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还小——大概只有四五岁。那是在我老家，普林格菜斯上校城，大概五十年代初。一天晚上，应该是个周六，我们去一家酒店吃饭；我们不太出去吃，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穷，虽然我们过得好像真的很穷，而只是因为我父亲简朴的生活习性，加上我母亲对任何不是自己亲手做的食物都疑神疑鬼。总之是各种模糊因素混合在一起，把我们那晚带到了一家酒店的豪华餐厅，让我们不舒服地正襟围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圆桌前，桌上摆满了银色餐具，高脚酒杯，和盛在金边瓷盘里的美食。跟其他客人一样，我们都穿得漂漂亮亮。相对来说，那个年代的穿衣法则更为严格。
我记得来来去去地不停有人站起来，把装满书的盒子拿到房间最尽头一张像祭坛般的小桌子上。它们大部分是纸板盒，不过也有木盒，有的甚至上过颜色或清漆。坐在桌子后面的是个小妇人，她穿件亮蓝色的连衣裙，戴条珍珠项链，脸上涂着脂粉，一头白发梳成毛绒绒的蛋形。那是萨莉塔·索博凯撒，后来，我在老家的整个期间，她一直都是当地的中学校长。她接过那些盒子，查看它们的内容，然后写在一本记录簿上。我无比热切地关注着所有这些举动。有些盒子满得快合不上，有些却是半空的，只有幾本书在里面晃荡，发出一种不祥的声响。不过决定盒子价值的并非书的数量，虽然数量也有关系，而更多是看书的品种。最理想的是盒子里所有书都不重样；最糟的是（而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盒子里装的都是同一本书，别无其他。我不知道这种规则是谁跟我说的，也许不过是我自己的猜测和幻想。那是常有的事：为了解释我搞不懂的状况——我几乎什么都搞不懂——我总会编出各种故事和计谋。否则，那种说法又能从何而来？我父母不怎么说话，我又不识字，没有电视，而社区里我那帮小伙伴都跟我一样无知。
回忆起来，那幅场景有点梦一般的感觉：一盒盒的书，我们像要拍照留影似的盛装打扮。但我确定那实有其事，一如我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年我不断地回想起那幅场景，最终得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时正在为建立普林格莱斯公共图书馆进行各种筹划，一定是有人在酒店老板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捐书活动：“书本换晚餐”，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至少这可以说得通。而且据我几个月前最近一次去普林格莱斯所证实的，图书馆确实成立于那段时间。此外，萨莉塔·索博凯撒正是第一任图书馆长。在我青少年期间，我是图书馆最勤快的光顾者之一，可能比任何人都勤快：平均每天都要借一两本。而给我填借书卡的总是萨莉塔。结果在我上中学后这成了关键因素，因为萨莉塔是中学校长。她宣称我尽管年纪不大，但却是普林格莱斯最求知若渴的读者，这奠定了我作为神童的名声，并极大地简化了我的生活：根本不用学习，我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最近一次回普林格菜斯，我想要证实自己的记忆，就问母亲萨莉塔·索博凯撒是不是还活着。她大笑起来。“她好多好多年前就死了！”母亲说，“在你出生之前就死了。我是小女孩时她就已经很老了……”
“那不可能！”我叫道，“我对她记得很清楚。在图书馆，在学校……”
“是的，她在图书馆和中学工作过，但是在我结婚之前。你一定搞混了，你记的那些都是我告诉你的。”
那就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全部。她确定无疑的态度让我不安，尤其是因为她的记性，不像我，是绝对可靠的。每次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分歧，结果总是她对。但这件事她怎么可能对呢？或许我记住的是萨莉塔·索博凯撒的女儿，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继承了她事业的女儿。但那也不可能。萨莉塔一生未嫁，是那种典型的未婚妇女，是镇上有名的老姑娘：穿戴总是一丝不苟；冷漠而清高，一副毫无生气的样子。对此我非常肯定。
回到酒店那一幕。餐厅里人们从餐桌到堆着盒子的小祭坛之间的走动并不顺畅。每个人和其他人都互相认识——在普林格莱斯就是这样——所以当人们从桌边站起来把他们的盒子拿到房间另一端的时候，他们中途会在别的桌子边停下来，跟熟人打招呼并聊上几句。那些熟人会小心地不说太多话，礼貌地假设停下的那个人手里的盒子有相当的分量（就算实际上里面内容少得可怜）。而反过来，那个捧着盒子的，则更礼貌地予以回应，站在那儿继续寒暄，以表明对话的乐趣完全抵消了负重的费力。这些小小的交流——它们无不透出一种对别人生活诚挚的好奇，而这对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来说很正常——最后导致了信息十分灵通，因此我们才得知“音乐大脑”正在隔壁西班牙剧院的大厅里展出。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然后便草草回家睡觉。这一新闻也是离开宴会的好借口，大家都觉得这顿饭实在无聊。
“音乐大脑”是不久前来到镇上的，由一个非正式的居民协会掌管。最初的计划是把它短期地租借给私人家庭，跟那些各种各样的圣母奇迹图遵循同样的借用流程。但对圣母图有需求的都是些有病或有家庭问题的人，而借用这种新型魔法装置的人却纯粹只是出于好奇（虽然可能也有那么一点迷信）。这一协会没有宗教体系，也缺乏控制流转的权威，因而事情不可能按计划进行。一方面，有些人第一晚之后就竭力要除掉它，理由是音乐声让他们睡不着；另一方面，有人则给它做了精致的壁龛和底座，然后试图以这些花费为借口无止境地延长租期，很快，“音乐大脑”就不知所踪。所以那些从没见过它的人，比如我们，就开始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个骗局。那就是为什么当大家发现它就在隔壁展出时，都变得迫不及待。
父亲要求结账，账单送到时他手伸进口袋，掏出那只著名的钱包——对我来说那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物品。那是只很大的绿色真皮钱包，上面雕有美妙而繁复的阿拉伯花纹，前后都饰有小玻璃珠，组成色彩斑斓的图案。它曾属于普希金，根据传说，他被杀的那天身上就带着它。父亲的一个舅舅做过俄罗斯大使，世纪初的时候在那边买了许多艺术品、古玩和奇珍异品，在他死后这些东西都由遗孀分给了她的侄子和侄女们，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孩子。
西班牙剧院是属于西班牙互助会的一组建筑群的一部分，紧靠在酒店边上。但我们并没有直接过去。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停车的地方，绕车走了一圈，然后再穿回去。这样绕弯子是为了我母亲考虑：她不想酒店里的人——万一他们看出窗外并且又能看清楚——以为她是要去剧院。
我们走进剧院大厅，一眼就看到了它。它摆在一只箱子上，就是那种普通的木箱，被奇雷塞托（剧院经理）用撕成细条的白纸装饰过——就是用来包东西的那种纸。其效果相当好：就像个大鸟巢，同时表明了蛋的脆弱和包装的精心。这著名的“音乐大脑”是用硬纸板做的，尺寸跟只大箱子差不多。它在外形上跟大脑颇为接近，但颜色不像，因为它被涂成了发出磷光的粉红色，上面纵横交错着蓝色的纹路。
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它属于那种会让你瞠目结舌的东西。最后是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们入迷的沉思。
“音乐在哪儿？”她问。
“对，当然！”父亲说，“音乐……”他皱着眉头探过身去。
“也许开关关上了？”
“不，它是永远开着的，那正是它的奇特之处。”
他身子探得更近了一点，近得我觉得都快掉进“大脑”里了，然后他突然停下来，转身看着我们，脸上带着诡秘的笑容。
妹妹跟我也靠过去。母亲大叫道：“不许碰！”
我感到一股想触碰它的强烈欲望，哪怕只是用手指头碰一下。而且我完全可以那样做。大厅里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售票员和门卫肯定都在里面看戏，演出好像已接近尾聲。
“这么吵你怎么听得到！”母亲说。
“简直就是窃窃私语。想想那些说音乐太烦把它还回去的家伙！真丢人！”
母亲点点头，但她在想的是另一种丢人。父亲已经被“音乐大脑”迷住了——唯有他能听到它的音乐——而母亲则东张西望，似乎对剧场里发生了什么更感兴趣。雷鸣般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整幢建筑都在随之摇晃。里面一定爆满。利奥诺·里纳尔迪，托马斯·西马里和他们的剧团正在里面演出那些粗俗滑稽的喜剧，它们过去曾在外省连续不断地巡演多年。人们对其似乎永不生厌，永远报以大笑。而据称发自“大脑”的那种秘密、颤动的音乐，根本比不过里面那些狂笑和跺脚。
我母亲，自豪地作为一连串精致音乐爱好者、歌咏者及悲剧作家的后裔，对那种以利奥诺·里纳尔迪为代表的流行品味不屑一顾。事实上，她对它们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剧院，对她来说，是一片有争议的领土，一个战场，因为正是在那里，普林格莱斯的各阶层展开了他们的文化之战。她哥哥控制着一个叫“双面具”的业余戏剧协会，致力于严肃戏剧；而镇上的另一家俱乐部，由伊索里纳·玛丽安妮控制，则专注于风俗喜剧。所有玛丽安妮的信徒那晚想必都挤在剧场前排，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欣赏着利奥诺·里纳尔迪那富有煽动性的表演，汲取着她那如提神糖浆般的舞台风格。
母亲对他们厌恶之极，以至于有几次，当某个流行剧团来到镇上，她会让我们早早吃好晚饭，然后开车带我们来到剧院，把车停在靠近入口（但不会太近，她会选一个藏在阴影中的位置），那时演出正要开场，于是她就可以查看有谁进去看。通常结果都不出意料：观众大多是些来自乡下的穷人，用母亲常用的称呼，就是“那些了不起的无知者”，几乎不值一提：“对那些愚昧的蠢货你还能指望什么？”
但偶尔他们当中也会有个别“体面”人士，这时她就变得很激动。她感觉自己的间谍活动没有白费，从此要对付那些文化伪君子她就会“心中有底”。有一次，她甚至跳下车，对一位有教养的牙医——他正领着女儿们走上剧院台阶——横加指责。她告诉对方，看见他这样有文化的人出现在那儿是多么令人失望。支持那种庸俗的东西，他不觉得羞耻吗？还带着女儿！那就是他的教育方式吗？幸好，他没有跟她较真。他带着一丝微笑回答说，对他而言剧院是神圣的，哪怕是以最低贱的方式，而且他的主要目的是向女儿们粗略地展示一下流行文化，好让她们对此有所认识。不用说，他的狡辩对母亲毫无作用。
不管怎样，让我们回到与“音乐大脑”相遇的那个难忘之夜。我们走回车上，离开了剧院。我们有辆黄色的伊卡牌皮卡。虽然前面驾驶室我们四个人也坐得下，但我经常还是坐在后面，坐在露天，这部分是因为我喜欢，部分也是为了保持安静——我老是会跟妹妹吵起来——但主要是这样我就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大狗杰尼尔在一起。杰尼尔是只体型很大的白狗，血统不明，头很大（就像杰尼尔广告中的那个男人，它的名字由此而来）。我们不能把它单独留在家，因为它会不停嚎叫动静太大让邻居抱怨。但在皮卡后面它却很乖。
我喜欢坐在后面还有个更秘密的原因：因为我听不到他们在前面说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不知道我们会去哪儿，于是旅程便染上了一丝不可预测的冒险色彩。我知道我们要出发去哪儿，如果我没走神的话，可一旦母亲上了车，她就会无法遏制地突发好奇心，要求父亲绕过一条又一条街，去看一座房子，一家店铺，一棵树，或一个标记。父亲已经习惯了迁就她，也就是说，本来直线距离只要走几百码，结果却经常开了五公里——沿着一条曲折、迷宫般的路线。对从未离开过普林格莱斯的母亲来说，那是一种从内部扩展我们小镇的方式。那晚，我们原本只要转个弯再开三条街就能到家。但我们走了另一个方向，对此我并不吃惊。天很冷，但没有风。十字路口的街灯——悬在连接到角落电线杆的四条交叉电线上——静止不动。而在我们上方，银河全被点亮了，闪闪烁烁。我让杰尼尔趴到我腿上，把它抱在胸口。它没有反抗。它那雪白的绒毛反射着星光。我们一路笔直开向广场，然后进入一条林荫道。背靠驾驶室坐着，我能看见广场上市政厅的塔楼渐渐消失在远处，我以为我们要去火车站，以满足母亲的又一个突发奇想。火车站路很远，仅仅是推想我们要去那儿就让我昏昏欲睡。杰尼尔已经睡着了。沿着林荫道过了几条街，建筑开始变得稀疏，取而代之的是被锦葵和蓟草占据的大片空地。那些神秘的地块不属于任何人。我的眼睛开始合上了……
突然杰尼尔抖了抖身子，从我腿上一跃而起，奔到皮卡的一侧咆哮起来。他的躁动动让我既惊讶又迷惑。挣脱了瞌睡的迷糊，我也看过去，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绕远路，为什么父亲现在放慢了车速，几乎让车停止不动：我们正在经过一个马戏团。妹妹从前面车窗里斜探出来，用她那吐字不清的方式大叫着：“塞萨尔！马戏团！马戏团！”当然，我知道镇上来了个马戏团；我已经见过他们在街上游行，父母也答应第二天会带我们去。我瞪大眼睛，看得入迷。明亮彩灯组成的点和线勾勒出整个帆布大帐篷，它看上去大得像座山，而且整座山都被内部的灯光映亮了。演出正在进行：我们可以听见刺耳的音乐和观众的叫喊。让杰尼尔躁动的是那些动物的气味。在帐篷后面，在黑暗中，我觉得我能看见大象和骆驼的轮廓在货车间走动。
多年以后，我离开了普林格莱斯，一如那些有志于艺术或文学的年轻人，他们总想着离开小镇，对大城市所许诺的文化盛宴充满渴望。而如今，在那次迁徙之后很多年，我震惊地意识到，我也许被一种幻象诱骗了，因为童年时在普林格莱斯的那些夜晚又重回记忆，它们全都如此生动而多姿多彩，以至于我不禁怀疑自己并没有用丰富替代贫乏。我描述的那个夜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次捐书会，一场剧院演出，一个马戏团，全都在同一时间。有一系列的选项可选，你必须选一个。然而还是到处人满为患。马戏团也不例外。我们开车经过入口时，短暂地瞥了一眼里面，挤满家庭的包厢，站台在观众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在环形表演场里，小丑们搭成了一座人体金字塔，然后翻滚着坍塌下来，引起雷鸣般的哄笑。几乎所有人都来马戏团了。普林格莱斯的居民一定认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马戏团三天前来到镇上，但几乎立刻就卷入了一则惊人的丑闻。马戏团的噱头之一是三个侏儒。两个是男人：一对双胞胎兄弟。第三个，一个女侏儒，嫁给了双胞胎的其中一个。这种怪异的三角关系显然有某种缺陷，从而摇摇欲坠，并最终导致了发生_在普林格莱斯的那场危机。那个女侏儒和她小叔子是情人，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选择了在我们镇一起私奔，并带走了她那傻老公的所有积蓄。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段离奇的三角恋，如果不是因为以下事实：在那对情人失踪几小时后，那个侏儒丈夫也失踪了，带着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和一盒子弹，它们本属于那个马戏团的老板。他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为了阻止悲剧发生，他们决定立即报警。目击者们（小丑们，高空秋千演员，以及驯兽师）一致表示，当侏儒丈夫发现自己被骗时无比愤怒，并无比坚定地宣称要实施一场血腥复仇。他的威胁可不是儿戏，因为他是个狂暴的小人儿，以破坏性的火暴脾气而著称。他偷走的武器射程远，足可致命，而且用法极其简单。警方调动了所有可能的人力，尽管马戏团的管理层强烈要求保密，消息还是传开了。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那些逃亡者——也就是那对情人和他们的追捕者——去了哪儿，都只能依靠公众的帮助才能找到。一开始，那似乎很简单：镇子很小，要找的人很容易描述清楚，只要简单地用一个词一“侏儒”。警察被安置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以及镇子相对两端的两个交叉路口，通向外面的公路从那儿分岔（那时还没封道）。而这些措施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证实那几个侏儒还在普林格莱斯。
毫不意外，他们是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又是开玩笑，又是打赌，又是集体出动搜寻空地和空房子，最初的主导情绪不是欢乐的兴奋就是美妙的悬疑。但二十四小时后，气氛变了。两种恐惧开始悄然滋生，一种是模糊而非理性的，另一种则非常真实。第一种恐惧源自始终没有破案这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他们的小镇在社交和地理上都是透明的。像三个侏儒这样醒目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小玻璃盒子里无影无踪？并且他们还不是抱成一团，而是分成躲藏的一对和一个追捕他们的第三者，要依次躲过政府的搜索。事件开始带上了一丝超自然色彩。结果侏儒的尺寸成了一个谜题，至少是在不安的公众印象中。也许他们应该翻动石头，查看树叶底下，窥探蚕茧内部？母亲们开始检查她们孩子的床底，孩子们把玩具扯开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但还有一种更现实的恐惧。或者如果说那还不是完全的现实恐惧，至少它的出现足以让前一种恐惧，那种无名的恐惧，显得更合理了。就在外面的某处，有一把致命的上膛手槍，在一个绝望的男人手里。没人在意他要展开的复仇计划（我们不该因此而责怪说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有特殊偏见；被一片共同恐慌所笼罩，他们将侏儒视为一种不同的物种，其生死问题应该由他们自行解决，跟镇子无关），但枪击并非总能命中目标，在某一特定时刻，任何人都可能碰巧与子弹迎面遇上。真的是任何人，因为没人知道侏儒们在哪儿，更别说他们会在哪儿狭路相逢。而焦虑的来源与其说是侏儒丈夫的复仇行动，不如说是那对情人难以捉摸的微小体型。导致搜索失败的，同样是这种神奇的缩小术，它让人们不禁觉得每一枪都注定要射偏。他怎么可能击中一个隐藏的原子，或者两个？任何人，或者他们所爱的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突然被一阵打偏的弹雨击倒。
又过了二十四小时，这两种恐惧已经紧紧交织在一起，整个镇子都陷入一种受迫害的激烈妄想中。没人在家里感到安全，在街上就更不行。但人多的公众场所却有某种令人心安之处，人越多越好：其他人会成为人体盾牌，而且因为良心上的顾忌会在恐怖降临时被抛之脑后，所以没人去管谁会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那一定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参加晚宴，平常我们几乎从不在外面吃饭。而在另一个层面的动机上，从魔幻思维的角度，那一定也是为什么父亲会带上著名的普希金钱包，它一般都留待特殊场合才用。你也许还记得，普希金就是被射中心脏而死。
现在我要结束这段插入性的解释，回到故事本身。但就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剧院大厅里的场景在继续，这意味着沿着林荫道开车经过马戏团应该发生在那之前，在我们去酒店的路上。事实上，当我更仔细地回想，好像市政厅和马戏团上方的天空并不是全黑的：那是“幽蓝时分”，还有些暗粉色的余晖，沿着西边天际是一层发出磷光的白。星光闪烁的黑色夜空一定是某种记忆篡改，源自随后那出惊心动魄的闹剧——发生在剧院屋顶上。我的混淆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故事独特的奇异性：虽然各个事件的先后次序有强烈的逻辑性，但它们同时也独立存在，就像天穹上的星星，那最后一幕的唯一目击者，因此，这些事件构成的景象似乎更多是来自幻想，而非现实。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满足了对“音乐大脑”的好奇之后，我父母便向外面的街上走去，这部分是因为没什么好再看的，部分也是为了要趁观众开始散场前赶紧消失。表演应该就快结束了；掌声还没停，但不会持续太久，母亲可不想被看见跟那些“了不起的无知者”一起离开。不知情的人说不定会以为她已经陷入了庇隆主义者的文化深渊。
她转身开始往外走，其步态是如此果断，让我觉得时机到了：现在我可以安全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去摸一下那个大大的粉色物体。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我右手食指的指尖触及“大脑”表面大概只有一秒钟。而出于即将说明的原因，这一瞬间的接触将让我永生难忘。
我的顽皮逃过了父母的注意——他们在继续走向大厅出口——但没逃过我妹妹的眼睛，她那时两三岁，我做什么她都要模仿。被我的勇敢所激励，她也想去摸一下“大脑”。然而，这个笨拙的小魔鬼，她把一切都搞砸了。对她来说，根本不存在指尖这种东西。把身子拉得挺直——她大概只有放“大脑”的木箱那么高——她举起两只小胳膊用全部力气扑上去。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她屏住呼吸，然后当“大脑”开始晃动，她尖叫一声放开了它。我父母停下来，转过身，我想他们朝我们跨了一两步。对我来说，这一场景带有一种梦幻般的精确感，就像一出排练过上千次的戏剧。“音乐大脑”重重地滑出木箱的边缘，掉到地上，摔破了。
妹妹大哭起来，但更多是出于内疚和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因为显露在我们眼前的景象——那或许超过了她的理解能力。而我，虽已经长大到足以凭直觉猜出发生了什么，但又在一种恐怖的迷惑中苦苦挣扎，想必我父母也有同感。
“音乐大脑”的粉色表皮已经在撞击下碎裂，这说明了它的精巧，因为它不过掉落了几英尺。它里面是一团实心的，玻璃般的物质，就像凝胶，被外壳完美地包裹成形。那团东西有点被撞平了，而且似乎还在余震中微微颤动（虽然这可能是我想象的），这表明它的材料并不坚固。它的颜色非常明确。那是团半凝结的血块，而且不难推断出它的来源——事实上，有两个来源，因为有两具尸体悬浮在那团东西中间，从头到脚，以一种胎儿的姿势：是那两个男侏儒，那对双胞胎。他们就像扑克牌上的图案，穿着小号黑西装，脸和手自如瓷器；色彩对比让他们在暗红的血块中显而易见，那些血来自两人各自喉咙上的伤口——它们就像在张开尖叫的大嘴。
我说过，我看到的这幅场景有着某种超自然的清晰，但那是我现在所看到的。我现在所看到的比当时更多。就仿佛我看到的是整个故事本身，但不是作为一部电影或一系列画面，而是作为一幅单独的图像，其演变是通过反复的定格而不是连续运动。不过还是有大量运动：一堆荒谬原子的旋涡和深渊。
我母亲——她已经接近歇斯底里——开始尖叫起来，但她的叫声被剧院内部一阵突然的喧嚣淹没了。
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伟大的利奥诺·里纳尔迪已经领受了对她的鼓掌欢呼，全体演员已经七次谢幕。演员们正准备在最后鞠躬后离场，而观众们已经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就在那一刻，当角色感开始从演员们的皮肤上渐渐褪去，他们集体在舞台上站成一排，每个人的面孔和身体都作为刚才喜剧的一部分而仍然依稀可辨，而那出喜剧的情节，连同它的惊奇和失误，都被胡乱塞进了那排微笑鞠躬的人物中，仿佛现在一切都交由观众决定，当他们拍手，视线扫过舞台，以便重构刚才的故事，并对面前的虚构告别，连同那假造的起居室，扶手椅，假楼梯，画出的窗和门（它们在一连串的喜剧转折中开开关关），以及所有其他布景……就在这时，就在庆典快要结束时，那尊巨大的胡安·帕斯库尔·普林格莱斯的石膏像——装饰在舞台拱形框架的顶部——突然裂开了。我们建国之父的面部像颗白垩新星般炸开来，在原先雕像的位置，惊讶的观众目睹了有史以来戏剧神力所制造的最奇特的物种：那名女侏儒。那就是她的藏身之处，在那儿永远没人会找到她。这一切看似偶然：也许是鼓掌和叫好声引起了震动，让石膏头像老化的分子松动了；但这种假设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很显然，石膏像的爆裂是由内部原因导致的——具体说，是因为女侏儒身体尺寸的增大。一旦怀孕，这名杀手蛹便躲进了这个安全的藏身地，任由自然规律（毕竟，怪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来安排一切。而巧的是，这一过程恰好在演员准备退场时达到了终点；再迟几分钟，那个怪物就会浮现在一个黑暗、空荡的剧场。
于是，这就促成了某种空前绝后，从未有人见过的节目加演。两千双眼睛看着一只大头出现在那个凹洞里，那只头没有眼睛、鼻子或嘴巴，但却布满金色的卷毛，然后是两只圆滚滚的胳膊，末端两只爪子，以及一对丰满的粉红色乳房，本该是乳头的地方长着两只眼睛。这个怪物不停地挤出来，正面朝外，已经快碰到屋顶，就像只滴水兽石雕……直到终于发出一阵痉挛般的战栗，她展开了翅膀，开始是一只，接着另一只——巨大的彩虹色隔膜，拍打时发出硬纸板似的声响——然后腾空而起。她的身体后部是一个臃肿的皮囊，上面覆盖着黑色羽毛。一开始，她看上去像要跌入乐队的乐池，但接着她用一连串快速的翅膀扇动，把自己稳定在一个中等高度，并开始左冲右突地四处乱飞。
恐怖爆发。就算失火也不会像这只会飞的变种怪物那样引发如此恐慌：谁也说不准她会干什么。过道挤满了，出口堵住了；人们跳上座位；妈妈在找孩子，丈夫在找妻子，大家都在尖叫。受到骚乱的惊吓，那只飞行侏儒盲目地上下拍翅；她也在寻找出路。当她飞低了，前排座位的尖叫声就骤然加剧，而当她又升高了，最响的叫喊则来自包厢，那里的观众被困在堵塞的楼梯上。绝望中，有人爬上了舞台，演员们早已不见身影。有些前排包厢的逃难者也爬下来，越过围成半圆形的脚灯跳上舞台。看到这种情况，那些一直在过道上推推搡搡的其他观众，发现不可能突破前方混乱的人潮，便转过身，发狂地奔向后面，也都跳上了舞台。那就像打破了一个禁忌：侵入虚构的空间，而他们付钱正是为了不让它发生；但求生的本能战胜了一切。
至于那只有翅膀的侏儒，那只巨型蜻蜓，用她骇人的疯狂拍翅在剧院领空上几番穿越之后，开始加快速度，反复地撞向天花板和墙壁，她也朝舞台入口猛冲而去，毕竟，那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她被利奥诺·里纳尔迪那资产阶级情调的舞台布景吞没了，所有那些被抛弃的场景都轰然倒塌。
观众们最终逃出了剧院，但很自然没人想要回家。斯蒂格曼街上一片人声鼎沸。食客们跑出酒店的餐厅，有些人衣领上还塞着餐巾，很多人还手握刀叉。消息已经传遍全城；一个非官方的信使已经将消息带到马戏团大篷，他去时表演刚好正要结束，于是看马戏的观众也全体转移过来。当警察到达时，警笛声大作，但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穿过人群，还有消防車、医院来的救护车也一样，他们都是自发赶来的。
从剧院大厅倾泻而出，发狂的人群不假思索地践踏过地上那个“音乐血球”。当马戏团老板前来收尸，给他的只有两片皱巴巴的剪影，小丑们互相传看了一番，确认那就是侏儒兄弟。根本没时间让小丑们——或其他马戏演员——更换表演服。骑师，高空秋千演员，托钵僧和利奥诺·里纳尔迪剧团的演员们摩肩擦踵，还有托马斯·西马里和里纳尔迪自己，全都跟混杂的观众混在一起，更别提那些好奇的看客、邻居，以及各色夜猫子。从未有过像这样的情景，连狂欢节也无法相比。
对剧院的第一轮搜寻，由一帮拔枪出鞘的警察，在奇雷塞托的带领下（只有他知道所有出入口）进行，但最终无功而返。那个怪物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传言说她已经找到一个出口飞走了。这一假设本应令人宽慰，但实际上大家却感到失望。事到如今，大家都在期待着一场表演，都想要看到更多。一个意料之外的事件再次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从壮观的剧院大厦中，无数蝙蝠和鸽子向四面八方飞出去。因为鸽子很少在夜间飞行，它们赋予了这场大逃亡一种奇妙的转折效果。这些小动物显然感觉到了一种恶魔般的存在，才惊慌地倾巢而出。
先是片刻的悬疑，接着一声叫喊，一只手指向上方。所有人都向后仰头，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剧院顶部那伪哥特式的锯齿状垛口上。就在那儿，那个怪物，蹲伏在两个角楼之间，双翅展开，身体发出一阵战栗——即使从远处也看得很清楚。消防车的强力聚光灯照亮了她。下方的街道上，两个小丑——身穿五颜六色的小丑服，脸上画着笑容——爬上汽车引擎盖，在头顶挥舞着那对侏儒兄弟被碾平的尸体，就像那是两面旗帜。
虽然普林格莱斯的居民从未见过这类变种生物，但他们大多是乡下百姓，对生育原理都很熟悉。不管那个大自然的怪物采取何种怪异的方式，对他们来说生命的基本机制都是相同的。所以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明显：那个侏儒快要“生蛋”了。所有迹象都指向这一生殖过程：性接触，一段隐居期用来变形，犯罪，腹部的巨囊，选择一处难以接近的地点，以及此刻那弓背的姿态，那全神贯注的感觉，那颤抖。无法预测的是她会生下一个蛋还是两个蛋，或好几个蛋，或好几百万个蛋。最后的假设似乎最有可能，因为她在形态上最接近的同类物种是昆虫。然而，当那长满羽毛的光滑皮囊开始扯裂，出现了一只单个的，白色的，尖尖的蛋，大小跟西瓜差不多。一阵响亮的，表示惊奇的“哦啊……”声掠过人群。也许是因为所有视线都聚焦在那个慢慢挤出的奇幻珍珠上，当另一个身影出现在那个有翼侏儒旁边，大家的惊诧就显得更为强烈：慢慢地，它走进聚光灯的光圈，等那只蛋已经完全显现，并朝上平衡着立在令人晕眩的檐口上，它才变得完全可见。那是萨莉塔·索博凯撒：她那巨大的蜂窝式发型，她那淡红色的，涂满脂粉的面孔，她那蓝色的连衣裙，以及她那小小的高跟鞋。她是怎么上去的？她想要干吗？她离那个怪物只有几英寸，后者现在已经完成了她的工作，她把自己没有眼睛的脸部转过来，看着——如果可以这么说——萨莉塔。她们同样高度，同样都带有某种超自然的坚定气质。一场对决似乎在所难免，或许甚至一场恶斗。整个镇子都屏住呼吸。但截然不同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怪物抖了抖身体，仿佛从梦中醒来，她尽可能远地伸展开翅膀，然后，拍打了一下，将自己提到几码高的空中。她一振翅转过身去，再一振翅，她开始加速，接着她就飞起来，就像只翼龙，飞向群星，而与之相对应，那晚星光闪烁如疯狂的鉆石。她消失在星座之间，如此而已。直到这时，大家的视线才回到剧院屋顶上。
萨莉塔·索博凯撒对怪物的离去无动于衷。现在只有她和那只蛋了。她举起一只胳膊，动作极其缓慢。她手里握着什么东西。一把斧头。互相矛盾的叫喊声从人群中升起。不！不要！对！劈开它！显然，意见不统一。没人知道打破它会生出什么可怕的东西，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没人愿意让我们这个潘帕斯草原上的安静小镇承担那种风险，而且仅仅是蛋的易碎就令人有某种珍贵感。但另一方面，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似乎又显得可惜。
然而当萨莉塔胳膊的动作让斧头清楚地进入大家的视野，人们发现那不是一把斧头，而是一本书。她的目的不是要打破那个蛋，而是要将那本书精巧地，平衡地放到它顶上。在普林格莱斯的传奇历史中，由此产生的奇妙图案最终成为市立图书馆创立的象征。
2004年7月26日
责任编校 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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