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日记2003.12.20
在我眼中，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批评家没有高下之分。陈超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也没有高下之分。而且，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互相借重。
——西川《内行的工作》
他要是不写诗，那才怪呢。尽管如此，真读到陈超的诗时我还是感到了惊讶——不是惊讶于它们出自何人之手，而是惊讶于它们出色的程度。
——唐晓渡
在陳超的人生履历和身份中，他排出了如下顺序：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无疑，陈超首先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陈超的作为诗人的一面却在阅读者那里有一个很长的延迟期：“过了许久之后，我才发现他还是个诗人，并且是一个相当出色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陈超也许更愿意被人目为诗人，或者，根据区区在下的推测，他也许更愿意看重自己的诗作，更愿意成为一个诗人。”（敬文东《陈超诗歌简论》）
陈超是一个“双手”写作的人。他既是一个出色的诗歌批评家，又是一个优异的诗人。正如著名诗人西川对此的高度评价：“在我眼中，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批评家没有高下之分。陈超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也没有高下之分。而且，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互相借重。”（西川《内行的工作》）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的有效性，但是这种互补性的写作也只能属于那些少数的操持者，“迄今，我仍然坚持如下的判断：一位缺乏理论素养的诗人是不太可能走得很远的，而一名没有诗性底蕴的评论家，其文字也多半是可疑而不足道的。坦率地说，在当今中国诗坛上，哲思与诗性俱为上乘的人物并不多，而陈超却是这极少数中的‘之一”（汪剑钊《穿越灰烬的诗歌之光》）。早在1993年2月25日，沈睿在给陈超的信中就表达了对其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双重重视：“我喜欢你评论文章的话语方式——个人化和独特的语汇，这是才华所致。没有自己语汇和语调的人没有特征，因此，你的文章具有显著特征。我希望看到你的诗——我极关注你的创作与批评。只有行家才能鉴赏行家的手艺，所以，纯粹的诗歌评论反而会导向相反的方向，诗与评论互补——这毫无疑问。”陈超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诗歌写作和批评的特殊关系的：“在我的诗学研究中，我时常用诗歌写作来省察我的理论文字。我发现它们常常是两极运动的，诗歌和诗学一样，往往从反思对方开始。诗歌的固执是诗歌的必要，诗学的固执也同样是诗学的必要。一首优秀的诗歌，将有可能成为新诗学的感性表达;而一个有真值的诗学表述，则有可能成为新诗歌诞生的契机。我不放弃诗歌写作的动机之一，也因我将之视为对新诗学发展的一项语言实验或至少是一项必需的训练。而不是像我的朋友们说：是诗学研究兴味索然之后的心理补偿。”（《诗学与诗歌》）
陈超的诗歌产量很低，只有三百余首，主要集中于公开出版的诗集《热爱，是的》（远方出版社，2003年12月）、《陈超诗歌快递：夜烤烟草》（诗歌EMS周刊总第98期，2011年5月2日）、《陈超短诗选》（银河出版社，2012年）、《无端泪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以及他日记、书信里的诗作和未收入公开诗集的报刊上的诗作。补充一句，陈超还有机会出另一本诗集。诗人麦城拟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诗丛”收入陈超一本，陈超也已应允，并且在2006年底将诗稿全部做好，但最终未果。写诗不是“天道酬勤”，需要特殊的禀赋和才能，而陈超真正做到了“少就是多”——“我已有一段时间未写诗了，我想如果有冲动、欲求，再写一首长诗。量少质精为好。”（1995.4.23）“诗歌与文论如此悬殊的比例，也体现出我对诗歌的认识：诗歌不是‘天道酬勤，对神秘的事物我理应持神秘而茫然的态度。”（《热爱，是的·后记》）这使我们想到了一生只写过一百九十余首诗的特朗斯特罗姆，以及只公开发表过七十来首诗的荷尔德林。陈超一贯极为看重自己的诗歌，尤其喜欢听那些专业诗人的意见。伊沙的《新世纪诗典》曾在2011年7月12日和2012年3月3日分两次推送和点评了陈超的诗《暖冬》和《未来的旧录像带》。陈超还专门在日记中抄录了伊沙的推荐语：“陈超以诗评著称于世，却一直在写诗——我将此理解为真爱。我以为：他的诗是专业诗评家中写得最好的，这确保了他在将近三十年的时段里始终是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的诗评家。看看前后左右，这个班还一时无人接得上，因为一般从事专业诗评的教授、博士们不写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是不行的。”“有人谈起陈超的诗歌创作，我一言以蔽之：陈超的诗歌写作不是批评家陈超的诗歌写作，而是诗人陈超的诗歌写作，他是所有批评家中写得最专业的。我初读本诗曾有会心一笑：他写得很口语嘛，他的口语自觉甚至超过一般口语诗人，而在一般人眼中他是知识分子批评家。近期狂译几十位大师后我发现：朦胧诗和晦涩诗是中国人的发明。老陈真懂，诗不骗人。”（2012.4.5）
按照陈超的设想，《生命诗学论稿》这本“关键之书”出版后他本想歇一阵子，在教书之余以闲散和教育儿子为主：“我也得放松一下，补充补充自己。除给《诗歌报》写四篇文章外，明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培养孩子、备课和准备选修课教案上。明年我可能会沉稳、安静、休憩一下。也可能更忙。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再疲于奔命写文章了。”（1992.10.26夜）即使写作，也要把诗歌创作放在第一位。作为一个诗人，证明自己的有效办法就是要好好地出一本诗集：“我这一生还有一个野心，就是出一本诗集。干了一辈子诗歌，总得高兴一回吧？”“我已45岁了，号称诗人。一辈子的一点念想就是出本诗集，不能再无时间地等待下去。想到了就得做。人生太匆忙了。这会给我带来愉快。……别再犹豫了，全力以赴出诗集吧。”（2003.12.20）“这些日子在忙着出诗集的事。它给我带来的愉快，胜过以前任何一次出书。可见，它是值得的。人生，不就是尽量寻找愉快吗？这是我一手参与的创造呵！过程的愉快，结果不可替代的。”（2004.1.14）陈超在日记里表达最大的愿望正是出一本自己的诗集，而直至45岁，陈超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这就是《热爱，是的》（印数3000）！陈超是自筹了一部分费用才得以最终出版的。《热爱，是的》这本诗集本来是打算在作家出版社出的，当时已经联系了编辑张一玲，但最终出于各种考虑换成了内蒙古的远方出版社。而这本诗集从文字输入等各个方面，栖栖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栖栖为我做了一切，这本书打印，书名，挑选，封面，累得够呛。我感谢妻子，她是最好最伟大的，我爱她。”（2004.1.14）这本诗集能够出版，陈超还要感谢当初诗人麦城（王强）以及靳亚利的动议，要不他还下不了决心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热爱，是的》终于振动着翅膀飞到陈超面前来了，但是手里的四本样书在印刷上有些缺憾。这一次要力争完美，因为诗是陈超的最爱，况且又是完美主义的天蝎座。陈超又换了一个好的印刷厂，终于在3月18日这天重新印出，书更厚，纸更白，版型也更大。满意！（本来这本诗集陈超是要放唐晓渡的序，结果因各种原因唐晓渡没有完成。）陈超在内心里一次又一次被幸福的潮水推动着，此前他出版的任何书都没有如此程度地兴高采烈：“‘18真的是幸运数字！……超其所望也！！！……让我忧虑的一切都变成了好事！我要送给一切应该送的朋友！一切的一切，多么好！我的诗人梦完全是实现了！”（2004.3.18）陈超一口气接连用了八个感叹号，正像一连串幸福的礼炮一样在欢呼中炸响！2004年第6期《诗潮》刊登了陈超这本诗集的邮购讯息——“陈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没有高下之分。在陈超的诗歌创作中，既有直觉的成分也有训练的成分。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相互借重。作为诗人的陈超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热爱，是的》展示的就是陈超诗人的一面。邮购地址：石家庄红旗大街469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陈超收（050091），定价：21元，汇款即寄出，免邮资。”
《热爱，是的》这本诗集的出版终于缓解了多年来陈超的一个巨大焦虑。尽管诗人境遇如此艰难，尽管这个功利的世俗社会给予诗人的尊严太少，但是诗集的出版对诗人个体来说却是头等大事：“这本集子得以出版，使我对自己前半生的诗歌有一个集中而严格的了结，我很欣慰。现在我感到了轻松，多么好啊，在今后的写作中我将邂逅新的欢乐。”“编定这本诗集，犹如看到自己心灵影像的‘回放，风尘仆仆，低回徜徉，恍兮惚兮，水落石出。从青年时代开始写诗，至今我已四十五岁，方真正懂得了苏轼所说的‘击空明兮溯流光。”（《热爱，是的·后记》）
陈超有着更为内在化的自我准则，这就是对自己诗人身份的极为看重：“我的最大愿望是成为杰出的诗人”（1991.6.3），“做一个伟大的诗人，是我终生的愿望。我也許失败，也许成功。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放弃努力，这个过程就够了”（1991.5.28），“诗歌，我生命的粮食，我的幸福本身！”一个诗人的写作能够由自发进入到自觉阶段最为重要。从很早开始，陈超对自己诗歌局限性的认识就非常清楚、准确而深刻，所以他在不断自我检视中使得诗艺快速精进：“现在，我的主要问题是我写诗，‘心象太直太浅。还有就是对自然这伟大的馈赠不敏感，更多是共性的物象。我决定在提高心智的同时，更加有意训练对自然物象的特殊注意、留心。”甚至在陈超看来诗歌写作对评论的刺激和裨益会更大：“我要隐忍下去。努力写作。写诗与时间有关，但又不是太直接，不像评论。把诗写好，评论自然地就会好起来。我看了欧阳江河、一禾、海子等人的评论。他们比任何专职批评家写得更好！”（陈超日记1991.5.28）既然如此看重自己的诗歌，终会有回报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4年1月初，陈超因为诗歌《无端泪涌》获得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的作品奖，而以前他获得的振兴奖都是因为理论评论。诗歌给陈超带来的幸福甚至远远超过了评论：“今后可能写诗不多了，有这本作品集垫底儿，一生无憾也。但每年还是应写一组，质量要高。我等着你，诗集，你快乐了！幸福的我，生活，你是公平的。”
陈超将诗集寄给了他最喜欢的诗人和作家朋友。
2004年4月8日这天，正在北京主持一个剪纸展览会的西川与陈超通了电话——此前没有电话的时候他们一直保持着频繁的通信交往。西川的意见当然是陈超最看重的：“他收到我的诗集，认为很好。前期的诗很有力量，直扑而来。后期变化很大，但同样好，是另一种力量。有温情的东西。他举余华小说为例，前期直接写惨烈，后来写内在的力量。未必直奔惨烈就好。总之，这是很好的诗集，但开本太常规了。对勒口引文，他说，如知如此，就会重新写一段。没关系。我说前后期写作，与我身体状态有关，有点儿写不动，故松弛。他说，谁能写动？一样的。”王家新在读完诗集之后也与陈超通话——他们同样是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认为陈超的这些诗有着内在的修养，已经达到了高水准：“不是随意，而是成熟。他们不存在前后期孰更好，都很好。他说，我的诗对他有震动，比其他人的诗能读下去。”（2004.6.7）耿占春则认为这是他今年读到的最好的诗集。在2004年6月下旬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和论坛上王小妮对陈超说，他的诗变化很大，尤其是书名《热爱，是的》太棒啦，装帧也不错。我还记得在首都师大的会议室里，夏日里的陈超和王小妮一直在交谈。陈超穿着黑色的运动短裤，一件黑色的T恤（印着白色的文字A BATHING APE，这是著名的日本里原宿潮流品牌）。我当时在和陈超合影的时候刚好也穿着一件黑色T恤，上面印满了心灵鸡汤式的绿色英文单词——simple/humble/fearless/childlike/empty/open。王小妮回到深圳后又细读了这本诗集，认为陈超“越来越像自由的自然人”。
诗歌界普遍关注和倚重陈超作为杰出诗论家的一面，而这种“高拔”也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长期的遮蔽与忽视。“陈超展现出了卓越的诗歌才华。事实上，我早在20年前就读过陈超老师的诗歌，比如组诗《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和长诗《博物馆或火焰》，印象非常深刻。他擅于运用长句，字里行间有一种火焰般的热切和岩石般的恢宏。《博物馆或火焰》这样的作品，放在‘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作品里，也是毫无愧色的。从这些诗歌的质量看，他完全可以跻身中国一流诗人的行列，只是他在诗歌批评领域的影响太大了，掩盖住了诗名。”（刘春《他以才华超越时代》）或者说，在很多诗歌界的从业者那里看来陈超的“生命诗学”“文本细读”以及综合性的诗歌批评比其诗歌更重要。对于陈超的诗人身份来说，批评家的身份甚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和消磁器。而就我所知，很多年来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内行”谈及过陈超的诗歌写作（我是说在深刻和准确的程度上），如西川、于坚、韩东、欧阳江河、王家新、唐晓渡、周伦佑、梁晓明、沈苇、伊沙、臧棣、刘翔、敬文东、刘春等。在陈超辞世之后，唐晓渡回忆了当年第一次读到陈超诗歌时的那种震惊的感受：“最早读到陈超的诗是在1990年下半年。此前他只淡淡地说过他也写诗，却从未出示过。陈超是一个不事张扬，甚至有点儿羞涩的人，这么做完全符合他的性格逻辑;不过，即便他不说，我也能猜到：下过乡，插过队，遭遇过‘文革受过罪，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是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洗礼的新一辈……这些‘硬指标加在一起，再加上其诗论行文风格的‘软暗示，他要是不写诗，那才怪呢。尽管如此，真读到陈超的诗时我还是感到了惊讶——不是惊讶于它们出自何人之手，而是惊讶于它们出色的程度。”足以幸运的是，这些“少数人”是真正的行家和挑剔的读者，甚至有的被陈超引为知音，“你的那首‘博物馆真的很不错，反正，我很喜欢。”（1993年6月3日韩东给陈超的信）
远在西昌小城的周伦佑，是最早阅读到陈超诗作并认识到其重要性的知音：“出来后读到你的‘桃花转世五种感受极强烈、极深入！从前不知道你能写诗，而且写诗这样棒！特向你约稿。请将你同等意味的金属之声、力度之作寄十首左右给我（桃花转世这首我也将选入。）”（1992年4月8日周伦佑给陈超的信）“诗稿收读了，真（正）是我期待中的诗，《空无与真实》是一首杰作，这几年少有的。已经连《转世的桃花》一齐五首编入。会慎重排印的。放心。如果你再写十首《空无与真实》这样的东西，所有专业化的一流诗人都将无地自容。这次非戏言！我对你的诗的意见，绝非无原则的‘互相吹捧，而是严肃的评价。按我目前的标准，真正的好诗必须是直接深入，且包含某种尖锐之必须的。尖锐并不必然导向政治——而是与某种存在的环境相关。你的诗是符合我这个要求的。”（1992年4月28日周伦佑给陈超的信）因为民刊《北回归线》，陈超和在杭州的梁晓明以及刘翔联系较多——那一时期他们互相之间经常写长长的信。“书被莫显英借去，她要在文章中大量征引你的观点，并把你的诗列为最好的一类（思？哲理乌托邦？或精神乌托邦？）我和她的观点一致，觉得越靠前的越好，靠前的大都是近作，说明你越写越有力，越来越成熟。”（1995年8月28日刘翔给陈超的信）后来，刘翔在论述陈超的专论中又再次高度评价了他的诗：“陈超作为当代少数几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之一是比较得到公认的，可是，作为一位诗人，他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其次才是评论家，而他的许多理论文章（《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深入当代》《精神大势》《思即诗》）充满诗意，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才能写出如此才气逼人的文章”（《陈超——“乌托邦最后的留守者”》）。好的诗是可以穿透时空的，远在新疆的沈苇读到陈超的诗集后非常激动，连夜回了一封长信：“以前读过的几首印象深刻的诗现在仍觉得很棒，如《博物馆或火焰》等。但如此系统读兄的诗有了更全面的体验，初步印象可能是不成熟的，还需进一步消化。我认为第一辑是‘雄辩，智性，尖锐的批判力，我称之为一种‘风骨;第二辑是‘记忆，个人体验与切肤的疼痛感;第三辑是‘反讽，读来痛快、过瘾;第四辑是‘亲切，也是明净，代表你身上安宁和放松的部分，使我想起苏东坡、陶渊明，一种寄情山水的古典回音。这些诗是语言的多棱镜。兄写出令人惊叹的多种类型的诗，并非语言的恶魔术和花招，而是一种综合能力，是心灵与才华的广度，因而有了表达的诸多可能。一位书斋里的‘老派人物（忧愤的古典主义者），他的视野如此开阔，令人钦佩。读你的诗我想起你的诗句：‘你的躯体如此细薄，可心儿却在砺石中奔跑。这是你自身的最好写照。”（2000年4月17日沈苇给陈超的信）
而从写作的内部来说，诗歌的操作难度是巨大的，也不是勤奋就能写出好诗的。诗集《热爱，是的》出版之后陈超写诗确实很少了。“我这一阵儿有点儿枯涸，写不出来的感觉。这更说明前一段写的大批量诗是天赐加‘人事也。”（陈超日记2004.6.2）这既需要所谓的灵感的恩惠，又是各种因素和际遇的合力在起作用，甚至还关乎一个人的身体状态和精神境遇。“写诗是说不清的，写不出来就是突然短路了。”（陈超日记2004.6.4）连奥克塔维奥·帕斯也要经历如此沉重的时刻：“我在黄昏的桌子上写着，用力地将笔架在它那几乎活着、呻吟并回忆着自己出生的树林的胸膛。黑色的墨水打开它巨大的翅膀。然而灯突然亮了并为我的语言罩上一层碎玻璃。一段锋利的光线切断了我的右手，我继续用溢出阴影的残肢书写。夜进入房间，对面的墙使它岩石的脸庞向前，一面面空气的手鼓置身于笔与纸之间。啊，只需一个音节就足以使世界跳动。但今晚连多容一个词的地方也没有了。”（《诗人的工作》）然而，诗人是在黑暗中仍然探究内核和寻找真相的人，他为此也必须付出代价。在现实的失败中寻求语言的胜利：“而我心中有多少倒扣的船只/却只能在身体的黑暗里开裂/然后腐烂。”（陈超《那些倒扣的船只》）
经过天生的语言“直觉”和多年的写作“训练”，在人生和写作的双重淬炼中陈超终于在八十、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下迎来了诗歌写作的高峰期。这一凛凛雪原般的峰期的到来却是以持续性的撕扯、眩晕、阵痛、颤栗、惊悸以及死亡的想象与精神重生换来的。这样的诗既是高蹈的又是及物的，既是面向整体的时代精神大势又是垂心自我渊薮的浩叹。在陈超这里，个人经验的公开化与公共经验的个人化能够很好地揭示出来。我看到陈超一次次走在时代转折点的“断裂”地带，那里是凛凛的风雪与陡立的绝壁。陈超的诗歌中不断燃起一场场死亡和重生的大火，当然随之也布满了灰烬和寒冷。
一个诗人必须具备躬身自省的能力，必须具备对时代和现实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1990年春天，陈超对自己的诗歌写作也包括对当时落潮的先锋诗歌有过极其深入的检视和反省：“在我诗歌艺术朝圣的道路上，曾留下许多轻描淡写的足印。于今想来，往日的迷梦是那么长久地羁留住我年轻的、颓废的、恬然自得的心。望着自己在一个时期写作的诗篇，它们像幽深死寂的东方庭院，那么宽和、绮丽，那么空虚。是的，那时我涉世未深，种族的血液暗中支配我，使我的审美情趣天然地朝着空灵静寂、萧然淡薄的士大夫气格打开。我将诗歌视作吟风弄月以调节心理平衡的迷香，即使其中保有一丝啸傲山林的狂悖，也是基于对现实生存的回避而发。渐渐地，我的阅历和生命体验告诉我，这种所谓物我合一的状态，这种幽寂清远的语境，并不能给现代诗带来任何意义上的伸展，哪怕仅僅是激活它有力而持久的形式。难道我们写作是为了修炼成一个隐逸者、山林居士或蔑视生存的狂生吗？”（《精神大势》）正是源自于此，“深入当代”不仅成为陈超个人写作的转变，而且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宏旨。陈超就是这样在一个个夜晚中于诗歌中安身立命，甚至完成室内的“案头剧”：“‘这里是1938年，也是1976年。/华北某拖拉机厂的一个青年工人/车床前开始酝酿他的《案头剧》。/2014年我遇到陈超在希腊的一家咖啡馆，/这里人来人往，有熙熙攘攘奇异的宁静。/灯光有些昏暗，照着他如常微笑的脸。/而老沙纳西斯跺脚，双手击着拍子/和那些停止衰老的人们一起唱着：/‘别错过今晚咖啡馆动人的演出，/那样的嘴唇，那样的眼睛/那样结实紧凑的年轻身体……”（蓝蓝《在安菲萨的老咖啡馆——我看到你在窗口坐着，正写着你的诗句》）
回到陈超作为诗人的一面，多年来被忽略的这种状况只是在近年才有所转变。
以前陈超的诗歌更多是发表于《非非》《北回归线》等民刊，当《诗神》《诗刊》《人民文学》《诗歌报月刊》《作家》《山花》《星星》等报刊纷纷刊载陈超的诗作——还获得过《作家》年度诗歌奖，陈超也推出自己从多年的诗作中精选出的诗集《热爱，是的》——这时的诗歌界才猛然醒悟，才形成了一种共识，原来陈超作为诗人的一面同样不逊色于他的诗论。当然这仍是一定限度之内的认可，与陈超真正的诗歌创作实绩和应有的地位并不匹配。2006年《诗刊》2月号下半月刊的“诗人档案”推出陈超专辑，包括《作品回放》（1986—1989）八首、《新作展示》（2000—2005）十一首以及创作年表，同期配发沐之（《心智澄明的诗人》）、周晓风（《朴素的先锋性》）、梁艳萍（《读者之思与思者之诗》）和霍俊明（《逆风劳作的诗人》）的评论文章。这一期《诗刊》的推荐语在我看来是中肯的：“陈超是以青年诗评家著称的，他的关于中外诗歌赏析的专著以及诗歌评论，对中国当下的诗坛都有较大的影响。作为诗歌评论家的陈超，同时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诗人。”此期《诗刊》的编者按还专门强调了陈超诗歌的现代性、先锋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陈超诗歌品质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
陈超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起点定为1987年：“我指的是由自发的写作转向自觉的写作。从此时起，我的诗歌理论也开始暗暗转型。在我看来，优秀的诗歌写作，应当持有健全的智慧，具备发现和创造语言内在全部复杂因素的意识;对传统和今天，占有整体包容和超越的平衡能力。它充满现实生存的感受，但它比生存更重要，作为一种本体的特殊的知识，它不是复制和评价生存，而是通过语言建立另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在这里，文化历史层面、现实经验层面、潜意识层面、唯形式本体层面等等，得到了深刻的综合处理。它不观察它洞察，它不回答它重新提出问题。它不追摹事件，它自身成为一个事件。优秀的诗歌，不是行云流水式的迅速下滑，它必须涉及到自身内部的互否、抵抗、分裂和相对，它的每一个文字，都使读者充满警惕。在几种不同向度拉开的场中，它承受范式读者反复进入的压力。诗的本质不属于其中任何个别的成分，它必须具有坚卓的结构，逃离诗人自我中心的态度，成为有机的自足空间。”（《诗神》1990年第8期）这几乎包括了陈超一生的诗歌见地和诗学观念。
一个黄昏，在青岛海滨。日渐污染的海滩隐没了教堂的钟声和十字架。这是揪心的严峻时刻。陈超望着远处的哥特式教堂、风车，突然涌出热泪。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充满活力的80年代已像虚幻的寓言。”在那一刻，物理学上的风车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十字架的隐喻。一个突然断裂的时代和精神之痛使得诗人突然涌出热泪。血液、风车、十字架、教堂、天空、星光显然形成了诗人高迥情怀的对应之物。他在那一时期的诗歌中所坚持的就是一个“精神留守者”“在广阔的伤痛中拼命高蹈”。“有些诗人找到的是精神避难的伊甸园，另一些诗人却寻找另一种更危险的精神家乡。前者以安恬为终的，后者以历险为终的。前者自恋，后者自焚。我热爱那些历险的诗人。说到底，精神的家园除去我们自身地火般的挣扎过程外，能到哪里寻找呢？”（《思乡病》）这既是现代诗的“思乡病”的基本母题，也是先锋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经历的精神炼狱般的寓言。
我看见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
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
乌托邦最后的留守者，
灰烬中旋转的毛瑟枪，
走在天空的傻瓜方阵，噢风车
谁的灵魂被你的叶片刨得雪亮？
在时代的转捩点上这是一个被时代强行锯开“裁成两半”的诗人。他必须经受时代烈火的焚烧，忍受灰烬的冰冷。火焰、灰烬、血液、头颅、死亡、骨头、泪水、心脏、乌托邦在这一特殊情势下的诗歌中反复现身。这一体验和想象在《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中得以最为淋漓尽致地凸显。这是一首直接参与和见证了一个时代死亡和重生之诗。当那么多的死亡的风暴、血液的流淌、内心的撕裂与转世重生的脆弱桃花一同呈现的时候，高蹈、义愤、沉痛、悲鸣的内心必须在历史语境和个人精神中还原。陈超在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之交完成的《风车》《空无与真实》《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青铜墓地》《博物馆或火焰》《艺徒与火焰赛跑者之歌》《回击死亡的阅读》是见证之诗、生命之诗、寓言之詩！它们代表性地呈现出当代诗歌在这一时期几乎是“一夜之间”发出的“绷断”、突变和暴烈转换。似乎每个人都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就是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的记忆的力量。陈超感受到一代人曾经的热望和理想是如此地脆弱，像桃花一样一夜之间被冷风寒雨吹落枝头：“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但桃花的骨骼比泥淖高一些，/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东方的隐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年轻，孤傲，无辜地倒下。/干净的青春，在死亡中铺成风暴。”（《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陈超深知这些理想主义的桃花会愿意再次死去，尽管坠落的过程中会粉身碎骨。这一时期诗歌中的陈超是一个低沉的哀痛者和献祭者。唐晓渡认为陈超这一时期《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是当代中国诗歌不可多得的力作，也是诗人在离心力一样的时代境遇中精神世界的最具代表性的揭示：“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以其内蕴的声音和形象抓住了我。我想象这是一个略显沙哑的男低音。他的目光迷茫而镇定，像刚刚参加完一场祭奠仪式;他的嗓音中有一种难言的沉痛和疲倦，但又发自丹田，富于生机和弹性。语速均匀而偏于缓慢，语气稍枯而韵力充盈，尽可能不动声色，以使我们更好地体察其中丰富的变化和精确的分寸感。”（唐晓渡《“身份之辨”，谈陈超的一首诗》）。刘翔则认为《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博物馆或火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是陈超最优秀的三首诗，这也是当代中国诗的重大收获。（《让灾难化为平稳墨迹的持久阵痛》）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其创作也由前期的高蹈知识型写作更多转向了对当下情境的关注和深入，体现了处理日常经验和身边题材的优异能力，如获得“2000年《作家》诗歌奖”的组诗《交谈》以及《未来的旧录像带》《秋日郊外散步》《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安静的上午》《早餐》等诗在保持一以贯之的形而上追问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生活和经验的日常细部和细密的纹理，从而在一种冷静、沉思、客观的调子中容留和维持了“诗不应当说明什么，而它本身就是”的内在真义。在这些回到日常生活现场和存在细节的观照与注视中，在干净、朴素、精准的语言中，他将记忆的温情苦涩与现实的烦琐和沉暗融合起来并予以适度的提升。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他的诗歌写作简单回到现场和当下，而是在当下的体验和抒写中坚持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志”的表述。
责任编校 谭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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