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农历十月初四，我从北京回到河南老家，到母亲坟前烧纸，为母亲“送寒衣”。“十月一，送寒衣”，这是我们那里由来已久的规矩。立冬节气已过，树叶纷纷下落，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们必须及时为母亲送上保暖的衣物，避免母亲在漫漫的寒冬受冻。我们的母亲去世至今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每年的十月初一之后，我都会抽出时间，专程回老家办这件重要的、带有仪式性的事情。
上午十点左右，当我回到我们家院子门前，见院子的大门已经打开，大姐、二姐和弟弟已先我一步，从不同的出发点赶到了家。他们有的在打扫院子，有的在灶屋里烧水，有的在整理烧纸用的纸筐。听见我到了门前，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都到门口接我，帮我从车上往下拿东西。每年的清明节和十月一，既是我们到坟园里祭祀的日子，也是我们兄弟姐妹团聚的日子。我们都是提前打电话约好时间，定下哪一天回家，到时在家里集合。平日里，我们家院子的大门上着锁，院里院外阒无人迹。我们一回到家，看院子里爷爷栽下的石榴树，看越来越茂盛的竹园，院子里顿时布满阳光，充满生机。村里别的人家的游子和嫁出去的闺女，清明节和十月一也会回到老家，到逝去的亲人坟前烧纸。但他们都是零零星星，今天你来了，明天他走了，碰不到一起，形不成集体行动。而我们每次去坟园都是集体行动。加之我们往坟地里走时，一些在家留守的堂弟和堂弟妹们会加入我们的队伍，使我们的队伍迅速壮大。如此一来，我们的烧纸行动就有了规模效应，甚至显得有些隆重。当然，我们通过烧纸送钱时，不只是给父亲母亲送，从曾祖父的坟，到祖父辈和叔叔辈的坟，每一座坟前都会送到，一个不落，人人有份。鞭炮响过，大姐二姐会说：我们给你们送钱来了，都起来拾钱吧！
村里人说起来，说村里别人家的兄弟姐妹差不多都是四分五裂，很难聚到一块儿，像你们兄弟姐妹这么亲的，团结得这么好的，全村恐怕找不到第二家。我在喝酒时对大姐二姐和弟弟妹妹说：母亲生前，我们是团结在母亲周围，母亲去世了，我们是团结在母亲的灵魂周围。他们的眼圈儿发红，都认同我的说法。
上午到坟园里烧过纸，中午在院子里吃过午饭，我向姐弟们提了一个建议：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刘本山叔吧！
刘本山，就是我在“叔辈的故事”系列中所要写的又一位堂叔。
我的建议不是随机性的临时起意，还在北京没动身回老家时，我就有了这么一个计划，这次回老家，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要一起去看望一下刘本山叔。什么事情一旦有了计划，就显得比较郑重。我也的确想把集体性地去看望刘本山叔作为一件郑重的事情来做。
以前回老家时，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去登门看望一下大叔刘本山。在刘本山八十岁那一年，我用相机给他和婶子照了相。第二年再回家时，我就把放大的照片送给了他们。听说刘本山叔很以此为骄傲，谁去他们家串门，他都愿意把照片拿出来加以炫耀，说这是刘庆邦给我照的相片，等哪天我死了，你们看看我的相片，就能想起我是谁了。不管以前多少次看望刘本山，都是我一个人去的。这一次我要和大姐、二姐和弟弟（妹妹在开封看孙子，没能回老家）一块儿去看望刘本山。要知道，我大姐、二姐都是年过七十的人，我和弟弟也都跨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如果我们四人也算是一个团队的话，我们的团堪称是一个老人团。一个由兄弟姐妹组成的老人团，前去看望他们的一个远门子堂叔，这种情况恐怕并不多见。在刘楼村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次吧！
我们并不是有意去创造什么历史，而是真心实意要对刘本山叔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和祝福。
刘本山叔这年九十四岁了，婶子也九十二岁了，他们老两口双双创下了刘楼村人寿史上的最高纪录。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到过，我的三爷和三奶奶都活到了九十一岁，他们是当时村里的人寿最高纪录。到了刘本山和婶子这里，他们超过了三爷和奶奶的岁数，创造了新的人寿纪录。而且，他们的纪录还在刷新过程中，谁也不知道他们会把纪录刷新到什么时候。全村本字辈的堂叔有一百多个，比刘本山岁数大的和岁数小的都有，目前那些堂叔大都过世了，仍然在世的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我母亲与刘本山叔同岁，都是属牛。刘本山把我母亲叫大嫂，他多次对我母亲说过：大嫂，好好活着，好好享福。过去咱这一垡儿人受罪太多了，咱们也该享享福了！然而，我们的母亲没享上多少福，老人家七十五岁得了重病，七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我们。
一个人活到了九十多岁，跟成了仙差不多，是值得尊重的。我们对长寿老人的尊重，往往是对生命的尊重。说到底，人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时间的容器，里面盛的时间越多，这个容器就越大。有道是有容乃大，生命的容器里容纳的时间量大，也应是“乃大”的一种吧！
姐弟们一致同意我的提议，说是应该去看看刘本山叔。说去就去，我们起身，立即行动。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促使我们去看刘本山叔有了一种紧迫感。但这个想法在心里怎么想都可以，不便说出，说出来就不好了。刘本山叔家和我们家原来同住一条村街，他家住村街西，我们家住村街东;他们家住在后面，我们家在前面。他们家的人下地干活儿，或到村南边的水井那里打水，必经我们家的院子门口。在吃饭的时候，整个一条村街的人都集中在一个饭场，每次吃饭都跟开会一样热闹。后来村里推行排房化，重新分配宅基地，刘本山叔一家就搬到村东南的第三条村街上去了。村里的每条村街都修了水泥路，我们沿着村后坑边的水泥路，向刘本山叔住的地方走。路边杂草丛生，显得有些荒芜。树上叶子还没落尽，有的发黄，有的发红，像是干在树枝上的花朵。天气一点儿都不冷，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给人一种十月小阳春的感觉。我们走得很慢，大姐、二姐走走停停，指指点点，好像每走一步，每到一处，都能引起很多回忆。大姐说，刘本山叔多次对她说起我们的母亲，用刘本山叔的原话说：我活这么大岁数，刘楼老几辈的人都在我心里装着，摸摸指甲盖儿，我就知道谁吃几个馍。你要问我最佩服哪一个，跟你说吧，能让我服气的人不多，不是刘本功，不是刘本成;不是刘本堂，也不是刘本生，数来数去，让我心服口服的人只有一个。是谁哩？那就是俺大嫂，是你娘。大嫂当过县里的劳动模范，那可不是吹的。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汗珠子掉到地上摔八瓣儿，那可是您娘干出來的，拼命拼出来的。刘楼的哪个女人中？哪个女人都不中，只有大嫂中。刘楼的女人哪个敢跟大嫂比？哪个都不敢跟大嫂比，一比就掉底子。就因为大嫂的娘家不在咱县里，大嫂比本地生的女人都厉害。别说女人了，就说刘楼的男人吧，哪个敢跟大嫂比？别说别人了，我都不敢跟大嫂比。队里的副队长我当过，队长我也当过，队里的男劳力我跟谁都敢比高低，就是不敢跟大嫂比高低。也不是说大嫂的力气有多大，她干起活儿来就是心劲儿大，就是对自己狠，就是能咬牙。我早就总结出来了，天底下不管啥重活儿、难活儿，都是一咬牙的事儿。你把牙咬住了，活儿就能拿下来。你要是咬不住牙，就得趴下，变成糖稀。大嫂不管在啥时候，不管遇到多大艰难困苦，都能把牙咬住。你爹死后，你娘参加男劳力干活儿，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男劳力使唤，一点儿都不吃照顾。到挖河工地上抬河泥，全刘楼就去一个妇女，就是大嫂。装满湿泥的大泥巴兜子，一兜子好几百斤，全凭人的肩膀头子从河底往河岸上抬。我的乖乖，大方子泥巴不饶人，那可是要命的活儿。有的男人，仰脸时跟着喊口号，大干苦干拼命干，共产主义早实现，一低头眼泪就下来了。大嫂在挖河工地上从头干到尾，直到把平地挖成了河，我从来没看见她掉过眼泪。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兄弟姐妹几个给你娘立碑是对的，我完全赞成。我的看法，立碑这个事儿不是随便是个人就能立，得先立下功德才行。大嫂是有功德的人，给她立碑一立就立住了。别人想立碑，我看立不住，恐怕风一吹就倒了。我跟我的几个孩子说了，等我百年之后，你们千万不要想着给我立碑，我可没资格立碑，可没法儿跟你们的大娘比。那天没事儿，我到南地里转悠，转着转着，就转到大嫂的石碑楼子跟前去了。我在大嫂跟前站了好大一会儿，我跟大嫂说：我是本山哪，我也快不沾了。等哪天不沾了，到了阴间，我再来好好跟大嫂说话。
听了大姐转述的刘本山叔说的话，我心生感慨，觉得本山叔说得挺好的。我说：现在村里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刘本山叔，最有资格对村里人作出评价的，也是刘本山叔。如果我们给母亲立的是石碑的话，刘本山叔代表的是一种口碑。凭他对母亲的这些评价，我们也应该去看看他，谢谢他！我还说：刘本山叔犁地耙地样样在行，摇耧撒种样样精通，称得上是庄稼人里的全把式。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只会到城里打工，不会种庄稼，更谈不上全把式。刘本山叔很可能是全刘楼村最后一位全把式了。因在村街边走边说，我不可能详细说明为什么称刘本山叔是全把式，但一说起他是全把式，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他作为全把式的诸多细节性情景。
刘本山的爹是被土匪打死的，他爹惨死那年，他还是个几岁大的小孩子。他们家只有他一个男孩儿，为了让他能够撑门立户，传宗接代，在他还没有犁把子高时，他娘就让他跟着临时雇佣的短工学干活儿。他不想干活儿，只想玩儿。他娘骂他，打他，逼着让他干。他娘说，他要是不学种地，收不到庄稼，就没饭吃，他长大后就娶不到老婆，他这一门儿就得断子绝孙。没办法，刚拿得住筷子，他就得拿起鞭杆，用鞭子打牛腿。习武有童子功，读书有童子功，刘本山是在种庄稼方面练就了童子功。在我的记忆里，生产队里每年不管是耩麦子，还是耩豆子，当耧把摇耧的必定是刘本山。有一个人在前面引着一头牛，人开走，牛开走，刘本山摇耧播种就开始了。耧斗子里装满了金色的种子，耧斗子下面有一个铃铛。摇耧一启动，铃铛就豁朗豁朗响起来。耧腿像是在跳舞，跳的是摇摆舞，向左边摇一下，又向右摇一下。铃铛像是在为耧的舞蹈伴奏，它紧跟的是舞蹈的节奏，伴奏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那么，这场音乐舞蹈的指挥和操纵者是谁呢？当然是刘本山。刘本山腰里扎着大带子，把自己收拾得腰身紧凑。他光着脚丫子，踩在松软的土地上，像是踩着地毯。他全神贯注，眼睛微微塌蒙，盯着耧的一举一动。耧在摇动，他在摇动;耧在前行，他在前行。仿佛他和耧已经融为一体，他是耧的一部分，耧是他延伸的腿脚和手臂，耧就是他，他就是耧。他耩过地之后，种子是看不见了，土地上留下一道道线。那些线笔直笔直，像是用米尺量着在纸上打下的格线。几天之后，等麦苗或豆苗出来后你再看，嫩绿的庄稼苗不稀不稠，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要进行一场新的舞蹈。
在所有的庄稼中，有一种庄稼种起来难度最大，技术要求最高。什么庄稼呢？芝麻。芝麻不能像麦子和豆子那样用耧耩，也不能像栽红薯那样移苗栽，种芝麻的办法是撒，全凭人的一只手往地里撒种子。撒芝麻可不像往地里撒粪，粪撒得不均匀没关系，雨水一淋，粪肥的作用力自然就散布开了。撒芝麻也不像往院子里撒粮食喂鸡，不管你撒得多稠多稀，鸡都不会计较，鸡的嘴巴都会把粮食一粒不剩地捡起来。有的人种了一辈子庄稼，别的庄稼都敢种，就是不敢撒芝麻，担心把芝麻撒得太稠了，撒成了蚂蚁窝;又担心把芝麻撒得太稀了，撒成了白板。我们那里否定一个人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能得不轻，你会撒芝麻吗？不会吧！我们村里每年负责撒芝麻的是谁呢？当然还是刘本山。准备种芝麻的地整好了，整得又软又细，踩上去噗噗直冒阳光。这时刘本山出场了。他的左胳膊在胸前往里拐着，架起的胳膊窝里搂着一个木制的方升子，升子里盛的是筛选出来的芝麻。他甩动右臂，每走三步，右手就从升子里捏一撮芝麻，扬手撒向土地里。他走的是大步，每一步的步幅是相等的，可以说不差分毫。他右臂甩动的频率和幅度也是一样的，后一个动作像是前一个动作的复制。远远看去，地里不像是一个人在撒芝麻，而像是一个机器人在撒芝麻。是的，刘本山在撒芝麻时真像是一个机器人在劳动，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准确无误，还表现在他的心无旁骛。这时节，他心里只有土地，只有芝麻，只有土地和芝麻的结合，路上有人唱大戏他都听不见，天塌下来他都不管。可是，刘本山肯定不是一个金属或塑料制成的机器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庄稼人。他撒芝麻之所以撒得如此出神入化，是他长期实践的结果，是他的经验的积累，也有天赋的成分在里头。在我看起来，刘本山叔把撒芝麻艺术化了，恐怕比天女撒花也不差吧！
农民除了以种庄稼为主业，还有一些粮食加工性的副业，比如用黄豆磨豆腐，用芝麻榨油，用高粱酿酒，用红薯里面的淀粉下粉条，等等。这些副业生产都带有一定的手艺性，对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要求更高。有的人吃了一辈子黄豆，也吃了一辈子豆腐，也知道黃豆与豆腐之间有一道桥梁，走过那道桥梁，黄豆就可以变成白豆腐。可是，你让他自己走过那道桥梁就难了，他缩手缩脚，可能一辈子都走不过去，只能借助于会磨豆腐的能人从桥那边把豆腐拿过来。无疑，刘本山就是这样的能人。他除了在种各种庄稼方面是行家里手，在粮食的衍生产品方面也能做出花儿来。我说他是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全把式，也包括他在副业生产中所展现的高超技能。举一个下粉条的例子吧。中国人都吃过粉条，但粉条形成的过程，就不一定人人都见过，都知晓。不是吹牛，本人多次见过制作粉条的全过程，对粉条生产的工艺流程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生产粉条的过程是一台大戏的话，我对大戏的情节、细节、主角、配角，包括敲边鼓的，拉弦子的，都了如指掌。为避免过于琐碎，也是为了避免拉长篇幅，下粉条的全过程我就不详细写了，我重点只写写掌勺者的表演。粉剂子和好了，醒好了。火点燃了，风箱拉响了，锅里的水也似开未开，温度恰到好处。这时候，掌勺者该出场了，可以往热水锅里下粉条了。好比锣鼓打过了，边鼓敲响了，弦子拉起来了，跑龙套的也上台分列两边，站好了位置，主角该登台亮相了。“主角”刘本山上台时并没有摆架子，没有摆姿势，他笑了一下，好像还有些谦虚，他问：你们谁来？——谁敢来呢？别人都对刘本山笑着，目光里颇有些众星捧月的意思，“众星”仿佛在对“月亮”说：这个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还是您来吧！刘本山这才把当仁不让的劲头拿了出来，说那好吧，你们都不来，我就来！他接过打下手的递上来的长把子漏勺，右脚一撩，蹬在锅台上，宣布下粉条开始。别人把做好的粉剂子往漏勺里一放，他右手操起一把木槌，一下接一下往粉剂子上捶去。粉剂子又白又胖，刚放进漏勺里显得有些僵。刘本山几槌打下去，粉剂子就变得有些软，有些柔，化成春风杨柳一样的细条状，纷纷从漏勺的漏眼里流出来，往冒着热气的锅里流去。木槌子打在粉剂子的屁股上啪啪响，刘本山把节奏掌握得非常好，似乎比钟表的跳动都准确。每击打一下，粉剂子似乎都在说舒服，舒服。舒服的结果，它们洗浴一样跳进汤泉般的热水里去了。当刘本山用木槌往漏勺里击打粉剂子时，漏勺难免有些晃动，有些闪。那么漏勺一闪，粉条们的腰肢就一闪，闪得像雾又像风，真是好看。每次看刘本山叔下粉条，都看得我目不转睛，有些向往，我想，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学下粉条，也要掌勺，在众人面前露一手。可惜呀，我一次粉条也没下过，一次勺也没掌过，就离开家乡，跑到外地去了。我不知道村里现在还有没有人下粉条，但我敢说，刘本山叔英雄迟暮，肯定是掌不动勺了。
我多次去看望过刘本山叔，对他住的地方是熟悉的。他和婶子住的是两间坐西朝东的小土屋，外间支锅灶，箔篱子隔起的里间是放床睡觉的地方。每次去他家，我都见他家门口放着一片矮脚凳，凳子上坐着一帮老太太。没错儿，老头儿只有一个，那就是刘本山，其余都是老太太。那些老太太家的老头儿都去世了，她们找不到人说话，就集中到这里说话。人是信息动物，他们需要到这里互相交流一下信息。人也是群居动物，他们需要走到一起，共同抵抗一下晚年的孤独。核心当然是刘本山，主说人也主要是刘本山。谁让他的岁数最大呢！谁让他是刘楼的活历史呢！谁让他爱说爱笑呢！谁让他一开口说笑话就能把人的大牙小牙都笑掉呢！花儿谢了，庄稼熟了，不需要再传粉。他们也有不说话的时候，一个一个沉默得像土块子。就算是土块子，他们也愿意待在一块儿。我以为他家门前跟以往一样，一去就会看到一些婶子辈的老太太，不料我们走到他家门口一看，小屋的木门上着锁，门前空空如也，一个人都没有，好像连一个蚂蚁都看不到。咦，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想找一个人问一下，举目整条村街，从北到南，都望不见一个人。我们见街东有一家的大铁门开着，就进去打听。尚未开口，见一位老人独自在院子里的一张矮脚小椅子上坐着。我们一看，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刘本山叔吗！我们都有些欣喜，一齐走上前去，叫着本山叔，本山叔，我们来看您来了！
本山叔神情木然，好像一点儿都不感到惊喜。他的牙齿掉光了，腮帮子有些松垂。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几乎遮住了眼睛。我们看不见他的白发，因为他戴了一顶没有帽檐的黑色绒帽，把头顶和两个耳朵都包住了。他抬起眼皮把我们看了看，像是把我们认了出来，说：你们姊妹几个都来了吗？
二姐说：是哩，您是咱刘楼的老寿星，我们姊妹几个来看看您！
别看绒帽子包着本山叔的耳朵，他的听力好像还不错，他说：我今年九十四了，明年就九十五了！
我拿出一个红包递给他说：我们祝本山叔健康长寿！
本山叔一点儿都没有推辞，接过红包，装进了棉衣口袋。他脸上活泛起来，开始跟我们说笑话，说是哩，人越老越瘦。他们都说我长瘦长瘦，我也不少吃，就是不长肉，不瘦咋办哩！
这个“寿”不是那个“瘦”，我们听出本山叔是故意把寿瘦混淆，以他惯常的诙谐，在跟我们说笑话。我们都笑起来，院子里顿时笑语喧哗，喜气洋洋。
这个院子是刘本山大儿子的院子，他的大儿子听见笑声从堂屋里出来了，招呼我们到堂屋里坐。
大姐问到婶子，说怎么没看见婶子呀？
刘本山的大儿子说，他娘信了主，今天是礼拜天，他娘到别人家做礼拜去了。
关于村里一些妇女信奉天主教的信息，我以前回家时也听说过一些，知道信主的妇女越来越多，信主的队伍越来越大。据我所知，本山婶子以前并不信主，不但不信，别人动员她信时，她还有些警惕，有些排斥。不知别人是怎么动员的，她现在也信了主。这表明天主还是有一定动员力量的。信主和做礼拜，在我们村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让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颇感兴趣。每次听到这样的信息，我都想去她们做礼拜的场所看一看，看能否搜集到一些写作的素材。但我随即想到，我的想法是出于私心，我的写作属于俗事，而她们的信仰近乎神圣，我贸然前往造访，会不会干扰到人家的礼拜仪式呢？会不会让人家受惊呢？所以我想想就放下了，一次都没去过。我还有一事不解，村里信主的都是妇女，连一个男人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男人都比较自信，只相信自己呢？
在刘本山大儿子家的堂屋里，我们跟本山叔聊了一会儿。以前跟他聊天，他跟我聊得最多的是“两大”，一个是大跃进，一个是大食堂。我不用跟他提什么话头，只要一开口，他必定跟我说这两个“大”里面的故事。在老人的记忆仓库里，储存的东西肯定很多。但当他从仓库里往外拿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拿到哪个算哪个，而是哪个最大，最闪光，最难忘，他就拿哪个。这表明人的记忆是有方向性和筛选性的，越是到老，筛选出来的东西就越少。还有，老人说话我行我素，总是爱重复。有些话他不管自己以前说过多少遍，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他只管说他的。其实他是说给自己听的，别人听不听都无所谓。我分析，他之所以爱拿大跃进和大食堂说事，一是他在大跃进年代躲过一劫，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二是他在大食堂眼看就要断顿的时刻，偷偷打开了大队的仓库，弄出了一些红薯片子，使得我们刘楼没有饿死人。我觉得他讲的大跃进和大食堂的故事都挺有趣味的，也挺有意思的，不妨讲给朋友们听一听。
我试着以刘本山的口吻，并试着用我们老家的方言，来讲一讲大跃进和大食堂的故事，看看是不是更有味道一些。
先讲关于大跃进的故事。
大跃进一年，大麦刚黄梢儿，小麦还没有炸芒，公社就通知我去李楼开会。我一听，头皮一麻，知道迸了，一定叫我去报产量。别的地方报产量的事我听说过，啥是报产量，就是日空儿，就是吹大气，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差不多能把天上的日头吹下来。有一个队长年轻，留的是东洋头，他鼓着肚子吹，报了个亩产小麦四百斤。他大概觉得四百斤已经不低了，实际亩产能达到二百斤就算不错。谁知道呢，后面报产量的队长，舌头底下垫砖头，层层往上垫，都比他报得高。结果怎么样呢，年轻队长当场挨斗，一头好头发差点儿被勒光，回家拉血饼子，差点儿丢了小命。报产量的事临到我头上，吓得我心里直叫娘，我可不能去挨斗啊，不能去送死啊！我是队长，不去开会又不中，鸡拴住了膀子，怎么扑棱都扑棱不掉。怎么办呢，先剃个光头再说，省得人家勒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本来并不长，剃头的半个月到村里来一回，我每回都剃光头。这回赶上我奶奶死了，我要给奶奶守孝，一百天都不能剃头。到大队通知我去开会的那一天，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剃头，头发一抓就是一大把。我心说这可不中，壶留把子让人抓，人留辫子让人拽，我的头发这么长，人家勒着可怪方便，一勒就能把我勒个面朝天。不中，我得先把头发剃光再说。正好剃头的又来了，我让剃头匠把头发给我剃了吧。剃头匠也知道我正给奶奶守孝，他说时间不到呀，不够一百天哪！我没跟剃头匠说那么多，只说头发长了刺挠得慌，你只管给我剃了吧。剃头匠下刀子之前，我在心里跟奶奶说：奶奶，您别怪孙儿不孝呀，我也是没办法呀！這样一说，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把头发剃光了，我才敢去开会。头皮太光了也不好，太阳一照会反光，太显眼，头上爬个虱都看得见。我把我的破帽壳子戴上了，不光盖上了我的光头，还盖住了我的脸，我的眼，等于把我自己藏到了破帽壳子下面。我的意思是别让公社派来的工作员看见我，别让我第一个报产量。没想到的是，我到会场一看，去参加会的队长都戴着帽壳子。天气越来越热，眼看就要收麦，戴帽壳子是需要的。一般来说，在太阳下面戴着帽壳子，到了屋里就应该摘下来。可是呢，队长们到了屋里也不摘帽壳子，像雨后出了一大片白蘑菇一样。这帮老毛兔子，我猜他们的心思跟我一样，都怕第一个报产量，都想把自己藏起来。
公社的工作员老成大概看出了问题，他说：屋里一没太阳，二没下雨，你们都戴着帽壳子干什么，都给我摘下来！
老成一声令下，别说摘帽子了，叫你脱裤子你也得脱。一摘帽子不当紧，坏菜，我刚剃的光头一下子露了出来。我真怕我的光头晃了老成的眼，恨不能把光头缩到肚子里。老成说：开始报吧，看谁先打头一炮。
头一炮可不好打，弄不好就会打在自己头上。没一个人说话，每个人的嘴上都像打了锔子一样。我低着头往两边瞅了瞅，见他们的脖子都缩得比老鳖還厉害。
怕鬼就有鬼，痒痒就有虱，老成还是点了我的名，说刘楼的刘本山，要不你先报吧！
我的天哪，我对奶奶不孝，奶奶不保佑我，就把我推了出来。要是知道光头也能招麻烦，我还不如把长头发留着呢！事到临头，我装死也不中啊！我肚子里像有一万个蚂蚱在蹦，都在帮我出主意。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反正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第一个报产量。我说你叫我咋说哩，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今年的小麦长得可是太好了，我敢说，人老八辈儿都没有今年的小麦长得好。但是，要说亩产多少，我一时还真有点儿说不好。不怕大家笑话，这会儿我正在掰着手指头算哩，光掰手指头不够用，我正想把脚指头也掰上。成社长您看这样中不中——我知道他不是社长，我是给他戴高帽儿——您让别的队长先报着，我算好了马上就报。
老成说：我看你的头剃得怪光，你不是在耍滑头吧！
我说那可不敢，谁耍滑头谁是小舅子！
听见我赌咒，别的队长笑了一下。
老成说：那好吧，让刘队长再掰一会儿脚指头，别的队长先报吧。他又点了小李庄李队长的名，让李队长先报。见李队长有些吭哧，像从老鳖肚里抠砂礓一样难抠，老成又补充了一句：不要太保守哟。
李队长吭哧了一会儿，总算把产量报了出来，他没有保守，他说：我估计小李庄今年的小麦亩产能达到两千斤。
打喳子（开玩笑），两千斤哪，恐怕把麦根子、麦秆子、麦叶子、麦糠都算上，一亩地也打不了两千斤！我一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亏得我没先报，我要是先报，非打家伙不可，因为我心里打的盘子是报一千斤。
好，小李庄生产队今年亩产小麦两千斤。老成让会计记上吧，下面接着报。看样子，老成一点儿都不兴奋，对李队长所报的产量好像并不是很满意。
看老成的脸色行事，接着各队报的产量都是一千斤一千斤地往上加。日空儿谁不会日呢，反正日空儿跟日梦一样，日来日去都是日自己。轮到我报，我报了个亩产五千斤。老成刚要让会计记下来，我说等等，不对，我还少报了一斤，亩产应该是五千零一斤。
老成说：你报的产量有整有零，看来你很讲究事实求是啊！
我说那是哩，我算了半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斤一两都不能少报。
只报了亩产两千斤的李队长怎么办呢？老成的意见是，大家帮助他一下吧！
大家都明白，帮助他，就是斗他，打他，撞他的蒜瓣子。你们那时候还小，可能不知道撞蒜瓣子是咋回事。是一圈人把一个人包围起来，你推一把，我踹一脚，把中间的人撞得东倒西歪。好比一个人一开始是一头整蒜，撞着撞着，整头蒜就撞成了蒜瓣子。再撞来撞去，蒜瓣子就会变成蒜泥。人不是蒜，谁都禁不起撞。李队长淌浆了，喊着别撞了，别撞了，我重新报产量，小麦亩产两万斤，三万斤……
别人也喊：你不要装蒜，想重新报，已经晚了，你刚才是干啥吃的？撞死你个丈人！
我没动手，我吓得有点儿麻爪子。我知道，要是我先报产量，挨打的肯定是我。李队长先报了产量，等于他在替我挨打。老天爷，我不能眼看着这群疯狗活活把李队长打死呀！我大喊了一声：别撞了，省点儿劲，别闪了自己的手脖子。你们把蒜瓣子撞完了，别人撞什么！听我这么一喊，那帮兔孙才住了手。我把躺倒在地的李队长拉起来，李队长哆哆嗦嗦对我说：刘大哥，这个队长我是不当了，就是扒我家的祖坟，我也不当了。我小声对他说：不要胡说，让别人听见了，还得撞你的蒜瓣子。
都把产量报这么高，打下小麦交公粮吧。队里套上大车，用布袋装上小麦摞在大车上，车上插着红旗，小学生喊着口号，把打下的小麦全部交到了公社粮站。大食堂里连一个白馍都没蒸，小麦连上磨都没上磨，扫达扫达，全都交了公粮。我跟你们说，你们可能不信，那一年队里连小麦种子都没留。常言说：种粮不能断种，栽树不能断根，这谁都知道。可打下的粮食不够交，咋弄哩，只能顾前不顾后，顾头不顾腚，走一步说一步。
小麦都交上去了，瞎话还得继续说，日空儿还得继续日。开会时每个队长都在说，我们队是大囤尖，小囤流，粮食多得吃不完啊！席张庄的一个队长吹大气，说他们队里的食堂天天蒸白馍吃，白馍暄腾得很，一捏两头放屁。我心说，你就吹吧你，啥白馍放屁，是你在放屁，两头都在放屁。既然席张庄的粮食那么多，社员们生活那么好，老成说，那明天就到席张庄参观一下吧！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席张庄去参观。我们一看，席张庄的粮食茓子可真大呀，那是可着一间屋子茓成的粮食茓子，里面靠墙的地方，扁着身子才能通过。粮食茓子可真高呀，把手举起来才能够到上面堆的小麦。这么一大茓子小麦，恐怕一万斤都不止吧。围着粮食茓子参观时，我悄悄把粮食茓子摁了摁，摁到一个顶手的东西，里边像是拐着一个胳膊肘子。我猜到了，这个粮食茓子是假的，只有上面铺着一层小麦，下面充填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我听见别的队长在小声说：假的，假的，蒙人的。有一个队长傻帽儿，他掀开上面铺了一层小麦的布单子，从茓子里掏出一把麦秸，说什么粮食茓子，下面是个麦秸垛。这个队长把假的粮食茓子揭露出来了，席张庄作假的人会不会挨斗呢？我们都看着老成，看他往哪儿领导。没想到老成把那个说实话的人一指，说噢，出了个怀疑派，斗他！
这次斗他，不撞蒜瓣子了，让他坐飞机。坐飞机的办法，是两个人掀起他的胳膊，掀高再掀高，掀得像两只翘起的飞机翅膀一样。胳膊掀高了，他的屁股就得撅起来，撅得像屋山一样。他的头呢，就得低下去，低得像蛤蟆要拱泥一样。这还不算，另外一个人勒住他的头发，勒得他的脸朝天仰着，差不多仰到了后脖梗子上。老成让他坦白吧，为啥要当怀疑派？
他说：我坦白，我坦白，我不是人，我连个畜牲都不如，我再也不当怀疑派了。我说实话吧，我看到的粮食茓子都是真的，那一茓子都是小麦，连一根麦秸都没有。
打马骡子惊，我在心里赶紧记住怀疑派这个新说法，琢磨怀疑派是啥意思。对啥事都不相信，喜欢挑个眼儿，耍个小聪明，就是怀疑派。我对自己说，我可不能当怀疑派，宁愿当一个信子，傻子。你说雪是黑的，我说对对对，雪黑得跟锅烟子一样。你说锅烟子是白的，我说那不假，锅烟子白得能当粉搽。
斗完了怀疑派，老成对我说：刘本山，明天去参观你们刘楼的粮食茓子。
我说好，欢迎大家到刘楼参观指导！
回到刘楼，我马上找了几个男劳力，指挥他们连夜造粮食茓子。食堂里有一个饭厅，饭厅里有各家各户搬去的桌子、椅子和板凳，我让他们把那些东西摞在一起，搭起架子，里面塞上麦秸，用茓子一圈一圈往上茓。在造粮食茓子时，我见有的社员在偷偷地笑。我说你笑什么，是不是想当怀疑派，小心斗你小子，让你坐飞机！我把脸子一抹，他们就不敢笑了。刘楼的粮食茓子造得比席张庄的粮食茓子还要高，还要大。刘楼没小麦当脸面怎么办呢，我让他们在茓子最上方铺了几床借来的被子，被子上面铺的是一层稻子。
第二天，老成带着参观团到刘楼来了，我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给他们说笑话，打预防针，说我相信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怀疑派，都是啃屁股派。有人问啥是啃屁股派？我说屁股就是腚，啃屁股不就是肯定（腚）吗！他们都笑了，说对着哩，我们都是肯定派。他们围着粮食茓子转了一圈，连一个动手摸粮食茓子的都没有，一片啧啧称赞之声。有一个队长说：刘队长，你们刘楼有这么多稻子，我看天天可以吃大米干饭肉浇头。我说那是哩，要不咋说人民公社是天堂哩！
再听刘本山叔讲关于大食堂的故事。
粮食茓子怪大，里面装的东西就是不能吃。桌子腿能吃吗？不能吃。麦秸能吃吗？不能吃。牛能吃麦秸，人不能吃麦秸，因为人没长嚼麦秸的牙，肚子也不是消化麦秸的肚子。说来说去，人还得吃粮食，吃了粮食才能活命。粮食茓子上铺的那一层稻子，要是打成大米，别说吃大米干饭肉浇头了，恐怕连塞牙缝子都不够。
熬着撑着撑到了1960年春节，大食堂离断顿就不远了。大过年的，哪有不放炮的呢？那一年过春节，连一个放炮的都没有，没有放鞭炮的，也没有放散炮的，全村冰天雪地，死气沉沉，人跟死光了差不多。过年哪能不吃点猪肉呢？别说吃猪肉了，想吃猪屎都没有。过年哪能不吃口白馍呢？那年大初一，别说白馍了，连黑馍都没有。半晌午了，开饭铃才敲响。各家各户的人踩着冰碴子，到食堂里只领回了几块蒸红薯。你们可能还记着哩，地主分子范鹤楼的老婆，就在那一年的初一上吊死了。她男人死了，她有五个孩子。那天早上她把几个孩子都打发到食堂去吃红薯，自己就在家里的二檩子上挂了脖子。她是觉得活不下去了，不吊死也得饿死，干脆自杀算了。当时村干部对她很有看法，早不死，晚不死，非在大年初一死，这不是给人民公社抹黑吗！死就死，不管她。死了怎么着，连个棺材都没有，秫秸箔一卷，就软埋了。庄东边的路上，不断有要饭的，扶着老的，扯着小的，往南乡走。他们傻呀，哪里知道，越往南走，人饿得越厉害，饿死的人越多。人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往地上一坐，一歪，人的眼珠子还睁着，人已经饿得断了气。他们路过咱刘楼，进村要饭的也不少。他们斜撒（颤抖）着腔，走过一户又一家，说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吧，给一口吃的吧！谁不想行好哩，谁不知道行好得好哩，可刘樓的人拿啥行好哩，俺连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总不能端碗清水给你喝吧。肚里没本儿，难咽清水，你不喝清水还好些，喝了清水死得快些。好咧，快走吧，你们看哪里能逃个活命，就到哪里去吧。
你们知道，咱村有个姓普的哑巴，那人多铁（也有人说是“特别”二字的合音）呀，平时干活儿多舍得下劲哪，他的嘴不会说话，好像把说话的力气也用到了干活儿上，干起活儿来比一头骡子都厉害。大饥荒一来，他饿得就穰了秆子，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那天他拄着一根柳树栽子（柳木棍）找到我，啊啊地跟我诉苦。他揪起自己的棉裤腿，让我看他的腿。我一看，乖乖，因为缺吃的，他已经得了浮肿病，小腿肿得明溜溜的，跟用糖稀吹的假腿一样。我跟他说笑话：普哑巴，你叫我看你的腿干什么，是谝你吃得胖怎么着！你别看哑巴又哑又聋，他看着我的嘴，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话。他拄着棍子也站不稳，一屁股坐在冰地上，用大拇指摁自己的腿。他一摁一个深坑，深坑迟迟不能弹起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表示他的腿不是胖，是肿。他还张着嘴，用一根手指头一下一下往嘴里比画。哑巴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是跟我要吃的。我在队里当队长，他以为吃的都归我管着。我上哪儿给他弄吃的哩，你有嘴，我也有嘴;你有牙，我也有牙;你没啥吃，我也没啥吃;你没啥嚼，我也没啥嚼;你饿死，说不定我也活不成。但是我对他说：我知道你饿得慌，你别着急，咱们想想办法。我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让他回家把自己放到床上睡去吧。
得浮肿病的不止哑巴一个，过罢年，村里不少人都得了浮肿病。您爷，包括您大爷（指我父亲），都得了浮肿病，腿都是一摁一个坑。浮肿是饿出来的病，得了浮肿病可不得了，说得不好听一点，得了浮肿病，如果吃的再跟不上，离没命就不远了。咋办哩，不能眼看着饿死人哪！
还不到正月十五，食堂里的伙食长找我，说大哥，红薯也吃完了，今天中午再蒸一顿，明天就没啥可蒸的了。我问真哩吗？他说那还有假，不信你跟我到红薯窖里看看。我说我不去看，我怕我头一晕，眼一黑，从红薯窖里出不来。我马上找村里几个干部商量，得让食堂里的烟火继续冒下去。食堂里冒烟，人才能出气。要是食堂里不冒烟了，不做饭了，人没饭吃，靠什么出气呢！我说咱刘楼不能饿死人哪，饿死谁都不好，以后祖祖辈辈说起来都不好听，咱们这些当干部的都是罪人。他们都同意我的说法，说是哩是哩，饿死人将来落骂名。我说落骂名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不光别人会饿死，咱们这些人也得饿死。谁都不是乌龟，不会吃风屙沫。如果食堂灭了火，断了炊，我敢说出不了三天五天，人就得饿死一大片，到时候埋都埋不及。听我这么一说，他们的脸都寒了下来，一个一个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我让他们说吧，怎样才能保大家的活命。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我说：谁都别看谁了，每人脸上就那一层薄皮，扒下来还不够吃一顿呢！我只好点了仓库保管员的名，让他说说吧！他说他没啥说的。我说：你也不用多说，你就说仓库里还有没有粮食吧？我这么一问，别的干部眼睛一亮，都盯着保管员的嘴，好像他的嘴就是仓库，只要他一张嘴，就有粮食露出来。保管员有些害怕，他说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难道你们要吃我吗！你们不是不知道，仓库里放的是有一些红薯片子，可是仓库门上锁着两把锁，还贴着封条，红薯片子弄不出来呀！
我之所以把村干部叫到一起商量，因为我心里有数，知道仓库里放的有红薯片子，而且一多半是发过霉的红薯片子。把湿红薯削成片子，摊在地上晒干，就变成了干红薯片子。红薯片子怎么会发霉呢？这还是大跃进跃出来的。比方说吧，东南地里有一大片红薯，红薯长得不赖，每一棵都结七八十来斤。公社骑着自行车的干部检查团到红薯地边一看，一个干部手往地里一指，要求一天之内把红薯全部出完，削成红薯片子。我看天阴得滴溜溜的，眼看就要下雨，这时候出红薯，削红薯片子，不是找着让红薯片子淋雨发霉吗？我刚说了一句天上没有太阳，不适合晒红薯片子，那个干部就劈头盖脸把我像爽秫叶一样爽了一顿，说我对大跃进的精神还是吃得不透，什么是大跃进，大跃进就是要打破常规，跟老天爷对着干。好好，对着干，对着干。结果好，刚开始削红薯片子，天就下起了雨。白花花的红薯片子，雨一淋就是一个黄点，不倒霉才怪哩！等太阳出来了，本来应该是白红薯片子，都变成了黑红薯片子。别看红薯片子发霉了，还算是粮食，也能哄哄肚子。保管员说红薯片子弄不出来，这个情况我也清楚。大跃进一来，有人岗着（吹着）共产主义已经实现，要办集体农庄。办法是，把三个庄合并成两个庄。这三个庄就有咱刘楼，还有马桥和小李庄。把小李庄的人一分两半，一半迁到刘楼，一半迁到马桥。小李庄腾出来，办青年突击队，和养猪场、养羊场、养鸡场。这场那场倒是办起来了，结果是养猪猪瘟，养羊羊死，养鸡鸡飞，啥都养不成。还有两个庄，只有一个粮食仓库，仓库放在了刘楼。仓库是土地改革时没收的地主家的房子，号称大堂屋。大堂屋又高又大，里面很宽敞，很适合盛粮食。大门上锁着两把锁，锁上的钥匙由两个仓库保管员拿着，一个保管员是刘楼的，别一个保管员是马桥的。只有两个保管员都来到仓库门口，仓库的大门才能打开。这还不算，还有一条更麻缠，那就是两扇大门对缝的地方，用一条白纸斜着贴了一个封条，要揭开封条，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必须同时到场。一切都等不及了，必须想办法打开仓库的门，把里边的红薯片子弄出来。
保管员说，他没办法，反正犯错误的事他不干。
我说：别吭气了，你没办法，我有办法。你们把犯错误的事都推在我身上，坐监我一个人去坐，还不中吗！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今天后半夜，我以拍三下巴掌为号，你们都到仓库门口集合，等着从仓库里往食堂弄红薯片子就是了。
我的办法是，找一截铁丝砸成铁片子，插进另一把锁的屁股门子里一捅，就把锁捅开了。门上贴的封条怎么办呢，我把一条毛巾弄湿，捂在封条上的下半截，把封条和封条下面的浆糊都浸湿，然后轻轻一揭，把两扇门的其中一扇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往外倒腾红薯片子时，因为害怕，也是因为天冷，每个人都浑身哆嗦，哆嗦得跟筛糠一样。我说弟兄们把骨头放硬一点，不要散了架子。我一开口，也哆嗦得收不住，差点把一口牙哆嗦到肚子里。
过了几天，马桥的队长和保管员过来，要跟刘楼的人平分红薯片子。打开仓库的门一看，他们惊得眼珠子都快要掉下來，咦，红薯片子怎么只剩这么一点儿！我说这我可不知道，门上落着锁，还贴着封条，连个苍蝇都进不来，红薯片子怎么会少呢，是你们记错了吧！他们说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说，你们说有鬼，那你们就问鬼去吧！
霉红薯片子不能煮茶，只能磨成面蒸馍。用霉红薯片子面蒸出的馍又黑又苦，不能在嘴里品，一品就想吐。得赶紧用舌头扁扁，咽到肚子里去。食堂的馍洋火盒也好，吃馍像是吃苦药也好，别管咋说，刘楼的食堂没有断顿，刘楼的社员总算有口饭吃。
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可能不知道。秋天队里收豆子的时候，老师带着小学生到地里搞复收，拾豆子。小学生拾的豆子拿到学校里去了，在学校的操场里晒，打。豆子打出来后，老师问我怎么处理，是不是交到队里。我没让他们交，说先放到学校里吧。学校没有茓子，他们就把豆子放到课桌的抽屉肚子里去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反瞒产反得厉害，角角落落、鼠鼠洞洞都搜到，但谁都想不到去学校搜，那些豆子成了漏网的豆子。在最紧要的时候，那些豆子用上了。人为啥会得浮肿病呢，是因为吃不到豆子。我让食堂的炊事员把豆面和红薯片子面掺到一块儿，擀成面条，下汤面条儿给大家吃。大家吃了汤面条，得浮肿病的人就好了，反正刘楼没饿死一个人。
刘本山再次提到我父亲，说我父亲虽说是1960年夏天死的，但不是饿死的，是拉肚子拉死的。再说那个时间大食堂已经解散了。
我说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已经记事了，我们从来没说过父亲是饿死的。
再次讲完了大跃进和大食堂的故事，本山叔突然有些悲观，他说：你们这次回来看我，再回来就不一定能看见我了。
我赶紧说：不会的，不会的，您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真哩吗？
我说没问题。我看您的身体状况，不但能活到一百岁，还能超过一百岁呢！等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望您！
2018年11月26日至12月13日早上五点
完成于广西北海。之前还去了山东东阿
责任编校 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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