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音正仰坐在一把破藤椅上，头几乎倒垂在椅背下方，两只脚则一上一下交叠着翘在桌子边沿儿。如果从桌子后边的某个角度看过去，你将只会看见他那两只尼克牌44码休闲鞋鞋底，而后仰着的王音则完全不在你的视线之内，现在他正被那两只鞋底遮盖并代替着。我之所以说如果，是因为在现实中你并没有办法这么看，因为那张桌子紧紧地靠着一堵墙，墙上挂着的是一幅粗制滥造的、画面是一片红枫树的大幅油画，而不是一扇窗户。所以你只能从侧面看到王音仰卧在藤椅上的样子。
他就这么后仰着，他身下的藤椅也随之后仰着。后仰的藤椅腾空了两条前腿，仅用两条后腿支撑着王音和藤椅本身的全部重量。这不免让人产生他和椅子随时都会仰翻过去的感觉，也许眼前一晃，你甚至已经提前看到了这个画面：王音摔了个狗吃屎，藤椅被摔得四脚朝天。你忍不住咧开嘴想笑。不要笑，这一幕应该不会发生，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所以，你只能看到王音仰卧在藤椅上的样子，就像一截木头桩子那样戳在那里。事实上，这是王音最喜欢同时也是他觉得最安全的姿势，因为无论藤椅还是藤椅上的王音现在看上去都无比安稳，比正经坐在上面时还显得安稳。
即使半眯着眼睛沉浸在某种想象中，王音也能把危险和安全之间的那种平衡掌握得恰到好处。
昨天中午从武广回来之后到现在，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沏茶等不得不离开那把藤椅的活动外，王音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把破藤椅上，并且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这样的姿势。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这把藤椅，不，准确地说是这把藤椅的两只后腿，也就像是王音撬起地球的一个支点。他就这么仰卧着，享受着好像已经把地球翘起来的成就感。偶尔，他也会摸索出来一根歪歪扭扭的烟点上，或者喝一口苦不拉几的大叶子茶，然后又恢复到之前的那种姿势。
与王音对面的墙壁构成直角的、最里面的那堵墙壁上，悬挂着一面长方形的大镜子。那是他当年结婚时朋友们送的贺礼，镜子的左下角用红漆写着那些已经多年没联系的朋友们的名字，而右上角写的则是他和他前妻的名字。在他和前妻并排而列的名字后面，是“新婚志喜”四个大字——肯定是因为当初红漆太稀的缘故，这几个字的笔划之间还垂直淌下来几条长长的漆迹。现在，镜子表面积了一层薄薄的浮灰，虽然积了那么一层浮灰，但是这并不妨碍镜子发挥它的功能。所以，当王音歪着脑袋时，他依然可以从中欣赏到自己仰躺在藤椅上的样子以及这个好像被拉大了一倍面积的房间。
很多年来，这面镜子给王音带来的始终是一种非常辽阔的感觉。那种辽阔，曾经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匹从时间深处跑出来的、可以自由驰骋的马，但现在王音逐渐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匹拴在马厩中的马。那种让房间看上去宽敞深邃的方式其实是个错觉，他始终生活在这个错觉的二分之一之中。
兴致来了，王音也会摇头晃脑、没头没尾地小声哼唱上几句。这些来自《一无所有》《南屏晚钟》《晚风》和《故乡的云》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典老歌的句子——它们很轻易地就暴露了他的年龄和基于那个年龄的审美，在这个不足四十平米的老房子里飘来荡去。等飘荡累了，它们就降落在桌椅板凳大衣柜、灰黄色的墙壁、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和房间内一切有平面的物体之上。
王音搭脚的那张桌子一角，正摊开着一本新版《吉他入门经典教程》。由于是摊开的缘故，所以你看不到它与这间屋子的陈设很不搭配的大红色封面，也看不到封面上的书名、作者和那几排文案。你能看到的，只是这本已被翻得卷边儿的书被摊开在第184页和185页之间，184页的左下角有一个轻微的折痕。不过，那不是今天折的，折痕处近乎摊平的角度说明了这一点。同样地，你也看不到桌子旁边的那把雅马哈FG830吉他，因为最近几天王音没有撥弄过它，现在它正斜倚在靠着桌子的那个黑色吉他套里。你能看见的，也只是那个黑色吉他套和套上的那一溜儿斜体英文字母：Yamaha。
那把已经有些掉漆的、面板最下方刻着一个小小“王”字的吉他，是14年前花了王音三个月工资买来的。那一年，王音还不到30岁，走路带风，长发飘飘，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子被他老头子称为“吊儿郎当”的气息——而用王音自己的话说，那叫“艺术范儿”。那时候，他还没结婚，也还没女朋友，刚刚结束长达四年的公交车司机生涯，紧接着又在他老头儿的安排下去红钢城做了一名临时管道工。
去过红钢城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片建国初期由苏联人援建的工厂区，后来成了本省最大的钢铁厂所在地。像很多老牌国企一样，那时候的红钢城正处于抛物线的顶端，还没有做好被“下岗”大潮卷下来的准备。生活在由钢铁厂、家属区、子弟学校、职工医院、银行、邮局等组成的那座巨大社区里的十几万人，还享受着大集体职工那份象征身份的福利和津贴，脸上也惯性地悬挂着身为一名国企员工的自豪感。绝大多数人还都不相信，这片运行了几十年的老厂区很快就会像小孩子搭建的积木城堡一样说塌就塌了，他们自豪的小脸上也很快就会被“下岗”的大潮蒙上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钢铁厂的主要燃料是高炉、转炉和焦炉三种煤气。不过，这三种煤气的热值并不均一（高炉煤气最低，转炉煤气稍高，焦炉煤气最高），它们一直是被混合着使用的。后来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提高冷轧钢的质量，厂里计划在冷轧和热轧均热炉里使用热值更高的外供天然气。王音他们这些临时工，就是被招进去安装维护天然气管道的。虽然说是临时工，不过绝大多数临时工也都是厂里的子弟或者有点关系的人，外人是进不来的。而如果不是王音的老头在厂里那么多年，招工的人又是他以前的徒弟，高二还没毕业的王音自然也是进不来的。
因为不懂施工图，也不了解各种管道的性能，王音上班也无非是跟着搭把手，扛扛管子、递个扳手什么的，但这并不妨碍每个月初他都会准时被叫到财务科领取六张红票子和一张绿票子。工资不高，但也不算少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很多正式工人还领不到那个数。而对有钱没处花的王音来说，这当然更算得上一笔巨款了。他不需要开支什么，不泡妞，不喝酒，也不怎么抽烟——偶尔抽抽也是蹭别人的，而且他平时吃住都在厂里，能花什么钱呢？老头老娘也不需要他照顾，事实上老头老娘一直以来都是照顾他的。更何况，当时他的老娘已经永远不需要他照顾同时也永远照顾不了他了。
而他那新成为鳏夫的老头子，在成功混迹到以中老年女性为主的老年歌舞队之后，身板儿一天比一天硬朗，炭黑的脸膛也一天比一天明媚，正盘算着续弦的他根本不需要也不想要王音照顾什么。
也就是说，这650块以及每个月都会到来的650块是结结实实的650块，并不像王音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工友们的650块那样三两下就花完了。这650块和它的倍数，夯实了王音高高瘦瘦的身板儿，让他在红钢城里甩动起那一头长发时更加自信有力。上班以来，除了一点零碎花项，王音把整钱都存了起来，每个月存一回。他绿皮存折的第一页已经用了一小半，那个正在不断增加的数字就躺在第一页中间靠上的位置。有很多时候，王音会想起来那个数字，那个深蓝色的机打数字暂时冲淡了他寂寞而单调的管道工生活。
有那么一阵子，王音很满足，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不错的。不错的标志之一，就是他拥有了一种为梦想买单的能力——至少是一部分能力吧，而紧接着他又拥有了那个梦想——一把雅马哈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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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子当然不错。不过，当不错的新鲜感觉很快就过去之后，王音就又有点儿不满意了，对被他老头安排做一个管道工不是那么满意，就像他也曾经不满意被他老头安排做一个公交车司机那样。
尤其是在那把吉他买回来之后。每当王音用他那粗短的手指抚过琴弦，使之发出一阵清脆悦耳的音符时——虽然王音那时候还不会弹，他更是增加了对上述的不满意。这也可以理解，人不就是这样的吗，在什么都缺少的年月里，尤其是在你没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的年月里，大家都是一样哪不满意或者一样哪满意。贫穷的日子听到风声，晦暗的岁月看到野花，着实都可以让你们感到一些细微而真实的幸福。然而一旦你（或者别人）拥有一点什么，那你的不幸福就开始了，你总会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多，也不是你总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多，而是你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比别人多。
在被公交公司炒掉饭碗和去红钢城做一名临时管道工之前，王音本打算去南方闯一闯的。广州、深圳或者是东莞，那都是一些能把梦想发酵成现实的地方。网上报纸上那些一夜发达的例子就不说了，那和王音距离太遥远，不具有榜样的力量，只有离他最近的刘代福才能产生这样的对比意义。作为王音的邻居，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以及下学后浪荡社会那些年的狐朋狗友之一，刘代福一直处于一个跟班的角色。但就是这么一个跟班的角色，前年在去了东莞之后，尤其是去了东莞之后逢年过节回来之时，派头就明显不一样了。最简单的派头来自称呼的变化，以前刘代福总是称他为“音哥”“音哥”，而回来后则直呼其名为“王音”“王音”，这让王音很不服气。不就是在电子厂里做个保安么，在老子跟前还装什么牛逼，如果我也去了南方至少要比他混得好吧，王音经常这样想。
然而他老头不同意，理由是当时王音的老妈正在病中，而且还是在重病中：“不管你老娘了？”
王音从小就挺怕他老头子的。因为这个早年从家乡来红钢城支援工业建设的老锅炉工，几十年如一日地顽强保留着他从千里之外的东北带过来的大脾气和臭脾气。在这个三口之家里，他一直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王音后来用他带点儿东北口音的本地口音骂人的那些话，基本上也都源自于他老头子。王音还记得，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老头子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到了十冬腊月，每天晚上老头子都会烫一小壶酒自斟自饮，因为没什么下酒菜，老头子一边喝酒就一边抽烟、一边骂人，挨骂的对象主要是王音和他的母亲。后来王音长大了，挨他老头子的骂就更多啦。当然，老头子现在不怎么骂王音了，也主要是因为老了骂不动了，于是他开始狡猾地改打亲情牌。
“不管你老娘了”这句话的分量相当重，等于是把王音放在了一个不孝之子的境地。所以在理想和老娘之间，他不得不把天平的砝码暂时先往老娘这边拨一拨。其实，王音也不是不管老娘，为了老娘的胰腺炎，他还去网上搜过几味偏方，栀干芍草五香汤、柴胡陷胸汤、二白生脉散什么的。都熬着喝了，不过并没什么用。这也就是说，即使王音没去南方，他老娘还是在该蹬腿儿时蹬了腿儿。
后来，在当上管道工尤其是买了那把吉他之后，王音也重新燃起过去南方的想法。他还是想趁年轻去外面闯一闯，在“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句名言被发明出来十几年之前，王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践行它了。有一次，在周六晚上回家吃饭时，王音从怀里掏出了一小瓶洮南香——那是他从来没回去过的东北老家的一种白酒，并给他老头子满满斟了一杯，并在举过去的同时提出了去南方闯荡一番的想法。他那脾气本来已经消下去的老头子，并没有因为一瓶酒就被轻易贿赂了，他把油嘴儿一抹，饭筷咣当一推说：“妈了个巴子，你娘已经丢下我不管了，你还要跑？”
因为有老娘的死作为铺垫，这句话让王音感到分量很重。仿佛如果他去了南方，他的老头马上就会死去，他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孤儿。或者说如果他去了南方，他自己马上就会死去，他的老头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孤儿。既然老头这话都搬出来了，他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听爹由命地做个管道工了。
王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吉他，最直接最表面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那个叫猫哥的人。
然而王音又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猫哥，也肯定会有狗哥、牛哥或者猪哥什么的，总之一定会有这么个人。如果不是吉他，也肯定会是二胡、小提琴或琵琶什么的，总之也一定会有这么一项乐器。那个人，那项乐器，一定会像上帝掷骰子一样准确地把王音从芸芸众生之中拎出来。至于为什么是乐器，王音也想过，也许还跟他小时候在红钢城子弟小学上的音乐课有关，跟课堂上那个经常被他和一帮子男同学目不转睛地注视过的那位相貌甜美的女老师有关，更可能跟自己被叫作“王音”的名字有关。他相信这个名字不是白叫的，王音，王者之音嘛，所以他从来都拒绝接受父母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小时候口齿不清的解释，而是固执地相信这个名字是他将会在音乐上有一番作为的象征。
那时候王音在红钢城上班有小半年了，已经渐渐习惯了每天两班倒的管道工生活，到了周末就回家放松两天。这小半年的管道工生活，已經将他打磨得很像一个管道工了。晒得黝黑的脸膛，嘴唇一圈黑硬黑硬的胡茬儿，还有那身蓝布工装，至少让他从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一个管道工。但是只有王音知道，他只是很像一个管道工，而从来就不是。至少在心里他从没认同过自己是个管道工。
有一次周五晚上回家时，已经差不多快八点了，但是王音在离家还有三站路的地方就下了车。怀揣上午领到的六张红票子和一张绿票子，王音的心情相当不错。为了把这份不错的心情尽量拉长一点，同时也为了看看宵夜摊上有什么好吃的顺便买点儿，王音就决定以步行的方式回家。下了车，王音沿着马路牙子走上了临江路。临江路是一条并不宽敞的馬路，马路上到处都是急冲冲的人和车，王音及时而小心地闪避着它们，然而还是不时有司机冲着他按喇叭，或者摇下窗窗玻骂过来一两句。
这些人太匆忙了，那么着急忙慌干什么呢？去死吗？就不能骑慢一点、开慢一点吗？王音一边走一边想。相比之下，王音觉得自己就比他们强太多了，此时此刻还有心情漫步街头就是最好的证明。
快走到江滩广场时，王音远远看见广场一角围着一帮人，同时不断有琴声和歌声从那片人群中传出来，穿过嘈杂混乱街头准确地传到他的耳膜上。等王音挤过去，并扒拉开那么多条胳膊和腿挤到最前面时，他看见的是个一头长发的中年男人——正在当街卖唱的猫哥，也即是王音后来的师父。
猫哥斜挎着一把吉他，正眯着眼睛很深情地在演唱一曲《鹿港小镇》。他唱得很投入，《鹿港小镇》唱完后，又唱了一曲《忘情水》和一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当然，在一曲唱完和另启一曲之前他会喝口水、清清嗓子，同时也会有意无意踢踢面前那个敞开的吉他套。明白意思的，会往里面扔个块儿八毛的;不明白意思的，则无动于衷地继续傻站着;当然，大部分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王音本来也想投钱的，不过摸索了半天，他摸到口袋里只有那七张整票儿，于是便不好意思地往后缩了缩身子。王音不会唱歌，也没摸过吉他，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猫哥唱得好极了也弹得好极了。此前，王音也不是没见过像猫哥这样卖唱的人，不过只有在今天，只有在听到猫哥演唱时，他才产生了一种久违的共鸣之感。有那么几个瞬间，王音甚至还觉得猫哥就是落魄街头的大音乐家俞伯牙，而自己则是唯一能听懂他的钟子期。最后，当人群散得差不多时，王音才意识到空旷的广场上只剩下猫哥和自己。他尴尬地拼命鼓了鼓掌，但把巴掌拍得生疼也只是发出几下孤零零的掌声。
猫哥没有看他，而是专心收拾麦克风、站架、音像和各种黑皮电线那一摊子。他面前的吉他套里，虽然看起气来也挺可观的，花花绿绿地盖了一层，但细看起来并不多，而且都是一两块的那种。
“老兄，你贵姓啊？”王音冲着正把那些纸票儿捋直展平、把硬币捡到一个铁盒子里的猫哥说。
“小姓小名，不值一提啊。”那个人头也没抬。
“怎么称呼你呢？”王音并没觉得不被尊重，搞艺术的人都是这样的吧，他想。
“叫猫哥吧，他们都就叫我猫哥！”他还是头也没抬。
“猫哥，去大成路喝一杯？”
“怎么？”猫哥现在把头抬了起来，但是并没有停下来手上捋直展平的动作。
猫哥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王音就一直等着他说行还是不行。在收拾完之后，并把那些家伙什儿一一都装到了电动车上之后，猫哥问了他一句：“白的还是啤的？白的还行，啤的不喝啊，痛风。”“白的白的。”王音很快说，虽然他很少喝白的。背上吉他，王音跟在推着电动车的猫哥后面去了旁边的大成路夜市。那天晚上王音喝了不少，当然，猫哥喝得更多。那种二两五的小瓶毛铺，他们叫了六个，也就是一斤半了，王音差不多喝了半斤。在准备买单之前，王音直接说出了想跟猫哥学吉他的想法。猫哥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只是这么反问了一句：“连吉他都没有，你还怎么学吉他啊？”
猫哥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当他刚支开摊子准备开唱时，王音就抱着一把崭新的吉他过来了。猫哥一眼就看出来，王音之前肯定没碰过吉他，因为他是抱着吉他走过来的，而不是单手提着或在背上斜挎着。当时猫哥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这么拿吉他，他为自己收了这么个憨厚的徒弟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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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的每个周末晚上八点半，王音都会准时来到江滩广场上找猫哥。一开始当然是打杂，支支摊子、收收钱什么的，不过王音却很乐意，即使在旁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小跟班，但仍然不时会有一种为大师提鞋的荣耀感从王音从心底浮泛上来，映现在他脸上、身上、衣服上和每个动作之中。而等到散场后，猫哥就教给王音一些初步指法、弹奏要领和演唱基础之类的，让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在那些日子，如果你在十点之后路过空旷清冷的江滩广场，那么你一定能听到那一阵又一阵毫无章法的琴声。没错，它们都出自于王音笨拙粗糙的十指之下。而如果走得再近一点，那么你会看到那两个长发飘飘的男人正坐在水泥台子上，一个在教，一个在学，一个教得十分殷切，一个也学得十分殷勤。深更半夜时分，在清冷空旷的江滩广场上，他们一脸严肃的表情和满心专注的投入一定会让你发出这样的感叹：如今这年头，像这么愿意学的徒弟恐怕已经不多了，像这么愿意教的师父也恐怕已经不多了，而这么愿意学的徒弟正好又碰到这样愿意教的师傅这种情况恐怕也就更不多了。
几个月之后，王音初学吉他的指痛已经渐渐消失，因为他的右手上起了一层比原来更厚更结实的老茧（作为管道工的王音，手上本来就有那么一层老茧）。代价当然是不小的，但是这份代价换回来的成果也是不小的。用猫哥的话说，就是王音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这些技法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让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忘记了，即使闭上眼睛瞎弹，王音也能准确地分辨出每一根琴弦。
在猫哥的调教下，王音熟练掌握了压弦、勾弦、轮指、琶音奏法、弹指、摘音、切音、扪音、小地雷等等弹奏技法。后来，他不但能给猫哥帮忙伴奏和声，偶尔还能单独上场来一曲。一曲唱完之后，他所获得的掌声和零票儿甚至也不比猫哥少，对着此起彼伏的掌声和不断丢往吉他套里的票子钢蹦儿，王音压住狂乱的心跳向四处拱拱手。成绩是巨大的，王音知道这一点，猫哥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彼此也都知道对方知道这一点。所以，每次散场之后王音都照例会请猫哥去大成路夜市喝一顿，等各自喝得都到了量，宵夜摊也到了打烊时分，孤零零的师徒二人便分头消失在相反的方向。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自身。这一点王音很明白，所以中午晚上下班的空当里他也抓紧练会儿。
一开始，同宿舍的那帮糙老爷们儿也会围着听个新鲜。王音一曲唱完，他们就摸摸那面油光水滑的面板，或用他们粗短毛糙的指头拨弄下琴弦，使之发出毫无章法却依然不乏动听的音符。不过，当最初的那股新鲜劲儿过去了，他们就開始觉得王音制造出来的是噪音了：“个斑马，一边儿弹去，不要影响我们睡觉哦！”在回敬过他们一句“不懂情调”之后，王音就会一手提吉他一手提着小板凳来到宿舍前的空地上。那里有一棵泡桐树，那棵泡桐树树冠所覆盖出来的凉荫，可以充当王音的舞台。
这样的一幕，经常会吸引来三三两两提着暖瓶去开水房打水的女工。她们在远处停下轻捷的步伐，一边窃窃私语一边朝王音这边指指点点。在眼角余光的扫视范围内，王音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会心跳一阵加快，同时手心里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享受着她们的驻足观看和指指点点，并在享受之中暗暗变换着花哨的弹奏技法。但是由于不好意思，王音从来不会抬起头来朝她们的方向看上一眼，所以他也就没机会看到那些女工中后来成为他妻子、再后来成为他前妻的吴仕萍。
周末回到家里，王音就练得更加积极了，有时候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于是前文提到的《一无所有》《南屏晚钟》和《晚风》等，以及前文没提到的《花房姑娘》《涛声依旧》《读你》和《相见恨晚》等那个年代的经典流行歌曲，就会长时间地充斥在王音家的客厅、卧室和阳台上，同时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向四周飘荡开来，飘荡进周围的邻居家里甚至飘荡在整个江门里一带。
王音的老头子，一大早就会被儿子的这种不务正业和鬼哭狼嚎弄醒，并被弄出家门，在外面晃悠一整天，然后又在傍晚回家后被弄得烦躁不安、经常失眠。对于老爹的不理解和在气势上已经大不如从前的训斥，王音一句话就顶了回去：“老爷子，我不是没去南方嘛，您还跟我弹个琴唱个歌较什么真儿啊？！”王音知道，虽然他老头听不懂也不爱听这些歌曲，但是在自家周围甚至在整个江门里一带，一定会有很多只耳朵正在支楞着听他弹、听他唱，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是年轻女性——一定会在自己的歌声和琴声中久久沉浸、不能自拔，甚至还会轻轻挪动着朝自己迈来的脚步。
江门里一带的邻居们（大多数已经老弱病残了，像王音这个年纪的和更年轻点儿的已经陆续搬了出去），很可能也已经习惯了王音每个周末回来时富有规律的吹拉弹唱。他们也习惯了自己的聆听，或者说习惯了自己的享受和忍受。因为至于是将之当成美妙的音乐还是吵闹的噪音，要视他们当时当地的状态而定。这么说吧，如果他们正在拉屎或做饭，那么把这点动静当成音乐也算占了便宜;但如果他们正在睡觉或欣赏书报电视，那么这点动静就无可避免地要被视为噪音了。不过，即使视之为噪音，这么久以来他们那点儿脾气也被磨得差不多了，何况他们的脾气已经被磨了大半辈子了。
当然了，这样的弹和唱也并不是都发生在家里。兴致来了的时候，王音也会像他的师父猫哥那样，到地铁站的入口、江滩广场或者户部巷公园里弹唱上几曲，一晚上收获个十几块或者几十块的。
钱多钱少王音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围观人群的多少，人群的多少与他成就感的高低成正比。就像有个晚上，在户部巷公园，在支开摊子之前，王音看到江边已经有人开始在唱了，周围还聚拢了不少男男女女。说不上来是无意还是故意，王音就把摊子支在了这边的公园入口，与那边的摊子遥相呼应。一上来他就唱了一曲《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这首旋律激昂、动感十足的歌曲，顿时把对面的气势压了下去，那边围了厚厚几层的人群开始松动，有人不断地穿越马路往这边赶过来。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王音的第三首歌还没有唱完时。突然之间，他看到自己面前一下多出了那么多人，那些穿着背心或摇着蒲扇的大爷大妈或坐或站，将他周围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而穿过这些黑压压的人头望过去，王音看见马路对面那个人周围基本上已经空空如也了。此刻，那个人正在垂头丧气地收拾他的摊子。王音半眯着眼睛，一边弹一边唱，同时偶尔用眯成两条缝的眼睛打量一下这些聚拢过来的人。在围成半圈的扇形人群中，他看到的是一些跟随着他的歌声一起大声哼唱的人，他们的他们的脸上浮游着一种被调动起来的激昂情绪，甚至还有几个小伙子已经扭动屁股跳了起来。
他们的这些反应让王音很是受用。在某些时刻，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舞台中央演出的幻觉。他身上的粗布工装好像一下子变成了燕尾服，而不远处灯杆上发出的昏黄灯光也似乎一下子变得富丽堂皇起来，犹如一道道射来的镁光灯。这种幻觉，支撑着王音拿出他当时会唱的所有曲目唱了一整个晚上。十几年后的今天王音还记得那一幕，还记得置身那一幕中的自己，仰卧在破藤椅上的他在嘴角流露出一个上挑的微笑，然后想起了一个非常适合形容自己的词语：牛逼！
让王音觉得自己“牛逼”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有一次，他在光谷广场的地铁站入口处卖唱，当时观众很少，他面前的吉他套里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三五张纸票和几枚硬币。正当王音准备收摊回家时，走过来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高高瘦瘦的小伙子。听了一会儿后，那个小伙子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五毛钱纸票儿，并把纸票儿在王音面前扬了扬，然后就松开捏着纸票一角的两根手指，让那张票子以自由落体的方式慢慢飘落到下方的吉他套里。王音当时虽然半眯着眼睛，但还是用半眯着眼睛散出来的余光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幕。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立马就停了下来，不弹了也不唱了。
“你他妈是什么意思？砢碜我？”王音冲过去，一把就将小伙子细嫩的胳膊给扭住了。“没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卖唱要钱的嘛，我也就是丢五毛钱而已！”突然被擒住的小伙子吓了一大跳，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你说谁是卖唱的了？丢钱是你这样的丢法？”王音挥起拳头来想打他，但是并没有打到他，因为正当王音正准备落下他的拳头时，那个小伙子趁着他一不留神从他手心里挣脱出来跑掉了。
王音觉得自己牛逼的地方在于，那是他最后一次卖唱，那之后他再也没出去过，一次都没有。
其实卖唱也一直并非王音的本意，他只是想找个人多的地方唱那么几首歌，与其说是为了挣点儿零花钱，倒不如说是为了音乐，为了他的音乐能有更多的人听到。而这一点，王音觉得正是他与那些卖唱艺人的最大区别，也是与他师父猫哥的最大区别。王音挺感谢那个小伙子的，如果不是他的那番举动，说不定今天王音还在卖唱，而正是他晃了晃那张毛票儿，晃了晃王音的自尊心，才让王音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后来，每当在街头又看到曾经的那些同类时，王音觉得他们是在糟践自己，他王音绝不再干这样的事情了，他要做的是把真正的音乐献给真正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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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过一口茶的王音，现在已经仰卧回了那把破藤椅的怀抱，并在仰卧中陷入了对昨天的回忆。
在他久久凝望的那幅油画上或者他脑海中的某个位置，不断浮现出来的是昨天中午他在武广商场偷一个女人挎包时的画面，以及嘶鸣着忽闪忽闪的警笛的警车停在他家楼下从警车上下来两个膀大腰圆的警察冲上来把自己架走的画面。甚至，王音还想到了接下来发生的那一幕：当自己被塞到那辆警车上时，四邻们都出来了，把他和那两个警察以及那辆警车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他正一脸笑意地冲着那些邻居们打招呼说：“我没事！我没事！”但是，很快他就被那两个矮胖的警察按到了后座上，车门唰的一声就关上了。透过车窗上那面黑色单向透视玻璃，他看到了邻居们交头接耳的样子。
昨天中午，王音去了一趟武广。作为这座城市最高档的商场之一，武广虽然已开业多年，但那一间间全是英文招牌的店铺、光洁明亮的瓷砖地板和它反射出来的令人晃眼眩晕的灯光还是把其内部营造得簇新高档。王音走在这种灯影交织的簇新和高档中，一点儿也没有因为自己一身与这种地方很不相称的装束而自惭形秽。他上身穿的是一件蓝布工装，胸袋下面绣着“中仓二库”四个白色粗宋体小字，下身是裤腿挽上去两圈的黑裤子和沾满泥点子的尼克牌休闲鞋。王音并没有为这样的装束感到局促不安，相反他特别平静坦然，就像是平日逛大厂服装批发一条街时那样。上下溜达了一圈，王音也没进哪家店，也没买什么东西，他把目光准确地落在前后左右那些男男女女的身上、包上。
如果这样说，也许你就会明白了：王音并不是为了去逛商场，也不是为了去买什么东西，而是为了去偷东西。至于偷什么、偷谁的、怎么偷，前两个问题在王音迈进武广的中庭时也没想清楚，他也不愿意费这个脑子去想清楚，或者说他早就已经想清楚了——偷什么、偷谁的其实都一样。而最后一个问题，也即怎么偷，凭着多次得手的经验王音也早已经算轻车熟路了。所以这三个问题，对王音来说也就都不构成问题，问题的核心只在于一个字——偷，偷这个行为比其他几个问题更加重要。是这样的，在王音为自己谋划的一盘很大的棋局中，偷这个行为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在武广上上下下地转这么一圈的过程之中，王音已经发现了至少有三个可以下手的对象。
第一个是个背双肩包的年轻人，男的，个头不高。他的背包有一条塑料拉链，不过拉链并没有拉严实，而是开着一个十公分长的口子。跟在那个年轻人身后的王音，一够头就能看到背包里面那个棕红色的长条形钱包，它正随着那个年轻人有节奏的步伐一起一伏的，好像随时就会蹦出来，直接蹦跶到王音手的心里一样。当时，王音和他正在乘扶梯上三楼，王音已经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麻利而轻巧地伸了进去，夹住了钱包的最上端。但是那个年轻人浑然不觉，他正在专心回一条微信。
王音清楚地看到了他手机上的那两行字。上一行是：已经联系好医院了，下午就做手术，你来不来？下一行是：两点吧，我去接你，听说打胎很痛，我肯定要陪你一起去啊！看到这里，王音把两根手指悄悄又抽了出来。他拍了拍那个年轻人的肩膀说：“哎，小伙子，你的包，你的包拉链没拉好，不怕被偷啊？”年轻人回头看了一下，拉链果然没拉好，他跟王音说了一连串“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又回过头去发微信了。这个小伙子让王音想起刚结婚时的自己，虽然算得上是晚婚了，但是王音当时并不想那么早要孩子，二十五岁的吴仕萍也不想那么早要孩子，但他们还是怀上了孩子。
当时，慌神了的王音是这么跟吴仕萍商量的：“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打掉？”
“也只能这样了！”
“什么时候？”
“你说什么时候？”
“你说！”
“你说！”
当王音把医院联系好之后，吴仕萍却不敢去了，她的担心来源于一个曾经打过胎的女工的描述：“很疼，而且了打过以后可能要不成孩子了！”但王音还不想那么早就被孩子的尿布、奶粉、哭啼等鸡毛蒜皮的生活拴住，于是他像个复读机一样反复做吴仕萍的工作：“打掉吧！打掉吧！打掉吧！”而做到最后——王音估计很可能是吴仕萍故意跟老头子透的风，他的老头子竟然也知道吴仕萍怀孕了，不但知道吴仕萍怀孕了而且还知道了王音想把孩子打掉，后来老头子找到厂里把王音当众骂得要死。
结果？结果自然是生下来了，小子，七斤四两。时过多年，当时七斤四两的小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七十四公斤的小胖墩了，正在七十四中读初一，抚养权属于他的母亲、王音的前妻吴仕萍。
到了三楼，王音注视着那个小伙子的背影，直至后者拐上了通往四楼的扶梯。想到刚才的举动，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倒不是说偷钱包的行为被自己变成了好心提醒这一点，而是说正因为没偷他的钱包，那个小伙子才能及時去陪那个女孩子流产，而他才能不至于像王音一样被鸡毛蒜皮捆住手脚。
第二个可以下手的对象，是一个从后面看起来很壮实的男人。在五楼的过道里，他正迈着撇得很开的八字步走着，王音走在他的侧后方。即使隔着三米的距离，即使走在他的后面，王音也能感觉到对方发达的胸大肌和结实有力的拳头。但王音更能感觉到一个下手的机会，因为那个男人的右屁股兜里露出了半截钱包，王音觉得有把握将它在对方感觉不到的情况下转移到自己口袋里。他将插在裤兜里的右手捏了又捏，将食指和中指搓了又搓，王音甚至感觉到了指头肚上那层薄薄的汗液。
他试了又试，试了又试，但最终还是没有把手掏出来。王音考虑到了一种后果，假如失手了，他将会准确无误地用眼睛、鼻梁、嘴巴、额头等面部器官和肌肉组织迎接到对方密如雨点的老拳，会被打翻在地，会被踹上几脚，狠狠地挨过一顿揍之后，那个壮汉和商场保安会一起扭着他的细胳膊送到距离商场最近的派出所。王音退却了，他还不想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挨这么一顿揍。
王音最后选择下手的是一个穿大衣的、挺有气质的女的。当时，那个女的正坐在一家鞋店里的红皮坐凳上，她的黑色挎包也坐在那张坐凳上，胖胖的女售货员正在柜台前开票。票开好后，那个女的就捏着几张纸片去交钱了。她走得如此匆忙，竟然忘了与她一同坐在坐凳上的挎包，而巧的是这时候营业员也去了里间的仓库。看到坐凳上那只孤零零的挎包，王音一个箭步就闪进去揣进了怀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出来。他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事实上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
下楼时，王音觉得选择那个女的下手是选对了，因为从她的气质穿着可以看出来，她家境不错，至少不愁吃穿，既然不愁吃穿，那么包被偷了也不会有太大影响。顶多再去换个新包，补办个身份证、几张银行卡。而被包被偷了这一点说不定还能提醒她以后多加注意，以免再碰上自己这样的人。
5
偷来的那个黑色Gucci挎包，此时此刻正躺在王音家楼下50米之外的那个绿色垃圾桶里。不不不，更大的可能性是它已经被每天收垃圾的人收走了，或者是被垃圾中转站的清洁工人发现之后顺走了。当然，也有这么一种可能，那就是被砌在一个垃圾方块之中运到发电厂的锅炉房当作燃料烧掉了。不過王音并没有为此感到可惜，因为在丢进垃圾桶之前，那只挎包已经被他拿到厕所翻过了一遍。
一个精致的浅粉色化妆盒，一包刚拆封的“娇爽”牌卫生巾，一只钱包，钱包里有一张名为“陈吉秀”的身份证、几张银行卡、七张一百元的钞票以及几枚一元的钢镚儿。这些，就是挎包里的所有东西。在钱包夹层里，王音还找到一张照片，对照身份证上的照片来看，那应该就是陈吉秀本人了。王音捏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又放回了夹层。这张照片，让他产生了一个很不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身份证上的照片永远都那么丑，带着这种不解，王音夹着挎包走出了厕所。在经过厕所外那个绿色垃圾桶时，看到四周没什么人，王音迅速踩了一下桶底的踏板，并在桶盖微微掀起来一条缝时准确地把那只挎包丢了进去。是的，王音没拿任何东西，包括那些钱，事实上他也不是冲钱去的。
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还是没有人来找王音。那个叫陈吉秀的女人没有，警察也没有。这让王音感到有点儿失望，同时也对警察现在的办案能力又多了一层怀疑。之前，王音也偷过几次东西，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也不妨再提醒你一次，他一共偷过三部手机、五个钱包和一台ipad。做了九次贼，也只是被逮住过两次而已，现在的警察也就是这么个水平吧，王音想。
第一次，他是在医院住院部偷病人的手机。那时候他还手生，被病人家属当场捉住了，对方要打他，但被王音制止了。他是这么跟对方建议的：“你打我一顿，你打我一顿有什么用呢？不如这样，你把我送到派出所得了，比打我一顿要解气！”当时，那个胖子正在照顾刚做了手术的病人，哪有工夫送他去派出所，最后还是打了他一顿。第二次是在街上偷钱包，得手了，但没想到被偷的那个男人是个穷鬼，钱包里统共也不到300元，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对方报案后差不多半个月警察才找到王音。不过找到王音也没用，因为盗窃数额太小判不了刑，只是把他拘留一周、罚了五百块钱了事。
透过那扇掉了一块玻璃的窗户，从王音现在所坐的位置望出去，正好可以望见正在修建中的一栋大楼的顶部，以及上面那两台伸展着长臂的塔吊。这个景象，说明了这座城市这些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天翻地覆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前些年那个市长就被称为“满城挖”。那时候，很多市民还对“满城挖”上任后所带来的满目疮痍很是痛心，但是现在他调走了，他们却又不免怀念起他来，觉得这个市长还是挺能干实事的，最起码现在的市容市貌已经好多了，一排排低矮脏乱的棚户区和老房子也已经被越来越国际化的都市气象所取代。但是王音并不在乎这些，这个城市变得更好还是更坏都不干他的事，好坏又能干他的什么事呢？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离了婚的孩子也没有跟他的单身汉，城市建得再好也不会分给他一间房，他的女人也不会跑来跟他破镜重圆。
想到女人，王音想不起来有多久没碰女人了。有一年了，也可能有一年半了，反正上一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象当然不会是吴仕萍，那个当初因为看到王音弹吉他唱歌而倾心于他的红钢城女工，在儿子两岁半时就因为受不了他下岗后的拮据生活和他与那种拮据生活成反比例关系的浪漫理想而离开了他。那么上一次的亲热对象是谁呢？是洗头房里那个叫艾米的女人，还是他根据电影剧照想象出来的某个女人？王音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她们的五官在他模糊的记忆中变得更加模糊了。
王音努力回忆着，但吊诡的是，最后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那个叫陈吉秀的女人。身材不错，气质也很好，双乳微微凸起，还有钱包夹层里那张照片上那个优雅之中带着一丝风情的笑容，这些组合起来也确实挺撩拨人的。
王音走到阳台上，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马上要沉下去的那几缕光线打在他身上，让他在渐渐变冷的天气中感觉到了几分暖意。在这种暖意和隔壁邻居家飘散出来的一阵阵菜香之中，王音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饥饿感。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好好吃饭了，他想出去走走转转，去菜市场买点卤菜再买瓶毛铺什么的，回来喝点儿，偶尔喝点儿已经从他师父猫哥的习惯变成了他自己的习惯。再不喝点儿，至少就得再等上一个礼拜。
不过王音等不了那么久，因为周末已经结束，作为中仓二库库管员的他明天不得不去上班了。
6
太阳很大，天气很热。虽然秋老虎已经过去了，秋分也已经过去了，然而天气还是那么热。岸边那几棵樟树上的叶子已经被晒蔫了，仿佛随时都会变得焦黄，然后一片片飘落下来。坐在一柄黑色遮阳伞下的小马扎上，后官湖里的一片片水光远远近近地闪过来，闪得刘明威的眼睛有些恍恍惚惚的，这让他几乎看不清水面上那枚红黄绿黑四种颜色相间的浮子。不过，这样的恍惚，也算得上是非常难得的恍惚了。因为今天刘明威轮休，既不用上班，也不用值班，他难得有机会出来钓一回鱼。
当指间的烟燃烧到一半的位置，通过鱼竿以及那根细长的鱼线，刘明威感觉到一种明显下坠的力量。他不慌不忙地拿起鱼竿，利用腕上和小臂的力量由下往上有节奏地顿了几顿，他感觉到鱼钩已经清晰地刺进了鱼唇里。然后就是摇轮、收线、起鱼，这一连串的娴熟的动作显示了刘明威是个钓鱼的老手，紧接着，他就看见了那条破水而出的正在弯着尾巴荡来荡去的草鱼。在坐下来后的半个小时内，这是他钓上来的第四条，也是个头最大的一条，足足有一斤重。现在，这条嘴部被钩子划出一道血迹的草鱼，被刘明威捏住身子摘了钩，然后“噗通”一声丢进了那只浸没在水面下的网兜里。
现在，那条草鱼再一次回到了后官湖，和另外三条个头稍小的鱼继续游动在这片青绿色的水面下。不难想象出来，此时此刻，那条鱼肯定会产生一种劫后余生的幸福感。它重新回到水中，并在水中发现了另外三条它的同类，它加入到它们的队伍中一起欢实地游动着，就像被钓上来之前那样欢实地游动着。但是它们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刘明威更知道，任凭它们怎么游都不再能游到那只网兜所框定的水域之外了。这么一想，刘明威觉得网兜里的那四条鱼还挺像他自己的，他笑了笑。
刘明威喜欢钓鱼，一旦得了点儿空闲，就总会一个人开车来后官湖钓上几个小时。只需要带一包烟、一点茶叶、一台酒精炉、一把简易的茶壶和几瓶矿泉水，在湖边找一个人迹罕至的所在，他就能安静地待上一整天——虽然事实上他很少能拥有以天为计量单位的大块时间。他非常喜欢这种彻底放松的什么都不用想的生活，一副钓竿、一片湖水、一段无人打扰的时间就能让他感到十分满足。
与很多理想远大却很难实现的人相比，刘明威的理想完全算不上理想，钓鱼能算什么理想呢？但理想这种东西的确又因人而异，它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不一致性，而不是一致性。就像他刘明威，忙碌紧张的生活过惯了，就想过过轻松自在的生活，即使这样的生活什么都带不来，带不来财富、职称和晋升空间，更带不来这些东西能带来的风光体面，然而他就是向往这样的生活。
钓胜于鱼，钓胜于鱼啊，古人真他妈一针见血。看着刚刚甩出去鱼钩时鱼线在空中形成的那条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弧线，刘明威不由得这样想，鱼钩落进水面荡开的那圈微漾让他心思更坚定了一些。
刘明威平时比较忙，他本来就够忙的了，他的老婆比他还要更忙。他的老婆罗昌琼是做电梯代理的，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电梯人”，国产的进口的各种牌子各种种类的电梯她都做。跟这个行当稍微沾点边儿的人应该都知道，电梯代理的利润空间相当大。就这么说吧，一台电梯，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除去回扣和其他杂七杂八的正常开销，代理商这一块差不多可以拿到三五万的毛利。前些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一路蓬勃发展，着实造就了一个从业人数庞大的电梯人群体，他们并不像房产中介一样站在明处，但他们的人数并不一定比房产中介少。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因此发了家，衣着光鲜，派头十足，经常开着豪车出入于各大豪华酒店，一副世界五百强成功人士的模样。
当然了，没有任何一种成功的背后是没有阴影作为支撑的，电梯人也不例外。为了拉到一个客户，为了签下一单合同，为了一笔不菲的提成，他们经常要周旋应酬于电梯厂家、房地产开发商、招投标公司、建筑设计院的各种领导之间，变着法子将他们征服于办公室、酒桌上、床上甚至是车后座上，然后再在事成之后奉上一笔同样不菲的回扣。在电梯人眼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电梯客户（至少可以发展成电梯客户），另一种就是与电梯完全没关系的人。电梯人之间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辈子我们做不了情人，做不了夫妻，做不了同学，做不了战友，做不了同事，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做我的电梯客户，让我宠你、爱你、疼你、关心你！
前些年，在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电梯人忙碌的身影之中，刘明威的老婆罗昌琼的身影可能是其中最为忙碌的那一个，至少也是最忙碌的那些身影之一。作為丈夫，刘明威对这一点感触甚深。
前几年，罗昌琼一直深陷于开拓业务的忙碌中。但是到了今年，她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种忙法。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在房地产市场还比较景气时，很多开发商为了保证现金流，就给代理商用房子抵押尾款，为了跟开发商搞好关系，很多代理商就答应了。罗昌琼也答应了，她的五百多万应收款也就变成了三套房子。她的算盘是这些房子肯定会升值，但她没料到从去年房地产就开始低迷起来，开发商的房子卖不出去，她的房子就更卖不出去了。罗昌琼的资金链断了，员工工资一拖再拖，安装尾款也迟迟无法发出。每天从早到晚，安装队催讨尾款的电话，那些催她还款的朋友们的电话，一个个打过来，打得罗昌琼竟然害怕起来她曾经那么喜欢听到的电话铃声。不过罗昌琼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跑路，她相信自己能躲过去这个寒冬，所以这大半年来她都忙于借钱还钱，拆东墙补西墙。
但钱并不是那么好借的。现在的人，谁比谁傻多少并不一定，但谁比谁精多少则是肯定的，别说没钱了，就是有钱谁又会借、敢借呢？其实罗昌琼也不需要太多钱，两百来万就能周转开了。问题在于，罗昌琼和刘明威凑不齐这两百万，他们所有资产就是住的那套房子和抵过来的那三套房子，钱固然意味着房子，但房子却不意味着钱尤其是现钱啊。刘明威曾建议过：“干吗不先卖一套房子，先解了围再说。”罗昌琼不答应，她坚信房地产还会重新景气起来，她的三套房子肯定还能升值不少。
罗昌琼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凡是她所认定的事，干得成的要干，干不成的也要干。这一点，刘明威早就领教过了。准确地说，是十几年前他们还在警校读书谈恋爱的时候刘明威就领教过了。
当时，是罗昌琼主动追的他。按说罗昌琼不会追他，不但不会追他，事实上罗昌琼也不需要追任何一个男生。因为罗昌琼是那种家庭条件挺不错的女孩子，虽然她的个头和长相普通了一点儿，但是她时髦的穿衣打扮、大胆的言行举止和那种优越家庭熏养出来的气质，却又弥补了她相貌的普通。这让她在警校为数不多女孩子中间还是挺耀眼的，耀眼到很多男生都会私下里打听她。而相比之下，刘明威就显得普通多了，虽然他的个头不低、长得也确实挺帅气的，但是他的农村出身、土里土气的装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却又拉低了他的个头和帅气，而这让他在警校扎堆的男孩子里并不冒尖，甚至泯然众人矣——不过刘明威觉得泯然众人挺好的，就像他的老爹一辈子都淹没在农民堆里一样。
刘明威也不知道罗昌琼是怎么注意到他的。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女生，大胆到在食堂里主动跟自己搭讪，问自己的姓名、班级和专业，甚至后来还找到了自己的宿舍。刘明威不想谈恋爱，他也明确地向罗昌琼表达过不想谈恋爱的想法。但是，他至今都还记得罗昌琼是这么回答他的：“你可以不想谈恋爱啊，你当然可以，不过我想追你啊，我想追你我就追，我才不管你答应不答应呢！”
说老实话，刘明威从来就不是那种非怎么样不可的人。而在这一点上，罗昌琼恰恰与他相反。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两个月之后。那时候，刘明威虽然已经一再表明了立场，但还是被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放罗昌琼的鸽子弄得挺不好意思的，他决定给自己的不好意思找一个台阶。所以有一次，当罗昌琼又提出约自己看电影时，刘明威索性就答应了，他想老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还不如一次性说清楚，让这个与自己分属两个阶层的女孩子认识到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在一起的背景和土壤。
那天晚上，他跟着罗昌琼来到了学校附近一个类似于网吧的地方。“不是说看电影吗？这里哪会有电影院啊？”看着四周，刘明威一脸疑惑地问。“进去呀，进去看看就知道了！”于是，刘明威硬着头皮进去了。进去之后，他才发现那里确实不是电影院，而是一个网吧，就是带有小包间的那种网吧。包间的面积很小，不超过两平米，只有一张沙发、一台电脑、两个罩在耳朵上的那种耳机。那天看的电影的名字刘明威早已经不记得了，不过对于画面他记得非常清晰，就是那种男人女人除了性器官看不清别的地方都看得清的画面，也就是所谓的三级片。事实上，那是刘明威第一次看三级片，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样的片子是不是别人也都在看，又不好意思问，于是也就那么看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刘明威发现自己在局部有了反应。之前，他也有过这样的反应，不过这次的反应好像比之前所有的反应都大得多，因为他的那个东西已经把他蓬松的运动裤裆部顶了起来。在他侧过身子想把翘起来的那个东西按下去、用大腿根部夹住的时候，罗昌琼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她大笑着，整个人就朝刘明威怀里歪了过来，在他耳边哈着热气。
结果就是这样的，罗昌琼成了他的女人，成了在他心里所认为的“他的女人”。虽然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干成那件事，只是由她用手帮他弄了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刘明威竟然一下也没碰罗昌琼，但刘明威依然认为罗昌琼已经成了他的女人，他要为之负责到底。罗昌琼当然很愿意被他负责到底。
那一年，刘明威刚刚22岁，罗昌琼也刚刚22岁。不过这两个22岁相加却并不等于44岁，而是还等于22岁，不不不，甚至还小于22岁。他们以小于他们年龄的心智替彼此做出了大于他们年龄的决定。
7
从警校毕业后，刘明威分到了江门里派出所，罗昌琼分到了区局。正如刘明威对罗昌琼所要负责的那样，一年之后他们就结了婚并很快就有了女儿。虽然有了女儿，但他们那时候并不忙。这个不忙，一方面是因为上班不忙，另一方面是因为带女儿不忙，因为他们的女儿主要由罗昌琼的母亲带。
正因为这样，他们俩才有了更多的闲散时间。在刘明威的记忆中，至今还保留着这样亲切而清晰的画面：那时候，他每天都回家吃晚饭，罗昌琼也每天都回家吃晚饭，所以他们还能天天趴在同一张桌子上吃晚饭，吃完饭就看一场电影或者去公园、江边散散步。当时刘明威还没有学会更没有喜欢上钓鱼，他最喜欢的事情是每天晚饭后出来散步。从家里走到一桥，沿着1670米的桥面走到对岸再走回来，然后走到江堤下面的那条小路，沿着那条小路走到中华路码头，最后从那里走回家去。
每天晚上，他们都会沿着这条路线散步。当走上那座长江第一桥，当看到两岸倒映在水中的万家灯火并想到那万家灯火之中也有他们的一盏时，刘明威经常想起来很多年前老爹送他读警校时的情景。那时候，他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他的老爹也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报完到之后，他们父子相携来到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上，他看到了在两岸密密麻麻的楼房和川流不息的車辆之间来回切换目光的老爹，还看到了他老爹怎么也合拢不上的嘴巴。他替自己也替自己的老爹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们的家乡实在太远、太小、太偏了，他们在这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也太微不足道了，他们那个家庭无论这辈子还是下辈子都不可能有人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来了，只能寄望于下下一辈子了。
刘明威的老爹没想到，刘明威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提前两辈子实现了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来的梦想。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像他的老爹对自己养了一个刘明威这样的儿子挺满意一样，刘明威对自己也挺满意的。他，一个农村小伙，从警校毕业之后能留在城里，留在城里还能买上房子，买上房子还能娶上老婆，娶上老婆还能生上女儿，生上女儿还有人帮忙带着。还有什么所求呢？
很多个夜晚，从家里走上一桥，沿着1670米的桥面走到对岸再走回来，然后走到江堤下面的那条水泥小路上，当走在那条寂静无人的水泥小路上时，刘明威经常听到从江滩广场传来的阵阵歌声。
那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些旋律和歌词。在一阵阵清爽干净的江风传送之下，它们准确传到刘明威和罗昌琼的耳朵里，让他们想起了曾经的日子。当年在警校谈恋爱时，每到周末，罗昌琼就会带他去KTV里唱歌。他还记得那些歌曲的名字：《一无所有》《南屏晚钟》《晚风》《花房姑娘》《涛声依旧》《读你》《故乡的云》……当然，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腼腆小伙，如果不是因为和罗昌琼的这层关系，这些歌曲与他的距离将会非常遥远。但是正因为有了罗昌琼，正因为有了罗昌琼带他去“看电影”的那个晚上，这些时髦的歌曲就走进了他当时的生活，并成为了他后来的记忆。
但是结婚之后，尤其有了女儿之后，与刘明威的满足相比，罗昌琼的不满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不满足，一开始只停留在她对自己作为区局档案科科员工资太低的抱怨上，后来则发展到对刘明威作为江门里派出所干警工资太低的抱怨上。不过抱怨归抱怨，死工资就那么多，干多干少都那么多，罗昌琼也没办法。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刘明威继续当他的警察，而罗昌琼则找关系给自己办了停薪留职，她决定去商海里闯闯。服装批发，开餐馆，卖保险，房地产中介，电梯代理，这些罗昌琼都干过，干得最久也干得最风生水起的是电梯代理，直到现在还在干着。罗昌琼的忙是从她做了生意之后开始的，在前几种职业中，她的忙还是偶尔的，然而等到做了电梯代理之后，她的忙则呈一种绝对状态。也就是说她没有不忙的时候，区别只是只在于要么非常忙，要么很忙，要么忙。
电梯代理，所谓代理其实也就是销售。所有销售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把东西给卖出去，尽可能多地卖出去。各种扫街，拜访代理商，争取开发商，一看到招标信息就与业主联系，找到一个项目就算价格、审批、申请价格，做报价书，准备投标文件，去投标报价，有的还需要二次报价或竞争性谈判，中标以后就去工地现场量尺寸出图纸，再出合同，合同签完准备工厂排产发货，货到了还要组织安装以及定期检修维护。罗昌琼的这些忙碌，还都是刘明威所能看得见的，事实上他偶尔还会帮罗昌琼打打下手;而他看不见的罗昌琼的那些忙碌，就更多了，周旋应酬、打点关系、往来出差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刘明威看不见的，同时也是他不想参与而且也根本参与不了的。
所以后来的日子里，在绝大多数时候，晚饭后去江边散步的人就变成了刘明威自己。形单影只的他，还是按照和之前一样的路线散步，从家里走到一桥，沿着长达1670米的大桥走到对岸再走回来，然后走到江堤下面的那条水泥小路，沿着那条水泥小路走到中华路码头，最后从那里走回家。
这个与之前一样的路线，并没有让刘明威产生和之前一样的心情。原因很简单，因为罗昌琼并不在他的身边，而且几乎每一次都不在他的身边，她忙。忙，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同时也是表面原因。事实上，刘明威并不那么在意罗昌琼忙不忙、到底有多忙，他真正在意的是忙这个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他和她之间的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有房住，有车开，有班上，有老婆孩子和一日三餐，刘明威就觉得很满足了。他觉得完全可以就这样过下去、过下去、过下去，直至老去，然后死去。
但是罗昌琼不这么认为，从小优渥惯了的环境让她理直气壮地对刘明威说：“知道吗？有房住，还要看住的是什么房，是格子间、公寓还是别墅;有车开，还要看开的是什么车，是夏利、马自达还是奔驰;有班上，还要看上的是什么班，是忙成狗了才能挣那点儿死工资，还是忙得忙有所值。”
罗昌琼总是说刘明威不上进，只是当个普通干警就心满意足了，而没有从干警到副科长、到科长、到副所长、到所长、到副局长再到局长那样的远大之心。刘明威不明白要那样的远大之心干什么，他不明白当个普通干警有什么不好，事实上现在他连普通干警也不想干了。如果可以，他宁愿早早地半个内退手续，整天到后官湖边过这种钓鱼的生活。当然了，“如果可以”如果单纯是指物质条件的话，那刘明威是完全可以的，他和罗昌琼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支撑他过这样的生活。但事实上，“如果可以”这个可以满足的条件在已经满足的情况下，刘明威还是不能做这样的决定。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不能，是怕罗昌琼不答应？还是自己已经适应了这样的节奏和惯性？也许都有一些吧！
在罗昌琼的忙碌中，同时也在他自己的忙碌中，劉明威觉得每一天都轻飘飘的，他们的忙碌就像浮在日子的水面上。刘明威甚至不记得有多久没和罗昌琼做爱了。当然，做爱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罗昌琼甚至连做爱的时间都没有。同理，她也没有在家吃饭的时间，没有和刘明威一起散步的时间，没有陪女儿过生日的时间，她没有做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时间……
她留给刘明威的时间，只是每天深夜回到家和他躺在床上的时间。也就是说，只有从深夜到黎明之间的罗昌琼属于刘明威。而刘明威又清楚地知道，这期间的罗昌琼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床。
忙碌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这还好。而在忙碌和忙碌的间隙，刘明威就变成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哲学家——他经常会有一种到达了目的地却丧失了目的的感觉，或者说手段成了目的本身，他一天到晚的忙碌好像就是为了一天到晚的忙碌本身。他进而联想到他那更为忙碌的老婆，在一个又一个建筑工地上，在一间又一间电梯竖井里，在一张又一张等待签字的合同面前，在一个又一个借钱的电话打完之后，刘明威不知道罗昌琼是不是也会产生和他一样的感觉，他替她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尤其是在罗昌琼资金周转困难的这半年，刘明威觉得她变得比以前更忙了。虽然真正比起来，罗昌琼并没有像以前那么忙。不过，她完全可以不这么忙的，就像自己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忙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忙呢？刘明威经常这么想。很多次，当他在江堤下面那条水泥小路上散步时，他为罗昌琼找不到答案，为自己也找不到答案，同时他还为马路上那些行色匆匆的人找不到答案。
答案是自己闯进来的。有一次，当刘明威一个人从那条水泥小路上翻到江滩广场上来时，他看到了曾经把很多熟悉的歌声送到他耳朵里的那个男人，他的四周是一些零零散散围观的男女。那个男人四十多岁年纪，穿着一身蓝布工装，正在一边弹吉他一边唱《夕阳醉了》。他唱得深情而投入，完全不像一个在街头卖唱的男人，完全就像是一个站在舞台中央开演唱会的明星。刘明威觉得那个男人很幸福，至少比自己幸福，那是一种因为迷恋他自己弹琴唱歌所产生的幸福，他满足于那个行为本身而非那个行为所带来的结果。这也就像刘明威自己钓鱼，他满足的是钓，而不是钓上来的鱼。
想到已经钓上来十几条的鱼，刘明威意识到该吃午饭了。收完竿，他把那只网兜从水下拎了出来，那些破水而出的鱼在网兜中蹦来跳去的，无比欢实。跟之前一样，刘明威捡了几条个头大点儿的放进塑料桶，然后把其他的又一条条扔回了湖中。看着它们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的身子随着“啵”的一声滑进水里，刘明威知道它们终于又自由了，真的又自由了。这时候，他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丢回去的这些鱼中会不会有一条被他一而再再而三钓上来又被他一而再再而三丢回去的鱼？他想了想，觉得在理论上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在现实中，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太小太小了。而且即使存在，他又何以判定那条被一而再再而三钓上来的鱼就是那条被一而再再而三丢回去的鱼呢？
刘明威觉得自己有点太较真儿了，怎么老是钻死胡同。在反思的同时，他把遮阳伞、小马扎、钓鱼竿、塑料桶一一收好，然后发动了他那辆灰头土脸的东风雪铁龙——不，她老婆的那辆东风雪铁龙。目的地是附近一个叫“湖吃”的农家乐，在那里他将享用一顿由他钓上来的那几条鱼做成的午饭。
因为喝了一小瓶苞谷酒，吃完饭后刘明威觉得有点头晕。农家乐的回廊下有一张红色塑料躺椅，他躺了上去，然后点了一根烟。看着那片淡蓝色的烟雾从嘴里喷出，又一点点升腾进阳光里，刘明威觉得是时候跟领导提出内退的想法了。对，明天上班就提一下，即使办不成，至少也要调一个闲岗。说实在的，他觉得自己难以再像以前那样忙下去了，他要多争取一些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至于罗昌琼，她可以继续忙，但他不想再这么忙下去了。就在这么盘算时，刘明威泛上来一阵难以抵抗的困意，他想不如就这么睡一会儿，等睡醒了，就再去钓一会儿。然而就在他将要睡着之际，裤兜里的手机连响带震动了起来，电话是王所长打来的：“得空来一趟吧！”
8
当刘明威推开会议室的小铁门时，一股烟气冲他扑面而来，他们正围坐在那团烟气背后。他们是指王所长、老莫、小刘和小季。前三个人正在说笑着，指间都夹着烟，脸上都挂着轻松的笑容。
一缕缕烟雾不断从王所长、老莫、小刘手指间和嘴巴里升腾起来，把不足十五平米的会议室弄得烟雾缭绕的。准确说是把小季弄得烟雾缭绕的，但小季没办法。四个人中间只有小季不抽烟，她是个女的——这并不是说女的不能抽烟，只是说小季不抽烟，碰巧她又是个女的。见刘明威推门进来，小刘朝他落座后将会紧挨着的那张会议桌上的空白位置扔来一根烟，但由于力度过大，烟落到会议桌后又滚到了地面上。刘明威把烟捡起来，用T恤衫的下摆擦了擦烟嘴部分，一边点燃了一边落座。
“小刘，你把录像再给大家放一遍。”王所长摁灭了烟说。于是，小刘操纵着那台电脑又播放了一遍他们都已经看过的那段录像。画面是固定机位拍摄的，镜头正对着一条过道和旁边的一家鞋店：
在那条过道上，不断有人走进来走出去。一个挎着包的女人走进了画面，走进一家鞋店，她走到鞋架前拿起鞋子看。这时胖胖的女售货员走了过去，跟她说了些什么，然后售货员走进里间抱出来几个鞋盒，漂亮女人就坐在店里那张红皮坐凳上一双双试——她把挎包取下来放在凳子一侧。每试一双，她就走到那面镜子前前前后左右地看看。最后她选中了一双，售货员就走到柜台前给她开票，然后漂亮女人捏着票走出了镜头，那个女售货员也走进了里间。这时候，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这肯定就是犯罪嫌疑人了，刘明威想）走进了画面，快速闪进鞋店拎起坐凳上的那只挎包放进怀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出来，朝四周看了看。他完全没注意到正朝向他的那只摄像头，在他将走出画面时，他甚至还对着摄像头看了几眼——于是这让他的体貌特征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
“真鸡巴笨，就这样还想当贼呢？！”又看了一遍刚才看过的录像和那个穿工装的男人，小刘忍不住嘀咕道，他把声音压得只有坐在旁边的刘明威才听得见。刘明威也想这么说，不过因为王所长在他才忍住了没说——他还有别的事情跟王所长说。事实上，在江门里派出所这十四年，聪明狡猾的贼刘明威见得多了，但是他还从来没有碰见过录像里那么蠢的贼。那的确是一个笨到家了的贼，至于怎么个笨法，刚才的监控录像已经充分说明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瞬间，刘明威突然很同情那个贼，他甚至还想教教他怎么样才能避免被摄像头拍下来，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一点破案线索。
当然，就在这么随便一想的时候，刘明威又马上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警察在立场上出了问题。
“我先说几句，上周五接到的报案，武广三楼丢了包，刚才看的是上午去武广提取的录像，时间、地点都很明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也都一清二楚，应该说案子不难破，就由老莫和明威负责吧（他在提到老莫和刘明威时分别朝他俩看了一眼），小刘和小季协助一下！”王所长用指关节敲了敲桌子，说完他又点了一根烟（但是他并没给其他抽烟的人也各散一根）：“都说说，有什么想法？”
小刘和小季没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想法也不敢说出来，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敢说。
老莫说：“我马上就去区局一趟，请他们根据录像比对一下，尽快找到嫌疑人的资料。”
“明威，你呢？”王所长把落在老莫身上的目光移向他。
“我看一下报案记录吧，再去找失主问一下。”
散会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明威没走。他在突然变宽敞了的会议室坐了会儿。估摸着每个人都回到了座位上时，他才走出来。刘明威上了三楼，又从三楼上了四楼，然后走向楼道尽头王所长半敞着门的办公室。“进来坐。”正沏茶的王所长用余光瞟到了他，又把余光聚集、调焦、识别，直至辨认出来者是刘明威，于是他顺手又沏了一杯茶。刘明威站在靠近门口的沙发边，小心地接过那杯茶坐了下来，王所长也在那张沙发上坐了下来。王所长摸出两根烟，刘明威接过一根。在王所长点完烟把火移过来给他点时，刘明威赶紧把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烟放进嘴里凑过去，并用左手罩住了火。
“怎么样，对案子有什么想法啦？”王所长猛吸了一口问。当王所长这么問并朝他看过来时，刘明威马上低下头去小口小口地往还没来得及沉下去的茶叶上吹气。那几片等着舒展开的茶叶条儿，在他的吹拂之下，由聚拢的形状不断地向四周漾开，露出一片泛着绿意的茶水。从表面上看，刘明威确实是在吹气。但同时他也是在酝酿怎么说内退的事。半根烟后，刘明威决定把真实想法和盘托出。
听完后，王所长拍着他的肩膀说：“怎么回事，才四十多岁就不想干啦？大好前程可还在等着你呢，老实说，现在基层也要起用年轻干部，老莫马上就该退了，上周我还准备给局里打报告推荐你接他的班呢，等着，我拿给你看。”说完，王所长走到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纸递给刘明威。在那张天头处印着“江门里派出所用笺”八个红色宋体小字的纸上，刘明威确实看到了“提请刘明威任江门里派出所副所长”那一行字，他连忙摆了摆手说：“所长，我确实不想干，我也干不成啊！”“怎么干不成？”王所长有点不解地看着他，“干成干不成又不是你说了算，先这样吧，先把这个案子先结了再说。”
9
就像此前王音没想到自己作案那么容易一样，刘明威也没想到他破起案来竟然也那么容易。
事情是这样的。从王所长办公室出来时已经快下班了，刘明威闷闷不乐的，本来想早点回去的，但一想到早一天破案或许能早一天去干个闲差，于是他就去找小季调阅报案记录。档案室里就小季一个人，这个刚工作两年的姑娘正在专心致志地剪指甲，她并没有应刘明威的要求给他找报案记录，而是说：“刘哥，我看录像里那个人可能有前科呢，去年做档案时我好像就见过他的照片，看监控录像时我就觉得很像。”“哦，是吗，你开会时怎么没有说？”刘明威问。“我怕说错了嘛，刘哥你先看看，你是老警察了哈，我把之前的卷宗给你找出来。”小季像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样，把那份卷宗递给他。
姓名：王音;民族：汉;年龄：43;身高：176;体重：122;职业：中仓二库库管员……
当刘明威翻看着这些信息，尤其是当他摩挲到卷宗上那张照片时，他恍惚了好一阵子。这个叫王音的人，确实很像武广监控录像里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应该说不是很像，而是就是，刘明威能断定他就是王音。他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这个抖是轻易得到破案信息给他带来的抖。他把卷宗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边，没错，上面完整记录着王音上次进来时的信息，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单位地址、家庭成员等等以及他此前因为盗窃而被拘留一周、罚款五百块钱的案底。刘明威让小季把卷宗复印了一份，夹起来就往外走。刚走出去，他又折返回来冲小季说：“改天请你吃饭啊，帮了大忙！”
当刘明威开车去区局把老莫接上，和他一起穿过下班时密密麻麻的人流和车流，到达小南区后门旁边的中仓二库时，中仓二库的大门正开着，一辆大货车正停在门口卸货，两三个肩扛手提各种包装箱的男人正往返于仓库和货车之间。刘明威和老莫进了仓库，他们看到一个男人正在货架前点数，并不时低头在笔记本上记一笔。借助于墙壁上的灯光和某种直觉，刘明威判定那个男人就是王音，他大喊了一声：“王音！”那个男人本能地“哎”了一声，并抬起头来朝这边看了一眼。在他还没来得及朝这边看第二眼时，老莫已经利索地从后面拧住了他的胳膊。男人先是“哎呦”了一聲，然后一字一顿地连说了三个字：“疼！疼！疼！”他的圆珠笔和笔记本已被打翻在水泥地面上，散发出幽微的暗光。
在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之后，王音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们怎么才来啊！”第二句是：“我是王音，我跟你们走！”当老莫把他松开，王音揉着肩膀说出第一句“你们怎么才来啊”时，还搞得刘明威挺莫名其妙的，他估计王音是在搞什么花样吧，不过没关系，第二天提审王音时他就会明白了。
提审王音是在第二天下午。各就各位之后，刘明威和老莫还没发问，王音倒是先问了一句。
他是这么问的：“有什么要问的？我都告诉你们！”
“老实点儿，要问什么自然会问，我提醒你，你可是二进宫了！”老莫以揭老底的方式呵斥了他。
“我知道，我知道。”王音咧开嘴笑了笑。
到了这时候，刘明威觉得王音还是在搞什么花样。不过现在人既然到手了，就不急了，他想看看王音那个花样。于是，他换了一种不同于老莫的口气说：“好吧，那你就说说，说说你犯的事儿！”
王音倒是老实，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一遍。这和刘明威、老莫现在所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
“这些够不够？”交代完之后，王音又问了这么一句。
刘明威点了一根烟，然后扔给王音：“还有什么事没说？都说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说和不说，效果是一样的，但你说和不说，结果就不一样了。”刘明威不知道究竟他的烟起了作用还是他的话起了作用，因为他们还没掌握的那三部手机、五个钱包和一台ipad的事儿，接下来王音也统统交代了。
“那赃物呢？”老莫追问道。
“什么赃物？”王音不解地说。
“少鸡巴装蒜，你原来偷的包、手机和iPad什么的呢，自己用了？还是卖了？”
“那些啊，扔了，都扔了，偷完就扔了，我卖它们做什么？！”
刘明威看了看老莫，又看了看做记录的小季，把目光转向王音：“神经病啊你，那为什么偷？”
“是说实话还是假话？”
“狗日的，当然说实话！”老莫气不打一处来，“说不说？！”
“想进监狱呗！”王音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王音近似挑衅的语气把老莫气坏了，他觉得狗日的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老莫在桌子底下暗暗捏了捏拳头，使之发出一阵清脆的“嘎叭”声，他又压低嗓子对小季说了一句：“你先出去一下！”
当小季刚把门带上之后，老莫冲到王音面前，抬起手来就要扇他耳光。“老莫！老莫！”这时候，刘明威及时地从背后喊了他一声。等老莫转过头来之后，刘明威向他指了指墙角上方的摄像头。
“关了不就行了，小刘，把摄像头关了！”老莫冲着摄像头喊。但当他抡开胳膊准备好好收拾王音一顿时，刘明威上前去把他拉开了：“算啦算啦，老莫，犯不着，都快退休的人啦，还那么大火气！”
“这狗逼太放肆了，不教训他一顿他不知道滋味。”
即使被拉着，老莫还是踢了王音一脚，这一脚踢到了王音小腿上并使他发出了“哎呦”一声。
“王音，你倒是说说看，为什么会想进监狱呢？”把小季喊进来之后，刘明威继续审问王音。
“警官，我说了你会不会帮我？”
“尽量吧！你先说，你先说了我们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吉他吗？能不能帮我找一把吉他？”王音问。
“你他妈又耍什么鸡巴花样？”老莫噌地又冒起一股火来，又想喊小季出去。
刘明威拍了拍老莫的肩膀：“先别急，看他怎么表演嘛！”然后又对小季说：“小季，麻烦你一下，街口拐角那儿不是有一家春芽琴行嘛，你去跟老板说一下，就说是我借的，借他们一把吉他。”
吉他借回来后，王音先是弹唱了一曲《浪人情歌》，接着又弹唱了一曲《铁窗泪》。的确，无论是演奏水平还是演唱水平都还挺棒的，这一点无论刘明威、老莫还是小季都不得不承认。在王音弹唱的过程中，事实上刘明威还产生了这样一种久违的感觉：就在刚才，仿佛他和罗昌琼正在江堤下的那条水泥小路上散步，一阵阵江风裹卷着江滩广场上的旋律和歌声传递到他们的耳朵里。他有点儿怀疑当年制造出那些旋律和歌声的人就是眼前的王音，他甚至还想问问王音是不是曾在江滩广场上卖唱过，是不是唱过《一无所有》《南屏晚钟》《晚风》《花房姑娘》等等经典老歌。
“我也算得上走投无路了，想找一些听我唱歌的观众都找不到。早前几年嘛，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新闻，是说虎踞监狱里有一个什么新岸合唱团，水平还挺高的，他们的演艺人员都是监狱里的犯人，经常会到各个地方搞演出什么的，还得过很多奖。你们知道吧，我偷那么多次东西，说白了，其实就是想进虎踞监狱的新岸合唱团，就是想唱歌，想让人听我唱歌，就这样！”王音抱着吉他说。
“你糊涂啊你，想唱歌，你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干吗非要进监狱呢？”刘明威非常不解。
“别的方式？什么方式？不瞒你们说，电视台的选秀我也不是没报过名，还不是被刷下来了？！上星的不上星的，省台市台，都他妈一个球样，不是说我年龄太大了、不够帅，就是说我缺少故事，很难包装出彩，就连一次上台的机会都没给过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在红钢城做管道工的时候，每年的中秋晚会、年会我也报过名啊，他们也不是没让我上过台！我就不明白是为什么了，到底是我唱得不好、弹得不好，还是长得不好？进虎踞监狱的合唱团，我总能够格吧！”王音越说越激动，从刘明威这个角度看过去，能清楚地看到王音说话时喷出的几滴以抛物线方式降落到地面的口水。
“能不能进虎踞监狱，这个我们说了还不算，到时候看安排吧！”刘明威说的，确实也是实情。
当王音被带走之后，刘明威、老莫和小季在审讯室又坐了一小会儿，他们都不太相信王音说的。因为那简直太离谱了，这个世界上有无数追求自由的人，还从没听说过主动把自己关进监狱的人，而且这样的人还被他们碰上了。那么多年来，他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犯人，但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犯人，一个为了进监狱而盗窃的人，一个为了进监狱合唱团而盗窃的人。如果他不是个疯子，就一定是个傻子，难道还会是一个正常人吗？刘明威、老莫和小季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别又是个神经病吧，要不先给他做个精神鉴定？”到了最后，劉明威有点担心地跟老莫说。“要真是神经病，就他妈又白忙活一场啦！”老莫也附和着他的担心。去年他们确实遇到过一个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人的盗窃案，等到快要审判时，家人给他申请做精神鉴定，结果白忙活一场，无罪释放。
10
王音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是一周后出来的。鉴定结果是他完全正常，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拿到鉴定报告的那天下午，刘明威进办公室对老莫说的第一句话是：“老莫，恭喜啊，他不是神经病！”
接过来鉴定报告，老莫仔细翻了翻，然后抽了一根烟扔给刘明威：“那就好哇！那就好哇！”
刘明威之所以对老莫说“恭喜”，其实是有一个隐情。十几年了，老莫在江门里派出所一直干的都是副所长（刘明威分到所里那年老莫就是副所长），前后伺候了五六个所长，他也一直没能扶正，眼看马上要退下来，老莫唯一还惦念的就是把级别解决一下，再升半级，以正科级身份退休。这关系的还不全是多拿几百块退休金，而是老莫的脸面问题，因为在江门里派出所甚至是在区局，老莫的副所长身份已经成了大家的笑谈。之前，王所长已经放过话了：“老莫，你再好好干一段，退休之前我争取把你的级别问题解决了。”问题是眼看着就要退休了，老莫也没干出什么，现在正好有这么个案子，对老莫来说当然是好事。而对刘明威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桩好事，他正好可以借此内退。
老莫挺高兴的，刘明威也挺高兴的。两个人一高兴，就决定再提审一下王音，把案子做扎实了。
而王音也挺高兴的。就还记得的部分，他又发挥记忆力和想象力补充了一些细节，充分坐实了自己的案情。王音、刘明威、老莫以及小季，在这种坦诚而轻松的气氛中度过了半个下午。三个人抽了很多烟，烟是老莫发的，这个吝啬了半辈子的副所长终于慷慨了一回，他自己每抽一支，就主动给刘明威和王音也发一支。最后，当老莫的一包“中华”抽完时，刘明威问王音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王音说：“我嘛，就是想知道什么时候能进监狱，会判几年，能不能帮忙把我弄进虎踞监狱？”“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到时候尽量争取吧，法院判完之后还要看司法局怎么安排，我估计你大概会判一两年吧！”刘明威本来想回答王音的，结果他准备的好的这一番话，被老莫抢先替他回答了。
重新提审完王音，老莫的高兴溢于言表，仿佛只要王音的案子一结他立马就能升为正科。快下班时，他接到了一个请他参加酒局的电话，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老莫不但自己答应了，他还要拉刘明威一起去。此时此刻，老莫迫切需要有个人跟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份他苦苦等了十几年的喜悦，如果没有人与他一起分享，那么这份喜悦将是没有意义的，其分量也会大打折扣。刘明威本来不想去，他不喜欢应酬，也很少参加酒局——尤其是那种一帮完全不熟的人的酒局（这一点跟他老婆罗昌琼完全相反），但是他那天也确实挺高兴的，于是就跟着老莫去了。
酒局是在东湖轩一个古色古香的包间里，五瓶酒，八个人，都是男人。东湖轩这个地方，刘明威几年前跟着罗昌琼宴请一个开发商时曾经来过一次，还挺高档的。高档的标志之一是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很隐蔽，也很幽静。高档的标志之二是在那里吃饭的人也都挺高档的，这一点从他们开的车、穿的衣服、喝的酒、点的菜、说的话甚至是说话的口气就能看出来。刘明威不具备也不喜欢这样的高档，但是今天晚上，他却第二次来到这里并充当起了别人眼中的高档。在酒桌上，他表现得既不过分沉默，但也不过分热情，他想就这么挨过去算了。所以当别人端杯时他也跟着端杯，当别人吃菜时他也跟着吃菜，当别人说话时他也装作很用心聆听的样子点点头，或者偶尔插一两句嘴。
四瓶白酒喝完之后，除了那两个开了车不喝酒的人之外，其余在座的差不多都到量了。既然差不多都到量了，而且既然满桌子都是男人，那么顺理成章的一个话题就是女人。话题不知道是谁先挑起的，反正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女人。
一个被称呼为“吴总”的人及时想到了这一点，他先给大家打了个预防针：“都要说实话，但是千万不能录音录像啊，酒桌上说的酒桌上了！”既然吴总打过了预防针，大家也就一个比一个亢奋了，而且一个比一个说的数字高。
刘明威觉得说这些挺恶俗的，当然，他并没有当场表现出来。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他还没幼稚到那个地步。
接下来当说到怎么搞女人最刺激时，刘明威就去了洗手间，他想把这个环节躲过去。上完小号，他觉得时间太短了，就又上了个大号。估摸着那个环节过去之后，刘明威才出来。回到座位上时，这个话题刚好跳过刘明威进行到了吴总，但并没有人因为他回来了而让他补上。刘明威暗自庆幸着，也加入到了聆听吴总的队伍中。吴总讲了一段过程后说：“我可以告诉你真名真姓，罗昌琼，做电梯代理的。”吴总唯恐对方不信。
在一开始听到“罗昌琼”这三个字时，刘明威吓了一大跳，他想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但是吴总清晰的发音让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听错，这时候，刘明威是准备马上就引爆自己的脑袋的。然而在不到半秒的时间内，他还是让自己先理智了一下，他一再告诉自己这可能是重名——就像他辦案时遇到的那些重名一样。不过，当他紧接着又听到“电梯代理”这四个字时，他的脑袋一下子就爆炸了，到这个时候他再也不能不爆炸了。爆炸的威力是相当巨大的，把满桌子的十几个杯盘碟碗都炸翻了一地。
对，刘明威立马就把桌子掀了。最倒霉的是坐在对面的两个人，他们的脸上和身上挂满了残羹剩菜，汤汁儿和酒水正在顺着他们衣角滴答下来。但是他们一动不动的，就好像是两具雕塑一样。
当所有人还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刘明威密如雨点的拳头已经砸到了吴总脸上。一开始先是吴总的眼镜被打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吴总也从椅子上被打倒在了地上。刘明威骑在吴总身上，一边打一边用方言（方言给了他力量和勇气）重复着他的动作。在蒙圈的另外六个人中，老莫是最先明白过来的那个。多年的办案经验让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想起两条关键信息——刘明威的老婆就叫罗昌琼，就是做电梯代理的。明白过来的老莫赶紧去拉，使出全部气力把刘明威拖出房间，而刘明威在被老莫拖走那一刻仍然一个飞脚踢在了吴总的左脸上。
当老莫把刘明威送回到楼下时，刘明威已经冷静了下来。而老莫此刻表现得则比刘明威激动多了，他一个劲儿安慰刘明威：“我敢保证，这肯定是误会，你想啊，全市叫罗昌琼的不会低于两万人吧，就是做电梯代理的罗昌琼也不会低于两百人吧？你怎么就知道那个罗昌琼就是你的罗昌琼呢？”
“我知道！我没事！你快回去吧！”无论老莫怎么劝，铁青着脸的刘明威反反复复只有这一句话。
11
刘明威和罗昌琼的离婚手续，是在王音的案子开庭之前三天办完的。他办这个案子的速度本来就够快的了，但是他办离婚的速度更快，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办这个案子的速度。他需要这个速度。
他需要这个速度证明点儿什么。他的要求很简单，婚一定要离，女儿一定要跟他。而除了女儿和一本离婚证之外，房子、车子什么的他一概不要。本来，对于老莫那番话，刘明威还抱着十万分之一的侥幸，如果罗昌琼死不承认她就是吴总说的那个罗昌琼，刘明威也没办法证明她就是，他也不想去证明，他还可以就这么过下去，就当听了个段子。但是那天晚上回到家，当他等到十二点半才回来的罗昌琼并质问起她时，这个平时话很多的女人极为少见地选择了沉默。沉默是金，她的沉默比任何话语和行为都有力量，把刘明威残存的那点儿侥幸打飞了，这让刘明威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在他所能忍受的最短的时间内，刘明威带着女儿搬离了那个他和罗昌琼经营了十五年的家，搬进了江门里派出所旁边的那个小区。在那个建于八十年代初的老式小区内，刘明威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不但租了房子，他还租了一个保姆。刘明威不需要照顾，保姆是照顾女儿的。刘明威的女儿，正在红星实小读四年级，早晚都要接送，还要给她洗衣做饭等等。这些任务，原来一直落在女儿外婆的肩膀上，现在不得不从她外婆的肩膀上转移到这个和她外婆年龄差不多的保姆肩膀上了。
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在搬进去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不适应。事实上，她早已经习惯了和老人相处。虽然她并不明白父母之间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对于经常和外婆一起以电视剧打发时间的她来说，其实也并不难明白父母之间真正发生了什么，因为类似的情景在电视剧里曾经反复出现过。
在搬进新家一个月后，刘明威和老莫就全部搞清楚了王音的案子，马上就能进入审判阶段了。
王所长很满意，他满意的举动是在一天下午端着茶杯走进了刘明威和老莫的办公室。在点上老莫递过来的烟后，他喝了一口茶：“干得好啊，真可谓一箭双雕，先祝贺两位，老莫的级别能解决了，明威的副所长也没什么问题了！”听完王所长的话，老莫很高兴，但是刘明威却高兴不起来。老莫能理解刘明威的不高兴，王所长走后，他拍了拍刘明威的肩膀，望着刘明威头上那顶看不见的绿帽子叹了口气：“这种事情也没办法啊，能有什么办法呢，社会变了啊！”对于刘明威的不高兴，他只能理解到这个地步。而对于刘明威的另外一层不高兴，事实上他无从知道，而且即使知道了也难以理解。
刘明威的另一层不高兴是，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看来他不得不接下副所长的位子了，调个闲岗或者内退的想法估计是没戏了。别说所里不同意他内退，即使是所里和区局都同意，现在的他也不能内退了。因为他不能不要那份副科级的工资，而即使是他自己不需要，他的女儿也会需要。
一天下午，刘明威找时间又带着渔具去了一趟后官湖。跟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他没有开车（事实上他也没有车可以开了），也没有带茶叶、酒精炉、茶壶和矿泉水，只是带了一副钓竿就打出租车去了。刘明威蹲在湖边钓了两个小时，蹲得小腿都变粗了。在这两个小时里，他钓了很多鱼，大大小小的起码有几十条。从一开始学会钓鱼到现在，刘明威还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钓出来过那么多的鱼。这些鱼，都被他这儿一条那儿一条地胡乱地丢在湖边的草地上。现在，这些鱼已经不再像刚被钓出来时那样在草丛中蹦来跳去的了，而是变得非常安静。即使扔过去一条新钓上来的鱼，它的活蹦乱跳也丝毫不能影响它们的安静。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它很快也加入了它们的安静。
直到多年之后的一天，刘明威还能想起他最后一次去后官湖钓鱼的情景，他甚至还能清晰地听到当年在他背后的草地上那些一张一合的鱼嘴所呼吸出来的安静。刘明威记得，多年之前的那天傍晚，最后他又在草丛中一条条找出了那些安静而又软的鱼。每找到一条，他就使出最大的力气把它扔到湖里去，同时注视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鱼身子在淡蓝色暮霭中划过的一条条抛物线，并聆听着鱼身砸到水面时发出的啪啪啪声。他一条比一条扔得更远，就像是岸上几个童心未泯的小伙子在比赛谁能把石子扔得更远一样。直到所有的鱼都扔完了，直到远处的湖面上浮起来几十条银白色的鱼身子，最后刘明威把那副钓竿也扔进了湖里。不过因为钓竿比较长，刘明威扔的角度又比较斜，它正好插到了湖边浅水的淤泥里，就像一杆没有旗面的旗杆那样，为远处水面上那些星星点点的死鱼矗立着。
刘明威见到王音的最后一面，是在后者的判决结果下到所里之后——他被判了一年零一個月。
那天，刘明威本来是押送一个犯人去看守所。办完手续之后，他想起了还在看守所里翘首以盼地等着坐牢的王音。刘明威去看了看他，虽然他完全不需要这么做的，因为从第一天提审王音时他就知道王音不会上诉。但是见到王音后，他还是问了一句：“不准备上诉了？”“不了，早判了早蹲监嘛！”王音对他的监狱生活充满着期待。“这样也好，去了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刘警官，上次托你帮的忙怎么样，能不能把我弄到虎踞监狱去？”时至今日，王音仍然没忘记他进监狱的初衷。“好，我找司法局的朋友帮帮忙，一定会满足你的，不就是想进虎踞监狱的合唱团嘛，小意思！”刘明威说。
后来，刘明威的确去找了那位在司法局工作的朋友。只不过他是这么说的：“我那个犯人，那个叫王音的，千万不能安排到虎踞监狱啊，别的随便什么监狱都行。”刘明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但他就是这么做了。而且他知道，如果他和王音这辈子再也见不了面的话（将来他们还会再见面吗？又会因为什么见面呢？），那么他永远都不需要去为自己圆这个谎，在走出司法局大门时刘明威这样想。而等走到司法局门前的大马路上，站在两股方向相反的车流中间的那条石灰白线上时，他突然感觉到一阵眼花，好像他被分成了两个他，那两个他正被两个方向的车流裹卷着离他而去。
12
到下个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就整整51岁了。可以预见的是，这个生日我将会在监狱里度过。具体地说，是将会在对以前生日的想象中度过。一家四口会围在一桌子冒着热气的饭菜前吃饭，吃到某个时候写着“老爸，生日快乐”的大蛋糕会被妻子端进来，被女儿插上并点亮象征着我年龄的小蜡烛，接着我的母亲会跟着我、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一起吹灭那些蜡烛，然后这三个跟我最亲密的女人就一起注视着闭上眼睛许愿的我。当然，这些都是在想象中发生的，但是它带给我的幸福感并不会因为是想象而降低，甚至会更强烈。嗯，我已经进来半年了，过完接下来的这个生日，再等上半年多点我就能出去了。出去后，我一定要补过一个生日，过一个跟以前一样的生日，把“升子”“升”“老爸”这三个称呼还给她们，也把“吴明升”这三个字还给自己，让20518这串数字永远埋在荷花垸监狱。
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放完工就吃晚饭，吃完晚饭就到院子里去散步，也就是所谓的“放风”。
对于每天只有这一小会儿才算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绝大多数人会把这三十分钟留给天空。在被严密监视的院子里，他们三三两两地漫步着，或者在墙角里一溜儿蹲开，一边聊天儿一边贪婪地望着高墙的上方。他们的眼神基本上近似于呆滞，但是也不乏偶尔明亮的闪动。这样的一幕告诉我，他们对偶尔掠过天空的飞鸟所象征的自由的渴望和他们还将要在监狱里度过的时间的长度成正比。
跟绝大多数人不一样，我并不会把这三十分钟留给天空，而是会留给水泥地面。沿着这个矩形院子的四条边，我会快跑上几十圈，等出了一身汗，就改为慢跑。不知道其他几个跑步的人是不是也像我这样，跑步是我从刚一进来时就养成的习惯。固然是为了锻炼身体（在进来之前我就知道，在机械单调的牢狱生活中，如果没一个好身体是很容易垮下来的），但我更迷恋是跑动的感觉，它让我意识到本能一直如影相随地跟着我。即使我成了20518，但我作为一个人的本能并没有弃我而去。
就像一阵风一样，我从稀稀拉拉的人群中间跑步穿过，从那些懒散、呆滞中夹杂着明亮的眼神之前穿过，我身上落下了他们投射来的各种各样的眼神。同时，我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像轻微的鼓声一样从地面上发出来，落下去，抬上来，又落下去，每一下都节奏分明，那给我带来一种踏实。
放风结束时就是6点40了。这个时间点，已经准确地刻在我的生物钟里，接下来就该去看新闻联播了。在管教和狱警的注视之下，我们把刚才三三两两散落的自己收拢回来，迅速而整齐地排好队、报数，然后迈着整齐的方步把我们运到活动室，在壁挂电视机前的那几排小方凳上坐下来。新闻联播，这个我之前从来不看的节目，现在成了我不得不看但同时也是最喜欢看的节目，可能正因为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变幻和我们这些人没什么关系了——本来也没什么关系，但可能正因为如此，那些我们无法置身其中切身感受的事件就像电影一样被赋予了可观赏性，每次我都看得非常专注认真。
今天的新闻联播，最吸引我的是一则“我国迎来最大规模留学生回国潮”的新闻。电视里说，今年回国的留学生已经达到了35.35万，突破了历史新高，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头30年留学回国人数的总和。而且这些年龄在23到32岁的年轻人，有6%的人拿到了博士学位，超过60%的人拿到了硕士学位，30%多的人拿到了学士学位。最后是一个名叫王枫秋的男生站出来现身说法，这个从英国剑桥大学工程系毕业、从事激光技术研究的80后，长了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他回国后在南京一个“321人才计划”中拿到了200万元资助款，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这让我不由得盯着他看了几眼，就像看着我的女儿一样看了他几眼，因为我的女儿也在英国留学。虽然她就读的杜伦大学不是剑桥那样的世界名校，但是在英国甚至在全世界也算得上第一流的大学了。明年毕业之后她是回来呢，还是继续读研呢？
女儿毕业后究竟是回来还是继续读研，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有近一年没见过她了，在我进来之前她就出国了。而在她出国之后，正是为了应付她的留学费用我才会进荷花垸监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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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像我这么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人是不会走上犯罪道路的。而且，以在银行上班的收入来说，我也不会缺钱，起码衣食住行的钱不会缺。不过事情的变化在于，虽然我不缺钱，但我的女儿会缺钱。以我们家不足百万的存款来说，应付她一年两年还可以，但是四年读下来肯定就不够了。
在女儿出国之后，为了能多挣点钱，除了正常上班之外，我说服我老婆拿出50万做了点儿投资。事情就出在这笔投资上。说来就话长了，我有个大学同学赵庆军以前是学计算机的，这个脑子比我灵光一千倍、拥有一顶少白头的湖南人，为了挣大钱的梦想在毕业后先后干过程序员、个体户、电子厂销售代表、房地产中介。为了那笔迟迟没能到来的大钱，他最后选择的发家门路是种植羊肚菌。
有一次他找到我说：“有个项目干不干？能挣钱的，而且肯定能挣大钱！”
“什么项目？”
“种羊肚菌，现在国家不是正提倡生态农业吗，是个好路子，我可是连地方都找好了！”
我有点半信半疑：“你一个搞计算机的，还能种羊肚菌？你种羊屎蛋儿还差不多吧！”
“还别不信，哪天我带你和嫂子去看看，先去看看嘛！”
两周后的一天，他开车带着我和我老婆去了一趟郊区。我们见到了他描绘的那一片种植基地。在紧邻国道的那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里，已经拉起来了几顶崭新的塑料大棚。几个农民模样的人，正在其中进进出出、忙前忙后扯地膜。“看见没，我们有基地，有工人，还有技术，我已经考察过了，用地膜覆盖这个法子能大大缩短种植周期，从撒种到采收只需要三个月。”他指着扯地膜的人说。
说实话，在实地看过几次之后，我还真就动摇了。于是我就开始做老婆的工作，同时也是帮着赵庆军一起做我老婆的工作。我老婆是个谨慎的女人，但再谨慎的女人也架不住两个大男人劝说，最后她也动摇了。但为了保险，她找人打听了一下羊肚菌的行情。当她得知羊肚菌的市价普遍在1500元左右一斤时，也就彻底动摇了。她动摇的结果，就是把那50万元及时汇到了赵庆军的银行户头上。当然了，即使我跟赵庆军那么熟，我老婆还是没忘记让后者签一份股权协议书作为我们的合伙凭证。
赵庆军的——不，我们的——羊肚菌基地是在几个月后垮掉的。这个思维缜密的计算机硕士，虽然用地膜缩短了羊肚菌的种植周期，但是却没能阻挡地膜里大量滋生的跳虫、菌蚊和蛞蝓。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羊肚菌刚刚种下去没多久，这几种酷爱吃羊肚菌菌丝的害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地膜之下泛滥成灾了。后来，我从一位到过我们基地的羊肚菌专家那里了解到，跳虫和蛞蝓是造成这场灾害的最主要因素。跳虫，这种肉眼很难看见的虫子是最难防治的，它们专门潜伏在土壤中专吃菌丝，不但数量多、繁殖快，而且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水、不怕旱。而被我们称为鼻涕虫的蛞蝓就更狡猾了，它们白天躲在碎石和土缝中，黄昏后才出来吃菌丝，到天亮之前就再躲起来。
我们的羊肚菌种植基地垮掉后，赵庆军的表现堪称比蛞蝓还蛞蝓。无论白天、黄昏还是夜里，这個之前一天至少跟我见两次面的人就再也不见踪影了。“他肯定跑路了！”每天早上醒来，我老婆就会这样带着哭腔地自言自语一番。而且她曾经非常担心的这一点，在赵庆军消失的那几个月里就成了她一天到晚就指责我的口实。不过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因为我还是比较了解赵庆军的，更何况赵庆军的老婆、儿子、老母亲仍然还住在他们此前一直住的那栋小高层里。“先不用报警，他肯定是会回来的，他老婆不是也说了吗，他到外面找钱去了！”老婆每指责我一次，我就这样跟她解释一次。
在我的解释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甚至我也开始担心赵庆军是不是真跑路了的时候，被我老婆咒骂了几个月的赵庆军终于回来了。他不但回来了，还带回来了钱的消息。回来之后的第二天，赵庆军就主动找我说：“好啦，你的钱有着落了，给你算2万利息，我也就这么多了，回头我发给你账号、密码和一个软件，你直接转账就行啦！”赵庆军果然是赵庆军，说到做到，那天下午一共给我发来了四组账号、密码和取款金额。用他发来的那个软件，我分别转了12万、18万、7万和13万到我的卡上。怕他耍什么把戏，把钱转到卡上后我还特地去ATM上查了查。还真就到账了，连本带利，一共52万。
事实上，我的诈骗罪也就是因为那52万。事情是这样的，赵庆军不单借了我的钱，还借了别人不少了钱，加起来差不多有三四百万。因为还不上，这个计算机高材生就想了个办法，也就是弄了一个与银行网站很相似的假网站，然后通过群发网银升级短信诱使他人登录输入银行账号、密码，他在后台获取之后就发给我，再让我用网银转账的方式将对方账户内的钱转出来。那天晚上，当我被呼啸而至的警车从银行家属院带走时，我还义正严辞地跟警察说：“你们肯定搞错了！”但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并没有搞错，他们在挖出赵庆军这个烂萝卜的同时也带出了我这块淤泥。我虽不是主犯，也没有主观犯罪的意图，但我依然参与了赵庆军的诈骗过程，而且是整个诈骗过程中最重要的过程。
谁又能想得到呢？除了没收那52万之外，我还被判了一年零四个月，这就是我参与那次投资羊肚菌种植所获得的全部“收益”。而事实上，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而至于我的同学赵庆军，这个计算机高材生的“收益”更大一些，他在被罚没个人全部财产之外还被重判了14年。
其实坐牢我倒不怕，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是女儿。话说回来，如果仅仅只是坐牢，我也并不会觉得对不起她，何况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还可以说自己是个受害者。不过考虑到在这之前我已经对不起过女儿两次了，那么再一再二不再三，我再也不能叠加上去一次对不起了。
我第一次对不起她，是她读高一那年。有个周末我老婆出差，而就在那个周末我和张清艳滚到了我们家的大床上。我本以为女儿不会在那个周末回来的，但她就是回来了。我第二次对不起她，是在她去英国前一个月，那天我让她给我的手机倒通讯录，倒着倒着张清艳的短信就进来了——“酒店里没T，你记得带上啊”。我本以为十七岁的女儿不会明白那层意思，但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她是明白的。这两次，都是以我在女儿面前痛哭流涕地发誓收场的，而最后一次，我甚至还当面给张清艳打电话说要跟她断绝关系。
我坐牢的事情，我不知道女儿知道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不能让她知道。所以老婆每次来探监时，我都会把提前想出的借口告诉她，让她在女儿打电话问起时，就说我是在参加全国银行系统的保密安全工作之类的。这都是些很烂的借口，我不知道还能瞒她多久，能瞒多久是多久吧，至少我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个坏人的形象出现在她的心目中。真的，我认为自己从来就不是坏人，而且我始终相信的一点是，任何一个养女儿的男人都一定不会变成坏人。嗯，也许他本来是挺坏的，但是女儿会不断地纠正他的坏——不不不，他会在想到女儿时不断地纠正自己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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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上铺翻来覆去的吱呀声弄醒了。而这一点，也及时提醒我在我的上铺不知道什么时候住了一个人。我伸出脚，对着他的床板（也就是我的天花板）使劲往上顶了几下，直到把他的床板顶得都翘了起来了。这时候，只见从上铺歪下来一个青皮脑袋，堆着一脸诚恳的笑容和一夜无眠的倦容冲我说：“大哥，把你弄醒了吧，对不起哈！”我睡眼惺忪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摆了摆手：“个斑马，你睡觉就好好睡觉，老是动个什么劲儿啊！”说完，我就蒙住头继续睡了过去。无论是青皮脑袋还是我，当时我们谁都没意识到，我们后来亲密无间的友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场的。
吃完早饭之后，王教导把我们七监室和另外一个监室的犯人集合起来：“从今天开始，大家去种树。我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都给我老实点，不要耍什么滑头！”然后，我们二十几个人就坐上了一辆窗户被油毡盖得严严实实的车。
坐在漆黑一团的车厢里，我感觉到我们的车在经过几道关卡之后，终于开出了监狱的大门。出了监狱大门之后，凭着还算不错的方向感，我感觉到车子是在向右拐的，再接下来就是走一段拐一个弯。就这么七拐八拐的，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车子开进了一段非常颠簸的山路，山路不但颠簸而且还在不停地拐弯。因为拐弯的幅度很大，整个车厢里的人就在不停地摇来晃去的，被撞到的或者被踩到脚的人就不断地发出骂骂咧咧的声音。在那漆黑的一团中，我也被撞了一下，我感觉到对方几乎是整個身子压过来的，为此我还猛地推了他一把：“妈的，不要再撞到老子了，坐好！扶稳！”
你应该知道，在监狱里就得这样，如果不学会几句脏话和几种恶狠狠的语气，你早晚会吃亏。在我骂完之后，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就从刚才朝我压过来的方向传了过来：“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既然对方这么说了，我也就不再得理不饶人了。这一点，同样也是在监狱里要学会并牢记的。
等车停了，等我们从漆黑一团的车上鱼贯而出地走下来，并适应了外面明亮刺眼的阳光之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大片光秃秃的荒山、一捆捆被晒得蔫不拉几的树苗和一把把锈迹斑斑的铁锹。不用说，这应该就是我们植树的地方了。自从进到荷花垸监狱之后就再也没极目远眺过的我们，慢慢把目光从树苗、铁锹上移开，移向远处的石块和更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峰，最后我们把目光落在了坑坑洼洼的山岗上——那里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同时沿警戒线每隔几十米就散布着一个荷枪实弹的狱警。难道还有谁会越狱吗？这是我马上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我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是越狱，那个越狱的人也肯定不会是我，因为我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剩下那点儿短暂刑期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植树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人刨坑，一个人栽树、浇水。跟我分在一个组的，正是今天一大早就把我吵醒的那个青皮脑袋，一看到他，我就没好气地把铁锹扔在地上并指给他说：“你刨坑！”青皮脑袋听话地捡起来铁锹，找了个容易下锹的地方吭哧吭哧刨起来。嗯，这就对了，他应该明白我早已经明白过了的那个道理——新犯人要为老犯人做好服务工作！青皮脑袋一边刨坑，一边抬起头来讨好似的跟我说：“大哥，早上实在对不起，我刚进来，还有点不适应，一晚上没睡着，你多包涵啊，多包涵！”我看了看他，略微点了点头，然后听出来他就是在车厢里把整个身子都压到我身上的那个混蛋。
“20742，20742，从今天开始你就是20742了呀！”我看着他胸口的那个号码说。同时意识到这个编号意味着我们之间相隔了224个犯人，他们在这半年内陆续进来，分布在荷花垸监狱的众多牢房里。
“哈，我叫王音，国王的王，音乐的音，大哥你呢？”青皮脑袋一边说一边朝我伸出他沾满了灰土的手掌。“监狱里还兴这个？还握手，你还以为到了这儿还跟在外边一样呢？！”我朝他摆了摆手。
半个月之后，也就是在那片光秃秃的山坡被我们栽下的小树苗差不多覆盖了一半的时候，我和王音已经混得非常熟络了。熟络的标志之一，就是他喊我为“升哥”，而我则不怀好意地称他为“音弟”——他可能一直没听出来我的那层意思;熟络的标志之二，是我们互相都了解到了对方进到荷花垸监狱的来龙去脉，当然，我对他的了解比他对我的了解多一点，那一点就是他想进监狱合唱团。“王音，你还真不是一般的傻逼，你他妈是真不一般的傻逼啊，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了这么点儿想法来坐牢，傻逼！疯子！”有一次中间休息时，也就是我们蹲在刚刚栽下的那棵小树苗旁偷偷抽烟时，我笑着对王音这样说。他听了也不生气，而是淡淡地回了那么一句：“升哥你当然不是傻逼，也不是疯子，但你不也是因为想钱想疯了才进来了吗，进来了就进来了，咱们谁也别说谁嘛，一个球样！”
王音说得很对，这是一个我完全没办法反驳的事实。对，是的，我固然是因为赵庆军诈骗而我又不明就里地帮着他一起诈骗才进来的，但是归根结底，我又何尝不是因为想钱想疯了才进来的呢？
栽树还是好玩那么一点儿，因为在刨坑、栽种、浇水时你可以借此充分舒展一下筋骨，可以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偷偷抽几口烟什么的，还可以眺望一下远处那些隐隐起伏的山坡和一片片空空荡荡的旷野。当栽树栽到两个月之后，栽树这项劳动也会显示出它沉重、机械、单调的一面来，这时候，我就鼓动王音给大家唱几首歌，就当是给我们干活鼓劲的号子歌吧！事实上，这也得到了王教导的默许，就像他偶尔也会默许我们当着他的面抽烟一样。犯人不能抽烟这是规矩，这一点我们都懂;但是犯人在被允许之后能抽烟这也是规矩，这一点我们也都懂。
被默许了的王音，于是也就壮着胆子将《一无所有》《南屏晚钟》《晚风》《单身情歌》《独角戏》《爱如潮水》《蓝莲花》等等所有他会唱的那些经典老歌一曲曲献出来。王音一首接一首地唱，我们也跟着他一首接一首地唱，无论会唱的还是不会唱的人也都跟着一起唱。
事实上，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是我们这些服刑犯一天之中最快活的时候，我们一边栽树，一边唱歌，一边挥洒着汗水，就像很多年前那些上山开荒的知识青年一样。在某些时候，我想我们一定忘记了远处的警戒线和荷枪实弹的狱警，也一定忘记了那些穿梭在我们身边的管教们，我们一定忘记了我们的身份。不然，我们怎么会又怎么敢在王音唱完那些歌之后欢呼着将他一次次抛向空中呢？
15
如果说外面的时间是一条流速很快的河，那么监狱里的时间则就是一条流速很慢的河。是这样的，它迟钝、缓慢、舒徐，甚至慢到让你根本感觉不到它在流动。这一点，是所有进来的人在进来之后逐渐得出的一个共识。不过，尽管流速极为缓慢，这条河还是依然把我们运送到了圣诞节前夕。
圣诞节到了，也就意味着圣诞老人、圣诞树、圣诞袜、圣诞帽、巧克力、美酒、火鸡和各种各样的礼物都到了，这是在进来荷花垸监狱之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当然，进来荷花垸监狱之后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一点，不但不会忘记，甚至我们还会格外记得这一点。不过，记不记得也都没关系了，因为圣诞节和它被赋予的一切都是和我们无缘的，那个节日将会以另外的面目降临到我们中间。
在圣诞前到来之前大概两周的一天，我们这些表现得还不错而罪又没那么重的犯人被集中到一起开了个会。会是监狱长开的，一个头发只剩一小缕的中年男人。这个我进来之后还从来没见过的我们这里的最高领导，那天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要紧的话只有那么寥寥几句。意思大概是，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荷花垸监狱要组织一个合唱团，在圣诞节那一天前往其他监狱进行文艺汇演，以我们主题性、教育性、感染力和舞台效果都非常突出的节目，让台下那些跟我们一样的犯人都感受到强烈的心灵共鸣，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罪责，并在这种共鸣和认识之中流下两条悔恨的泪水，再以积极的心态好好进行改造，争取早日走出高墻，重新投入到社会和亲人温暖的怀抱之中。
在监狱长的有效信息说完之后，我赶紧捅了捅身边的王音。王音坐得僵直僵直的，我们这个原以为只是虎踞监狱才有合唱团的“栽树歌手”，本来之前已经跟我数次表达了死心，现在听了监狱长的这番话，又重新点燃了被浇灭许久的梦想。嗯，事实上他已经激动得提前先流下了两行喜悦的泪水。
紧接下来的这三天，就是报名阶段。虽然整个合唱团只有16个名额，但是报名的人却非常之多，不单单是那些去开会的犯人都报了名，就连那些没去开会的、报了名也白报的犯人也都报了名。可以想见，比拼和竞争将会非常激烈。很显然，对于这个能争取立功、嘉奖和减刑的大好机会，没有谁会白白放弃的。我和王音也都报了名。我们俩都知道，虽然我们都报了名，不过我们目的却完全不一样。对我来说，跟其他报名的人一样，我也是冲着立功、嘉奖和减刑去的。而对王音来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本来就是抱着这个目的进来的。
报完名之后是才艺表演。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荷花垸监狱里还真是藏龙卧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进来服刑的犯人，那些因为剃了光头、穿上囚服、编上号码而变得差不多的犯人，那些脏话连篇、满脸横肉、手臂胸膛大腿上到处都是纹身的犯人，原来不少人都深藏着一身文艺细胞。有能唱通俗流行的，有能唱民族的，甚至还有能唱美声的，最逗的是那个瘸了一条腿的小伙子，他竟然在唱完一段山歌后还表演了一段单口相声。如果这里不是监狱，如果我们穿的不是囚服，我相信你肯定会把这样的场景认成是一个海选现场，因为在某些时刻，就连我自己也产生了这样的幻觉。
而比较之下，我就相形见绌了。我唱的是一首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在我读书的年代一度非常流行，后来也就成了我会唱的极少数歌曲之一。我唱得一般，因为紧张的关系，我还唱错了几处歌词。而王音唱得就好多了，他是自弹自唱的，在那把狱方不知道从哪找来的破吉他的伴奏下，他把那首《酒干倘卖无》演绎得生动而深情，让台下那些经年没有见过父母的人都切实笼罩在了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氛围中。“唱得好，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块搞音乐的材料！”在王音坐下来后，我小声对他说，同时对自己能不能入选也感到一层担心。
在几天后的放风时间，王教导公布了那份由16个人组成的“新岸”合唱团名单。王音没能入选而我却入选了，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料想到的，但那的的确确就是最后的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王音也肯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王教导把名单念完之后，我便在周围众多的青皮脑袋之间搜寻王音的脑袋。王音的那个熊样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只能这样说，当我送过去的目光和王音送过来的目光在众多脑袋之间交汇时，只是那么一下，我的眼皮就耷拉了下来。
我没有走过去安慰王音，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该这么安慰他，何况接下来王教导把我喊了过去。
在训导室，王教导换上了一副笑眯眯的脸孔，并第一次慷慨地对我献出了他极为吝啬的赞美：“唱得挺好的嘛，这几天再抓紧练习练习。”我没接他的话，而是问：“王教导，王音，不，20742怎么没入选？他唱得那么好，起码比我好多了嘛！”“你入选了不就行了，还管那么宽？！跟你说吧，他唱得再好也不能入选！”“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为什么进来的你应该知道吧，我们这儿又不是培养明星、艺术家的地方，能不能入选并不是看个人的兴趣和才艺，还要经过一系列科学评估，认罪悔罪是前提，改造思想是核心，像他这种既有前科、动机不纯又缺乏自知自省的犯人怎么能进，痴心妄想！”
我入选了而他没能入选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王音和我之间的关系。这是睡觉前当我把王教导那番话委婉地转述给王音，他在默默听完后对我真诚而热烈的恭喜给我带来的认识。“你能去就是好事嘛！你能去就是好事嘛！你能去就是好事嘛！”他在上铺一遍遍说，就像一台忘了关的复读机。他的重复让我感到失落和难过，虽然我也知道他没能入选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即使我没入选，被我空出来的那个名额也不会轮到他，但我还是觉得挺对不住他的。这是一种只有人类才会产生的同理心，动物身上没有。在我出狱几年之后，我是在一本心理学书上看到的对我当年这种心理的解释。
尽管栽了那么久的树，但那一座座光秃秃的荒山至今还没被树木完全覆盖，所以我们的劳动仍然还在继续。即使我们这些入选了合唱团的人也不能例外。不过，我们得到的一份优待是可以比别人栽得少一些、慢一些，可以练习下将要合唱的曲目。私下里王教导甚至跟我说：“栽多少树无所谓，但合唱要唱好，可以让20742帮你练习一下嘛！”而这一点，在我还没想好怎么跟王音开口时，他竟然主动提了出来：“升哥，我陪你练习，我不能去就不能去了，你去嘛，你去了也就相当于我去了。”
时间很紧，所以在接下来的那几天，我和王音栽几棵树就停下来练几首歌，练几首歌就再去栽几棵树，如此反复，就像是两个给地主家磨洋工的长工。正在不远处抽烟的的王教导，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幕，不然他肯定不会在王音偷懒时故意别过脸去。而在我们周围，我们那些正在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刨坑、歪歪扭扭地担水的同类也一定看到了这一幕，不然他们肯定不会向我和王音投射来一股股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然而，这些并不需要我们在意，因为王教导说了，最重要的是把合唱唱好，不能弄砸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练习，不不不，准确说，是我要抓紧时间向王音学习。
那几天，在那片热火朝天的山坡上，除了教官和狱警们，我和王音可能是最惬意的两个人。我惬意于自己唱歌水平的提高，而王音则惬意于能帮助我提高。我们一高一低、既压制又放肆的合唱之声不断回荡在那些矮小的树苗之间，然后又被疾速而清冷的山风裹卷着准确地送到每个人耳朵里。
在我看过的所有关于监狱题材的电影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是《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最喜欢，在我进到荷花垸监狱后再一次得到了提升，已经差不多升格为唯一喜欢了。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七十多年前在美国的肖申克监狱发生于银行家安迪身上的那种事情，也会在七十多年之后再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当电影里的情节重现于现实中时我才明白，电影虽然在一次次地模仿现实，但是现实却未必会一次次地模仿电影，我是说我的结局比安迪要惨那么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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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当然没能去成合唱团了。那天傍晚，当我从厕所里出来之后没多久，纹身男也被人从里面抬了出来。当他们抬着他矮胖的身子穿过院子时，从他光头上滴滴答答流下来的血水滴了一路，那些小圆点在地面上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血线，就像是一排细密而整齐的针脚。那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个男人将以一个植物人的身份度过他剩余的岁月。而接下来，我也被关进了一间2.5平米的单人牢房，并被戴上了一副沉重的脚镣。是的，是王教导亲自叫狱警为我戴上的。
一个多月后，我第二个刑期的审判结果下来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虽然我的确是出于正当防卫，但也的确是防卫过当，我又被加了三年半的刑期（判决书上还特别指出不得减刑）。也就是说，除了服完接下来的半年刑期外，我还将要在这里继续蹲上四年。荷花垸监狱里的四年是多长呢？我想象不出来，因为这里的时间太慢了，或者说这里的时间箭头是指向过去的，剩下的刑期越短反而让人感觉到越长。在我出狱的时候，也许我的女儿还在英国继续读书，也许早就毕业上班了，说不定已经和某个傻不愣登的或者精明过度的小伙子结婚了，甚至还生下了一两个孩子。我不知道！
前后大概用了一个月，我才总算适应了单人牢房的生活。人就是这样，当不适应的时候，你难以想象接下来的不适应该怎么度过，而一旦适应了——事实上你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适应的，你则会在那样的适应中把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小时很容易地过下去。事实上，接下来的那半年和后面那三年半的时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那半年，是从我把纹身男磕成植物人那天到我本来要出狱那天的时间，但是当那半年过完之后，我没能最后等来本来该走出监狱的自己，而是等来了刑满释放的王音——这一点下面再说。而那三年半，则是我后来被加的刑期，事实上那三年半过得还挺快的，就好像那不是被多加出来的刑期，而是这前后相加起来的刑期就是我一开始就被判的刑期。
在我差不多忘记王音的半年后的一天，王教官来到了我的单人牢房外，他把铁栅栏门拍得山响地喊道：“20518！20518！20518！”“到！”我一边答应一边往门口走去，然后就看到了王教官和那几个狱警，以及站在他们旁边的我差点儿就认不出来的王音。当时，王音已经脱下那身跟随了他一年零一个月的囚服，换上了一身干净整洁的便装，他胸前原来那个“20742”的编号也已经不见了，同样的位置正被一个带有三角盖子的贴袋代替着。隔着那扇铁栅栏门，王音朝我伸出左手，抓住我从铁栅栏中间摸索着伸出去的右手用力握了握：“升哥，我先出去啦，你多保重，等你出來了我们再见！”
借助于他的身体挡着，王音从袖筒把没抽完的小半包烟偷偷塞给了我——只看一眼我就认了出来，那还是之前我塞给他的那包。这时候，跟狱警说着什么的王教导在旁边假装咳嗽了两声，我看见王音朝他挤了一下眼睛。也没来得及再说什么，紧接着，王音就在王教导和那个几个狱警的带领下走了。再接着，我就听见一连串带着空荡回音的脚步声以及那种铁门不断拉开又关上的清脆的咣当声。铁和铁相互碰撞的声音，比鞋底和地面相互摩擦的声音要尖厉得多，因此也回荡得更为久远一些。在听不到脚步声之后，我听着那些久远的回荡之声在离我越来越远的地方慢慢变小，慢慢消失，直至一切又归于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安静。没问题，那时候我已经适应了那种无边无际的安静。
不过我当时没想到的是，那是我和王音的最后一次见面。事实上，在出狱两年后的今天，我再也没见到过王音——就像在很多年前我也没见到过他那样。但我知道，我们都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一千多万人之中，我们又回到各自原来的位置上过上了各自没有继续完的生活。只是百无聊赖时，当我来到小区中对着花草哼唱起我们曾在山坡上种树间歇唱过的那些老歌时，有那么几次我想起了当年王音离开监狱后的情景：在一道道铁门清脆的咣当声和它们的回声消失后，估摸着王音已经走出监狱大门、走进那个笼罩着他的傍晚时，我才从铁栅栏门那边抽回伸了半天的右手，拿出那半包烟，捏着那只空下去一大半的烟盒，默默地转过身去，退回到那只属于我一个人的2.5平方米的孤独之中。
是的，因为当时没和他一起走出去，所以我没能看见王音走出大门时那被夕阳拉得又斜又长的身影，也没能听见他在回家路上那孤单而嘹亮的歌声。当然了，正走在回家路上的王音同样也不会看见我捏着烟盒来回踱步的样子，也更不会看见在后来的四年里我经常捏着那个烟盒来回踱步的样子。
责任编校 邓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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