遗嘱执行人，难得地眼光独到，将他的作品当宝贝，卡夫卡向他朗读《变形记》时，他捧腹大笑。后来接手卡氏的手稿、书信和笔记之后，并没有按照遗嘱付诸一炬，而是保留下来，还花大量时间整理，就像高鹗续“红楼”。须知《诉讼》《城堡》《Amerika》都尚未最后完成。还得到处找出版社。为说服出版社，将作品的宗旨解释为宗教意向。必须具有超时代超现实的眼光、殊众的艺术观，敢于全面担当，才会不顾一切捍卫这个神经汉和他的胡言乱语。

　　卡夫卡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末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老一辈犹太人尽量融入到帝国的相对宽松的生活当中。年轻一辈则不一样，感觉上依然生活在潜隐的反犹太的气氛里，他们还是“鼠民”。对父辈的“盲目”表示不满、倾向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卡夫卡，就生活在这种敌对气氛中，基本是年轻一辈的立场。但并不热衷于政治。1917年得肺病后，在日记中写道：“虚无的号角吹响了”，爱情、婚姻可以一笔删除了，工作松懈了，到乡间去喂羊，去剥马铃薯，晚间与耗子为伍。看着夕阳西下，他在日记中谈杂技，说“他走的绳索不是悬在高空，而是紧贴着地面”，泥土与他更贴近了。一战期间，因病没有上战场，但生活已彻底改变，人手短缺，上班时必须加倍工作，以至疲精力竭。朋友们都上了战场，原来就不喜欢社交生活，交友甚少，现在越发孤独了。在世时无声无息，跟远离社交有关系吧？

　　那个年代的欧洲，没有几个人接受卡夫卡；出版界也不例外，只有专门出版批判性作品的出版社，或有可能接受。然则，他的作品一经刊出，马上被眼光独到的人看成是文坛的新品种。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被誉为文学现象的唯一，拥有的空间是全新的。超时代，超现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大浪淘沙，又发现卡夫卡是放射性元素，是深海里的迷宫，让你迷路，让你去发挥，去结束他开始了的故事。就有超现实主义者跟他一起做梦，去神经质，去幽默；有哲学的狂热者就去寻找象征、隐喻。他们需要他，就像需要弗洛伊德、尼采。每个人都能通向卡夫卡。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的神经病、黑色幽默、大梦般的怪诞，或令人瞠目结舌的逻辑，而是因为他的既可感知又显得陌生的寓言色彩、他的象征意义以及隐晦的暗喻。你说他荒谬，只要你愿意睁开眼，现实中到处存在着荒谬；你说他超越时空，首先近在眼前。你可以从处身的时代、自身的经验，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去哭、去笑自己的命运，去感受人生的谬误。现代人批评旧世界，声嘶力竭，不堪其倦，卡夫卡不叫，不喊，不斥责，不提出忠告，却拥有风倒朽木的能力。

　　他把文学作为生活的主要活动，唯一的，他所需要的，又随手可得的活动。孤寂反而成为福气。一夜间或数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一部作品。一蹴而就，纸页上没有大小交叉，横杠直杠。你说他闭门造车，缺少生活？不错，有些作家需要火辣的生活，要亲身经历战场、屠场、情场，要泡在眼泪里，或弄得混身弹痕，才能写出伟大作品，于卡夫卡好像不是：

　　没有必要走出家门，就坐在书桌前用耳朵去听。甚至不用听，单是等待就足够。甚至不用等待，就让自己处于绝对的静穆与孤独当中。世界就来将自己呈现在你跟前，并摘掉面具，不做别的事情，就在你面前弯腰，拜倒。

　　這段文字与老子的感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咱们的老子爸爸，于静夜时分，“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凭他的“道”感，来感悟宇宙的无穷尽和神秘，以现代的字眼来说，就是以“超验”来揭秘事物，道出它的所以然。你说他脱离现实，天马行空，提不出物质证据，到了20世纪，现代天体学的神秘画面，就来给他的“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等文字作证。卡夫卡这只“寒鸦”，生活在人寰，却像地鼠，老躲在洞穴里，不时将鼻子伸出洞外，这里拱拱，那里嗅嗅，就来给你说些怪异的故事、超验的故事，超出人的认识、超出时空律法的故事。你说他患上神经病、梦游症，不能说刻薄；说《城堡》中的K千辛万苦走的长路，为的是抵达天主，也说得通。如果大家一味以书论书，没有从纸页的迷魂阵中脱身而出，回到现实世界，将脚丫牢踩大地，会觉得这个脆弱、胆怯、一本正经，甚至不敢面对婚姻的人有点怪癖，不遗余力地将世事“扭曲”，又有本事使它不可逆转。你奈何不了。其实，他生活那个年代，只经历过第一次大战，跟着要来的世事，神龙不见尾首。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经历过二次大战，战后来了一个患病时代——邪恶有理，无仁无亲——大家才揉揉双眼，不无惊诧地发现：纳粹的屠杀，他预言了；极权国家的滥捕滥杀，他预言了；古拉格群岛，他预言了；监视和控制的技术、摧毁个人及个人世界的能力，也预言了。柏林围墙倒下之后，他的作品走出欧洲，到1994年，各种译本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罩着卡夫卡的罩子才被揭开。从此他被誉为文学界的“先知”“文圣”。

　　二

　　卡夫卡的风格是不追求风格的风格，他偏离了传统作家的路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统统扔出窗外。要比只能跟贝克特相比较。语言干巴巴，但透明清晰，简易畅达，不着重复杂的表意，避免“风格”，只提供画面。文字准确得一板一眼，枯燥无味。写的都是小市民，没有面孔，没有身份，没有幸福生活，但有意识，有心情，有感觉，历尽艰辛追求的，只是最起码的生的需求而已。目标却永远不可抵达。卡夫卡逝世次年，法国人维亚拉特就把《城堡》翻译成法语。当时他任职于以法语和德语双语出版的、由法国外交部资助的杂志《Revue Ph e nane》。作为杂志社的编辑，他一头栽进《城堡》里。测量员K希望在克拉姆伯爵统治的村子里落脚，以便开展测量工作。但必须找到爵爷，得到他批准。爵爷是个神秘而传奇的人物，住在山丘上的一座城堡里，静静地守着他统治的世界。里面有一大群爷们和公务员，等级分明地组织起来，开动着统治村子的行政机器。城堡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散发出神秘的魔力，将村子笼罩着，直抵地平线。K踏着雪路上访，希望亲自见到爵爷。但路上阻障重重，出乎预料之外。城堡逐渐出现，越来越像充满敌意的魔鬼机关。K听见牧歌和教堂的钟声，向它发出讯息，也得到回答，尽管是错误的回答。但通向城堡的道路都是死胡同。他非常顽固，眼睛老盯着城堡，竭尽努力要进入，但没法靠近。村民也不接受他，把他当成非我族类、一个疯子，他们都习惯了当地的法律，不觉得它荒谬、反逻辑、非人性。他唯一的功业是在入住的酒店里，勾引上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企图通过她到克拉姆跟前。这条路子还是没走通。当弗丽达拂袖而去，眼看这盘棋输定了，却偶然进入村子一间酒店，那是爷们到村子的时候，习惯落脚的地方。终于有一位公务员愿意帮助他，但他已经疲精力竭，昏睡过去，什么也没听见。故事到此中断。千辛万苦穿过路障重重，只为有一个落脚点而不得，最后赔上了小命。说卡夫卡荒诞，马克·吐温却说：“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卡夫卡以荒诞手法揭去现实的假面具，把它的实质指给我们看。要触及实质，荒诞手法就必须高于现实手法。K的目的地的不可抵达，却是另一种抵达：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小说预定的结局是：K在弥留之际得到通知，可以在村子里落脚，但不能进入城堡，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

　　都说卡夫卡有颠覆和反规则意向，这种倾向成就了作品的复杂性和深不可测。你读过《诉讼》，掩卷细思，竟发现我们就是约瑟夫·K，勤恳，敬业，像小鸟衔泥做窝，一砖一瓦一梁一椽起好房子，一犁一铧一锄，开垦了荒地，正想告诉朋友：“这是我的家园，我与我的亲人就生活在这里。”谁知一场风暴来了，随即墙坍柱塌，瓦片纷飞，你的窝被兜底打翻，人与物俱亡。你循规蹈矩走你的路，忽然从转弯抹角，或一道大门后面，闪出两个穿制服的人，给你拦截了去路，让他们捕了个正着，那时候你就是一个罪人。所有被逮的人都是有罪的。从此万劫不复。事先你永远不知道躲在门后的那些事儿。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最健忘的人也不会忘记古拉格群岛、奥斯维辛；也永远不会忘记索尔仁尼琴这头北极熊的古拉格岁月，犹太人汉学家马伯乐断魂奥斯维茨。我们也是约瑟夫·K的工作单位、住所、咖啡馆、邻里的芸芸众生，都是些被催眠过的人，宁可相信约瑟夫·K有罪。目睹了很糟糕的情况，依然感觉良好，日子还过得去。更甚者，如卡夫卡的寓言：“牲口从主人手中夺过鞭子，以鞭打在自己身上来做主人。”

　　三

　　布洛德听《变形记》朗读时，捧腹大笑，是卡夫卡日记记载的。哪一个章节使他大笑？他笑什么？《变形记》是卡氏重要作品中的第一部，发表于1916年。作为神秘的现象学作品，有十年时间，在德国最具特征的作品中，占最重要地位。作者将一种怪异的现象与现实缝合起来，表达的诚恳，手法的新颖，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融和、协调，使那只虫子经历了年月存活下来。萨姆沙一夜噩梦之后，变成一只大甲虫，躺在床上起不来，老滑回原位。可悲的是脑子依然是人的思维，清醒，明晰，外形的改变没有触动内心的慈悲、对家人的温情。他首先想起的，是要乘早班火车出差，生怕耽误了工作时间。又怕公司来人找他，这副形象如何见得人？他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恐慌、焦急无补于事，公司的主任果然上门来了。威胁他说，如果不开门出来见人，就要受开除处分。在极度难堪中，用嘴扭动锁匙开了门。这时，主任惊叫，母亲昏倒在地，父亲怒火中烧，号啕大哭。但，这条虫唯一想到的，还是他的工作，请求主任在公司面前说好话，好保住他的职位。但主任吓得三级当一级下楼，逃走了。盛怒的父亲随手拎起主任匆忙中遗留下的手杖，扔到虫儿子身上，导致他大量出血。

　　为什么变形？噩梦使他变形。从人变成虫。无须达尔文同意。为什么连夜噩梦？为生活的压力，父亲五年前生意倒闭，一家四口的生活担子就落到他肩上。为应付工作，为保住职位，他小心翼翼，从来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沉湎在一百种小心眼的忧虑当中，无尽的烦恼重压般落到身上。但对家人有刖处，他很珍惜。变成甲虫后，外形惹人厌恶，虫性使它吃垃圾，喜肮脏，怕阳光，自惭形秽而躲避家人的视线，老躲在床底下。他对家人依旧充满柔情，反而招来灾难，逐渐感觉到他们的厌恶，老在回避他。连他准备资助学小提琴的妹妹也不例外。盛怒的父亲还把一只苹果扔到它背上，陷进体内，甲壳一块块脱节，活得很苦。一天晚上，他听见外边传来小提琴声，非常感动，这可是他所渴望的养料啊！忍不住偷偷爬出房间，去参与那场聚会，妹妹在房客的要求下表演小提琴。但他的出现使房客惊叫，小提琴声遽然刹住，父亲连忙将房客疏散回房间，他们很生气，耻于跟一只虫生活在一起，很快全部搬走了。妹妹表面仁慈，到某种时刻比谁都冷酷，她发声了：“事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当虫返回房间，听见有人从外边闩起门，上了锁。他陷入静默的沉思，空空如也的沉思。到时钟敲响三时，便孤独地、无声无息地死去，让仆人扔在垃圾堆里处理掉。家人如释重荷，随即乘车到郊外闲逛。

　　故事与其说可怕，不如说催人泪下。你不禁要问，灾难是自身的懦弱招致的？是荒唐而难以捉摸的现实强加到我们身上的？《诉讼》经历过20世纪的风风雨雨，变得容易理解，小民白白得个罪名，白白丢了小命，何罪之有？莫须有。《城堡》也不难理解，小民企图在社会中得到一个落脚点，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无能为力。悲剧在于国家机器与小民的不协调。《变形记》呢，西方译本既然多，理解角度各有不同。人变虫？卡夫卡要说的是啥？“可能是对基因的

　　卡夫卡漫画，D.哈布尔作不断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遗传学的天才，像卡夫卡向我们叙述的故事那样，使之产生意外事件。那些新种的人，里软外硬，在它们的背上种上腐烂的苹果，可以作为跟自然最高的接触点，让人感知到大自然。”小说家迪马耶（P.Dumayet）以科学观点来解读，颇贴近时代。笔者不懂科学，只觉得这是一个人从里到外、从精神到肉体，皆丢失了自我的悲哀，人最可悲的处境。荒唐的变形影射了人的困惑。一个永远的当下故事。你的解读对口径了吗？《变形记》的出版并不一帆风顺，曾经被拒绝过。一旦出版了，却马上引人注目。构思、语言的新颖，整体的高质素，都不可忽略。但卡夫卡要说的是什么？天晓得！有人惊诧于作者的膽色、他的创新；有人企图把它跟传统文学挂钩，也有人指出作者独立特行，拒绝模仿生活。因此，距离生活很远，望迷了眼。

　　变形从来不曾停止过对文学、艺术的骚扰。人的身份很脆弱，与其他动物有太多相同的基因。自身的欲望也不会规矩地驻足于“不可能”的观念上。《太平广记》中的《吴堪》篇、《计真》篇、《板桥三娘子》等都在人兽之间“变”得不亦乐乎。西方有奥维德（Ovide）的《变形记》，其中讲到雕塑家皮革马利翁（Pygmalion）爱上自己的作品，美之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使他如愿以偿：“回到家里，皮革马利翁走近他创作的少女雕像，俯首向床亲吻她，感到她的肌肤变得温热了。”还讲到希腊神话中的猎神戴安娜，为报复阿克蒂翁（Act e on）偷看她沐浴，把他变成一只鹿，让50只猎犬将他撕成碎片。变形为的是爱情、天意，或惩罚。唯卡夫卡的变形深奥得很。你要进入他家里，他老人家大门紧锁。你敲门，他不应；撬门进去，他在家，但绝非在等你。一双半阴半阳的大眼梦深沉，沉浸在自己当中，迷失在孤寂当中。你跟他对话，他的语言你不懂；你听在耳朵里的声音，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你收到的讯息是海豚发出的超声波。维亚拉特曾说，普鲁斯特嘛，“他的烦恼是地上的，他勇于叩门的保险箱，只是塞满了大地的时间、茶杯里的茶、掺上杂质的灵魂、尘世的密码。而卡夫卡的保险箱里面塞满了天空”。

　　一个塞满了天空的保险箱掉到我们头上来了，就有一股砸保险箱的探索热。一股卡夫卡现象迅速地漫延全球，醉汉般的逻辑、空穴来风的异象、神经汉般的反思维、超现实的感觉、文学上从未出现过的描画……被无制约地诠释、投射、折射。既然一切皆是谜，或处于未完成状态，任你用锤子再敲，也毁坏不到哪里；任由你明偷暗窃，也不能说你什么。只要拾取卡夫卡随手扔下的一个人物、一个几乎没有被发现的情节，就可以创造另一个故事。眼下就有不分远近国度的借题发挥：《卡夫卡和少女们》《卡夫卡的埃及》《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生活》……改编成的戏剧、电影无数，都醒人胃口，票房纪录都不错。一部厚达2048页的《卡夫卡传》也出现了，作者斯塔克（R.Stach）赔上20年时间，将数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却分散在各地的资料收集起来，写成传记，2014年发表了最后一卷。

　　重新译成法语也变得有必要，读者需要再读。都说，维亚拉特的译作不理想，篇幅不长的《变形记》中，可以找出800个字没有翻译出来，700个字额外加上去，60个翻译错误，基本上是改写。某些作品标题翻译有误，原意“失去踪迹的人”，译成“Amerika”。译者未能将简单、清晰的文字翻译得准确，太多文学化的手法，破坏了原著的面貌。译文也显得过时、老化了。研究卡夫卡的先驱们，又总是将观点强加到读者身上。

　　2019年初，从德文翻译成法文的《卡夫卡全集》的第一、二卷（计划出四卷），其中包括通讯和日记，由伽利玛出版社的珍本丛书（Pl e ade）出版。重译的文字比较清晰、通透、准确，去掉文学化和矫饰风格，给读者一片更开阔的想象空间。旧译中大量的注释也去掉了，更方便读者阅读。卡夫卡变得更现代了。

　　像卡氏这样拥有深广度和体积的作家，他的日记、笔记、通讯，都可以作为他的“作品”，比作品更能反映真相。他交给布洛德的大量资料，当初存放在特拉维夫。其中也包括布洛德的信件，他跟卡夫卡通信，跟其他作家和知识人的通信，信件总数在15000—20000封之间。1912年前后的布拉格，通讯条件和设施极其有限，联络不方便，拥有座机、手提电话、手机的当代人难以想象。想拨个电话，必须先到总邮局挂号，进入等候室，等候时间不会少于30到40分钟，最后进入一个小问，通话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书信来往是主要的联络方式。卡夫卡给女友博埃的信件达400封，已经结集出版；给米莱娜的书信也不少，亦已出版。这些信件一如作品，是可以深挖的矿藏。经过资料的收集、作品的重译，信件、笔记、手稿的发现、付印，卡夫卡及其作品又来了一次更新、演进，一个半逃跑或误解了的世界，被追捕回来了。

　　四

　　柏林墙倒下之后，笔者曾经到布拉格“朝圣”，去看大梦人的故居博物馆。抵j步后连日滂沱大雨，更煞风景的是，冒雨进入只能步行的旧城区，看到的只是一问面积很小又极其简陋的单间房子，与其说博物馆，不如说小书店；架子上的书籍寥寥可数，柜面出售的只有几张图片，跟大名鼎鼎的作家名不相符。你一身湿淋淋，一肚子的火。布拉格慢待了卡夫卡，又搪塞了我们这些远道而去朝拜的人。最后到城外的犹太人墓园去瞻仰他的陵墓，环境倒安静，满眼浓荫，古木被长青藤千缠万绕，藤缠树，树缠藤。时值盛夏，却连日暴雨，阴气弥漫，颇有卡夫卡的阴森味道。静寂中，连鬼影也不见一个。遑论去瞻仰的人。墓地除了墓碑没有任何饰物，跟别的陵墓大致相同。身后的世界一律平等。看过墓碑上几行字，知道他跟父母家人同一墓地。之后，便逃之夭夭，不再回头看一眼。

　　时隔多年，博物馆情况否改变？现在谈起卡夫卡，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当初说他的作品都在逝世后才出版，不对，《变形记》1916年就出版了；说他用德语写作，但德国人对他视而不见，不对，在世时候，《Revue Rh e nane》的评论文章将他归入德国的“表现主义”潮流，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德国文学史一早就给了他一个位置；说他当年默默无闻，不对，1924年他逝世，至少有20份报纸刊登了讣告，最著名的刊物都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法国方面，《变形记》于1928年分三期在《法兰西文学评论》发表，1938年集成书本出版。《诉讼》《城堡》也先后于1933年和1938年出版了。传说中他社交生活甚丰，经常进出剧院、电影院，到酒吧寻欢作乐，逛窑子，尤其喜欢流连咖啡座，不对，他从来不参与特殊圈子的聚会。来往比较密切的所谓“布拉格圈子”，只有他与布洛德，及另外两位朋友，总共才四人。偶或跟别人到咖啡馆见面，总是早早离席，据作家若阿内（U.Johannes）记载：“卡夫卡永远不会在咖啡座上长久逗留，离开前他起来向每个人礼貌地躬身致意，告辞后随即迈开长腿远走，消失在越来越深沉的孤独中。”

　　经过近百年的资料搜索及研究，卡夫卡怎么样了？浮在水面上的船身都看到了，沉在水下的部分依然是个谜。还有不少已收集的书信、日记、手稿尚未整理、刊发。据一位德国裔的美国作家帕维尔（E.Pawel）在作品中透露，卡夫卡最后的伴侣多拉（D.Dora）于1933年被盖世太保没收的财产中，有20本卡夫卡的笔记和35封信件，记载了卡夫卡最后的日子，眼下可能深藏在欧洲某个尘封的档案室里。更重要的是，当年布洛德从卡夫卡手里接过的资料，体积超过16立方米。想象一下吧，超过16立方米白纸黑字的资料！估计其中有卡夫卡信件、手稿、亲手绘制的图画。他一辈子没有停止过画画，跟朋友聊天时，习惯手不停地在纸页上画。估计还有刊登过他的小说的以色列日报《Haaretz》，有布洛德的私人日记，可能从中找到传记作家们所欠缺的卡夫卡的童年生活、日常生活，和最后日子的记载。为拥有这批资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和德国马尔巴克（Marbach）城的文学档案馆之间，曾经长期纠缠在官司里。布洛德逝世后，这批文献落到他的女秘书埃丝特手里，不管是赠送还是继承，都必须有凭据，依法处理。但1988年，她以200万美元的高价，将《诉讼》的手稿出售了。在101岁上逝世后，资料就落到她的女儿埃娃手上。经过三场官司，最后由最高法院将资料削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埃娃被责令将所有资料交出。但这些宝贝都锁在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保险箱里.埃娃尚未来得及亲自办理这件事，于2018年夏天逝世。但这批文献目前已经运到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相信只有研究过那批纸头，才能更进一步了解，大甲虫、测量员K、约瑟夫·K、《地洞》中的地鼠、其他作品中的异化现象，要跟我们说的究竟是什么。能否帮助我们思考21世纪的难题？为什么我们眼下的世界，就像卡夫卡的幻觉付诸实现：邪恶有理，真理破产。奥登（W.H.Auden）曾说：“卡夫卡之所以于我们重要，皆因他的困惑即现代人的困惑。”是这样吗？也许不该过早把他固定在一个框里，将他情绪化。已经问世的传记、林林总总的文章，将来也许需要修改。上个世纪文坛的恶作剧，逝世几近百年，依然在骚扰着我们。面对着他谜语般的作品、堆积如山的资料，多少卡夫卡迷和學者，不得不成为另一种不眠人。

　　2019年3月

　　责任编校 邓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