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阶梯教室，兰珊德骗了我，让我从后面那个门走进来，她说只有这个门。我从最高的地方走下来，我不知道下面这里还有一个门，我当时感觉走了很长的路，才走到这里。今天她还想继续骗我，我不上当了，我知道下面这个门离讲台更近。今天来的学生和十年前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我面对的都是年轻的脸。

　　刚才贝蒂娜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史的汉字与文学的关系。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汉字和其他语言文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汉字是单音节的。所以我们阅读中文的文学作品时，会感到节奏感很强，应该会比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要强，或者说要明显得多，但是它的旋律感，显然不如意大利语、英语、法语这些语言。因此我在写作的时候，比较注重语言的节奏感。这是我们汉语已经界定了的，我要发扬它的优势。

　　我本来是想让大家提问题，我来回答，这样我比较省事，你们也可以提出你们所关心的问题。今天上午我想，既然米兰国立大学给我想了三个题目，文学、文化和文明，我还是应该先扯几句作为开场白。

　　文学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明天的文化和后天的文明也一样，说实话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今天要说的是文学，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文学里有一种东西我是知道的，就是文学来自叙述，而叙述的力量是什么我恰好知道一些，我就说说什么是叙述的力量。

　　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来自现在西班牙的一位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的书，他有一部小说《如此苍白的心》，叙述一上来就让我吃了一惊。他写一个女孩，度完蜜月回来。当然已经不是女孩了，已经结婚了。她没有任何理由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就自杀了。她家是一个富有的家庭，当时她的父亲在宴请宾客，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那女孩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走上了楼，走进自己的房间，然后走进卫生间，她面对卫生间的镜子脱下自己的衣服，最后脱掉胸罩，随手一扔，胸罩挂在了浴缸上面。然后她拿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砰的一枪。就那么一小段，女孩的生命就没了。我在这里说明一下，马里亚斯让女人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开枪，证明他是一个好作家，如果你们读到某部小说里一个女人拿手枪对准自己脑袋开枪，那个作家估计不懂得女人，女人是很爱惜自己形象的，不会对准自己脑袋开枪，只有男人会这么干，男人都是些自暴自弃的货色，拿枪顶住自己脑门，或者把枪伸进嘴巴，轰掉自己半个脑袋才心满意足。

　　马里亚斯的叙述上来就是这么一个自杀，把我吓一跳。令人吃惊的一个开头，他根本不写女孩为什么要自杀。接下去就是写她父亲，她的父亲在楼下，刚刚切下一块牛肉放在嘴里，正要咀嚼的时候，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他和他的客人都惊呆了。他连餐巾都忘了取下来，拿在手上，一路跑上去，他的客人跟在后面，打开卫生间的门，看到他的女儿躺在鲜血之中，已经死去了。父亲看到女儿裸露着胸部躺在地上鲜血之中的时候，可能是想到其他的客人也看到他女儿裸露的上身，他用手里的餐巾盖住了挂在浴缸边上的胸罩，没有盖住女儿的胸部。

　　这一笔非常了不起，能够显示马里亚斯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没有让父亲用餐巾盖住女儿的上身，而是盖住挂在浴缸上的胸罩。这就是文学里叙述的力量，一个人在惊恐中的一个举动。假如父亲用餐巾盖住女儿上身的话，这样的文学作品很一般，谁都会这么写，只有了不起的作家，像马里亚斯这样的作家，才会写父亲在惊慌中用餐巾盖住胸罩。

　　第二个例子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导演，当然也是苏联时期的导演，塔可夫斯基。他在自己的一本书里面写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不小心被电车轧断了腿，然后他用双手把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挪到人行道上，靠墙而坐，等待救护车的到来，那时候不少人走过去看着他，他突然感到了羞愧，从口袋里面拿出手帕，盖住自己的断腿处。假如这个故事里的年轻人，当别人围在身边看着他的断腿时，他不是因为羞愧把手帕盖在断腿处，而是指着自己的断腿，以此来博取路人同情的话，那么这就不会是塔可夫斯基写的，可能是别的没有洞察力的导演写的。

　　我这里所说的哈维尔·马里亚斯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两个例子，都是遮盖的动作，一个是父亲想去遮女儿裸露的胸部，结果遮住挂在浴缸边上的胸罩，另外一个是一个人的腿被轧断以后，因为别人看着他的断腿，他觉得羞愧，就用手绢遮住了断腿的地方。两个遮盖的动作在我们文学叙述里所呈现的都是敞开的力量。他们两位把我们带上了艺术和文学更加深远和宽广的地方，前者描写的是文学中惊慌的力量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后者讲述了羞愧的力量在文学中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文学可以说是无所不能的，任何情感，任何情绪，任何想法，任何景物，所有的任何都可以表现出来，而且可以用非常有力量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要看作者怎么去表现出来，这就是怎样去叙述的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鲁迅的《孔乙己》，这是伟大的短篇小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短篇小说，但是有些伟大的短篇小说很难去诠释。《孔乙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同时又是一部很容易去诠释的小说。小说的开头就不同凡响。鲁迅写鲁镇酒店的格局，穿长衫的是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坐着喝酒的。穿长衫的在那个时代都是有社会地位的，穿短衣服的都是打工的。所以站在柜台前面喝酒的都是穿短衣服的。孔乙己是唯一的一个穿着长衫，站在柜台前面喝酒的人。开头这么一段，鲁迅就把孔乙己的社会境况、社会地位表现得很清晰了。

　　这篇小说是以一个孩子的角度来叙述孔乙己，他看到孔乙己一次一次来到酒店喝酒，最后一次孔乙己来喝酒的時候，腿被打断了。孔乙己的腿健全的时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以不去写他是怎么来到酒店的。肯定是走来的，这个很容易，读者自己可以去想象。但是当前面他一次又一次是用双腿走来，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的腿已经断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鲁迅必须要写他是怎么来的，不能不写。

　　鲁迅是这样写的，下午的时候孩子昏昏欲睡，突然从柜台外面飘来一个声音，要一碗黄酒。因为柜台很高，孔乙己是坐在地上的，所以孩子要从柜台里面走出去。酒店的老板跟他说，你还欠着以前来喝酒的钱呢。他欠的钱是记在黑板上的，就是孔乙己的名字后面写着欠了多少文铜钱，孔乙己当时很羞愧，他说这次拿的是现钱过来的。这个时候鲁迅写他是怎么走来的。写那个孩子，那个学徒走出去以后，看到孔乙己张开的手掌，手上放了几枚铜钱，满手都是泥。鲁迅就用一句话，原来他是用这双手走来的。后来孔乙己自然又是用那一双手走去的。

　　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往往是在这种地方显示出来。在一些最关键的地方，在一些细小的地方，你看到一个作家的处理，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作家是多么地优秀。而另外一些作家，可能是另外的一种处理。

　　当然，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讲故事。新闻也在讲故事，新闻讲的故事可能更加引誘人，因为是每天都在发生的。而且新闻是以一种非虚构的方式，给人感觉好像它很真实。而文学是虚构的，给人感觉常常是不真实和不可靠。

　　其实新闻经常比文学还要不可靠。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小学就去了美国，在美国读完小学，读完中学，在美国上了大学，又在美国读完了研究生。他在美国看电视，发生了一个事件，他先去看左派的NBC新闻，看完以后再去看右派的福克斯新闻。然后他疑惑了，这两个电视台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吗？所以，发生的一件同样的事，通过左派的电视台说出来的，和右派电视台说出来的，已经变成两个不同的事了。

　　当然新闻有即时性，第一时间就能够传达到我们这里来。文学没有，文学是在此后，或者很久以后才能够发生的。

　　大概二十多年前，我会去看中国报纸上夹缝里的消息，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什么手机之类的。所以报纸的那些夹缝里的内容是我比较爱看的，因为那里有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其他的地方不好看。其中有一条消息是写两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这在当时是新闻，现在不是新闻了。这是一个新闻稿，说两个司机都被撞死了，但是记者在这个事件后面，又多写了一句话，两辆卡车迎面相撞的时候，发出的巨大响声让公路两边树木上的麻雀全部震落在地，有些死去，有些昏迷。

　　假如没有这一笔——就是两辆卡车相撞之后，满地的麻雀，麻雀都从树上震落下来这一笔——那么两辆卡车相撞这样一个事件，很容易被人忘掉。因为这不足文学，这是新闻。但是有了后面公路上躺满了麻雀这一笔以后，这就是文学出来表现了。所以都是讲故事，但是新闻讲的是前面，文学讲的是后面。关于文学，我暂时就说到这里，待会儿想起来了什么再说。

　　延续前面的话题，我们还是以虚构和非虚构来说一说，虚构给人的感觉好像它是一个故事，非虚构好像是告诉你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区别存在。但是我一直怀疑真正的非虚构是否存在，直白说我认为不存在，这个世界就是虚构的。是的，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作家非常认真去了一些地方，采访了很多人，而且把他们的采访都很认真做了笔记，通过这个笔记写了一本书，我们称之为非虚构。问题是，他所采访的那些人，在讲述那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做到非虚构呢？他们在讲述的时候，肯定也带上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自己的倾向和情感，他们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

　　就像我前面说的，发生在美国的同样一个事件，南NBC报道出来和由福克斯报道出来，给人感觉像是在说两件事，这个也是非虚构。即使是一个作家写他自己，回忆他自己童年的文章的时候，记忆也会修改某些事实。因为我知道，当我写散文回忆自己过去生活的时候，我经常发现，在一个记忆和另外一个记忆之间，经常会出现一个空白，如何把这两个记忆连接到一起？我的办法就是继续用虚构的办法。所以当我们走进书店，去选择一本非虚构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选择的可能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题材，一个事件，一个人物。

　　比如关于阿桑奇事件，你进入书店时，如果在非虚构类的桌子上摆着关于他的书，在虚构类的桌子上摆着关于他的小说（我只是打一个比方），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个非虚构的书，但是有可能非虚构那本书比虚构的那本还要虚构。尤其是克林顿、小布什这些政治人物的自传，你们相信他们是非虚构吗？他们虚构的本领高于小说家。

　　刚才说到写诗的经验，我没写过诗，我曾经很爱读诗，读过很多诗，可惜没有记住，差不多都忘掉了。今年一月份在塞尔维亚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姓马提亚的院士，跟我谈起他读到的中国古典诗歌，他觉得特别好。他背诵了其中的一句诗：你只要坐在河边耐心等待，就会有你敌人的尸体漂过。我不知道中国的古典诗歌里有这样的诗句，而且这个好像也不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翻译的奇妙，我心想，不知道要经过多少道翻译才会译出这样的诗句。我也不知道傅雪莲（意大利翻译家）把我的小说翻译成谁的小说了。

　　文学有时候是这样的，让你在某一刻，突然有一个记忆回来了，而这个记忆是文学给你的。我记得好几年前在巴黎街头，应该是十年前——我是十年前从法国来到意大利的，然后也在这个教室里演讲。我刚才说了，兰珊德骗我说只有上面那个门，让我走那么长一段路下来。

　　来米兰之前我在巴黎，那天晚上我在等我的法语作品翻译，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何碧玉来接我出去吃饭，我不会点他们的法国菜。那个时候天快黑了，巴黎的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跟北京的大街、上海的大街，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人的长相稍稍有点不一样而已。所有人都在匆忙地来来去去，他们的身体会不小心互相碰撞一下，他们都不认识对方。当时给我的感受是，那么多人在大街上行走，谁和谁都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当年读过的朱淑真的一句诗：人远天涯近。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人和人之间是遥远的，但是人和天空，和很遥远的天涯海角，反而是更加亲近。我一直在想，朱淑真写这个诗句时候，中国的街上人并不多，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感受了。当然，朱淑真在写这个诗句的时候，不会是像我站在巴黎傍晚大街上那种感受，可能是她感叹人和人之间的冷漠，还不如人和天涯之间的亲近。这就是诗给我们带来的感受，读过了，当时觉得这句诗写得很好，但是不久就忘记了。过了很多年以后，发生了某一个事情，你又想起了某一句诗，想起了某一个小说中的段落，某一个人物，某一个故事情节。文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历久弥新的方式，存在下来。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我想首先是以汉字的形式保存下来。中国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通过意大利语或者其他语言翻译成汉字以后，就是以汉字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读到的这些外国的文学作品，是用中文去读的。中国的传统小说，一直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有篇幅比较长的作品出来，之前的是以笔记小说为主。这有点像中国的思想一样，比如孔子，孔子和苏格拉底很像，他们的思想都是以一种火花的方式呈现出来，突然有一个什么想法出来，然后构成一个系统。而且孔子和苏格拉底是两个只说不写的人，多亏了各有两个好学生，把他们说的话给记录了下来。

　　欧洲后来出现了德国哲学，庞大的哲学，黑格尔、康德他们，还有影响最为深远的马克思。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德国哲学那样的一个庞大的体系，庞大的架构；依然是随笔似的、短文似的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思想。音乐也一样，我们的音乐一直是民间小调，还有就是一种戏曲的音乐，各个地方以不同戏曲的音乐出现，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那么大的作品，因为中国没有出现巴赫，所以没有出现现代作曲方式。欧洲的宗教音乐作品那么恢宏，我们佛教寺庙里永远只有一种声调，进入寺庙以后，听不到第二种声调。中国的文学为什么很晚才出现大部头的作品，这和白话文的兴起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这一代，以及比我们年轻的那一代写作的时候，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要多于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上，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写出来的故事，还是这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的生活。所以要去寻找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有哪些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因素，你们去阅读描写出来的生活就够了，你们会发现今天的文学和过去是紧密联系的。

　　我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到现在已经有35年了。我走上文学道路，完全是命运的安排。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牙医，不是作家。我非常不喜欢牙医这个工作，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一点风景都没有。我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上班？他们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上班。我心想，这工作我也很喜欢。我很想调到文化馆去工作，那个时代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的，工作都是由国家分配的。我想从牙科医院调到文化馆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就开始写小说，只要小说发表了，就有希望调到文化馆。非常幸运的是，1983年就发表小说了，1983年就调到文化馆工作了。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班的时候，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是第一个去上班的，我当时就知道这地方来对了。从此以后，我就在家里睡懒觉，睡醒了以后写小说。而我的同事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一直走到退休。

　　大概在1985年，也就是两年以后，我再去几个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才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我当时只是一个小镇上的牙医，我不认识任何编辑，我写的稿子没法寄给编辑，只能寄给某一个杂志。那个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出现了很多文学杂志，当时已经出名的作家和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所写下的全部作品，还是不能把我们那么多的文学杂志的版面给填满。当时的编辑都在认真地读自然来稿。我就是在自然来稿里被编辑发现的，到了1985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在好几个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

　　1985年以后，我再去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第一他们不再退稿，第二我看到自然来稿都堆在一个角落里，等待收垃圾的人把那些自然来稿收走。这时候已经出名的作家和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写下的作品太多了，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够用了，已经超出他们的版面了，所以编辑不需要再去读自然来稿来发现新的作者。发现新作家是很辛苦的工作，一个编辑可能要认真读上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自然来稿，才会从中间发现一个有前途的新作者。所以我感觉自己很幸运，我要是晚两年写小说的话，现在我还在拔牙。也就是两年多时间，很少有编辑还在读不认识的人寄来的稿子了。这就意味着一个年轻的新作者，如果没有人推荐，就不太可能发表作品。一直到后来，互联网的兴起，出现了网络作家，他们找到了自己发表作品的平台，才改变这个局面。我现在回忆这过去的35年，发现自己是很幸运的作家，重要的火车我都赶上了，重要的地方我也都去了。

　　我在想怎么来讲述自己的写作经历，还是讲讲走上文学道路时的几个老师。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日本的川端康成，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川端康成所吸引我的，是他对细部的描写。他对细节的描写非常丰富，他不是用一种固定的方式，而是用一种开放的方式去描写细节。我记得，他写到过一个母亲，她的女儿只有十八岁就去世了，然后化妆，因为人在下葬前要化妆。母亲就守着女儿，看女儿去世以后化妆的脸。川端康成写母亲的心情，母亲心里想：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

　　当时我很年轻，读到这样的句子，觉得非常了不起。我觉得别的作家写小说，都是从生写到死，而在川端康成笔下，死里面能够出现生。我当时很迷恋他，学习他的写作。从1982年开始，一直学到了1986年。长期学习一个作家，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让我飞翔的翅膀，而是一把枷锁把我给锁住了。我感到自己的小说越写越差，这意味着我学习川端康成学到没有自己了，我掉进了川端康成的陷阱。我运气很好，我在川端康成的陷阱里大声喊叫救命的时候，有一个叫卡夫卡的作家从旁边经过，听到了我的救命声，伸手把我拉了出来。1986年，我第一次在中国的书店里看到卡夫卡的小说集出版了，我买了一本拿回家。我读的第一篇小说，不是他那篇著名的《变形记》，而是另外的一篇也很著名的《乡村医生》，里面关于马的描写极其自由，想让马出现就出现。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知道了写作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卡夫卡没有教会我具体的写作的技巧，而是让我知道写作是自由的。

　　此后我的写作越来越自由，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卡夫卡是我第二个老师。我的写作继续向前走，然后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可以说小有名气了，可是依然会不断进入到某些困难的时刻。当一个作家的写作不断地往前走的话，肯定会遇到困难。有一个困难是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曾经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害怕的一种描写，当一个人的内心平静的时候，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可以去写的，但是没有写的价值。当一个人的内心动荡不安的时候，是很有描写的价值，可是无法描写，写再多的字也没法把他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

　　这时候我第三个老师出现了，我遇到了威廉·福克纳，读到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他的那个短篇小说里，一个穷白人把一个富白人杀了。我仔细研究了威廉·福克纳是如何描述杀人者杀了人以后的心理的，我终于知道如何去进行心理描写，就是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威廉·福克纳让杀人者的眼睛麻木地看著一切，用麻木的方式写他看到了什么，血在地上流淌，他那刚刚生下孩子的女儿如何厌烦，写了一大段。我发现，他把杀人者杀人以后的那种心情，全部表现出来了。为此，我又去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当年读的时候觉得通篇都是心理描写。结果重读以后发现也没有心理描写，我专门去把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老太太杀了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描写他的心理的。结果我发现没有一句心理描写，全是他惊慌的动作。比如他刚躺下来，在惊恐和疲惫中，刚刚要入睡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可能衣服上还有血迹，马上又从床上跳起来，去看那个衣服上有没有血迹，全是这样的描写。然后我就知道怎么去对付心理描写，就是别去写心理，写别的就可以了。

　　当然后面还有老师，只是我觉得，前面这三个是最重要的，遇到威廉·福克纳之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挠我的写作了，我什么都可以去写了。

　　2018年11月14日，米兰国立大学

　　文化这个词是一个广泛的词，我觉得比文明和文学都要广泛，无论是和我们生活有关的还是无关的，都可以和文化扯到一起，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小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们吃饭叫饮食文化，喝茶叫茶文化，身上的衣服是服饰文化，穿着时尚的话是流行文化了，诸如此类。

　　我估计二十年以后，你们中间的一些学生开始翻译我作品的时候，傅雪莲就不再做翻译了，开始研究翻译文化了，所以文化这个词谁都可以用，而且都不会觉得用错了。

　　文化是有差异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会造成人的行为以及思维方式的不一样。我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只要遇到不高兴的事，就会坐在门槛上对邻居或者路人哭诉，抖搂自己家里的事，虽然中国的文化里强调家丑不可外扬，可是家丑外扬的中国人还是不少。这是我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之一，有一个邻居的女人就是这样。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后，一个意大利朋友告诉我，那不勒斯的女人就是这样，不高兴了就会去对外人哭诉。十多年前有一个英国记者，当时他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区发行人，后来回去做《金融时报》的CEO了，他给我做过一个采访，叫“与FT共进午餐”，他说英国男人如果妻子像许玉兰这样，很可能会去自杀，所以英国男人在这方面比意大利男人脆弱，意大利男人也就是对妻子说一声我去买包香烟，然后消失，再也不回来了，不会为这个事情自杀。

　　现在不少中国人富有了，出去旅游时会买各种各样的礼物带回家。前些年中国很多旅游团去韩国，韩国的奢侈品很贵，但是比较中国商店里的还是便宜一些，所以中国男人到了首尔就会买很多礼物。我去韩国的时候，有一位韩国女性告诉我，中国男人比韩国男人好，因为中国男人给情人买礼物的同时也给妻子买了礼物，而韩国男人只给情人买礼物，不给妻子买礼物。我到了意大利，把这个告诉一位意大利女性，她听完后说，韩国男人比意大利男人好，意大利男人既不给情人买礼物也不给妻子买礼物，意大利男人只给自己买礼物。这样的差异也是一种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礼物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男人的文化。

　　当然不同文化里的共同点可能更多，比如足球比赛会延伸出脏话文化。我认识的一个美国记者，他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旁边，他告诉我只要周末有北京队的主场比赛，就会听见一种很有意思的声音，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听一下，我说可以，我们就约了个时间，他也约了另外的几个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坐在他家阳台上，我们喝着威士忌等待足球比赛的开始。我们不是看比赛，是听比赛。比赛开始后我们听到北京的球迷在齐声喊叫“傻×，傻×”，我就知道是客队正在进攻，如果没有这个词的声音了，就是主队在进攻，如果这个词又响起来了，那又是客队在进攻。

　　2010年我去南非看世界杯，发现每场比赛时球迷的喊叫和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喊叫是一样的，只是发音不同。这个国家的球队在进攻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球迷就会发出整齐的喊叫，我知道就是“傻×”的意思。反过来当另外一种语言在整齐喊叫时，必然是这个语言国家的球队正在防守。我在南非待了半个月，学会了五六种不同语言的“傻×”，回到中国就全忘了，没有机会使用。

　　我这次来意大利，从米兰到格林扎纳，听到一句让我很高兴的话，是一个中学生说的，他把我的《第七天》和《神曲》相提并论，这是对我的最高赞扬，我觉得这也是文化方面的一种比较。可能这两部作品写的都是关于死亡，当然《第七天》是不能和《神曲》比的，这必须说明。

　　死亡也是一种文化，有关死亡的描写最突出的应该就是关于灵魂的描写。《第七天》写的是中国的“头七”，以这个为契机。人死后的第七天会回家，这是中国的风俗，人死后的第七天，死者的家人要在那里安安静静等着死者的灵魂回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些大户人家会做七个“七”，四十九天，每个第七天都会回来。中国很大，有些地方对“头七”的解释跟这个普遍的解释不太一样，它有时候是指人死后会一直在自己家附近游荡，七天以后才会离开。在中国，即使是“头七”的说法，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头七”讲的都是死者的灵魂。

　　中国有56个民族，对灵魂的解释也会不一样。人口最多的汉族认为人的灵魂只有一个，假如一个人的脸突然发黑了，越来越黑，就代表灵魂正在离开他的身体，这个时候婴儿会害怕，会躲避这样的人，因为婴儿的眼睛是最干净的，他可以看见灵魂离开的样子。云南民族最多，所以有关灵魂的说法也最多。有一个民族叫独龙族，这个民族的人口非常少，大概只有不到两万人了。他们认为人有两个灵魂，而且他们认为人的灵魂跟人的相貌、身高一样，两个灵魂会穿上同样的衣服，当属于人的一个灵魂晚上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个灵魂是不睡觉的，他会出去玩，他们说梦里见到的事是另外一个灵魂在外面做的。云南还有一个阿昌族，他们认为人有三个灵魂，人死了以后，一个灵魂放在坟墓里，一个放在家里供奉，还有一个回到祖先那里去，这个灵魂是最幸运的。

　　我这次在那不勒斯的时候，那里的意大利读者读过《第七天》后知道中国有“头七”，他们告诉我，那不勒斯的说法是人死后逗留四十个小时才离开，我对他们说，中国人还是比那不勒斯人有耐心，你们四十个小时就走了，中国人七天还不愿意走。在古波斯、古希臘、古罗马，他们的说法是十二个月，灵魂才会离开。正是因为对死亡之后灵魂的种种理解，所以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中国有很多诸如巫师、巫婆一类的，在古波斯有死灵师，召唤死人的那种，还有作家和诗人也都在以此赚钱。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死灵师要穿上死者的衣服才能跟死者对话，去了解某些秘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他穿上死者的衣服感受死者的思想，倾听死者的声音，以此来了解死者没花完的钱藏在什么地方。说白了都是为了赚钱，无论是过去的巫师，还是现在的作家和诗人，都会在死人那里寻找工作机会。我已经把文化说到死亡了，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现在可以对话了，我们起死回生。

　　我小时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没有宗教信仰，所有的宗教都被取缔了。我们小镇上的寺庙天宁寺，保留了最后的一幢房子，保留的原因是作为仓库使用。“文革”结束之后恢复宗教信仰，当时天宁寺只有一个和尚，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牙医。有一个天主教的小教堂也恢复了，我的记忆里也只有一个神父。“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信教的人不多，大家都是无神论者，所以那个时候和尚和神父都很清闲，他们经常跑到对方那里去聊天，这是宗教大团结。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情况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聊天了。

　　中同受教范围最广的还是佛教，佛教里面的香火很旺盛，进去还要买门票。我去过中国道教的道观，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我曾经问过一个道长，为什么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不如外来的佛教，道长回答说佛教有钱，道教没钱。他说的很对，去佛教烧香捐钱的人很多，去道观的人就少，所以道教发展比较慢，佛教发展很快，捐给寺庙的钱是不用上税的。90年代在中国，德国的奔驰车还不多，只要能坐上或者开上奔驰车的人都非常有钱，那时候我在杭州西湖边看见六个灵隐寺的和尚开着六辆奔驰车过去，把我吓一跳，他们真有钱，灵隐寺是中国最有钱的寺庙之一。我到了意大利之后，意大利的朋友告诉我，天主教很有钱，好比中国人说佛教很有钱一样。

　　宗教是一种信仰，让人的精神去寄托的地方。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了，住在我们县医院里面，和我同病房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用广播听圣经，她以这个来消解自己身上的病痛。另外一個病人没有精神寄托，他因为病痛不断呻吟。

　　我只是说了一些现象而已。为什么天主教的影响力这么大，基督教相对来说小一点，新教主要在英国，它是有种种历史原因的，也有其他方面，像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中国，佛教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力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去捐钱。当然肯定也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起到作用。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社会，比如我们在看待宗教的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好比米兰国立大学要是再也招不到学中文的学生了，那么这个大学就没有教中文的教授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人类的一个规律。假如在中国没有人给佛教捐钱烧香，在意大利或者西方没人给天主教教堂捐钱的话，他们同样很难生存下去。当然信仰是很崇高的精神活动，你去信天主教也好，佛教也好，那是崇高的精神活动。但是无论是信佛教去烧香，还是信天主教在胸口画十字，都是为了对自己有好处，都是为了保佑自己，只不过是叫法不一样，在中国是菩萨保佑我，在意大利是上帝保佑我。所以崇高的信仰也要跟实际的动机联系起来，才能够持续下去。

　　有一点很有意思，我拿到第一本中文版的《圣经》，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我们小镇上那个很小的天主教教堂里拿到的，当时可以随便拿，印制很精美。那个版本的《圣经》经过很多人的翻译，一代又一代，译文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我是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宗教书读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别人让我举一部我最喜欢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举一部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圣经》。我在《圣经》里读到了最好的文学。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在中国天主教教堂里拿到的《圣经》是英国新教的版本，不是天主教的版本。英国新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所以他们在推广自己版本《圣经》的时候非常努力，中国至今用的《圣经》都是他们的版本。中国天主教教堂里的《圣经》都是英国新教的版本，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后来梵蒂冈发现了这个问题，组织了几十个中国翻译家去澳大利亚把天主教的《圣经》翻译成中文，但是太晚了，来不及了，天主教的《圣经》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我也有一套，我认真读了一下，这个版本的语言跟新教版本《圣经》没办法比，新教版本的语言是后无来者的中文。

　　幸福是什么？这个没有固定的解释，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的时候理解也不一样。一个人口渴的时候有一杯水，那就是幸福，一个人饥饿的时候有食物，也是幸福。对于幸福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幸福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可能有人会羡慕某一个政治家，他当上了总理或者总统，觉得他很威风，很了不起，其实他也烦恼，他烦恼的时候比我们多得多。你看到一个乞丐觉得他很可怜，是的，他是很可怜，但是他也有幸福的时候。幸福的标准每个人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因此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

　　我想起一个笑话，关于富人和乞丐的笑话，当然是一个中国的笑话。有些中国人喜欢吃河豚，河豚是一种有毒的鱼，现在养殖以后已经无毒了，当时野生的河豚是有毒的，当时的厨师在做这个鱼的时候要有很好的技术。这个笑话说有四个富人去吃河豚，做好的河豚上来了，他们互相看着，谁也不先吃，都想看看谁先吃了没死以后再吃。四个人互相看来看去都不敢先吃，然后他们想起进来的时候饭馆门口坐了一个乞丐，他们就把一条河豚放在打包盒里，让饭馆的服务员拿出去给坐在门口的乞丐吃。过了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让那个服务员去看看那个乞丐是不是还活着，服务员回来说还活着，还在门口坐着呢，于是这四个富人就大胆地吃起来，吃完以后很高兴地走出去，上了他们自己的奔驰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灵隐寺和尚开的一样的奔驰车走了。乞丐看到这四个富人走了，心想这四个傻×没死，从屁股后面把那个打包盒拿出来，把里面的河豚吃了。我觉得那一刻那个乞丐比那四个富人幸福。

　　傅雪莲问我，西方为什么害怕中国？这个应该是傅雪莲你来告诉我，我只知道中国不害怕西方。

　　可能是中国发展太快了，也就三十多年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三十年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三十年以后就变成一个相对富有的国家，当然还有很多贫穷的地区。西方人可能有一种优越感，一种来自于骨子里的优越感，因为他们领先中国一个世纪，结果没想到，三十多年，就差不多了。我记得前几个月，扎克伯格，脸书的CEO，他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就是因为英国的一家数据公司在脸书上面干预了美国的大选，有一个参议员，让他回答问题，说只有像他这样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在美国受教育的人，才能创造出脸书这样伟大的公司。扎克回答说，中国也有同样伟大的公司。那个美国参议员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就对他说，你回答我的问题时只要说是和不是就够了。

　　当然美国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美国只是一个国家。我在丹麦有个汉学家朋友，她是奥尔胡斯大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她叫魏安娜，她告诉我，她有一次去美国，在入境的时候，边检官看着她的护照，问她，丹麦是美国的哪个州？所以我感觉西方社会的优越感在美国尤其突出，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里获益巨大，但是又不希望中国强大。

　　好比是一个老牌的大学，突然被一个普通的大学超越了，比如米兰国立大学突然被米兰的比可卡大学超越了，然后想办法把比可卡大学弄下去，但是已经弄不下去了。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大学应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让附近的大学变得更差，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是没法改变对方的。所以不用担心，中国没有能力改变欧洲和美国，没有能力改变西方世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反过来西方也没办法改变中国。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学和中国作家对我的影响，我需要努力去寻找一下，中国过去是文言文，特点是不会写出很长的作品，即使是小说也是笔记小说。明清以后出现白话文，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那时候在中国写小说是没有地位的，别人瞧不起你，而诗词歌赋、散文才是崇高的文学，小说被认为是市井之流，《西游记》很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市井中人才看。唐诗宋词都是达官贵人写给达官贵人读的文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为大众写的。

　　傅雪莲提到的《西游记》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其实是由很多短篇小说组成的，从唐僧的角度来看，从头到尾是一个故事，但是中间发生的故事一个一个都是独立的，可以说是一个又一个的短篇小说。《水浒传》也类似，也是一段一段来写的，有时候写一个人物，有时候写一场战斗。《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和西方的大部头小说有很大区别。中国的传统小说结构松散，也就是章回体小说，章回体小说的特征是这个故事没写完就停下去写另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没写完然后回来继续写这个故事，基本就是这个套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以一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作为结尾理由，就去写另一个故事。

　　我现在还没有使用这样的方式去写长篇小说。当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很多的时候，章回体小说是很好的写作范例，可以写下很多的故事，同时对读者来说，阅读又不是那么复杂。在叙述时，有时候要将简单写得复杂，有时候要将复杂写得简单，两者都不容易，相对来说后者更难。如果创作一部很长有很多人物的小说，中国的章回体小说是值得借鉴的文本。读者可以读完这种很厚的书，不会半途放弃，章回体小说是很吸引人的叙述方式。

　　当然，我们能够通过一部文学作品了解社会发生过什么，这个国家发生过什么。19世纪欧洲的文学，能够让我们读到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尤其是读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你能够了解那个时候法国的生活。狄更斯是用另一种方式，用一种相对夸张的方式，让你读到英国，或者说是伦敦，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所以说每个文学文本的后面，都会存在一个历史的文本，还有一个社会的文本，以及民众生活史的文本。

　　我先回答这位意大利女学生的问题，中国古代男尊女卑，因为是封建社会，女作家在古代不多。被认为是“高贵的”的文学，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几乎没有关于爱情的，起码很少能够读到。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在他妻子去世十年以后写的，不能算是爱情诗歌。

　　对当时的贵族来说，他们认为在文学里谈爱情不是一个高级的话题，但是在中国的民歌里，几乎都是爱情。所以贵族不谈论爱情没关系，老百姓都在谈论爱情。因为男尊女卑，女性作家的作品比例比较低，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杰出的，比如李清照。

　　你读现代文学的话，可以读鲁迅的小说，我认为鲁迅笔下的女性，一点也不比张愛玲的差。未必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女性，就比男性作家好，就好比男性作家写出来的男性，未必就比女性作家写出的男性吸引人。这需要一个比较系统的从头到尾的阅读，才能够找到文学作品反映的中国女性从古到今的变化，是能够找到的，但是需要比较多的阅读。

　　然后再回答这位中国朋友，你应该是意大利国籍了吧。对写作题材的选择其实是个人的选择，对于每个人来说，思想的自由是一定能有保证的，所以我在选择写什么的时候，不会去考虑是否能够出版的问题。而且小说没有问题，因为小说是虚构作品，至今为止我没有一部小说是不能出版的。你手里拿着的这本书，那是给《纽约时报》写的专栏文章的结集，写得没有什么限制。一个作家写什么，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至于写完以后能否顺利出版，是写完以后再考虑的事，创作的时候最好不要去考虑，考虑这些会影响自己写作的激情和信心。

　　关于死亡的问题，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述这个话题了，之前讲得太多了，我来讲讲别人怎么谈论死亡的，因为我自己说得已经太多了。我记得一个古罗马的政治家在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年轻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一年的春天被夺走了。还有一个例子是马尔克斯的比喻，他说如果父母健在，你和死亡之间隔着一层垫子，如果父母死去了，那层垫子就被抽走了，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面。

　　2018年11月15日，米兰国立大学

　　谢谢兰珊德，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今天的话题叫文明，话题一个比一个难。文学对我来说相对容易一些，文化已经很困难了，说到文明我基本上是白痴。我们这里的话筒倒是越来越文明了，第一天迦菈（现场翻译）说话的时候我得把它关掉，我说话的时候，迦菈要把她的话筒关掉，否则会发出互相干扰的杂音，现在不需要关掉了，两个话筒可以共存了。文明走得比我们快，什么原因？这两个话筒告诉我们，技术进步是主要原因。

　　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我知道的中国有国家的历史是三千多年。古罗马的文明，也是非常悠久，有古罗马、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都跟现在意大利的疆土面积不一样。兰珊德在北京做过四年新闻参赞。她离开的时候，当时的大使给她举办了一个欢送会，在意大利驻中国使馆最大的大厅里边，挤满了人，人跟人都挨在了一起。北京著名的文化人物和外地的基本上都来了，当时很难见到的张艺谋、王朔这样的人，都是最早到的。这可以看成是中华文明欢送罗马文明。兰珊德是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朋友。

　　文明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本来以为文化最大，今天知道了文明比文化还要大。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又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提到文明的时候，我所理解的，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从政治学或者是从文化学、历史学这样的学术方面讲述的文明，还有一种是我们在生活中所提到的文明。

　　有一本在中国很受欢迎的政治学著作，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冷战时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敌对关系，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冷战结束。亨廷顿写了他那本书，他认为世界今后的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他把文明分成七种，然后他说可能还有第八种，第八种是指非洲的文明。他里面有一个地方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把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区分开来，其实这两个文明是很接近的。也可能是日本比中国更早融入到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对话，同时日本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方面也做得很好。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保护也做得很好。

　　记得1983年底，我终于不做牙医了，去文化馆工作。我发表小说以后就可以去文化馆工作了，那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叫“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我到文化馆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去乡下搜集民间文学。我在《活着》开头写的那个年轻人穿着拖鞋，戴着草帽，背个水壶在乡间的小路上到处游荡，写的就是我。由于经历了十年的“文革”，我们很多老的民间艺术家已经进入他们生命的晚年，假如那时再不去搜集的话，很多优秀的民间文学就会消失。当时我们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家还很贫穷，政府仍然拿出很大一笔钱来做这个工作。那么多年过去以后，我回过头去看，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措，保护住了我们的民间文学。

　　扯开去了，从生活角度对文明的理解也许更适合我。刚才坐下来的时候，迦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前天和昨天迦菈给我做了两天的翻译，今天是第三天，她很辛苦，一直没有时间提问题，她刚才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的小说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关于厕所的场景？”

　　我想了一下，好像《兄弟》里面关于厕所的场景比较多，其他小说里是正常。在我小时候，一直到长大，到80年代，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少数的高官，绝大多数人的家里是没有卫生间的，要上厕所只能去公共厕所。女厕所怎么样我不了解，男厕所我还是熟悉的。男厕所就是一排，而且大部分的男厕所都是要蹲在那儿的，蹲坑。所以厕所在那个时代是大家聚会的场所，大家一块儿蹲在那儿，一边排泄一边聊天。有些人可能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在上厕所的时候开始说话了，说这个，说那个，不少人由于经常在相同的时间上厕所，所以他们成为了朋友。后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家里都有卫生间了，所以那个地方不再是聚会的场所。过去的厕所是没有冲水的，只有农民来挑粪的时候把粪便取走，现在的公共厕所都是用水冲洗的，很干净。男厕所里的小便池，你要走上那个台阶，面对那个墙，然后小便。所以在中国，“文明”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最多的，就是在中国的公共厕所的男厕所里。几乎每个厕所小便池的墙上都会写着：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文明，他连走上台阶那一步都不愿意走，直接就在厕所里边随地小便，这是一个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

　　“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是我看到的最文明的一句话。在过去，在90年代的时候，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中国的公共厕所还没现在这么多。你要想上厕所，但又找不着的时候怎么办？你就会找一个角落，然后去那里解决一下，那个角落往往是别人家的一堵外墙。你小便的那堵墙假如是某一个单位的墙的话，它的上面会写一条标语，相对比较文明一点：“在此小便，罚款一百。”如果你面對的是一户人家，那就不客气了：“在此小便，断子绝孙。”旁边还画了一把剪刀。

　　亨廷顿分开来说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现在想想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你在日本的公园里小便的话，日本人看见会报警，但是你在中国的公园里小便，中国人看见以后不会报警。所以你们去日本的话千万不要在公园里小便，去中国的话实在不行了可以，所以我们中国文明比日本文明包容，而且日本的公园里大多没有厕所，中国的公园里几乎都有厕所。

　　我们回到兰珊德这里，兰珊德提到鲁迅的忧患意识。我觉得和作家生活的时代有密切关系，鲁迅所处的时代刚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作家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这一代自然会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我这里所说的民族不仅仅是指汉族，包括中国所有的民族，否则我们的朋友阿来会不高兴，一提民族就是汉族，好像跟其他民族没有关系。当我们说用汉语写作的时候，阿来就不喜欢“汉语”这个训，他说他是用中文写作，确实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以后少用“汉语”这个词，用“中文”可能更好，因为我们有56个民族，都在用这样的语言，叫成“汉语”不是太好，叫“中文”很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重新回到兰珊德的忧患意识。

　　我觉得忧患意识是在生活经历里不自觉成长起来的一种意识。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不仅在知识分子那里，就是在普通民众那里也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一句话，“喝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忧患意识。你的命里边只能喝地沟油，可是你操心的事都是住在中南海里的国家领导人操心的事。中国每次出现一个什么事件的时候，网民们就会写一些很有意思的段子，那些段子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我觉得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传统，而且现在依然是普遍存在。

　　你们到北京，在座的意大利学生，你们中文足够好的话，在北京坐出租车，就会发现出租车司机说话很有意思，好像他是国家总理，他会给你谈政治经济，他会有他的想法，这个国家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品质。开着出租车，想着总理的事。上海人没有北京人那么会说，但是上海人也忧国忧民，上海的司机是开蕾出租车想着上海市市长的事。我们海盐人是骑着电动车想着县长的事。在我老家海盐的老百姓骑着电动车上班时脑子里边总是会去想县长的事情。这是忧患意识在中国民间的一种表达方式。

　　时代在变化，作家的生活也在变化，那么写作肯定也会变化。假如中国没有变化，我不会写出《兄弟》《第七天》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是为了写变化而去写变化，是由于作家生活的时代变化以后，作家自己也变化了，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所以重要的是在作品变化之前，作家自己已经变了。现在要我重新去写《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小说，我已经写不出来了，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个时候写作的情感和想法等诸如此类的，必要条件失去了，所以我只能写现在的作品。

　　我觉得在国外旅行的经验很重要，《兄弟》这样的小说，就是我在国外旅行经验里产生出来的一部作品。我一直生活在中国，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是亲身经历，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经历，所以反而并不敏感，对这样的变化并不敏感。1995年以后我经常出国，参加各种活动，会跟一些外围朋友聊天，他们会讲他们的生活故事，我会讲我的生活故事，讲我的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讲现在中国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发现那些外国朋友们的表情都非常惊讶，他们很难想象我同时经历过这样的两个时代。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题材是多么重要，一定要把巨大的变化作为一部小说写出来，我就写下了《兄弟》。

　　我的写作是这样的，刚开始是在什么地方都能写，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没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只能跟别人住在一起，仍然要写作。我和莫言在一个宿舍里住过两年，我们用两个柜子把房间隔开。那时候是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办了一个创作研究生班，我们是同学，我们两个人住一个宿舍，整整两年，我所有的毛病他都知道，他所有的毛病我也都知道，但是我不说，因为我一说的话，他也要说了。我们的写字桌都是朝着同一面墙的，两个柜子并排放着，就把我们两个人隔开。我们写累的时候往椅子上一靠，我往那边一看，他刚好往这边一看，我们两个经常通过两个柜子的缝互相对视一下，感觉非常不好。我感到自己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看到他的眼睛以后，灵感就没了。他也一样，他说他写得最好的时候往后一靠看到我以后，状态也没了，不想写了。后来莫言去捡了一本几年前的挂历回来，钉一个小钉子挂在柜子上面，从此以后我们都看不见对方了，写作就变得顺利了。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书房里只要有一个人，我就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甚至我的妻子和儿子都不能在我写作的时候进来，进来的话我写作的情绪就没有了。所以当我妻子和儿子看到书房的门关着的时候，他们不会来打扰我，知道我在里边写东西，当书房门开着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进来，知道我在里边处理别的事情。我在写作时，无论是白天黑夜，都要把窗帘拉上，这样我的注意力能够集中。有一年我们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看房子时还去挑选窗外的景色，我妻子说这对你有什么意义，你的窗帘永远是关上的。我们后来买房子就不考虑外面的景色怎么样了，反正窗帘也不会拉开。

　　你是华裔第二代还是第三代？你们的家人希望你们保持中国文化，但是在社会和学校学的是欧洲或者西方的文化，你们觉得两者很难兼容，你们觉得身处文化冲突之中。

　　我第一天讲座时有一群从布雷西亚过来的中学生，其中一个女孩，她的父亲是从温州過来的，她也是在意大利出生的。她中文说得非常好，中文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她的意大利语可能更好，她读和写应该是意大利语更好，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中文说得很好的其实并不多。这是文化上的一个问题。这方面应该要表扬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它对移民应该说最宽容。虽然特朗普很糟糕，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对移民还是不错的。我曾经给《纽约时报》写了两年专栏，后来我没有写下去是我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没有新的观点了，虽然中国永远不缺少题材，但是我已经没有新的观点了，所以我没有写下去。我在《纽约时报》的编辑休厄尔·陈是一个华裔，是一个不会说中文的中国人，他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会说很少的一点点广东话，他祖上是广东人。他当时是《纽约时报》评论版的副主编。他是华裔美国人，他喜爱中国，他觉得自己的根是在中国，所以他要请一个中国人来写专栏，为《纽约时报》写中国。我写了两年以后很抱歉地告诉他我写不下去了，他很失望，过了一年多还写信来说很想念我，说《纽约时报》评论版的人都很想念我，我说抱歉我写不出来了。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作品的英文翻译白亚仁住在洛杉矶，我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的，也不知道休厄尔·陈去哪里了。前天我在米兰的宾馆里上网查看邮件，看到白亚仁的邮件，说在洛杉矶见到休厄尔·陈了，他现在是《洛杉矶时报》的副总编辑，高升了，他让白亚仁问我好。

　　首先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其次是你个人做出了什么样的奋斗，这两者关系是很重要的。美国有一个华裔政治家骆家辉，曾经做过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之前做过华盛顿州的州长。他就职州长的演讲词我读了，他的祖上一百年前从中国来到西雅图，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离现在的州政府只有一百米。他说这一百米他们走了一百年。

　　这次意大利之行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这次去过的所有地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罗马的时候刚好是两天的暴风雨，罗马市长下令所有的学校停课，我没事干在房间里边待着。这一次有一个遗憾是没去兰珊德爷爷的家，本来我们准备是18号过去，然后20号回来，可是18号我有事，兰珊德也有事，所以我们约好了明年再去她爷爷家。我是上个月17号到的米兰，18号那天兰珊德告诉我，我行程里最后的安排是到她爷爷的房子去住两到三天。因为这一次没有去成，兰珊德觉得有点对不起我，她变得大方了，她说你明年来意大利到我爷爷家住一个礼拜到十天。

　　我满意这次意大利文学之旅，我在每一个地方的讲座都会看到那么多来自意大利的朋友，而且是以年轻人为主，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过来看望我。我刚到意大利，傅雪莲就把消息发到脸书上去了，说我到意大利了，我在其他国家的翻译们很嫉妒，他们问傅雪莲，为什么余华总是去你们意大利而不来我们国家？傅雪莲说她不知道。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因为我喜爱意大利，意大利有两个最大的特点，好玩好吃。刚才兰珊德告诉我这是意大利的文明，我回去以后不再这么直白地说好玩好吃了，我应该说我喜欢意大利的文明。

　　意大利的学生都很热情，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是我发现他们抽烟的比较多，很好的习惯，不要相信那些医生们的瞎说，不少医生自己都抽烟。我在来意大利之前去了南宁，在南宁生病了，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后六天我就来意大利了，如果是别的国家我就不去了，但是意大利我还是很想来。

　　在南宁的时候，广西医科大学的校长来病房看我，身上烟味很重，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手不断伸进裤子口袋去摸香烟，然后发现自己是在病房里手又抽了出来。他抽烟那么多，还是医科大学校长。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抽烟的比不抽烟的健康。我有一个朋友，是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他一生没有抽过一支烟，结果得了肺癌，十多年前去世了。当时给他治疗的医生，每天抽两盒烟，现在还活着。我看到意大利女孩子抽烟时的样子都很美，男的抽烟时的样子不美，男的应该戒烟，女的可以继续抽，而且那些女孩子卷烟时手指的动作很漂亮。

　　最后我们应该感谢迦菈这三天来出色而辛劳的翻译，我们为她鼓掌。

　　责任编校 邓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