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诗人谷禾以长诗《周庄传》来为自己的出生地，中国河南省的一个村庄树碑立传。这一写作的选择当然是谷禾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个人选择，但同时也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上回应着整个现代写作的历史传统。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就提出了著名的“侨寓文学”的概念：“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们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认为是主观还是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这一写作潮流的出现，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密切相关，随着大都市的诞生以及相关人口的迁徙，一种“侨寓”——在今天，它有一个更学术化的名词，离散——的经验产生了。侨寓意味着一种剥离，在物质性的迁徙中，产生了文化上的“乡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从鲁迅的《祝福》《故乡》到沈从文的《边城》《湘西》，到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再到80年代的“文化寻根”和“文化史诗”的写作，都回应并实践着这一主题。

　　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学者青木正儿有一本随笔集《对中国的乡愁》，里面用大量的笔墨写中国古典诗文中的田园之趣和生活习俗，并一再表达其羡慕之情。这大概代表了现代人对“乡愁”的基本理解向度：用现代性的眼光将古典型神圣化，并从中寻找一种理想的寄托。但很明显，这种想象是非常文人式的“景观化”。实际情况是，当上世纪30年代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旅游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分歧，他在其日记中提出了两个中国的概念：一个是诗文中的中国，一个是小说中的中国，前者指的是想象中的古典中国，唯美，抒情，建立在成熟的农耕文明之上，后者指的是现实存在的中国，混乱，庸俗，肮脏，是农耕文明正在消解而现代文明又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景象——小说中的中国是对诗文中的中国的一个反动，同时也是不同的文明型的某种文学（体裁）的隐喻。

　　文明的转型是漫长而深远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来说，从晚清肇始的“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以加速度的方式推进了一百多年，根据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基于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研究，1990年以后，华北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出是一百多年来最快的时期，这证明了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乡村衰落程度的加深。与上世纪20年代局部城市化相比，90年代以后的城市化是全覆盖式的，与此相对位的，是基于农耕文明的“乡土社会”的全方位的解体：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伦理的。

　　这转型中层层叠加了各种痛苦、焦虑和精神疾患，2000年以来，关于“乡土社会”的带有强烈情绪性倾向的表达和书写重新开始盛行起来，在大众媒体里，这一类写作往往冠以“乡村的沦陷”“回不去的故乡”“沉沦的乡土”等标题；而在严肃文学的领域，非虚构文学勃兴，其成就稍大者，几乎又集中在乡村题材。

　　只有将谷禾的长诗《周庄传》放在这样的谱系和坐标中，才可以理解其文本携带的各种气息、症候和美学。《周庄传》共35节，近千行。诗歌以“石桥与庙宇”开始，以“老日子”结束，构成了一幅当代乡村的生存图景。这一图景首先是社会学的。第9节《雨子的死》写童年伙伴雨子的死：

　　但一场大病就击垮了他。肺癌晚期

　　——这无异于判了他死刑，

　　他用一年时间，花光了大丰生积蓄

　　最后选择半瓶百草枯交待了自己

　　这回应的是乡村医疗保健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因病致贫最终不堪忍受的事实；第12节写外出务工的族弟的悲惨命运：

　　半年后惨死于一场飞来的车祸

　　公安把电话打回来，我堂叔求我父亲

　　一同去那儿了结后事。我父亲说：

　　“我们去到那儿后，只带回了

　　一盒子的骨灰和小小骨头，其他

　　什么遗物都没有。”我堂叔

　　用赔偿的六万元人民币。为大儿子

　　娶了媳妇，为小儿子盖起了

　　村子里最漂亮、最扎心的一栋房子

　　族弟的生命在十三岁的节点戛然而止

　　这样的遭遇在中国的农民工群体里屡见不鲜，因工致残甚至因工致命，最后换得一点赔偿费用，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用十三岁的生命交换来的六万元钱，充满喜剧地变成另外两个人生存的最直接的物质资料。第24节通过一个亡灵“喜子”的视角写一场仇杀事件：

　　他急眼了，揣着杀猪刀摸到我家

　　捅了我闺女，儿子，我儿子的闺女、儿子

　　捅了我之后，摸出怀揣的百草枯，仰脖

　　喝了个底朝天

　　他们都是无辜的？算你说得对吧

　　谁让他们托生成是我的孩子？这都是

　　命，命该如此

　　最近这几年，类似的人伦悲剧不断见诸于媒体报道，《周庄传》中至少两次写到类似的仇杀，除了这一节，还有第26节《木匠与斧头》，外出务工的木匠妻子与木匠的堂兄通奸，木匠回家发现之后，二话不说，上门用斧头劈死了堂兄——“斧刃的光/瞬间把两人淹没。/“动我的女人，操你娘的……”这几句读来让人触目惊心。

　　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典型，我毫不怀疑如此多的戏剧性都集中于周庄。实际上，“戏剧性”在此是一个过于学院化的表达，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戏剧性”不过是周庄乃至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谷禾正是通过这种几乎客观的新闻式的呈现，将乡村中国的真实面貌呈现到了读者的面前。这或许也是谷禾将自己的这首诗命名为“非虚构诗歌”的原因。但必须注意的是，非虚构并非意味着与现实的完全同一性，恰好是，只有通过艺术的归纳、提炼，只有采用合适的视角、叙事和词语才能为这些“现实”赋形。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古老的诤言：“艺术模仿自然”——模仿的意思并非复制，而是创造。也就是说，社会学的内容必须对位恰当的诗学形式，而这一诗学形式，又和社会学的内容必须保持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这正是社会学与诗学的辩证法。在我看来，社会学的真实固然重要——请注意，真实一直是谷禾对诗歌的追求，也是很多评论家高度肯定谷禾诗歌的原因之一——更重要是，有一种诗学上的真实与社会学上的真实对位。这一诗学上的真实。既有一种诗人伦理学上的真诚，同时也指向一种有创造性和表现力的诗学形式（感觉结构）。对这一点，谷禾有清晰的认知，在长诗第10节《赤脚医生万苍》中，他如此区别小说与诗歌的差异，并强调一种可能性：

　　我在一篇小说里写过他

　　一桩医疗事故断了他的营生

　　并最终把他送入了坟墓

　　而小说并非生活的重复

　　真实的他，一直活在我们村子

　　穿过大街小巷，身形愈加单薄

　　人过中年，他不再想成家

　　而皈依了天主

　　具体来说，在《周庄传》中，谷禾以人物为中心，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建构了一个立体化的诗学结构，通过这一诗学结构，谷禾几乎以“零度”的方式展开叙述和修辞，用一种极简化的方式将社会学的乡村升华为一个诗学的乡村，不仅克服了对“古典性”的乡愁，同时也克服了“未来性”的乡愁。他牢牢地固守在当下——当下的死、当下的生、当下的痛苦和当下的希望——这是这首长诗真正有创造力的地方。他放弃了一个从乡村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可能的“怀旧气质”和“挽歌情结”，同时也放弃了鲁迅以来的启蒙视角，他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事实：在必须承受的现实面前，他和他们的乡亲们是完全平等的。

　　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反讽。谷禾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反讽？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且人道主义关怀的知识者，但是，知识者和民众之间应该保持有什么关系？这是现代以来的世界性的难题。竹内好曾经思考这个问题，并在亚洲的范畴内予以社会学和哲学上的辨析，但是归根结底，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他用一个特殊的词来描述这种困境——鲁迅式的回心。回心的意思，大概是基于强烈的个人性的一种社会关照和精神书写。这或许也适用于谷禾这样的诗人，在《周庄传》中，社会学和诗学的双重文本因为个人性的坚实而获得了对话的基座，在历史逻辑（必然性）和诗学逻辑（可能性）中，谷禾最终选择了个人逻辑（宿命性）来展开他的思考和书写，正如这首长诗中我最喜欢的一段：

　　他们一直不说话。明灭的火焰

　　照亮了两张木刻的脸

　　仿佛地下的祖先，在把其中一个人

　　慢慢植入另一个身体

　　这简单的祭祀

　　让父与子瞬间合而为一

　　……当他们踏着泥泞离开，必将撞上

　　更多的父子，如影

　　隨形。从村庄走出，或从基地归来

　　通过这种方式，谷禾和他的周庄获得了其形式和见证。

　　责任编校 谭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