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在中年一代评论家中，兄是扛大旗者，引人注目，贡献和影响均大于他人，此为公论。

　　——欧阳江河给陈超的信，1991.4.19

　　陈超不仅属于这“数人”之列.恐怕还是排在最靠前的更少数的几个人之一。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读到过他的文章，并大为赞美，到处为之鼓噪。

　　——敬文东《陈超诗歌简论》

　　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

　　——T.S.艾略特《批评批评家》

　　不管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坛如何火热，最终能够留下来的只能是过硬的文本。一个诗人终其一生都是为了写出一首终极意义上的诗，而此前的诸多文本都是在为这一终极文本努力和铺垫。对于批评家而言，也同样如此，必须有同样过硬的批评文本才能维持一个批评家的有效性和活力。

　　然而，批评家的角色和形象并不总是乐观的，甚至文学批评在西方经典文论中还被认为是次级工种和毫无创造性可言的“寄生”文字。乔治·斯坦纳曾不无悲观地指认“文学批评”是短命的：“文學批评和文学阐释的著述生命有限，难以长久流传……大多数研究著述属于过眼云烟，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文章尤其如此。在鉴赏情趣、评价标准和使用术语进行辩论的历史上，这样的文学研究著述或多或少代表某个具体的时段。不用多久，它们有的在繁冗的脚注中找到了葬身之所，有的待在图书馆书架上悄无声息地搜集尘埃。”（《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者和批评家（按李敬泽说法还有“中国”式的批评家）二者之间有必要进行区分，正如写诗的人和诗人之间的区别。甚至如李敬泽所批评的“中国的作家大抵也是批评者”，因为他们是最擅长写“创作谈”的，“有很多作品写得不怎么样，创作谈写出了大师水平”（《一本书，我的童年》）。

　　与此同时，就纷乱不堪的当代批评现状，“批评家”（尤其是诗歌批评家还应具有特殊的诗歌艺术的直觉能力）自身也需要进行分层和甄别以便去伪存真：“什么样的批评家（在此特指诗歌批评家，也可推广到整个文学领域的批评家）才算杰出的批评家（或者把标准降低到‘真正的批评家这个层次），确有必要探究一番。欧阳江河把他瞧不上的批评家称作‘县团级批评家，此外，我们耳熟能详的还有‘小哥们儿批评家、‘小霸王批评家、‘闹事批评家、‘附庸风雅批评家、‘知其不可说而说之批评家、‘知其可说而不知说什么好因而乱说的批评家，当然还有‘迫于职称压力的批评家，等等。这些人，在进行诗歌（或文学）批评时，既没有‘艺的直觉，没有‘思的精神，也没有‘史的眼光。”（西川《内行的工作》）确实，批评家内部良莠不齐，而能够反思和自省者并不多见：“今天更多的人都学会了写文章，在我当年写诗评时只要增加几个灵活的词语都会引出一片‘才华横溢的评论之评论。但是现在仿佛后生们都学会了才华横溢，他们还为自己装饰了更多的文本与语境等新的装饰材料，但是他们中有太多的脑子糊涂者。他们只是一些刻意仿造别人机器的笨拙齿轮！我这几年在心里一直主张恢复两种感觉，一是恢复诗人的感觉，一是评论的感觉，恢复我的而原本具有的先天具有的味觉、嗅觉和听觉。”（1996年5月22日徐敬亚给陈超的信）诚然“批评家”的角色是需要重新定位、厘清和反省的，但是具体到当代中国诗歌批评似乎还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惯见，即当代缺少诗歌批评家，诗人们一直期待的诗歌批评的永动机并没有现身。也许，只有极其优异的诗歌批评家的出现才能最终扭转这种刻板印象：“近20年来，人们一直在抱怨当代诗歌缺少优秀的诗歌批评。三流的诗人如此抱怨，引出大批不明就里的读者也跟着起哄。当代诗歌格局的两极分化状态也或多或少为此类抱怨提供了滋养不良情绪的温床。有时，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也会发出如此感叹，甚至故意喜欢把话说得更狠、更死。当代诗歌的一个面目可憎的幻觉就是，每个写出了诗的自觉的诗人都会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诗歌批评冷落了。如果当代的诗歌批评能有效地运转的话，比如，像一架只服务于自己的永动机的话，那么他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每个时代的诗人，都会幻想有这么一架诗歌批评的永动机存在，并只围绕其自身的写作。自波德莱尔以来，这种幻觉从来没有减弱过。而在我看来，诗人被他的时代埋没，是现代诗的最基本的命运征候之一。越是优秀的富有创意的诗人，被埋没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既有一个时代的诗歌批评本身是否成熟和敏感的问题，也有人的理解力自身的局限的问题。知音难得，这是人生的常识，对诗歌而言，尤其是如此。”（臧棣《谁说当代诗歌缺少批评？》）似乎，诗歌批评家（文学批评家）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一小块兴趣点而各自为战、自我鼓呼、摇旗呐喊。针对于长期以来诗歌批评的“分治”状态而亟待建立起兼顾诗歌本体（内部）、功能以及场域的综合性批评话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诗歌批评家或是单一地贴近社会学和文化阐释，或是专注于文体形式研究，或是印象式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这些批评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它们人为地将现代诗的意义阐释和形式研究割裂，硬性地使之‘各自为阵了。前面谈到，现代诗是‘表达现代人对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语言，这决定了其‘功能与‘本体是同步呈现的。缘此，诗学话语应该树立‘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叶芝语）的意识，积极寻求真正有效地‘兼治或‘打通二者的方式，避免‘分而治之带来的缺失。如果说.前些年采取‘分治是为了使诗歌批评更走向‘内部，有一定专业推进力的话，那么今天依然如此，则就有明显的保守性了。”（陈超《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写作的诗学》）

　　1961年，T.S.艾略特将批评家分为四类，而他最为倾心的就是“诗人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的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批评批评家：艾略特文集·论文》）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诗评家的陈超，其诗学研究主要是在穿越大地向天空的长久仰望的生命诗学和文本细读的两个扇形区域同时展开。前一个区域是《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中国先锋诗歌论》（台湾秀威版）《诗与真新论》《游荡者说》《诗野游牧》《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后一个区域是《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这两个区域又是不可分割的，而是相互打开和彼此激活的，正如左手和右手、左脑和右脑，亦如火焰的内部与外同。西川曾戏称陈超为“两卷本教授”：“除了这个两卷本，他还出版过两卷本《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和两卷本《中国当代诗选》）。”（《内行的工作》）

　　必须强调，陈超就是典型意义上的“诗人批评家”，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职业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不同。陈超的诗歌批评和写作方式更多是介于诗人和批评家之间，他是一个高深而快乐的写作者，而不是中规中矩的枯燥的理论家。这种特殊的诗学话语立场使得陈超的批评文本具有跨文体的特征，更近于诗性随笔。陈超的诗歌和散文写作以及以“现代诗话”（“新诗话”）为代表的批评创新也都存在着这种文体的松动和融合特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人、批评家陈超教授多次撰文力倡‘松动文类界限。在他看来，写作就是让生存经验在语言中真正扎下根。寻求文本的现实活力和有效性。这才是重要的；而至于我们写的属于何种文体和文类，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下已变得相对次要一些。在他的作品中，诗歌话语，俗语俚语，应用文体，小说语型，实现了一种令人欢愉而惊愕的融合。这里刊出的陈超新作，乃其力行。我们欣喜地看到，如果解除文类的繁律，诗歌（又何止是诗歌）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散文百家·编者按》）。收录在《生命诗学论稿》中的文章，如《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现代诗：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以及《论诗与思》（系列）都从“诗人批评家”特有的角度出发对诸多诗学难题（包括人的命题）进行了敏锐而独到的论述，时至今日这些文章仍然被研究者和诗人们反复征引。无论是早期的《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还是后来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中国先锋诗歌论》《诗与真新论》，它们都呈现了陈超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的特殊性。对于陈超来说这种特殊性的“自身价值”来自于诗性直觉、会心而精准地对诗歌这一特殊文体语言特质的感受力以及诗性和历史感的持续发现能力。“诗人批评家”这一特殊身份使得陈超能够在直觉和学养问获得平衡，在感性和理性中达成一致，在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之间不断交互、往返和互相求证。这是一个“双手”写作的人，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方式”的有效性，“陈超作为当代少数几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之一是得到公认的，可是，作为一位诗人，他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其次才是评论家，而他的许多理论文章（《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深入当代》《精神大势》《思即诗》）充满诗意，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才能写出如此才气通人的文章”（刘翔《让灾难化为平稳墨迹的持久阵痛》）。严谨、精密、深入、尖锐的理论思辨能力与会心、精妙的感受力和细读能力完美结合，这使得陈超的诗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阅读的欢愉。而陈超作为“诗人批评家”对诗人的评论和文本细读也同样让诗人们折服，而这些观点不仅是关乎个人的，而且指向了更为广阔的诗歌场域并直指中心：“新世纪以来，你的诗对我有吸引力，最先是芒刺式角度刁辣的反讽，近年又有对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褶皱中秘密的揭示，包括《梦》系列对晦暝的潜意识或荒诞中可能的真义的探询……确实有快感，有意味，值得享用，凡遇到就会读的。诗集《我的英雄》《伊沙诗选》《无题》，还有几部长诗大部分我都看了。你写作量奇大，但基本保持了越走越高的水准，作品当然也成色不均，对不同读者的触动点各有不同，但它们大都做到了能吸引人去看，这很不容易。上了点儿年纪的我，已没什么使命感，近年已经不为‘诗论事业、为对诗歌场域的把握而阅读、写作了，我依然读诗的原因基本只剩下享受诗歌的快感。近几年来诗歌界让我产生稳定的阅读欲望的诗人已剩不多，当然包括你。我想，你的特殊性在于，即使那些‘敌人也是真看你的作品的，不仅为了攻击。对中国诗歌而言，有内在质地的幽默和贴心贴意的快感，至今还是一种稀缺的品格。”（陈超、伊沙《（蓝灯）之光——2010冬天的对话》）

　　陈超曾从批评家的精神资源将新时期以來的批评家分为四类：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及其母体西方近代文化，苏联红色选本文化制导的本土意识形态变格型式，西方现代文化精神。诗歌批评家和其他文类批评家显然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我国青年文学批评家中，诗评家和小说评论家的理论性格颇不相同。后者一般是一开始就抱有理论兴趣的人，对概念、判断、推论、综合显得训练有素。而前者更多——如果不是所有的话——是从诗歌创作转入诗歌批评的，他们的文章敏于审美感受，白热、尖新、华采，但与小说评论家相比.显得缺少学术规范，主观性过强。”（陈超《对语言和生存的双重关注》）较之同时代和此后的那些动辄贩卖西方文论和唯某某主义是瞻的批评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版图中“诗人批评家”陈超以其精准、独到、深迥、性情、洞见、敏识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话语谱系和精神坐标。“在生殖力极端旺盛而人口众多的中国，搞诗歌批评的人多‘于而不仅仅是多‘如过江之鲫。但恕我直言，真正合格的，恐怕不过数人而已，绝大多数都是些趾高气扬甚至气宇轩昂的冒牌货。让人备感滑稽的是，这些冒牌货往往更具有正品的嘴脸，更能唬住一些诗歌外行和诗歌的初次介入者。在这个假货横行又让人真伪莫辨的年代，这些都不难理解。依我看，陈超不仅属于这‘数人之列，恐怕还是排在最靠前的更少数的几个人之一。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读到过他的文章，并大为赞美，到处为之鼓噪。”（敬文东《陈超诗歌简论》）

　　而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20世纪80年代以降陈超同样面临着诗学的难题和悄然到来的挑战，即如何建构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诗学体系。最终，陈超找到了这一诗学体系的突破口，即诗歌批评并非是固守的理论工作——“我是在严格的事业意义上谈及诗歌批评这种特定的理论行为”，是一种揭示生存和挖掘语言奥秘的创造性“写作”（《宿命或抚慰》）。在陈超这里诗歌批评是作为一种特异的写作和文体存在的，而这正是诗人批评家的本质工作：“诗歌批评家，不但应有对诗歌之美和精神自由的深邃揭示，最好自身也具备能动而自由的话语播撒能力和魅力。”（《诗野游牧·后记一》）也正如陈超所言这种诗学努力，一定程度上对应于福柯的诗学观念以及批评实践：“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福柯《权力的眼睛》）陈超最早正是在《生命诗学论稿》一书中开始确立这种个人风格独特又具有极强的当代精神的诗学禀赋。后来，陈超则不断强调的是能够激活批评动力的“历史一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和诗歌语言问题的双重关注，从而对历史、生存、文化、生命、文体、语言（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修辞技艺）进行扭结一体的综合性处理，“既不是单一地对其文本解读来传释诗歌母题与理念，避免只做社会主题学分析；也不单纯从本体修辞学的角度探寻其诗歌话语的审美特性，避免把诗歌文本从历史语境中抽离，使之美文化、风格技艺化。而是将它们相互融渗，共时游走”（陈超《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

　　几十年的诗学实践最终证明陈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批评家”，“我读你的著作的一个强烈感受在于，多年来诗坛人士热衷于作秀，而你却能踏踏实实地坐下来，通过文本表达自己对世界、生命、诗和诗人的看法，这将为历史证明是最可贵的，唯一真实的”（1995年7月14日欧阳江河给陈超的信）。“很高兴收到你的大著，虽然2/3以上篇什早已读过，但仍感到新鲜，你依然保持一种犀利的钻透！很明显，行文中突显着诗人的气质，这是一种极为难得可贵的东西。我发现我愈来愈少这种质素，而不自觉往‘学院风靠拢。在先锋诗歌批评的行列中，你是尖端上闪亮的锋刃。要保持这种锋锐，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本质诗人的底气，几乎是天生的，难以改变的。”（1995年5月10日陈仲义给陈超的信）确实，陈超是真正将诗歌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而进行写作实践的。“陈超的理论文字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批评上的严格，它既有着批评的洞察力，保持它的应有的犀利和敏锐，又呼应了我们对阅读的快乐的内在的吁求，真正做到了从容自如，舒放有致”（臧棣《纸上的博览会》）。就陈超而言，“诗人批评家”显然是一种诗学成就意义上的认定，而非是批评家的诗人身份，“其实，优秀的当代诗歌批评早已被人写出。陈超新近出版的诗歌批评集《打开诗的漂流瓶》，就是最好的明证。这是一本相当有分量的批评论集。在它面前，诸如什么当代诗歌无批评之类的话，从此便属于胡扯的范围了。当代优秀的诗歌批评虽然少，但绝非一穷二白。很可能像人们抱怨诗歌缺少批评一样，当代优秀的诗歌批评其实也缺少优秀的阅读。自80年代中期以后，陈超的诗歌批评一直为当代诗歌的发展——尤其是先锋诗歌的写作——提供了富于洞察力的可靠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多方面，从现代诗写作的当代征候，从先锋诗歌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从对当代诗歌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判断，到对具体的优秀诗人的解读上，在我看来，陈超用他的批评敏感和批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当代诗歌恢复了它的基本面貌和诗的尊严”（臧棣《谁说当代诗歌缺少批评？》）。

　　诗人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是富有戏剧性的，甚至在一些诗人那里批评家是不被信任的角色。然而恰恰是在陈超这里通过精敏的艺术感受力、诗性直觉、理性思辨能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求真意志以及批评作为的创造性的“写作”和“生命诗学”赢得了诸多杰出和优秀的诗人同行的认同和赞誉。这是人格和文本的双重魅力所致。“我刚刚拆看了寄来的《作家》第3期，读到了你的评论。我想说，它写得非常之好。我把它视为对我的写作的不可多得的鼓励，也把它视为一种珍贵的友情。你的一些见地，对我也富有启发。我很感念。”（1999年3月12日臧棣给陈超的信）甚至在1989年9月29日于坚在给陈超的信中有如此说法——“知你无恙，甚慰。要保重。中国只有一个陈超。”优异的志趣相投的诗人和批评家是可以互相精进、砥砺的，当然这只能属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中的少数。“我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再写出好诗？且把这本诗集当作《天鹅之死》吧。想到有你的精彩的序言，我深深地感到安慰。若能有你具体的修改意见或建议，点石成金，那就更好了。”（2009年3月24日伊蕾给陈超的信）“据我观察，一个诗人在他的时代只要能得到几位同行、里手的真正欣赏也就足够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称羡，不过是陌生读者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进行解读罢了。”（1997年4月24日臧棣给陈超的信）1997年5月24日，西川给陈超写了一封四五千字的长信，其中尤其谈到他非常珍视陈超的阅读感受和建议：“收到你4月20目的来信后我非常高兴，这不仅是因为你对我的褒奖（我不否认我的虚荣心），也因为你使我感到我们之间友谊的珍贵。你信中提到我把《广场上的落日》一诗改糟了，看来如将来再有机会出版此诗，我得恢复此诗从前的旧貌。我也听到其他人对我改动此诗的意见，我大概做了一件蠢事。将来我是否应在《广场上的落日》诗后注上一条：我是听了你的意见才将此诗恢复原状的？事实上，你是我最敬重的批评家和诗人。在你身上蕴藉着对于思想、历史、文化、艺术的广泛关怀，而这却是其他一些搞批评的人所不具备的。阅读其他人的批评文章时我总有一种气短的感觉，那其中只有临时性的策略术语，却没有对于文明的穿透，因而看不出作者的知识品味、灵魂修养和个人创造力。”2009年5月20日，洛夫在信中认为陈超是他一生最敬佩的诗歌学者。陈超是真正为诗人和朋友们信赖的，并且信赖程度几乎旁人不及。“我随便翻书，翻到刚寄来的辽宁出的‘中国诗人诗丛，其中有你的《现代诗还是个小伙子》，徐敬亚没在家，在北京，我看了没处去讲，干脆给你写信。首先，你说的都是好的道理，超越了细节和眼前，人人都能这么乐观积极，宽仁地说话，办事为人，那诗人会高现在的一层，自然也有好诗了。另外，我也喜欢它的文风，踏实，真正的粮食，真正的高粱大米苞米，很好。评论家都有这种实在的透明的文风，评论也会高一层。也有好文章看了。”（2000年4月13日王小妮给陈超的信）

　　陈超的先锋诗歌批评一直凸显的是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关注生命、语言、修辞之间的摩擦关系，更重要的是诗歌批评（包括他的一部分小说批评和文化批评）在陈超这里具有了文学性和创造性。哈罗德·布鲁姆说：“在我的实践中，文学批评首先是具有文学性，也就是说是个人化而富有激情的。它不是哲学、政治或制度化的宗教。最好的批评文字是一种智慧文学，也就是对生活的参悟。”（《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真诚”（真实）写作是产生优秀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个基本前提，而“真诚”既是对修辞和语言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精神难度和问题意识的要求。具体到文学批评的“真”，既應该是诗学的又应该是历史性的，是美学与见证的互补。这不仅与陈超反复强调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有关，而且也与修辞能力和思想深度带来的可信感有关。

　　陈超是语言的炼金术士，也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操持者，是一个诗歌内部秘密和幽深场域的化学分析专家。“我们把不断生长的作品视为一个火葬柴堆，那它的评论者就可以比作一个化学家，而它的评论家则可比作炼金术士。前者仅有木柴和灰烬作为分析的对象，后者则关注火焰本身的奥妙活着的奥秘。因此，批评家探究这种真理：它生动的火焰在过去的干柴和逝去生活的灰烬上持续的燃烧。”（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在1985年之前，陈超在诗学文章中更多是将现代诗作为一种特殊修辞技艺，而此后随着对先锋诗歌的认识与不断的自我校正，尤其是对现代人生存与词语之间的严酷关系的认识，陈超逐渐在诗论中确立起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生命诗学。他将诗歌看作是世界观、立场和方法论，诗歌是对生命和生存的特殊命名。

　　当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雪后的夜晚，陈超读到史蒂文斯的长诗《纽黑文的一个普通夜晚》（“一个更严峻/更烦人的大师会即席提出/更微妙和更急迫的证据，/来证明诗歌的理论乃是生命的理论”）时，他被诗人的智性和深层意象深深地吸引了。也是在那时，陈超明确了诗歌的理论本质上就是生命的理论。诗歌理论是对语言内部秘密的探询，是对生存幽暗部分的透析，是挑剔而精妙的对话，而现实也是作为精神的再现之物。对于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锋诗歌评论的陈超而言，更大程度上广为人知的正是他独特的生命诗学，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时代的诗歌只能是关于生命与生存的。而生命诗学正是陈超诗歌批评的一个基点，同时陈超多年以来坚持的诗学理论的目标是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深入文本并进而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历史和语言之间的严酷关系。无论是陈超的诗歌文本细读，还是从历史、现实和哲学视野对诗歌本体功能的探论都是围绕着生命一生存一语言一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的。

　　在很大程度上诗歌批评家同样是出入于可见和不可见之物之间，是思想和精神的内在持守者，是“在钢琴上校音的哲学家”（史蒂文斯《纽黑文的一个普通夜晚》）。诗的理论和生命的理论是共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陈超认可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强调的阿斯克西斯（Askesis），即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在终极意义上都是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1990年冬天，陈超给史蒂文斯写了一首献诗《史蒂文斯，和弯曲的时间》，也是元诗意义上自我精神的砥砺之作：“‘无边的山谷，只有我的蜡烛燃烧，/镜中观物的我，进退两难，吹影镂尘，/我无法看破你背面的水银，我踟蹰难当，/在单翼的覆庇下，猜测你奇异的词源。∥……一再沉入。‘这种激情我能感受，/却不理解，设想‘虚构就是最高真实，/单纯的我，只有一次次领受失败，/距你的迢递越来越远。——一再沉入/一再沉入，当想象力的大限趋临/我是否已不可再度被造？”

　　陈超在一贯维系诗歌的本体依据和诗人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在时代情势的强行转换中又持有了规避话语失语症的对应能力。他在深入当代“噬心主题”的吁求中，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驱动下，彰显出独特的诗学禀赋。

　　陈超的生命诗学是一个打开的结构，当然这一综合性的结构也是逐渐在批评实践中形成和完备的，那就是生命诗学、文本导读和细读、先锋精神和现代诗话所构建的别开生面的“生命一语言”“历史一修辞学”的综合性现代诗学体系。“尽管陈超后来没有对早期的生命诗学中隐含着的‘激情‘乌托邦话语‘精神分裂及其‘激进步骤做出诗学上的告别，但他后期诗学确实转向了‘历史一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即陈超最后一部著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所阐释的主题。这意味着他将个体生命与浪漫主义想象力的维度融入了个人置身其中的历史及其修辞维度。生命诗学中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再次成为一个出发点。或者说，‘历史一修辞学意识已经存在于陈超早期的生命诗学之中。”（耿占春《生命诗学与“绝望的激情”》）但是当我们罗列陈超的一系列诗学专著，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精神体量如此庞大，话语体系如此精密的杰出批评家。这也是为什么八九十年代以来陈超的一系列诗学著作被很多诗人和业内同行视为诗学启蒙和精神导师的重要原因。2008年4月陈超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当时由评论家谢有顺撰写的颁奖词这样写道：“陈超的文学批评洋溢着一种诚恳的感悟力，也充满理解、对话和价值确认的渴望。他的先锋诗歌研究，是对这个时代想象力的高度、诗歌精神的宽度所作的卓越解读。”陈超的独特性、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性在于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批评话语谱系，终生保持了对诗歌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的追赴，是生命话语、当代话语和历史话语的综合性解析：“我提醒自己，要同时保持对生存和话语的双重关注，使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人研究，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话语的历史生成和修辞技艺环节，生存和个体生命，社会与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诗歌批评文本，不但要具有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而且最好还能对即将来临的可能性给予‘历史话语想象的参与。”（陈超的获奖演说《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陈超写作了大量关于中国先锋诗歌的评论，其生命诗学、哲学人类学和泛修辞学批评（细读）的有效结合引起中国汉语诗歌界的普遍关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诗学体系。对于诗歌评论而言，陈超可能既是一个“老式”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新锐”的怀疑主义者——定程度上的“微笑的怀疑主义者”，“我的精神由犹豫和怀疑组成。对我而言，没什么是积极的，也不可能是积极的；一切事物都围绕着我摆动，我和他们在一起，由此对我自己产生了一种不确定。对我来说，一切都毫无条理，都在变化之中。一切都是神秘，一切都有意义。一切都是未知的‘未知象征。由此会产生恐惧、神秘和过于智慧的恐惧”（佩索阿）。而这理想式的个人情怀和自由精神的坚守和怀疑，使得陈超的诗学带有向上的紧张感。这种肯定与否定相交互的精神维度也印证了陈超诗学建立时所面对的并不轻松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境遇。这一时期对陈超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著作主要是三联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涉及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德里达等），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尤其是雅克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什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以及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卡西尔、波普尔等人的现代人本哲学）。值得补充的是，80年代都在向西方哲学和现代诗学进行补课，即80年代集体转向西方的“方法热”，例如刘翔在1995年8月28日给陈超的信中专门谈到自己近期的阅读状况：“这个暑假，我没有到外面去，主要是在家读书，读了俄罗斯的伟大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日瓦戈医生》及契诃夫的六百页作品，我深信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迄今最伟大的文学之一，这种文学的情感力量与宗教力量都是巨大的。我读了一些卡内蒂和米沃什，这是两位特别深刻而又有广阔经验幅度的作家。我读了他们的所有散文，被深深震动。我极为仔细地阅读了《走上十字架上的真》，尽管在书上打上了很多‘？，但仍佩服刘小枫的学识及思考力度，我很想和真正认真考虑基督教神学的人一起探讨它极富刺激性的论题及其内在困惑。我还读了康德，决定在几年内咬住不放，我觉得不了解康德无以了解西方思想史，也无法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史，他对所有的流派都产生影响或给予刺激。从较小范围看，不了解康德也无法深入当代新儒学思想，各家对康德的各执一端，形成了不同的学说。”但是，那时的批评家和作家们却普遍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诗学和哲学的学习，而陈超却是一个例外的先知先觉者。在留校工作两年后，陈超于1984年申请到山东大学进修牟世金教授的古文论研究课，这显示了他独特的综合视野，“除专业外，我花大量时间读古代典籍，将《诸子集成》中的《论语正义》《孟子正义》《荀子集解》《墨子闲话》《老子本义》《吕氏春秋》《论衡》《列子注》等，都细细读过。对古文论的经典，还下过背诵的功夫。”（《“愚人志”或“偏见书”》）陈超通过现代诗和古典诗的比照，认为二者在诗歌结构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新诗自身的传统。陈超认为现代诗较之传统诗更强调结构的包容力和形式的开放性，更强调“深层结构”的重要性，更为注重结构中的张力或紧张关系。山大期间，陈超还有意识地旁听了一些其他的课程，比如陆凡的当代美国文学史、吴开晋的现代诗歌课。“那时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有一个在我看来很出色人物——陆凡。此前我读过她翻译的当代美国文学史，已经介绍了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勃莱这些人，要知道那是1984年，我就知道这老太太很前卫，于是就请教于她，旁听了她的课。虽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课程深度不够，但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路和去处》）

　　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需要的不只是对当代诗歌的热情，还须具备直觉、学养、见识以及信仰和个人化的历史意识。陈超的系列先锋诗歌评论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他创设性地提出了诗学概念和命题，如“求真意志”“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的经验型写作”“叙述性和反讽精神的‘准客观写作”“用具体超越具体”“深入当代”“噬心主题”等，从而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的发展和成熟以及相关的先锋诗歌批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的批评家在当代凤毛麟角，而陈超正是其中的一位。陈超现代诗学的关键词是“个人乌托邦”（“升阶书”）、“个体主体性”（“个人词源”）、“生命、生存、语言的三位一体”、“当代噬心主题”（“深入当代”）、“求真意志”（“精神大势”“精神重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诗人批评家”、“现代诗话”。在这些诗学关键词中陈超一直强调的是个体、主体和生命诗学不言自明的重要性。“真正的个人主义时代又降临到我们中间，人和人之间变得更遥远了，但每一个人的诗歌正在内心延续。许多东西变得次要起来的同时，个体内心的变化就愈发重要。我是这样认为的，在经历了集体的嚣张、放肆之后，诗可能又退回到孤獨个体的内心，在那里继续歌唱吧。我比较固执，看来也是无药可救了。我只有站在个人立场上才能写出诗来。”（1996年3月11日郑单衣给陈超的信）

　　之所以说陈超是“诗人批评家”，在于其诗歌理论与批评不是其他评论家泛学院化的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在生动、精准、尖锐、独到的论说中对“当下”始终怀有发现的热情和命名的冲动。陈超一直密切地追踪当代诗坛的变动，可以说他一直处于中国先锋诗歌的前沿。在陈超看来诗歌写作应该是一种成人式的，即诗人不是自恋而是自审，是与自我灵魂的辩难、诘问的对话者和他者式的争锋者。陈超的诗歌批评既有学院派的严密的逻辑、系统的学理和历史考古学的证词，同时又具有丰沛的情感、敏锐的艺术感知和别具才情的论说语言，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文风。甚至有批评者认为陈超是真正的同时具有知识分子立场和考古意识以及学院作风和自由情怀的先锋批评家。在沈奇看来优异的批评家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基质：文化背景和生存背景、艺术品位与人格品位、艺术直觉与生命直觉、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文字的精确与生动。而陈超是同时具有这些素质的，这在中国的批评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责任编校 谭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