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个小说，就像很多人并不是他妈妈的大儿子，在他诞生之前已经有一个“流产哥哥”一样。《幻想故事集》也有一个“流产哥哥”，叫《竹笛》，时间是1992年，写一位小镇（就是罗镇吧）少年，15岁，因父亲重病而外出谋生的故事，小说有自传色彩，那是我少年的梦幻和内心的悲伤。可惜手稿遗失了。后来，我把那些梦幻和悲伤拆散，悄悄地藏进我另一个系列短篇“罗镇轶事”之中。
写小说《竹笛》的时候，我刚离开工作了十年的野外地质队，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跟俄罗斯文学专家倪蕊琴读研究生。导师希望我成为学者，我心里想着写小说。当时的华东师大，是成名或有待成名的文学青年的圣地，那些小有名气的先锋作家，在校园里穿梭而过，身后留下一阵风，夹杂着浮华的气息。我跟那股气息保持了适当的距离。
那时候，余华刚刚发表《活着》。格非正准备写长篇《欲望的旗帜》。马原下海了。北村皈依了。助教进修班的李荣飞（李洱）正在写《导师死了》。校园青年批评家，开始对“先锋小说”表达不满，80年代末那种写法，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对“先锋小说”的批评，在我们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中已现端倪。“怎么写”依然是个问题，甚至连“写什么”也成了问题。总之，摆脱“先锋小说”的写法，成了文学创作的新起点。
1994年6月30日早晨，阳光很好。我放弃了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职位，带着十几纸箱书籍，登上了南下的火车。36小时后到达广州，我直奔暨南大学殷国明家。他是钱谷融先生诸多怪弟子中的一位，长得有点“桃谷六仙”的气派。瘦小的在新疆长大的无锡人，身上有股子边疆少数民族的豪气，令人错愕。他把房门钥匙丢给我，去新疆过暑假去了。接下来的两个月，我遍访广州的高校和文化单位，吃光了殷国明家所有能吃的东西，结果还不错，落实的工作单位是广东省作家协会。
当时，广东省作家协会的领导是陈国凯和蔡运桂。1994年9月5日上午，蔡书记担任面试官，他用潮汕普通話提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中国人民大学1963年‘文研班的，你们黄世瑜老师是我的同学，你认识她吗？”我说认识，她没给我上过课。第二个问题：“你是学俄罗斯文学的啊。我很喜欢托尔斯泰，你喜欢吗？”我说连声说喜欢喜欢。第三个问题：“你对时下流行的‘先锋小说怎么评价？”我想起了在学校时对“先锋小说”日趋保守的叙事姿态的批评，于是脱口而出：“先锋小说”气数已尽，它有待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否则没有希望。蔡书记又追问了一句：“那你是不喜欢它啰？”我想了一下说，是的。他说：“很好，到对面人事处去盖章。”我拿着盖了章的接收函，一路狂奔到广卫路邮局，用挂号信将接收函寄回学校，又拍电报到研究生院，让他们不要将我的档案遣返原籍。就这样，我成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的一名研究人员。
这里还要插叙一段。我在作家协会工作了几年之后，蔡书记突然开始自我否定，说他看错了人，说那个张柠面试的时候骗他，假装不喜欢先锋小说，其实是嫌先锋小说还不够先锋呢！还有一次，我们在单位食堂相遇，蔡书记笑问：“看了昨天的《羊城晚报》吗？有我批评你的文章啊。”我说：“没有看到啊，回头我找来看看。谢谢你的批评。”其实我已经看了他那篇文章，两三千字，主要观点是说我不尊重传统文化。对蔡书记的那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今天如果谁还再去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样的诗句，他就是个白痴。”这明明是在关注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嘛，怎么能说我不尊重传统文化呢？那一阵我还迷上了传统文化呢。又过了几年，我即将调往北京师范大学，办调动手续时遇到了蔡书记，他恢复了最初对我的看法，他说他是不会看错人的。我握着蔡书记的手久久不松。他是个偶尔犯晕的大好人。
言归正传。刚入职的时候，我的具体工作有四：一是办内部刊号的《岭南文报》，号称省作协机关报（偷笑）。二是办文学沙龙，团结广州的青年文学评论家，程文超、文能、单世联等人，都是我在文德北路75号10楼文学沙龙的常客。三是担任广东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余华、韩东、东西等八人）的联络员，每个月给他们寄1200元工资。四是给广东作家写评论。我都答应了，但写小说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生存。身无分文，突然来到改革的最前线，开放的桥头堡，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我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觉得整个广州就像一只巨大的吊篮，挂在高耸入云的立交桥上，整天都在摇晃不停。它摇晃的目的，就是要把我这种在思考和行动之间没有平衡能力的人甩出去，留下那些平衡术超强的人，那些人能一边小跑，一边“食嘢”，一边揾银纸，一边想鬼点子，既不头晕，也不摔倒（哈哈哈哈）。
经历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广州人，观念超前，跟内地省份甚至跟上海相比，至少领先十年。他们早就超越了带“中世纪”色彩的沉思默想的生活，超越了那种炼金术士般的书斋生活，过着积极而活跃的世俗生活，大街上走路的人都迈着佣人式的小碎步，连一个踱着方步遛鸟遛狗的大爷都见不到。他们不关心“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更不关心“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们关心更重要的问题：“吃什么”和“怎么吃”。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挣什么”和“怎么挣”。这些问题，都是感官和肢体动作，而不是大脑或心理动作。大脑和心理，只能做“假动作”，它并不指向实践，也不满足感官。
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主要是思维训练，而不是肢体训练，行动能力有限。我本能地抵抗了一阵，但慢慢地就投降了。先是眼睛和嘴巴投降，接着是肠胃和四肢投降。到处都是感官的诱惑。到处都是妖艳的秀场。有人把“发财、发财、发财”谱成歌曲。大街边和商场里，到处都能听见香港歌星刘德华在唱“money、money、money”，循环往复，日夜不停。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五蕴不空，任何一个感觉器官都要充分满足。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目标啊！这是现代生活的伟大追求啊！它意味着解放，世俗生活的解放，感官的解放。倘若将它视之为“五蕴皆空”，那就不是解放了，那是禁忌和压抑，是“中世纪”的命题。于是，我开始练习平衡术，寻找沉思默想与积极行动之间的平衡点。
问题的根基发生了变化，书斋里沉思默想的问题，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问题。欲望的满足和对待欲望的态度，成了新的焦点。欲望，不再是一些虚构的符号游戏，也不再是间接的经验，而是直接作用于感官和四肢的、切实又具体的东西，是直截了当的现实感受。当它变成叙事，或者由叙事变成了情节和动作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面对欲望或者在欲望之中，超越和升华的可能性在哪里？除了吃喝、睡觉、数钱、玩耍，人还需要做什么？他能做什么？
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匮乏或满足，堕落或升华，不仅是大脑和心理问题，更是身体动作或者实践的边界和尺度问题。当时，格非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刚刚发表出来，我写了一篇评论，表达了我对“欲望”及其诗学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我开始写《幻想故事集》这个系列小说。我把欲望满足及其对待欲望的态度变成故事，并在欲望故事展开过程之中，重新审视那个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自我”概念。
我在另一篇创作谈《倒行逆施日未晚》中写道：“《幻想故事集》，采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手法，注重幻想、变形、象征、潜意识这些现代病症，是对城市病的关注，叙事成了治疗手法，主要病根，是现代欲望和人心。”从叙事角度看，童年回忆中的乡村和小镇经验，无论它温馨还是残酷，都了如指掌，都可控可握。而现实中作用于身体感官的城市经验，是一种“不适感”，是一个“疑问”，是一种有待诊断的“症候”。叙事与“治疗”有了关联。城市与“症候”有了关联。写作与“救赎”有了关联。
我的《幻想故事集》，是对我在广州生活的一种“叙述”和艺术呈现。它在摆脱“先锋小说”叙事的中途。它在欲望展开和叙事抑制的边缘上，既有欲望叙事的快感，又有对欲望的疑问和逃避。其中的《身世》，是对“自我”的怀疑和重塑。《鸟语》是对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体姿态及其后果的想象。《蓝眼睛》则试图以东方文化精神和方式，重新面对肉身和欲望，其中还有小乘佛教和道教的肉身理想。《故事》是对语言或者叙述的自足性的再度质疑。《修梦法》则是对欲望在想象中得以满足的方式的展开和解构。最后是《遗产》，一个与“父亲”和“罗镇”相关的故事，那是在现代城市中对传统的回望和缅怀。
关于叙事虚构和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比如《十年读书记》《诗与生活，一段回忆》等，就是在交代我的读书和写作，与当时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奇异转换关系。动作压倒沉思的现代文化和城市经验，积极而活跃的生活实践，生存压力和选择的痛苦，梦中的抉择和逃亡，至今历历在目。值得庆幸的是，那种四处奔逸找吃找喝贪图玩耍的麻雀生活，并没有扼杀我的沉思默想和词语运动。沉思默想看上去是静态的，其实是将运动转移到身心内部。记得2011年，我在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初版后记中曾经写道：“词语手拉手结伴朝我涌来，让我惊喜不已。想象安上了翅膀飞离尘埃，那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妙时刻。神奇情节的出现，仿佛天上的恩赐。”
上面是跟《幻想故事集》的诞生多少有些关联的往事。我把这些陈年旧事和心路历程写下来，以兹纪念。生活着的人有福了！还能写的人也有福了！长篇小说《三城记》刚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幻想故事集》也即将出版。这是上天和生活的恩赐，我愿意用继续努力写作来回报。
写于戊戌除夕立春日
责任编校 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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